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法律屬性
法律分析：行政道德規范區別於行政法律規范的最基本屬性是自律性。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法》 第三條 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起訴權利，對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② 民法與憲法、行政法有什麼不同
民法與憲法、行政法三者意義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中國對民事活內動中一些共同性問題所容作的法律規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條。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適用於國家全體公民，是特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條件綜合作用的產物，集中反映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確認革命勝利成果和現實的民主政治，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度，即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的原則和國家政權的組織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等內容。
行政法，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和接受行政法制監督過程中而與行政相對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規范行政主體和行政權設定的行政組織法、規范行政權行使的行政行為法、規范行政權運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規范行政權監督的行政監督法和行政救濟法等部分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規范行政權，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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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經濟行政法的本質和法律屬性是什麼
經濟行政法就是現在的經濟法。經濟法是國家及政府經濟領導部門和經濟組織的領導者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和協調經濟活動、維護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保障。
法律屬性是以公法為主、公私兼顧。
⑤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一、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之間的區別
（一） 兩者規范的權力不同
經濟法規范的是國家主權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而經濟行政法規范的是經濟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經濟行為的干預。我國憲法對此作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15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該條明確規定了國家依法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權，該法就是經濟法，該權就是主權。憲法第3章第8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該條明確規定了政府（狹義的）掌握的權力是行政權。主權和經濟行政權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歸屬主體不同。國家主權屬於一個國家全體人民。有的西方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例如，《法蘭西共和國憲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後修改）第3條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由人民通過其代表和通過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國家主權。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個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國家主權。」《日本國憲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這樣寫到：「日本國民通過正式選出的國會代表而行動，為了我們及我們的子孫，確保各國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國獲得自由之惠澤，決心根絕因政府行為而再度釀成戰禍，茲宣布主權屬於國民，並確定本憲法。」有的西方國家憲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但可以從表述中推理出這個結論。《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序言規定：「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既然憲法由人民制定，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力必然來源於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而經濟行政權屬於法律法規授權的具體的經濟行政機關或其他組織。 例如，在我國現階段，關稅的徵收權就屬於海關，其他機關和組織都不能行使關稅徵收權，即使國務院也不能直接徵收關稅。
第二，兩者受制的法律種類不同。國家主權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在國際范圍內，國家主權受國際法規制。經濟全球化導致一些有關經濟、環保、人權、宇宙空間以及國際犯罪等共同問題，單靠一個國家無力解決，於是，國家之間簽訂了許多國際合作的條約和協定，為了保證獲得國際合作和有效地解決問題，國家就必須遵守這些條約和協定。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說：「國家主權，從它的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正在全球化和國際合作的影響下被重新定義。……我們對國家主權的概念已經不在與過去一樣了。」在國內，國家主權受憲法規制。憲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對客觀上已經形成的民主事實的法律確認。」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相對應的也規定了國家和公民的義務。國家可以按照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力，但同時也必須按照憲法的規定履行義務。而經濟行政權除了要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之外，還要受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制。
第三，兩者的可分性不同。國家主權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經濟行政權具有可分性。經濟行政權只是國家行政權的一部分。不同的經濟行政權由不同的行政主體行使。例如，征稅權由征稅機關行使，產品質量的監督權由國家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行使。而且，同樣一種經濟行政權還可以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例如，中國征稅機關有三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財政機關主要負責徵收農業稅和契稅，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稅由稅務局負責徵收。
第四，兩者的地位不同。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內的最高權力，在我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來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其他國家機關都由它產生，受它監督，對它負責。而經濟行政權作為行政權的一部分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
第五，兩者適用的地域不同。國家主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經濟行政權按照行使的主體不同，適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地方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只能適用於國家領土的一部分。
綜上，國家干預經濟是國家主權的運用，而不是行政權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本質是公權力（行政權）的作用」的結論是將主權和行政權混同了。
（二）兩者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不同
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國家是主體一方這個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例如，徐傑教授倡導的國家管理和協調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管理和協調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楊紫烜教授主張的經濟協調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漆多俊教授倡導的國家調節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國家運用主權干預經濟形成的社會關系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政府運用行政權干預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個體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相對方的范圍一致，但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國家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主體有根本區別。經濟行政主體包括財政機關、稅務機關、海關、環保機關、質量檢驗檢疫機關、工商機關等政府機關以及法律授權的其他執法機關。一般來說，經濟行政主體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狹義政府的一部分。狹義的政府僅指國家的行政機關，廣義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機關外，還包括其他國家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我國的國家機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組成的權力機關、國家主席、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成的行政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組成。國家機構就是廣義上的政府。國家是包括廣義的政府的一個組織體。
國家與狹義的政府不同。（1）兩者產生方式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恩格斯對國家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這種從社會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及其他革命階級戰勝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產物。而政府是國家實現其職能的工具，依附於國家，在正常狀態下，它的產生方式同國家採取的政體有關。例如，在君主制國家，政府由君主指派產生；而在民主制國家，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在非正常狀態下，政府還有可能通過政變產生。在我國，政府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2）兩者持續的時間不同。國傢具有恆久性。一個國家在存續時間上並無限制，只要不被吞並消滅，它就會持續存在。而政府則不然。以民主制國家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選舉來決定政府的輪替。（3）兩者所享受的權力不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群集合體，它享受的權力是抽象的主權。在民主制國家，主權在於全體人民，無法轉移。而政府享受的權力是行政權力，來自國家主權的賦予並且受到主許可權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圍，可以隨著政府的更迭而轉移。（4）國家有領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則無此局限性。國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領土為要件，此領土可以分割或讓與他國，甚至，同一領土可以分割成兩個國家。但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國家能夠宣示主權的范圍是其擁有的領土范圍。而政府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可以移動。只要該國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國家內的城市之間移動，在戰爭期間，外國入侵或領土被佔領時，政府還可以移至它國，組成流亡政府。
國家干預經濟不同於政府幹預經濟。國家干預經濟是主權的作用，設定的是個體的經濟行為模式，為了保證個體依法經營，就要有具體的行政主體來執法，這時就是政府幹預經濟，是行政權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國家禁止其實施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行為。當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了國家禁止的行為時，該法第23條規定：「 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省級或者設區的市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根據情節處以5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授權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設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公平交易局作為行政主體有權在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違法行為時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第二， 兩者產生時間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產生，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產生。以中國遺產稅的徵收為例。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也日益發展，民營企業家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家的財富也越來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師、職業經理人等高收入職業，出現了高收入群體，為了調節社會貧富差距和增加財政收入，有學者和實務工作者提出徵收遺產稅。在遺產稅法沒有頒布施行之前，稅務機關不可能徵收遺產稅。只有當遺產稅頒布施行，產生了國家和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之間的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時，才可能產生稅務機關依照遺產稅法和具體的遺產稅納稅人之間形成稅收徵收關系。
第三， 兩者消滅的邏輯順序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在時間上應當是同時消滅，但在邏輯順序上，應當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消滅，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消滅。以農業稅的徵收為例。國家在沒有宣布廢止之前，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就不能不征稅。只有當國家宣布廢止時，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才能停止征稅。
第四， 兩者的抽象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國家和不特定的個體之間形成的抽象性的關系。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抽象性的關系和具體性的關系。當經濟行政管理機關為了有效地執行經濟法而實施行政立法行為和制訂其他行政規范（或稱為其他規范性文件）時，形成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對方之間的關系，具有抽象性。這只是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特定的行政相對方形成的關系，是具體的關系。因為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在於落實。不管是廣義的法律，還是行政規范，最終都由經濟行政主體落實到具體的行政相對方身上。
第五， 兩者的穩定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穩定的，只要國家通過了相關經濟法，規范了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沒有被修改之前，關系不會發生改變。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具有變動性。（1）法律明確授權地方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而制訂具體的實施條例，從而使不同地方的經濟行政關系體現出差異性；（2）根據法律的授權，一個地方可以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情勢，執行不同的標准；（3）不同的執法人員對法律的理解不同，在執法過程中會體現出差異性；（4）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依法執法，而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違法執法，也會造成差異。
根據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於國家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皆屬於行政關系，為行政法的調整對象」的結論本身成立，但以此認定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也是行政關系不能接受。
（三）兩者的法律行為的性質不同
王文認為：「如果將經濟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經濟杠桿間接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行政權直接作用於管理對象的手段話，那麼，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僅是行政權作用於經濟活動的不同方式，它們都屬於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屬性上它們都屬於行政法律行為，其中頒布規范性文件、制定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調節產業結構、稅收、利率、匯率、價格的決定等宏觀調控措施（經濟手段）在法律屬性上為抽象行政行為，而行政許可、行政徵收、行政檢查、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處罰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則為具體行政行為。所以，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只不過是行政法律行為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王文認為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為表現形式的結論可以接受，但王文將行政主體運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的方式等同於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不能接受。經濟法學界雖然在經濟法范圍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經取得一致意見，都認為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屬於經濟法范圍。筆者下面就以市場管理法為例來具體分析國家主權干預經濟的方式和國家行政權干預經濟的方式的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到第15條規定欺騙性市場交易行為、商業賄賂行為、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等11種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目的是為了保證市場競爭機制的正常運行，屬於國家主權干預經濟方式之一：禁止個體實施損害市場競爭機制正常運行的行為。為了保證國家的干預能夠實現，該法第16條到19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監督檢查權，第21條到第30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行政處罰權。 行政主體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時可以制定規范性文件，這個任務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擔當；也可以採取行政強制和行政處罰措施，這個任務主要由沒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完成。例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為了貫徹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了《關於禁止有獎銷售活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等這樣一些規范性文件，制定這些規范性文件的目的是為了將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進行具體化，同時規定具體的處理程序和方法，指導各級工商機關有效地執法。各級工商機關在執法的過程中要對具體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時，所作出的行政決定書必須註明授權其進行執法的條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處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時，行政處罰的決定書必須寫明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1條對違法經營者進行處罰。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從理論上我們可以分析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與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兩者之間的區別。
第一， 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主體是國家，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主體是經濟行政主體。
第二， 兩者法律後果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後果是設定了個體的經濟行為義務，是抽象的，不針對具體的個體。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後果一般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具體化。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後果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落實到個體身上，針對具體的行政相對方。
第三， 兩者表現形式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表現是設定市場主體不得實施的行為。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表現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結果具體化的抽象行政行為和落實到具體行政相對方身上的具體行政行為。
第四， 兩者責任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如果有錯誤，給個體造成了損害，在我國目前現階段不需要承擔責任。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如果違反了法律的規定，給行政相對人造成了損害，實施違法行為的行政主體要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承擔賠償責任，國家還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實施違法行為的公務人員追償。
（四）兩者涉及的救濟途徑不同
王文認為「在經濟管理活動過程中，凡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於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這個結論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論經濟法沒有相應的救濟途徑的觀點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國現階段，只有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大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憲法訴訟制度，所以，我國學者在考慮權利救濟途徑時往往遺漏了憲法救濟途徑。行使行政權引發的爭議的救濟途徑並不是只有行政救濟途徑。因為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並不都是行政爭議，而是分成兩種，一種是憲事爭議，一種是行政爭議。行使行政權在兩種情況下可以引發憲事爭議：一是當擁有行政立法權的行政機關制訂的法規、規章，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損害了行政相對方的憲法基本權利時；二是當政府首腦、內閣部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員越權或濫用權力而違反憲法時。當然，行使行政權在一般情況下引發的是行政爭議，通過行政途徑來救濟。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目前雖然沒有建立憲法訴訟，但並不等於我國沒有憲法救濟的途徑。我國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第89條規定：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第99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104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議」。當個體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損害，而不能通過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獲得救濟時，可以向有關的國家機關提起撤銷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決定和命令等。令人遺憾的是，我國憲法沒有規定具體的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在憲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較具操作性的違憲審查機制。該法第88條規定了改變或者撤銷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許可權：「（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不適當的法律，有權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第91條規定了憲法監督的程序。
當個體認為國家干預經濟行為不符合憲法，要想不受經濟法約束，除非提出證據證明經濟法的規定違反了憲法，侵害了其憲法基本權利，只能通過憲法救濟途徑來進行救濟，而不可能通過行政訴訟來進行救濟。例如，上引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禁止公用企業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公用企業如果認為依據憲法它有許可權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它要想實施這樣的行為，而不受處罰，就可以通過提起憲法訴訟，要求有權機關宣布該規定違憲，使其無效。在該規定沒有被宣布違憲無效之前，執法機關有權依據該規定對一個涉嫌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公用企業進行行政處罰，該公用企業如果認為自己沒有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就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在於公用企業是否實施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業依據憲法是否有權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禁止實施的行為展開爭論。在我國目前現階段，在憲法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可以按照憲法和立法法建立的憲法監督制度尋求救濟。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經濟法的救濟途徑是憲法救濟途徑，而經濟行政法的救濟途徑包括憲法救濟途徑和行政救濟途徑。
⑥ 民法刑法行政法的區別與關系
一、三者的基本區別：
1、行政法，是調整國家行政管理關系的法律，用以制約、規范和監督行政管理行為。
2、民法，是用以調整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
3、 刑法，是用來懲罰犯罪行為的法律。
二、三者的基本關系：
1、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的關系按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分為不同的法律部門。刑法規定犯罪和刑罰；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行政法調整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和接受行政法制監督過程中而與行政相對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但是刑事不法與民事不法的界限卻並未如刑法和民法一般「之間存在一條明顯的楚河漢界」。民法典是萬法之母，其他法律大多是從不同角度對民事法律關系進行保護、充實和發展，刑事、行政法律也不例外。
2、面對刑法理論上存在的一些疑惑：是刑事不法，還是民事不法？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總的來說是實務界的一個難點。無論是司法制度的構建，刑事政策的選擇，還是具體問題的解決，都迴避不了民、刑關系交叉纏繞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法律體系中，法律之間的邏輯關系不盡相同。一個部門法是以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為標准進行劃分的，刑法可以分解為各個部門法的制裁規范，因而違反民法的犯罪可以歸入民法，違反婚姻法的犯罪可以歸入婚姻法，或者侵犯林木的犯罪可以歸入森林法。但如此下去，刑法會被分解而喪失獨立存在的意義。目前，世界各國通行做法是，承認刑法是獨立的部門法。除了刑法與附屬刑法，有的國家還有大量散布在各個部門法中的刑事規范。刑法在法律體系中具有不完整性與不周延性，只有在民法及其他部門法的配合下，刑法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由此可見，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門法的後置法，彼此之間屬於前置法與後置法的關系。
3、事實上，法秩序統一不僅是一項立法原理，也應是一項司法原則。司法實踐中出現過這樣的案例：一個民事糾紛被一個法院認定為民事案件，但是同樣性質的案件，在其他法院可能被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最終被判處刑罰，這種做法明顯破壞了法秩序統一原理。法秩序統一原理在刑法適用中的體現是，犯罪認定中排除了前置法中的合法行為。刑法和其他部門法存在後置法與前置法的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後置法對前置法有一定從屬性，因此刑法對民法典也有從屬性。然而，這種從屬性又是相對的。所以從此意義上講，刑民關系有雙重性，即刑法有對前置法的從屬性，也有其獨立性。
刑法對民法的從屬性決定了民法規范對刑法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定罪量刑應以明文規定為依據。在某些情況下，刑法對部分罪狀進行兜底式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藉助於民法規定對這些空白進行填補，這正體現了民法對於刑法定罪的指導意義。新頒布的民法典，會對刑法中犯罪認定等產生一定影響，這要求我們不僅要掌握刑法知識，也要掌握民法、行政法。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條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條 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⑦ 法的性質
一、法律的社會性
法律以人類社會生活、社會現象、社會關系為規范對象。如刑法規范對犯罪行為的制裁；民法規范人與人之間的財產關系、身份關系；經濟法規范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調控和管理；行政法規范國家行政權的運行、控制。簡而言之，法律是社會生活規范，法律具有社會性。法律的社會性，也就決定了研究法律的科學，即法律學、法學，也具有社會性，並因此屬於社會科學。此對於法律學習及解釋適用，關系甚大。
法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其一，不可計量、不可檢驗、不可實驗。平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但所謂實踐，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或數人的實踐，而是指整個人類社會或者一個、幾個國家的幾代人長時期（數十年、上百年）的實踐。這與自然科學的實驗、檢測、計量、計算不同。其二，研究者身在研究對象之中，不能不受自己的感情、經歷、知識背景、價值取向的影響，難以做到絕對的客觀性。往往同一個問題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觀點、理論、學說，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僅如此，甚至同一位學者，對同一個問題，也可能有截然相反的觀點，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或者在某一場合這樣說，在另外的場合那樣說。這就造成學習者的困難。
學習法律，要求「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指不迷信書本、老師、權威；要經過自己的思考，才能轉化為自己的知識，不能靠死記硬背。「思考」，指不盲目相信，由自己進行一番分析、考察。對於張三的某種觀點，首先要「思考」：他所持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有說服力，是否能夠自圓其說？其次要「思考」：張三持這種觀點有沒有深層次的理由，與歷史條件、時代背景以及張三個人的社會地位、學歷、師承有什麼聯系？還要「思考」：張三發表這一觀點，是在何種場合？是針對現行法所作的解釋（解釋論），還是對法律將來的修改所作的建議（立法論）？等等。
在進行獨立思考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作出自己的判斷：贊成或者不贊成，贊成何種觀點。這就是在「獨立思考」基礎上的「獨立判斷」。「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關鍵在「獨立判斷」。而「獨立判斷」的關鍵又在於：以什麼作為判斷標准？概而言之，可以作為判斷標準的，有兩類「知識」：一類是「基本原理」，包括並不限於法律基本原理；另一類是「社會生活經驗」，亦即平常所謂「常理、常情、常識」。
例如，近年關於開辦酒醉開車交通事故保險，在新聞媒體上發生激烈爭論，有「贊成」與「反對」兩派截然相反的觀點。先看「贊成派」的主要理由：第一，認為符合合同自由原則；第二，認為法律並無禁止性規定，法律未予禁止的行為，即為合法；第三，認為開設此項保險，對受害人有利。其第一項理由和第二項理由，均屬於以法律「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第三項理由，即認為對受害人有利，系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
再看「反對派」的主要理由：第一，認為酒醉開車是違法的，違法行為不能投保。這是以保險法「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第二，認為如果酒醉開車可以投保，則殺人、放火也可以投保。這是採用「類似問題同樣處理」的「類推法理」，亦屬於以「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第三，認為開設此項保險，將造成交通事故增多。剛開辦這種保險，對於所產生的後果並未作調查統計，何以見得會導致交通事故增多？顯而易見，論者是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
以「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學術上的論辯大多如此，無須特別說明。而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系由法律的社會性所使然。因為，法律既然是社會規范，就應當與社會一般人的生活經驗相符。法律上和法學上的爭論和是非，可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是筆者根據自己和前人的學術經驗總結出來的。此前似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例如，關於「專業打假」，究竟對社會有利還是不利，是應當提倡還是不應當提倡，已經爭論多年。其肯定與否定兩種觀點，各有其理由。我之所以對「專業打假」表示否定意見，主要是基於「社會生活經驗」：「假、冒、偽、劣」商品的製造者與銷售者，即造假者與售假者，前者是「源」，後者是「流」，依常識應當著重打擊「造假者」；在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售假者」中，分為大商場與小攤販，依社會生活經驗，大商場「假、冒、偽、劣」商品相對而言要少，而小攤販市場的「假、冒、偽、劣」商品相對較多。我們看到，專業打假者，為什麼專挑「售假者」打假，而不打「造假者」？為什麼專挑「大商場」打假，而不打「小攤販」？怎麼解釋？因為「造假者」沒有錢，而「售假者」有錢，「小攤販」錢少，而「大商場」錢多。這就不難看出「專業打假」的真實目的。
其實，在學術著作中，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準的實例，比比皆是。這里僅舉兩例：
例一，王澤鑒先生對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的批判：「此項制度違背生活常情，例如現實買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當事人多認為僅有一個交易行為，但物權行為無因性之制度將此種交易割裂為一個債權行為，兩個物權行為，與一般觀念顯有未符。」（《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1》，第267頁）王先生所謂「生活常情」、「一般觀念」，就是「社會生活經驗」。
例二，王澤鑒先生對我國台灣地區最高法院1972年台上字第200號判決的批判。該判決認為當事人間存在法律關系，如契約關系，即無成立侵權行為之餘地，從而否認被害人基於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王先生批駁說：「在醫生手術疏忽致人於死之情形，判決認為死者父母不能依侵權行為之規定，主張第194條（侵權行為）之請求權，醫生僅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病人既死，人格已滅，自無從主張契約責任；死者之父母非契約當事人，當無請求權，似無人可向醫生追究民事責任矣！如此，當事人間若有法律關系存在時，在履行義務之際，盡可致人於死，而不負民事責任，違背常理，甚為顯然，質諸最高法院，其以為然否？」（《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1》，第388頁至389頁）王先生所謂「常理」，亦即「社會生活經驗」。
法院裁判案件，須先認定案件事實，然後適用法律規則。法官於事實認定時，常常直接依據「經驗法則」，而不待當事人舉證。所謂「經驗法則」，即「社會生活經驗」。最高法院對此作有解釋，其《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下列事實法庭可以直接認定：（5）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推定的事實。
例如，杭州法院審理的三位記者索賠的案件。法官認定原告的購買行為不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除根據原告在都市快報上的報道（標題：《親身體驗退一賠一》）外，主要是根據經驗法則作出的判斷。判決書說：「綜合分析原告的購買行為以及在都市快報上所作的報道，原告所稱其購買目的是為生活消費所需，依據不足。」法官作出這一事實認定，主要是依據「社會生活經驗」。因為索賠的商品（方便麵）數量太大，原告主張購買如此數量的方便麵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不符合「社會生活經驗」。
再如，北京法院審理的300支派克筆索賠案。一審法院判決退貨，原告不服，上訴致北京市二中院。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已查明事實，原告未能提供證據證明300支派克筆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購買的，因此本案不屬於消法調整的范圍，不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關於雙倍賠償的規定。」原告主張購買300支鋼筆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法院實際上是依據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作出判斷。判決書說「原告未能提供證據證明300支派克筆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購買的」，原告當然不可能提供這樣的證據。法官依據「社會生活經驗」作出事實認定，而在判決書中卻說「原告未能提供證據」，這是很明智的。
特別應注意的是，在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中，要求原告就精神損害之是否存在及其程度舉證，往往是不現實的，應由法院直接依據社會生活經驗認定。這里介紹我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999年訴字第2039號判決。案情是被告餐廳服務員意外打破一隻玻璃碗，玻璃碎片正巧飛濺至冰琪凌中，造成原告於飯後甜點冰琪凌中，咬到一片2公分乘1公分見方之玻璃碎片，致口內頰側口腔粘膜流血。原告除請求人身傷害的賠償外，並請求判決精神損害賠償。判決書寫道：「查甲受友人邀請，至五星級餐廳用餐，原本心情愉悅，竟於冰琪凌中咬到玻璃碎片，致口內頰側口腔粘膜流血，並受有2公釐乘1公釐大小之外傷性口腔潰瘍，約1至2周才可痊癒，業經證人之結證在卷，且經本院函詢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屬實，甲主張因此事件，連續數日惶惶不安，擔心是否已吞入玻璃碎片，是否造成穿腸破肚、內臟損壞，是否須開刀取出，亦符合一般經驗法則。」於是在實際損害賠償之外，判決1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金（引自《月旦法學》83卷第228頁）。
法律的社會性，不僅與事實認定有關，還與法律解釋有關。所謂「社會學解釋方法」，就是由法律的社會性所決定的。法律既然是社會規范，其解釋、適用就不能夠僅依「文義」和「邏輯」，而不顧及所產生的「社會效果」。當存在兩種不同的解釋意見而一時難以判斷何者正確時，應以其中產生「好」的「社會的效果」的解釋意見為准，這就是「社會學解釋方法」。
舉關於商品房買賣是否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關於雙倍賠償為例。可以肯定，當年規定消法第四十九條雙倍賠償，立法目的是要鼓勵受損害的廣大消費者同有違法行為的經營者作斗爭，絕不是要鼓勵個別人、少數人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來牟利，甚至建立所謂「打假公司」，由他們代替廣大消費者的維權斗爭，取代市場管理機關的職責和職能。如果對商品房買賣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可以預見，就不會僅僅只有幾個「打假專業戶」、「打假公司」。商品房買賣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爭議、問題、矛盾，絕大多數都可以通過協商、調解解決，起訴到法院，也可以通過適用合同法的違約責任、瑕疵擔保責任甚至締約過失責任等制度妥善解決。
如果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30萬元的房屋雙倍賠償就是60萬元，60萬元的房屋就是120萬元，120萬元的房屋就是240萬元，如此巨大的經濟利益，將是多麼強烈的誘惑、刺激、鼓動！只要抓著哪怕是一點點理由，誰還會同意協商、接受調解、同意修理？不知會有多少人將要走上「購房索賠」的專業「打假」之路。問題是，這對整個社會的發展、穩定，究竟有利還是有害？因此，我之所以不贊成適用，所持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商品房交易中總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爭議，而這些爭議按照現行合同法的規定能夠妥善處理，如果適用雙倍賠償，將會激化矛盾，並鼓動一些人以獲取雙倍賠償為目的從事「購房索賠」，不利於建立房地產市場的正常秩序，不利於社會穩定。這里所採用的就是「社會學解釋方法」。
二、法律的規范性
法律是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規范，規范性是法律的屬性。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以法律為研究對象的法學，也具有規范性。法學一般不直接研究社會現象、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而是直接研究「法律」。因研究對象具有規范性，法學也就具有了規范性。你看法學者討論問題，思考問題，必定先問「是否合法」，與經濟學家討論問題、思考問題，必定先問「是否有效率」，是全然不同的。這就是法律和法學的規范性所使然。
規范性與法律思維：每一個法律規則，都可以分解為構成要件、適用范圍、法律效果等要素。例如，人們熟知的消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有欺詐行為的，可以判雙倍賠償。這是一個法律規則，從規范性分析：其適用范圍——消費者合同，即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合同；其構成要件——欺詐行為；其法律效果——雙倍賠償。因此，學習法律一定要從規范性入手。法律思維與別的思維如經濟學的思維的區別，正在於規范性。
有時電視台邀請經濟學家和法學家討論社會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兩種思維的差異。經濟學家總是問：有沒有經濟效率？能否提高生產力？能否做到價值最大化？這就是經濟學家的思維、經濟人的思維。法學家總是問：是否合法？有沒有法律規定？法律是怎樣規定的？其構成要件是什麼？適用范圍如何？法律效果是什麼？這就是法學家的思維、法律人的思維。
規范性與規范法學：法律的規范性，是成文法的根本特徵，成文法靠的是「規范約束」。此是規范法學的合理性之所在。與此不同，不成文法、判例法，不具有「規范性」，判例法靠的是「先例約束」。大陸法系，既然是成文法，當然要講究立法的規范性、邏輯性、體系性。所謂立法的科學性，主要體現為規范性。講究立法的規范性、邏輯性、體系性，也就是堅持成文法的「規范約束」的本質特徵，也就是堅持法律的「可操作性」。可見，在民法典編纂的爭論中，有的學者主張「鬆散式」、「開放性」，反對嚴格的邏輯性，是違背法律是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的性質的，是違反法律的規范性的。
法律的規范性，與邏輯性是互為表裡的。法律的規范性，必然要求法律的邏輯性。制定法律或者法典，要將各種法律規則按照一定順序編排。這個編排順序，以什麼為標准？不是也不應該以所謂「重要性」為標准，只能以「邏輯性」為標准。因為，所謂「重要性」，是主觀的價值判斷問題，一項制度之是否重要及其重要程度，將因人、因時、因地而有不同認識。例如，統一合同法按照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變動」、「責任」的順序，究竟「合同成立」重要，還是「合同生效」重要，還是「違約責任」重要？是很難判斷，很難有統一意見的。
制定民法典，哪一個制度安排在民法典上，哪一個制度安排在民法典之外，哪一個制度排在前面，哪一個制度排在後面，絕不可能以重要性為標准，只能以邏輯性為標准。這個邏輯性，就是「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民事生活的共同制度、基本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上；特殊關系、特殊領域、特殊市場的特殊規則和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之外。
民法典上的安排順序，也以邏輯性為標准：「一般」的、「共性」的制度在前，「特殊」的、「個性」的制度在後。這就使法典形成「總則」（共同的規則）、「分則」（特殊規則）的結構。首先，民法典分為「總則」和「分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是分則）；其次，債權法分為「債權總則」和「債權分則」（合同、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無因管理是分則）；再其次，合同法也分為「合同總則」和「合同分則」（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是分則）；最後，買賣合同也分為「買賣總則」和「買賣分則」（特種買賣是分則）。
特別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的這一「一般」和「特殊」、「總則」和「分則」的邏輯關系，也正好是法律適用的基本邏輯關系，這就是「特別法優先適用」的基本原則（統一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制定法律的邏輯是從「一般」到「特殊」，適用法律的邏輯剛好是倒過來，從「特殊」到「一般」。可見，強調制定民法典要以邏輯性為標准，也是法律適用的要求。搞出一部支離破碎、邏輯混亂的民法典，叫我們的法官和律師怎麼樣適用？！
大家注意到，有的學者提出要制定一部「開放式的民法典」，但始終沒有說明什麼是「開放式」的民法典，什麼是「封閉式」的民法典？也沒有說明，「開放式」與所謂「鬆散式」以及「匯編式」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少數學者不贊成民法典的邏輯性和體系性，問題在於，我們所主張的具有邏輯性和體系性的民法典，並不一定就是「封閉式」的民法典。相反，因為我們的民法典講究邏輯性和體系性，其涵蓋面就更大，即使立法時未能預見到的復雜的案件，也可能從上位概念和基本原則獲得裁判的基準。可見，強調民法典的邏輯性、體系性，並不必然導致民法典的「封閉性」！
就拿德國民法典來說，並不是因為德國民法典講究邏輯性和體系性而變成「封閉性」的「僵化」的民法典。相反，因為它講究邏輯性、體系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設置了一些「授權條款」如「善良風俗」、「誠實信用」等等。二戰以來，德國社會所發生的各種新型案件和法律問題，還不都根據這部民法典得到了比較好的解決？即使是民法理論上的許多新制度、新理論，也大多是德國的學者、法官在德國民法典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當然，我並不是說德國民法典十全十美，什麼缺點也沒有。
我們現在完全能夠做到，在德國民法的概念體系基礎上，採納大陸法和英美法的成功經驗，制定一部既具有「邏輯性」和「體系性」而又有相當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的中國民法典。統一合同法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你看，我們的統一合同法就是講究邏輯性和體系性的法律，就是以德國民法的概念體系為基礎的法律，但並沒有因此導致「僵化」和「封閉性」！我們的統一合同法在德國法的概念體系基礎上廣泛吸收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特別是吸收了英美法和國際公約、國際慣例的許多靈活的制度和原則。例如，英美法上的預期違約制度，就被分解為三個部分，規定在三個地方，納入於德國法的概念體系。統一合同法是很成功的，這幾乎可以說是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共識。我們今天制定民法典理所當然地應當堅持統一合同法的成功經驗，絕不能拋開統一合同法的成功經驗，另外去搞什麼「開放式」、「鬆散式」和「匯編式」！
舉一個實踐中的例子，這就是某地方法院判決的婚姻關繫上的違約金案。原告和被告結婚時訂立書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約定了違約金條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構成違約，應當支付違約金25萬元給對方。現在被告違約，原告起訴請求違約金。法院審理本案，遇到的難題是：本案是婚姻案件，應當適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沒有違約金制度。違約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條第二款明文規定：婚姻關系不適用合同法。
我們看到，審理本案的法官正是根據法律的邏輯性解決了這一難題：合同和婚姻，一是財產法上的行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為，是「特殊性」。但兩者均屬於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是其「共性」。法律行為，與合同、婚姻，構成「一般」與「特殊」的關系。法律行為的規則是「一般法」，合同的規則和婚姻的規則，均屬於「特別法」。按照「特別法優先適用」的原則，特別法有規定的，優先適用特別法的規定，特別法沒有規定的，則應當適用一般法的規定。
因此，法官適用關於法律行為生效的規則，具體說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實；其二，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其三，內容不違反公序良俗。審理本案的法官認為，本案婚姻關繫上的違約金條款，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現行法對此並無強制性規定，並不違反「公序良俗」，因此認定該違約金條款有效，並據以作出判決：責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萬元違約金。試問，如果我們的法律不講究邏輯性，甚至採納少數學者的建議，取消「法律行為」制度，本案能夠獲得解決嗎？
三、法律的概念性
法律是一套規則體系，也是一套概念體系。適用范圍、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都是通過法律概念來表述的，因此，要正確掌握法律規范，必須先正確掌握這些法律概念。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有欺詐行為的，雙倍賠償。從規范性分析：其適用范圍，是用「消費者」、「經營者」、「合同」和「消費者合同」這些概念表述的；其構成要件，是用「欺詐」、「行為」、「欺詐行為」概念表述的；其法律效果，是用「賠償」、「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等概念表述的。因此，你要正確理解和掌握消法第四十九條，你就要先正確理解和掌握「消費者」、「經營者」、「欺詐行為」、「賠償」等等法律概念。
學習法律的門徑，在於掌握完整的概念體系。法律是一套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其基礎是一整套有嚴密邏輯關系的概念，掌握了這套概念，就掌握了法律思維的框架。經驗表明，法官在裁判中、律師在處理案件中、學者在分析案例中，如果出現失誤，往往源於沒有掌握好這套概念體系或者發生了概念混淆。因此，學習法律首先強調記憶這套概念體系。但法律概念有其專門含義，相互間有其邏輯關系，因此不能單憑死記硬背，在記憶的同時應強調對概念的理解。特別是初學者，一定要著重記憶和理解這兩個環節，邊閱讀、邊記憶、邊理解，在理解的前提下增強記憶，在記憶的基礎上加深理解。
法學的每一個學科，都有一套法律概念體系。當你初學一門法律學科時，就應當選擇一本概念體系完整、准確，且簡明扼要的好的教材，通過反復精讀，把這套概念體系記在腦子里。所謂有扎實的基礎，就是指比較完整准確地掌握了這套概念體系。須知每一門學科的著作，都可以分為「教材」、「體系書」和「專題研究」三類。在精讀一部、兩部好的教材，比較完整准確地掌握該學科的概念體系的基礎上，再選讀一些專題研究論文和著作，結合具體的問題研讀體系書的有關章節，將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在未掌握好概念體系之前，抱著大部頭的體系書通讀，讀到中間忘了前面，讀到後面忘了中間，必然是事倍功半。
特別要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立法，如經濟合同法，所依據的法律概念體系是殘缺不全的。而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的立法，如統一合同法，所依據的法律概念體系是比較完整的，大體做到了與國際接軌。上個世紀80年代接受法律本科和大專教育的法官，解釋適用經濟合同法不成什麼問題，而現在解釋適用統一合同法時就往往感覺困難，這是因為他們所掌握的法律概念體系不完整，與統一合同法所依據的法律概念體系有很大差距。也許這就是法官培訓不能一勞永逸的理由。
概念是人的發明，是用文字表述的，是科學思維的工具。因此，概念性是文義解釋的根據，解釋法律，必須先從文義解釋入手。概念有其內涵、外延，概念有其模糊邊界，即概念具有模糊性，這就決定了文義解釋可能得出多個解釋結果。當採用文義解釋，得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解釋結果時，就需要進一步採用其他解釋方法。
例如，「產品」這一概念，看起來很明確，不覺得有什麼歧義，但產品質量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產品是指經過加工、製作，用於銷售的產品。天津有七十個中專學生向法院起訴高教出版社，說該社出版的一本經濟法教材錯誤百出，要求賠償損害。法院對這個案件，適不適用產品質量法呢？是適用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或者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二條，還是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關於侵權行為的一般規定？書籍當然是產品，但這個案件指的不是書籍本身有什麼缺陷，而是書籍上所記載的信息有錯誤。國外有這樣的案件：一本關於化學實驗的教材，上面記載的某個化學實驗公式有錯誤，當按照它進行化學實驗時，一下子發生劇烈爆炸，造成人身財產嚴重損害。因為書籍上記載的信息有錯誤造成損害，應由誰承擔責任？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是否適用產品責任法？關鍵在於信息是不是「產品」。這就發生了疑問。
輸血感染案件，是適用產品質量法追究無過錯責任，還是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追究過錯責任？關鍵在於輸血用血液，是不是「產品」。
再如，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刑法上盜竊財物罪，不就是盜竊「物」嗎？如果盜竊的是「信息」，如技術秘密，可不可以判盜竊罪？還有，電是不是產品？「偷電」是否構成盜竊罪？供電公司通過電路將電輸入居民家中，曾發生這樣的案件：天上打雷把變壓器擊穿了，一下子高壓、超高壓電流進入居民家庭的線路，將整個住宅區所有家庭的彩電、冰箱、音響全部燒毀的案件。受害人向法院起訴，要求按照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追究無過錯責任。法官就要解決這個問題，「電」是不是「產品」？「電」是在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的「產品」概念之內還是之外？由上可見，法律上的概念，乍看起來非常清楚，仔細一分析都帶有模糊性。這是因為法律所使用的語言具有模糊性所決定的。
正是因為法律有概念性，才使民法解釋學成為可能，使法律人（法官、律師、法學者）有用武之地。也正是因為法律的概念性，決定了法學是一門高度專業化的學問，不可能做到「通俗化」。假設每一個法律概念都是含義明確無誤，沒有歧義，只有一種解釋、一種理解，其含義與日常生活中的含義完全一樣，能夠做到所謂的「通俗化」，法官、律師和法學者也就成了「普工」，還需要開辦法學院培養法律專業人才嗎？還需要專門舉行一年一度的司法考試嗎？同時，還應看到，法律的概念性，是概念法學之不能全盤否定的根據。我們只是反對概念法學把概念性片面化、絕對化，絕不能否定法律的概念性，不能拋棄概念體系。只有掌握這套法律的概念體系，才能談得上正確解釋適用法律。國外學者所謂「經由概念法學，超越概念法學」，就是這個意思。
法律概念，是法律思維的工具。法官、律師正是運用物權、債權、法律行為、權利、義務等等法律概念，進行思維，分析案件，裁判案件。上次舉的婚姻關繫上的違約金條款案，法官運用了「合同」、「婚姻」、「法律行為」等法律概念，並正確地分析了這幾個法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法律行為是上位概念，合同和婚姻是下位概念，當屬於下位概念的法律規則不能適用時，運用上位概念的「法律行為」的法律規則，正確地裁判了本案。
舉一個「取款憑條」的案件為例。證明儲蓄合同關系的證據是銀行發給的定期存單和活期存摺。本案的爭議不在儲蓄合同關系，而在於合同的履行。被告銀行以一張「取款憑條」證明自己已經向原告履行了付款義務。關鍵在於如何看待「取款憑條」的性質和效力。按照儲蓄合同的性質和交易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