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行政法聯邦州

㈠ 德國政治制度德國的司法制度

德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其法律體系主要由成文法和制定法構成，全面覆蓋生活各個領域，形成完善司法體系。德國聯邦法包括1900多項法律和3000多項法規，主要分為公法、私法和社會法三大類別。公法涉及國家機關之間和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包括憲法、行政法、財政法、刑法和訴訟法。私法則調整公民之間的關系，分為民法和商法兩大部分。社會法則介於公法與私法之間，以社會保險為核心，包括勞動法和經濟法。

德國司法機構設有6種法院，包括憲法法院、普通法院以及四種專門法院（勞動法院、行政法院、社會法院、財政法院）。除了憲法法院，其他5種法院各自獨立進行司法審判。為避免對同一案件產生不同理解導致量刑不一致的情況，德國設立了聯合審判委員會，由這些聯邦法院共同組成，以確保各法院間的溝通協調和判決統一性。檢察院方面，德國設有聯邦檢察院、州高等檢察院和州檢察院。州檢察院自成體系，上下級之間形成命令與領導關系，州高等檢察院檢察長領導州檢察工作。然而，聯邦檢察院與州檢察系統之間並無垂直領導關系，各自獨立運作。

德國的法律和司法體系展現出其嚴謹性和全面性，旨在通過制度設計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並促進公正審判。從法律分類到司法機構設置，德國法律體系體現了對公民權益的充分尊重和對公平正義的不懈追求。

㈡ 美國聯邦制保持穩定的原因

美國實行聯邦制有著復雜而又深刻的原因 ，具體說主要有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
外部原因：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它沒有自身的本土文化，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美國文化深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主權在民，三權分立學說深入人心，美國不具備建立中央集權專制國家的土壤。
內部原因：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原北美13個殖民地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美國獨立後，由於各州情況不同，南北雙方在很多問題上分歧嚴重，美國實際上還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一個鬆散的邦聯，這在獨立後初期面臨許多挑戰。直到1787憲法的確立才使聯邦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下來。
聯邦制和三權分立原則是當今美國政治制度的基石，聯邦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分權與制衡的原則，在體現聯邦整體性的同時，又保證了各州的獨立性。既緩和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又平衡了南方與北方，大州與小州。可以這樣說聯邦制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聯邦制促進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反過來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又鞏固了聯邦制並使其不斷完善。

㈢ 中外行政法歷史發展的比較

本人認為，為了更好地比較中外行政法的歷史發展，應該首先了解各自的發展歷史，這是前提所在，然後再分別對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
一、新中國建立以前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在中國產生於民國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訴訟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質，行政審判權不屬於普通法院，而屬於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行政訴訟法》，1945年4月16日又頒布了《行政法院組織法》，這兩個法律規定，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專門處理行政訴訟案件。它規定行政訴訟有三個步驟，當事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訴願和再訴願，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二、新中國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新中國行政法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行政法的初創階段（1949－1956年）。這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初創階段，沒有制定系統的行政法體系，甚至對行政法的認識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與破壞階段（1957－1977年）。這一時期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壞殆盡。
3、行政法的恢復階段（1978－1988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82憲法開始，行政法進入了恢復階段。許多領域的行政法律規范相繼制定，初步結束了無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審理行政案件，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行政訴訟制度誕生的。
4、行政法的發展階段（1989年－）。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具有重大意義，確立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機制，給公民的合法權利以切實的保障，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正朝著「法治國」的目標艱難而穩步地前進著。
三、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在人們使用行政法這一概念是指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是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產生較早，體系完善、理論發達。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有兩個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兩種法律規則，即公法和私法。法國行政法和德國行政法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但是由於大陸法系各國的歷史不同，在行政法的產生和發展上也存在差異。
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在審理各種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時，適用同一體系的法律規則。
1、英國行政法
在英國沒有明確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所以早期的英國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作為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是17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產物。
2、美國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受英國行政法的影響產生較晚，美國行政法的產生是同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相聯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際貿易委員會被認為是美國行政法的開始。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行政法迅速發展，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國行政法上劃時代的法律，該法以美國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為基礎，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歷史發展比較
外國行政法主要分為兩大法系行政法，即為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1、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
雖然中國屬於大陸法系國家，但中國行政法相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特別是法國、德國的而言，起步較晚。從產生開始，中國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德國行政法的影響。
2、中國行政法與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中國行政法研究則起步較早，重視程度也較高。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產生於民國初期，而英美法系國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其
學者們才開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並逐步建立了理論體系。在英國，作為一門科學，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視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事情；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
從當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外行政法日趨融合。兩大法系互采之長，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圍向廣義演進，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實體法，既包括內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過去上訴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審理，現在，上訴法院專設了行政庭，審理行政案件。大陸法系行政法已經突破公法的范圍，在一些行政領域適用私法，在法德等國，行政私法已成為流行詞，公私法的界限日漸模糊。
參考文獻：
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應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編行政法學》，譚宗澤，重慶出版社，2001年。

㈣ 德國政治制度的行政制度

德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其原理是，公民把立法權和行政權交給議會，議會又把其中的行政權交給以聯邦總理為首的內閣政府。而行政權主要由聯邦政府、聯邦總理和聯邦總統來擔負。
聯邦政府的存在以聯邦與聯邦議院的信任為條件，對聯邦總理提出「不信任案」是聯邦議院最重要的權力之一。 德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全部法律都已成文法或制定法為主，不僅有體系完備的各種法典，也有大量的單行法規，涉及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從而形成十分完備的司法體系。
德國聯邦法包括1900多項法律和3000多項法規，其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公法、私法和社會法。
公法是調整國家機關相互之間關系、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憲法、行政法、財政法、刑法和訴訟法。
私法是調整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民法和商法兩大部分。
社會法是介於公法和私法之間的中間領域，它是以社會保險為中心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方面的法律，德國的社會法主要包括勞動法和經濟法。 法院：按照《基本法》和《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德國設立6種法院，即憲法法院、普通法院和四種專門法院（勞動法院、行政法院、社會法院、財政法院）
除憲法法院外，其他5種法院則由各個法院各自獨立的進行司法審判，這樣往往會出現對同一個案件因認識不一樣而導致量刑不同。為防止這種情況產生，協調彼此工作，保證判決的統一性，於是由5
種法院的聯邦法院共同組成一個聯合審判委員會，從組織上保證各個聯邦法院的溝通與協調。 德國社聯邦檢察院、州高等檢察院和州檢察院，州檢察院自成一體，上下級是命令與領導的關系，州高等檢察院檢察長統一領導州的檢察工作，但聯邦檢察院和州檢察系統沒有垂直的的領導關系，各自獨立。

㈤ 我國符合越權無效原則的法條

一、越權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們通常在兩種不同的層面上界定越權立法。最常見的是從行為的意義上進行界定，即認為越權立法，就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權立法，該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該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1]這句話中，就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的。 但學術界也在另一層面上使用該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而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即「有些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超越了許可權」[2]。前者指的是一種行為現象，後者指的是一種規范現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為出發點，從規范的角度對越權立法進行討論。

立法許可權也是一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法律概念。因此，當我們說越權立法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時，進一步明確立法許可權概念的內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國內立法學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界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

首先，從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許可權。比如，按照《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4條第2款、《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7條的規定：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規章不得稱條例。 這就意味著，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沒有制定「條例」的權力。他們將這種許可權稱之為「表現形式」上的許可權。 如果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稱使用上違反了這一規定，就屬於形式上的越權。

其次，從立法權力行使的時限上來界定。他們認為「立法許可權范圍這一命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立法權可以和應當達到何種界限，一是立法權不能超出何種界限。從時限上說，立法許可權范圍，指立法權能在多大的時間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這是立法權的時限效力。」[3]立法機關超越時限制定法律規范，就屬於時限上的越權。

再次，從立法事項的角度界定立法許可權，即指「立法權可以和應當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加以調整，不能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發揮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權立法實屬一種立法上的「低級」錯誤，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這類問題，主要根源在於那時的法律規定不明確。在《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 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 作出明確規定以後，立法者犯這種錯誤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時限」的越權立法在立法實踐中有可能發生，西方國家就研究所謂「立法不作為」的問題， 我國法律中也有關於立法時限的規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64條就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於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但既然是立法不作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規范，也就不存在規范形態的越權立法；而遲延立法又難以成為動搖法律規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從以上兩個角度研究越權立法，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認為，確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應該從《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入手。《立法法》是規范法的法，只有從《立法法》中挖掘立法許可權的內涵並作為界定越權立法概念的依據，才對司法實踐具有意義。《立法法》第7條、第8條、第56條、第64條、第71條和第73條分別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地方人大以及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從這些規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項」為標准劃定立法許可權的；也就是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許可權是指立法機關對哪些事項可以制定法律規范，對哪些事項不能制定法律規范。

由此，可以把越權立法界定為：立法主體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項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

二、從我國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看越權立法的認定

既然越權立法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越權立法認定的首要任務就應該是確定各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授權立法的立法許可權由授權法律規定，所以確定授權立法許可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但非授權立法許可權的確定則比較麻煩，因為，規定我國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有多種，除《憲法》外，還有相關的組織法、《立法法》等憲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 ，也是確定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在諸法律淵源中，《憲法》和相關組織法對立法許可權的規定是原則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則僅就某些事項作分散的、補充性的規定，而《立法法》對立法許可權作了比較全面、具體的劃分，特別是劃定了最高權力機關的專屬立法權，因此，它是確定立法許可權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據。但從越權立法認定的角度觀察，依然存在諸多模糊地帶，這給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很多困難。

首先是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的界線具有可變性。《立法法》第8條在列舉專屬立法事項時規定了一個兜底條款：「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這一可變的「其他事項」的規定，為基本法律和專屬立法事項界限的隨時和不斷擴張埋下了伏筆，也為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潛在的困難。

其次是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立法許可權劃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甚至全國人大、國務院、地方立法機關、自治地方和經濟特區立法機關、國務院各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權，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運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試圖對各自許可權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這種界分卻極為模糊。具體表現為：

第一，在劃分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時採用「地方性事務」與「全國性事務」的標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有三項立法許可權，其中第二項為「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對於「地方性事務」，有關釋義解釋為「純屬地方性事務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務，一般來說不需要或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需要由全國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來作出統一規定」[5]。但這一解釋還是沒有把問題澄清。某一事項究竟是地方性的還是全國性的，中央立法機關把握可能比較容易，地方立法機關把握困難就比較大。即便是判斷某一事項為全國性的事項，中央是否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會立法，還是不好預見，因為立法活動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運作過程，能不能立，何時立，都是未知數。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國務院可以「為執行法律的規定」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及其直屬機構的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第73條規定地方省級人民政府和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制定規章。不同層次的行政立法主體都具有「為執行法律」或者「執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規范的權力，但各自立法許可權的邊界在何處卻不明確。雖然在界定部門規章的立法許可權時用了「執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規章時用了「為執行」的概念，但很難發現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

第三，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屬於地方性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第73條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制定地方政府規章。從兩個法律規范的關系看，第64條規定包括第73條的規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立法許可權就無法劃分清楚。

上述問題使得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各立法主體尤其是「地方國家機關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項他們有立法權，哪些事項他們沒有立法權，或者說他們對任何事項都有立法權；」[6]其結果，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認定越權立法比較困難，甚至不可能。我們認為，《立法法》實質上就立法許可權只有劃定了一道界線，即專屬立法權與非專屬立法權之間的界線。對專屬立法事項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規則，對非專屬立法事項則法律、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規章等都可以制定規則。雖然在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橫隔著一個「其他事項」，但「其他事項」在沒有被具體事項填充之前，應該是一個空「底兜」。從這個意義上講，《立法法》中的越權，就是超越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可能越權的只有法規和規章，法律應該不會越權。

上面的闡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規、規章超越專屬立法界限，勢必造成越權；但並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規、規章只有超越專屬立法許可權，才構成越權。因為，前面已經闡明，規定法律文件許可權的法律淵源除了《憲法》、相關組織法和《立法法》，還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規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處罰法》第10條、第11條、第12條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設定行政處罰的許可權分別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許可法》第15條、第16條等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設定行政許可的許可權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行政處罰「6+1」種類中，作為「1」的「其他行政處罰」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規才可以設定。[7]這一規定，實質上也規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設置「其他行政處罰」。可以看出，具體立法許可權會隨著普通立法的發展而發展變化。所以，具體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必須在《立法法》的基礎上，研究其他相關法律才能准確界定。

在確定了具體的立法許可權後，認定越權立法需要考慮的是「設定」和「規定」這一對立法范疇。我國立法上使用「設定」和「規定」兩個立法概念，自《行政處罰法》開始，後在《行政許可法》再次沿用。「設定」系指其他規范性文件尚無對某事項做出規定的條件下，該規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規定；「規定」系指在上級規范性文件已對某事項做出設定的條件下，就該設定再作具體的規定。「設定」是從無到有，「規定」是從有到有，無非更詳細而已。[8]按此，越權立法應該是「設定」的越權，「規定」一般不會構成越權；「規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設定」，構成的應該是法規范的沖突，而不是越權立法。因此，認定越權立法應該以設定性立法行為為對象或基準。

可見，確定越權立法的基本思路應該是：第一，確定特定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第二，判斷特定立法是否屬於設定性立法；第三，判斷該設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該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如果超越該許可權，則屬越權立法，否則就不是。

當然，這樣的分析過程，僅僅是越權立法認定的基本判斷過程。法律規范不僅僅是法律概念的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著立法的目的和價值，所以在具體的個案分析中，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目的和價值屬性。尤其是，根據《立法法》第66條第2款、第88條第1款第7項的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不得違背授權目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否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是否違背授權目的，顯然不能單純採用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進行評價。

三、從法院的審查許可權看越權立法的處理

探討越權立法認定的目的在於「發現」越權立法，但「發現」並不是「認定」的終極目的，它不過是為處理越權立法創造一個前提。發現和處理越權立法的機關不止一個，但法院無疑是其中主要的一個，本文僅對法院如何妥當地處理越權立法的問題作一分析。法院處理越權立法的原則和方法，應該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越權立法的性質，二是法院對法的審查許可權。

從形式看，立法許可權一般由國家的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加以規定，比如《德國聯邦共和國基本法》 就有5個條文專門規定聯邦和州的立法許可權 ，其他國家如美國、奧地利也是如此。我國立法許可權也主要是由憲法、組織法和《立法法》等憲法性文件規定的，雖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對立法許可權有一些補充性規定。從內容看，立法許可權涉及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議會立法權與行政立法權的劃分，而這種劃分實際上關涉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的結構形式，它們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看，越權立法與有權立法主體制定的法律規范或者相重復，或者相沖突，破壞了憲法秩序。所以，越權立法應當屬於一種違憲行為。

既然越權立法屬於立法違憲，法院對於越權立法的處理就應按照違憲審查程序處理。具體的程序，根據法院享有的審查許可權來決定。比如美國，普通法院享有對於違憲立法的審查權，但這種審查權僅限於確認和拒絕適用兩個方面，即各級普通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一項聯邦法律違背憲法或者地方州立法違背聯邦憲法或法律，有權拒絕適用。[9]但美國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銷違憲的法律、規章，只是由於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拒絕適用會導致該項法律在事實上喪失效力。奧地利是歐洲大陸最早建立憲法法院的國家。在奧地利的違憲審查體制下，普通的司法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對違憲的法律、法令均沒有審查的權力。當他們發現聯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違憲時，不得直接拒絕適用，而要全部提請憲法法院裁決。 德國的違憲審查體制，受奧地利違憲審查制度的影響較深。根據《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的規定，行政法院僅對依照建築法典的規定頒布的規章，根據建築法典第246條第2款規定頒布的法規，以及其他位階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規，享有審查權。其他法律法規的審查權全都由憲法法院壟斷。除了美國和德奧模式外，有些國家，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沒有審查權，由立法機關自己行使立法監督的權力。

我國奉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現行司法體制下，認為法院不享有對法律的合憲性審查權，基本為大多數人所認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規章具有違法性確認權和拒絕適用權，但沒有撤銷權，如果要撤銷規章，法院需要依據《立法法》第88條第1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 以及《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35條 的規定，申請國務院或者省級人民政府審查。這也幾乎沒有疑問。但對法規，則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規的司法審查權分為撤銷權、拒絕適用權和確認權三個層次的話，分歧並不在於法院是否對違憲（法）法規享有撤銷權；因為，我國《憲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經明確將違憲（法）法規的撤銷權授予了其他機關。憲法第67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解釋憲法，監督憲法實施，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的權力。依此為依據，《立法法》第88條再次把改變或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授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
圍繞法規審查權的爭議主要在於法院是否可以拒絕適用違法（憲）的法規。這種爭議在「河南種子案」 的討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有的學者認為，我國法院享有拒絕適用違憲（法）法規的權力；[10]有的學者則認為，法院不得直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而應該報請有權機關審查。[11]值得研究的是，憲法和《立法法》把法規的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是否意味著司法機關沒有拒絕適用權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為單從法律條文看，《憲法》和《立法法》只規定撤銷權屬於立法機關，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另外一個有力的證據是，雖然《立法法》第88條規定了對於規章的改變和撤銷機關，但《行政訴訟法》第53條還是規定了人民法院對於規章的拒絕適用權。 可見，對於規章，我國是由制定規章的上級機關或立法機關行使一般的、改變或撤銷之審查權，司法機關是行使個案的、拒絕適用之審查權，兩種審查權力並行不悖，從而形成「雙重審查體制」。所以，《憲法》和《立法法》將改變和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並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的結論。那麼，對於法規的審查是否也是一種「雙重審查機制」，法院依然可以在個案中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呢？我們認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參照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依據」意味著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僅享有適用權，沒有審查權；「參照」則意味著人民法院對於規章享有一定的審查權；只有規章「合法」時，才可以適用。如果認為法院可以拒絕適用違法的法規，那《行政訴訟法》的「依據」和「參照」的區分就沒有任何價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這里《立法法》並沒有列入規章，對此不應該理解為是一種疏漏。它正好說明了，《立法法》的這一規定是和《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的規定是相契合的。對於規章，法律適用機關可以通過拒絕適用的方式進行有限的審查；而對於法規，當與憲法、法律相抵觸時，則只能是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不能直接拒絕適用。

可見，我國《立法法》僅授予法院對於法規違法（憲）的確認權，但沒有給予法院對於法規如同規章般的、個案的拒絕適用權，更沒有撤銷違法（憲）法規的權力。

基於以上認識，法院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對越權立法應當作如下處理：對於越權制定的規章，可以拒絕適用，與此同時，可以申請有權機關予以撤銷；對越權制定的法規，則應當逐級上報，最後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申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

四、越權立法撤銷決定對司法裁決的效力

現在需要考慮的是，有權機關撤銷越權立法決定的法律效力問題。依據《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越權立法可以由有關機關改變或者撤銷，但撤銷的效力究竟如何沒有規定。撤銷決定向將來發生法律效力，被撤銷的越權立法不再作為民事活動、行政行為和法院裁判的依據，這應該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實發生在撤銷決定作出之前，但該案件的審理尚在進行中，撤銷決定對其有無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於該越權立法作出的判決已經發生效力，撤銷決定能不能成為申請再審的法律依據？簡言之，撤銷決定有沒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種的程度？這就需要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作一番考察。

㈥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