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學課本論文
① 法律專業畢業論文8000字範文
法律是保護我們安全的重要內容，存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帶來的關於法律8000字 畢業 論文的內容，歡迎閱讀參考!
法律8000字畢業論文篇1：《淺談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基礎》
摘 要 法律信仰作為法治國家的精神基礎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無疑意義重大，本文通過對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麼樣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闡述，闡釋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關鍵詞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國作為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已經有十二年之久，為了實現依法治國的理想圖景，我國已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基本有法可依。雖然有法，但法律在實踐當中權大於法、人大於法、以言代法、以權廢法的現象比比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歸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與一紙具文無異，就似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①。”法律作為信仰的唯一對象在培養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們究竟要信仰什麼樣的法律?良法作為一種有別於惡法的良善之法應作為法律信仰的當然對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為理論基礎，通過以下邏輯來分析良法的這種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國方略的精神基礎，這種精神基礎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為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對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那什麼樣的法律才會被信仰呢?價值合理、規范合理、體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應成為法律信仰的對象②。
二、法律信仰與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詞在《辭海》中並沒有針對性的解釋，只有對信仰的解釋為：“信仰是對某種宗教，或對某種主義極度信服和尊重，並以之為行動的准則③。”謝暉教授認為“法律信仰是兩個方面的有機統一：一方面是主體以堅定的法律信念為前提並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規則作為其行為准則;另一方面是主體在嚴格的法律規則支配下的活動④。”由此，筆者認為法律信仰是指社會主體對法律的信服和尊重，並將這種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狀態轉化為行為准則的過程。法律信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止不動的，是包括心理狀態和行為過程的有機統一。也就是說，法律信仰不僅存在於理論上，而且踐行於法治實踐中。
(二)良法
良法是與惡法相對應的法哲學范疇，是一個廣泛且不斷發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實質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對良法下個確切的概念不容易，可從良法的標准來探討良法的概念。李龍教授主編的《良法論》一書認為良法的基本標準是：價值合理性、規范合理性、體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筆者認為，良法應從應然角度考慮，良法應是實質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機統一，由此，法律應當是怎樣的，而非法律實然或已然是怎樣的。價值合理性應是良法的靈魂，規范合理性、體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為了實現良法的價值合理性服務的。因此，良法應是符合自然、社會、人類發展規律的，能夠滿足主體享有最一般人權、公平正義的，並能為大多數獨立社會主體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則。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
法律信仰作為信仰的一種，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則當且僅當是法律，而不能是諸如權力、教義、風俗習慣之類的對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還有其他對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養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權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濟性”是法律成為法律信仰對象的內在因素⑥。此外，規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為法律信仰對象的前提條件⑦。正是因為法律保障人權、救濟權利、實現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確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
四、什麼樣的法律才會被信仰
依法治國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並不斷完善法律體系才能為依法治國提供法律基礎，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國的精神基礎，只有法律真正為社會主體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實現法治，但是並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會被信仰，還要看這種法律是否具有價值合理、規范合理、體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夠保障人權、救濟權利、實現利益，是否能夠體現法律的應然性(公平正義性)，即法律應是良善之法，是為良法。
五、良法對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據謝暉教授將法律信仰分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動兩方面來看⑧，良法對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過以下兩方面來實現：1.良法對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個有關個體主觀心理的概念，內在包涵著個體對法律的信服和尊崇，並把這種信服和尊崇內化為一種恆定的意念，而這種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實現主體的某種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濟性、自由-人權性，使其具備被信仰的價值基礎;2.良法對法律實踐的作用。法律實踐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這個法的良善性決定了法律實踐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實行是法律實踐的應有之義。法律的善惡決定了人們對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邏輯起點和價值基礎，只有善法――以人權保障為宗旨的法律，才能獲得社會主體的普遍認同並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實施才能促使人們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結語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讓法律成為普通民眾的信仰，首先法律應是良善之法，且應有效實施，法條具文的泛濫，除了帶來種種社會成本，還會阻礙法律人職業自律，而法律人職業素質的降低，無疑會鼓勵人們在法制外另闢 渠道 ，解決糾紛維護權益，即求助於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僅在制定過程中要不斷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來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實施，這樣才能為民眾提供法律榜樣，使民眾信服法律，將法律內化為信念，從而信仰法律。
注釋：
①[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28.
②李龍.良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71-72.
③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565.
④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龍.良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71-72.
⑥鍾明霞,范進學.試論法律信仰的若干問題.中國法學.1998(2).
⑦謝菲.小議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條件和經濟基礎.律師世界.2002(7).
⑧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
法律8000字畢業論文篇2：《淺談 保險 法律道德風險的法律防範》
摘 要 保險在我國社會中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民眾所重視，在保險法律關系實踐中也出現了相當多的司法案例。本文首先分析了保險活動中法律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及產生原因，並對我國《保險法》在防範保險道德風險上存在的缺陷分析，從法律人的角度，對我國保險法的制定和修改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關鍵詞 保險 道德風險 保險道德
一、保險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及產生原因
(一)保險道德風險的基本概念
道德風險是指與人的品德有關的無形因素，即是指由於個人不誠實、不正直或不軌企圖，促使風險事故的發生或擴大，以致引起社會財富損毀和人身傷亡的原因和條件。 道德風險以前主要存在於經濟領域，但是近年來隨著保險領域的不斷擴大，加之保險制度自身特點和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道德風險越來越廣泛的存在於保險領域，保險道德風險成為保險業中一個特有的術語。
“保險道德風險”是指通過投保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一種精神或心理狀態，即投保人為了謀取保險金賠償或給付而投保，通過促成或製造保險事故而騙取保險金的危險。 本文認為保險道德風險的主體除了投保人外，還應該包括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保險道德風險同一般的風險相比，具有自身特點。一般情況下，實際危險是有形的，而保險道德風險是無形的，很難運用保險業的相關法則加以預測，因此比較難以加以識別。
保險制度的基本功能在於分散危險和補償損失，但是人為的保險道德風險卻造成保險機制的非正常運轉，因此有必要從法律角度尋求防範保險道德風險的具體 措施 ，以求將其發生率盡量降到最低。
(二)保險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及產生原因
隨著社會的發展，保險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常見的表現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虛構保險標的;故意製造保險事故;故意違反告知和保證義務;故意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道德風險源於人的自利本性，人們在利益的驅動下，可能做出一些不法行為。加之保險機制的自身特點和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就導致了保險道德風險的廣泛存在。保險道德風險的產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 保險活動中信息不對稱。信息的不對稱指在交易雙方之間或者所形成合作關系的雙方中， 一方擁有另一方所不知的信息，在相互對應的經濟人之間不作對稱分布的有關某些事件的知識或概率分布。 在社會保險活動中，投保人所了解的保險商品信息都來源於保險人和中介人的介紹。保險人則通過投保人和中介人來掌握保險標的信息。彼此間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
2. 逆向選擇的存在。所謂逆向選擇( adverse selection) 是指事前隱藏信息的行為。保險人與投保人在保險過程中，必須要達到信息的完全對稱與知曉，才能簽訂保險條約。但在現實中，這種絕對知曉與坦白的現象是不存在的，彼此都不能絕對知道對方的形象。因此，投保人在投保時，往往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選擇性的投對自己有利的保險，而並不把這方面的所有情況讓保險公司知曉。所以，由於信息的不對稱，保險公司總是處於劣勢。這樣就導致了有些投保人不願向保險人真實告之被保險人已存在的風險狀況，保險人處於被動選擇的位置為投保人的行為承擔相應風險。
3. 立法對相關利益主體規制不足。人們追求利益的慾望是無止境的，在利益的驅使下，一些人就會做出一些不法行為，表現在保險活動中，就會引發保險道德風險。要想減少甚至消滅保險道德風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對相關主體的規制。正是因為現有立法對保險道德風險的規制不足，對騙保、詐保等行為懲罰不夠，才會造成保險道德風險的廣泛存在。
4. 我國保險法仍不完善。我國現在的《保險法》及與其配套的法律法規還不十分健全。存在著保險利益不清晰、歸責原則不合理、缺少近因原則的規定等一些立法缺陷。特別是在約束方面，對保險欺詐的懲罰力度不夠，客觀上縱容了保險道德風險的發生。
因保險活動中信息不對稱以及逆向選擇而引發保險道德風險，主要還是由於保險法中相關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可以通過在保險法中設立和適用相關的原則和制度來加以解決。通過在保險法中規定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並且在保險事故發生後適用過錯責任推定製度來讓投保人負擔舉證責任就對解決保險活動中信息不對稱與逆向選擇問題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也可以通過加大對騙保行為的處懲罰力度來約束各個保險利益主體，防範保險道德風險。所以，歸根結底，我們要從立法角度來防範保險道德風險。
二、我國《保險法》在防範保險道德風險上的缺陷
(一)保險利益不清晰
保險利益原則對防範保險道德風險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國保險法對保險利益的法律規定卻並不清晰。特別是對保險利益應該存在於何人何時，並未作詳細的規定。
保險利益應該歸於於何人，大多數國家規定為被保險人，而我國《保險法》規定為投保人。我認為，在財產保險合同中，被保險人與保險標的之間具有更明確的保險利益。因為，假如被保險人與保險標間不存在保險利益，其又為合同受益人，那麼保險標的發生損失時，不僅不會對其利益造成損害，反而為其帶來利益。這樣以來便容易引發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
(二) 缺少近因原則的規定
我國《保險法》只是在相關條文中體現了近因原則的精神而無明文規定。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應當向保險人提供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有關的證明資料。保險人應當及時予以核定，對屬於保險責任的，履行保險責任;對不屬於保險責任的，應當向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發出拒絕賠償或拒絕給付保險金的通知”。近因原則是確認保險人之保險責任的主要依據。正確認定近因，對防範保險道德風險有重要的意義。在《保險法》中增加關於近因原則及其適用標準的明確規定是十分必要的。
(三) 歸責原則不妥當
按照保險的一般規則，保險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不考慮行為人有無過錯，或說行為人有無過錯對民事責任的構成和承擔不產生影響。 就保險領域來說，就是基於保險合同的約定，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如果發生該事故的原因屬於承保范圍內的原因，那麼保險人就必須承擔保險責任。而不必考慮該事故是否是由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過錯造成。
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能使因保險事故遭受的損失得到及時的賠償，有利於保護投保人等的利益。但由於保險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在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並不能及時准確的獲得事故的有關證明和資料，這樣，對於保險人來說，證明投保人等是否存在故意是十分困難的。在此情況下，無過錯歸責原則的適用客觀上加重了保險人的負擔，增加了保險道德風險發生的危險。
(四) 對騙保等相關行為的懲罰力度不足
《保險法》中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在實施了騙保等行為後，主要承擔的是違約的合同責任。“利益與風險相當”是一句古老的法諺，它指的是獲得一定的利益必須負擔相當的風險，如果利益大於風險，則必然會導致不法行為的產生。實施騙保等行為後所承擔的責任遠遠小於通過騙保行為所獲取的利益，必然會引發道德風險。另外，如今保險道德風險在保險領域廣泛存在的現實說明，僅讓他們承擔違約責任是不足以防範保險道德風險的。所以《保險法》有必要加大對騙保、詐保行為的懲罰力度。
三、 防範保險道德風險的立法建議
(一) 進一步明晰保險利益
“無利益者無保險”，保險利益對保險道德風險防範的意義自不待言。保險利益具體明確，可以避免投保人利用對保險利益的不同理解而利用保險道德風險。
由《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可以看出，真正有權在保險事故發生時領取保險金的是被保險人，而非投標人。而《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可見，《保險法》第十二條同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明顯不一致。
保險利益存在於何時，根據《保險法》第十二條的規定，可見與保險合同訂立時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根據英美保險法通例，保險利益存在於何時因險種不同而不同。財產保險合同與人身保險合同分別具有補償性和給付性特點，決定著保險利益原則在適用過程中的時間限制不盡相同。其中，對財產保險合同而言，一般要求從投保時至保險事故發生時應當始終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與此不同，保險利益原則適用於人身保險合同時，僅要求明確一個時間點，至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是否具有保險利益則在所不論。因此，我國《保險法》應該借鑒英美法的規定，明確保險利益產生於何時。
(二)增加近因原則的相關規定
由於我國《保險法》未明文規定近因原則。應在《保險法》中明確規定近因原則及其適用標准。根據近因原則的要求，認定近因的關鍵，在於尋找致損的因果關系。
關於近因原則的適用標准，保險界普遍認可的是直接作用論，即將對於致損最直接起著決定作用的原因作為近因。如果保險事故是作為直接原因造成保險標的損失，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如果保險事故並非造成保險標的的損失的直接原因，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
(三) 適用過錯責任推定製度
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在保險法中規定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對解決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保險合同簽訂前的逆向選擇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對於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保險合同訂立後的道德風險該如何解決呢?則依賴於過錯責任推定製度。
在保險事故發生後的保險理賠過程中，對保險人來說，想要證明投保人等是否存在故意是十分困難的。而將舉證責任的負擔通過法律規定合理分配給投保人，可以使其自身受到相應的約束，對於彌補保險人的信息滯後性，防範保險道德風險無疑有所裨益。 例如，對於常見的汽車騙保案件，由於經常存在投保人與汽修廠聯手騙保，所以更具有隱蔽性，這無疑增加了保險人對案件事實調查的難度，造成聯手騙保暢行無阻。而過錯推定責任原則的適用，將舉證責任轉移給投保人，給投保人增加了舉證的負擔，勢必會增加聯手騙保行為的難度，從而遏制保險道德風險的發生。
(四) 設立懲罰性的損害賠償制度
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對防範保險道德風險起著重要的作用。首先，通過對騙保人施加更重的經濟賠償責任來制裁他們的不法行為，更好達到懲罰的目的。同樣，通過懲罰也達到了威懾的目的，可以防止道德風險再次發生。其次，這一制度具有補償功能，在補償性損害賠償不足以補償保險人所遭受的損失時，懲罰性損害賠償能更好的維護保險人切身利益。再次，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可以對保險交易起到鼓勵作用。同樣，這一制度在保險領域適用能夠促進保險活動的正常進行，因為它使潛在的騙保人等認識到遵守保險合同的約定比實施騙保行為更加合算。
注釋：
程婧.保險道德風險的產生及規避.福建金融.2001(5).第37頁.
尹田主編.中國保險市場的法律調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頁.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
魏建文、鄒國雄.論保險道德風險的法律防範.經濟師.2002(3).第71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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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卓志、熊海帆.保險領域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經濟分析.保險理論與實踐問題探索.西南 財經 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法律8000字畢業論文篇3：《淺談法律服務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一、引言
隨著我國法制化進程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逐步建立，軍隊的法制建設引人矚目。其中，法律服務工作的蓬勃開展，直接促進了國家的政策法律在軍隊中得以更好的落實，這對貫徹中央軍委依法治軍的方針，保護國家軍事利益，維護軍隊和軍人的合法權益意義重大，但是，這只是法律服務工作顯而易見的一些作用。其實，對軍隊來說，法律服務工作作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內容，不僅有利於加強我軍的政治建設，發揮我軍的政治優勢，也在落實依法治軍方針、依法管理部隊、拓展政治工作職能和形成政治工作合力等領域發揮著作用，從而全面提高戰鬥力和保證各項任務的完成。
二、法律服務工作與軍隊政治工作的相互作用
(一)軍隊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務工作的發展
隨著依法治軍原則的提出和部隊法治建設的需要，具有軍隊特色的法律服務工作在部隊應運而生。1995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將司法行政工作、軍隊保衛工作、軍事審判工作和軍事檢察工作作為軍隊政治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法律服務工作就是其中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政治工作條例》把“領導司法行政工作、管理律師、公證和法律服務”作為總政治部的重要職責，把領導、負責法律服務工作作為各級政治機關的主要職責之一。這樣，在《政治工作條例》這一軍隊政治工作的權威法規中確立了法律服務工作在政治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因此可以看出是軍隊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務工作的發展，法律服務工作納入軍隊政治工作體系中，在實踐中有利於加強對法律服務工作的組織領導和健康發展。
(二)法律服務工作的開展促進了政治工作任務的完成
《政治工作條例》明確規定了法律服務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共同任務是“打擊軍內違法犯罪和境內外敵對勢力、敵對分子的滲透破壞活動，從政治上、組織上純潔和鞏固部隊，運用法律手段保護國家利益和軍事利益，維護軍隊和軍人的合法權益”。這一任務的確定，是由法律服務工作本身的工作性質決定的。律師工作、公證工作和基層法律咨詢工作，從法律角度為部隊建設提供各項服務，適應部隊建設需要，促進部隊的全面建設。這些任務與政治工作中任務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軍隊政治工作中不能缺少法律服務工作，法律服務工作對加強軍隊政治工作，實現政治工作任務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三、法律服務工作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機制
(一)開啟法律服務工作，加強軍隊政治建設
過去，我軍的法律服務工作是潛在的，沒有明確的組織機構和專業的法律隊伍，也沒有明確的人員職責分工。出現了法律問題，有了法律服務需求，則由保衛、組織、幹部、宣傳等部門辦理。這些法律問題體現在為首長和機關提供法律咨詢，為官兵涉法問題提供解答官兵，協調處理軍地糾紛，參與訴訟和調解以及法制宣傳 教育 等。依法治國和依法治軍方針的貫徹，法律已經涉及國家和軍隊生活的方方面面。單純的依靠行政手段和途徑，單靠組織、幹部、宣傳、保衛等部門的工作已不能滿足部隊政治建設的需要。只有開啟法律服務工作，滿足日益增多的涉法問題解決的需求，提高政治工作的有效性，發揮我軍政治工作的優勢。
(二)加強法律服務工作，落實依法治軍方針
依法治軍，就是依據法律管理國防和軍隊建設事業，把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依法治軍是軍隊建設全局性、基礎性、長期性工作，中國特色軍事法規體系的形成，為依法治軍提供了有力支撐。依法治軍是一個系統工程，如何才能找到依法開展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點?那就是通過法律服務工作。法律服務工作是貫徹實施軍事法律法規的重要方面，在依法治軍，有效地依法管理部隊上發揮著巨大作用。
(三)加強法律服務工作，形成政治工作合力
軍隊法律服務工作具有獨立的工作對象、工作任務和業務范圍，相對於政治工作中的保衛、組織、幹部、宣傳、紀檢等工作來說具有獨特性。但是，法律服務工作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政治工作中的其他業務工作存在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開展得好可以和其他政治工作形成合力。首先，法律服務工作與政治工作中的其他工作存在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形成合力的關系。對政治工作是一個很好的充實，又促進了政治工作其他方面工作的開展，形成政治工作合力，更有利於完成政治任務。其次，法律服務工作對紀檢、組織、幹部、宣傳、 文化 工作及群眾工作等同樣具有促進作用。法律服務工作與其他各項業務工作都能相得益彰，形成合力，將系統論中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原理運用到政治工作中，定會更好地搞好政治工作，實現其任務和職能。
(四)做好法律服務工作，加強基層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在我軍的建設和發展中，政治工作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基層部隊的政治工作則是整個政治工作最基本、最具體體現，部隊基層政治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部隊的戰鬥力生成，對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基層政治工作必須做到有法可依，當前，基層政治工作主要依據《軍隊基層建沒綱要》，那麼在貫徹這一法規開展基層政治工作的過程中，法律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法律服務工作要做好《綱要》的宣傳教育工作，使基層官兵樹立《綱要》就是法規的意識，從而增強貫徹落實綱要的自覺性。因此，法律服務工作應面向基層開展工作，幫助基層搞好依法管理、依法施訓、依法理財、依法搞好教育和法律宣傳、依法維權等。所以，法律服務工作在加強基層全面建設，加強基層政治工作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四、結束語
總之，軍隊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務工作的發展，法律服務工作的開展促進了政治工作任務的完成。軍隊法律服務工作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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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淺談行政公益訴訟論文
淺談行政公益訴訟論文
摘要：行政公益訴訟，又簡稱為行政公訴，是指公民認為行政主體行使職權的行為違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時，雖與自己無直接利害關系，但為維護公益，而向特定機關提出起訴請求，並由特定機關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訴訟。雖然行政公益訴訟形式在我國目前還未被立法者所承認，但是在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有理論之基礎，現實之需要，也是國際上訴訟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本文首先從保護環境公益的需要、保護資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護公共設施等公共財產利益的需要闡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的現實必要性；進而從社會公共性權利的司法保護、私人力量對行政權的制約、訴的利益觀之更新與公益救濟論證行政公益訴訟之法理基礎；接著本文闡析了行政公益訴訟的內涵，並著重從其中的幾個大方面去把握之。
關鍵字：行政公益訴訟 直接利害關系 公共利益
一、建立行政公益訴訟的現實必要性
在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不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緊迫的現實必要性。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保護環境公益的需要。環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種自然環境利益、人文環境利益、教書環境利益、消費環境利益等，該類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屢見不鮮。關於市場環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層出不窮，有不服電信局縱容電信企業亂收費不作為的，也有不服鐵路、民航主管部門違法提高票價的等。這些爭議有的提起行政訴訟，有的提起民事訴訟，結果幾乎都是「無果而終」。其根本原因在於，我們沒有可靠的公益訴訟制度。
第二，保護資源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各地發生了不少掠奪性、殺雞取卵式的開發行為，對水、土地、礦藏資源造成了極大破壞。群眾多方尋求幫助，但苦於投訴無門。有關部門皆以該開發行為沒有直接侵害個人利益為由，不予受理。如果有公益訴訟制度的存在，事關如此眾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會陷入像今天這樣尷尬的局面。
第三，保護公共設施等公共財產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機關的首長出於追求政績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對年久失修的橋梁、道路、歷史文物不及時進行修繕維護，釀成一幕幕橋梁倒塌、道路廢棄、歷史文物毀滅的慘劇。要保護上述公共利益，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現實的。為此，應盡快建立公益訴訟制度。
二、行政公益訴訟之法理基礎
任何一種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都必須有其自身的理論基礎作為支撐，否則它就會成為空中樓閣。行政公訴的法理基礎如下：
（一）社會公共性權利的司法保護
社會公共性權利是公民權利的延伸。公民權利以及社會公共性權利受到尊重和保護的程度，是一國法治狀況和人權發展水平的反映。公民的各項權利，根本上是通過法律來確認和規范的，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實際上是法律使公民權利從應然權利演變為法定權利，再發展成為現實權利的過程。因而公民權利的主要內容是法律權利，這也是權利獲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
法律要保障公民權利，首先要為公民權利設立相應的權利制度，為保障公民權利提供製度根據，包括憲法和普通法律兩個層面的根據。但是，僅有制度根據沒有制度保障是不夠的，社會公共性權利必須以切實有效的訴訟手段為依託。就我國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於創制的層面，關注法律規范自身在邏輯結構上的完整性，而忽視從將來法律實施的前瞻性視角關注法律的可訴性問題。雖然我國憲法和法律對公民的社會公共性權利設置了初步的實體權利體系，但由於這些權利往往由多數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個人一般不被認為具有直接的訴的利益，其原告資格不被認可。
無救濟即無權利，權利受侵害者都應享有申請救濟的資格；司法救濟是保護公民的最後一道防線，任何一種法律權利要獲得實在性，就必須賦予權利人獲得司法上救濟的權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社會公共性權利，除了通過法律的普遍性實體賦予外，還要獲得可訴性，這是行政公益訴訟確立的法理基礎之一。
（二）私人力量對行政權的制約
依我國行政訴訟法之規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自身合法權益時，方有提請司法審查的權利；而如果政府行為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因這種侵害與私人沒有直接利害關系，則被排除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外。此種觀念和制度之所以存在，其理論根據就在於：行政權本身就是為維護公益而設的，它的行使原則上不受司法審查。私人無權為公益提起訴訟，當法院認定公民個人與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關系，則不認可其具有訴的利益，也即不認可其原告資格。
按照這樣的傳統理論，公權的行使如侵害了公共利益，是由另一種公權來糾正，以公權控制公權。依此，行政權在其固有范圍內運作，即使其行為危及或害及社會公益，只要沒有直接損害私人利益，普通公民就無權干預，無權藉助司法手段對之進行審查；而只能靠公權系統內部解決，即以分權和制衡的機制加以解決！其結果是：封閉的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設計一方面使得公權系統無限擴張，運作效率愈發低下，造成社會資源極度浪費；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種權力日益聚合為一個擁有自身利益的龐大系統，堵塞了公民管理國家事務、主張各種權益的途徑，違背了人民主權的根本法理。
可見，我們需要從權力和權利資源的整體配置和互動上進行深刻反省，運用公權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通過司法審查的手段，對行政權力進行制約。司法審查的精髓不只是法院通過司法程序來審查行政行為，實質上，其意義在於動用私權的力量來制約行政權之行使，來保護各種私益和公益。
（三）訴的利益觀之更新與公益救濟
在「無利益即無訴權」的原則下，一般認為，作為訴權要件的「訴的利益」是法院進行裁判的前提。傳統理論上，訴的利益是指當一人之權益受到侵害或與他人存在糾紛時，需要藉助訴訟程序予以救濟的必要性；訴的利益與原告資格直接相聯系。因此，筆者認為，要研究訴訟資格擴大的問題，其認識基礎應在於訴的利益觀之更新。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現之前，權益之糾紛主要發生於平等主體之間，按照傳統的「法律權利觀」，是否具有訴的利益容易識別。而隨著新型糾紛（環境訴訟、公害訴訟、消費者訴訟等）的出現，往往無從將這些糾紛的事實納入現行法律所承認的權利體系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實上又必須對這些糾紛予以解決。因為其權利義務的內容及權利主體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傳統的訴的利益的觀念和標准進行審查，可能會不承認其具有訴的`利益。因此，基於增加公民運用訴訟的機會或途徑，擴大訴訟手段解決紛爭和保護權益的功能，應當是盡量擴大訴的利益的范圍。對於訴的利益的衡量，不僅應從其消極功能，也應從其積極功能的角度來進行。顯然，在行政訴訟中對利害關系作簡單化、線條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現代社會已不合時宜。細想之下，認為政府的公權力行為與公民個人毫無利害關系，難免顯得絕對。
三、行政公益訴訟之內涵
行政公益訴訟是一種新型的訴訟制度，我國的行政公訴制度應該與我國的國情以及整個行政訴訟制度相適應，具有中國特色。在我國，行政公益訴訟應具有其獨特的具體內涵。
要明確行政公益訴訟的含義，首先應了解作為屬概念的「公益訴訟」。公益訴訟，顧名思義，就是指允許直接利害關系人以外的公民或組織，根據法律的授權，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起訴，並由法院追究違法者責任的訴訟。公益訴訟有以下兩個主要特徵：第一，公益訴訟的直接目的是主持社會正義，實現社會公平，以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訴訟的起訴人可以是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人。
何謂「行政公益訴訟」，筆者認為，在我國，行政公益訴訟（又簡稱為行政公訴），是指公民認為行政主體行使職權的行為違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時，雖與自己無直接利害關系，但為維護公益，而向特定機關提出起訴請求，並由特定機關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訴訟。這是我國應建立之行政公訴的應有之義。
對此含義，我們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把握：
（一）行政公益訴訟的對象范圍包括在普通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之內，應屬於「法律、法規規定可以起訴的其他案件」一類。
行政公益訴訟作為行政訴訟的種概念，其訴訟理念和價值與其他行政訴訟並無二致，這也就決定了他所針對的對象不能超過《行政訴訟法》中規定的受案范圍。在當今司法實踐中，隨著控權意識和公民權利保障意識的不斷加強，所有行政主體行使職權的行為，除了法律明確規定不可訴的以外，只要侵害了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一般都可被依法起訴。而行政公益訴訟則將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之下。也就是說，只要不是法律明文排除的，所有侵害合法權益的不法行政行為都將具有被司法審查的可能性。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筆者認為，在行政公益訴訟中，對於《行政訴訟法》專門規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為」應當作嚴格解釋。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為與公共利益之間存在著特殊的聯系。因為抽象行政行為的性質決定了只要其一旦違反法律（憲法或法律）或正當程序，就將必然損害公共利益。但我國的立法者卻「依據國情」通過立法將該類行政行為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而交由國家權力機關或上級行政機關對其進行審查或監督。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隨著民主化和法治化趨勢的不斷加強，相信抽象行政行為終將會接受司法的制約而具有可訴性，這也是國際上訴訟制度發展的必然規律，並已為西方法治國家的訴訟制度演變的過程所證實。所謂對其進行嚴格解釋，即「抽象行政行為」的行為主體必須是國務院及其各部或直屬機構，各級人民政府，或省級政府各部門行政機關；其表現形式必須是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政府規章或自治條例。因此，只要不符合以上兩條件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便不屬於法律規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為」。
（二）被訴行政行為違法，並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危險。
首先，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只要認為公共利益受到或將要受到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侵害即可提起訴訟，而至於公眾利益實際上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險，則由法院通過審理進行判定。
其次，違法行政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不作為的違法行政行為一般是指具有法定職責的行政主體，在其職責范圍內，對侵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置之不理，或放縱該行為。在實踐中，可能出現不作為行政機關互相推諉的情況，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政機關對某一違法行為都具有管理職責，但都不實施制止行為，而是互相推託。在這種情況下，原告可選擇任何一個、幾個或所有負有職責的行政機關作為被告而提起訴訟。
再次，違法包括違反實體法和程序法。實體法指廣義的法律，包括憲法、法律、法規、規章、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以及其他各類規范性文件。「程序違法」是指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的程序違反了行政程序法或特定法律關於特定行政行為的程序規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審查是保證行政公正、公平和防止幕後交易的重要手段。
最後，違法行政行為損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損害公共利益之危險。所謂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多數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在當今文明法治社會，公共利益不僅指物質利益，還涵括人身利益、環境利益、消費利益甚至審美利益等。就行政公益訴訟的特點而言，它是指被訴行政行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會性的公共利益，而並非直接損害公民私人的利益。當然，請求救濟的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時，某些私人利益也可能同時受到損害，但行政公益訴訟的主要目的乃在於維護社會公益，其訴訟基礎並不在於某種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而在於希望保護因行政主體違法行為而受到損害的社會公益；而且，即便受到侵害或威脅的公共利益中包含有原告私人的直接利益，法律一般也不排除他選擇通過公益訴訟程序一並獲得救濟。
行政公益訴訟的功能具有明顯的預防性質，即對公益的損害不需要現實的發生，社會公眾利益雖沒有受到現實侵害，但只要根據一般理性人的判斷，某行政行為在經過一定時間或某條件成就後，就將給社會公益造成實際損害的，受害人就可對該不法行為提起公益訴訟。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公共利益一般關繫到多數人的利益，一旦造成實際損害，其損失將難以或很難彌補。因而，為最大限度的保護公益，應允許原告人在公益有受侵害之虞但尚未實際發生時對侵害行政行為提起訴訟。
（三）不以訴訟「發起人」即公民與被訴行政行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為要件。公民為維護公益，可以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項，對行政主體的行為「發起」行政公訴。
根據傳統的「訴的利益」理論，原告起訴只能就與自己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關系為限。但在現實中，僅僅依靠直接利害關系人來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個人利益的自我保護問題有時是不充分的，特別是在社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況下，與行政行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往往是行為的受益者。受益者對致使其受益的行政行為起訴的積極性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某一特定問題上，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並不一定代表全社會的利益。所以，為了維護社會公益，應允許與自己無直接法律利害關系的公民，可就違法行政行為而發起訴訟。
筆者認為，在行政公益訴訟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行政主體，此種情況下行政主體的侵害行為一般表現為作為。另一類是非行政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性質的組織。如某企業排放超標污水，當地環保局卻置之不理，以致大片農田受損，地下水變質。公益的直接侵害主體是污染企業，但該企業的侵害行為卻以環保局不履行監督職責為前提。這里的行政主體是公益侵害行為的間接主體，其不法行為表現為作為和不作為兩種形式。做出此種分類的意義在於：
首先，有無「直接利害關系」應是指普通公民相對於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而言，而非相對於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體。因為兩者有時並不一致。例如上述所舉案件中，遭受損失的農民相對於環保局的不作為而言不具有直接利害關系，但其相對於直接侵害主體——污染企業卻是直接利害關系人。
其次，在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體為行政主體時，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只能發起行政公訴，而不能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當公益的直接侵害主體是非行政主體時，又有兩種情況：一是雖相對於行政行為無直接利害關系，但與直接侵害行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可選擇直接以直接侵害主體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此時的訴訟雖在效果上保護了公共利益，但因訴訟目的非公益而不是真正的行政公益訴訟。但該種情況下違法行為的行政主體可與直接侵害行為主體一起，成為案件的共同被告。二是普通公民對行政主體（間接侵害主體）的不法行政行為發起行政公益訴訟。也就是說，與直接公益侵害行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有其他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兩種選擇。一般說來，當只有侵害之危險或者侵害比較微小時，他們會選擇前者；當侵害已經發生或侵害比較嚴重時，則大多選擇後者。
（四）行政公益訴訟的「啟動權」由公民享有，而特定機關享有起訴權，具有原告資格。
所謂「啟動權」，是指公民針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訴，而只能向特定機關「告發」，由特定機關依法決定是否起訴。
不賦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是因為這涉及到法律價值的衡量問題。在法律水平（包括法律制度、法律體系、法律文化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質和意識等）較高的情況下，普通公民享有起訴權，確實有利於在廣泛范圍內更高效率地保障公民權益，制約政府權力，而不必擔心引起濫訴。但在法律水平較差的情況下，則很可能出現濫訴，降低行政效率。我們兩千多年的封建傳統，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整個法律體制的不完善，以及公民法律素質和意識的相對欠缺，決定我們暫時不能賦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因此，依我國現狀，為了訴訟經濟和防止濫訴，應將行政公益訴訟的起訴權交由具有專門知識的特定機關。
享有行政公訴起訴權的特定機關主要指檢察機關，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為維護公益而提起公訴。根據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對一切違反法律的行為進行監督。從檢察院的實際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職能保護國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檢察機關享有行政公訴的起訴權符合憲法規定，並充分了檢察機關的應有職能。
在某些情況下，也可允許公益性社會團體或自治性組織對行政機關侵害社會公益的行為提起訴訟。現實生活中，某些社會團體的成員在社會上往往處於弱者的地位，如消費者，殘疾人等，他們的利益由於自身的弱勢而只能依賴其所屬團體的維護。該類團體或組織的主要作用就是維護其成員利益，並且在工作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經驗，因此可以達到更好的維護公益而又防止濫訴的目的。此外，行業協會對行政機關明顯損害該行業職業人員的利益的行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訴。
檢察機關是否提起行政公訴的決定，應依照法律的規定做出。因此，行政公益訴訟必須以法律有特別規定為前提，明確規定行政公訴的原告資格、受案范圍和受理條件，防止特定機關濫用訴權，影響行政行為的效率。筆者建議，立法者應首先制定專門的《行政公益訴訟法》單行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檢察機關必須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對公民的起訴請求進行審查，而不能專斷獨行。其審查范圍主要包括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是否違法，社會公益是否遭受了行政行為的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險，以及是否超過一般行政訴訟的范圍等。檢察機關對以上事項只進行初步審查，以衡量判斷是否達到訴的標准。經審查後，拒絕起訴請求的，應書面通知請求人，並告知理由。被拒絕請求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級檢察機關復議一次。檢察機關決定起訴後，並不當然導致訴訟開始。與其他訴訟一樣，由法院最終決定受理與否。起訴一旦受理，檢察機關便與普通行政訴訟的原告一樣，享有相同的訴訟權利，履行相同的訴訟義務。同時為了行政效率考慮，即使是檢察機關提起的公訴，仍應貫徹「訴訟不停止執行」的原則。
檢察機關一般是應「告發人」公民的請求而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其也可以直接依職權而主動向法院提起此類訴訟。由於中國傳統的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以及現實中與政府打官司「贏了官司，輸了一輩子」的不合理現狀，公民在面對行政機關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作為或不作為時往往敢怒不敢言，或是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慮，無人問津，更不會發起行政公訴。因此，當檢察機關認為某行政行為侵害或可能有害社會公益時，可依法主動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但此項職權的行使，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以免造成司法權對行政權的過分干預，而降低行政效率。另外，為鼓勵公民與不法行政行為作斗爭，維護公益，對原告勝訴的行政公訴的「告發人」應給給予適當的物質獎勵。
四、結語
行政公益訴訟在我國目前還只停留在理論層面，對普通公民來說還是一種陌生的行政訴訟形式，行政法學界也未對其表現出足夠的應有重視和進行深入的研究，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的公民權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護意識還有待加強。但是，沒有行政公益訴訟的訴訟制度是不完整的，沒有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就不能得到徹底和有效的保障。因此，當前在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具有緊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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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法律小論文
孟子雲：「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與法律兩者各自具有獨特的功能，同時又都存在著局限，它們的關系在傳統與現代社會中側重點是不同的。我國傳統社會奉行的是「以德為本」，「以法為用」，法律雖也受到重視，但至多被作為管理國家的手段，用以樹立政府權威，維護統治秩序。在當時，法律只是被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工具而已，也不具有至上的權威。而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是：就規范層面而言，嚴格劃清法與道德的界限，嚴禁將二者混淆；就具體的制度運作而言，以法為主，以德為輔。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我們在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法治經驗的同時應立足於我們的本土資源，傳承我們的德治傳統，注重公民道德素質的培養，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
一、道德與法律的再釋義
（一）道德與德治
道德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產生的，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來維系的，對人們的行為以及思想進行善惡評價的原則規范的總和。道德具有以下特點：首先，道德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恩格斯指出：人們「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其次，道德以善惡為評價標准，處理道德問題就是運用存在於社會輿論、傳統習慣或內心信念中的善惡觀來懲惡揚善。再次，道德的調整對象側重於內心，是通過對人們內心的范導和啟發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第四，道德具有非強制性，道德的推行靠的是輿論和內心。
將道德作為社會治理工具的治國思想稱為德治。德治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早在西周，周公提出了「明德」和「以德配天」的思想，指出是否擁有外在至高無上的德是作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德的思想發展到先秦儒家，已經從說明性的「建國」理念邁進到實踐性的「治國」理念，德獲取了更高的政治性的含義，直至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德逐漸成為了正統的法律思想的源泉。之後，法律思想與倫理教化思想沿著這一脈絡發展幾千年，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德治治國方略。
（二）法律與法治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中，法的定義是：「法是由國家制定、認可並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或人民的意志，以權利義務為內容，以確認、保護和發展統治階級或人民所期望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為目的的行為規范體系。」將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依據，同時強調法律的至上性的社會治理方式就是法治，這是與人治相對應的一種治國方略，按照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經典表述，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是現代社會公認的先進的社會治理方式，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法治樹立的是法律的權威，而法律是沒有感情、不會偏私的，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公平正義；第二，在法治下執政者不能任憑自己的意願去行使權力，從而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第三，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在運行中容易得到公民的支持。
二、道德與法律的沖突
打從道德與法律分離的那一天起，道德與法律的沖突就一直困擾著人們。德國法學家耶林說過「：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是法學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征服其中的危險，就再無遭受滅頂之災的風險了。」足見道德與法律關系的重要性。
道德行為的產生大多是屬於情感的激發，情感在道德中的力量是大於理性的。而在法律中情況則恰恰相反，理性在法律中占據主導，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法律是摒棄了慾望的理智。」理性在法律中的運用是為了保證法律制度的普遍性、確定性和穩定性，而道德中存在的情感因素則存在著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當理性化的法律遭遇情感化的道德，必然對它顯示出壓抑性的力量。因此在法治社會，一方面，法律的統治有利於保障社會生活的秩序性；另一方面，則會導致情感的麻木以及人的道德感的萎縮。合法不合理、合法不合情的現象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例如：一個已過訴訟時效的真實債務關系，一個有法律上瑕疵的但實際上能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證據，在法律上都遭否定，而這在道德上看來是不合理的。再如：一個父親做了一件犯罪的事情，依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即使是他的兒子也有舉報的義務和作證的義務，用道德的眼光來看會覺得很絕情。
道德與法律的這種沖突的根源在於其評價方式的不同。道德的評價是以追求實質的正義為目的的，至於程序的合理則是次要的，也不強調普遍性。法律則不同，在法律的評價中，程序性是首要原則，普遍性是重點追求，期望通過建設一整套合理的法律制度來治理社會，而不以實現個案的實質正義作為首要目的。這種不同，是道德與法律的本質所決定的，在實踐中的確會造成一定的沖突，為此，我們應克服法律萬能論的觀念，學會接受法治的代價。但是，這並不等於面對道德與法律的沖突我們毫無作為空間，我們可以通過如下努力來緩解這種沖突：在立法中，應盡可能注意與道德協調，立法不能偏離社會的主流道德太遠；在法律移植中，盡可能注意與本民族道德的協調；在法律改革中，應盡可能推廣相關道德意識等。
三、道德與法律的和諧統一
道德與法律有對立沖突的一面，也有和諧統一的一面，它們的這種統一關系正是法治與德治結合的基礎。下面，我們從目的、內容與功能三方面來分析道德與法律的這種統一關系。
（一）目的上的一致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首先表現在目的上的一致。以法律發展的各階段為線索，法律的目的變化呈現以下線索：奴隸與封建制社會的法的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的穩固；到了資本主義時期，因民主、平等、自由等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法的目的從秩序優先開始向平等與自由傾斜，並且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一度矯枉過正，過度強調了自由的價值；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因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自由、平等、正義都已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法律所重點保障的目的價值。
同法律的發展一樣，各時期的道德也在維護其經濟基礎的宗旨下，在自己的軌跡上發展。資本主義之前的道德以維護等級制度為目的，比如我國封建時期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到了資本主義時期因人權意識的覺醒，平等、自由成為了道德的首要內容。在當代中國，核心的道德內容已轉變為社會主義榮辱觀、集體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意識。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道德與法律同時作為上層建築，受經濟基礎的制約，為自己所屬的經濟基礎服務。在同一社會形態下，道德與法律的目的呈現出大體的一致性。
（二）內容上的趨同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其次表現在內容上的趨同。從起源上來講，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來，雖然現在法律與道德相互獨立，但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有許多共同點：首先，道德和法律均含有「義務」規范；第二，道德和法律都對人們的行為予以調整；第三，都具有普遍性、抽象性與反復適用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法律往往以道德為基礎，考察近現代文明國家的法律規定可以發現，道德規范中最重要的內容大都被納入到了法律體系之中，比如我國《民法》中有關「誠實信用」、「民事活動應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等原則的規定。
這些共同點為法制建設中的「引德入法」提供了理論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引德入法」應有一定限度，如果不加節制，勢必引起更大的混亂。首先，無節制的引德入法，會導致法律中的義務數量過多，對公民的要求未免過於苛刻，也難以實現權利義務數量上的統一；其次，法律的運行是要花費巨大的資源的，將過多的道德准則上升為法律來用國家公權力加以維護，其成本是巨大的；再次，自由是人類追求的最高位階的價值，將過多的道德要求寫入法律必然形成國家公權力對私人自由空間的過多干涉，甚至導致法律對良心、思想的恐怖統治。
（三）功能上的互補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還體現為功能上的互補。一方面，法律對道德的實施起到保障作用，法制殘缺不全、秩序紊亂的社會往往導致道德的淪喪，法律公正嚴明、平等有序的社會常常無形中給人以道德的教化。同時，法律還將一部分關繫到社會生活主要方面的道德准則以法律原則的形式予以了規定，用法律具有的國家強制力來推動社會主流的道德意識的弘揚。
另一方面，道德對法律的實施起到促進作用，人的道德素質對於法律的運行效果影響巨大。就守法而言，一般來說，正直、誠實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往往比奸詐、虛偽和冷酷無情的人更易於守法。在執法方面，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行政處罰為例，單純「收錢走人」的方式當然合法，但是如果能在處罰的同時指出該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分析違法行為發生的原因，提出有助於解決困難的方法則會使得處罰對象心悅誠服。在司法方面，因法律缺陷的存在，法官需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來適用法律，這就難免會受到個人情感的影響，潛在著法官不正確執法的可能性，因此應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來培養法官的良知與節操，對法官施以必要的道德約束。
⑤ 關於行政法的核心論文
行政法的核心與理論模式
作者：羅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
一、傳統行政法學以行政權為核心夠建理論體系
傳統的行政法學都是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戰前的大陸法系國家如德、日以及舊中國等，他們的行政法學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權。這集中表現在行政法學理論體系的架構上結構方面。傳統行政法學的結構主要由有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行政組織法。行政組織、行政機關、行政主體，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存在差別，運行機能也不盡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與行政權有關，都是作為行政權的載體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為法，都是有關行政權運作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濟法。行政機關要為其權力的行使承擔責任，給受損害的公民提供賠償。總的說來，在歷史上大陸行政法系國家強調以行政法為工具來保障行政權有效地行使，強調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傳統行政法理論體系，主要也是三個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三部分內容構成。這三個部分內容體現的中心原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委任立法是通過立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權，司法審查是司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可以看出，這種理論體系還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來構建，強調控權，不重視相對方應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政法學界也有過關於行政法性質、功能的爭論，提出了控權、保權以及既要控權又要保權的三種理論觀點。由於當時行政法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又急於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便大量地從日本和我國台灣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則甚至理論框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為制定行政訴訟法作理論准備，我國行政法學階曾圍繞行政法與行政權的關系、行政法的性質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等問題，展開一場關於行政法要「控權」、「保權」還是「既要保權又要控權」的爭論。我國1989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這場學術爭論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爭論並不深入的立法宗旨，與這一階段理論爭論有密切的關聯。
自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我國行政法學界對實踐的發展作了比較深入的總結。人們逐步認識到，雖然以行政權為核心構建行政訴訟制度，、強調維護和監督行政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整個行政法制、行政法學理論體系來看，其視角比較狹窄，思路比較短淺，形而上學的片面性比較突出，認識到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難以揭示行政法內在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預期，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事實上，二戰後，特別是自80年代以來，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歐洲，其行政法理論也不完全拘泥於傳統的理論，也在不斷探討2。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考慮行政法的核心問題。
二、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第一種理論認為行政主體和公民的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把公民置於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張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強調維護行政特權。以這樣的原則來構建的行政法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管理理論」。第二種理論強調控制行政權、保護公民權利，主張通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來控制行政權，認為只有行政權受到嚴格控制，公民權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點是突出監督行政的關系。，我們稱之為「控權理論」。第一種理論曾主要流行於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蘇聯等，第二種理論主要流行於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應該說，近幾十年來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法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無論在體系、方法、原則、規范，還是行政法的適用范圍等方面都有所創新，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加以借鑒，但也應當看到，他們的行政法理論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三種就是我們所倡導的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我們認為，行政法關系的各方主體都是能動的，擴張的，又有兩重性。雙方既對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發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對雙方主體既要加以制約，又要加以激勵。當然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條件下，我們應該重點強調制約行政權。行政主體應維護和增進相對方的合法權益，行政相對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特別要通過互動的參與機制，形成和諧、合作的行政關系格局。我們的理論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因此，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構建行政法理論體系，至少有三種模式。這些模式在價值取向、目標、規范體系、制度體系的設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范圍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別3。
三、行政法平衡理論的創見與價值
在行政法學的研究中，是否還存在別的研究視角？是否還有別的研究範式，或者別的理論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現象紛繁復雜，並在發展之中，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現多樣化，理論模式決不會是單一的。何種理論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時間的考驗。
但是，我們認為，行政法的平衡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獨特的創見和價值特點:
（一）平衡理論為建立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良性互動構築重要平台提供理論支持。
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行政領域十分廣泛，具體關系多種多樣，非常復雜。但隨著現代行政的發展，以「命令－服從」為特徵的強制性行政行為的范圍將日益縮小，而以協商、引導等方式實施的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為將大量增加。激勵性規則的引進，將極大地改善行政主體與相對方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平衡理論認為，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良性互動的平台，必須保證行政法關系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從我國憲法上看，這個問題早已明確。但仍有不少人認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公法」，「主體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質特徵」。我們認為，主體地位平等是現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標志，就我國當前轉型的社會形態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對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獨立的主體；其次，要調整行政主體的職能，改革行政權力的運作方式；第三，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增強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盡量發揮其他國家機關的制約作用，保證行政機關和相對方的權利義務處於動態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論為調整行政法權利（權力）結構機制的構建提供理論指導。
在行政法實踐中，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行政主體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作為最優化的平衡狀態是相對的，不平衡狀態則是絕對的。平衡理論不僅在行政法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繫上有所創新，同時非常注重對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張構建調整權利結構的機制，明確評價權利結構平衡與失衡狀態的標准，並通過相應的手段對影響權利結構平衡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效的調整，以維護和實現相對平衡的狀態。
平衡理論認為，有效的機制是發展和維持一種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良好的機制調整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結構，一個完美的制度設計是無法在運作中發揮現實作用。因此，行政法學不但要對制度本身進行研究，還要研究相應的機制，通過機制的有效運作，實現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機制的構建上，應當特別注重對激勵機制的研究。建立激勵機制是現代行政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現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而這些機制的構建與權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設置以及司法審查的范圍和標准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對等關系。
平衡理論首次揭示行政法關系的本質特徵，認為行政法關系中的每一個具體關系都是不對等的。一般情況下，在實體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形成行政機關為優勢主體、相對方為弱勢主體的不對等關系；在程序法律關系和司法審查關系中，則形成另一種反向的不對等關系。4不對等關系是行政法關系不同於私法領域的其他法律關系的最重要特徵。在行政法關系中，一定的不對等關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於所有的不對等關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於不同性質的不對等關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關系。
平衡理論對行政法中不對等關系的揭示，有助於行政法在權利義務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們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關系的形成過程的同時，要研究正向不對等關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導和行政合同等非強制行政行為過程中形成的不等關系的特徵和行政程序、司法審查中的反向不對等關系等等相關問題。
另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中不對等程度的區別，具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與行政法關系平衡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與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制度構建之間關系。把不對等關系問題的研究與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具體制度安排相結合，改善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結構。
（四）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質。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構對於建立和維持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對行政程序性質的研究和探索至關重要。傳統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程序規范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既可以是權利性規范也可以是義務性規范。不同的學派持不同的主張，集中體現了不同的程序性價值取向。這種觀念阻礙了行政程序理論的發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設。平平衡理論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為行政行為的時間和空間的表現形式，並根據雙方的情勢，認為把行政程序法應重點制約行政主體的行為，應為其設定更多的規范界定為義務性規范。，但不同的行政行為其適用的程序的性質應有所不同，行政相對方亦應遵守必要的義務性規范。是對行政程序理論的重要變革。
平衡理論認為，義務性的行政程序規范，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義務性規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行政行為對相對方權利的影響程度。但行政程序不應是越復雜越好，越嚴格越好，而是要根據行政行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對於嚴重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等，應當設置嚴格的行政程序，以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力濫用；對於不會嚴重影響或者不會直接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合同行為、行政建議行為等，應當設置相對寬松的行政程序，要給行政機關積極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留有餘地。
（五）平衡理論有利於行政法方法的創新和引進。
促使行政主體和相對方進行良性互動、進而調整權利結構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平衡理論主張運用各種有效方法實現權利義務的均衡化。這有利於方法論的創新和引進。除了傳統的歷史、比較、邏輯等方法外，平衡理論更多地運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機制和規范。
在某種程度上講，行政立法是一個通過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體和相對各方達成共識或達成一定的共識，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和政策的過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在既有的規則（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內的博奕過程。平衡理論為引進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於分析和解決行政機關和相向對方的動態矛盾，為制度的設計和機制的構建提供實證依據。博奕方法的引進，有利於促進作為博奕規則的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開，並有利於優質的行政對策的產生和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對於揭示行政法的價值取向也有重要意義。
由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審查案件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利益平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疇不僅體現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狀態，同時也體現一種方法。在司法過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審視行政法主體之間博弈是否符合原則和規則的重要方法，同時，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釋和司法裁判的過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這種方法正在司法審查的各個領域受到重視並得到不斷運用。
（六）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關於行政法的功能問題，理論界歷來爭議很大。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從平面思維轉換到立體思維，可以認識到行政法應當為行政主體和相對方良性互動的構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首先，行政法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機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5這種利益主張表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一個政治過程，但更多的應當體現為一個行政過程，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開和公正。其次，行政法還應當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合理的利益主張的實現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這是一個權利補救的問題，即當相對方的合理利益主張無法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機制獲得實現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候，提供應當有一個後續的制度和機製作為權利補救的保證。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應當具有為行政法主體利益主張得到代表並得以實現的功能，還應當具有保護行政法主體利益以外的權利的主張和實現協調發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應當簡單的界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保護公民權利，我們需要通過對行政過程的研究，揭示現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並為行政法制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盡管平衡理論提出了自己的創見，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但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今後，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對行政相對方行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平衡理論是一種開放式的理論，自身也正在不斷的完善。理論模式的變化，會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則、制度等方面的變化，也會引起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和目標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整體把握。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開拓進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研究，主張現階段要強調提升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權力，綜合利用相關因素，逐步實現權利（力）結構動態平衡、實現利益均衡、實現行政法關系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張整合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調整規范體系，形成統一、有機、協調的行政法律制度；強調制約與激勵並重、實體與程序並重的行政法機制；主張行政程序重點制約「硬性行政行為」，對「軟性行政行為」，則重績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則；主張保障行政相對方權利的行使，促進其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營造一種合而不同、和諧的行政法制環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決策過程中，通過各方反復博弈，形成廣泛共識，並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堅持行政法治原則支配整個行政過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實現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均衡化；等等。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群體，並已歷時十餘年。本書作者是參與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一員，為行政法平衡理論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本書以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式為切入點，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作了系統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對行政與法律的基本理論作了深入的闡釋，對中國的行政法理論狀態提出不少建設性批評觀點，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論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創見。本書作者作為一名法官，對基礎理論的實踐運用價值問題有較為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有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機制，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2 可參見：（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與行政》）一書中關於行政法的「紅燈理論」和「綠燈理論」的論述；[日]和田英夫在《現代行政法》一書中關於「對以公共權力為中心的行政法體系一直在傳統的行政法中佔主導地位，現在人們對此提出了疑問和批評，不斷主張建立新的方法」（第12頁）的論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3 關於行政法的三種理論模式，即「管理理論」、「控權理論」和平衡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我曾在一些論著中論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關論著可以參考。可參見羅豪才主編：《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參見羅豪才、袁曙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石》，《中國法學》1993年第1期。 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論」范疇》，《中國法學》1996年第4期。
5 美國學者理查德·B·斯圖爾特認為，「歷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終是限制政府權利以保護私人自治權」，然而，由於積極行政的出現，公民的參與，「私人行為和政府活動截然兩分的領域已經融合在一起」。這個設想就不再是一個適當的模式了，外部對政府控制的原則已「無濟於事了」。他更認為，「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權，而是代之以提供一個政治過程，從而確保在行政程序中廣大受影響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見（美）理查德·B·斯圖爾特著，沈巋譯：《美國行政法的重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6－197頁。
⑥ 法學論文寫作方法
讀《張新寶：法學研究和論文習作的幾個問題》【針對博士論文】
～立足於中國的法律實踐，服務於中國的全面 依法治國
外國的法律制度要學習，最終還是為了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對於中國古代法治思想的文化自信，不是外國的月亮都是圓的，不能搞法律文化虛無主義。
～學位論文要 有全面性 ，全面展示你學到的知識。把領域內的文章都讀了，在論文中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來。
～ 客觀 、不帶偏見地對待文獻，材料要有所體現。
～文章的 篇章布局 要合理。
～文章題目不能過大。主要是立論，才能展示你的知識和才華。 解決一個問題就好 。精簡。
1.總體情況，誰做過什麼研究，文獻狀況如何
2.該課題的子課題，分歧問題在哪裡
3.分析某一個或者某幾個獨特觀點及依據的材料是什麼，論證方法，互相之間的差異在什麼地方
（要有核心資料和相關資料）講動態，發展過程，談重點。
核心資料：草案，討論紀要，一審二審稿，頒布後的修改，行政法規，司法解釋，部門規章，指導案例，比較法資料，期刊論文，書記著作（自己去看），學位論文（需要檢索，看別人做到什麼程度了）
法學生—學得好的，無論多少年，無非是能夠正確理解和解釋法律，這是最核心的知識、能力、方法和技能。
案例分析方法～
一組案例的分析—實證分析，十年來的變化發展趨勢如何，檢驗某法律是否達到了當時立法預期的效果，檢驗它是良法惡法還是懶法。
個案分析：從原材料提煉有用的爭議點部分
法學論文的 創新 要求：漸進的，微小的意見和建議也是可以的
意識形態 ：培養良好的習慣，不該說的不說。主流意識要自覺培養。
文法和語言 方面的要求—去看看這位學者的論文
#如何開始呢：
從學報開始 投稿，不斷把自己做得強大起來，循序漸進。要 天天寫，手頭不要荒廢了，要勤於思考 。
⑦ 淺談依法治國的形勢與政策論文(2)
淺談依法治國的形勢與政策論文篇二
《依法治國與依法行政》
摘要：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為依法行政創造了前提條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組成部分，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政府的權力來自法律的授權，政府的一切行為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要求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人員牢固樹立依法行政的觀念，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正確行使行政權力，從而保證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實施。
關鍵詞：依法治國 依法行政
一、依法治國與依法行政的內涵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的基本方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寫進了憲法。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與重大發展。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國的科學含義，明確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這是新時期黨的治國方式和領導方式的重大轉變，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社會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其中，依法行政，嚴格執法是依法治國的關鍵。依法行政的根本含義，就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管理公共事務，必須有法律的授權並且依據法律。法律是行政機關活動的准繩，也是對行政行為進行監督和評價的依據。首先，依法行政是對行政機關提出的要求。在法治國家裡，政府和公民都要遵守法律，但首先是要求政府守法，依法行政。國務院1999年在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強調，依法行政主要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權」。第二，依法行政的內容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管理公務事務，一要有法律授權，二要依據法律的具體規定。同時，必須加強對行政權的監督。而對行政機關進行監督的標準是法律，監督的機制、手段也是由法律規定。第三，依法行政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公民的權益。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第四，依法行政的機關，包括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也包括經法律、法規授權行使權力的組織。
二、依法治國與依法行政的關系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是依法治理國家的思想、原則和制度的總稱，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是全方位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這一系統工程，主要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監督、普法、依法治理以及基層民主建設等幾個組成部分，只有全面規劃、整體推進、各司其職，協調配合、相互促進，才能發揮出最佳的整體效應。依法治國是通過各部門、各行業、各地方實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依法治理來實現的。依法行政是以各級、各類國家機關為主導，公民廣泛有序地參與，在黨的領導下，依據國家憲法和國家法律的規定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的法制實踐活動，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各項事務，在法制的調整、規范、引導下健康有序地發展，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
依法行政是在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過程中對行政機關提出的要求。依法治國方略的確定，為實現依法行政開辟了道路，創造了前提條件。依法行政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權力機關加強立法和必要的授權，需要司法機關的保障，需要全國人民有良好的法律素養以及來自各方面的監督，等等。沒有依法治國的大環境，就談不上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基本內容。黨的十五大報告在論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時，明確指出，各級政府依法行政是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幹部依法決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依法治國，對政府機關和政府工作人員來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依法行政、依法辦事。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和核心。目前，在中國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程中，由於傳統的黨政不分，政府包攬一切的思維合理模式不會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行政權的過分強大仍然是不容迴避的事實。首先，代表人民意志所制定的法律，80%以上是依靠行政機關執行的，行政機關在依法治國中擔負著最大量、最繁重的任務。其次，行政權力具有運用資源的最大力量，具有積極主動干預人們的社會活動和私人活動的特性。在國家的所有權力中，行政權總是最龐大、最直接影響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影響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自由的力量。沒有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就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柱。其次，依法治國要求全體公民和國家機關都奉行「法律至上」的信念，以法律為行動的准則。但從某種意義上，政府守法比老百姓守法還重要。因為，老百姓違法只是搞混了一攤水，而政府如果違法，則把水的源頭也弄臟了。
依法行政也是依法治國的難點所在。首先，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行政權都具有自我擴張的特性。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會充分地使用權力，直到遇到它的邊界方才罷休」;「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既道出了依法行政的重要，也暗示了依法行政的艱難。其次，行政機關先例行政權力的特點之一是首長負責制，是權力的相對集中和命令與服務。行政事務的繁雜性和緊迫性，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強調行政效率，為此，賦予政府人員行政優先權和行政用益權，承認他們的行為在一般情況下具有公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並給了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以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這些特點使行政人員習慣了按個人意志辦事，忽視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行政權力。再次，在法治過程中，公民守法和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是一對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行政機關。行政機關不依法行政，就無法要求被管理者守法。公民的守法並不難，難的是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辦事。
我國當前推行依法行政的艱難還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面臨一些特殊困難。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生活在一個行政權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社會。過多的行政權窒息了企業的活力，侵犯了個人的自由，以致我們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從「簡政放權」開始，以行政權部分地退出社會為標志的。然而，我們處在一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封閉到開放的社會轉型時期，我們還面臨著「致富奔小康」、「趕超世界」的發展的壓力。這要求政府積極引導，乃至主動干預。而轉型時期積累起來的社會問題又迫使政府不得不面對「社會穩定」的嚴峻考驗。所有這一切，決定了當代社會行政權仍然強大，也決定了行政權的行使在相當長時期內還不可能完全有序化、規則化。即使已經制定的法律規范，也可能因為自身無法應付過於復雜的社會現實以及執法者的玩忽和怠懈而被虛置。正因為這樣，濫用行政權而侵犯個人權利、損害社會利益的現象，也觸目驚心，不易控制;也正因為這樣，實現依法行政，規范行政權力行使，控制權力濫用，才顯得那樣的重要和迫切。
三、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根據依法行政的自身特點，我們可以把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歸納為「有限政府、守法政府和責任政府」，即行政機關的權力來自法律，行政行為應當遵守法律，行政違法同樣應當承擔責任。在這三項基本要求之下，還有一系列的法律原則和具體制度，共同構築起我國行政法的體系。
(一)行政機關的權力來自法律
依照民主和法治的理念，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而人民的意志又集中體現為法律。因此，政府的權力必須來自法律的授權。「無法律即無行政」，這一經典的法治理論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至少在涉及人民權利的領域，沒有法律的相應授權，行政機關不能作出任何可能損害公民權利的行為。這就是「職權法定原則」。
政府的職權與公民的權利是不同的。對公民而言，公民的權利是無限的，除非法律禁止;對政府而言，恰恰相反，除非法律授權，否則就無任何權力。
現實中，一些行政人員乃至領導幹部缺乏「職權法定」的意識，以為自己只要是「為公家的」，就什麼都可以干。當前一些恣意妄為、觸目驚心的事件往往與此相關。在依法行政的過程中，行政人員第一個考慮的就應當是：「這件事法律有規定嗎?」
在現代社會，立法權呈現分散化，法的形式呈現多樣化。在我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依法選舉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在該地方實施，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可以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在該民族自治地方施行。但是，由於社會事務的廣泛性和復雜性，單靠立法機關已經無法勝任立法任務。為此，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授權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授權國務院的各部委以及一定層級的地方政府制定行政規章。此外，各級人民政府都可以制定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規定行政 措施 。
(二)行政行為必須遵守法律
由於政府掌握著巨大而廣泛的行政權力，它與公民在實力上是不平等的，但政府同樣應當遵守法律，政府的一切行為應當服從法律。我國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換句話說，依法行政就是「法律高於政府」。
關於政府守法，有兩個方面：一是行政行為合法的條件;二是如何對待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
行政合法的要件：①主體合格。通常情況下，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必須是依法成立的享有行政管理權的行政機關，其中主要是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或者列入國務院編制序列的行政機關。某些情況下，經過法律、法規授權，一些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也取得行政管理職權。在法律、法規允許的情況下，經行政機關委託，一些非行政機關也可以以委託的行政機關的名義行使職權。除此之外，其他的組織和個人都不是實施行政行為的合格主體。例如，臨時機構、行政機關的內部科室，都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行政職權。②具有職權。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必須享有相應的職權。不在該機關的法定職權范圍以內的行政行為，就是「超越職權」，構成違法。超越職權既可能是平級部門之間的職權跨越，也可能是下級對上級的僭越。③內容合法。指行政機關實施具體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關於行為內容的要求;制定行政規范，必須符合高層級法律規范的規定和精神。④程序合法。行政行為不但要求內容合法，還要求實施行政行為的過程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 方法 、步驟順序和時限，做到程序合法。
程序違法往往導致結果的錯誤。《行政訴訟法》第54條明確規定，「違反法定程序」是一種獨立的違法情形，應當予以撤銷。據此，一個行政行為只要違反了法律規定的程序，不問行為者動機是否善良，不論其是否可能影響結果的公正，也不管其結果是否「正確」，都屬於違法，應當予以撤銷。
行政自由裁量行為的准則：①行政行為需出於正當的行政目的，不能考慮法律上無關的因素。這一條是從主觀上反對假公濟私，打擊報復，或者摻雜私心雜念。②講求誠實信用。在民事交往中，誠實信用是一條基本原則，並被我國民法奉為基本原則。在行政行為中，誠實信用也是起碼要求。如果允許政府誆騙百姓，或者出爾反爾，即使一時得逞，最終必將損害政府聲譽，導致政府行為喪失公信力。③遵循正當程序。由於我國行政程序制度還很不健全，法律對許多行政行為沒有明確、具體的程序規定。在此情況下，出於對程序公正的期望，行政機關應當自覺奉行公認的或者起碼的程序准則。④平等對待。同類情形同樣處理。涉及雙方爭執或者多方競爭的，應當公平對待。⑤行為適度。所採取的行政措施、處理決定應當與想要達到的行政目的相稱，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兼顧。
(三)行政違法必須承擔責任
行政機關對於自己的違法行為，應當承擔責任。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內設機構以及受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和個人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從法律後果上歸屬於該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應當對後者違法行使職權的後果承擔責任。行政機關發現自己的行為違法，應當自動糾正。如果行政機關拒不糾正，後者對是否違法有爭議，可以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法定途徑解決。行政機關承擔責任的方式有：撤銷違法的行政行為，必要時可以重新作出或者責令重新作出行政行為;對於行政機關拒不履行法定義務的違法(法律上稱為「不作為違法」)，可以限期履行;某些情況下，撤銷或者限期履行已經沒有實際意義，則可以採用「確認違法」的形式宣告該行政行為違法;如果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損害，行政機關則應當根據《國家賠償法》予以賠償。
對於經過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確定行政機關應當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侵權責任，而行政機關不履行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四、牢固樹立依法行政的新觀念
依法行政的關鍵在於各級領導幹部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要有效提高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依法行政和依法辦事的自覺性，必須牢固樹立依法行政的新觀念。
一是憲法至上的觀念。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機關、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在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等各種層次法律規范構成的我國法律體系中，憲法居於最高地位，其他一切法律規范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凡與憲法抵觸的則無效。行政公務人員應做遵守憲法、實施憲法、維護憲法的模範。
二是尊重人權的觀念。我國現行憲法第4次修改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突出地強調了保障公民權利、規范國家和權力這一現代憲法的核心價值理念，突出地宣示了我國憲法的人權關懷。這就要求行政公務人員增強人權觀念，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自覺尊重和依法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避免發生行政機關隨意侵害公民平等權、財產權、人身權的事件。
三是行政許可權的觀念。行政權力是一種能夠支配大量社會資源的公權力，具有無限擴張、易於濫用的特性。這就要求行政公務人員必須具備權力界限的意識，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注意上下左右不越界。一些地方政府首長責令當地人民法院採取不予立案、強迫原告撤訴等措施來配合政府搞土地開發、強制拆遷，這些做法就擺錯了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的位置，嚴重侵害了公民權益，大大損害了政府形象，這是缺乏法治主義觀念特別是權力界限意識的表現。
四是行政民主的觀念。行政民主是一種世界性潮流，它呼喚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良性互動，要求為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管理過程提供更多機會。在我國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諸環節已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行政民主的要求和規范。例如，行政立法過程中的座談會、論證會，行政執法過程中的聽證會和當事人陳述事實、申辯理由，行政相對人評議行政機關與行政首長，採取具有協商性和可選擇性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導等柔性靈活的方式實施行政管理，等等。行政公務人員對此應當充分了解並積極推行。
五是行政服務的觀念。隨著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已成為完善行政管理、健全行政法制的重大課題。行政公務人員應當樹立服務意識、改進管理方式，由原來的管理行政、指令行政轉向服務行政、發展行政、指導行政，積極向行政相對人提供信息、政策、專為技術等方面的指導幫助以及各種公共服務。
六是行政程序的觀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逐步克服法律虛無主義之後，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問題逐漸凸現出來，行政程序違法的典型案例很多，社會影響惡劣，教訓非常深刻。因此，必須增強程序法治意識，依照法定的方式、步驟、順序、期限等方面的行政程序規定來實施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都必須依靠證據鏈條來支撐法律事實和權利主張。同時，行政信息以公開原則，增強行政公開觀念，尊重並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知情權。
七是政府誠信的觀念。政府應是最講誠信的正式組織機構，政府機關的行為應有連續性和可預期性，不能朝令夕改，即便出於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需要徵用財產、調整政策、改變行為，例如，收回政府機關頒發的許可證照，也應按照依賴利益保護原則，給予權益受到影響的行政相對人公平補償。因為行政相對人出於對政府機關的信任，按照政府機關的意願去行動，難免付出一定代價，而且會形成一種依賴利益，這應當受到尊重和保護。
八是監督責任的觀念。有效監督是防止權力腐敗的關鍵;責任機制是建設法治政府的關鍵。行政權力在行使過程中具有擴張和濫用的頑強傾向，必須加以有效監督和約束。行政機關和行政公務人員必須自覺接受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等外部監督，以及上級監督、監察以及審計監督等內部監督，通過監督來判明責任，包括法律責任、政治責任和道義責任。不言而喻，行政機關和行政公務人員還必須認真履行監管職責，依法糾正市場主體的違法行為，努力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九是權利救濟的觀念。行政管理工作難免對行政相對人造成損害，有損害必有救濟，這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利受到損害後的現有救濟 渠道 ，包括行政申告、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行政賠償、行政補償，在此基礎上拓展和完善救濟渠道、樹立權利救濟和善待行政原告的觀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我國的社會救助機構仍然存在不容忽視的缺陷和實施不到位的問題，行政公務人員對此應有正確認識和積極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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