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刑事訴訟法更注重證據

Ⅰ 法院是重證據！還是講人情

法院是重證據的機構，但並不是不講人情的，在法院情與法都講，法官即講法又講理還講情。

Ⅱ 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證據的規定有幾條

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證據的規定有十六條：

1、《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全款

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包括：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2、《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全款

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

3、《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全款

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4、《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全款

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於事實真象。故意隱瞞事實真象的，應當追究責任。

5、《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全款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

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於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

6、《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全款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7、《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全款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8、《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七條，全款

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於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9、《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全款

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

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10、《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全款

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

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11、《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全款

對於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12、《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全款

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並且查實1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

13、《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全款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14、《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全款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

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15、《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全款

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採取保護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

16、《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全款

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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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種類：

1、書證、物證

是以物品或者文字為表現形式的實物證據。物證是用於犯罪或與犯罪相關聯的，能夠證明犯罪行為和有關犯罪情節的物品或痕跡，如作案工具、贓款贓物、血跡、指紋、腳印等。

書證是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文件或其他文字材料，如毒品犯罪分子進行聯絡的往來書信;貪污犯罪分子塗改的單據、賬本等。

物證的特點是，不具有任何主觀的東西，而只以其客觀存在來證明案件的事實。對物證必須妥善地加以保管，以保持物證的原有的形態。如果不能保持原來形態或者物證有可能滅失的，行政機關必須採取措施予以保全。

2、證人證言

是知道案件真實情況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司法機關或有關人員作的陳述。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

刑訴法對知道案件真實情況的人向司法機關作證規定了義務，即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證人不能隨意指定，也不能由他人代替。

行政處罰法規定，在行政機關對行政處罰案件進行調查時，「被調查人應當如實回答詢問」。這是因為，行政機關在處理行政處罰案件時，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因此，在行政機關調查時，被調查人必須據實陳述所了解的真實情況，不作偽證。

3、當事人的陳述

是指當事人向執法人員所作的關於案件真實情況的敘述和承認。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

因此，當事人的陳述與申辯，行政機關必須認真聽取，並製作詢問筆錄；同時，行政機關對於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成立的，才能作為行政處罰的證據。

4、「被害人陳述」

是直接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人，就受害情況及案件的有關其他情況向司法機關或有關人員所作陳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與辯解」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本人的犯罪行為向司法機關所作的供述，或稱口供，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認自己有犯罪行為或者承認犯罪，但認為應當減輕處罰、免除處罰所作的辯解。

6、視聽資料

是指能夠作為證據的錄音、錄像、電腦儲存的數據等，是一種被固定、被保全的證據。它比較可靠，更接近於真實情況。但是視聽資料必須經過審查，才能認定作為證據。

7、鑒定意見

是鑒定人運用自己具有的專門知識對案件中專門性問題所進行的分析、鑒別和判斷。它是一種獨立的證據。如法醫鑒定、指紋鑒定、筆跡鑒定、化學物品鑒定、精神病鑒定等。

8、現場筆錄

是書證的一種，是指行政機關執法人員在現場，對當場實施行政處罰的現場情況的記錄。如交通民警對違反交通管理的司機進行罰款，交通民警開具的罰款單據。

又如工商管理人員對這反工商管理的個體商販進行處罰時，現場記明其違法事實、沒收商販的違法物品的數量、質量等情況。

現場筆錄上應當有執法人員和當事人的簽名。現場筆錄可以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行政訴訟法將其規定為一種獨立的證據，以防止在訴訟中出現「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情況。

9、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筆錄

是指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或者專門人員為了解案件的事實，對事實發生的現場或者物品進行勘驗、檢查。如查處非法出版物，執法人員對該出版物的印刷場所進行勘驗、檢查，對印刷的非法出版物或者印刷工具進行勘驗、檢查等。

勘驗應當製作筆錄，勘驗筆錄是對客觀事實的反映，能夠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是一種獨立的證據。

10、電子數據

是電子化技術形成的文字，數字等等，如電子郵件、聊天記錄等等；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4日發布的一份司法解釋顯示，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簡訊、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可以視為民事案件中的證據。

11、視聽資料

是以模擬信號的方式在介質上進行存儲的數據，例如錄像、錄音資料等等。

Ⅲ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1、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在內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訴訟證據是指能夠證明民事案件真實情況的客觀事實材料。而新刑訴法對刑事訴訟證據的概念進行了完善,將其概念修改為「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訴訟證據較注重客觀真實,而刑事訴訟證據不僅注重客觀真實,更加註重法律真實,實現了證據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更具有科學性。從外延上看,根據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和勘驗筆錄。
2、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證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規定了「高度蓋然性」證明標准,即「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根據該條規定,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證據且都無法否定對方證據情況下,一方當事人的證明力較大的證據支持的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這一證據作出判決。相比較而言,刑事案件有著比民事案件更為嚴格的證據證明標准。
《刑事訴訟法》第195條規定「 在被告人最後陳述後,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第48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上述兩條規定,就是確定我國刑事訴訟證據證明標準的法律規定,其證明標準的實質內涵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
刑事案件中刑事訴訟證據須具有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這說明客觀真實性是刑事訴訟證據的本質屬性,是可予採信的重要標准。只有「查證屬實」的證據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在刑事訴訟中,無論是提供、收集、調取證據,還是審查證據,每個環節都應貫徹真實性的原則。真實性主要體現在證據的來源必須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是主觀臆造出來的,證據的採信過程必須主觀服從客觀,防止主觀偏見,證據的審查過程必須經過復核及各單個證據之間能相互交叉印證等。與民事審判比較,在刑事審判中,尚未從立法上確立優勢證據規則。對於證據指向的待證事實,可能出現其它合理情況的證據,或者是可能產生其它合理的懷疑,該證據就不能作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據。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觀真實,這也是「寧縱不枉、疑罪從低從無」刑事審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Ⅳ 在刑事訴訟中國外的鑒定結論能用嗎

可以！只要是真實的！

給採納哦！

所謂鑒定結論，是指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案件中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而作出的結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確定了鑒定結論系刑事訴訟中一種獨立的證據形式。鑒定結論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是法官藉以查明事實、依法裁判的重要依據。從科學的角度來講，正確的鑒定結論只有一個，「同一案件出現了不同的鑒定結論只能說明鑒定的主、客觀方面發生了偏差，重新鑒定無疑是檢驗和糾正錯誤的鑒定結論，得出正確結論的唯一途徑，因此各國鑒定製度無一例外地規定了重新鑒定①」。所謂重新鑒定，是指司法機關在處理案件過程中，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案件有關鑒定結論有異議時，申請司法機關另行委託鑒定人就同一鑒定事項進行鑒定，或者司法機關對有爭議的鑒定結論依職權逕行委託鑒定人進行鑒定。綜觀我 國刑事訴訟方面的相關法律，有關重新鑒定的規定相當少，可操作性不是很強，甚至存在立法盲區，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了諸多問題較難把握。筆者擬就刑事訴訟中重新鑒定的若干問題及法律完善設想作一粗淺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重新鑒定的啟動程序問題。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中重新鑒定的啟動程序具有以下特點：

1、重新鑒定程序的啟動主體較多。在我國刑事訴訟中，重新鑒定程序的啟動主體不僅有法院，還有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有關啟動重新鑒定程序的法律條款，散見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部委規章中。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了「偵查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請，可以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該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檢查。法庭對於上述申請，應當作出是否同意的決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五十九條規定：「對鑒定結論有疑問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或者鑒定機構，對案件中的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該條款確定了人民法院有權逕行決定對案件的某些專門問題重新鑒定。此外，該《解釋》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應當提供證人的姓名、證據的存放地點，說明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要求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理由。審判人員根據具體情況，認為可能影響案件事實認定的，應當同意該申請，並宣布延期審理;不同意的，應當告知理由並繼續審理。……」《人民檢察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則》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了「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請，經檢察長批准，可以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公安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對鑒定結論有異議提出申請，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後，可以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
2、公、檢、法啟動重新鑒定程序的條件不一。

由上述法律規定可以看出，檢察機關啟動重新鑒定程序的條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對鑒定結論有異議提出申請，經檢察長批准即可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公安機關啟動重新鑒定程序的條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對鑒定結論有異議提出申請，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即可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兩者並不強調審查有異議的理由是否成立。而法院啟動重新鑒定程序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對於當事人和辯護人等申請重新鑒定的，經審查認為可能影響案件事實認定的，而同意該申請啟動重新鑒定程序。要注意的是，法院經審查認為原鑒定結論 「可能影響案件事實認定」，這就是個較抽象、靈活的概念，審判人員在司法實踐中不便掌握;第二種是審判人員對鑒定結論有疑問的，可以逕行啟動重新鑒定程序。

我國刑事訴訟中重新鑒定程序啟動的現狀是公、檢、法均有權啟動重新鑒定程序，而當事人並不享有重新鑒定的啟動權，其僅享有補充鑒定和重新鑒定的申請權。筆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重新鑒定程序的啟動模式現狀顯然有悖於控辯平等原則;另一方面，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鑒定結論作出後，又賦予其有權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容易造成「多頭鑒定」、「重復鑒定」，也給人民法院在採信鑒定結論時增加困難。因此，改革現行鑒定體制，提高辯方的啟動能力已是當前我國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共同呼聲，還有學者提出了「以職權主義為基礎，以當事人主義為補充」的目標模式②。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度與大陸法系刑事訴訟法制度有著久遠的歷史淵源。從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立法來看，義大利、德國、法國的刑事訴訟法典中均明確規定只有法官才擁有決定是否提起鑒定的權利。③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借鑒大陸法系刑事訴訟法制度，完善《刑事訴訟法》，健全重新鑒定程序的啟動機制。

筆者認為宜從以下方面予以完善:1、建議修改《刑事訴訟法》，明確刑事訴訟中的控、辯雙方均平等地有權申請重新鑒定，規定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權決定啟動重新鑒定程序。筆者認為，打破公、檢、法三家均有權啟動鑒定程序的做法，有利於確保重新鑒定程序啟動的中立性、公正性。2、建議立法統一啟動重新鑒定程序的條件。分析當前司法實踐中重新鑒定程序啟動的原因，有確系原鑒定結論存在錯誤的，也有不少是當事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提出重新鑒定申請並獲準的，並非一定是鑒定結論的不科學、不公正，現行法律未要求申請方提供任何證據，這就容易導致重新鑒定程序被隨意啟動。筆者認為，既要保護控、辯雙方平等、合法的申請重新鑒定的權利，也要立法防止對申請重新鑒定權利的濫用。因此，統一重新鑒定程序的啟動條件勢在必行。筆者認為，應立法完善《刑事訴訟法》，統一啟動重新鑒定程序的條件，即規定：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即可依控方或辯方的申請或依職權逕行啟動重新鑒定程序：(1)鑒定機構或者鑒定人員不具備相關的鑒定資格，或鑒定人員未達法定人數的;(2)鑒定程序違法的;(3)鑒定結論的內容有明顯錯誤，或與其他證據、事實有矛盾，明顯依據不足的;(4)鑒定材料有虛假或者鑒定使用的儀器或者方法有缺陷的;(5)鑒定人應當迴避而沒有迴避的;(6)有證據證明存在影響鑒定人准確鑒定因素的;(7)有證據證明鑒定人弄虛作假的;(8)現有的科學技術已能夠證明原來的鑒定方法及結論明顯錯誤的。此外，還應明確如果對於原鑒定結論，可以通過補充鑒定、重新質證或者補充質證等方法解決的，不予重新鑒定。
二、重新鑒定的機構和費用負擔的問題。

1、重新鑒定機構的確定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僅規定了「對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或者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對於因其它原因進入重新鑒定程序的，現行刑訴法未明確重新鑒定機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05年2月28日作出了《關於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該《決定》第七條規定「偵查機關根據偵查工作的需要設立的鑒定機構，不得面向社會接受委託從事司法鑒定業務。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不得設立鑒定機構。」第八條規定「各鑒定機構之間沒有隸屬關系;鑒定機構接受委託從事司法鑒定業務，不受地域范圍的限制。鑒定人應當在一個鑒定機構中從事司法鑒定業務。」該《決定》中也未明確規定哪些屬於重新鑒定的機構。

司法實踐中，各地對選擇重新鑒定機構的認識不一。有的司法機關採取「依據當事人選擇與司法機關指定相結合」的方法，即先由當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協商確定有鑒定資格的鑒定機構、鑒定人員，協商不成的，由司法機關指定;有的是司法機關直接委託某個具有鑒定資格的鑒定機構進行重新鑒定，無需徵求當控、辯雙方當事人的意見。

筆者認為，既然各鑒定機構不存在隸屬關系，那麼凡具有鑒定資格的鑒定機構均可納入重新鑒定機構的范圍(但先前已就同一事項作出鑒定結論的鑒定機構除外)。筆者建議完善立法，規定重新鑒定機構的確定應遵循「法定」和「充分體現控、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相結合的原則。

(1)法律規定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依法指令的醫院進行重新鑒定的：A.對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的;B.對精神疾病的醫學鑒定;C.為罪犯保外就醫出具的醫學證明。

(2)在法律框架下尊重控、辯雙方當事人(包括檢察機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或被鑒定人)對重新鑒定機構的選擇權。因鑒定機構彼此沒有隸屬關系，故控、辯雙方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可通過協商等辦法來確定重新鑒定機構。在具體操作中，可考慮以下幾種方法：A.由檢察機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或被鑒定人自行協商選擇重新鑒定機構;B.一方提出若干候選的重新鑒定機構，法院可徵求另一方的意見;C.人民法院選定若干適格的鑒定機構，由控、辯雙方當事人選擇;D.若雙方對上述方法均不滿意的，由人民法院隨機抽取司法鑒定機構庫。筆者認為，採取上述辦法才能杜絕可能發生在鑒定過程中的「暗箱操作」，確保鑒定結論的公正性、客觀性。
2、重新鑒定費用負擔的問題。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均沒有規定重新鑒定費用應當由誰來支付。司法實踐中，各地做法不一。因為辦案經費不足，有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是採取「誰申請，誰支付」的方法，即由申請重新鑒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親屬、被害人本人或親屬支付重新鑒定費用;有的公、檢、法則直接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親屬、被害人本人或親屬支付重新鑒定費用。

筆者認為，刑事訴訟中是由國家司法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事實，懲罰犯罪。刑事訴訟中的重新鑒定，可能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司法實踐中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親屬支付重新鑒定費用的做法，難免有「影響重新鑒定結論的公正性」之嫌;由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支出重新鑒定費用，則有違刑事訴訟立法的初衷。綜觀大陸法系國家，德國和義大利的刑事訴訟法典中均明確規定鑒定人的補償費、報酬費由國家支付。④

因此，筆者建議完善刑事訴訟法，明確刑事訴訟中的鑒定費(包括重新鑒定費用)均由國家支付，

三、重新鑒定的次數限制問題。

我國現行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重新鑒定的次數限制問題並不明確。反復鑒定是當前司法實踐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可以說是現行司法鑒定體制諸多弊端的集中體現⑤。此外，二審及再審程序中是否存在重新鑒定?現行《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並無明文規定，這不能不說是立法技術的疏漏。從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篇幅設置來看，有關「重新鑒定」的內容存在於「第二篇第二章偵查.第七節鑒定」和「第三篇第二章第一審程序.第一節公訴案件」當中，在「第二審程序」及「審判監督程序」的法律條款中並找不到有關重新鑒定的內容。但在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在二審程序及再審程序中不乏啟動重新鑒定程序的。

由於法律未作出限制，就同一問題反復鑒定(包括公檢法等不同司法機關反復鑒定、法院在一審、二審或再審程序中反復鑒定)，出現多個鑒定結論，不僅無法排除鑒定結論之間的矛盾，反而影響著法官的判斷，使問題更加復雜化。如：在「盧伯成訴胡尚軍故意傷害賠償」一案中，參與的鑒定機構眾多，圍繞被害人的傷勢問題，各級司法鑒定部門先後進行了八次鑒定，作出八份鑒定結論⑥。又如：發生在浙江金華市浦江縣吳比賽陽訴吳彰引刑事自訴案，歷時七年，經過二次發回重審、一次再審共六次訴訟，吳彰引從無罪到有罪再到無罪，都是三次司法鑒定起了決定性作用。⑦
由此可以看出，無限制地重新鑒定，容易造成案件久拖不決，給當事人帶來訴累，浪費司法資源，不僅損害了司法鑒定的客觀性、科學性和權威性，也極大地損害了司法權威。故完善立法，限制重新鑒定的次數，保障司法鑒定的客觀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已顯得迫在眉睫。

筆者認為，首先應修改《刑事訴訟法》，規范重新鑒定程序的篇幅設置，可將「鑒定」、「重新鑒定程序」的內容單獨設立一節，詳加規定。其次要明確，無論是依據控方還是辯方的申請，或者是人民法院逕行決定重新鑒定(包括一審、二審、再審程序中決定重新鑒定)，重新鑒定以兩次為限，避免案件因為無休止的重新鑒定而導致鑒定結論復雜化。

四、重新鑒定啟動後的審限計算問題。

筆者認為，重新鑒定程序啟動後的審限計算問題在立法技術上存在一定缺陷。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鑒定的期間不計入辦案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格執行案件審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規定》第33條也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案件，除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病鑒定時間不計入辦案期限外，其他鑒定時間都應當計入辦案期限。對於因鑒定時間較長，辦案期限屆滿仍不能終結的案件，自期限屆滿之日起，應當對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變更強制措施，改為取保侯審或者監視居住。」而《解釋》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應當提供證人的姓名、證據存放的地點，說明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要求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理由。審判人員根據具體情況，認為可能影響案件事實認定的，應當同意該申請，並宣布延期審理;不同意的，應當告知理由並繼續審理。依照前款規定延期審理的時間不得超過一個月，延期審理的時間不計入審限。」

筆者對上述規定理解為，當重新鑒定程序啟動後，若直接依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則應當對重新鑒定時間(作精神病重新鑒定除外)計入審限;但如果變通適用《解釋》的相關規定，人民法院因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可以作出延期審理決定(延期審理期間不超過一個月)，那麼按照相關解釋的規定，該延期審理的時間(實質上包含了重新鑒定的時間)不計入審限。

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解釋》均屬廣義上的法律淵源，二者對鑒定時間是否計入審限的規定不同，但實質上的法律效果有相同之處，不免有法律淵源相沖突之嫌。
眾所周知，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必然會影響案件的正常審判進度，人民法院在法定審限內難以如期審結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就審限作出的上述相關解釋實際上是考慮到審判實踐上的客觀原因，通過延期審理的形式，規避《刑事訴訟法》中關於除精神病以外的鑒定時間都應計入辦案期限的規定，達到刑事案件不超審限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解釋》對於指導人民法院的審判實踐有著重要作用，但就法律淵源來講，其地位畢竟不如《刑事訴訟法》的法律地位高。

因此，筆者建議完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鑒定(包括重新鑒定)的時間不計入審限」，這樣既尊重了客觀事實，保證了人民法院的辦案期限，又避免了現行司法解釋與《刑事訴訟法》存在的沖突。

五、被鑒定人拒絕配合重新鑒定的問題。

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後，被鑒定人拒絕配合的，法院應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目前還是法律規定的盲區。

某地法院就遇到這樣一起案例：在一起故意傷害案中，被害人的傷情經公安機關的法醫鑒定為重傷乙級(初次檢驗結論暫定為輕傷甲級;復查檢驗被害人的功能恢復情況後，又定結論為重傷乙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被告人及辯護人對該鑒定結論提出質疑並申請重新鑒定結論，法院作出了同意重新鑒定的決定，並委託了某鑒定機構對被害人的傷情作重新鑒定，但被害人一直以種種理由推託、不配合重新鑒定，司法鑒定機構只得被迫終止鑒定。由於傷情的輕重影響著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在被鑒定人拒絕配合重新鑒定後，由於法律無明文規定，法院既不能強行帶被鑒定人去鑒定(即便強行帶被鑒定人去作重新鑒定，由於須對其功能性恢復情況進行檢查，若其在檢查過程中不配合，故意隱瞞身體某些功能的恢復，對鑒定結論勢必造成影響)，又不能貿然對被鑒定人進行處罰(在此情況下對其進行處罰於法無據)。無論是《刑事訴訟法》，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決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釋，均找不到解決上述問題的相關答案。江西省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於2002年6月1日通過的《江西省司法鑒定條例》第二十四條也只規定了具有這類情形的，司法鑒定機構可以終止鑒定。筆者認為，現行法律對解決該問題的立法空白，使得法官對被鑒定人拒不配合重新鑒定束手無策，不僅有損於法院的司法權威，也不利於刑事案件的正確處理。

筆者認為，要解決被鑒定人拒絕配合重新鑒定的問題，應立法強化被鑒定人的權利、義務，同時增設有關強制性和懲罰性規范。首先，應立法保障被鑒定人享有因重新鑒定導致誤工而獲得經濟補償的權利。被鑒定人獲得經濟補償的范圍包括交通費、誤工費、參照國家工作人員出差標準的伙食補助費、住宿費等，可明確規定該補償費用一律由國家支付。
其次，應立法明確被鑒定人具有依法配合鑒定及重新鑒定、配合司法機關查明案件事實的義務。

再次，應完善立法，對於被鑒定人不履行配合鑒定及重新鑒定的，立法增設有關強制性和懲罰性規范。(1)明確人民法院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後，被鑒定人經兩次通知仍拒不履行配合鑒定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其處以1000元以下的罰款，必要時可以對被鑒定人採取拘傳的辦法，強制其到場鑒定。(2)立法增設對於被鑒定人經做工作拒不配合重新鑒定的，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以結合「疑罪從無、疑罪從輕」的刑事訴訟理念，採信不利於被鑒定人的證據。如：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被鑒定人系重傷的法醫鑒定結論提出合理質疑並申請重新鑒定，人民法院決定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後，被鑒定人經做工作仍拒不配合重新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採信不利於被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即可以按輕傷處理。當然，在適用此懲罰性規定時，人民法院應該結合本案其他證據慎重把握，不得隨意濫用。

六、數個鑒定結論相沖突的問題。

鑒定結論雖是一種重要證據，對於證明案件事實有重大作用，但其並沒有當然的法律效力，須經過舉證、質證程序，被法官採信後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重新鑒定後，司法鑒定機構作出的重新鑒定結論可能與原來的鑒定結論一致，也可能相差甚遠。對於同一案件中出現數個相沖突的鑒定結論，如何認識、判斷其效力是擺在法官面前的一大難題，現行法律對此也無過多可操作性的規定。司法實踐中，法官採信鑒定結論這一證據有著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無客觀、統一的認識標准。有的認為重新鑒定結論作出的時間更晚，更為接近客觀現實，一般採用最後的那份鑒定結論作為定案的證據;有的是結合數份鑒定結論與其他證據來綜合認定。

筆者認為，要正確認識、採信鑒定結論，首先應加強立法，完善鑒定結論的質證程序。質證是鑒定結論採信為裁判基礎的必要前置程序。鑒定人作為訴訟參與人，當事人可通過質疑、詢問、辯駁等形式對其作出的鑒定結論進行對質核實。⑧完善鑒定結論的質證程序包括：(1)增設強制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證制度。雖然鑒定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如果其拒不出庭接受質證，當事人對鑒定結論的疑問無法解決，法院對其作出的鑒定結論難以採信，便會給案件的審理增加難度。筆者建議，對於鑒定人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法院可以採取訓誡、傳喚、拘傳等強制手段乃至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對雖到庭但仍拒不質證者，應對其作出的鑒定結論不予採信，且視具體情況對其處以3000元以下罰款或十五日以下拘留;並建議有關單位取消其鑒定資格或從司法鑒定人中除名。當然，為保護鑒定人的合法權益，還應建立鑒定人出庭補償制度和鑒定人保護制度;對於鑒定人確系有病或出差，無法到庭質證的，應賦予其請假的權利。(2)完善庭審中對鑒定結論的交叉詢問程序。世界各國對鑒定結論的質證一般通過交叉詢問程序進行。⑨現在的刑事訴訟理念是法院居中裁判，法官應盡量讓控、辯雙方對鑒定人交叉詢問，法官對鑒定人的詢問只是必要的補充;要注意的是，對鑒定人的質詢應避免流於形式。(3)建立並完善專家輔助人制度。⑩鑒於司法鑒定涉及專業知識與特殊技能，只有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人才能對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展開實質性的質證活動。目前我國在民事訴訟中已經確立了專家輔助人制度。刑事訴訟中同樣可以借鑒兩大法系鑒定製度的有關經驗，允許當事人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的專家輔助人出庭詢問鑒定人，以彌補專業知識的不足，有利於體現質證效果。
此外，應完善立法，規范法院對鑒定結論的審查、採信程序。對當庭出示經過質證的數份鑒定結論應按以下方法審查：A.審查數份鑒定結論的鑒定主體是否合法;是否具有鑒定資格;是否達到法定人數;B.審查鑒定結論作出的程序是否合法，如：鑒定人是否具有應當迴避而未迴避的情形等;C.審查鑒定結論賴以依據的檢材、樣本、鑒定對象是否客觀真實;是否符合鑒定條件;D.審查鑒定人在鑒定過程中使用的儀器、設備以及鑒定方法是否符合國家有關標准;E.審查判斷數份鑒定結論之間的區別及與其他證據之間有無矛盾之處;是否有充分的論據支持;F.審查鑒定人是否有受到外界的影響;是否有徇私、受賄等情形。

法官按照上述方法審查判斷數份相沖突的鑒定結論，凡合乎法律規定、與其他證據之間沒有矛盾、且各證據之間能形成證據鎖鏈的鑒定結論，應予以採信;反之，則不予採信。法官對所採信的那份鑒定結論，應當在判決書中公開闡明所採信鑒定結論的理由及對證據取捨的情況，這樣有利於提高法院審判活動的透明度，使當事人對法院採信鑒定結論等證據的情況做到心服口服。

參考文獻：

①《醫療官司陷入鑒定泥潭》，載《齊魯晚報》A7[N]2005.4.20。

Ⅳ 兩大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區別和聯系

法系是指根據各國法律的特點和歷史傳統等外部特徵進行分類將具有某些共同特徵的法律傳統、法律制度的若干國家的法律劃為同一法系。在當代一百多個國家中，有兩個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前者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後者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自20世紀以來，上述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互相借鑒、吸收或融合，但由於法律的傳統、文化和習慣的不同，客觀上仍然各自具有明顯的特點。這些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點

英美法系發源於英國，自11世紀起，以中世紀英國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則為基礎、根據資本主義的需要重新解釋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為主，英美國家高級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淵源之一。適用判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則，下級法院必須遵守上級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須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實際上起著法律的作用。20世紀下半葉以來，英美法系國家也加強了議會立法和修訂原有立法，如英國《1965年證人出庭法》、《1974年陪審團法》、《1976年保釋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訴法》、《1995年刑事上訴法》等；美國《1975年聯邦刑事訴訟規則》、《1983年聯邦司法官審理輕微犯罪程序規則》、《1984年聯邦保釋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紐約州刑事訴訟法典》等，但是上述議會立法或國會立法，多系單行法，不是統一的法典。

大陸法系以羅馬法為基礎，盛行於歐洲大陸諸國，以後又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陸法系以成文法典為主，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既有總則又有分則，內容比較嚴謹，形式比較完整。在古羅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當然法官更無權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崙法典》第5條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公認的一個原則，該條規定：「審判員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判決。」[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陸法系法官判決案件的依據，判例僅供參考而已。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條，《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分8編，共477條；《日本刑事訴訟法》分7編，共506條和附則；《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分11編，共746條；都自成體系，比較嚴謹和完整。

二、偵查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的偵查由警察機關負責。現代的警察機關起源於英國，於1829年9月由當時擔任內政大臣的羅伯特，皮爾爵士在倫敦創建，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和偵查刑事犯罪。美國於1845年依照英國的模式在紐約市建立起第一個警察機關。這一模式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產生過影響。英國警察機關根據1984年制定的《警察機關與刑事證據法》開展對犯罪的偵查[3].英國警察機關具有較廣泛的詢問權，警察機關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證據，可以詢問任何人，而不論是否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別規定的（如恐怖主義分子）以外，被詢問人可以拒絕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用同一部機器同時錄制兩盤錄音帶和錄像帶，不許復制，一盤供訴訟中使用，一盤封存，如果以後在法庭審理時，被告人及其律師對警察機關的錄音、錄像記錄提出異議，就可以由法官主持，當眾啟封另一盤進行對比，以核實口供的真實性和可信性。當警察機關認為被詢問人確有犯罪嫌疑時，必須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即可以不開口說任何話。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沉默權問題上，英國已有所變化，雖然《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權，但在某些法定的情況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審團可以對此作出不利於被告人的推論[4].此外，為了提高偵查和鑒別犯罪的技術手段，英國向警察機關投資1.07億英鎊，擴大建設含300餘萬件樣品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資料庫，計劃到2004年用於對所有犯罪進行DNA鑒定。[5]在美國，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是一項憲法性權利，並且通過判例規定警察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其律師必須在場，否則，該證據應當排除，不得作為證據採用。在偵查階段，英美的警察機關還有權採取搜查、扣押、有證逮捕和無證逮捕等強制措施。同時，英美在偵查階段對保釋的運用比較廣泛，即除了具有社會危險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經違反過保釋規定的以外，一般的輕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擔保、承諾隨傳隨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續後予以釋放。

大陸法系國家負責偵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檢察官或預審法官的領導或指揮。法國的預審法官是從法官中選出任命的，任期3年。預審法官有兩項主要職能，一是領導、指揮偵查，二是有權簽發傳票、拘票、拘留證或逮捕證[6].德國的檢察官領導和指揮警察的偵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機關進行偵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後，移送給檢察官，檢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機關補充調查證據[7].日本法律賦予犯罪偵查權的有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和司法警察職員，三者無明確分工，但檢察官對司法警察職員有指示、指揮權[8].義大利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由檢察官領導偵查工作並且直接調動司法警察。為了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繼續危害社會，大陸法系各國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但在名稱和分類上有所不同。關於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法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拘留20小時以後，被拘留人可以要求會見律師。」[9]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階段委託辯護人。」[10]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親屬及兄弟姐妹，可以獨立選任辯護人。」[11]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即48小時之內應訊問嫌疑人，同時應告知他有權委託律師，與律師會見和通訊。」[12]

三、起訴程序的特點

英國在傳統上是由警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和作用較小。1985年5月英國議會通過了《犯罪起訴法》，該法規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蘭和威爾士設立皇家檢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強化了檢察官在公訴中的作用，即警察機關在案件偵查終結以後，認為應該起訴的案件，必須移送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獨立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這明顯是吸收大陸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國起訴有兩種形式，一是經大陪審團（由16至23人組成）審查後批準的起訴書（indictment），二是檢察官提出的告發書（information）。聯邦和半數的州規定重罪案件必須由大陪審團決定是否批准起訴。在起訴書或告發書送達法院以後，法院應迅速及時安排傳訊。如果被告人作認罪答辯，而且法官確信該答辯系出於自願，被告人懂得其後果和意義，在一般情況下法院不再開庭，法官可以逕行判決。如果被告人作無罪答辯，法院將安排開庭審理。基於此，審前程序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許多案件在審前程序階段已經解決，只有少部分案件才進入開庭審理程序，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辯訴交易（又稱答辯談判、答辯協議）在美國合法化以後更是如此，即起訴方和被告方律師在庭外進行磋商或談判，如果被告方滿足起訴方的要求作認罪答辯，檢察官則作出撤銷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議法官從輕判刑的承諾，即控辯雙方達成辯訴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該辯訴交易，將在定罪和判刑中體現辯訴交易的內容；法院如果拒絕該辯訴交易，則應將這一事實記錄在卷，通知雙方當事人，並給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辯的機會，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認罪答辯，案件的最終處理可能比辯訴交易所期待的更為不利於被告人。

檢察官制度始於14世紀的法國，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及其制度比較完備。法國的檢察官一般派駐於各級法院內，實行檢察官一體原則，即同一級檢察官系統的檢察官相互之間可以調換。法國沒有自訴案件，公訴案件均由檢察官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須經過兩級預審，即預審法官預審和上訴法院刑事審查庭預審，經刑事審查庭裁定起訴，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國的起訴不作為一個獨立的程序，而是與偵查共同組成審判前程序。德國的檢察機關對應設置在各級法院內。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除了8類輕微的刑事案件為自訴案件以外，都是公訴案件。德國在刑事訴訟中一直實行法制原則（又稱起訴法定原則），自20世紀60年代又引入機會原則（又稱起訴便宜原則），即賦予檢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用以撤銷案件或者決定不起訴。從80年代以來，提起公訴的案件不到案件總數的20％。日本沒有自訴案件，實行國家追訴主義、起訴壟斷主義（一律由檢察官提起）和起訴便宜主義（根據犯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輕重及情節和犯罪後的情況，沒有必要追訴時，可以不提起公訴）。提起公訴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即只能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訴書，而不得載人可能使法官對案件產生預斷的文書和證物。義大利的檢察官派駐於各級法院內，由於檢察官領導初期偵查，因此有一個快速的審查程序即初步庭審階段，由法官主持該程序，檢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參加，但證人不參加。初步庭審結束，法官可以決定提起訴訟並發出審判令外，還可以宣告不追訴判決，對後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訴。決定提起公訴以後，與義大利舊刑事訴訟法典不同的一點是，新法對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許多證據由當事人在庭審時當庭提出。起訴以後，檢察官可變更或增加指控的內容，但要給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辯護機會。

四、審判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庭審採用對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雙方地位平等，權利相同，控、辯雙方就有爭議的問題提出證據以支持本方的主張，申辯事實並進行辯論，法官負責主持庭審，不主動調查證據；參加庭審的陪審員（juror），負責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庭審結束後，由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該案的爭議點、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不同問題所要求的證據的可靠程度等，然後陪審團進行秘密評議和表決；法官不參加評議，原則上要求12名陪審員一致作出有罪或者無罪裁斷，實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審員取得一致意見；在陪審團作出有罪裁斷之後，法官負責適用法律和判刑。

英國和美國的正式審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幾個階段：1.選定由12人組成陪審團；2.開庭陳述，先由起訴方，後由被告方在審判開始向法庭作陳述，即簡述案情，說明准備提出的證人和證據要點；3.起訴方出示證據，證人逐個在法庭上就事實問題作證，同時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證、專家證人的證明，還可以讓證人當庭鑒別文件、圖片或其他物證；4.主詢問（美國稱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主詢問（直接詢問），由對方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交叉詢問；5.再次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如有必要可以進行第二輪詢問；6.被告方提供證據，原則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證據，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證，則同樣要接受對方即起訴方的交叉詢問；7.法庭辯論（美國稱終結辯論），在陳述和提證的基礎上，可以對證據加以評論；8.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包括適用於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等；9.陪審團退庭進行秘密評議；10.陪審團返回法庭宣布陪審裁斷，如果陪審團宣布為無罪裁斷，法官必須接受，被告人如系審前拘留，則應立即釋放被告人，審理程序即告結束；如果陪審團宣布為有罪裁斷，則以後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決書由法官個人署名作出，多數意見作為判例，判決書中必須寫明判決理由，判決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歸納法。

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庭審採用審問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審判長指揮整個庭審，由他主動詢問當事人，主動追查犯罪，收集調查證據，按照審判長規定的次序，證人出庭依次作證，審判長還要向合議庭和訴訟雙方出示物證、勘驗報告、鑒定結論等。大陸法系的參審員（assessor）「[14]在法院執行職務期間，與法官有同等權利，即由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共同聽審，共同評議，在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和判處刑罰上，均由法官和參審員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共同決定。

大陸法系國家的庭審程序雖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詢問和辯論原則，但仍有幾點不同。1.強調法官在庭審中的指揮作用。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09條規定：「審判長有權維持法庭秩序和指導審判。」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38條規定：「審判長負責指揮審判。」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4條規定：「在公審期日的訴訟指揮，由審判長進行。」2.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法國的重罪法庭由3名職業法官和9名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德國也是由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但參審員的人數各級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實行陪審或參審制度。3.法官可以主動調查證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10條規定：「審判長享有自由裁量權，可以憑自己的榮譽和良心，採取自己認為有助於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44條規定：「為了調查事實真相，法院應當依職權將證據調查延伸到所有的對於裁判具有意義的事實、證據上。」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8條規定：「檢察官、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可以請求調查證據」，同時又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現在，義大利的法庭審理以當事人為主而展開，但法官還有權調查新證據，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507條規定：「在取證結束後，如果確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調取新的證據材料。」大陸法系的判決書以法院的名義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繹法，法典中的有關規定是大前提，具體案由是小前提，最後推導出結論，即從一般法則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後獲得結論。

當代西方國家刑事訴訟法發展的一個特點，就是擴大和增設簡易程序和其他速決程序。英國按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佔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國（包括通過辯訴交易結案的）佔90％，德國佔85％以上，日本佔94％，義大利新刑事訴訟法典增設了5種特別程序，為了鼓勵被告人選用簡易程序，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被告人選擇簡易程序，則減輕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減少罰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濟程序的特點

由於主客觀上的各種原因，法官作出的判決裁定，難免不會出現事實上或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各國有必要根據其審級制度，設計出各種救濟程序加以補救，通常有上訴程序（包括事實上訴和法律上訴）、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訴程序，在上訴理由和審查范圍上有更多更嚴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國家對於一審案件中被告人自願作出有罪答辯（認罪答辯）的，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提出上訴，而只能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上訴審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議，實行書面審，而且是法律審。少數案件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並且涉及有普遍意義的重大法律問題，才能上訴至最高審級。

大陸法系都有統一的刑事訴訟法典，對上訴程序的規定更為明確和完備，而且上訴制度與法院的審級制度密切相關，基本上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實行兩審終審制的，以一次上訴為限；實行三審終審制的，第二審為事實審，第三審為法律審，如法國、德國和日本。

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前者是對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發現事實有錯誤而進行重新審理的程序，法國、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均有再審程序。後者是發現裁判有違背法律的錯誤而依法糾正的程序，英國的審判監督權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總檢察長和內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審判監督權，以糾正審判工作中的違法錯誤。英國還在伯明翰市還設有獨立的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負責接受申訴並進行審查，如有新證據，認為可能有錯誤，則轉上訴法院處理，至於如何認定，完全屬上訴法院的許可權。「[15]美國設有」調卷令「程序，當事人不服終審判決，經過特別申請，由聯邦最高法院頒發調卷令，進行重新審查，不過獲准者為數不多。大陸法系國家的監督審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轄，統由檢察總長提出，如法國和日本，日本的監督程序稱非常上告，即檢察總長在判決確定後發現案件的審判違背法令時，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Ⅵ 刑法什麼時候規定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原則，在哪一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原則是在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上確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1、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2、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3、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6)日本的刑事訴訟法更注重證據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修訂歷程：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