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行政法原則

㈠ 行政行為的比例原則

行政行為的比例原則是指，行政機關在執行職務時，應當權衡利益，依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基本權利的保障，限制自己的權力行使，使行政行為與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基本權利的保障相協調。

行政行為的比例原則是現代行政法所推崇的一項重要原則。它源於德國法學家卡爾·沃爾夫(Karl Larenz)提出的「平衡原則」，指行政機關在權力行使中對社會公共利益與基本權利進行比例權衡，使得行政行為與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基本權利的保障相協調。同時，行政行為的比例原則也是現代國家法治的重要體現之一。根據行政行為的比例原則，在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時，應當遵循以下幾點：1.行政機關應當依法行使職權，不能超越自己的職權范圍，不得濫用職權;2.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應當考慮到社會公共利益，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3.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應當保障受到行政行為侵害的當事人的基本權利和利益;4.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應當依法進行比例權衡，確保行政行為與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基本權利的保障相協調。

行政行為的比例原則與公正原則有何不同？行政行為的比例原則著重強調權力的限制和合理運用，促進行政行為與社會利益、私人權利之間的平衡。而公正原則則注重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遵循的公正、公平、公開和公共利益等原則，確保其行政行為的公正性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這兩項原則在理念上有所區別，但是都是現代行政法所推崇的基本原則。

行政行為的比例原則是現代行政法的重要原則之一，其核心是權力的限制和合理運用。在實踐中，行政機關需要充分權衡社會公共利益與私人權利，確保行政行為與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基本權利的保障相協調。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條 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㈡ 合理行政原則包括以下幾個原則

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內容主要有三項：
1.正當性
2．平衡性
3．情理性。
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內容是，或者說，合理性的標準是什麼。國外行政法已有種種觀點。英國大法官黑爾什姆認說，兩個合理的人可以對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且不能指責這兩個相反的結論有任何不合理。這是說，「合理性」與其說是個客觀標准，不如說是個主觀標准。但排除眾人所公認的「不合理」，也許正確立了「合理性」標准。為此，英國一些法官確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標准：「如此荒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像行政機關在正當地行使權力時能有這種標准」（格林法官語）；「如此錯誤以致有理性的人會明智地不贊同那個觀點」（丹寧法官語）；「如此無邏輯或所認可的道德標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認真考慮此問題的正常人都不會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語）。在美國，關於「不合理」的標准比英國更為具體。美國法院將「不合理」一詞用在各種不當行為上，諸如：為不當的目的；行使許可權時基於偏見；歧視而採取行動；不附理由而作成與前決定不一致的決定；程序不公平；不當的怠於行為或遲延等等。
德國對行政合理性原則的規范比普通法國家更為系統，更具成文化標准。德國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內容歸納為三項具體原則，即：
以上這些論述都較為深刻和全面地闡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內容，歸納起來，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內容主要有下列三項：
1.正當性，即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在主觀上必須出於正當的動機，在客觀上必須符合正當的目的。
2.平衡性，即行政主體在選擇作出某種行政行為時，必須注意權利與義務、個人所受損害與社會所獲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集體利益之間的平衡。
3.情理性，即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客觀規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對人承擔其無法履行或違背情理的義務。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十三）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領導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規、規章規定，並由行政機關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四條行政復議機關履行行政復議職責，應當遵循合法、公正、公開、及時、便民的原則，堅持有錯必糾，保障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5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㈢ 德國政治制度德國的司法制度

德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其法律體系主要由成文法和制定法構成，全面覆蓋生活各個領域，形成完善司法體系。德國聯邦法包括1900多項法律和3000多項法規，主要分為公法、私法和社會法三大類別。公法涉及國家機關之間和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包括憲法、行政法、財政法、刑法和訴訟法。私法則調整公民之間的關系，分為民法和商法兩大部分。社會法則介於公法與私法之間，以社會保險為核心，包括勞動法和經濟法。

德國司法機構設有6種法院，包括憲法法院、普通法院以及四種專門法院（勞動法院、行政法院、社會法院、財政法院）。除了憲法法院，其他5種法院各自獨立進行司法審判。為避免對同一案件產生不同理解導致量刑不一致的情況，德國設立了聯合審判委員會，由這些聯邦法院共同組成，以確保各法院間的溝通協調和判決統一性。檢察院方面，德國設有聯邦檢察院、州高等檢察院和州檢察院。州檢察院自成體系，上下級之間形成命令與領導關系，州高等檢察院檢察長領導州檢察工作。然而，聯邦檢察院與州檢察系統之間並無垂直領導關系，各自獨立運作。

德國的法律和司法體系展現出其嚴謹性和全面性，旨在通過制度設計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並促進公正審判。從法律分類到司法機構設置，德國法律體系體現了對公民權益的充分尊重和對公平正義的不懈追求。

㈣ 比例原則的歷史

比例原則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英國大憲章的規定，人們不得因為輕罪而受重罰。19世紀，德國的警察法中首次出現比例原則觀念，之後比例原則在理論與實踐中均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德國行政法學者奧托·邁爾（Ottomayer）在1895年出版的《德國行政法》中，主張「警察權力不可違反比例原則」。1923年在同書第三版中認為，「超越必要性原則即違法的濫用職權行為」。20世紀初，德國另一位行政法學者弗萊納（F·Fleiner）在《德國行政法體系》一書中用「不可用大炮打小鳥」的名言，比喻警察行使權力的限度。觀念上倡行的結果是比例原則在法律上的體現。1931年的《普魯士警察行政法》規定，警察處分必須具有必要性方屬合法。同時該法第14條對必要性定義為：「若有多種方法足以維持公共安全或秩序，或有效地防禦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危險，則警察機關得選擇其中一種，惟警察機關應盡可能選擇對關系人與一般大眾造成損害最小方法為之。」此一立法例證，被德國各邦廣泛採納。[1]在司法實踐中，當時的高級行政法院將警察採取的措施是否超過為實現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作為審查內容之一。隨著民主、法制的發展，比例原則後來超越了警察法領域，被德國聯邦法院賦予憲法地位，但其核心內容仍是行政成本應與行政效果之間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比例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行政活動，在合法的范圍內，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協調。

㈤ 德國政治制度的行政制度

德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其原理是，公民把立法權和行政權交給議會，議會又把其中的行政權交給以聯邦總理為首的內閣政府。而行政權主要由聯邦政府、聯邦總理和聯邦總統來擔負。
聯邦政府的存在以聯邦與聯邦議院的信任為條件，對聯邦總理提出「不信任案」是聯邦議院最重要的權力之一。 德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全部法律都已成文法或制定法為主，不僅有體系完備的各種法典，也有大量的單行法規，涉及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從而形成十分完備的司法體系。
德國聯邦法包括1900多項法律和3000多項法規，其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公法、私法和社會法。
公法是調整國家機關相互之間關系、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憲法、行政法、財政法、刑法和訴訟法。
私法是調整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民法和商法兩大部分。
社會法是介於公法和私法之間的中間領域，它是以社會保險為中心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方面的法律，德國的社會法主要包括勞動法和經濟法。 法院：按照《基本法》和《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德國設立6種法院，即憲法法院、普通法院和四種專門法院（勞動法院、行政法院、社會法院、財政法院）
除憲法法院外，其他5種法院則由各個法院各自獨立的進行司法審判，這樣往往會出現對同一個案件因認識不一樣而導致量刑不同。為防止這種情況產生，協調彼此工作，保證判決的統一性，於是由5
種法院的聯邦法院共同組成一個聯合審判委員會，從組織上保證各個聯邦法院的溝通與協調。 德國社聯邦檢察院、州高等檢察院和州檢察院，州檢察院自成一體，上下級是命令與領導的關系，州高等檢察院檢察長統一領導州的檢察工作，但聯邦檢察院和州檢察系統沒有垂直的的領導關系，各自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