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德行政法讀後感

⑴ 聽證會的含義和作用

聽證會，是指立法機關在制定規范性文件的過程中，組織相關部門、專家學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事人等通過一定方式（常見為聽證會）陳述意見，為立法機關審議法律法規提供依據的一種立法制度。該制度服務於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學化，因而日益為學者和立法當局所重視。
聽證制度設計的重要價值在於它所體現的一系列的功能。戴維.杜魯門把聽證的協調利益的功能與目的歸結為「它提供一種准儀式的手段來調節利益集團之間的分歧以及通過一種安全閥來減輕或消除干擾。」[12]在聽證過程中，能通過聽證的方式聆聽各方面意見，尤其是行政相對人的意見，使得將一些矛盾充分暴露出來，並提出一些解決方案，集思廣益，為行政行為的順利進行以及能夠得到很好的遵守創造條件。

而從目前大多數實行聽證制度的國家來看，聽證的功能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查明事實真相。正式聽證具有準司法的性質，採用訴訟程序中雙主對抗、主持人居中主持的結構模式。聽證中，主持人聽取控、辯雙方的陳述，詢問證人，控、辯雙方可對證人質證，並進行辯論。這樣，控、辯雙方的證據在聽證中都得到充分的展現，並就其真實性和關聯性進行了討論，有利於發現真實，為行政機關的決定提供基礎。

2、保證裁決中立、行政結果的正當。作決定的人處於中立的地位、不偏袒任何一方，是程序公正最基本的要求。英國司法從17世紀以來，就有法官不得有自己個人動機的說法。行政程序法所規定的聽證主持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行政法官或其他聽證主持人具有法官的某些特質，如主持人由調查人員以外的人擔任，適用迴避制度，禁止與當事人單方面接觸等。此外，行政程序法和其他法律還對其任用和地位加以制度化，從而保證了主持人的獨立地位，也保證了裁決的中立。

3、保障相對人平等、有效參與行政決定和行政決策，實現行政決定的民主。美國教授認為「程序的平等就是參與的平等，程序只為了參與者可預知及理性而設，而可預知及理性顯然有用於保護任何當事人的自尊心。」在聽證中，相對人有權得到聽證通知，有權在律師的陪同下出席聽證，向主持人陳述意見，提交證據，向證人質證，與行政機關調查人員就行政決定的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辯論，其意見得以充分反映，從而平等、有效參與了行政決定的作出。

4、體現行政權——相對方權利的平衡。現代行政法治要求依法行政，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應當進行宏觀調控，遵循市場經濟規則，在此基礎上，行政權的作用應當弱化，將原先存在的命令式、強權式的行政法律關系轉化為現代的服務型、溫和型的行政法律關系。表現為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對話，互相傾聽，平等協商，行政權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政府的引導和指導。而行政聽證的方式使得這種行政權的特質得以凸顯，從而更符合現代行政的要求，體現了作為國家權力的行政權——公權和行政相對人權利——私權之間的一種平衡，為二者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平衡的支點。著名行政法學者韋德說，行政法就是要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尋求一種平衡。而聽證程序的設置也有利於實現行政法的這一主旨。

⑵ 三權分立中的行政權的定義

行政的核心或實質是行政權，幾乎行政法的每條原理都可以從行政權的研究中得到闡釋。可以說，行政權是行政法的「起因和歸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論的基點和中心范疇」。（註：胡建淼主編《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學者們往往根據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對傳統行政權的不同理解對其作出不同定義。其實，對行政權的研究本身就應當是一個具有極大涵攝性、包容性的活動，它不應當是絕對的、片面的。正像波普在其名著《科學發現的邏輯》中所說，每種理論都具有「可證偽性」，我們應當依據所處社會的特殊情境——現代中國來重新審視對行政權的理解。

一、傳統行政權的概念及屬性分析

在國外， 行政權內涵的確定與分權學說相聯系， 是一種 「executive powers」（執行權）。在國內，關於行政權的提法仍不統一，主要有「行政管理權」、「行政權」、「行政權力」等。提法上不一致尚屬次要，更為關鍵的是我國學者在定義確定上沒有西方那樣一種憲政理論可以溯及，缺乏理論原則的貫徹性，較多的是定義確定的隨意性。即便如此，對國內學者的上述定義進行梳理仍是必要的，因為任何理論都必定有其時代精神、學術淵源等理論背景蘊含其中。我們對行政權的概念及屬性分析也將從國內學者的認識中引出。

1、從分權角度定義及其屬性分析

在西方，從分權角度論述行政權是學術的主流。17世紀的洛克首創「立法行政聯盟三分論」，之後孟德斯鳩繼其濫觴，創立了「三權分立」理論，使行政權成為一種「受控權」。戴西的「規范主義」強調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權力的法」，認為必須通過以司法審查為中心的控權體系來保護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而這種理論是根植於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期的現實土壤，反映了政府與個人、公益與私益之間的二元對峙。規范主義對行政權的理解基於與立法權、司法權的分離，對行政權的屬性認識從制度層面上認為是一種從屬性的執行權，從操作層面上是一種「被控性」的權力，強調「私域」在「公域」（註：哈貝馬斯在討論市民社會時引入了私域（private sphere）和公域（public sphere ）的概念。所謂私域是指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下形成的市場體系；所謂公域是指自主的個人所構成的公共溝通領域。）里應受到的尊重，最大程度地防止政府權力的恣意。

規范主義從學理建構上又源出於早期的西方市民社會理念，這種理念認為，行政權只是作為保護市民利益的工具或政治安排而存在的。自由放任時代的市民與國家的二元結構對峙，打破了國家權力尤其是行政權無所不及的格局，為行政權納入法治軌道提供了學理上的引導。市民社會中的個人權利隨之進入非官方的私域，行政權不能幹預個人私域。這種對私域的關注也必然形成行政權必須接受法律控扼的理念。這種理念把行政權置於法律之下（無法律則無行政），使行政權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法律問題」，「所有權力都必須通過法律賦予，否則行政機關不得享有和行使任何權力，與此同時，任何權力都必須通過法律來制約和控制」。（註：《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 年版， 第264頁。）這說明近代行政學說為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前提， 法律性成為近代乃至現代行政權的基本屬性之一。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設立行政權和控制行政權的理由是一致的：「凡是授予職權的一切理由也就是設定保障，以防止濫用職權的理由」。（註：詹姆士·密爾《政府論文集》，轉引自張煥光、胡建淼《行政法學原理》，勞動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頁。）著名法學家龔祥瑞先生則從「法治」的高度評價行政權，指出「更重要的是政府權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約，這是法治的實質意義」。（註：《法制建設》1988年第1期。）

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對近代行政權傳統理念提出了挑戰。規范主義者把法律視為控制行政權的一種消極工具，看不到變化了的行政權積極的一面，而且原有的對行政權的過分束縛使其它「社會多元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證。為了保障這些多元利益，「政府必須在現在那種有些語焉不詳的所謂『集體意識』中去取得個人贊同與默認，政府由於經常受到攻擊、懷疑，處於不穩定狀態，因而不得不反復為自己辯護，設法證明自己的行動是正當的」。（註：〔法〕弗朗索瓦·佩魯著《新發展觀》，張寧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 ）規范主義「行政權——私人自治」的二維關系逐步受到質疑。我國部分學者從這個角度的定義把握住了行政權屬性的法律性、執行性這一重要特徵，但又帶有對分權理論的簡單衍化，解釋力不足，且對行政權的現代屬性未予足夠重視。

2、從管理角度定義及其屬性分析

從管理角度來論述行政權，認為應當將行政權視為政府有效推行社會政策，實現社會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務的工具，強調法律對提高行政效率和促進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與便捷功能，其著眼點在於「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益」。（註：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功能主義者將行政權視為維護公益的工具，而且賦予行政權以支配性。功能主義者深受黑格爾「國家高於市民社會」理論的影響，在汲取了黑格爾行政權至上理論的暗涵的基礎上，又根據其當時生存的社會環境進行了改造。進入20世紀，「福利國家」的出現使功能主義的行政權具有了很大的「服務性」，極大地滲入了私域：行政權就是用「國家觀念」來「關心生存」，「在福利國家中為了國家能按照社會的要求積極貫徹執行政策，法應該為行政提供其所需要的手段」。（註：〔日〕西岡、久＠①·松木、昌悅、川上宏二郎著《現代行政法概論》，康樹華譯，甘肅人民出版社，第9頁。 ）功能主義者重視行政權的效率，關注社會公益的優越性，從某種程度上適應了壟斷時代——「福利國家」的社會客觀要求。

功能主義模式「只是作為一種異端傳統維持了它的生命力，該模式的價值和方法很難挑戰占統治地位的保守的規范主義模式」。 （ 註：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ublic theory。 oxforniversity press 1992 page181。 ）後來其制度化形式在前蘇聯得到了極端性的發展，其有效性已被實踐所證偽，失卻了時代意義和道德基礎。我國學者的定義中雖然也有「管理」，其行政權的概念內涵與屬性理解卻與西方不同。當然，不同的歷史情境是主要原因。

二、現代行政權的概念及屬性分析

現代行政權的概念和屬性要放到現代社會這個大背景里進行闡述。尤其是研究中國的現代行政權更要紮根於中國的制度現實和法治環境。「現代」一詞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時間要素，而且是一個空間要素。行政權的現代化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整合過程，即傳統行政權、現實行政權、本土行政權、異域行政權的空間整合過程。正是在這種整合中行政權的概念從價值觀念到實證要素都發生著變革，形成一種多維立體的轉變。

在對現代行政權的分析工具系統中，我們可以設定若干模式變數來指示傳統行政權與現代行政權的基本特性。對於現代行政權模式變數的確定首先應反映世界上現代行政權發展的普遍趨勢，其次應與傳統行政權在價值取向上有質的差異。基於這一考慮，筆者在關於現代行政權的屬性分析中將使用以下變數組合：現代行政權的從屬法律性——傳統行政權的漠視法律性；現代行政權的職能多元性——傳統行政權的職能一元性；現代行政權的非專屬性——傳統行政權的專屬性。

1、現代行政權的從屬法律性

行政權的從屬法律性，在西方是分權理論的題中之義：「行政權的責任承擔者不能根據獨自的判斷進行，而必須根據由代表國民的議會所制定的一般性的規則（法律）進行」（註：〔日〕藤田宙靖《關於日本的依法行政》，見《法學》1998年第42頁。）。行政權在現代應當毫無例外地向賦予其權力的權力機關負責，表現出明顯的歸屬關系，行政權在法律之下獲得存在和行使的合法性。

傳統行政權在歷史發展的某些階段，壟斷奪去了社會主體的權力與權利，成為了一個「獨立於社會之上又與社會對立」的「超自然的怪胎」。（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09、411頁。 ）我國古代留給我們的傳統是「法律從來不是權力的基礎，至高無上的皇權反倒是法律的源泉」。（註：梁治平著《法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頁。）在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 依靠超經濟的行政權來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於是行政權本位突出，公民權利被行政權吸蝕。生產者無獨立身份、無獨立意志、無獨立的經濟利益和自我決策的自由，加上無所不包的計劃把對每一個個體利益的承認納入對全體成員利益的共同承認之中。法律圍繞行政權運作，法律為政府適用行政權管理經濟服務，完全成為實現行政權的手段和工具，行政權與法律的關系倒置了。

法律支配權力，這是法治的實質意義之所在。行政法治理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並不建立在行政權行使者人人都具有崇高理想境界的假設之上，而是以承認人性的缺陷和不足為前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相關」學說也從歷史中透視到了中國行政權的行使特徵。當前我們仍然存在的問題是「立法結構仍脫胎於原來的行政機構和管理實踐」，「立法和程序由行政機構控制」，「這些行政權力對法律的制定與執行的主控權遠不限於他們自身擁有的發布一些二級或三級法規的正式權力，這些機構對中國的法律體系擁有更深更泛的控制」。（註：〔美〕帕瑞·凱勒著《中國法的淵源》，桂萬先譯，《南人法律評論》1998年秋號。）這是傳統行政權對現代行政權的極大阻滯。

在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行政權應具有的第一基本屬性便是從屬法律性，法律之下方有行政，二者的關系是法律高於行政權力，法律控制和支配行政權力。

2、現代行政權的職能多元性

由傳統行政權的職能單一性向現代行政權的職能多元性的過渡中，西方走的路與我國完全不同。西方傳統行政權職能單一完全是西方警察國時代的產物，韋德敘述當時的情況是：「除了郵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識的英國人可以度過他的一生卻幾乎沒有意識到政府的存在」。（註：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然而隨著「福利國家」時代的到來， 公眾日益要求政府提供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建築橋梁、維修道路、建造住房等。「今天，除維持治安和確保稅收這樣一些傳統的權力作用外，與人民福利緊密相聯的非權力性的管理作用在行政活動領域越來越佔了更大的地位」。（註：〔日〕西岡、久＠①·松本、昌悅、川上宏二郎著《現代行政法概論》，康樹華譯，甘肅人民出版社，第9頁。）「福利國家、 保護國家、助長行政、給付行政等新穎之國家目的觀及行政作用論漸漸被接受，行政機能遂呈幾何級數之增繁多涉」。（註：誠仲模著《行政法之基本理論》，三民書局，第5頁。）

我們不能將西方的現時行政權狀況照搬到中國來，在中國，原有的行政權是萬能的，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行政權現代化所走的路似乎需要一個更加漫長的過程。不僅要求行政權從多元萬能走向職權法定，而且更要走上行政權向社會多元服務的路徑。即其間要經歷「職能多元——職能單一——職能多元」的曲折過程，其復雜性表現在不僅要限制行政權的不正當干預，盡可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要考慮到目前市場體系發育不良，仍需保持宏觀調控能力，還要考慮到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服務行政的國際背景，加強行政服務職能等綜合因素。

我們不能假定中國已經走完了第一個過程（職能多元——職能單一），也不能因為西方國家進入了「福利國家」時代，就假定我們也處於這個時代。正確的思考方法應該是用「後現代主義」（註：參見傑姆遜講演《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的回復歷史的眼光去具體考察行政職能的變化。計劃經濟下行政權是一種「行動性」的權威，（註：行動性權威是指存在於某種行動組織中的權威，行動組織的成員只能在該組織的合作行為中承擔各處要完成的部分，這些部分由該組織中分派並在其指揮下完成。）假定公私合一，公吸納私；市場經濟下行政權是一種「監管式」的權威，（註：監管性權威是一種在某種社會場合中履行這一職責所必需的權威，為了盡到責任，監督權威必須去組織和規范處於某種社會場合中的人們的行為。行動性權威與監管性權威是英國學者a.j.m 米爾恩在《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中所使用的術語。）注重行政權在特定社會場合的運用和實現。我國行政權現代化比西方國家的行政權現代化更為復雜，不僅某些經濟領域行政職能要走向單一法定，而且在另外一些領域要強化行政權的服務職能。我們設定的「職能一元——職能多元」是研究現代行政權基本屬性的一個模式變項，只有找出不同國家不同時期行政權現代化所走道路的特徵，才能正確分析出我國現時行政權的實證屬性和價值屬性。我國目前現代行政權研究的復雜基於我國現代化的經濟轉軌。職能單一更多地體現制度性實證因素，而職能多元卻體現了現代行政權的真正屬性和基本品格，兩種觀念的相互碰撞、沖突，也正反映著我們的現代行政權逐步地趨向現代品格。

3、現代行政權的非專屬性

傳統行政權理論一般認為行政權具有「定位性」（即專屬性）以及相關的「行政權的義務性」（不可轉讓）屬性，這種觀點是現有制度性事實的一種闡述而非對現代行政權的分析。西方傳統的行政權一般被界定為一種執行性權力，是立法機關意志的執行。警察國時代人們對行政權的不信任和控制是基於對原有行政權屬性的分析。由於其行使主體的素質、行政權的歸屬等級性都使人們認識到：行政權絕非天然具有正確行使的品格。在這種情勢下，行政機關在行政權的行使上也確立了若干自我約束機制。最著名的例子當屬法國的「公務法人」，公務法人獨立於一般行政的層級組織之外，是自給行政的一種方式。（註：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頁。 ）這是與二戰後某些職業公務需要財政上的獨立、工商企業需要經營上的靈活性緊密相聯的，反映了現代行政權在專屬主體的變化，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仍然是二戰後經濟尤其是工商業的發展。此外，某些職業公務的社會公務現在開始由專門的職業組織來行使。

在我國，傳統行政權理論認為，行政權專屬於行政機關。隨著行政的法治化，行政主體概念逐漸取代了行政機關這一具有強烈管理學性質的概念，行政權的專屬性也呈現出一種松動，即不再專屬於行政機關，而只是享有行政權即具備行政主體資格。從行政權的法治化、民主化、高效化的視角上看，現代行政權的發展更具實質的演進是：行政權不僅限於從行政權不應涉足的領域中退出，而且要進行行政權自身的再分割，確立現代行政權的良性運行機制。

通過以上對現代行政權屬性的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到，現代行政權包括如下一些要素：（1）現代行政權的使權主體已呈多元化；（2）現代行政權的行為方式遵循法治理念，循法行事；（3 ）現代行政權的「權力」特徵逐漸隱匿，服務功能增強。

人們對於現代行政權屬性和概念的認識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常發生變化並被賦予新的時代涵義。行政權的涵義不斷豐富才是行政權的常態，只有不斷超越傳統的禁區，現代行政權理論的發展才會走入新的天地。

⑶ 論近代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對歐美行政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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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雪的法治觀（Rule of Law）不僅為英國 現代 法治理論奠定了基礎，也是我們理解英國行政法治的邏輯起點。根據前述戴雪法治觀中所強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基本信條，任何國家官員都必須像公民個人一樣服從同一普通法律並受同一普通法院系綆 ?管轄。從這一意義出發，戴雪極力反對在英國實行法國式的行政法和行政法院。他認為英國的法治迥異於法國模式的「行政法」或稱「官法」（A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只不過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與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⑥] 這種傳統的法治觀使得英國人長期認為「行政法」只是歐洲大陸的「行話」。同時，由於普通法在英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更使得法國模式的「行政法」無法容身於英國的傳統法治之中。因此，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傳統法學中行政法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部門法，也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 從某種意義上講，戴雪所贊揚的法治比法國模式的「官法」更能有效地控制行政權的專橫和濫用。然而，「這種排斥行政法的法治觀念也包含著戴雪等人對十九世紀法國行政法的 誤解」。[⑦] 隨著社會的發展，19世紀末諸多的社會 問題 需要行政法加以解決，保守的英國法治觀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現實，於是行政法概念逐步被承認，並在制度上有了較大的發展。特別是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 經濟 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在戴雪看來，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栠 ??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⑧] 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⑨]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性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普通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在行政法中也獲得了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頠 ??域中得以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並影響世界各國。所謂自然正義，乃是英國自古即已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 歷史 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⑩] 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11] 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 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12]所以，多諾莫爾（Donoughmore）委員會的報告指出：「雖然自然正義原則所包含的並非是明確且廣為接受的、並由英國法院實施的法律規則，但是，我們認為有一點不容置疑，那就是，的確存在著某些讓所有作出司法或准司法決定的裁決機構和人員都必須遵守的司法行為規則。」[13]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14]，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隨著政府權力持續不斷地急劇增長，只有依靠持續公正，權力才可能變得讓人能容忍」[15].因此，早 在20世紀以前，自然公正就成了英國行政法最具特色和最活躍的一部分。 當然，英國自然公正原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也曾遭到過嚴重冷落。在二戰前的英國，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自由，但在戰時及戰後的很長時間內，這種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在戰時的緊急狀態下行政機關被賦予了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而這些自由裁量行為又被認為是純行政行為而不受自然公正原則的支配。於是，行政自由裁量權再次成為了戴雪所謂的真正意義上的「特權」 （privileges）。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激進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16] 所以這一段時期自然公正原則在英國行政法中沒有得到很好的運用，幾乎被完全拋棄。但是，1963年貴族院在處理「理奇詮 ?鮑德溫」（Ridge v. Baldwin）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17] 這標志著英國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得以大大擴展。「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都要適用這一原則。[18] 無疑，「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在英國行政法上的適用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19] 從上面的 分析 可見，在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原理和「自然正義原則」的長期發展及其影響和作用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 二、越權無效原 則 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它作為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其最原始的根據是：既然議會法律至上，法院又必須執行議會的法律，所以行政機關行使權力不能超越法定范圍，否則，法院即可宣告其無效或撤銷它。經過長期的積累，法院通過解釋的 藝術 以判例形式擴大並充實了越權原則的豐富內涵。現在越權一詞幾乎涵蓋了全部行政違法形式，活躍的越權原則就像希臘神話中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一樣解釋出各種違反議會意志的違法形式。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上越權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 ??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0] 由於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 關於程序上的越權，是指違反明確的法定程序（Failure to follow expressly prescribed procere），即行政機關違反成文法規定的必須遵守的程序。在英國人看來，程序不僅存在自身的正義價值，它還可以間接支持結果的妥當性，甚至直接決定結果公正；同時，程序的法定不僅利於實現公正，也能促進效率。所以，議會在授予行政機關權力時，往往吠 ?時規定行使權力的程序。根據議會主權原則，這些法定程序當然是行政機關必須首先遵循的程序規則，否則即構成程序越權。常見的法定程序有委任程序、咨詢程序、說明理由等。從司法審查的角度來看，法定的程序規則被分為任意性規則和強制性規則兩類。違反任意性程序規則的，不影響行政行為的效力；違反強制性程序規則的，才構成程序越權。[21] 至於兩者的區分標准，法院採取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通常根據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個案中所受的影響來決定。一般來說，「如果違背該行為的要件的性質是無足輕重的，如果認為那些要求遵守這些要件的人其利益並未受到任何實際的歧視，如果由於認為這些要件是強制性的要件，可能導致嚴重的公共煩擾，如果法院以任何理由不願意干涉這個被懷疑的行政行為或行政決定的話，那麼，違反程序規則或形堠 ??規則很可能被認為屬於指導性要件。」[22] 關於超越管轄權的范圍（Breach of Jurisdictional Conditions），它屬於行政機關實體越權的情形之一。英國議會法在授予行政機關行使某項職權時，必然同時要規定行政機關行使相應職權的法定條件。行政機關如果在法定條件不具備或條件不相符合時行使職權，即為「超越管轄權的范圍」。而在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法定條件中，既有事實因素也有法律因素。事實因素又分管轄權事實和非管轄權事實。管轄權事實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最主要事實，缺乏這個事實即無管轄權。例如，內政部長對於不符合英國利益的人，可以命令出境。這一法律規定中，被命令出境的人是外國人的事實就是管轄權事實，如果被命令出境的人不是外國人，則部長對此案就沒有管轄權；不符合英國利益的事實也是事實因素，但屬於非管轄權事實。只有砠 ??轄權事實錯誤才導致行政機關超越管轄權；對於非管轄權事實的判斷錯誤，除非是故意錯誤，法院不能以越權原則為基礎進行司法審查。管轄權事實與非管轄權事實區分的標准在於後者的存在只決定行政機關的權力是否合法，前者則決定行政機關對某事是否有管轄的權力。管轄權事實與非管轄權事實的區分標准並非絕對，不同時期，不同法院有不同標准。這種區分在理論上非常重要，在實際中卻很困難。盡管如此，「但是英國法院在司法審查中仍然採用管轄權的事實這個原則，限制行政機關權力的范圍」。[23]影響管轄權的法律錯誤先前也被稱為「管轄法律」，而不影響行政機關管轄權的法律則為「非管轄法律」。但是這種區別已經過時，現在的英國學者認為，法律沒有不影響管轄權的，任何法律問題都影響管轄權，都構成超越管轄權的范圍，都是管轄權錯誤，因栠 ??不存在「非管轄權的法律錯誤」。[24] 以往，對法律錯誤的司法審查，只有在錯誤屬於「管轄法律錯誤」或「案卷表面錯誤」時，法院才有權撤銷。現在，行政行為任何明確的法律錯誤都是管轄權錯誤，法院均可撤銷。正如丹寧勛爵在1979年7月14日判決的「皮爾曼訴哈羅公學校董案」中所言：「正確行事的 方法 是這樣裁定：任何法庭或裁判所均無權在與案件判決相關的法律上犯錯誤。倘若它犯有這類錯誤，那麼它即是越權，可用調卷令糾正它的錯誤。」[25] 關於不履行法定義務，也是實質越權的表現形式。由於當事人只有在其特別權利遭受行政行為侵害時才能請求司法審查，所以不履行法定義務常限定在行政機關對當事人的特定義務范圍內討論。行政機關的某些具有普遍性質的義務，是對一般公眾的義務，公民個人對此無權請求司法審查。當然，所謂法定的義堠 ??，並不以法律明確規定的義務為限，有時這種義務可以從法律的解釋中看出。[26] 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義務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不行使權力在內。但由於行政羈束權下不履行法定義務極易識別，所以不履行法定義務最引人注目的是不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或利用契約束縛自己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根據英國法律，行政機關不能用契約束縛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例如，一港務管理局購買一塊土地時，達成業主有從鄰地經過該地到海港的權利的契約。後來由於行政機關改變所購土地的使用，無法履行契約。按禁止翻供原則，此案行政機關必須遵守契約條款，束縛自己的自由裁量權。但法院認為這個條款阻礙港務當局以後根據公共利益需要自由利用土地的權利，束縛了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因而無效。另外，行政機關事先用政策束縛自己的自由裁量權而不考慮每個案件 的具體情況，也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亦是越權的表現。[27] 關於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Error on the Face of the Record），又稱「案卷表面錯誤」，是指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的各種材料、文件、有關證據和理由說明及相對人提出的申請書、有關陳述和說明（統稱行政案卷），顯示出明顯的法律錯誤和使行政決定或裁決不能成立的事實錯誤。「案卷表面錯誤」原本不包括在越權原則之內，後來經過了長期的發展才成為越權原則的一個理由。在越權原則產生之前，對於行政機關和行政裁判所的決定，很少能通過上訴途徑進入法院，接受司法審查和司法控制，法院通常只能通過調卷令，調取行政裁判機構（包括下級法院）的決定（裁決、判決），對其案卷進行審查，撤銷有「案卷表面錯誤」的決定。所以，「案卷表面錯誤」 曾一度是英國普通法院採取的主要司法審查 標准。但是，由於隨後普通法院在使用「案卷表面錯誤」時越來越強調形式主義而引起了議會的反感，議會為此通過一些法律限製法院的審查權力。為應付議會的限制，法院不得不把注意力轉移到管轄權控制上，於是越權原則不斷得到運用，其包括的范圍越來越廣泛。起初，「案卷表面錯誤」還是越權原則以外獨立的司法審查原則，後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案卷表面錯誤」也是一種越權行為，而不是越權原則以外的錯誤。這個觀點首先出現在上議院1969年安尼斯米尼克有限公司訴國外補償金委員會的判決中（Anisminic Ltd.V.Foreig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28] 該案的判決中明確將「案卷表面錯誤」歸入越權。現在理論和實踐均趨向於認為，行政決定的任何法律錯誤，無論是案卷表面上的或非案卷表面上的，均構成越權，從而使越權無效原則的這一例外基本上歸於消失。[29] 越 權無效原則幾乎成了英國普通法院控制行政權力的統攬一切的基本原則。
三、合理性原則 在英國，行政合理性原則主要針對自由裁量權而設，它是判斷自由裁量權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濫用的標准。同時，合理性原則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法院通過判例在不斷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中 發展 起來的。最初運用該原則的判例是1598年的魯克案（Rooke『s Case）。此判例規定下水道管理委員會們必須合理地行使他們在制定排水計劃方面的廣泛權力。法官科克在該案的判詞中寫道：「盡管委員會授權委員們自由裁量，但他們的活動應受限制並應遵守合理規則和 法律 原則。因為自由裁量權是一門識別真假、是非、虛實、公平與虛偽的 科學 ，而不應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和私人感情行事。」[30] 以後的判例不斷引用該項原則來作為司法審查的基準，至20世紀初 ??該原則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程度。然而，合理性原則發展至此時止，其仍舊主要還是關於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時的程序要求。直至1948年韋德內斯伯里案（Wednesbury），這種狀況才有較大改變。在該案中，法官根據合理性原則，擴張司法審查的許可權，從程序審查及於實質審查。自該案例以後，法院對於行政行為之審查已如德國的比例原則一樣，及於對行政行為實質上是否顯著不合理的判斷，而與法國行政法的發展異曲同工。[31]1968年的帕德菲爾德（Padfield）案又發展出要求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政介入請求權，使合理性原則的適用范圍自行政作為及於行政不作為；1985年的政府通訊總部案（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Headquaters；GCQH）則更進一步使合理性原則的適用范圍及於傳統所不及的國王特權。[32] 時至今日，合理性原則已擁有非常豐富的內涵，「成為近年賦䠠 ??行政法生命力最積極和最著名的 理論 之一」，並且「該原則幾乎出現在每星期所發布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該原則得到了成功運用」。[33] 同時，英國的合理性原則也有效地控制了行政權的濫用，「該合理原則之演進，不啻代表英國近百年來之行政法發展史中最重要之一頁，」[34] 「它在實體方面對行政法的貢獻與 自然 公正原則在程序方面的貢獻相同」。[35] 行政合理性原則是作為判斷自由裁量權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濫用的標准而設置的，但這個標准卻難以掌握。這一方面是因為合理性 問題 本身的意義相當籠統，十分抽象和復雜；另一方面也與人們判斷的主觀性有關。對同一個行政行為，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判斷，即有的人認為是合理的，而有的人卻認為是不合理的。其中到底哪種判斷更符合實際也是難以判斷的。正如英國黑爾什姆大法官所說，「兩個合琠 ?的人可以對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且不能指責這兩個相反的結論有任何不合理。」[36] 然而，現實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須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確定化，把主觀的判斷客觀化和標准化。為此，英國的司法審查盡可能避免正面闡述合理的含義和要求，而習慣於作一種反向思維，即努力找出到底什麼或哪些屬於「不合理（Unreasonableness）」，從而找出一個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標准。同時，英國的司法審查往往習慣於用判例來確立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各項具體規則。因為，「抽象的合理，也只有在具體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討論和確定

⑷ 行政相對人行為及其效率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等一方（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簡稱「公民個體」）的行為與我們所熟知的行政行為有重大差異。行政法是憲政時代的產物，其核心是要求行政主體依法行政，因而行政法對行政行為進行了理性化的設計，盡管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行政法對行政行為的設計有所區別，但就總體而言，行政行為都是法定的、封閉式的，由行政法來規定其類型、用途、行為方式和程序。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行政法「要求沒有不受控制的行政權力，也要求沒有政府責任的空白。」（註：孫笑俠：《法律對行政的控制——現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釋》，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從這個意義講，所有行政行為都是行政法設計、創制的結果。但公民個體的行為卻是廣泛的、開放式的，許多並不都由法來設計，更不都由行政法來設計，他們的大量行為都是在長期社會生產、生活的相互交往中形成，不全由法來調整。在此首先需要明確，公民個體行為是不能等同於行政相對人行為的，行政相對人行為只是公民個體行為中由行政法所調整的那一部分。行政法對公民個體的這一部分行為作出規范，形成行政法學意義上的行政相對人行為，其目的在於引導公民等一方在國家行政管理領域怎樣做或不做什麼，以保障他們充分實現權利並促使其切實履行義務。
要界定行政相對人行為，首先應將行政相對人行為從公民個體的全部行為中分離出來，這需從以下幾個本質層次上去把握。
第一，行政相對人行為是一種法律行為，這是它的法本質屬性。行政相對人行為是作為法律范疇而存在的，這就是說，對於個人或組織非法律屬性的一般社會行為，我們可以稱之為個人行為或組織行為，但不能稱之為「行政相對人行為」，行政相對人行為是在法律行為意義上使用的，表明它是由法律規定的、能發生法律效果的行為。
第二，行政相對人行為是由行政法規定並產生行政法上法律效果的行為，這是它的部門法本質屬性。行政相對人行為是一個行政法上的概念，而不是其他部門法上的概念，它由行政法加以調整，並依照行政法的規定能產生、變更、消滅行政法律關系，引起行政法規定的否定性或者肯定性後果。這表明個人或組織的其他法律行為不在「行政相對人行為」之列。當然，公民個體的同一行為可能會出現由不同部門法調整的情況，此時它可以既是行政相對人行為，又是其他法律行為（如民事行為等），但這並不影響它「由行政法規定並產生行政法上法律效果」的屬性。
第三，行政相對人行為是行政法律關系結構中由公民個體一方作出的行為。關於這一點應有兩個方面的認識：（1 ）行為的主體是行政法律關系中與行政主體對應的公民一方，這是反映行政相對人行為主體身份的本質屬性。它表明，行政相對人行為不能離開行政法律關系而存在。並且，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相對人行為的主體既不是行政主體，也不是國家監督機關。（2 ）行政相對人行為是與行政行為（即國家行政活動）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即它是與行政行為互動而具有對應性的行為。這又是它所特有的、行為關聯上的本質屬性。法律行為是法律關系的動態形式，是雙方或多方行為的互動。行政相對人是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與行政主體對應的一方主體，其行為的特定之處就在於它只同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互動，它由行政行為所引起，或者它要引起行政行為的發生，或者是與行政行為溶合的雙方合意行為。公民個體之間的、不與行政行為互動的行為，不屬於行政相對人行為。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法律調整的交叉性，有時公民、法人的同一行為既與他方公民、法人的行為對應，又同時與行政行為對應，此時就該行為與行政行為對應的這一層面講，它也屬於行政相對人行為。
從以上各本質層次來把握，我認為，對行政相對人行為可以界定為：指在國家行政活動過程中，由與行政主體對應的公民等一方所作出的、能產生行政法效果的各種行為之總稱。如此界定行政相對人行為，其目的是要將行政相對人行為與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國家監督機關對行政活動的監督行為以及公民一方的其他行為都區別開來。其中，行政相對人行為與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國家監督機關對行政活動的監督行為由於有主體身份上的明顯不同，因而已比較清晰。但行政相對人行為與公民等一方的其他行為由於常常發生於同一形式的身份，尚不易辨分。這需要著重於從行為的「行政法效果」上進行把握。
行政相對人行為與公民一方的其他行為相比較，其重大的區別點在於，行政相對人行為是受行政法調整，產生行政法上的後果。通常可以表現為：凡行政相對人行為，都是公民等一方應受行政法獎勵、授權、命令或禁止的行為。否則，它就為公民等一方的其他行為。（1 ）行政法禁止的行為。行政法禁止的行為是在行政法的價值判斷上予以否定的行為，因而這類行為受到行政法約束，一旦公民作出這種行為，就要承擔行政法律責任，導致行政主體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為的處理，形成對自己不利的行政法後果。這類行為都屬於行政法否定的行政相對人行為。（2）行政法獎勵的行為。 行政法獎勵的行為是行政法在價值判斷上大力提倡、鼓勵的行為。這是行政法給予特別肯定的行為，如為國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貢獻的行為、為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而見義勇為、熱心公益事業的行為等。這類行為往往不是一般地行使法定權利或履行法定義務，而是超出法律對眾人最低限度要求的行為，是行政法所支持、鼓勵的具有較高道德水準的行為。這類行為在現階段具有超前性，尚不能要求人人都必須作出的。一旦公民作出這種行為，就會導致行政主體行政獎勵行為的發生，形成使自己受益的行政法後果。（3 ）行政法授權的行為。行政法授權的行為是行政法授權行政相對人有權做或不做的行為。這是行政法給予一般肯定和保護的行為。這類行為都由行政相對人自由作出，但受行政法保護。如人們依法律秩序正常進行的自主經營、信奉宗教、處分屬於自身的財產等，都是行政相對人享有各種法定權利和自由的行為。行政法授權行政相對人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並保護這類行為不受他人侵害。在這里應當注意，人們常認為的「法不禁止即可為之」的公民等一方行為，並不都是行政法授權的行政相對人行為。在公民一方的行為中，有些雖屬於行政法不禁止，但也並不是予以授權的行為。如公民在社會交往中不禮貌的舉止、婚前性行為等。行政法對這類行為不禁止是因為它們對社會並無危害或危害很輕微，且通過道德譴責、社會習俗（如對不文明禮貌者斷絕與其交往）等足以控制或矯正它們，行政法不予以干預。由於行政法對公民的這類行為不予調整，因而它們不屬於行政相對人行為，而只是公民的一般社會行為。（ 4）行政法命令的行為。行政法命令的行為，是行政法要求必須做出的行為。這是行政法對行政相對人提出最低要求必須作出的行為。
行政相對人行為的內容
按照人們對法律行為的一般分類，行政相對人行為也可以分為實體性行為與程序性行為。實體性行為是行政相對人實現其實體權利或履行其實體義務的行為，程序性行為是行政相對人行使程序權利和履行程序義務的行為。（註：當然，行政相對人行為還可以從另外的角度分為主動行為與被動行為、權利性行為與義務性行為、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不要式行為與要式行為等等。因本文論及的范圍所限，不予以一一展開。）行政相對人的實體性行為和程序性行為各有其內容，即行為所內含的意思和目的。以下作一簡要考察。（註：基於篇幅和典型性考慮，這里只討論行政相對人的合法實體行為和程序行為。）
行政相對人實體行為所含的內容，是其自身的法定實體權利和實體義務。根據現實情況，又可以作幾種具體劃分：（1）獲取權益。 獲取權益是行政相對人從行政主體獲得某種實體權益。如行政相對人得到行政獎勵、撫恤金等。行政相對人的獲益行為與行政主體的授益行為是一對互應的行為，兩種行為在內容上也有著對應關系。（2）行使權利。行使權利是行政相對人通過自己的行為實際享有或運用的權利或自由。如行政相對人對行政主體行政活動提出批評、建議的行為，其內容就是行使參與國家行政管理的權利；行政相對人接受行政指導的行為，其內容則是行使自主選擇的權利。行政相對人以其行為針對行政主體行使法定權利時，對行政主體來講則是要求其履行作為或不作為義務。（3 ）放棄權利。放棄權利是行政相對人以其自己行為表示放棄某種權利。行政相對人放棄權利的行為有兩種，一種是以明確的意思表示放棄，如以書面形式告之行政主體放棄某種利益；一種是以默示的行為方式表示放棄，如領取了出入境許可證後行政相對人在規定的期限、時效內不行使權利。行政相對人放棄權利能引起相應的法律後果：一旦放棄權利就不再享有，或者免除了行政主體對他的相應義務，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歸於消滅。（4）履行義務。 這是行政相對人通過自己的行為履行實體義務。行政相對人履行義務的行為有很多，從行為方式講，包括自覺主動履行、被行政主體直接強制履行、被他人代履行等。各種行為的內容都為履行其法定義務。而履行義務也有不同的種類：包括財產給付的義務；作出一定行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義務等。在後一種情況下，行政相對人行為作出的本身，也就是行為所具有的內容。
行政相對人程序行為的內容，比實體行為的內容要豐富。因為程序行為既有它獨立的價值，又有為實體服務的功能。它既要像實體行為行使實體權利或履行實體義務那樣，具有行使程序權利或履行程序義務的內容，還包括有請求某些實體權利義務的內容。如行政相對人對行政主體的申請行為，既要實現申請權本身這種程序性權利，又可能請求實現其它的程序性權利（如申請行使並實現聽證權），還可能請求實現有關的一些實體性權益（如要求獲得許可證）。
行政相對人程序行為針對程序性權利和程序性義務而言，在內容上與實體行為的內容基本相同，主要包括行使、放棄程序權利和履行程序義務。對此不需多述。除此之外，程序行為所包涵的內容還會涉及請求實體權利義務、證明法律事實和法律地位。
請求實現實體性的權利義務通常不取決於行政相對人自身，它往往須由行政主體作出決定。因而行政相對人這種程序行為多為請求行為。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性請求行為所請求的內容主要包括：（1 ）請求獲得特定權利或資格。請求獲得特定權利或資格是行政相對人在認為自已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以申請行為請求行政主體准許其享有一般人不能具有的某種權利和資格。如申請頒發某種許可證、申請救濟金。（2 ）請求恢復權利或減免義務。請求恢復權利或減免義務是行政相對人在認為自己權利受到行政主體侵害或阻礙時，以其請求行為要求行政主體恢復自己的權利。如申請復議、提出申訴、請求行政賠償等等。（3 ）請求確認權利義務關系或法律事實。請求確認權利義務關系或法律事實是行政相對人之間為了固定某種法律關系、法律事實，或在權利義務關系發生曲扭、對某種法律事實發生爭議時，以其請求行為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職權，對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的原狀予以確認和裁決。如請求公證、請求行政確認和行政裁決。（4）請求保護合法權益。 請求保護合法權益是行政相對人在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他方侵害時，申請行政主體履行保護職責並懲處侵害者一方。
行政相對人的證明行為所具有的內容主要是：（1 ）證明法律事實。證明法律事實是行政相對人主動或者應行政主體請求，以其證明行為，證實對某種權利義務關系有影響的法律事實是否存在。這種程序行為就是以證明法律事實為其內容。它通常是在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之間或多個行政相對人之間對某種法律事實發生爭議時，行政相對人以其證明行為對法律事實的原狀予以證實。（2）證明法律地位。 證明法律地位是行政相對人以其證明行為，證實某種權利義務關系是否存在以及存在范圍。它通常是因行政相對人之間或與行政主體之間對某種權利義務發生爭議，行政相對人以其證明行為對權利義務的情況予以證實。行政相對人對法律事實和法律地位的證明，與行政主體對法律事實和法律地位的確認是不同的。確認法律事實和法律地位，是行政主體行政確認行為的內容。行政確認是行政主體的職權行為，一旦作出便具有法律效力。而行政相對人對法律事實和法律地位的證明，必須審查質證，並經行政主體予以確認才具有法定的證明力。
行政相對人行為作出後是否就能實現其內容，或者說是否能固定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法律關系，這必然涉及行政相對人行為的效力問題。
對行政相對人行為效力的認識
行政相對人行為的效力，即該行為所發生的法律效果，形成的特定法律約束力。行政相對人行為常被人們忽略了效力問題，因為在傳統行政法理論中，學者們大都認為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一般由行政主體的單方意思所決定。（註：參見王連昌主編：《當代中國行政法》，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意即行政主體無需行政相對人的同意就可產生、變更和消滅雙方之間的行政法律關系。這其實是對行政相對人行為法律效力的錯誤認識，也是導致一些行政主體漠視行政相對人行為的一個根源。
行政法學長期以來著眼於行政行為並只關注行政行為的效力，與人們的行政法觀念有較大的關系。控權理念下的行政法，以控制行政行為為中心，行政法的基本任務就是對行政行為進行設計並依其設計的標准進行司法審查。對此，英美許多行政法學者都有一致的論斷。著名英國行政法學者h.w.r.韋德指出：「作為行政法的第一種表述，可以說行政法是管理公共當局行使權力、履行義務的一系列普遍原則。」「行政法的實質在於法官創立的適用於行政機關的原則，這些原則為所有的公共當局確立了行為准則。」（註：〔英〕威廉·韋德：《行政法》，中國大網路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美國行政法學者k.c. 戴維斯定義「行政法是關於行政機關權力和程序的法律，尤其是包括規定對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法律」。（註：kneenth culp davis,administrative law,west publishing 1977,p.1.）在這種行政法觀念中，行政相對人行為被認為是公民自由的范疇，是放任而開放的領域，它當然不屬於行政法研究的問題。管理理念中的行政法，同樣使行政行為成為行政法的重點，因為行政法是對行政管理方法的規定。這一點，在前蘇聯行政法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前蘇聯行政法學者b.m.馬諾辛認為：「行政法作為一個概念范疇就是管理法。……國家管理是影響人們行為的社會管理的一種形式。管理主體對管理對象的這種影響是藉助於行政法規范（與其他手段一起）來實現的。」（註：〔蘇〕b·m·馬諾辛等著：《蘇維埃行政法》，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頁。）行政法的這種理解，使得行政法成為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規范。至於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只是在如何運用管理方法時才會被作為一個條件而提及。
從法理學角度講，行政相對人行為產生行政法上的效果，是指該類行為能引起行政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相對人行為發生效力，源於行政法規定了該類行為的模式及其後果。根據法學基本理論，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主要是法律行為，而法律行為既包括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又包括公民等一方的行政相對人行為。這就不能說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只取決於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當然，行政相對人行為的效力與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效力有所不同。在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繫上，行政行為由於是國家行政權的運用，許多都具有自行強制執行力，通常情況下，行政行為能直接產生、變更或消滅各種行政法律關系。而行政相對人行為是個體行為，不具有對行政主體的自行強制力。但是，沒有自行強制執行力並不等於不能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對此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從細節上考察實際應分為決定階段和執行階段。如果只是決定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而未執行，則這里所謂的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並沒有處於最終實現的狀態。但是，對於依法有自行執行權的行政主體來講，其不僅可以決定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而且在行政相對人不同意的情況下還能通過自己的直接執行手段強行使之最終實現。而對於沒有自行執行權的行政主體來講，其只能決定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在行政相對人反對的情況下，該類行政主體並不能直接執行而使之最終實現。通常它們也需要藉助國家司法機關的強制執行權。如果國家司法機關經審查對行政主體的決定不予強制執行，則行政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就達不到最終實現的狀態。這就要形成對「行政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兩種意義上的理解：一是既決定，又自行執行使之實現；二是僅決定而已。而對於沒有自行執行權的行政主體來說，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只能在第二種意義上理解。如果我們在第二種意義上理解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則行政相對人的行為與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其實具有同樣的作用：行政相對人依法作出的行為也能決定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在行政主體反對的情況下，行政相對人自己當然不能自行強制執行使之實現，但他們也可以藉助國家司法機關的司法審查權及強制執行權。從運行機制上講，行政相對人行為與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在這里並無根本的差別。據此，「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一般由行政主體的單方意思所決定」的觀點，如果是在第一種意義上使用，則是正確的；如果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則是片面的。由於現行法律設計了「決定與執行分離」制度，使得大量沒有自行執行權的行政主體存在，因而第二種意義的「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必須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使用。這樣，便應當說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同樣能產生、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
行政相對人行為產生、 變更和消滅行政法律關系主要表現為：（1）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雙方合意使行政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這發生在行政合同、行政委託等法律關系中。實際上，當行政相對人積極與行政主體合作而自覺以其行為行使或履行行政法規定的權利或義務時，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將更為順利，公正與行政效率無疑也都得到了保證；（2）行政相對人自覺履行義務的行為， 可以導致行政法律關系的消滅；（3）行政相對人的申請行為， 可以形成行政程序法律關系；如果行政相對人申請的實體內容符合法律規定，則就會產生、變更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但在最終實現上，如果行政主體拒絕，行政相對人無權實施自力強制，必須藉助有關國家機關的權力來實現。
行政相對人行為發生法律效果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根據法律行為的一般理論，行政相對人行為的生效條件包括主體、內容和形式幾個方面：
1.行為的主體條件。行為的主體條件要求作出行為者必須具有規定的行為主體資格。關於行為主體資格，法律對不同行為的主體有不同的資格要求，概括地講主要包括：（1 ）行為主體必須是以自己的名義就自身的權益事項作出法律行為的主體。主體如果以他人的名義為他人的利益而作出行為，該行為通常不能產生法律效力。（2 ）作為行為主體的公民要達到法定年齡。行政相對人的有些行為是否產生法律效力並不要求年齡條件，如申請遷移戶口等，但有許多行為的生效是要求一定年齡的。如參加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要求服兵役、申請婚姻登記、申領居民身份證的行為等等。（3）其他法定的主體資格條件。 這是指各種不同具體法律行為產生效力所要求的主體資格條件。如申領撫恤金必須是殘廢軍人、烈士遺屬等有特定身份的主體，申請成立社團組織的主體必須是該社團組織的籌備機構等等。
2.行為的內容條件。行為的內容條件要求行政相對人的法律行為在內容上符合法律規定的范圍。這包括行為所主張或履行的是法定的權利義務，所請求的事項是法定的、屬於行政主體管理范圍的事項等等。
3.行為的形式條件。行為的形式條件要求行政相對人的法律行為符合法定形式。包括：（1）對於不要式行為， 行政相對人可以採用各種形式作出意思表示；行為依法規定屬於要式行為的，還必須具有法定的特別形式才能產生法律效力。如申請行為必須具有書面或口頭形式的申請及相應的證明材料；（2）必須在法定期限內作出；（3）必須送達行政主體。

⑸ 如何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與制約

一是加強制度建設。《准則》提出加強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幾個關鍵制度的建設：形成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濫權必追責的制度安排；實行權力清單制度；健全不當用權問責機制。這幾項制度對於把權力關進籠子，進一步強化權責對應，將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生命在於執行。要加大制度執行力度，決不能讓制度成為擺設、「稻草人」，形成「破窗效應」。
二是增強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是要依法設定權力、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准則》指出：「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增強法治意識、弘揚法治精神，自覺按法定許可權、規則、程序辦事，決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決不能違規干預司法。」做到這點，最重要的就是增強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始終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明確權力界限，做到可以行使的權力按規則正確行使，該由上級組織行使的權力下級組織不能行使，該由領導班子集體行使的權力班子成員個人不能擅自行使，不該由自己行使的權力決不能行使。
三是完善監督機制，形成監督合力。我們黨是執政黨，領導幹部手握權力，掌握大量社會資源，如果缺乏健全完善的用權法規制度，權力失去約束、不受監督，必然導致權力濫用、潛規則盛行，最終導致腐敗。加強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是對領導幹部的最大愛護。
首先要強化黨內監督。《准則》提出「營造黨內民主監督環境，暢通黨內民主監督渠道。」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黨內監督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正確行使權力和廉潔自律情況，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領導幹部要正確對待監督，主動接受監督，習慣在監督下開展工作，決不能拒絕監督、逃避監督。
在加強黨內監督的同時，要充分發揮外部監督的作用。各級黨委應當支持和保證同級人大、政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等對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依法進行監督，人民政協依章程進行民主監督，審計機關依法進行審計監督。公開是最有效的監督，通過實行政務公開，公開權力運行的過程和結果，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行使監督權的一種直接方式，具有其他監督手段無可替代的作用，新聞媒體應當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按照相關規定加強輿論監督。

⑹ 行政法的介紹

《行政法》是1997-01-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威廉.韋德。

⑺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