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行政法的現狀弊端

A. 行政主體的欠科學性

在起源上，中國行政主體概念是一個典型的舶來品。這一概念的引入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在此之前，中國行政法學理上主要是以「行政機關」或「行政組織」用來指稱有關行政管理的主體，並由此引申出行政行為、行政法律責任等相關的基本概念，這在當時的行政管理實踐和行政法學發展階段都是合理的。但隨著行政管理實踐的廣泛展開及行政法學研究的深入，該「行政機關」或「行政組織」的概念愈現弊端。為了修正這些弊端，行政主體概念也就悄然進入了中國行政法學研究領域。正如楊海坤先生和章志遠先生在《中國行政法的基本理論研究》一書中所闡述的，行政主體概念在中國大陸的引入是基於三個方面的客觀情況：一是行政機關概念在承載和傳遞「行政權力行使者」的使命上的不足；二是行政訴訟被告資格確認的需要；三是法國、日本行政法主體理論的外在影響。上述背景既決定了行政主體概念在中國行政法學理上的特殊功能，同時也為限制行政主體理論自身進一步發展埋下了伏筆。行政主體概念的過於功利、過於匆忙的引入必將概念理解上的不完全和欠周密，事實也證明在中國生根發芽的行政主體概念與域外的「源概念」有著巨大的不同。

B. 我國行政主體理論的形成

1 、 行政主體，是指享有國家行政權，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行政權，並能獨立地承擔因此而產生的相應法律責任的組織。國家行政機關是最主要的行政主體，此外依照法定授權而獲得行政權的組織，也可以成為行政主體。
2．、行政主體與行政機關。行政主體不等於行政機關，除行政機關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也可成為行政主體。
3．、行政主體與公務員。行政主體與公務員聯系緊密，不可分割。盡管行政活動是由公務員代錶行政主體具體實施的，但公務員並不是行政主體。
4．、行政主體的職權與職責：是國家行政權的轉化形式，是行政主體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資格及其權能。行政職責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職權，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過程中，所必須承擔的法定義務。行政職責的核心是」依法行政」。
完善建議

行政主體界定
中國行政主體概念從產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內涵和外延也顯狹窄。筆者認為，中國行政主體理論本來就是域外的概念，應該充分考慮該概念在域外產生發展的土壤以及全面而准確的學術含義。而不能徒有其表的藉助該概念的外衣而功利性工具性的應用於中國行政管理實踐及行政法學研究領域。在現今的理論困境面前，我們應該出重新界定中國的行政主體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在借鑒法、德、日等國家界定行政主體概念的基礎上，架構符合中國本土特色並與中國行政管理實踐及行政法學發展相協調的行政主體理論。隨著中國公共行政改革深入和社會行政的增加，中國應以「公共管理職能和行政權」為標准界定行政主體。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職能、享有行政權力的公共組織均應屬於行政主體的范疇。行政法學應加大對從事社會行政的行政主體類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體多元化的趨勢。所說的行政職權不僅包括傳統的行政職權，還包括公共管理性質的行政職權。所以其他公權力組織只要從事公共管理職能的，作出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行為的就應該是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就應該是可訴的，法院此時可以依行政主體界定標准對其進行可訴性判斷。所以在政主體的類型應該包括行政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以及那些沒有法律法規特別授權但是從事公共管理職能的組織。

訴訟重塑
中國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由概括式、列舉式和排除式的三種規定，即使是這樣一種安排，行政受案也有許多的真空地帶，因為中國是以是否是行政主體來確定被訴組織是否有行政訴訟被告資格的。這就導致許多本應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組織行為得不到審查，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救濟。其實，傳統行政主體理論所標示的「行政實體法上的獨立權利義務主體與行政訴訟法上的獨立訴訟主體合一」的命題是不準確的。作為行政訴訟主體之一的被告與行政實體法上的行政主體分別屬於不同的領域和階段，其所遵循的邏輯並不相同：其一，被告的確定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有利於當事人訴權的行使，只要是行為者實際地行使了行政權力，就應當成為被告。雖然被告的確定也會考慮到訴訟後果的承擔，但它並不意味著參與訴訟的主體就必須實際承擔最終的實體責任。其二，行政主體所體現的則是實體權力的行使與實體責任承擔的一致性，強調的是某一組織具有行政法上的獨立人格。
因此，行政主體的確立與認定行政訴訟的被告之間並無多少必然的聯系，在很多情況下，訴訟主體可以獨立於行政主體。不管是行政主體還是非行政主體充當行政訴訟的被告，最終的實體責任都是由相同的行政主體承擔的。在確定行政主體和行政訴訟被告資格邏輯關系相分離的同時，中國行政訴訟涉案范圍應該以行政行為侵犯公民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規定為接受司法審查的實質要件；摒棄現今行政訴訟法只承認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為被訴主體的規定，在修改行政訴訟法的同時應把行使公共事務職能的社會組織納入行政訴訟領域。這樣，對於中國行政訴訟實踐的順利開展和行政法學研究繼續向前發展，特別是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保障，中國依法治國理念的貫徹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C. 法學考公務員有哪些利弊

法學專業畢業生在考公務員時有優勢，法學的就業方向為律師， 各類企事業單位，合同擬定、法律咨詢、訴訟處理， 司法機關，檢察輔助人員、檢察官等。弊端在於那些迫切的希望在事業上有一番大作為的話公務員會限制發展，更適合選擇一些更加靈活的平台來施展。

隨著依法治國基本國策的確立，從長遠來看，法學專業作為「朝陽」專業，其畢業生的就業是大有發展前景的。再者，社會各界的法治民主意識日益增強，對法學專業的人才需求迅速增長。

法學知識和能力：

1、掌握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商法學、知識產權法、刑法學、民事訴訟法學、刑事訴訟法 學、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環境資源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等法學 基礎知識。

根據不同的專業方向（如法學理論、刑事法學、民商法學、經濟法學、行政法學、國際法 學、環境法學等）系統深入地掌握該方向的知識體系。

2、深刻掌握法學學科的科學思維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廣博的基礎知識 素養、求實創新精神、科學素養、公正的品質、綜合分析素養、法律意識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精 通法律，熟悉法律和相關業務。

3、能將所學的基礎理論與專業知識融會貫通，靈活地綜合應用於法學和法律實務之中。畢 業生應特別具備以下幾方面的能力：

D. 給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讀後感

讀《中國行政法的創制與面臨的問題》後有感

行政法的創制的主體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創制卻又是行政法范圍內的命題，這真是一對悖論。
行政行為法是規范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法，還是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組織法可以由行政主體自己制定嗎？如《公務員暫行條例》——如何體現管理管理者？《行政訴訟法》從屬於行政法嗎？那麼，本人期待的未來的《司法法》體系將如何構建呢？訴訟法的本質是規范司法主體的司法行為，還是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立法監督形同虛設。司法監督走走過場。根源：行政權一權獨大。
行政權的特徵：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動（司法必被動）。換言之——行政權可以——主動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讓人不愛「她」。為什麼獨大呢？唯追求者甚眾，其中還不乏精英豪傑。在中國，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權（也可以說是諸權合一），而後，直至近晚才出現立法權和司法權。而且，此二權皆脫胎於行政權。因之，必受制於行政權，必仰賴於行政權，必膽寒於行政權，必依從於行政權。特別是當此二權羽翼尚未豐滿之時，註定唯行政之命是聽。這就是鐵的事實。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樣，上述流變的事實已經逝去，未來的事實也一定流變。這就是鋼的規律。有分歧的只是對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則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無異於「左手打右手」。自己監督自己，這是連話語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義滅親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規律。
行政復議作為一種成體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應當追問。在諸多方面與行政訴訟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應。差異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確，復議比之於訴訟在合理性審查、受案范圍、附帶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簡便程度、不收費用等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在整體上，是訴訟的翻版。兩種驚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後繼」、「薪火相傳」，不排斥，卻鏈接。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浪費。復議不在於實質有別於訴訟，而僅僅是審查者的身份的差異。復議的弊端更是致命：屬自我監督，有悖公正；不開庭審理，無法公開。是想節省資源，還是多此一舉？是想維護尊嚴，還是威信掃地？實際效果是：費力並未討好。也許訴訟法完善之時，就是復議法正寢之日。
現有的行政訴訟制度沒有能夠恰當的處理審查相對人行為的合法性與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名義上是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但實質上卻將二者混為一談、糾纏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的整個行政法體系沒有清晰的區分相對人違法與行政主體違法二者的界限。
恰當的制度可以這樣設計：區分行政管理之訴與行政侵權之訴。一、行政管理之訴是指，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應主動管理行政違法行為（即相對人違法行為），有權先行處置，如相對人信服，則糾紛歸於平靜。如相對人不服，則可由行政主體將其公訴至法院，由法院最終裁決相對人的行為是否違法。而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不是行政管理之訴審查的對象。在訴訟中，行政主體負舉證責任，證明相對人的行為違法。二、行政侵權之訴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時，違法行政（含不作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相對人將其訴至法院，由法院裁決行政主體的行為是否違法。此時的相對人也可能另有違法行為，但不是本訴的審查對象。在訴訟中，相對人負舉證責任，證明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
如此劃分絕非多此一舉，梳理了法律關系，明確了控辯雙方的地位，確立了訴訟規則，將兩類截然不同的訴訟從混雜到分離，是行政法體系構建質的飛躍。
由於行政管理之訴的被告不是行政主體，而恆定是相對人，因此這種訴訟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這一根本制約現有「民告官」訴訟制度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中，行政主體「三位一體」——一身兼三職：「立法者」（規則的制定者）、執法者（規則的實施者）、「司法者」（糾紛的決斷者）——儼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試問，站在「無所不能」的行政主體的對立面，有誰能夠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訴至少讓解決糾紛的職能與行政主體相分離。只要相對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當上「免費」（敗訴者，應付費。）被告。此種設計絕非異想天開、空穴來風，而是將現有的行政主體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制度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後的制度升華。同樣面對相對人不履行具體行政行為為其設定的義務，均要過法院這一關，與其「暗審」，不如「明審」。正如兩人賽馬，比誰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維模式，無法比。只有善於求異思維，才能敢於換乘坐騎，快馬加鞭、爭先恐後。原有的訴訟模式無論如何完善，均無法解決相對人「不敢告」、「不願告」、「不能告」的體制性弊端！！！近幾年，每年的民事訴訟案件均已達數百萬件，而行政訴訟案件卻徘徊在十萬件上下。真應該統計一下，每年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數量，以及理論上的「出錯概率」（當然，只具參考價值。）。我想，就算是萬分之一，也應該遠遠超過十萬。只需因勢利導，便使得解決在行政管理領域中出現的糾紛——「天塹變通途」。
行政管理之訴的另一個思維來源就是刑事公訴。至於刑事公訴權屬於行政權還是司法權，由於答案太過明顯——當然屬行政權，因而不再展開。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行政違法（即相對人違法）與犯罪的關系。很簡單，「五十步笑百步」——同質不同量。兩種行為均是對社會有危害的違法行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對它們的防範與制裁也自當機理相通。於是行政公訴應運而生。只是出於投入——產出的效益考慮，才設置行政主體的先行處置權（准司法權）。從中過濾大量輕微、明顯的行政違法行為。只有重大且有爭議的行政違法行為才會啟動行政公訴。理性相對人自然也不會虛擲敗訴費用，甚至還有寶貴的時間。
國家在國家范圍內，無疑是第一強勢主體，超越於任何其他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在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理應盡到更多的義務。其中就包括賠償義務。其賠償范圍及額度，理應最寬廣、最充實，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計，在個案中，強勢民事主體的賠償數額尚可達天文數字，國家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要合乎國情。而且是在一國之內進行比較。關鍵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願不願。
當然，賠償之訴與侵權之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與管理之訴則毫不相關。這也正面解決了以往行政訴訟與行政賠償訴訟之間不尷不尬的關系的難題。
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在性質上並無二致。除了主體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歸責原則。這是公理，但不是現實，好在我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
關於公務員的責任追究問題，不是空白卻勝過空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責任歸屬主體。否則，一定是責任虛置。雖然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卻客觀存在。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行為不是由自然人來決斷、來實施的。除了作為整體的最高立法機關（因為他們就是全體國民的化身，自己說自己錯了只有象徵意義，而無實際意義。）的公職行為外，任何其他公權機關的違法行為，其行為的自然人均難辭其咎。然而現實卻是，只要不觸犯刑律（即使觸犯刑律，也因職位高低，罪減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責任形同虛設。原本，公職人員違法（不論故意還是過失）理應「罪加一等」，卻由於沒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機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系統內的自我約束何堪眾望。至善之道應是確立外部懲戒制度，即在侵權之訴中，只要行政機關敗訴，就自動啟動監察執法程序，將個人責任落到實處。
行政主體職權法定也不盡然。例如，現行《憲法》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沒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質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認立法與行政的差異。我以為，公法領域至少有如下三條公理（當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認可的話，我將試圖通過證明使其成為定理。）：一、權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權力專屬，不可讓渡。三、權力有限，越權無效。顯然，《憲法》也應該服從這些至高無上的原則。立法機關將專屬自己的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問。立法的本質是制定規則，而且是一體遵行的規則。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適格的制定者。此種與主體的身份特質密不可分的專屬性決然排斥轉讓。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種權利，他或他們不可以也不應該把國民的重託「轉贈他人」。此等職權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體法定。時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遠。究其原因，是行政權的性質與邊界無從確定。我們先人沿襲了千餘載的、卓有成效的吏、戶、禮、兵、刑、工的行政權力格局在新時代遇到了新挑戰。在不能准確把握時代脈搏的情況下難免搖移不定。常識告訴人們，法律規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權力越大的部門。因為沒有誰天生願意受到約束，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的觀點非常鮮明，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當然不是行政行為，而是立法性質的行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礎（前已論及），實屬怪胎。我建議的時間表是：在未來五年內，取消鄉級（抽象行政行為，下同）；在未來十年內，取消縣級；在未來十五年內，取消市級；在未來二十年內，取消省級；在未來二十五年內，最終取消國務院級。其他規范性文件在未來十五年內徹底從地球上消失。地方規章在未來二十年內，轉制為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轉制為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全部轉制為法律。到那時，中國不再有「紅頭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規。當然，我希望在未來五十年內，所有的地方法規也將全部轉制為法律或特別法律（只對特定地區或特定人群適用）。再大膽，再樂觀一點，在未來一百年內，各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法將全部轉制為統一的世界法。試看未來的環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設想的實現還有賴於立法機關自身性質和地位的回歸和實現。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代表專職、機構常設問題。目前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是定期臨時召集會議制，只有各級人大常委會才是常設機構。其人員雖為專職，但人數極為有限。形成了一元雙層體制，大會與常委會的權力界限極為模糊。給人的印象是，常委會往往起著比大會更為重要的作用，從而使大會的權力虛置。代議機關在民主社會無疑居於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僅僅常委會常設，遠遠不能適應其工作的難度與強度。我們的立法任務絕不是因為太少而需要精簡機構，恰恰相反，立法機構遠遠沒有起到其應該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項職權遠未落實到位，人大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遠未在國民心目中樹立。所有這些的實現，均有賴於改革現有的一元雙層體制，將人大自身常設，而且讓每一位人民代表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由各級各類機關領導來兼任。至於具體人數，會議的頻度，則屬細節問題，無須贅述。
《行政處罰法》最大的缺陷就在於，處罰目的與邊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民事責任的目的在於——復仇與補償，使受害人的心靈得到慰籍。那麼，無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行政責任（相對人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的目的呢？懲罰的結果得不到受害人心靈慰籍的效果。為過錯付出代價嗎？那就要首先分析論證過錯所侵犯客體本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種客體顯然不是恆定的、當然的。正如行政許可的范圍一樣，應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變性。但願，世人不會認為我們是一個濫罰的國家。
法治，法治，還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來，立法的理論與實踐還是我們的軟肋。只談行政，以及以行政機關為主體的立法，實乃隔靴搔癢。
行政強制更是一團亂麻。所謂行政強制只能是行政主體實施之強制行為。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根本與本題無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為行政強制的主體，那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是一種簡易司法審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為的范疇。即時強制與強制措施也不是並列關系，而是目的與手段。自行強制則應根本杜絕。勞教無疑是行政處罰的變種，自然應——依法予以取締。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規范和約束的只是行政行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決最表象化的問題，行政權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權的立法來決定的。
如何監督行政機關？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種不遜於行政機關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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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對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對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摘 要 行政法基本理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產生的，不同的社會背景，會形成不同的行政法理念，同時也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整個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價值取向的關鍵就在定義好行政的理念。

如今，在當下構建和諧中國，和諧社會以及政治經濟制度不斷變革的大環境下，公眾希望政府履行為人民服務的聲音越來越高。

隨著行政主體們在權利方面意識的增強，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中，惠民成為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出現了惠民理念的行政觀念。

關鍵詞 行政法 理念 行政惠民

從古至今，無論是公眾、政府還是學者，對於行政法理念的研究歷來不缺乏。

行政法的理念也在研究變化中不斷變遷：從過去的行政管理論到控權論;當前我國業內普遍認可是平衡理論、行政法合作理念、平等以及契約等理念，但我國目前努力營造和諧的大背景下，管理行政法的思想意識是不是會因此出現新的變化，這些變化怎樣發展?怎樣調整行政法的內涵以確保其適應現階段行政實踐的要求，才能真正的做到服務行政，指導行政。

一、有關行政法理念的形成發展探索

(一)行政法的管理理念

管理行政法的理念是與管理行政法的理論同時出現的一種行政法理念。

在我國，管理理念是一直占據統治地位的行政法理念。

有人對行政法做過如此的定義：“行政法是概念上的管理方法，可以說就是對國家進行管理的法律。

在管理上，對應的那方要承擔起義務，執行權力是由行政機關來完成的。

因此，雙方形成了履行義務和行使權力的關系。”但是在管理行政法中，依法行政的性質會受到來自“法”的范圍大小的影響。

有人還針對這一問題做過這樣的描述：強制力作為主要的組成部分，強迫對方服從是行政的主要特徵。

但以當今的視角看來，管理行政法因為在實際運作中將行政相對方完全撇開，缺少了實體的參與，因而並不能很好地體現法的理念和精神，從而逐漸被淡出人們的視角。

(二)行政法的控權理念

控權理念是起源於歐美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行政法理念，其發展得益於兩個最有利的條件：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理論以及自由民主的觀念。

控權理論主張：“只有那些盡量不管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好政府”;每個國民都期望政府控制行政權是通過“干涉最小化”的方式來實現，這樣能偶最大化的確保公民行使自由的權利。

它以控制行政權力的行使為核心，具體內容體現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控權理論主張用最小的權利發揮最大的效果，最小的權利是指它的功能只是發揮有限范圍內的有限權利，比如保護公民的財產人身安全。

如此來抑制行政權利的濫用，也阻止了行政權對公民隱私的侵犯。

第二，控權理念認為要適當限制行使行政權利的手段和方法，這里包括行使手段的實體意義以及限製程序的意義，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對抗行政權力的目的。

最後，控權理念的行為准則是“依法行政”，通過這樣的准則來對自由量權進行控制，如果沒有法律，就無從談行政。

通過限制行政主題的作用范圍確保另外一方公民的自由與權利。

著名的行政法學家戴雪就是這種主張的支持者和積極維護者，他提出的對專橫武斷的權力的掌控，即是控制行政權力的.體現。

(三)行政法的平衡理念

行政法中的平衡，是要將國家、公共、個人方面的利益都統一起來，實現行政雙方在權利和義務方面的平衡關系。

簡而言之，平衡行政法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意識公平配置權利義務的立法工作：二是要在整個行政法的解釋過程和適用過程中都平衡各方的利益。

由此，行政法律規范進行義務和權利的分配時，就不可以將視角限制在一個角度，而是要照顧到每個角落，不能只關注一方利益。

平衡得照顧到各方面利益的前提是相對方的積極參與其中，如此才能夠正確探尋到不同主體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管理行政法、平衡以及控權等理念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出現的，並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的先進理論，但是在當下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特定背景下，作為行政主體，如何最大限度地將行政權利還給相對方，如何把更多的資源利益劃分給另一方，怎樣友善對待另一方等問題應當其具體你離的目標和方向指針，新的行政理念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被強烈呼喚，就是一種把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新的行政法理念。

(四)新興行政法理念概要

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新的行政法理論，新的行政法觀點等層出不窮，不僅國外提出了許多先進的思想，我國學術界也提出了許多諸如：合作、契約、契約平等等理念。

盡管多方沒有取得一致的共識，但他們的核心思想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平等合作的意識。

平等合作理念抬高了相對方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希望以此來實現行政的民主化，從而為它提供了一種理想化的關系模式，因為行政主體因為擁有比相對方更多資源，就不可能單純的是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平等協商。

我國作為較早關注行政法的國家，突出行政機關的服務性質，行政機關保障義務方權利的新理念，這和當前所說的行政惠民的內涵式統一的。

所以，行政惠民理念因為對行政主體和相對方的明確劃分，而相比於其他行政法理念而言，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相更符合，更能突出政府的民本立場，從而當仁不讓的地發展為基本的行政法理念。

二、惠民理論的生成有了社會現實性條件

惠民理論的生成有其前提條件，得益於所處的社會現實條件的發展和成熟。

惠民理論在我國的提出，有以下幾點：首先，我國行政法理念受到來自於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改革的影響，並成為其發展的源泉和理論基礎。

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公共的管理者，在管理公共組織和執行公共政策的時候需要對公民服務和放權，其工作重點不是掌舵和劃槳，而是應該通過完整的有力度的整合力和回應力來建立有效的機構。

公共服務理論認同行政機關為義務方提供相關服務以及給予特殊照顧的思想，從而為給惠於民提供了正當的理論依據，也同時基本的行政職責;公民理論是以此為前提公民權利的外延擴大並為其提供了理論方面的支撐，也就是說擴大了民眾的權利范圍，由開始的僅有的政治參與權，到後來放開的行政參與權。

其次，經過接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和變遷，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乃至各個角落，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逐漸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關於行政“惠”民的觀點並不是一時的發明床在，通過我國近年來在處理民生問題的時候制定的政策以及總結的教訓和積累的經驗而來。

中央最近發布的文件和我國高層領導人的公開發言都按時了我國政府當前“惠民政策‘的目標，這是研究行政法中行政惠民思想的條件和來源。

三、政治以及經濟條件導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一)政治條件導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中國的民主發展和改革的作用下，政府職能逐漸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人們的利益得到了相關的重視。

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我國政府由之前的”行政服務“逐漸轉向“服務政府”制定和出台和很多惠民政策和措施;新的技術拓寬了群眾的訴求渠道，訴求願望變得暢通，讓距離不再成為訴求的障礙，使得不在場的群眾也能反映問題;轉變行政工作態度和機關工作作風;推動基本公共服務，服務方式變得多元化;完善志願者服務體系，推動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等的措施。

這些手段，讓惠民成為實際。

(二)經濟條件導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建設推進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全權負責管理模式的整體轉變，政府轉變行政模式和服務方式，逐步建立起了服務型政府的新模式，細化服務的職能，轉變了強權管理的現象。

市場在經濟調控的基礎上得以自由發揮，資源配置轉向多向發展。

這種經濟模式的優勢在於預防了經濟壟斷現象的出現，降低了市場收外部市場的負面影響程度，同時保證了提升和發展經濟戰略化的步伐。

為了適應我國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的需求政府逐步成為服務者，進而為行政惠民創設了基礎條件。

由此可見，在市場經濟發展環境下，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參與市場競爭，是保證公民享有合法權益的前提條件。

此外，市場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推動了政府不同調控方式的全面發展。

引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行政惠民精神的建立。

四、和諧社會的發展促使行政惠民的根基牢固

構建和諧的主要目的是營造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各類矛盾都有得以解決的有效途徑，逐步推行民主政治，為人民服務。

快速發展的改革開放促進市場經濟迅猛發展並取得喜人的成就，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同時思考怎樣讓人民繼續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幸福。

目前，基本形成了和諧社會的構建模式，在這一目標的敦促下，社會沖突得以日益減少，矛盾得以緩和，民主觀念和制度得以有效推行。

行政惠民的管理意思應該和和諧社會的總目標彼此融合、相互促進，在全國積極追求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行政惠民因此發展為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其理論支持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1.行政惠民強調建設民主社會，保護人民的合法權利，積極引導行政機關及其客體主動參與，以便保證各方利益的平衡，妥善解決矛盾。

2.行政惠民同時也尊重民眾的意願，體現了國家尊重人民的尊嚴，力求通過構建政府和群眾誠信的關系積極促進人民互幫互助、團結友愛、積極向上、道德崇高等。

只有充滿活力的社會才可以推動社會的不斷進步，並且有助於社會的良性循環發展。

3.行政惠民要求需要行政主體為民眾提供個性化服務的願望與活力社會理念不謀而合。

所以說，惠民理念促進了二者平衡，最終實現和諧社會。

五、權利意識形成給行政法惠民提供了思想保障

行政法惠民需要滿足人民的現實需求，需要分析民情，因此只有在人民的廣泛積極參與行政及良好表達的前提下才能使行政主體提供人性化的服務，令行政法更具有效性和針對性。

行政惠民離不開全體民眾的積極合作與全面參與，公民精神及權利意識是人民在行政實踐中積極活動良好前提，同時逐步養成的公民精神與日益普遍的權利意識，進一步促進了行政法惠民的形成和發展。

傳統模式下的法學研究將法律價值定位在階級層面，壓制了人們的積極參與熱情，不能體現政府服務職能，也無法滿足公民利益需求，因此呈現出現實弊端，迫切需要優化改革。

新時期，公民權利及意識持續強化，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熱情越來越強烈，使得權利主體其充分意識到公民權利的重要性，行政法則成為彰顯公民意願的體現，切實發揮行政惠民服務的力量，成為行政惠民科學理念的形成良好基礎。

六、總結

總之，行政惠民理念的形成促進了行政法的人性化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目標相一致，因此我們只有對其內涵進行深入探析，明確其形成的客觀條件，並實施惠民理念的深化發展，才能真正創建良好的服務型政府，令民眾利益、合法權益得到全面保障，並促進人類社會的持續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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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邵鐵民.論海關法制建設的理論基礎.上海海關學院學報.2012(2).

F. 司法審查的國內現狀

根據中國的政體、國情、體制、觀念、憲法原則等種種情況，中國制定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司法審查制度，中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特點，下面分述如下：
1、在普通法院內設立專門法庭實施司法審查。
世界各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的兩種模式已如前所述。一種是專門的行政法院模式，盛行於大陸法系；一種是普通法院模式，廣見於英美法系。這兩種模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起源，並各有利弊。但可以說，凡是沒有專門行政法院的國家，都面臨著行政審判組織專門化的問題，而大陸法系的一些沒有專門行政法院的國家如瑞士等，在普通法院內設置了專門行政審判法院。
中國採用的也是普通法院設立行政審查法庭的模式。但是中國採用的這種模式，是根據中國的憲法體制和現實情況所作出的決策，與別國不同。各國採用什麼模式的司法審查制度，都不能不從本國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出發，中國亦不例外。
2、在中國的行政訴訟中，既審查法律問題，又審查事實問題。
審查法律問題既是審查行政機關的認定和裁決在法律上是否成立，審查行政機關對法律的執行和適用是否錯誤，而審查事實問題就是審查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認定是否成立，並可以以法院自己對事實的判斷來取代行政機關的主張。一些英美國家只審查法律問題，不審查事實問題。而我國法院與一些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既審查法律問題，又審查事實問題，若只審查法律問題，與中國行政訴訟的另一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相抵觸，同時也與我國的實際情況不符。
3、中國司法審查制度的法律淵源以代表機關制定的法律為主。行政訴訟法規定，規章及其以下的法律規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判案時可以參照，主要以法律和行政法規為審理依據。但十多年來，各種新型案例層出不窮，而法律又要保持其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而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司法實踐，針對人民法院在適用法律上所不明確的問題，適時作出不抵觸法律的司法解釋，以彌補法律和行政法規不足，並作為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依據，也可以認為是我國司法審查制度的法律淵源。

G. 行政法新論的問題：從行政法產生的角度，談我國行政權利的現狀和行政法的發展趨勢

我國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應當說是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同步的，它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分散在集中、從低層次到高層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其中有兩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一是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和實施，它從司法監督的角度有力推進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設，其中有宣言式的規定條款：具體行政行為違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銷；二是1996年《行政處罰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開始，《行政處罰法》的重要貢獻在於：在行政訴訟法確立的程序違法無效的原則上，又進一步確立了保障公民權利與促進行政效率相結合的公正、公開原則，規定了告知、陳述、早辯和聽證等程序制度。總體來看，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逐步加快，並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主要表現在：

1、新憲法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憲法依據。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往往有關於行政程序基本原則的規定，這些規定構成這些國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淵源。我國憲法並沒有專門明確規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憲法中的有些規定卻可以被認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據。例如，憲法第2條第3款規定：「人民依照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規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開原則、參與原則的憲法依據。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建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先後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使行政程序無法可依的狀況有了明顯改善。20世紀80年代以後，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有關國家機關先後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度程序暫行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行政復議條例》、《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使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蓋面大為擴大。

3、某些行政領域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程序制度。雖然目前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總體上還比較落後，但從局部看，有些領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如行政處罰程序、行政復議程序等。以行政處罰以例，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對行政處罰決定的簡易程序、一般程序和聽證程序，以及行政處罰的執行程序都作了統一、明確、具體的規定。此外，還制定了大量專門規定特定領域的行政處罰程序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這使我國行政處罰程序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規則體系。

4、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開始得以確立，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單純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權功能和保護公民權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認識，其結果，使得我國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益為主要目的、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規則和制度逐步被確立。例如，告知程序、聽證程序、迴避程序、復審程序等。這種變化表明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現代化邁進。

5、行政程序制度獲得了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隨著國家法治的發展，行政程序開始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訴訟法》明確地將程序合法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行政處罰法》則明確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這些規定表明，我國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實體法的附庸，它已經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盡管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還比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還存在諸多問題。

二、完善我國行政法的必要性和趨勢（途徑）

就我國行政法存在的種種問題和不足來看，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根據行政法學的一般理論和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我國行政程序制度加以改進和完善，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也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

（一）完善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是改變我國向來重實體、輕程序這一落後觀念的必要途徑

行政法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有機統一，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就談不上行政實體法律目標的實現，甚至還可能帶來破壞和其它消極的作用。在行政法制建設的起步階段，一般地說，行政程序法往往成煤其實體法的附屬品，行政程序法遠沒有行政實體法發達。但是，隨著行政法治與民主觀念的提高，行政過程中的一切活動，不僅實體上要求合法，而且帶必須在程序上合法。行政程序法的興起和發展，使其具有與行政實體同等重要的法律效力和地位。違反程序法則，與違反實體法規則一樣，都將影響行政行為效力。

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在美國，行政法就是正當的法律程序，行政法就是行政程序法。美國學者認為，「程序法是執行，而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從實際的觀點來看，程序法的重要性超過了實體法。一個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斷的專橫的程序去執行，不能發生良好的效果；一個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個健全的程序去執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在我國，以往往重實體法，輕視程序法，認為行政行為只要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上有所不足，責令予以補政即可，一般不影響行政行為的效力。近年來，人們開始重視程序法，認為違反程序也是違法。立法上在規定實體權利義務的同時，作出了適當的程序性規定。其實，從某種意見上說，程序法比實體法更重要，如果存在著一些實體規則，但沒有好的程序規則去執行，實體規則定是再漂亮，沒有程序規則來保障，十有八九是執行不好的，相反，即使沒有實體法制，但卻有一個良好的程序法律，我們仍然可以實現理想的目標。為什麼在執法中經常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關鍵是我們的法律缺乏科學合理的程序設定，以致受該實體法律規范調整的人可以尋找很多對策來對付這個法律，致使法律得不到貫徹執行。有時實體法無法解決的問題，通過程序法可以公平合理地解決好。即使沒有一個實體規范，只要有一個好的程序規定，事情仍然可以處理得很好，所以行政程序規范具有獨立存原的價值。

行政機關的程序義務在很多情況下將會影響相對一方的實體效權益，但也有相當一些行政程序，並不涉及相對一方實體權益，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意味著就沒有權利義務問題。首先，行政機關不履行程序義務，即程序違法，是行政機關違反法律的問題，就「違法」這一點而言，是實體違法還是程序違法，並無差別；行政機關違法而不糾正，其危害遠較公民違法要嚴重很多。其次，實際上程序問題也涉及到實體問題。比如，在檢查公民身份證時，公安人員必須首先出示自己的證件，這是表示身份程序。是否表明身份，在很多情況下並不影響相對一方的合法權益。立法者設置這一程序，首先是為了體現執法工作的嚴肅性，也是為了防止假冒，避免社會秩序混亂，損害國家利益。可以說，在很多情況下，程序的背後都體現著國家的、社會的某種更高層次的利益。

凡是違法行為都必須追究法律責任，這也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項重要原則。這一切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同樣應當追究法律責任。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是發揮行政程序法功能的基本的主要途徑

各國的行政程序法律由於其價值取向不盡相同，在功能上表現出一定差異。從理論上講，現代行政程序法功能有三種：

一是效率型。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講究比較少的人力、財力來進行行政管理。

二是控制型。以控制行政權力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側重於防止行政機關超越職權、濫用權力。

三是權利保障型。以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權利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側重於保護相對各種合法權益，尤其是程序上的權利。

我國行政程序法的功能類型應當是以效率為基礎的權利保障型。學術界普遍認為，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應當兼顧權利保障和效率兩方面。以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識來看，應當保障公民的程序權利。但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如果脫離社會利益而過分強調公民權利的保障，就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也要把效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效率型和權利保障型都是非此即彼的思路，並不可取，「並重型」的具體設想是把效率和權利保障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兼顧權利保障和效率。這樣的功能類型既不是完全的效率型，也不是完全的權利保障型，而是介於的選擇。立法者應當從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出發，考慮每個公民的具體利益應當保障到什麼程序。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處理好效率與權利保障的關系，因為效率更多地反映社會利益，而權利保障更多的反映個人利益。處理兩者關系的原則是：以提高效率為范圍，以權利保障為目標，在效率允許范圍內，對權利的保障努力達到「最大化」。

要實現行政程序的上述功能，只有通過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即通過科學的立法，才能構建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只有有了完備的或盡可能完備的程序法，才可能發揮程序法的功能，以保障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實現公共管理職能，同時又最大限度的維護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以實現社會的正常運轉和社會進步。

（三）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地發揮行政程序制度的積極作用，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程序在行政行為中無處不在的，實體法不通過一定程序，就不可能被實施。為批准某一申請，可以通過幾個部門，蓋幾個章就簡明迅速地完成，也可以蓋上幾十甚至幾百個章，使這一程序成為一個漫長的難以完成的過程。對當事人從事一種行為，可以放任，可以要求備案，也可以要求審批，程序不同，效率也不同；對於審批許可，是規定一個月，還是三個月，直接影響行政效率。程序法的作用，就在於將合理的、即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保護公民權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免去不必要的程序或簡化繁瑣的程序，從而大大提高行政效率。

2、制約作用。所謂制約作用是指行政程序法能夠在程序上對行政機關起制約作用，防止其失職、越權和濫用職權。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或為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成為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行政程序合法，不等於運用實體法也正確；但是，如果行政程序嚴重違法，即使運用實體法正確，也將導致行政行為無效。例如，依照我國專利法規定，專利局批准專利權必須經過三個月的公告期。這是批准專利權行為的行政程序。如果專利局不經過公告程序就給予申請人專利權，那將導致該行為無效，即使申請人的發明實際上已符合專利的條件，還是不能獲得專利權。第地理與腐敗行為等行政違法行為做斗爭的重要手段。行政違法中的失職和濫用職權等行為，大都與行政程序不健全、不規范有關。例如，在公民申請某貳權利的程序中由於沒有明確的時效限制，就可以為以權謀私開方便之間。處罰程序中缺少說明理由和聽證程序，就便於濫用職權。行政程序強調公開原則、參與原則，都對防止腐敗起積極作用。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將從制度上制止腐敗、違法現象，保證為政清廉。

3、保護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僅要靠行政實體法予以規定，還要靠程序法予以保障。例如，在行政處罰中設置說明理由，聽取意見以至聽證、裁決的順序性程序，就具有避免和減少濫用職權，保障個人和組織法權益的作用。

總之，適應依法治國、建議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我國加入WTO的需要，必須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認為，我國盡快制定「行政強製法」、「行政許可法」等，並對有關單行法律、法規、規章等作進一步的清理，以備在制定我國統一的行政程序法時參考。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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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紀東《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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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名楊《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6、王名楊《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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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應松年、徐平《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

10、應松年、徐平《涉外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1、羅豪才《行政審判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2、應松年、胡建淼《中外行政訴訟案例述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3、馬懷德《行政訴訟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4、姜明安《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5、張宗厚《法學更新論》雲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