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告醫院觸犯勞動法

A. 女法官地下車庫被刀刺脖頸身亡，死者家屬上訴的訴求是什麼

女法官由於拒絕開後門而被同鄉，同學刺死在地下車庫，事件發生後女法官的家人上訴要求除了對被告公平公正的審判之外，還提起了民事訴訟請求。

向某准備殺害周春梅是蓄謀好了的，他在案發前的一個多星期就混進了周春梅所住的小區，成為小區里的一名保潔，摸清了周春梅的作息時間後，在案發當天，周春梅在地下車庫取車的時候，向某襲擊了周春梅，這位善良，正直，的法官就這樣被向某殺死了，身後留下了兩個年幼的孩子，還有她的父母家人，兇犯雖然被捕，但是一個好法官，一個好妻子，一個好媽媽，一個好女兒卻再也回不來了，作為家屬只能要求法律能夠嚴懲兇手，讓悲劇不再重演！

B. 不屬於道德范圍但違反法律的案例

四、 爭議之三：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是否構成對我國憲法解釋體制的挑戰？
對最高人民法院就齊玉苓案所作批復，大多數學者認為是司法解釋，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該批復屬於憲法解釋，有的甚至認為是最高人民法院濫用司法權，或者說是對我國憲法解釋體制的一次挑戰。
實際上，像大多數學者指出的，批復應屬於司法解釋，盡管是對憲法具體適用問題的司法解釋。
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沒有對法律實施的監督權和立法解釋權（即無權對法律條文的含義或界限加以進一步說明），而只對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有司法解釋權；同樣，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對憲法的監督權和解釋權以及提請解釋憲法權，而只有權對其認為違憲、違法的法律以下的規范性文件，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即最高人民法院只有對其認為違憲、違法的法律以下規范性文件的提請審查要求權。
但是如何理解「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中的「法律」呢？應當指出：在規定這一條款時，即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和1979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1983年曾修改）時，1982年憲法尚未制定，對「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中的「法律」，應作較寬泛的理解；而且，批復是在「審判過程中」作出的，是最高國家審判機關行使審判監督權的體現，不宜認為是「濫用司法權」。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認為：「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應承擔民事責任。」並沒有對憲法第46條中「受教育的權利」的含義或界限作出解釋，而是指出：如果受教育權受到侵犯，侵權者應承擔民事責任。即批復確認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可在民事訴訟中引用該條款加以適用。盡管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人士把受教育權理解為我國民法通則沒有規定的一般人格權中的人身自由（意志自由），並認為教育法屬於憲法類法律，但這僅僅是個人對教育權性質和教育法屬性的一種判斷，並不是在解釋憲法。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就齊玉苓案所作批復，是對民事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憲法問題的司法解釋，而不是憲法解釋，並沒有對我國現行憲法解釋體製作出重大突破或構成挑戰。

五、 爭議之四：公民能否成為侵犯基本權利的主體？
許多學者注意到，本案的主要被告陳曉琪是一位普通公民，而非政府機關，從而提出以下疑問：公民能否成為侵犯基本權利的主體？
不少學者指出：依據西方憲政理論，一般而言，只有國家，而非個人，才有義務尊重並保護憲法性基本權利。如此嚴格要求乃是基於這樣一種理念：憲法的基本要旨在於制約政府權力，而非約束人民。基本權利標明了國家權力的邊界，其要義在於抵抗國家的不當行為，而非私人的不法。換言之，憲法適用是為了保護公民免受公權力對憲法權利侵犯的一項制度安排，因國家機關保護不力，國家機關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該案主要是公民對公民的。如果在普通民事案件中直接適用憲法條文，實際上將違憲行為的概念泛化。
但也有學者認為，憲法是界定政府與人民之間關系的根本法，也是保護公民權利的根本法。對於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政府不能侵犯，私人（包括非政府的法人和其他組織）也不能侵犯，這就給憲法介入私人領域提供了最根本的理由；而且，社會的發展和憲法中關於公民社會經濟權利的日益增多，也為憲法保護公民私權利不受侵犯提供了現實選擇。對此，美國著名學者路易斯?亨金早就指出：憲法中的權利條款僅僅保護其不受「國家行為」的侵犯，而將私人對他人權利的侵犯留給侵權法。同時應當承認，中國的憲法視角與西方不同，我們強調憲法是根本法，側重於憲法首先是一部明確國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的宣言。中國傳統憲法觀念也認為，公民基本權利與義務相一致是中國憲法的特點之一。公民基本權利不僅約束任何國家機關，也約束其他組織和個人。這樣，「私法關系並未排除在憲法調整范圍之外。」
但是，將公民基本權利「降格」為私權利，使得哪些權利才能稱得上「基本」權利變得混沌不清。另外，更重要的是，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憲法制約國家權力的核心功能，沖淡基本權利的公法性。
因此在肯定齊玉苓案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注意其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是與我國現階段憲法規定本身的局限性和我國憲法和人權理論的局限性相適應的。畢竟，齊玉苓案僅僅是普通民事訴訟中適用並直接引用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條款的第一案，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訴訟案件。

六、憲法適用與憲法監督並行：中國憲法訴訟制度的可能模式是什麼？
齊玉苓案審結了，但它留下一個亟需研究解決的問題：中國憲法訴訟制度的可能模式是什麼？
應當承認，齊玉苓案是中國憲法在普通訴訟中適用的第一案，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但它僅僅是開創了普通訴訟中憲法適用的先例，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訴訟。建立獨立於普通訴訟的憲法訴訟制度尚待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從理論上說，建立相對獨立的專門憲法法院，是最理想的憲法訴訟模式。這種體制更能保證憲法規范的全面、充分適用，更有利於實現憲法的司法化。但筆者贊同「尋求活動空間比制度外設計更具有可行性」的觀點，主張在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未通過修憲程序改革前，應建立憲法監督與憲法適用並行的過渡性憲法訴訟模式。
首先，可以考慮在普通法院內組成憲法審判庭（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內設立），有選擇地直接適用憲法規范審理和裁決案件。有憲法爭議審判權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將憲法規范、其他法律規范和司法解釋一起引用，也可適用憲法原則及其他法律規范和司法解釋進行裁斷，實行二審終審制。通過直接引用憲法規范或原則，實行普通訴訟中的具體憲法適用；如果法院在審理普通訴訟中涉及憲法爭議案件的過程中，認為某一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同憲法相抵觸，可依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合憲性審查的要求或者建議。由於普通訴訟中涉及憲法爭議當事人的利益相關性和沖突性，容易發現一些與憲法規范相抵觸的規范性文件或違憲行為，從而有利於啟動憲法監督制度。
其次，在全國人大之下設立相對獨立的憲法監督委員會，協助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開展經常性的抽象性違憲審查工作。
同時應當強調，評析齊玉苓案的視角和過程，比齊玉苓案本身更有意義。本案啟示我們：
首先，要以齊玉苓案為契機，對我國憲法理論和憲法制度進行深刻反思，在觀念層面上與時俱進，進一步確立「憲法是規范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根本法」的基本價值理念。
其次，在制度層面上應努力創新，大膽探索憲法規范的具體適用。為此，應進行以下工作：
（1）適時修改憲法，確認「憲法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2）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進一步明確最高人民法院對審判過程中憲法應用問題的解釋權；
（3）在即將制定的監督法中，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最高人民法院就審判過程中憲法具體應用問題所作的不適當的解釋」。

3－3 中國憲法平等權第一案

2002年1月7日，四川大學法學院1998級學生蔣韜一紙訴狀，將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理由是該行招聘限制身高，違反了憲法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侵犯了其擔任國家機關公職的報名資格。該案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媒體競相報道，被稱為「中國憲法平等權第一案」。
原告方訴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