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的論文4000字

㈠ 求法學畢業論文案例分析型（關於訴訟程序）4000字左右

法學畢業論文案例分析型
原創 的內容

㈡ 《刑事訴訟法》案例 要交論文 跪求

（1）本案中所搜集到的證據材料可以分別歸屬於法定證據種類：不屬於被害人的，以及警方在現場提取的都是物證。
（2）本案中41碼棕色皮涼鞋、一把帶血的警用匕首、5根毛發，賈某某的妻子證言、被害人陳述、DNA鑒定屬於間接證據；本人做出的有罪供述、屬於直接證據。
直接證據的證據資格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的證據規則。
本案應當採用這些直接證據材料。
（3）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本案已經達到有罪判決的證明標准。如果沒有直接證據，本案依據間接證據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並處以刑罰。
（4）本案應當處理：
一、故意殺人罪定義與認定
根據刑法第232條的規定，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應當立案。
故意殺人罪是行為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就構成故意殺人罪。由於生命權利是公民人身權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因此，不管被害人是否實際被殺，不管殺人行為處於故意犯罪的預備、未遂、中止等哪個階段，都構成犯罪，應當立案追究。
二、犯罪構成
1、故意殺人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2、故意殺人罪在主觀上須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他人死亡的危害後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
3、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法律上的生命是指能夠獨立呼吸並能進行新陳代謝的活的有機體，是人賴以存在的前提。
4、故意殺人罪犯罪客觀方面：
（1）必須有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作為、不作為均可構成。以不作為行為實施的殺人罪，只有那些對防止他人死亡結果發生負有特定義務的人才能構成。殺人的方法多種多樣，可以藉助一定的凶器，也可以是徒手殺人，但是如果使用放火、爆炸、投毒等危險方法殺害他人，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財產安全的，應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對於教唆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或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去殺害他人的，對教唆犯應直接以故意殺人罪論處。
（2）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必須是非法的，即違反了國家的法律。執行死刑、正當防衛均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經受害人同意而剝奪其生命的行為，也構成故意殺人罪。對所謂的「安樂死」，仍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當然，量刑時可適用從輕或減輕的規定。
（3）直接故意殺人罪的既遂和間接故意殺人罪以被害人死亡為要件，但是，只有查明行為人的危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才能斷定行為人負罪責。
三、故意殺人罪量刑標准
犯故意殺人罪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㈢ 我要一篇法學的畢業論文和社會實踐

順便說一下格式：
一：實踐目的。
二：實踐內容。
三：實踐結果。
四：實踐總結或體會。
謝謝啦。。

最佳答案 電大法學專科社會實踐論文
最後一個假期，我去區檢察院實習，時間是從二00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實習期間努力將自己在學校所學的理論知識向實踐方面轉化，盡量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實習期間能夠遵守工作紀律，不遲到、早退，認真完成領導和檢察人員交辦的工作，得到院領導及全體檢察幹警的一致好評，同時也發現了自己的許多不足之處。
此次實習，主要崗位是審查起訴科，因此主要實習科目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也涉及一些其他私法科目。在實習中，我參加了幾起案件的開庭審理，認真學習了正當而標準的司法程序，真正從課本中走到了現實中，從抽象的理論回到了多彩的實際生活，細致的了解了公訴起訴的全過程及法庭庭審的各環節，認真觀摩一些律師的整個舉證、辯論過程，並掌握了一些法律的適用及適用范圍。跟隨幹警提審，核實犯罪事實，探詢犯罪的心理、動機。真正了解和熟悉了我國的公訴程序及法庭的作用和職能，同時還配合公訴人員做好案件的調查筆錄和庭審筆錄，做好案卷的裝訂歸檔工作。
實習期間，我利用此次難得的機會，努力工作，嚴格要求自己，虛心向領導和檢察幹警求教，認真學習政治理論，黨和國家的政策，學習法律、法規等知識，利用空餘時間認真學習一些課本內容以外的相關知識，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技能，從而進一步鞏固自己所學到的知識，為以後真正走上工作崗位打下基礎。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在短暫的實習過程中，我深深的感覺到自己所學知識的膚淺和在實際運用中的專業知識的匱乏，剛開始的一段時間里，對一些工作感到無從下手，茫然不知所措，這讓我感到非常的難過。在學校總以為自己學的不錯，一旦接觸到實際，才發現自己知道的是多麼少，這時才真正領悟到「學無止境」的含義。這也許是我一個人的感覺。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我們的法學教育和實踐的確是有一段距離的。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需要理論的指導，但是法學的發展是在實踐中來完成的。所以，我們的法學教育應當與實踐結合起來，採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辦學模式，具體說就是要處理好「三個關系」：即課堂教育與社會實踐的關系，以課堂為主題，通過實踐將理論深化；暑期實踐與平時實踐的關系，以暑期實踐為主要時間段；社會實踐廣度與深度的關系，力求實踐內容與實踐規模同步調進展。
在實習過程中，也發現法律的普及非常重要。我國政府為推進法治建設而進行的多年的普法教育活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人們的法制觀念、法律意識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普法的深度與廣度上還有一些不足。比如有些時候，人們對有些法律條文是知道的，但卻不知道如何適用它，以至於觸犯法律；有時候人們對兩個以上不同法律對同一問題的規定不明白，不知道該適用哪一部法律，有一個案件就是這樣的，被告人原是某村會計，後來在改選中落選，這樣一些會計帳簿、會計憑證需要移交，但是他一直認為《會計法》是規定的要等帳目清算後再移交，所以就堅持不交出，結果被以隱匿會計帳簿、會計憑證罪逮捕。這一個案例就說明我們的普法活動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要深入實際，真真正正的讓人們了解法律、法規的含義。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確立人們對法律的信仰，確立法律神聖地位，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有希望。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青少年犯罪。在實習中所接觸的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的被告是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甚至有兩個犯有搶劫罪的被告人是八七年的。不考慮被告人家庭和自身因素，從社會大環境來說，我覺得社會也有一些責任的。從八十年代初改革開始到八十年代末，這是一個重大變革的時期。這一段時間對精神文明建設有些放鬆，也就是說，有些犯罪人在童年時期就有可能已經沾染上了一些不良習氣。所以說，教育從娃娃抓起，不能只是一個口號，要真正落到實處。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近一個月短暫而又充實的實習，我認為對我走向社會起到了一個橋梁的作用，過渡的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經歷，也是一個重要步驟，對將來走上工作崗位也有著很大幫助。向他人虛心求教，遵守組織紀律和單位規章制度，與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處世的基本原則都要在實際生活中認真的貫徹，好的習慣也要在實際生活中不斷培養。這一段時間所學到的經驗和知識大多來自領導和幹警們的教導，這是我一生中的一筆寶貴財富。這次實習也讓我深刻了解到，在工作中和同事保持良好的關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學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與人相處是現代社會的做人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對於自己這樣一個即將步入社會的人來說，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他們就是最好的老師，正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很多知識、道理。
學習法律的最終目的是要面向群眾，服務大眾，為健全社會法治，為我們的依法治國服務的。高等法學教育在推進法治建設過程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其培養的具備一定基本理論知識，技術應用能力強、素質高的專業技能人才，將在社會上起到重要作用。現代的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是一個處處充滿規則的社會，我們的國家要與世界接軌，高素質法律人才的培養必不可少。因此，對人才的培養，應當面向實際，面向社會，面向國際。法學教育本身的實踐性很強，所以採用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辦學模式是比較可行的，大學的法學院應當與公、檢、法、律師事務所等部門建立良好的關系，定期安排學生見習，讓學生更好的消化所學的知識，培養學生對法學的興趣，避免畢業後的眼高手低現象，向社會輸送全面、合格、優秀的高素質法學人才。

㈣ 陳永生的論文

1．《司法經費與司法公正》（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3期）榮獲中國法學會第三屆「中青年刑事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
2．《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必須突破的理論誤區——與柯良棟先生〈修改刑事訴訟法必須重視的問題〉一文商榷》（載《政法論壇》2008年第4期）榮獲中國法學會第二屆「中青年刑事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
3．《刑事案件庭前審查及准備程序研究》（與宋英輝教授合寫，1.1萬字），載《政法論壇》2002年第2期；
4．《論刑事訴訟中控方舉證責任之例外》（1.1萬字），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5期；
5．《兩大法系法官制度之比較》（9千字），載《政法論壇》1998年第5期；
6．《對我國死刑復核程序之檢討》（2萬字），載《比較法研究》2004年第4期；
7．《大陸法系的刑事訴訟行為理論》（2.1萬字），載《比較法研究》2001年第4期；
8．《中國減刑、假釋程序之檢討》（1.3萬字），載《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9．《論辯護方當庭質證的權利》（1.3萬字），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
10．《論辯護方以強製程序取證的權利》（1萬字），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11．《論刑事訴訟的程序性制裁》（1.8萬字），載《現代法學》2004年第1期；
1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8千字），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6期，《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2002年第2期轉載；
13．《論直接言詞原則與公訴案卷的移送及庭前審查》（1.7萬字），載《法律科學》2001年第3期；
14．《論偵查權的本質與特徵》（1.4萬字），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2期；
15．《論刑事訴訟法的可訴性》（9千字），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16．《我國未決羈押的問題及其成因與對策》（1.8萬字），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4期；
17．《我國刑事鑒定製度改革與完善》（與樊崇義教授合寫，1.4萬字），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4期，司法部內參《司法行政法制工作通訊》第二號轉載，人大法學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0年第10期轉載；
18．《論我國刑事二審審理方式之改革》（9千字），載《政治與法律》2004年第1期；
19．《慎重對待沉默權》（7千字），載《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6期；
20．《論偵查公開》（9千字），載《政治與法律》2000年第2期，最高人民檢察院內參《刑事法理與案例評析》轉載；
21．《論客觀與訴訟關照義務原則》（1.1萬字），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22．《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的契合與背離》（1.7萬字），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23．《論檢察機關的性質》（1.7萬字），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24．《偵查體制比較研究》（1.1萬字），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獲全國第四屆中青年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論文類三等獎；
25．《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檢察機關之比較》（與宋英輝教授合寫，1.4萬字），載《中央檢察官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人大法學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1999年第1期轉載，《檢察學論叢》2000年第1期收錄；
26．《公正：司法鑒定製度改革的最高追求》（與樊崇義教授合寫，8千字），載《中國司法鑒定》2002年第2期。
27．《檢察機關參與行政訴訟比較研究》（4千字），載《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0第3期；
28．《論陪審制》（與姜小川教授合寫，5萬字），載陳興良教授主編：《刑事法評論》第7期；
29．《刑事程序中公民權利的憲法保護》（3.8萬字），載陳興良教授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9期；
30．《中國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編第一章「任務和基本原則」的修改建議與說明》（與陳光中教授合寫，1.9萬字），載《訴訟法論叢》第11卷；
31．《秘密監聽之研究》（9千字），獲首屆「挑戰杯」首都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三等獎，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第八屆研究生學術論文報告會二等獎，《訴訟法論叢》第5卷發表；
32．《訴訟平衡論》（1.8萬字），載《訴訟法學研究》第4卷；
33．《論法律真實》（與鎖正傑合寫，2.2萬字），載《訴訟法學研究》第1卷；
34．《刑事證據前沿問題研究》（與樊崇義教授等合寫，9萬字），載《證據法學論壇》第1、2期；
35．《交叉詢問制度研究》（與樊崇義教授合寫，1.6萬字），載《中國司法審判論壇》2001年第1期；
36．《對刑訊逼供的三重分析》（9千字），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37．《中國內地與香港刑事管轄沖突及解決》（8千字），載《山東法學》1998年第2期，人大法學復印資料《國際法學》1998年第4期轉載，並獲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第七屆研究生學術論文報告會優秀論文二等獎，98年「華增」科研獎學生類三等獎；
38．《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檢警關系的影響》（4千字），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22期；
39．《論建立證據展示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4千字），載《人民檢察》2003年第8期，被評為《人民檢察》2003年度優秀論文二等獎；
40．《論偵查的期間限制與疑案處理》（4千字），載《人民檢察》2002年第12期，被評為《人民檢察》2002年度優秀論文一等獎；
41．《論檢察官的客觀義務》（5千字），載《人民檢察》2001年第9期；
42．《交叉詢問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與完善》（與樊崇義教授合寫，5千字），載《中國律師》2005年第12期；
43．《歷史視野中的刑事質證權》（8千字），載陳光中、汪建成、張衛平主編：《訴訟法理論與實踐——司法理念與三大訴訟法修改》，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版；
44．《科技證據的法定化》（與樊崇義教授合寫，1.1萬字），載《南都學壇》2005年第2期；
45．《國外陪審員如何「陪審」》（2千字），載《環球》2005年第11期；
46．《對我國刑事訴訟相關問題之檢討》（3萬字），載陳興良教授主編：《中國死刑檢討》，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
47．《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其具體應用》（1.1萬字），載《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1輯（總第13輯）；
48．《論補強證據規則及其具體應用》（7千字），載《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2輯（總第14輯）；
49．《論推定規則及其具體應用》（8千字），載《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3輯（總第15輯）；
50．《科技證據及其運用》（7千字，與樊崇義教授合寫），載《刑事司法指南》2004年第3輯（總第19輯）；
51．《從口供本位到物證本位》（與樊崇義教授合寫，6千字），載《檢察實踐》2000年第3期；
52．《論偵查終結》（7千字），載《湖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5期；
53．《論我國刑事立案監督制度的完善》（7千字），載《法大成人教育》1998年第4期，並被樊崇義教授主編的《刑事訴訟法專論》一書收錄；
54．《一事不再理與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沖突的解決》（6千字），載《研究生法學》1998年第1期；
55．《論反貪偵查模式的轉換》（4千字），載《檢察日報》2000年2月2日第3版；
56．《論當庭認證》（3千字），載《人民法院報》2000年12月18日第3版；
57．《錯誤該由誰證明》（2千字），載《南方周末》2000年6月23日第5版。
58．《排除合理懷疑及其在西方面臨的挑戰》（1.7萬字），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2期；
58．《死刑與誤判——從美國68%的死刑誤判率出發》（2.4萬字），載《政法論壇》2007年第1期。

㈤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