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三大訴訟法是
Ⅰ 三大訴訟證據制度的適用的區別
三大訴訟證據制度在適用過程中的不同之處：
1、證明責任的分配不同：
在刑事訴訟中，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以及刑責輕重的責任由審判機關、檢查機關、偵查機關承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則上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
行政訴訟中的證明責任，由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承擔。
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是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分別由當事人承擔相應的證明責任。
2、法律規定的證據種類有所不同：
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特有的證據種類。
現場筆錄是行政訴訟法規定的特有的證據種類。
3、證明標準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
對證明標准，我國三大訴訟法採取的術語相同，均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民事訴訟法153條規定「事實清楚」，行政訴訟法54條規定「證據確鑿」，但從實質上來說，法律規定的三種訴訟的證明標準是相同的。
4、證明對象不同：
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主要是有關犯罪行為構成要件和量刑情節的事實。
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主要是民事糾紛產生和發展的事實和民事法律關系構成要素的事實。
行政訴訟的證明對象主要是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有關的事實。
5、證明的程序規則不同：
刑事訴訟特有的證明程序是偵查和審查起訴過程中的證明規則。
民事訴訟特有的證明程序規則體現在處分原則和辯論原則之中。
行政訴訟特有的證明程序規則是被告在訴訟過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調查手機證據。
Ⅱ 三大訴訟法近三年有哪些重大修改或調整的地方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作為我國重要的三大訴訟法,已經連續兩次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5年立法規劃。近日,有消息透露,三大訴訟法即將進行修改完善。
三大訴訟法涉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保障人民權利、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利劍,此次修改的側重點何在?對於推動我國的民主法治進程有何影響?《法制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領域的權威專家和參與法律修改討論的權威人士，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修改行訴法有望解「民告官」之難
盡管行政訴訟法已實施20餘年,但「民告官」之路走得並不順暢。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人士透露,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啟動對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工作。
行政訴訟法應在哪些方面進行修改?《法制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
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關於行政訴訟的目的和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增加化解行政爭議、解決行政糾紛的有效辦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據了解,我國在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出於多方面考慮,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行政訴訟法採用了兩種方法規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一是概括式,即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作出原則、統一的規定；二是列舉式,即對法院應該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從行政行為的角度加以列舉。行政訴訟法界定行政訴訟范圍的標准有兩項: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標准,二是人身財產權標准。
馬懷德認為,實踐證明,採用上述方式和標准規定行政訴訟的范圍,在客觀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圍,也限制了原告的訴權,對保障公民、組織的正當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維護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有必要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作必要調整。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
事實上,在現實中,一些以規范性文件(紅頭文件)侵犯公民權益的事情時有發生。
「起草行政訴訟法時,考慮到訴訟對象如果不受任何限制不現實,所以用了一個概念——具體行政行為,規定只有具體行政行為才可以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為,比如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政府規章等不可訴。」馬懷德說。
馬懷德認為,按照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人對抽象行政行為不得提起訴訟,只能通過其他監督途徑解決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其他的監督機制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隨著抽象行政行為逐漸增多,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日趨嚴重。而且抽象行政行為是針對普遍對象作出的,適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復性,加之層次多、范圍廣的特性,其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具體行政行為。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對違法抽象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並予以撤銷,就有可能導致不當抽象行政行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圍內連續發生,使更多的相對人蒙受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抽象行政行為比具體行政行為更具有危險性和破壞力,因此,更有理由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范圍。
除抽象行政行為外,馬懷德提出,還有兩類行政行為也需要納入立案標准:內部行政行為。因為內部行政行為針對的對象比較廣泛,公務人員都是受內部行政行為約束和規范的對象,如果這類行為一旦發生違法或者錯誤,可能造成公務員合法權益的損害,所以有必要納入訴訟范圍進行監督。還有就是行政機關的其他行為,包括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
「現在亂發紅頭文件的現象比較普遍,也很少受到有效的法律約束。20年前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可能並沒有意識到紅頭文件可能成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利的載體和形式,而且當時認為很多紅頭文件是行政執法的依據,也不宜納入訴訟范圍。但現在看來,中國法制建設經過20年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意識的增強,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已經基本上受到各方面法律的約束。但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監督約束制度並不健全和完善。所以亂發紅頭文件的現象還比較普遍,人大監督、社會監督以及新聞媒體的監督還都不夠常態化,沒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所以,我主張盡快建立對抽象行政行為可以提起訴訟的制度,以此來約束紅頭文件。」馬懷德說。
修改行政訴訟法方便起訴
不久前,媒體報道的一則消息引起社會關注。湖北省的一位老人發現,在無任何法律依據條件下,自己的檔案被湖北省黃岡市糧食局於2006年12月轉移至該市勞動保障事務代理服務中心「死亡人」檔案,宣告其死亡。這位老人將相關單位告上法院。
庭審中,黃岡市糧食局並不否認這位老人被打入「死亡檔案」一事,但該局以糧食局不是侵害主體和構成侵害名譽權民事責任要件缺失為由,請法院駁回該老人的訴訟請求。
據此,黃岡市黃州區人民法院認為這位老人起訴證據不足,一審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馬懷德認為,由於我國行政機關林立、層次復雜,存在大量的內部機構、臨時機構、聯合執法機構、派出機構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如何確定這些主體的訴訟地位是一大難題。
「應該通過行政訴訟法修改,完善行政案件的審判體制和管轄制度,依法保證人民法院能夠依法獨立行使行政審判權。現在行政訴訟中出現了立案難、訴訟難、審理難等一系列問題。作為行政機關的被告可能會對法院實施干預,會出現拒不答辯、不提交答辯狀、拒不出庭、不應訴或者通過各種方式給法院施加壓力等情況。所以要通過改革行政審判體制或者從技術上作改動,比如地方上探索的交叉管轄、異地管轄等措施,也都可以在修改行政訴訟法中加以體現。」馬懷德說。
修改程序利於化解執行難
據了解,除了起訴難外,執行難也是讓許多人把「民告官」視為畏途的原因之一。
馬懷德認為,長期以來,行政判決裁定的執行難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被告作為行政機關敢於抗拒法院的裁判。目前法律規定「罰款」和「向行政機關提出司法建議」等執行方式遠不能解決所有執行難問題。為此,這需要通過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方式予以解決。
「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應該不斷完善行政訴訟程序。其一,根據行政訴訟法實行20多年的經驗,將有些制度做一些反思並加以有效處理。比如行政訴訟可以通過協調來解決爭議。其二,提高審判效率,對一些爭議不大的案件可以通過簡易程序進行。其三,判決方式的種類需要在修改法律時進一步明確。其四,增加行政判決的執行力。我們主張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增加相關追究行政機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的法律責任。過去,如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會對行政機關進行罰款,我認為應該將這個罰款轉移給行政機關的首長。」馬懷德說。
如何走出「民告官」困境
馬懷德認為,行政訴訟法實行20年來即將面臨第一次修改,這是走出「民告官」的諸多困境、促進法治政府建設的一大契機。
「上述提到的行政訴訟法修改的幾大方面就是為了讓原告在行政訴訟案件的起訴中能夠更加便捷,法院在審理中能夠排除一些障礙、更加公正地審理這些案件,使得判決能夠執行,都是為了讓『民告官』逐步走出困境。」馬懷德說,行政訴訟是在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司法監督途徑,也是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重要訴訟渠道。
「從行政訴訟法實行20年的歷史看,行政訴訟法對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完善的行政訴訟制度,特別是將所有爭議都納入行政訴訟解決途徑這一有效渠道的話,可以化解大量的官民爭議,同時也可以提高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最重要的是能夠救濟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對於受到行政行為侵害的原告而言,能夠通過行政訴訟獲得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獲得權益的保障。」馬懷德說。
刑訴法修改或涉及銜接律師法
對話人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對話動機
刑事訴訟法到底怎麼修改、要遵循怎樣的原則修改才能真正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推進法治進步,是問題的關鍵。為此,《法制日報》記者與曾多次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討論的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律師進行對話。
對話
記者:現階段執行的刑事訴訟法實行多年,法律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討論對其進行修改的?
田文昌:大概是在三四年前,不論是專家學者還是實務界人士,都提出現階段執行的刑事訴訟法需要修改。所以,應該可以說關於刑訴法的修改工作近年來一直在進行,屬於在修改的過程中,只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直沒有出台。
記者:因為什麼原因沒有出台?
田文昌:主要是其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一直沒有定下來,有些是存在爭議的問題,有些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據我了解,今年刑訴法的修改是被列入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中,表示修改的刑訴法今年要正式出台,所以現在有關部門又開始加緊步驟進行討論和起草。
記者:此次刑訴法修改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田文昌: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有一點就是為了和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師法相銜接。其實在律師法起草、出台之前,律師法的法律法規中所主要體現的問題,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討論過程中都涉及到了。但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並沒有像預期那樣先於律師法出台,反而是律師法先出台。從而導致原本想在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體現的部分問題,在律師法中體現出來了。
記者:有些問題既然在律師法中已經做出了相應規定,為何又要在刑事訴訟法中進行修改?
田文昌:因為律師法在很多方面和刑事訴訟法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另外,律師法出台後,本身也存在一些爭論。所以,下一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將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相協調,也就是說,律師法中的一些相關內容應該體現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去。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目前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討論的各方主要關注哪些問題?
田文昌: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是現在大家關注得比較多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沉默權有關系。另外,證人出庭的問題、律師會見與閱卷的問題、關於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辯護人偽證罪的問題、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也比較受關注。
記者:去年,兩高三部出台關於排除非法證據的「兩個規定」。最近,有報道稱,此次刑訴法修改可能將「兩個規定」上升為正式的法條。
田文昌:兩高三部的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規定出台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實踐中,還有一些問題很難落實,比如排除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還不明確。現在需要解決的是,怎樣進一步落實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因為這將直接影響案件的正確判決。
記者:除了備受關注的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外,還有哪些問題是此次刑訴法修改亟待解決的問題?
田文昌:目前,專家學者們都認為證人出庭問題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在全世界范圍內均存在,如果證人不出庭,那麼證據就屬於傳聞證據,傳聞證據是沒有辦法質證的。還有一個就是二審開庭的問題。現在二審只是進行書面審理。我們認為,如果二審不開庭審理,就不能稱之為審判,是屬於審查活動。因為審判有幾個最基本的要素,比如質證、辯論、交叉訊問等,如果這些環節都不存在,那就失去了法庭審理的基本特徵。同時,大家討論很多的,還有訊問嫌疑人(被告人)時代理律師在場權問題。
記者:您對此次刑訴法修改有什麼建議?
田文昌:關於司法鑒定的啟動權問題是我在上次刑訴法修改討論時特別提出來的。現階段,我國只有控方公訴機關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被告人方面沒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所以,作為律師,我們呼籲也要給辯護方司法鑒定的啟動權。
如果控辯雙方都做出了自己的司法鑒定,那麼司法鑒定人在庭審過程中就必須出庭進行質證,最後由法庭來認定司法鑒定的准確性等相關問題。
民訴法修改應注重製度協調
對話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潘劍鋒
《法制日報》記者 任雪
《法制日報》實習生 趙晨熙
對話動機
據了解,2007年,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首次修改,那麼,此次修改將側重哪些方面?可以解決哪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與參與此次民訴法修改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潘劍鋒進行對話。
對話
記者:據了解,在2007年,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首次修改,但修改內容不多。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再次啟動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請談談您對此次修改的看法。
潘劍鋒:總體來說,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有點兒落伍,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因此對其進行相應的修改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公益訴訟和小額標的、小額資金的訴訟沒有進行相應的規定,但是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公益訴訟、小額標的案數量較多,因此必須對此進行相應的規定,才能更好地解決此類訴訟問題。
此外,現行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大多比較概括,而且在操作制度方面也有些落後,比如像簡易程序和證據方面的規定都比較籠統,但實際情況是有大量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因此,2003年出台了有關簡易程序的司法解釋。此次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對其進行細化,簡易程序判決書的製作、調解工作的進行以及簡易程序的審理過程等問題都應加入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
記者:此前有消息稱,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的核心是強化對當事人的訴權保障,強調解決當事人起訴難、收集證據難、申訴難等問題。對此,您如何看待?
潘劍鋒:我比較關注起訴難、取證難和執行難等問題。拿起訴來說,這次的修改要降低起訴門檻、降低起訴的難度。現行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要件,在一些方面其實等同於裁判要件,而實際上,裁判要件的規定比起訴要件高,所以說現在起訴的門檻較高。因此,此次修改要對這部分內容進行修正,分清起訴要件和裁判要件,降低起訴門檻。
記者:還有人提出,應該在民事訴訟法中體現救濟的內容。
潘劍鋒:在2007年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時,就已經重視、加強救濟問題了。我個人認為,在修改中增多救濟和注重對救濟的修改是很好的。我認為,此次對救濟作進一步修改,應該細化申請復議程序,比如對申請復議的條件、法院的決斷等,都要做出明確細致的規定。
記者:在您看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中,有哪些是迫切需要修改的?
潘劍鋒:我認為迫切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加入防止惡意訴訟的制度。從目前來看,惡意訴訟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有些當事人不夠誠信,通過訴訟損害國家、社會或者第三方的利益；還有一些人實際並不以訴訟為目的,而是通過訴訟來為自己牟利。這些行為都屬於惡意訴訟行為。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作任何規定,因此不利於處罰、制止這種行為。
另外,現行的民訴法對於證據運用的程序規定還不夠細致,因此,此次修改應對證據取得、證據的審查、證據的判斷等方面進行細化、完善。
記者: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是否存在一些難點?
潘劍鋒:我認為難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像惡意訴訟這樣的新制度,比較難出台。因為我們以前並沒有明確的規定,也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在制定方面會存在一些難度。還有一個難點,就是要做好制度與制度之間的銜接、協調。單單完善和修改一個制度並不難,但是要想做好制度間的相互融合、協調比較有難度。比如像一審、二審和再審的關系,一審是必要性程序,而再審則是補定性程序。現在規定應該是一起訴訟如果進行了再審,就不應該再回到一審。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再審發現問題後,還是打回到一審程序,這其實是不合理的。這就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總結經驗,並參考和結合其他的制度法規。
記者:您希望民事訴訟法修改應遵循怎樣的原則進行?
潘劍鋒:我希望對民事訴訟法進行整體地、細致地修改,讓原有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操作性；對原來沒有的制度,也要增加進去,豐富內容,並且要做到制度間的協調,不要出現相互矛盾的地方。
記者:目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進行到什麼階段?
潘劍鋒:現在還只是最初的階段,草案還沒有出來。我認為最早也是在今年10月提交草案,之後逐步進行。(記者杜曉
實習生李媛)
Ⅲ 下列關於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證明標準的說法，正確的是（）
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證明標準是統一的，即都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專我國證明標準的屬最大特點，即實行一元化的證明標准，這與國外實行的不同訴訟有不同證明標準的多元化標准有鮮明區別。
我國實行一元化的證明標准，說明對訴訟中案件事實的證明程度的要求不但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很高、很嚴格的。將所有案件的結論都建立在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無疑是好的。但是，盡管設定這種統一化的證明標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設定的是否科學、合理則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實際上，一些從事民事訴訟法學和行政訴訟法學研究的學者，已經開始對這種一元化的標准提出了質疑。我們認為，否定一元化的證明標准，實行多元化的證明標准，是符合司法實踐的實際情況的，也是符合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哲學要求的。
Ⅳ 三大訴訟法中收集、調取物證的共同方法
1、題目
盡管我國三大訴訟法有所差異，但是，（）卻是三大訴專訟法中收集、調取物證的共同屬方法。
A．勘驗 B．扣押 C．搜查 D．調取
2、答案：AD
3、解析：民事、行政訴訟沒有搜查；民事、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調取證據，但沒有扣押職權；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勘驗筆錄是三大訴訟共同的證據形式。
Ⅳ 三大訴訟法的區別與聯系是什麼
訴訟和仲裁都來是解決自糾紛兩個法律途徑，為了保證訴訟仲裁的順利開展，國家有一系列的訴訟仲裁法規，保障了訴訟仲裁的運行，其中也規范了司法工作人員的行為，維護司法的威嚴和公正。
Ⅵ 三大訴訟法中，「近親屬」分別指哪些人
說到近親屬，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主要是指與自己血緣相近的一些人，主要包回括自己的父母、答配偶、子女等等。在我國不同的訴訟裡面，規定的近親屬范圍是不同的。一、民事訴訟中的近親屬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二、刑事訴訟中的近親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三、行政訴訟中的近親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系的親屬。需要注意，在不同訴訟中，法律中規定的近親屬的范圍是不同的，有的時候將祖父母、外祖父等歸入了近親屬的范圍之內，但有的訴訟中卻不包括這些人。因此各位要具體分清楚究竟屬於怎樣的訴訟，才能明確近親屬的范圍。
Ⅶ 我國的三大訴訟法是什麼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Ⅷ 我國三大訴訟法所共有原則包括什麼
我國三大訴訟法規定的共同基本原則
1. 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人回民答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2. 進行訴訟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3. 對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4. 審判公開進行，但在刑事案件中，根據法律可以規定例外。
5. 實行迴避制。
6. 實行兩審終審制。
7. 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
8. 被告人、當事人有權進行辯護，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律師承擔法定的司法援助義務
Ⅸ 我國三大訴訟法對舉證責任有何不同規定
刑事訴訟法（由公訴機關檢察院承擔舉證責任，例外被告人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中的財產來源合法承擔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行政訴訟法（被告行政機關對行政行為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
Ⅹ 三大訴訟法的共同原則和制度 三大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三大訴訟法的共同原則和制度
(1）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
(2）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
(3）適用法律平等原則。
(4）訴訟以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原則
(5）人民檢察院對訴訟實行監督原則。
(6）公開審判原則。公開審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一律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不公開審理。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宣判時必須公開。
(7）迴避制度。迴避制度，是指為了保證案件的公正審理，而要求與案件有一定的利害關系的審判人員或其他有關人員，不得參與本案的審理活動或訴訟活動的審判制度。
(8）合議制度。
(9）兩審終審制。兩審終審制，是指一個案件經過兩級人民法院審判即告終結的制度。
三、三大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1，刑事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1）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刑事訴訟法第三條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2）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
刑事訴訟法第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
(3）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七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
(4）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5）辯護制度。
辯護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針對控訴一方的指控而進行論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減輕或免除罪責的反駁和辯解，以保護其合法權益的訴訟行為。辯護分為自行辯護、委託辯護和指定辯護。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託下列1一2人作為其辯護人：①律師；②人民團體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辯護人的主要職責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減輕或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以維護其合法權益。
(6）強制措施。
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爭，保障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採取的暫時限制或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各種法定強制方法。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五種強制措施，即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和逮捕。
2．民事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l）調解原則。
調解是解決民事案件的方式之一，在民事訴訟整個過程中，人民法院都可以主持調解。人民法院主持調解，應當遵循自願和合法的原則，即調解的進行，應當是在雙方當事人願意調解的基礎上，調解程序應當合法，調解的協議也應合法。若調解未能達成協議，人民法院應及時判決，不應久調不決。
(2）處分原則。
民事訴訟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可依法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
(3）支持起訴原則。
支持起訴是指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支持起訴的限於侵權行為而產生的糾紛。
(4）辯論原則。
民事訴訟中的辯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進行的，參加者是當事人雙方及依法享有辯論權的訴訟代理人。辯論的內容，是案件事實及爭議的問題，包括案件實質性問題和程序性問題。辯論的形式，有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辯論權的行使，貫穿於訴訟全過程，而不僅僅是限於辯論階段。人民法院應當保障雙方當事人充分行使辯論權，為當事人行使辯論權提供方便。人民法院應當重視辯論的作用，未在法庭L辯論和質證的證據，不得作為法院裁判的根據。
(5）財產保全。
財產保全的范圍限於請求的范圍或者與本案有關的財物。財產保全分為訴訟前保全和訴訟中保全。
訴訟前保全要求具備以下條件：①發生了財產權益爭議；③利害關系人申請並提供擔保；③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可能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
訴訟中保全要求具備以下兩個條件：①案件具有財產給付內容；②存在著由於當事人一方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將來不能執行或者難以執行的可能性。
財產保全的措施有查封、扣押、凍結、變賣、限制支取到期應得收益、限制實現到期債權等。
(6）先予執行。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對下列案件，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定先予執行：①追索贍養費、扶養費、撫育費、撫恤金、醫療費用的案件；②追索勞動報酬的案件；③因情況緊急需要先予執行的其他案件。但人民法院裁定先予執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明確，不先予執行將嚴重影響申請人的生活或者生產經營；二是被申請人有履行能力。
(7）訴訟費用。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應當按照規定交納案件受理費。財產案件除交納受理費外，並按照規定交納其他訴訟費用。」訴訟費用實行「由敗訴方負擔」的原則，此外，依據不同的情況，還存在按比例負擔、人民法院決定負擔、原告負擔、協商負擔、自行負擔、申請人負擔、被申請人負擔等情形。
3．行政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1）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審查原則。
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2）舉證責任。
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並且根據「先取證後裁決」的原則，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外，禁止被告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過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