行政法第9條

1. 行政法第81題選項D為什麼錯誤，有法條依據嗎

81．田某認為區人社局記載有關他的社會保障信息有誤，要求更正，該局拒絕。田某向法院起訴。下列哪些說法是正確的？ A．田某應先申請行政復議再向法院起訴 B．區人社局應對拒絕更正的理由進行舉證和說明 C．田某應提供區人社局記載有關他的社會保障信息有誤的事實根據D．法院應判決區人社局在一定期限內更正[標簽： 知識類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提問者：kaoshi88 提問時間：2012-10-19最佳答案：本題考的是今年司考大綱新增的一個重要行政法司法解釋，即《政府信息公開案件規定》，屬於司考中新法必考的規律，請大家注意。【考點】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參考答案】BC 【逐項解析】本案不屬於復議前置的情形，當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故選項A錯誤。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案件規定》第5條規定：「被告拒絕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的，應當對拒絕的根據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說明理由義務的情況舉證。被告拒絕更正與原告相關的政府信息記錄的，應當對拒絕的理由進行舉證和說明。」故選項B正確。《政府信息公開案件規定》第5條規定：「原告起訴被告拒絕更正政府信息記錄的，應當提供其向被告提出過更正申請以及政府信息與其自身相關且記錄不準確的事實根據。」故選項C正確。《政府信息公開案件規定》第9條規定：「被告依法應當更正而不更正與原告相關的政府信息記錄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被告在一定期限內更正。尚需被告調查、裁量的，判決其在一定期限內重新答復。被告無權更正的，判決其轉送有權更正的行政機關處理。」故選項D錯誤。

2. 2020法考備考考點【行政法】行政強制的界定

一、行政強制的界定(★★)

行政強制，是指為了實施行政管理或達成行政管理目的，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人身、財產、行為等採取強制性措施的制度。行政強制是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兩項制度的合稱。

【關聯法條】《行政強製法》第2條 本法所稱行政強制，包括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

行政強制措施，是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為。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對不履行行政決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強制履行義務的行為。

(一)行政強制措施的概念、特徵和種類

1.概念

行政強制措施，是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為。

2.特徵

行政強制措施有以下特徵：

(1)預防性和制止性

行政強制措施的目的在於預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會行為的發生或擴大。

(2)臨時性和中間性

行政強制措施常常是行政機關作出最終處理決定的前奏和准備。

(3)主體只能是行政機關和經授權的組織

3.種類

【關聯法條】《行政強製法》第9條 行政強制措施的種類：

(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二)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

(三)扣押財物;

(四)凍結存款、匯款;

(五)其他行政強制措施。

(1)限制人身自由

行政機關為制止違法行為、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主要包括留置、約束、強制帶離現場、強制戒毒等。

(2)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

行政機關為了保障行政決定有效作出或者保障行政決定得到有效執行，依法對行政相對人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暫時封存。

(3)扣押財物

行政機關為了預防、制止違法行為，保障行政決定的執行，對行政相對人涉嫌違法的財物予以暫時扣留的行為。

說明：可移動的財物方可使用扣押方式，若財物不可移動只能就地封存。

(4)凍結存款、匯款

行政機關為防止當事人轉移或者隱匿違法資金，損毀證據，或者為保障行政決定得到有效執行，對當事人的賬戶採取的停止支付、禁止資金轉移的強制措施。主要針對當事人的資金賬戶，主要包括存款、匯款、有價證券等。

3. 行政法的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是有權的國家行政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以及有權機關的授權，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制
定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抽象行政活動。行政立法的涵義：行政立法是一種抽象的行政行為，其所針對的對象具有不特定性。行政立法是委託立法或叫准立法。行政立法是行政機關在職權范圍內的行為，其主體是法定的，許可權是有度的。行政立法必須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行政立法的結果包括行政法規和規章。在中國，行政立法大致有如下三點意義：第一，減輕立法的負擔。第二，現代行政國家的需要。第三，「因地制宜」的需要。 在中國行政法學的框架下，存在著授權立法和職權立法的兩分法。（1）授權立法。根據授權的來源不同，又可將授權立法分為以下三類：
a) 替代法律的授權立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2000年7月1日起施行，以下簡稱為《立法法》）第9條的規定，應當由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事項，在尚未制定法律前，中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授權國務院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
b) 特別授權立法。例如《第七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國務院提請審議授權深圳市制定深圳經濟特區法規和規章的議案的決定》（1989年4月4日第七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c) 法條授權。即在制定的法律中專設一條規定國務院可以就有關問題制定行政法規。
（2）職權立法。職權立法是指行政機關根據憲法和組織法所進行的立法活動。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規，有力的促進了中國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 (1) 國務院的行政立法許可權：a) 為領導和管理各項行政工作制定和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文件；
b) 尚未立法的事項先行制定行政法規；
c)憲法和法律規定范圍內批准。
(2)國務院各部門的行政立法許可權：
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
(3)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權：
依據地方組織法和相關法律，深圳、汕頭、珠海和廈門有地方規章的制定權。
(4)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行政立法許可權：
制定行政政策，發布行政命令和制定行政法規並頒布執行。
4. 體制
行政立法體制是指一個國家的行政立法主體的設置及其立法許可權的劃分，是一個國家整個立法體制的一部分。中國行政立法主體設置：
(1)國務院立法（制定行政法規）
(2) 國務院各部、委立法（制定部門規章）
(3)國務院直屬機構立法（制定部門規章）
(4)地方行政機關立法（制定地方行政規章）
(5) 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
5. 行政立法的效力涵義：
（1）行政法規、規章的拘束力和強制執行力；
（2）適用力。根據2001年頒布的《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的規定，行政法規、規章應當自公布之日起30日後施行；但是，涉及國家安全、外匯匯率、貨幣政策的確定以及公布後不立即施行將有礙行政法規、規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稅務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

最近有朋友來問：稅務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是什麼時候呢?稅務行政處罰的追訴又是什麼意思?今天我整理了稅務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分享給大家!

稅務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

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是指稅務機關對違反國家稅收法律法規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違法行為人追究行政法律責任的有效期限，如果超過這一期限，則不能再追究。可見，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能否准確界定是區分稅務機關執法行為合法與違法的一個重要標尺。科學、公正的稅務行政處罰時效追究制度對於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稅務機關行政處罰的效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一、建國後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的歷史演變

建國後我國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經歷了三個階段：

1、追究時效的缺失階段

建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由於“重實體、輕程序”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同其他行政處罰一樣，我國稅務行政處罰的追究時效處於虛無階段，包括1993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原《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在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上也是一片空白。這種狀況常常導致稅務機關執法效率低下，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充分保障。

2、追究時效的依附階段

1996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舉世矚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統一規定了行政處罰的追究時效。按照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稅務行政處罰作為行政處罰的一個分支，開始適用2年追究時效的規定。這雖然是一種依附式規定，但可以說是我國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零的突破，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稅務機關執法效率的提高，保護了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然而由於稅收違法案件的復雜性、特殊性，稅收執法裝備的滯後性，這種規定又不完全切合稅收執法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稅法的剛性。

3、追究時效的獨立階段

2001年4月28日全國人大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新征管法)，並於2001年5月1日開始實施 .在建國後稅收史上，該法第一次單獨規定了稅務行政處罰的追究時效，而且大大突破了行政處罰法中2年時效的規定，稅務行政處罰的追究時效同一延長為5年。稅務行政處罰享有的這一特殊禮遇受到了稅務執法部門的廣泛贊譽。但筆者認為，這一“歷史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適應了稅收執法的實際，有利於更好地震懾稅收違法行為;另一方面，這一突破是否真正科學、公正還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為了做好新舊《征管法》適用的銜接工作，2001年5月18日，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1]54號文)對適用新《征管法》與原《征管法》的一些問題加以明確，特別是對追究時效部分作出了補充規定：“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稅收違法行為發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前的，按原《征管法》的規定執行;發生在2001年4月30日以前的，按《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執行;發生在2001年5月1日以後的，按新《征管法》的規定執行。”

二、目前我國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存在的問題

1、 法律規定不嚴密。新征管法第八十六條規定：違反稅收法律、行政法規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在五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這一規定明確了違反國家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的涉稅違法行為的追究時效。但實際工作中，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制定的規章也可以設定行政處罰，其追究時效究竟是適用五年還是兩年的規定不夠明確。筆者認為，新征管法的立法本意是涉稅違法行為一律適用五年的規定。而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違法行為在兩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里的法律指的是狹義的法律，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會指定的規范性文件，如征管法。據此，則規章設定的處罰追究時效只能適用兩年的規定，這又違背了新征管法的本意。

2、追究時限未分類。針對稅務行政處罰的特殊性，新征管法突破了行政處罰法處罰時效的規定，這確實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筆者認為這一規定有矯枉過正之嫌。一是違背了行政處罰的公正原則。行政處罰法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這一規定當然包括追究時效的設定和執行。實際工作中，稅收違法行為的輕重有較大差異，追究時效相同導致結果不公正，如逾期申報和虛開專用發票兩種行為的危害性差異較大。二是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追究時效過長，特別是對一些惡性較輕的違法行為適用五年的規定，容易助長執法人員的執法惰性。三是與刑法規定的界限不清。我國刑法針對犯罪的輕重，規定了四檔追訴期限，較好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刑法的最低追訴期限也是五年，稅務行政處罰處罰的只是一般的違法行為，而非犯罪行為，籠統地規定其追究時效為犯罪追訴期限的底線，顯然忽略了違法與犯罪的惡性之差。

3、時效起點難計算。行政處罰追究時效起點的准確界定是保障行政處罰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標尺。新征管法對稅務處罰的追究時效未作規定，那麼行政處罰法的規定顯然適用於稅務行政出罰。行政處罰法規定，追究時效通常從違法行為發生之日起計算;違法行為有連續或者延續狀態的，從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實踐中上述條款如何理解爭議很大。如在稽查案件中“違法行為發生之日”究竟是指違法行為作出之日、檢查開始之日、還是審理之日、還是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送達之日，各地執行不一。“連續狀態”、“延續狀態”如何區分，時間間隔如何把握，執法實踐中往往令人困惑不已。新征管法第八十六條規定“違反稅收法律、行政法規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在五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其中“發現”如何理解、如何執行也是困惑執法人員的執法難點。

4、補充規定不合理。根據總局的補充規定，對發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後2001年4月30日之前的稅收違法行為實施處罰應適用《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即2年的追究時效;對發生在2001年5月1日之後的稅收違法行為實施處罰應適用新《征管法》第八十六條之規定。這兩種情形都符合追究時效的從舊兼從輕原則，合理又合法。但根據該補充規定，對發生在1996年9月30日之前的違法行為實施處罰應適用原《征管法》的規定，而原《征管法》對追究時效又沒有限制，那麼根據法理，稅務機關對上述違法行為進行追究仍然是合法的，這就必然會出現這樣一種不合理的現象：發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後2001年4月30日之前的稅收違法行為可能因超過追究時效不被處罰，而發生在1996年9月30 日之前的違法行為，稅務機關依法則必須追究，不追究稅務機關就違法，稅務機關如果追究合法但又不合理，對納稅人而言可以說是顯失公平。

三、完善我國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的幾點建議

完善稅務行政處罰的追究時效是實行稅收執法責任制、全面推進依法治稅的前提條件。法治的經典含義包括兩部分：一是法律得到人們普遍遵守。二是人們普遍遵守的法律是良法。稅務行政處罰的追究同樣如此，如果追究的制度本身不公正、不科學，其追究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盡快完善我國的稅務行政處罰追究制度應是我們的必然選擇。筆者認為，目前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改進：

1、國家立法機關應明確“法律”的外延。

首先要明確我國稅務行政處罰的追究時效選擇的是一元體制，還是二元體制，如果選擇的是前者，筆者認為，國家稅務總局應建議全國人大會對新征管法進行立法解釋：第一種方案，明確新征管法五十六條的“法律”包括稅收規章。這種辦法比較生硬，因為從“法言法語”角度來看，“法律、行政法規”中的法律通常是指狹義的法律，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會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第二種方案，修改第八十六條，在行政法規後增加“、地方性法規、規章等”。

2、參照刑法模式修改《征管法》的相關規定。

為了保證追究時效的科學、公正，我國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模式，對稅務行政處罰的追究時效分兩類規定，違反稅收征管基礎管理的違法行為追究時效為兩年;偷稅、抗稅、騙稅等情節較重的違法行為追究時效為四年。

3、在稅收規章中細化追究起點的確定 方法 。

《行政處罰法》對追究時效的規定比較籠統，新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對稅務行政處罰追究時效的計算起點均未作出較明確的規定，筆者認為國家稅務總局應該根據稅務行政處罰的特點制定單行的《稅務行政處罰實施辦法》，結合稅收違法行為的類型對“違法行為發生之日”的確定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對“連續狀態”、“延續狀態”等模糊用語的內涵和外延作出較明確的解釋;對“發現之日”如何把握作出較規范、統一的規定。特別是“發現之日”的認定在稽查案件很不一致，有的地方認為應是檢查 通知書 送達之日;有的地方認為應是檢查結束之日;有的地方認為應是內部審理完畢之日;有的地方認為應是稅務行政出罰事項告知書送達之日等等。執法標準的不一致必然導致執法不公，必然會侵害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4、盡快修改總局下發的補充規定。

國家稅務總局在制定單行的《稅務行政處罰實施辦法》之前應盡快對《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1]54號文)中的追究時效部分進行修改。筆者認為應將“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稅收違法行為發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前的，按原《征管法》的規定執行;”修改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稅收違法行為發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前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按《刑法》的規定執行;”，這樣修改才符合從舊兼從輕原則。

稅務行政處罰

稅務機關實施的一項制裁性法律行為。適用於違反稅法但尚不夠給予刑事處分的納稅人。稅收行政處罰是稅務機關依法行政最有力的保障，其基本形式是罰款。這里應當說明兩點，

一是稅務機關請求其他行政機關施行的處罰不應認為是稅收行政處罰，否則稅收行政處罰與其他行政處罰則失去了必要的界限，稅收行政處罰應以自身享有的處罰權實施行為為標志。

二是對稅務人員違法的處理是行政處分而不是行政處罰，其區別在於行政處分是依據行政機關內部規定對內部工作人員違法實施的，而行政處罰是依據普遍適用的法律、法規、規章對管理相對人實施的;行政處分的形式包括警告、通報批評、記過、記大達、降職降薪、開除公職等，與行政處罰不同。

稅務行政處罰適用的要件有哪些?

行政處罰的適用與行政處罰立法(包括設定)的概念相對應，是對行政法律規范規定的行政處罰的具體運用。它具體是指行政機關和法律授權的組織在認定行為人行政違法的基礎上，依法決定對行為人是否給予行政處罰和如何實施行政處罰的活動。它是將行政法律規范規定的行政處罰的原則、形式、具體方法等運用到各種具體行政違法案件中的活動。

行政處罰的適用，必須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行政違法行為為前提，對沒有實施行政違法行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不得給予行政處罰;必須以法律及法規為依據，法無明文規定不得處罰;必須由享有行政處罰權的主體實施;所適用的對象必須是行政違法者而非行政違法行為及相關的財物，且具有一定的責任能力;適用行政處罰還需要違法者具有主觀過錯條件，沒有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不得適用行政處罰。

此外，適用行政處罰還要考慮追究責任時效。具體來說，行政處罰的適用前提，一是違法主體由作為行政管理對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構成;二是在客觀方面存在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為。上述若干方面，是構成行政處罰適用的必要條件。在具備這些條件的基礎上，處罰主體決定行政處罰所適用的內容即對違法者是否給予行政處罰和如何實施行政處罰等。適用的內容具體說來主要包括：

(1) 決定是否給予行政處罰;

(2) 什麼樣的處罰即行政處罰的具體形式警告、罰款、拘留、吊銷許可證、責令停產停業等;

(3) 決定從輕、從重、單處等等具體裁量方法;

(4) 只給予一種處罰還是數種處罰;

(5) 罰款與罰金的折抵;

(6) 稅務行政處罰的追責時效。《征管法》第86條規定：違反稅收法律、行政法規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在5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行政處罰的適用既是一個實體問題，同時也是個程序問題，適用的過程也就是實體與程序綜合的過程。

行政處罰的適用是處罰實施主體對違法案件具體運用行政處罰罰法規范實施處罰的活動。

一、應受處罰的構成要件

應受處罰的構成要件是指某種行為受到行政處罰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它是實施行政處罰時必須加以確認的。具體的構成要件是：

(1) 必須已經實施了違法行為。違法事實已經客觀存在，不能將行為人主觀想像或者計劃設想當作違法行為。

(2) 違法行為屬於違反行政法規的性質，行政處罰只能針對違反行政法規范的行為。

(3) 實施違法行為的人是具有責任能力的行政管理相對人。受到行政處罰的相對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其中法人和其他組織都是具有責任能力的主體，可以適用行政處罰，而對於公民則必須是達到責任年齡、具有責任能力，才能實施處罰，因此，《行政處罰法》規定：不滿14周歲的人有違法行為，不予行政處罰;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有違法行為的，不予行政處罰。

(4) 依法應當受到處罰。相對人有違法行為存在，但因有些違法行為可能尚未達到受處罰的程度，或者因法律有特別規定而不應給予處罰的，行政機關不能對其實施行政處罰，只有法律明確規定應受到處罰的違法行為，才能適用行政處罰。

二、不予處罰的規定

不予處罰是指行為人雖然實施了違法行為，但由於具有特定的情形而不給予處罰。《行政處罰法》規定有下列情形的不予處罰：

(1) 不滿14周歲的人有違法行為的;

(2)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有違法行為的;

(3) 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

三、從輕或減輕處罰

從輕處罰是指在行政處罰的法定種類和幅度內，適用較輕的種類或者處罰的下限給予處罰，但不能低於法定處罰幅度的最低限度。減輕處罰是指在法定處罰幅度的最低限以下給予處罰。根據《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從輕或減輕處罰適用於以下情況：

(1) 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有違法行為的;

(2) 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後果的;

(3) 受他人脅迫有違法行為的;

(4) 配合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有立功表現的;

(5) 其他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的。

四、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

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是指對違法行為人的追究責任，給予行政處罰的有效期限。如果超出這個期限，則不再實施行政處罰。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為兩年，在違法行為發生後兩年內，未被行政機關發現，在兩年後，無論何時發現這一違法行為，都不能給予行政處罰。時效的計算，是從違法行為發生之日起計算，如果違法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則從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連續狀態是指行為人連續實施數個同一種類的違法行為，如一個月內，每天都在銷售盜版光碟。繼續狀態是指一個違法行為在時間上的延續，如製作盜版光碟先後花了15天的時間。

追訴時效為兩年，屬一般規定，如果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則依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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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管理權，相關法律、法規裁量有不同規定時，行政機關應充分考慮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從更有利於行政相對人的利益保護角度選擇處理方式，行政裁量不得違反比例原則。
【案例索引】
一審：諸暨市人民法院（2008）諸行初字第15號行政判決（2008年7月3日）
二審：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紹中行初字第37號行政判決（2008年11月25日）
【案情】
原告：郭建軍
被告：諸暨市國土資源局
諸暨市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郭建軍系諸暨市暨陽街道東三村趙四自然村村民。2001年3月開始，郭建軍在拆除老房的基礎上，未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重建東面一間40.96平方米的住宅。2002年11月16日，諸暨市人民政府向郭建軍頒發了諸暨集用（2002）字第1—13279號《集體土地使用證》。2006年2月7日，諸暨市人民政府以郭建軍未經批准、擅自重建東面一間面積為40.96平方米的住宅，提供的房屋權源證明失實為由，對郭建軍作出諸政行決字（2006）第1號行政決定，撤銷諸暨集用（2002）字第1—13279號《集體土地使用證》，由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依法辦理更正登記。郭建軍不服，向紹興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2006年5月28日，紹興市人民政府作出維持諸暨市人民政府行政決定的復議決定。郭建軍於2006年6月19日向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院於2006年8月3日作出（2006）諸行初字第22號行政判決：維持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決定。郭建軍不服，提起上訴，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06年10月27日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07年3月22日，諸暨市國土資源局對郭建軍未經審批、非法佔地建房行為進行立案查處。2007年9月11日，諸暨市國土資源局向郭建軍送達行政處罰告知書。2007年11月28日，諸暨市國土資源局認為郭建軍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第三款和《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之規定，屬非法佔用土地的行為。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對郭建軍作出責令其退還在暨陽街道東三村郭庄處非法佔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諸土資監罰（2007）第169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郭建軍不服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於2008年1月28日向諸暨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2008年4月20日，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維持諸土資監罰（2007）第169號行政處罰決定的復議決定。
郭建軍不服，訴至法院。
【審判】
諸暨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統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土地的管理和監督工作。諸暨市國土資源局是諸暨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其對郭建軍擅自建房行為進行查處，主體適格。《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農村村民住宅用地，經鄉（鎮）人民政府審核，由縣級人民政府批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規定，已建的建築物、構築物，需要重建、擴建的，應當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和城市規劃、村莊和集鎮規劃，並依法重新辦理規劃、用地審批手續。郭建軍從2001年3月開始，未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在暨陽街道東三村土名為郭庄處，將原平房拆除後重新建造佔地40.96平方米三層住宅。諸暨市人民法院（2006）諸行初字第22號和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紹中行終字第55號行政判決書，分別確認郭建軍違反法律法規，擅自建造40.96平方米住宅的事實。諸暨市國土資源局根據郭建軍非法佔地、擅自建房的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關於農村村民未經批准或者採取欺騙手段騙取批准，非法佔用土地建住宅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退還非法佔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佔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規定，對郭建軍作出責令其退還非法佔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限郭建軍在處罰決定書接到之日起十日內自行拆除非法佔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據此判決：
維持諸暨市國土資源局於2007年11月28日作出的諸土資監罰（2007）第169號行政處罰決定。
郭建軍不服，提出上訴。
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行政處罰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不予行政處罰。說明行政執法中行政裁量必須遵循執法成本和執法收益的均衡，應當符合比例原則。從行政執法目的和手段關系而言，手段對目的應當是適當的，雖然行政目的是正確的，但也必須選擇是合適的手段。行政機關必須選擇相對成本最小的執法手段，選擇對行政相對人最小侵害的方式，從而使行政執法的成本與執法收益相一致。
本案上訴人郭建軍在拆除60多平方米老房的原宅基地上，重建一間40.96平方米的住宅,並未多佔其他土地面積，也未改變土地用途和性質，從庭審調查情況及雙方提交的證據看，上訴人所建房屋是否違反城市規劃及所在村區域是否有具體的規劃要求，被上訴人未提供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而且從實際狀況看，上訴人的重建房屋與其他房屋在結構上已聯為一體。可見，上訴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於其他未經審批非法佔地行為相對輕微。
《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規定「已建的建築物、構築物，需要重建、擴建的，應當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和城市規劃、村莊和集鎮規劃，並依法重新辦理規劃、用地審批手續。不改變土地用途並在規定的佔地面積范圍內重建的，應當簡化手續，及時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農村村民未經批准或者採取欺騙手段騙取批准，非法佔用土地建住宅的，由縣級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退還非法佔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佔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被上訴人在《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規定的補辦手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拆除選擇中，應當考慮上述特定的基本情況，首先選擇最小侵害的方式，在此方式不具備條件時，可再考慮更嚴厲的制裁措施。也就是，農村村民宅基地原拆原建，不改變土地利用性質，不擴大土地利用面積，不違反城市規劃、村莊和集鎮規劃，雖未經審批，但其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於其他未經審批非法佔地行為相對輕微處理方式，應有所區別。否則行政裁量不符合比例原則。因此，被上訴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屬於適用法律錯誤。原審判決維持不當。關於上訴人提出的行政處罰的時效問題，對非法佔用土地的違法行為，在未恢復原狀之前，應視為具有繼續狀態，因此本案未超過行政處罰追訴時效。據此判決：
一、撤銷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法院（2008）諸行初字第15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作出諸土資監罰（2007）第169號行政處罰決定。
【評析】
行政法的基本使命就是要確保政府官員對裁量權的行使負責。如果不對行政自由裁量決定實質內容進行適度的司法審查，那麼行政訴訟的合法性審查制度也會暗淡無光。所謂行政自由裁量就是指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對作為或不作為，以及怎麼樣作為在方法、種類、幅度、結果、程序等進行選擇的權力。對自由裁量的司法審查就是審查裁量決定是否合理，裁量權有沒有不適當地行使。法院在什麼層面，依據什麼標准控制對行政裁量行為司法審查的深淺？如何才能保證行政裁量是適度的，不會為目的而不擇手段，不會採取總成本高於總利益的行為。在大陸法系中，是通過手段與目的之間的衡量來實現，即藉助比例原則來進行有效控制。行政機關的裁量行為，既要保證行政管理目標的實現，又要兼顧保護相對人的權益。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用相對人的權益遭受最小的侵害，這就是行政法比例原則的核心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從文義上看，該條款有明確而詳細的規定屬於羈束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必須嚴格依照法律不具有主觀判斷而進行選擇的空間。但是，行政主體在選擇適用法律過程中是無法迴避自身的主觀參與及價值判斷的。更何況在本案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在行政處罰中同時引用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規定。該《辦法》明確已建的建築物在符合相關規劃時，不改變土地用途並在規定的佔地面積范圍內重建的，存在重新辦理審批手續並且應當簡化手續及時批准。顯然，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理方式有明顯的不同，行政主體對處理的結果存在裁量的選擇。上訴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於其他未經審批非法佔地行為相對輕微，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作出拆除處罰，顯然與其違法程度不相適應，違反了行政裁量的比例原則。筆者認為，紹興法院作出撤銷判決是正確的。

6. 台灣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全文】淺析大陸和台灣地區的行政訴訟法比較
作者：佚名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的引用比大陸更為明確。大陸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第114條中原則性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訴訟法規定外，對本法沒有規定的，可以參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事實上行政訴訟程序的每一具體步驟可以參照哪些民事訴訟法條文很不確定，可見大陸引用民事訴訟法條文實際上是一種彌補行政訴訟法不足的手段，由於被引用的條文並未明確下來，這些條文並未成為行政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相比較而言，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行政訴訟中每一具體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訴訟法條文均一一列出，便於操作，從而使這些條文成為行政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以及行政訴訟法結構之差異
1.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的區別
目前較為典型的行政訴訟體制有兩類，也稱為行政訴訟的一元制與二元制。一元制又稱合並主義，以英美為典型代表;二元制為分離主義，以法、德、奧等大陸法系國家為代表。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屬於典型的分離主義。行政訴訟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管轄。行政法院獨立於其他普通法院(但較為獨特的是它與普通法院均隸屬於「司法院」)。並且將行政訴訟由以前的一級一審改為兩級兩審。這既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註：在國民黨政權盤踞大陸時期，行政案件數量很少。從1933年至1947年15年間，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僅有2件，最多也僅為82件。故只設中央一級行政法院足以應付需要。國民黨政府到台灣後沿用舊的行政訴訟體制，一級一審體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數據引自《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一)》，第313頁。)也是為了進一步給予當事人以充分救濟。當然這也與台灣地區行政法學者大力推動有密切關系。大陸地區行政訴訟體制則屬於合並主義即一元制。行政案件與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轄。但較為獨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內設有行政審判庭，具體負責行政案件的審判。雖然大陸也有學者呼籲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況下難度很大。大陸普通法院共設四級，也是兩審終審制，存在著級別管轄的問題(台灣地區行政法院共設兩級，一審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不存在著級別管轄的問題)。
台灣地區行政法院隸屬於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違憲審查權，因此其行政訴訟法第252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確信有抵觸憲法之疑義時，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大陸法官沒有違憲審查權，並且在第53條規定，行政規章之間相互矛盾時，得聲請國務院予以裁決。這一規定被學者們認為是大陸行政訴訟法中最不和諧的音符。
2.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的結構存在差異
大陸行政訴訟法與大陸民事訴訟法的結構相似，分為總則、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和受理、審理和判決、執行、侵權賠償責任、涉外行政訴訟、附則等共計11章。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則分為：總則、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程序、上訴審程序、抗告程序、再審程序、重新審理、保全程序、強制執行程序、附則共計9編。
台灣地區以不同審級的、不同性質的審判程序為單位架構其行政訴訟法體系。將受案范圍、管轄、當事人，以及共同的訴訟程序如送達、當事人書狀、期間、訴訟卷宗、訴訟費用等均歸之於總則內容。這樣簡潔明了，便於操作。
另外從總體上看，雙方行政訴訟法均有對方所不具備的內容。大陸行政訴訟法所獨具的內容有：侵權賠償責任，涉外行政訴訟，以及總則中關於行政案件審理所應遵循的原則等。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所獨具的有：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中的和解，一審簡易訴訟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審理等。
大陸行政訴訟法雖然也有總則，但其內容不似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總則那樣將所有共同的不屬一審、二審、再審等程序的規范均包容在總則中。大陸行政訴訟法總則實際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訴訟的目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的原則。可見大陸行政訴訟法總則實質上是該法的綱領，雙方對總則的認識存在明顯差異。
四、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之差異
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均於總則第一條簡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陸行政訴訟法指明其目的是：「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依此規定，立法者賦予行政訴訟法鮮明的控權色彩。這也與大陸行政法學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權論還是平衡論均認為行政訴訟法的主要功能為控制、監督行政權的有效行使。正因為此，使得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在中國行政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發展中具有開創中國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義。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指出其目的為：「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相較之下少了「監督」二字使具控權色彩較淡，更側重於行政訴訟法作用的均衡發展，既保障行政權的有效運行，同時也注重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但其多了「增進司法功能」一語。將其列入總則中體現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總之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實際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並對以後的條文產生較大影響。
五、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差異
1.受案范圍的確定方式不同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的確定方式為概括式。在其第2條中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並對兩種特殊情況作出處理，即第9條規定可受理自身利益並未受到侵害的人民，為維護公益提起的訴訟。並規定選舉罷免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受理(這些也均屬於公法上的爭議)。
大陸行政訴訟法受案范圍採用結合式即首先在該法第2條作了概括式的規定，並在該法第11條作了列舉(先作內容列舉，再作法律列舉，最後在該法第12條作了具體排除列舉)。
2.受案范圍不同
大陸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時，有權依本法提起訴訟。這里它要求首先應是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而抽象行政行為則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其次，權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權起訴，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又將「合法權益」限定在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這兩類，而政治權益、受教育權益則無形中被排除在外。並且對於非行政主體的公法人如公立學校，公立醫院等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時，對他們提起的訴訟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據不很明確。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則比大陸廣得多，認為公法上的爭議均可提起訴訟。有些台灣地區學者將公法定義為規范公權力的法。由它引起的爭議，其范圍顯然要比行政權行使引起的爭議范圍大得多。(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規定對公法契約爭議與選舉爭議也可提起訴訟。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對公法上的爭議所提起的訴訟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受理。)
我國大陸地區不承認公私法的劃分，所以在行政訴訟法中將其受案范圍定義為公法上之爭議顯然不恰當。但我國大陸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所採取的混和式規定的模式其缺點也十分明顯，正如台灣地區學者管歐所言：「列舉主義其優點在於規定明確，防止濫訴、杜絕紛擾。唯社會新興事業日多，行政事項極繁，列舉既難免遺漏，且無法適應變動不居的行政事項，若不在列舉的范圍之內，則因違法行為所受的權利損害，即無法定的救濟。至於概括主義，其得失則與列舉主義相反。唯就行政訴訟制度的趨勢及法制思想與社會進步的情形言之，則由列舉主義而趨向於概括主義。」瑞士公法學者魯克認為列舉主義是行政訴訟達成概括主義的一種過渡手段。事實上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也是從列舉主義經過司法機關不斷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與行政法院的見解均認為公務員與國家關系乃特別權力關系，公務員不得對其身份上所受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但經大法官屢次解釋之後，公務員對於公法上財產權之爭議，以及免職處分或對於公務員身份有重大影響之處分，均得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最終導致由列舉主義過渡到概括主義。大陸行政訴訟司法實踐實際上也在不斷突破列舉主義給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為最終也應納入行政訴訟范圍之內。目前英美等國已有條件地將其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中。台灣地區由於採用概括主義，實際上也已把它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內，大陸在這方面與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管轄的規定不同
大陸由於地域廣大，並且設有四級法院，其管轄較為復雜。可分為級別管轄、地域管轄與裁定管轄。地域管轄適用原告就被告原則，但也規定了幾種特殊的地域管轄，主要有：經過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由原告選擇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大陸行政訴訟法尤為注重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凸現其控制監督行政權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為兩級兩審制，一審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因此不存在級別管轄的問題，地域管轄則普遍適用原告就被告原則。雖然比大陸簡單，但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對行政權的監督控制力度顯然不如大陸行政訴訟法的大。大概由於其受大陸法系影響較深之故。
七、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參加人制度之差別
1.原告資格的區別
大陸行政訴訟法對原告資格提出嚴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認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受到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侵害的行政相對人。在行政訴訟中行政主體只能是被告。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中原告的資格是依據訴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銷之訴與請求處分之訴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對人。確認之訴與給付之訴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對人，也可以是行政主體。這與大陸行政訴訟法有很大的區別。尤為獨特的是在某些情況下，提起行政訴訟不以其權益受到侵害為前提。如台灣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特別規定者為限。第25條，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於其章程確定目的范圍內，由多數共同利益之社員，就一定之法律關系，授與訴訟實施者，得為公共利益提起訴訟(大陸在這種情況下，該社團法人沒有原告資格)。可見，現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於行政訴訟利益的保護范圍進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將部分反射利益、事實利益納入訴訟利益范疇，且這些利益並非僅局限於某特定個人，可以為他人甚而是社會大眾之共同利益。考慮到具體受行政侵害之個人未必會提起行政訴訟，立法者承認公益社團的訴訟主體資格，允許它為其成員或社會上更廣泛抽象之集團利益提起行政訴訟。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於更好地監督行政機關合法行使職權。
相形之下大陸行政訴訟適格原告條件過於苛刻。正如韋德所指出的：對於原告的適格，採取限制性規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發展。大陸行政訴訟適格原告條件應該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實現訴訟權利。
2.適格被告條件存在差別
在大陸，當被委託機關或者個人因行使被委託的職權而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時，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時以原行政機關為適格被告，受委託組織或個人為第三人。
在台灣地區，人民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團體或個人為被告，而不像大陸以委託機關為被告。
3.訴訟代理人資格的區別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規定，除律師外，依法令取得訴訟事件代理人資格者、因職務關系為訴訟代理人者、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者可以為訴訟代理人。
大陸行政訴訟法規定：律師、社會團體、提起訴訟的公民的近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以及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託為訴訟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選擇的訴訟代理人的范圍比台灣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陸，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在行政訴訟中被賦予一些優於其他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如可以依照規定查閱本案有關材料，可以向有關組織或公民調查收集證據。而一般當事人行使上述權利需人民法院批准，並且不得查閱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內容。台灣行政訴訟法則未授予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優於其他訴訟代理人的權利。
4.當事人訴權存在差異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授予當事人的訴權比大陸為多，而且當事人的訴權不僅平等，而且近似於對等。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原告有起訴權，被告有反訴權。原告撤訴權的行使在某些情況下也應征詢被告的意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當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訴訟等等。而大陸行政訴訟法控權色彩十分濃厚，它追求當事人訴權實質上的平等，為保障原告訴權的有效行使，往往對作為被告的行政主體的訴權作某些限制，如訴訟中不可自行收集證據，需負舉證責任等。可見大陸行政訴訟法在這個問題上的立法理念仍然優於台灣地區現行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中前置程序之間的區別
大陸行政訴訟法中有關行政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較為復雜，採用自由選擇為主，先行強制為輔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復議前置由各具體法律加以規定。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中有關行政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則較為簡單，它將行政訴訟分為撤銷訴訟、給付訴訟與確認訴訟。對於撤銷訴訟一律需要先經過訴願程序，即復議程序。而確認之訴中雖未明確指明需訴願前置，但實際上也有訴願前置的要求。給付之訴在實務上往往與確認之訴或撤銷之訴密切相關，因而可以認為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以訴願前置主義為其基本原則。這與台灣地區行政法受大陸法系行政救濟制度傳統影響較深有關。對於前置程序目前有兩派截然相反的意見：贊同者認為訴願前置更有利於尊重行政權，維護行政統一，並且經過訴願程序的過濾淘汰將大大減輕法院的負擔。從整個救濟系統來說，此設置也便於協助人民澄清疑點，擴大救濟機會以及加速救濟程序。反對者認為：將訴願列為行政訴訟之先行程序究其實際，實有先行強制主義與行政選擇式任意主義之別。訴願制度日益完善，使其與行政訴訟制度並存，孰曰不宜[2]?主張以先行選擇主義代替先行強制主義，使訴願成為與行政訴訟、請願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濟制度。也有學者建議，對有些情形的違法處分得不經過訴願或再訴願程序，逕直提起行政訴訟。
目前在世界各國中訴願自主選擇主義已成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法國，原則上也採用自願選擇主義。德國行政訴訟法中就確認訴訟，一般給付訴訟及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對聯邦最高官署或聯邦最高官署所為之撤銷訴訟或義務訴訟，均採用直接訴訟。大陸行政訴訟法較為充分地尊重當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灣地區現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則顯得過於保守，但與1975年版的「兩級訴願一級訴訟」體制和「再訴願前置主義」相比無疑已有進步。顯然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在這一問題上還應有所發展。
九、證據制度之間的差異
1.舉證責任之間的差異
大陸行政訴訟中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行政主體在訴訟期間應舉證其作出的行政行為的事實上與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認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證據)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奉行職權主義原則，(註：事實上現行行政訴訟法頒布之前，台灣行政訴訟法並無舉證責任的規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訴訟法來確定舉證責任。但司法實踐中也出現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的案例。參見[台]陳清秀：《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94年8月版，第316頁。)即行政法院就訴訟關系所依據重要之法律事實上收集及澄清負完全責任。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行政法院依職權調查事實關系，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程序，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第134條：當事人主張之事，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甚至人民無法對其主張舉證，而需借重法院之職權時，亦可請求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以維護人權。雖然職權主義的本義為更好地調集證據，但其效果顯然不如大陸的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的規定。
2.證人作證責任的差異
大陸將作證作為知情者的法定義務，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證的義務，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國家機密時可以免除作證的義務。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145條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之有親密關系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蒙恥辱者，得拒絕證言。即使自願作證亦不得令其具結。顯然這與受西方人權思想影響較深有關。
3.證人作證范圍之差異
在大陸，證人作證僅限於與案件有關之事實，而不涉及法律問題。與案件有關的法律問題由被告舉證，原告亦可就法律問題舉證證明其主張。
台灣行政地區訴訟法第162條規定：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就訴訟事件之專業法律問題，征詢從事該學術研究之人，以書面或於審判期日到場陳述其法律意見。可見就法律問題，台灣地區可以要求證人作證。
事實上大陸在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訴訟中，法官往往會接受法學專家對法律問題提出的意見，但目前尚未見諸於法條。
4.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時間限制不同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中未對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時間予以限制。大陸行政訴訟法對被告收集證據的時間有嚴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訴訟過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證人收集證據(第33條)。其目的為更加嚴格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5.對訴訟參與人妨礙證據調取的處理方式不同
大陸對妨礙證據調查的訴訟參加人的處理方式為處罰，如訓誡、責令具結悔過、罰款、拘留等。台灣地區則遵循「任何人不得從其不當行為中獲利」這一古老法律原則，對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規定，其第139條規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困難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這一規定顯然比大陸單純使用處罰這一方式更為科學。
十、一審程序中存在的差異
在一審程序中，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之間存在諸多差異。最為明顯的為台灣地區一審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時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調解。台灣地區行政審判一審中還有簡易訴訟程序。之所以會存在這種情況是因為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為給予當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濟而不似大陸將其定位於控權法。因此只要能達到給予當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濟這一目的，簡易程序以及和解、調解等並非不可接受。而且由於其迅速、簡便，處理小型公法上的爭議優勢尤為明顯。但缺點是對行政主體的監督不力。因此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不宜引進這些制度。(註：由於大陸法系國家較為強調其保權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中被廣泛採用。參見陳清秀：《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94年8月版，第343頁。)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機關法治意識還不十分強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時，大陸要求法官應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原則。而台灣地區則遵循法官自由心證原則。其行政訴訟法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前項判決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證明於判決。顯然大陸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裁量標准太理想化了，實際上也難以完全達到，尚不及台灣「法官自由心證」這一規定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