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法學家對勞動法的概念
Ⅰ 什麼是經濟法
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組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相當一部分中外法學家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基礎部門。在不同國家中，根據其調整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廣義經濟法和狹義經濟法。前者指調整國家機關、各種社會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全部法律規范。後者指國家直接干預、管理國民經濟，以及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 經濟法概述一、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法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對法律的要求是承認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不需要國家干預經濟，因而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概念和經濟法律。當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壟斷組織的出現及壟斷組織對經濟的壟斷，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受到很大影響，國家必須放棄原來的「自由放任」原則，承擔起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進行宏觀調控等職能。為達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關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預，於是在20世紀初，就誕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 「經濟法」這個概念，是則御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法國另一名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並且發展了摩萊里關於經濟法的思想。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謝爾曼法》，這部法律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運用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開始。進入20世紀以來，德國學者萊特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首先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1919年德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經濟法命名的法《煤炭經濟法》，1923年頒布了《防止濫用經濟權力法令》等經濟法規。德國經濟法的實踐與理論對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鑒德國的經驗，隨後，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使用經濟法這個概念。原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很重視經濟立法，捷克斯洛伐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經濟法典。但隨著東歐形勢劇變，法律體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我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人民政府進行了大培盯慎量的經濟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這些經濟法規以土地法和勞動法為核心，輔之以其他經濟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立法的基礎上，開始制定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法。尤其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工作重點轉移，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立法得到迅速發展。配敬我國逐步制定實施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勞動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破產法、商標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經濟法的概念 對於經濟法概念如何定義，國內外理論界爭論較大。西方國家的學者特別是對經濟法理論頗有研究的德、日學者中，大多數認為經濟法是經濟秩序法、經濟干預法，屬於公法范圍；但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屬於社會法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中，大多數曾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調整國家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法。 在我國，法學理論界較一致的認識是：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首先，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特徵構成一個整體，成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其次，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經濟法所調整的是具有經濟內容的物質利益關系；最後，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因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眾多，經濟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所以需要整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共同調整，經濟法只調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一定經濟關系」的具體內涵，我國學者一度分歧較大，有主張經濟法綜合調整縱向(管理)和橫向(協作)經濟關系的，也有主張僅調整縱向或經濟行政關系的，還有主張以縱向關系為主兼及橫向關系的。如徐傑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陶和謙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楊紫垣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潘靜成、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確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地位，調整它們在經濟管理和與管理、計劃密切相聯系的經濟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王榕、馬紹春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兼有商品性(財產)和行政性(權力)雙重因素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組織國民經濟中、國家在管理企業中、企業在內部管理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或者說，經濟法是以企業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等等。但隨著以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對經濟法定義的認識正趨向一致。 根據經濟法伴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實際作用，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宏觀性的共同特徵，根據市場經濟對經濟法的內在要求，我們可以對經濟法作如下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協調和干預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以上經濟法的定義可見，經濟法調整的一定經濟關系就是由國家對經濟進行協調、對市場進行干預而產生的經濟關系。我們認為，協調與干預並列，范圍可更廣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間接調控、也可涵蓋直接管理，既可體現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特徵，也可適合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所有權的需要，更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協調與干預並列，還可照顧到不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法的共同特點，又可兼顧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三、 經濟法的特徵 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除具備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徵外，還有自己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性：經濟性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徵。作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法是直接反映經濟基礎、調整經濟關系的，因而它不僅要對各種經濟問題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必須直接體現、反映和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為經濟基礎服務。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它同經濟關系有著更為廣泛和直接的聯系。 (二)綜合性：經濟法的綜合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規范的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若干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對內經濟法律規范，又包括對外經濟法律規范。其次，在調整主體上，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既包括法人主體，也包括自然人主體，既包括國家機關，也包括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還包括各種不同身份的個人。再次，在調整范圍上，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 (三)指導性：經濟法的指導性是通過經濟法規所具有的促進和限制兩種功能、獎勵和懲處兩種後果表現出來的。國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不同的經濟法規。有的法規側重於限制，有的法規側重於促進，有的法規則兼而有之，來引導各項經濟活動走上正確的軌道。
Ⅱ 為什麼民法沒有起源於中國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在採取法典形式時，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民法規則或者法律條文以某種邏輯加以安排，從而形成的體系。簡言之，就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我國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經啟動的情況下，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課題就是應當如何構建民法典的體系。
一、確立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得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原因在於：
首先，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美國學者龐德認為，法典不同於其他的法律形式在於「它展示了整個既存的法律體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學者vander linden也認為民法典的本質特徵是指多個部分結為整體之形式的統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於一般的立法在於法典「包含了各種有效的控制主體的法律規則的完整性、邏輯性、科學性」。王涌：《私權的分析與建構》，中國政法大學1999年博士論文，結語。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立法的匯編」。換句話說，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其次，體系化既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規則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各項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誠實信用、維護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與消除整個法典中並存的各項理念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內貫徹一項或多項民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例如，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靜態的財產所有權的嚴格保護，也注重對動態的交易安全的維護。當這兩者發生沖突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依據一定的民法典體系將民事法律規范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的各種價值觀念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和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僅僅是為了適應改革的特定階段的需求而頒布的，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社會經濟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種通常的全局性考慮，從而導致了這些法律法規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沖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在民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民法典的體系構建之後，既可以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諧、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也可以為從事民商事活動的當事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體系化不僅有助於消除各項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而且通過體系化能夠有效地保障整個民事法律體系中各種概念、規則的嚴謹性與統一性。例如，在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出現了「民事行為」、「民事活動」、「民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等諸多概念，這些概念究竟哪一個是屬概念，哪一個是種概念，它們的內涵與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學者都很難理清一個頭緒。這就需要通過法典化來解決民法概念與范疇的嚴謹和統一的問題。
第四，體系化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優越於判例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嚴謹的、體系化的思維觀念。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如果有，則產生合同法上的請求權，沒有則判斷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體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維護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某項政策的隨意改變而發生變動。至於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領域，則可以通過頒布單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調整，盡管此種單行立法可能會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是民事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卻不會隨意發生變動。從法國、德國等國家民法典的發展歷程來看，雖然社會歷盡變遷，新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但是由於法典自身的嚴格的體系性與邏輯性，新的問題通常能夠在民法典體系框架內加以解決，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歷經百年而巋然不動，這就充分說明了體系性對保證民法典的合理性，從而維系民法典的存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階段，因此在我國建立民法典的體系性具有更為突出的現實意義。
二、確立我國民法典體系時的三個宏觀問題
完整的民法典體系絕非朝夕之間可以形成的，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早在羅馬法時代，法學家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一書中就提出了一種民法典的編纂體例，該體例將羅馬市民法劃分為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部分，後被查士丁尼編纂羅馬法大全所採用，後人稱之為「羅馬式」體系。至法國民法典編纂時，羅馬式體例被民法制定者採納，不過，立法者將訴訟法從民法典中分離出去，同時將物法進一步分為「財產法」與「財產權的取得方法」兩部分。在19世紀末，經過了數十年的法典論戰後，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採納了由潘德克頓學派所提出的民法典體系，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五編制「德國式」模式，更確切地說，是採納了潘德克頓體系中的巴伐利亞式，潘德克頓式體系可分為薩克遜式與巴伐利亞式，前者的編制結構是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後者的編制結構則是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兩者的區別在於物權與債權的位置前後不同，這種位置的安排是為了表達主題的不同的重要性。參見徐國棟：「兩種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義對物文主義」，載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即將民法典分為總則、債權、物權、親屬及繼承五編。潘德克頓的模式後來為日本民法典所繼受。不過，與德國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採納了薩克遜式體例，將物權置於債權之前。20世紀90年代完成的荷蘭民法典在體例上又有重大的改變，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將法國法模式和德國法模式結合起來之後，同時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經驗，創建了民法典的八編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法典在債權和物權之上設立了財產權總則，並改造了德國法的總則模式。荷蘭民法典在頒布之後，得到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民法學者的廣泛好評。1994年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在體繫上也有了許多新的發展，例如該法典將債法劃分為兩編加以規定，債法總則包括債的一般規定與合同的一般規定，並在總則的民事權利客體內容中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體系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化的體系。
在我國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如何確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法典體系值得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認為，就我國民法典體系而言，有三個宏觀性問題值得進行研究，因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未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與框架問題，同時也直接決定了民法典基本結構的安排問題。
（一）完全照搬德國民法典體系還是合理借鑒並有所創新
應當承認，中國自清末變法以來，基本上可以被歸入大陸法系國家。近代中國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學說大量吸收了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瑞士、蘇聯、日本等）尤其是德國法的概念、規則與制度。舊中國民法學家梅仲協先生曾精闢的指出：「現行民法采德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蘇聯之成規，亦嘗擷一二。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從我國民事立法的內容來看，確實大量借鑒了德國法的優秀成果與立法經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這是否就意味我們在21世紀制定中國民法典時，仍還需要僵化地、一成不變地繼承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呢？許多學者認為，既然我國要採納德國的體系設立總則，那麼就必須完全採納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梁慧星：「當前關於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我國民法典體系不能去標新立異，而應當完全繼受國外尤其是德國的民法典體系，無須進行任何改動。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為潘德克頓學派結晶的德國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語簡練明確，體系嚴謹完整等諸多優點，因此雖歷經百年社會變遷，仍不愧為一部偉大優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國民法典畢竟是百年前的產物。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因此，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在21世紀制定一部中國的民法典就必須要符合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權尚處萌芽狀態，多數學者連人格權為何物尚且不知，遑論於民法典中加以規定，立法者當然可以對其漠然視之。然而，隨著二戰以後人權運動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人格權已經成為一項與財產權並行的極為重要的民事權利制度，再考慮到我國長期以來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當人看的現象，以及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對尊重人格權的強烈要求等因素，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就是在德國，學者也已開始對其民法典進行反思，如德國著名民法學者梅迪庫斯教授認為，民法典「對自然人的規范過於簡單，因此沒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權」。〔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可以說，在我國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獨立的人格權制度是我們這個深受數千年封建專制之苦的民族的現實需要！如何有機和諧地將人格權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時代賦予中國民法學者的機遇。如果僅以德國民法典沒有規定獨立的人格權制度為由，而置現實需要於不顧，將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體制度或侵權法的幾個條款輕描淡寫地一筆略過，這不僅是削足適履，更是放棄了時代賦予當代中國民法學者的偉大機遇與神聖職責！
其次，德國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靜止的體系，而是開放的、發展的體系。一百年來，德國民法在不斷地豐富、發展與完善，德國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去補充、修正、發展民法典，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製定單行法。例如，為調整隨著科技發展而大量涌現的危險責任問題，德國在民法典之外陸續頒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聯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單行法；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頁。二是通過法院的判例修正、補充民法典。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時為了有效地保障個人的自由，防止行為人動輒得咎，通過規定第823條與第826條而對侵權法的保護范圍作出了嚴格的限定。但是，此種限定卻導致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新型侵權行為（如過失性虛假陳述、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無法受到侵權法的調整，以致不得不創造出締約過失責任、附保護第三人的契約、默示信息提供契約、交易安全義務等諸多理論，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運用這些理論去改變、補充、發展甚至糾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國為了適應歐盟民事法律的統一已對本國法律作出了一些相應的修改，其中最明顯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債法現代化法》。該法出台的直接動因就是歐盟關於消費品買賣的1999/?44號指令。德國學者文德浩教授稱，債法現代化法是德國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變革，它動搖了德國民法的教條理論大廈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為直接地繼受了羅馬法的教義。〔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新債法」，載《德國債法現代化法》，邵建東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這些都表明了德國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斷充實、發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靜止的。
再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深，從而使得各個法系之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作為交易的共同規則的合同法以及有關保險、票據等方面的規則日益國際化。英美法受大陸法的影響，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陸法系國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信託法的制定、侵權法中引入產品責任、醫療過失責任預期違約和根本違約責任等，此外，通過一些國際公約努力將大陸法與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銷售合同公約》、1994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1985年有關國際機構制定的《海牙信託法公約》等。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因此兩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種必然的趨勢。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頁。正因如此，我們在制定民法典時不能囿於德國的經驗，而應當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各國民事立法中的經驗與成果。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應當立足於我國實踐，本著兼收並蓄，取菁去蕪的思想，胸懷海納百川的氣度，廣泛吸收借鑒各國民法的優秀經驗，而不是狹隘、盲目地崇拜德國法，受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的束縛。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國民法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
我們在構建民法典體系的時候必須要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我國民法究竟是採納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立體體例？所謂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將其統一適用於各種民商事活動，不再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則意味著嚴格區分民法與商法，在民法典之外還要制定一部單獨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體制最早起源於法國，法國於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頒布訂立商法典，從而開創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有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在立法時都採納了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然而，到了20世紀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時，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等商法的內容，從而實現了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頁。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這兩種體制優越性，在大陸法系學者之間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但是，我們認為，在我國制定民法典時應當採納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誠如我國著名民法學家謝懷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歷史上演變的結果。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它並非如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基於科學的理論研究的產物。因此，從民商分立體制產生之初，理論界對於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就沒有嚴格的區分。一些學者或採用主體標准，即商人與非商人的區分；或採用客體標准，即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標准；或採用主體與客體相結合的雙重標准，對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加以界分，但是這些標准都無法從體繫上理清民法與商法的分工。實際上，民法與商法都是規范調整市場經濟交易活動的法律規則，本質上並無差異，在立法上無法作出區分。
其次，在歷史上，商法獨立於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存在商人這樣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需要確立特殊的規則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人作為特殊的階層已經不復存在，所有商事糾紛、民事糾紛都應當統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加以解決，因此商法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經濟基礎。如果商法側重於保護法律所規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據特定的職業把人分成不同的種類，這與人格平等的原則是相矛盾的。隨著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護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為商人，一方為非商人的法律關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應當看到，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與非商人的對立，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雇員與僱主的對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義正在被極大地減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領域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的重要性愈來愈凸顯，這也是現代法律發展的一個趨勢。
再次，民商合一適應了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近代和當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開始推行民商法的統一。從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對某些商事內容作了規定，放棄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訂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訂出一部債法典，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規范。荷蘭從1934年起實現了民法與商法的實質上的統一，規定商法典的條款適用於所有的人，並適用於一切行為。1942年，義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內對民法與商法的內容作了規定。巴西也已開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體系，從而促進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幾年來所頒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採用的是民商合一的體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後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都將票據、保險等商事規范統一納入民法典。可以說，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是現代市場經濟下民商事立法的一個總的發展趨勢。
第四，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與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領域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因此，採用民商合一體例，首先意味著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單獨制定商法典，確切地講，是不制定單獨的商法總則，而將傳統商法總則中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代理、商事權利等內容納入到民法典相應各篇章中。申言之，採用民商合一體例並非像《義大利民法典》那樣，把一些商事特別法統統規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認公司、海商、保險等商事特別法的存在。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規定的行為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的規定，商事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商事行為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統一的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商事代理可以適用代理的規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此。在商事特別法單獨制定之後，其與民法典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因此按照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應優先適用商事特別法。例如就法人的問題而言，首先應當適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沒有相應的條款可供適用的話，應當適用民法的關於法人的規定。如果把商事特別法都匯編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體系就無從談起。
此外，在強調民商合一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民商法之間的協調與統一，這一點常常是採納民商合一的國家碰到的一個難題，也是強調民商分立的學者的理由之一。不過，在我國，立法已找到了協調民商法關系的辦法，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了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非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並確立不同的規則。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對於前者，如果合同中並未約定支付利息或者約定不明，則視為不支付利息；對於後者，如果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則應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確定。第二，在某一類合同中僅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忽略沒有商人參與的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既然，我國現行立法已經解決了民商合一體制下遇到的技術性方面的問題，因此也沒有必要僅僅因為商事規則的特殊性而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分別是：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此種立法體例中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當被納入。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編制體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體系的終結。法典的體系常常會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動，如果將來因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的需要，確實有必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否則民法典的體系將不復存在，法典編纂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學體系的民事法律匯編並非民法典，法典編纂與法典匯編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是通過科學的嚴謹的體系將民事法律規則加以統一整合，而後者僅僅是將民事法律規則簡單地加以排列組合。編纂民法典絕不意味著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盡可能地納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國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將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納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著包羅萬象的、無所不包的民法典。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地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們認為，在制定中國民法典時，為了正確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民法典在整個民事立法體系中處於最一般、最基礎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須保持高度的穩定性，並使調整的內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這樣一來就必然以放棄變化多端的生活關系本身所要求的細致化、放棄對具體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為代價，〔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謝懷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頒布單行法的沖動。但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特別法的關系。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或者僅僅是特定的職業群體或者生活領域中的問題應由民事單行立法加以調整，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例如，物權法主要調整的是人們對有形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遍需要的；而信託法調整的信託關系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產生的，信託法的規則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不應納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應包括具有長期穩定性和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與制度。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須保證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可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相應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一些規則甚至是歷經千百年來實踐的檢驗的，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條件等規則具有長期的穩定性，應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等其他的成立條件，由於會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此應由公司法、證券法等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
Ⅲ 結合中國實際,談談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法律關系中，政府具有何種地位和作用，這既是勞動法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更直接涉及到政府在勞動關系法律調整中的定位。我國正處在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了解和探討這一問題，不僅具有學術意義，並且更有實踐意義。但目前我國勞動法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系統研究尚不多見，本文擬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勞動法學界和政府勞動行政部門討論。
一、政府：勞動法律關系的特殊主體
所謂勞動法律關系，是指法律所規范的與勞動關系直接相關的各方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對於政府是否具有勞動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地位，我國學界的一種意見認為，勞動法律關系主體是由勞動者和法人（或用人單位）雙方構成，不包括政府；（註：見關懷主編《勞動法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09頁）再一種意見認為政府作為勞動行政主體是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構成。（註：見史探徑著《勞動法》，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6月版，74—75頁）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政府究竟是否屬於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分歧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對於勞動關系的不同界定。勞動者與僱主之間的勞動關系，即企業中的個別的勞動關系，只是狹義的勞動關系。而勞動法所調整和規范的勞動關系，還包括企業層面的集體勞動關系，即勞動者所組成的工會與僱主的關系；以及產業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勞動關系，即工會組織與僱主組織以及政府之間的三方關系。這種廣義勞動關系又被稱為「產業關系」（instrial relations），是指以勞動力市場關系為依據，以企業勞動關系為基礎，以產業勞動關系為構架，政府介入其中的勞、資、政三方構成的社會經濟關系，這一關系通常又被稱為社會勞動關系。勞動法所調整的勞動關系是一個廣義上的勞動關系，政府是這一法律所調整的關系中的直接構成。
所謂「政府」是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一種簡略的說法。准確的表述應該是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及與勞動關系相關的政府部門是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政府在勞動法律關系中實際上是國家的代表，日本的勞動法學界通常將之稱為「勞動法上的國家」。（註：見日本勞動法學會編《現代勞動法講座（1）勞動法基礎理論》日本勞動法學會，1981年日文版，第268頁）勞動法作為社會法，其目的是以國家強制力來保障勞動者權利，以協調實現勞資自治，或者說，是通過公權利的實施來保障勞動者的私權利，以達到勞資關系的平衡。因此，國家或作為國家代表的政府即成為勞動法律關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主體。
政府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一種特殊主體。這種特殊性主要表現之一，便是政府與勞動者和僱主分別形成特定的法律關系，並且，這兩種法律關系的性質是不同的。
政府與勞動者所形成的勞動法律關系，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勞動行政關系，而是政府與特定的公民的關系。這一關系是憲法關系的具體化。政府保障勞動者的權利，是這一法律關系的基本要求。勞動者權益又稱勞權，是指勞動者在履行勞動義務的同時所享有的與勞動有關的各項權利。勞權是一個權利束，這一權利束以勞動者的經濟權利為基礎，同時包括勞動者的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而生存權是勞權的核心內容。（註：關於勞動者權利的界定和實質的論述，見常凱著《勞權論——當代中國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50—52頁）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即是保障生存權。這應是國家最基本的責任。
以生存權為基本內容的勞權，首先是一種要求國家採取一定作為的請求權，即國家有義務為勞動者提供其生存的基本條件。勞權同時可以請求國家不作為，即國家不得干涉勞動者的基本的生存活動。在這一意義上，勞權同時具有自由權的性質。（註：見[日]浦部法穗著《憲法學教室》（上）日本評論社1994年9月日文版，第260頁）而且，作為生存權的勞權，不單是對於國家的請求權，而且還具有能夠排除他人（主要是僱主）侵害的私權的性質。（註：見[日]沼田稻次郎《團結權擁護論》勁草書房1952年7月第一刷，1969年5月第三刷，第102—103頁）因此，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即保障勞動者的生存權，是國家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這種生存權保障的法律關系首先是由憲法所規定的，屬於憲法法律關系。（註：有論者認為我國的憲法沒有生存權的規定，因而也不存在生存權保障的憲法關系。這一看法並不確切。盡管我國憲法沒有出現「生存權」的用語，但憲法第42—47條關於公民的勞動、休息、社會保障、受教育等具體條文的規定，即是關於生存權的規定。籍此，可以解釋為我國公民享有生存權。在日本國憲法中，也沒有「生存權」的字樣，但憲法第25條關於「全體國民都享有健康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權利。國家必須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為提高和增進社會福利、社會保障以及公共衛生而努力」的規定，即被解釋這是「生存權和國家保障生存權的義務」的規定。見[日]《模範六法》三省堂2001年日文版第23頁。但毋庸置疑我國憲法關於生存權的規定並不完善，這是在修憲中需要加以改進的，不僅要明確「生存權」概念的規定，還需進一步明確實現生存權的具體保障的規定。）但同時，這一關系更具體地表現在勞動法的規定中，屬於勞動法律關系。
這種政府和勞動者之間的勞動法律關系，是依據憲法所形成的。在這一法律關系中，國家通過政府的勞動行政部門來履行國家在勞動法律關系中的義務，即保護勞動者的義務。在個別勞動關系中，主要是履行作為義務，具體為規定勞動標准、實行勞動監察、處置勞動爭議，以保證勞動者個人權利的實現；在集體勞動關系中，既有不作為義務，即國家不得干涉勞動者集體行使團結權，但同時還負有作為的義務，即國家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以保障勞動者集體的團結權的實現。
如果說，政府在和勞動者的法律關系中是義務主體，那麼，在和僱主的法律關系中，政府則是權利主體。在這一關系中，政府行使的是勞動行政管理權，這一權利的直接目的是規范僱主行為，以排除對勞動者的侵害。（註：這一法律關系的性質在《勞動監察法》中表現的最為明確，如我國剛剛頒布的《勞動保障檢查條例》，即明確規定，該條例的適用范圍是「對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以下稱用人單位）進行勞動保障監察」見該《條例》第二條）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僱主最有可能成為侵害勞動者權利的直接主體。（註：見浦部法穗著《憲法學教室》（上）日本評論社1994年9月日文版，第48頁）企業和僱主必須要遵守國家的勞動標准並接受政府的勞動監察。這是企業的義務。政府作為權利主體，一是利用勞工標准立法來規定僱主在個別勞動關系中的義務，同時限制僱主的財產權濫用，特別是解僱權的濫用；二是通過勞動行政來對於僱主遵守勞動法的情況實施勞動監察；三是通過建立和實施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對於僱主侵害勞動者團結權的行為，給予權利人以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註：見日本勞動法學會編《現代勞動法講座（1）勞動法基礎理論》日本勞動法學會1981年1月版，第268頁）以國家強力來保障勞工標準的實施，是勞動法中政府和僱主關系的最主要內容。政府和企業僱主的法律關系，實際上具有公法關系的性質和特徵。
二、政府在勞動法律關系中的構成和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構成主體，已經不是計劃經濟下作為企業勞動關系的主體，而是宏觀和社會勞動關系的主體，即產業關系的主體。勞動法律關系中政府主體的具體當事人，主要是政府中主管或兼管勞動事務的有關行政部門及機構。
嚴格說來，勞動法部門中的不同法律在所調整的不同的具體社會關系中，政府部門的具體當事人是不同的。對此，勞動法制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法律對於政府部門的不同當事人都有著具體的規定。如日本在勞動法內作為「國家」（註：在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對於這一主體稱為「國家」而非「政府」，是因為嚴格來講，政府只是國家機關之一，並不能代表其他的國家機關。而勞動關系的當事人不僅只有政府機關，而還涉及其他的國家機關。當然，政府部門仍然是在勞動關系主體中最主要的國家機關）這一主體的具體當事人有：在《勞動基準法》中，包括行政官廳、監督機關、勞動大臣、縣勞動基準局局長、監督官等；在《僱傭保障法》中，包括勞動大臣、職業介紹機關和職業安定機關等；在《官公勞動法》中，包括政府、國會、主務大臣、人事院、內閣、最高法院等。（註：見日本勞動法學會編《現代勞動法講座（1）勞動法基礎理論》日本勞動法學會1981年1月版，第269頁）這種明確的構成界定，使得政府各部門在勞動法律關系中的職責和義務劃分得很清楚。
由於我國尚未出台這些單行的勞動法律，所以對於政府主體的具體當事人，也沒有具體的法律界定，而只能籠而統之稱其為「勞動行政部門」。但勞動法律關系中所涉及的政府，其外延要大於勞動行政部門，比較一下日本的勞動法律關系主體構成，就會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不僅包括直接負責勞動事務的政府部門，還應該包括其他與勞動關系有關的部門，同時還應包括那些具有勞動行政職能的事業機構。（註：我國勞動法學界的一種意見認為，具有勞動行政職能的事業機構，是與勞動行政部門並列的另一勞動法律關系主體。但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勞動行政管理系統』一詞覆蓋負責和/或從事勞動行政管理的一切公共行政管理機構——不論是部級部門或公共機構，包括准國家性區域性或地方性的機構，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分權行政管理機構」，據此，我國的具有勞動行政職能的事業機構，作為勞動行政部門的附屬機構或下級機構，也應歸屬於勞動行政管理系統，而不應是與勞動行政部門並列的另一主體）
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不同體制中，其身份和作用是不同的。
在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中，勞動關系的一方是工人，另一方實際上是國家，企業行政只不過是國家與工人之間的中介。政府的勞動部門作為用人單位的上級，實際上是以勞動關系一方的身份直接介入勞動關系，其作用在於直接運用行政手段調配勞動力，確定包括工資、休假、福利、勞動保護等具體勞動標准，並運用行政手段直接介入企業勞動關系。企業在勞動關系中的作用只是具體執行政府勞動行政部門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勞動行政關系。
在向市場經濟轉變中，隨著勞動關系的市場化，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從企業具體的勞動關系中退了出來，由過去的直接介入轉變為對於勞動關系宏觀調控和居中調解，由過去的對於勞動關系的行政手段管理轉變為主要運用立法、監察和服務的手段進行管理。
在宏觀即社會勞動關系方面，政府勞動部門對於勞動關系的介入，主要表現為法律規范的間接監控與監察和仲裁的直接矯正相結合。這種宏觀調控的方法，一是通過勞動行政和勞動監察，直接運用行政手段來調整勞動關系。二是通過政府、工會和僱主「三方協商」機制來調整勞動關系，三方協商的內容主要包括有關勞動法律法規的草案制定；有關涉及勞動者或僱主利益的社會政策，諸如社會保障、社會分配以及勞動力市場的管理等政策的制定；有關勞動標准諸如法定勞動時間和最低工資標准以及安全與衛生標準的制定等。（註：關於政府在社會勞動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論述，詳見常凱、李琪《關於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的研究》，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編《工運理論政策研究報告》，1997年第6期）
在微觀即企業和產業勞動關系方面，政府勞動部門對於勞動關系的介入，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勞動行政部門對於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的制定和履行予以指導和管理，並通過勞動監察部門對於國家勞動標準的實施予以監督查處；二是對於勞動合同或集體合同簽訂或履行中發生的勞動爭議，通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予以處理。
概括而言，在宏觀方面政府勞動行政部門的主要作用是政策調控，在微觀方面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監察和調解。而這種調控和監察調解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公權介入的國家干預來保障勞權，以實現勞動關系的平衡和穩定。
三、關於政府幹預和公權介入
政府以勞動法律關系主體的身份對於勞動關系的介入，在法律的意義上，突出地體現了勞動關系法律調整的社會法的性質和方式，即勞動關系運行中的公權介入。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的構建，私權原則仍是其基礎。勞動者和勞動力使用者在勞動力市場上，依照主體獨立、意思一致和等價交換等市場交易的一般原則，自願平等地結成個別的勞動關系。對於這種勞動關系的參加與否，完全是當事人的自由和權利。然而，由於勞動關系雙方實際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差別，以及個別勞動關系的人身性和依附性的特點，這種形式上的平等實際上掩飾著實質上的不平等，勞動者在具體的勞動關系中實際處於一種被支配的劣勢和弱勢的地位。這種以所有權私有為基礎的契約自由原則，在產業關系領域實行以來，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勞資對抗等社會現象。
為維護法律的公正與社會正義和社會穩定，以國家為代表的公權於是介入勞動關系。這是勞動法產生和存在的最本質的法律意義。公權作為公法上的權利可分為國家公權和人民公權兩種，政府介入勞動關系所運用的主要是國家公權。（註：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人民公權也開始介入勞動關系。這主要表現為「企業的社會責任」理論逐步被社會所接受，而由勞工組織、非政府組織和消費者所發動的以勞工權益保護為目的「企業生產守則運動」，正在開展起來。「企業生產守則運動」即是由社會力量所體現的人民公權直接介入企業的勞動關系）國家公權包括下命權、強制權、形成權等行政權力，這些權力是通過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行使而實現的。（註：見林紀東著《法學緒論》，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78年6月版，第300—301頁）政府介入勞動關系，即是通過上述權力來實施對於勞動關系不平衡的矯正。這種介入的實質是以公法來限制私法，特別是限制私法中的核心權利——財產權。具體表現為對於私法的契約自由、財產絕對權、過失責任等原則的修正，這種修正以社會利益的保障為出發點，以勞工利益的直接維護為目的，勞動法的這種特點與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也是一致的。（註：見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二是世紀民法回顧》，《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第19—30頁）
勞動法作為社會法，一個重要的特徵即是在主體關系中，政府所代表的國家是一方不可缺少的主體。沒有政府以社會和國家利益代表的身份介入，並以國家強力來貫徹公權的原則，傳統私法的原則也無法得以修正，社會公正也就難以實現。
國家對於勞動關系的干預，貫穿於勞動關系運行的全過程。市場經濟下的勞動關系具有勞資自治的性質。不論是個別勞動關系，還是集體勞動關系，都是以雙方簽訂契約的方式形成並以契約為規范。但這種自治是在國家勞動標准限定和國家勞動行政的監督下實施的。以勞動合同為契約形式而構成的個別勞動關系，必須以國家勞動標准作為最低標准，達不到這一標準的勞動合同，即使是合同雙方自願簽訂，也屬無效合同。這即是勞動法中公法對於傳統私法的契約自由原則的修正。而公法對於集體勞動關系和集體合同的介入，主要是對於僱主不當勞動行為的限定和救濟。如果是在財產絕對和契約自由的私權原則下，僱主對於參加工會的工人的解僱及不利對待，或對於工會集體談判要約的拒絕等行為，應該是僱主的權利而無可厚非。但在勞動法的原則下，由於這種行為是僱主依靠其優勢的經濟地位而進行的，這種不利於勞動者和工會的行為，是一種明顯的不公正。對此，勞動法將其規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並要求通過政府行政權力或國家司法權力的救濟而予以糾正。（註：見常凱《論不當勞動行為立法》，《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五期）
政府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之一，並不直接代表或融入勞動關系的一方，而是居於勞動者和僱主雙方之上，以「裁決者」和「公證者」的身份，來代表社會公正和社會利益。政府的「公正」，並非「不偏不倚」，而恰恰是要限制一部分人的權利，並強化一部分人的權利，這即是要追求法律的「實質的平等」。政府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其公正的作用正是通過保障勞動者行使權利、監督僱主履行義務來實現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在勞動法律關系中，對勞動者講是一種義務主體，對僱主講是一種權利主體。
我國勞動行政部門作為國家公權利的代表，在勞動力市場和勞動關系法制化的建設中，通過勞動立法、執法和司法，在協調和規范勞動關系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也有論者認為，政府對於勞動力市場的介入只能是在「僱主的短期行為」和「合同的執行」方面，否則，就是「過度干預」。（註：見王一江：《政府幹預與勞動者利益》，《比較》第14輯第1—14頁）且不說該論者關於政府幹預的范圍限制是否符合市場經濟下勞動立法的一般要求，但該文將防止中國政府過度干預作為勞工立法和勞工政策的側重點，顯然是和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筆者以為，政府幹預的程度是需加強，還是減弱，需要根據該國勞動關系的實際狀況確定。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由於僱主和工會的組織比較成熟，勞資關系一般也已經形成了比較規范的制度或慣例，這就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步減弱。比如德國，近幾年來正在逐步廢除一批勞動法規，並提倡由勞資雙方的自由約定，政府不予干預。但在我國，由於勞動力市場還不規范，勞資雙方的發育和組織程度均尚在幼稚時期，勞資自治還不具備條件，所以，現階段政府在勞動力市場和勞動關系的運行中，其作用都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
就現實中我國政府勞動部門的主體身份來說，目前還處在一種體制性的轉變中。隨著國企的改革，政府的勞動行政部門已經從企業中退了出來，但如何以調控者和監察調解者的身份再介入勞動關系，則還剛剛是開始，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理論上和具體實施中加以研究解決。
Ⅳ 什麼是經濟法
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組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相當一部分中外法學家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基礎部門。在不同國家中，根據其調整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廣義經濟法和狹義經濟法。前者指調整國家機關、各種社會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全部法律規范。後者指國家直接干預、管理國民經濟，以及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 經濟法概述一、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法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對法律的要求是承認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不需要國家干預經濟，因而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概念和經濟法律。當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壟斷組織的出現及壟斷組織對經濟的壟斷，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受到很大影響，國家必須放棄原來的「自由放任」原則，承擔起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進行宏觀調控等職能。為達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關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預，於是在20世紀初，就誕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 「經濟法」這個概念，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法國另一名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並且發展了摩萊里關於經濟法的思想。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謝爾曼法》，這部法律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運用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開始。進入20世紀以來，德國學者萊特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首先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1919年德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經濟法命名的法《煤炭經濟法》，1923年頒布了《防止濫用經濟權力法令》等經濟法規。德國經濟法的實踐與理論對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鑒德國的經驗，隨後，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使用經濟法這個概念。原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很重視經濟立法，捷克斯洛伐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經濟法典。但隨著東歐形勢劇變，法律體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我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人民政府進行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這些經濟法規以土地法和勞動法為核心，輔之以其他經濟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立法的基礎上，開始制定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法。尤其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工作重點轉移，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立法得到迅速發展。我國逐步制定實施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勞動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破產法、商標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經濟法的概念 對於經濟法概念如何定義，國內外理論界爭論較大。西方國家的學者特別是對經濟法理論頗有研究的德、日學者中，大多數認為經濟法是經濟秩序法、經濟干預法，屬於公法范圍；但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屬於社會法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中，大多數曾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調整國家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法。 在我國，法學理論界較一致的認識是：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首先，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特徵構成一個整體，成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其次，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經濟法所調整的是具有經濟內容的物質利益關系；最後，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因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眾多，經濟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所以需要整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共同調整，經濟法只調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一定經濟關系」的具體內涵，我國學者一度分歧較大，有主張經濟法綜合調整縱向(管理)和橫向(協作)經濟關系的，也有主張僅調整縱向或經濟行政關系的，還有主張以縱向關系為主兼及橫向關系的。如徐傑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陶和謙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楊紫垣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潘靜成、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確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地位，調整它們在經濟管理和與管理、計劃密切相聯系的經濟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王榕、馬紹春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兼有商品性(財產)和行政性(權力)雙重因素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組織國民經濟中、國家在管理企業中、企業在內部管理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或者說，經濟法是以企業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等等。但隨著以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對經濟法定義的認識正趨向一致。 根據經濟法伴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實際作用，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宏觀性的共同特徵，根據市場經濟對經濟法的內在要求，我們可以對經濟法作如下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協調和干預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以上經濟法的定義可見，經濟法調整的一定經濟關系就是由國家對經濟進行協調、對市場進行干預而產生的經濟關系。我們認為，協調與干預並列，范圍可更廣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間接調控、也可涵蓋直接管理，既可體現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特徵，也可適合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所有權的需要，更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協調與干預並列，還可照顧到不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法的共同特點，又可兼顧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三、 經濟法的特徵 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除具備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徵外，還有自己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性：經濟性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徵。作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法是直接反映經濟基礎、調整經濟關系的，因而它不僅要對各種經濟問題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必須直接體現、反映和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為經濟基礎服務。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它同經濟關系有著更為廣泛和直接的聯系。 (二)綜合性：經濟法的綜合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規范的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若干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對內經濟法律規范，又包括對外經濟法律規范。其次，在調整主體上，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既包括法人主體，也包括自然人主體，既包括國家機關，也包括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還包括各種不同身份的個人。再次，在調整范圍上，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 (三)指導性：經濟法的指導性是通過經濟法規所具有的促進和限制兩種功能、獎勵和懲處兩種後果表現出來的。國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不同的經濟法規。有的法規側重於限制，有的法規側重於促進，有的法規則兼而有之，來引導各項經濟活動走上正確的軌道。
Ⅳ 簡述政府在勞動關系調整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法律關系中，政府具有何種地位和作用，這既是勞動法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更直接涉及到政府在勞動關系法律調整中的定位。我國正處在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了解和探討這一問題，不僅具有學術意義，並且更有實踐意義。但目前我國勞動法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系統研究尚不多見，本文擬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勞動法學界和政府勞動行政部門討論。
一、政府：勞動法律關系的特殊主體
所謂勞動法律關系，是指法律所規范的與勞動關系直接相關的各方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對於政府是否具有勞動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地位，我國學界的一種意見認為，勞動法律關系主體是由勞動者和法人（或用人單位）雙方構成，不包括政府；（註：見關懷主編《勞動法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09頁）再一種意見認為政府作為勞動行政主體是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構成。（註：見史探徑著《勞動法》，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6月版，74—75頁）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政府究竟是否屬於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分歧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對於勞動關系的不同界定。勞動者與僱主之間的勞動關系，即企業中的個別的勞動關系，只是狹義的勞動關系。而勞動法所調整和規范的勞動關系，還包括企業層面的集體勞動關系，即勞動者所組成的工會與僱主的關系；以及產業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勞動關系，即工會組織與僱主組織以及政府之間的三方關系。這種廣義勞動關系又被稱為「產業關系」（instrial relations），是指以勞動力市場關系為依據，以企業勞動關系為基礎，以產業勞動關系為構架，政府介入其中的勞、資、政三方構成的社會經濟關系，這一關系通常又被稱為社會勞動關系。勞動法所調整的勞動關系是一個廣義上的勞動關系，政府是這一法律所調整的關系中的直接構成。
所謂「政府」是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一種簡略的說法。准確的表述應該是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及與勞動關系相關的政府部門是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政府在勞動法律關系中實際上是國家的代表，日本的勞動法學界通常將之稱為「勞動法上的國家」。（註：見日本勞動法學會編《現代勞動法講座（1）勞動法基礎理論》日本勞動法學會，1981年日文版，第268頁）勞動法作為社會法，其目的是以國家強制力來保障勞動者權利，以協調實現勞資自治，或者說，是通過公權利的實施來保障勞動者的私權利，以達到勞資關系的平衡。因此，國家或作為國家代表的政府即成為勞動法律關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主體。
政府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一種特殊主體。這種特殊性主要表現之一，便是政府與勞動者和僱主分別形成特定的法律關系，並且，這兩種法律關系的性質是不同的。
政府與勞動者所形成的勞動法律關系，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勞動行政關系，而是政府與特定的公民的關系。這一關系是憲法關系的具體化。政府保障勞動者的權利，是這一法律關系的基本要求。勞動者權益又稱勞權，是指勞動者在履行勞動義務的同時所享有的與勞動有關的各項權利。勞權是一個權利束，這一權利束以勞動者的經濟權利為基礎，同時包括勞動者的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而生存權是勞權的核心內容。（註：關於勞動者權利的界定和實質的論述，見常凱著《勞權論——當代中國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50—52頁）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即是保障生存權。這應是國家最基本的責任。
以生存權為基本內容的勞權，首先是一種要求國家採取一定作為的請求權，即國家有義務為勞動者提供其生存的基本條件。勞權同時可以請求國家不作為，即國家不得干涉勞動者的基本的生存活動。在這一意義上，勞權同時具有自由權的性質。（註：見[日]浦部法穗著《憲法學教室》（上）日本評論社1994年9月日文版，第260頁）而且，作為生存權的勞權，不單是對於國家的請求權，而且還具有能夠排除他人（主要是僱主）侵害的私權的性質。（註：見[日]沼田稻次郎《團結權擁護論》勁草書房1952年7月第一刷，1969年5月第三刷，第102—103頁）因此，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即保障勞動者的生存權，是國家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這種生存權保障的法律關系首先是由憲法所規定的，屬於憲法法律關系。（註：有論者認為我國的憲法沒有生存權的規定，因而也不存在生存權保障的憲法關系。這一看法並不確切。盡管我國憲法沒有出現「生存權」的用語，但憲法第42—47條關於公民的勞動、休息、社會保障、受教育等具體條文的規定，即是關於生存權的規定。籍此，可以解釋為我國公民享有生存權。在日本國憲法中，也沒有「生存權」的字樣，但憲法第25條關於「全體國民都享有健康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權利。國家必須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為提高和增進社會福利、社會保障以及公共衛生而努力」的規定，即被解釋這是「生存權和國家保障生存權的義務」的規定。見[日]《模範六法》三省堂2001年日文版第23頁。但毋庸置疑我國憲法關於生存權的規定並不完善，這是在修憲中需要加以改進的，不僅要明確「生存權」概念的規定，還需進一步明確實現生存權的具體保障的規定。）但同時，這一關系更具體地表現在勞動法的規定中，屬於勞動法律關系。
這種政府和勞動者之間的勞動法律關系，是依據憲法所形成的。在這一法律關系中，國家通過政府的勞動行政部門來履行國家在勞動法律關系中的義務，即保護勞動者的義務。在個別勞動關系中，主要是履行作為義務，具體為規定勞動標准、實行勞動監察、處置勞動爭議，以保證勞動者個人權利的實現；在集體勞動關系中，既有不作為義務，即國家不得干涉勞動者集體行使團結權，但同時還負有作為的義務，即國家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以保障勞動者集體的團結權的實現。
如果說，政府在和勞動者的法律關系中是義務主體，那麼，在和僱主的法律關系中，政府則是權利主體。在這一關系中，政府行使的是勞動行政管理權，這一權利的直接目的是規范僱主行為，以排除對勞動者的侵害。（註：這一法律關系的性質在《勞動監察法》中表現的最為明確，如我國剛剛頒布的《勞動保障檢查條例》，即明確規定，該條例的適用范圍是「對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以下稱用人單位）進行勞動保障監察」見該《條例》第二條）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僱主最有可能成為侵害勞動者權利的直接主體。（註：見浦部法穗著《憲法學教室》（上）日本評論社1994年9月日文版，第48頁）企業和僱主必須要遵守國家的勞動標准並接受政府的勞動監察。這是企業的義務。政府作為權利主體，一是利用勞工標准立法來規定僱主在個別勞動關系中的義務，同時限制僱主的財產權濫用，特別是解僱權的濫用；二是通過勞動行政來對於僱主遵守勞動法的情況實施勞動監察；三是通過建立和實施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對於僱主侵害勞動者團結權的行為，給予權利人以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註：見日本勞動法學會編《現代勞動法講座（1）勞動法基礎理論》日本勞動法學會1981年1月版，第268頁）以國家強力來保障勞工標準的實施，是勞動法中政府和僱主關系的最主要內容。政府和企業僱主的法律關系，實際上具有公法關系的性質和特徵。
二、政府在勞動法律關系中的構成和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構成主體，已經不是計劃經濟下作為企業勞動關系的主體，而是宏觀和社會勞動關系的主體，即產業關系的主體。勞動法律關系中政府主體的具體當事人，主要是政府中主管或兼管勞動事務的有關行政部門及機構。
嚴格說來，勞動法部門中的不同法律在所調整的不同的具體社會關系中，政府部門的具體當事人是不同的。對此，勞動法制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法律對於政府部門的不同當事人都有著具體的規定。如日本在勞動法內作為「國家」（註：在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對於這一主體稱為「國家」而非「政府」，是因為嚴格來講，政府只是國家機關之一，並不能代表其他的國家機關。而勞動關系的當事人不僅只有政府機關，而還涉及其他的國家機關。當然，政府部門仍然是在勞動關系主體中最主要的國家機關）這一主體的具體當事人有：在《勞動基準法》中，包括行政官廳、監督機關、勞動大臣、縣勞動基準局局長、監督官等；在《僱傭保障法》中，包括勞動大臣、職業介紹機關和職業安定機關等；在《官公勞動法》中，包括政府、國會、主務大臣、人事院、內閣、最高法院等。（註：見日本勞動法學會編《現代勞動法講座（1）勞動法基礎理論》日本勞動法學會1981年1月版，第269頁）這種明確的構成界定，使得政府各部門在勞動法律關系中的職責和義務劃分得很清楚。
由於我國尚未出台這些單行的勞動法律，所以對於政府主體的具體當事人，也沒有具體的法律界定，而只能籠而統之稱其為「勞動行政部門」。但勞動法律關系中所涉及的政府，其外延要大於勞動行政部門，比較一下日本的勞動法律關系主體構成，就會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不僅包括直接負責勞動事務的政府部門，還應該包括其他與勞動關系有關的部門，同時還應包括那些具有勞動行政職能的事業機構。（註：我國勞動法學界的一種意見認為，具有勞動行政職能的事業機構，是與勞動行政部門並列的另一勞動法律關系主體。但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勞動行政管理系統』一詞覆蓋負責和/或從事勞動行政管理的一切公共行政管理機構——不論是部級部門或公共機構，包括准國家性區域性或地方性的機構，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分權行政管理機構」，據此，我國的具有勞動行政職能的事業機構，作為勞動行政部門的附屬機構或下級機構，也應歸屬於勞動行政管理系統，而不應是與勞動行政部門並列的另一主體）
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不同體制中，其身份和作用是不同的。
在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中，勞動關系的一方是工人，另一方實際上是國家，企業行政只不過是國家與工人之間的中介。政府的勞動部門作為用人單位的上級，實際上是以勞動關系一方的身份直接介入勞動關系，其作用在於直接運用行政手段調配勞動力，確定包括工資、休假、福利、勞動保護等具體勞動標准，並運用行政手段直接介入企業勞動關系。企業在勞動關系中的作用只是具體執行政府勞動行政部門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勞動行政關系。
在向市場經濟轉變中，隨著勞動關系的市場化，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從企業具體的勞動關系中退了出來，由過去的直接介入轉變為對於勞動關系宏觀調控和居中調解，由過去的對於勞動關系的行政手段管理轉變為主要運用立法、監察和服務的手段進行管理。
在宏觀即社會勞動關系方面，政府勞動部門對於勞動關系的介入，主要表現為法律規范的間接監控與監察和仲裁的直接矯正相結合。這種宏觀調控的方法，一是通過勞動行政和勞動監察，直接運用行政手段來調整勞動關系。二是通過政府、工會和僱主「三方協商」機制來調整勞動關系，三方協商的內容主要包括有關勞動法律法規的草案制定；有關涉及勞動者或僱主利益的社會政策，諸如社會保障、社會分配以及勞動力市場的管理等政策的制定；有關勞動標准諸如法定勞動時間和最低工資標准以及安全與衛生標準的制定等。（註：關於政府在社會勞動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論述，詳見常凱、李琪《關於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的研究》，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編《工運理論政策研究報告》，1997年第6期）
在微觀即企業和產業勞動關系方面，政府勞動部門對於勞動關系的介入，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勞動行政部門對於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的制定和履行予以指導和管理，並通過勞動監察部門對於國家勞動標準的實施予以監督查處；二是對於勞動合同或集體合同簽訂或履行中發生的勞動爭議，通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予以處理。
概括而言，在宏觀方面政府勞動行政部門的主要作用是政策調控，在微觀方面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監察和調解。而這種調控和監察調解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公權介入的國家干預來保障勞權，以實現勞動關系的平衡和穩定。
三、關於政府幹預和公權介入
政府以勞動法律關系主體的身份對於勞動關系的介入，在法律的意義上，突出地體現了勞動關系法律調整的社會法的性質和方式，即勞動關系運行中的公權介入。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的構建，私權原則仍是其基礎。勞動者和勞動力使用者在勞動力市場上，依照主體獨立、意思一致和等價交換等市場交易的一般原則，自願平等地結成個別的勞動關系。對於這種勞動關系的參加與否，完全是當事人的自由和權利。然而，由於勞動關系雙方實際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差別，以及個別勞動關系的人身性和依附性的特點，這種形式上的平等實際上掩飾著實質上的不平等，勞動者在具體的勞動關系中實際處於一種被支配的劣勢和弱勢的地位。這種以所有權私有為基礎的契約自由原則，在產業關系領域實行以來，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勞資對抗等社會現象。
為維護法律的公正與社會正義和社會穩定，以國家為代表的公權於是介入勞動關系。這是勞動法產生和存在的最本質的法律意義。公權作為公法上的權利可分為國家公權和人民公權兩種，政府介入勞動關系所運用的主要是國家公權。（註：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人民公權也開始介入勞動關系。這主要表現為「企業的社會責任」理論逐步被社會所接受，而由勞工組織、非政府組織和消費者所發動的以勞工權益保護為目的「企業生產守則運動」，正在開展起來。「企業生產守則運動」即是由社會力量所體現的人民公權直接介入企業的勞動關系）國家公權包括下命權、強制權、形成權等行政權力，這些權力是通過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行使而實現的。（註：見林紀東著《法學緒論》，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78年6月版，第300—301頁）政府介入勞動關系，即是通過上述權力來實施對於勞動關系不平衡的矯正。這種介入的實質是以公法來限制私法，特別是限制私法中的核心權利——財產權。具體表現為對於私法的契約自由、財產絕對權、過失責任等原則的修正，這種修正以社會利益的保障為出發點，以勞工利益的直接維護為目的，勞動法的這種特點與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也是一致的。（註：見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二是世紀民法回顧》，《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第19—30頁）
勞動法作為社會法，一個重要的特徵即是在主體關系中，政府所代表的國家是一方不可缺少的主體。沒有政府以社會和國家利益代表的身份介入，並以國家強力來貫徹公權的原則，傳統私法的原則也無法得以修正，社會公正也就難以實現。
國家對於勞動關系的干預，貫穿於勞動關系運行的全過程。市場經濟下的勞動關系具有勞資自治的性質。不論是個別勞動關系，還是集體勞動關系，都是以雙方簽訂契約的方式形成並以契約為規范。但這種自治是在國家勞動標准限定和國家勞動行政的監督下實施的。以勞動合同為契約形式而構成的個別勞動關系，必須以國家勞動標准作為最低標准，達不到這一標準的勞動合同，即使是合同雙方自願簽訂，也屬無效合同。這即是勞動法中公法對於傳統私法的契約自由原則的修正。而公法對於集體勞動關系和集體合同的介入，主要是對於僱主不當勞動行為的限定和救濟。如果是在財產絕對和契約自由的私權原則下，僱主對於參加工會的工人的解僱及不利對待，或對於工會集體談判要約的拒絕等行為，應該是僱主的權利而無可厚非。但在勞動法的原則下，由於這種行為是僱主依靠其優勢的經濟地位而進行的，這種不利於勞動者和工會的行為，是一種明顯的不公正。對此，勞動法將其規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並要求通過政府行政權力或國家司法權力的救濟而予以糾正。（註：見常凱《論不當勞動行為立法》，《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五期）
政府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之一，並不直接代表或融入勞動關系的一方，而是居於勞動者和僱主雙方之上，以「裁決者」和「公證者」的身份，來代表社會公正和社會利益。政府的「公正」，並非「不偏不倚」，而恰恰是要限制一部分人的權利，並強化一部分人的權利，這即是要追求法律的「實質的平等」。政府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其公正的作用正是通過保障勞動者行使權利、監督僱主履行義務來實現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在勞動法律關系中，對勞動者講是一種義務主體，對僱主講是一種權利主體。
我國勞動行政部門作為國家公權利的代表，在勞動力市場和勞動關系法制化的建設中，通過勞動立法、執法和司法，在協調和規范勞動關系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也有論者認為，政府對於勞動力市場的介入只能是在「僱主的短期行為」和「合同的執行」方面，否則，就是「過度干預」。（註：見王一江：《政府幹預與勞動者利益》，《比較》第14輯第1—14頁）且不說該論者關於政府幹預的范圍限制是否符合市場經濟下勞動立法的一般要求，但該文將防止中國政府過度干預作為勞工立法和勞工政策的側重點，顯然是和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筆者以為，政府幹預的程度是需加強，還是減弱，需要根據該國勞動關系的實際狀況確定。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由於僱主和工會的組織比較成熟，勞資關系一般也已經形成了比較規范的制度或慣例，這就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步減弱。比如德國，近幾年來正在逐步廢除一批勞動法規，並提倡由勞資雙方的自由約定，政府不予干預。但在我國，由於勞動力市場還不規范，勞資雙方的發育和組織程度均尚在幼稚時期，勞資自治還不具備條件，所以，現階段政府在勞動力市場和勞動關系的運行中，其作用都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
就現實中我國政府勞動部門的主體身份來說，目前還處在一種體制性的轉變中。隨著國企的改革，政府的勞動行政部門已經從企業中退了出來，但如何以調控者和監察調解者的身份再介入勞動關系，則還剛剛是開始，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理論上和具體實施中加以研究解決。
Ⅵ 求問各經濟學家解釋什麼是經濟法
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組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相當一部分中外法學家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基礎部門。在不同國家中，根據其調整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廣義經濟法和狹義經濟法。前者指調整國家機關、各種社會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全部法律規范。後者指國家直接干預、管理國民經濟，以及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
經濟法概述一、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法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對法律的要求是承認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不需要國家干預經濟，因而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概念和經濟法律。當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壟斷組織的出現及壟斷組織對經濟的壟斷，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受到很大影響，國家必須放棄原來的「自由放任」原則，承擔起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進行宏觀調控等職能。為達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關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預，於是在20世紀初，就誕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
「經濟法」這個概念，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法國另一名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並且發展了摩萊里關於經濟法的思想。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謝爾曼法》，這部法律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運用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開始。進入20世紀以來，德國學者萊特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首先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1919年德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經濟法命名的法《煤炭經濟法》，1923年頒布了《防止濫用經濟權力法令》等經濟法規。德國經濟法的實踐與理論對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鑒德國的經驗，隨後，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使用經濟法這個概念。原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很重視經濟立法，捷克斯洛伐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經濟法典。但隨著東歐形勢劇變，法律體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人民政府進行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這些經濟法規以土地法和勞動法為核心，輔之以其他經濟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立法的基礎上，開始制定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法。尤其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工作重點轉移，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立法得到迅速發展。 國逐步制定實施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勞動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破產法、商標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經濟法的概念
對於經濟法概念如何定義，國內外理論界爭論較大。西方國家的學者特別是對經濟法理論頗有研究的德、日學者中，大多數認為經濟法是經濟秩序法、經濟干預法，屬於公法范圍；但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屬於社會法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中，大多數曾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調整國家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法。
在 國，法學理論界較一致的認識是：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首先，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特徵構成一個整體，成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其次，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經濟法所調整的是具有經濟內容的物質利益關系；最後，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因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眾多，經濟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所以需要整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共同調整，經濟法只調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一定經濟關系」的具體內涵， 國學者一度分歧較大，有主張經濟法綜合調整縱向(管理)和橫向(協作)經濟關系的，也有主張僅調整縱向或經濟行政關系的，還有主張以縱向關系為主兼及橫向關系的。如徐傑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陶和謙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楊紫垣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潘靜成、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確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地位，調整它們在經濟管理和與管理、計劃密切相聯系的經濟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王榕、馬紹春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兼有商品性(財產)和行政性(權力)雙重因素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組織國民經濟中、國家在管理企業中、企業在內部管理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或者說，經濟法是以企業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等等。但隨著以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對經濟法定義的認識正趨向一致。
根據經濟法伴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實際作用，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宏觀性的共同特徵，根據市場經濟對經濟法的內在要求， 們可以對經濟法作如下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協調和干預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以上經濟法的定義可見，經濟法調整的一定經濟關系就是由國家對經濟進行協調、對市場進行干預而產生的經濟關系。 們認為，協調與干預並列，范圍可更廣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間接調控、也可涵蓋直接管理，既可體現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特徵，也可適合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所有權的需要，更符合 國的實際情況。協調與干預並列，還可照顧到不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法的共同特點，又可兼顧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三、 經濟法的特徵
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除具備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徵外，還有自己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性：經濟性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徵。作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法是直接反映經濟基礎、調整經濟關系的，因而它不僅要對各種經濟問題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必須直接體現、反映和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為經濟基礎服務。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它同經濟關系有著更為廣泛和直接的聯系。
(二)綜合性：經濟法的綜合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規范的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若干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對內經濟法律規范，又包括對外經濟法律規范。其次，在調整主體上，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既包括法人主體，也包括自然人主體，既包括國家機關，也包括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還包括各種不同身份的個人。再次，在調整范圍上，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
(三)指導性：經濟法的指導性是通過經濟法規所具有的促進和限制兩種功能、獎勵和懲處兩種後果表現出來的。國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不同的經濟法規。有的法規側重於限制，有的法規側重於促進，有的法規則兼而有之，來引導各項經濟活動走上正確的軌道。
經濟法是一個泛稱，包括了很多單行性經濟法典，中國沒有單獨的所謂經濟法法典。一般來說，稅法、土地法、房地產法等帶有社會經濟調控手段的法律屬於經濟法，而《物權法》屬於民法范疇，以我國的部門法分類，不屬於經濟法。原來的《經濟合同法》早在1999年已經修改為《合同法》。
我國經濟法產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在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和加強經濟法制建設的大背景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經過長期，深入，廣泛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索，我國經濟法劃清了自己與傳統法律部門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間的界限，明確了自己的價值定位，建立了系統完整的科學體系.
當前中國經濟法立法正處於中度發展狀態，有必要對經濟法的未來發展提出若干構想.重新審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今後十幾年裡經濟法立法不可迴避的問題，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公平效率並重」是社會發展對經濟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採用的經濟政策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將經濟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隨之形成並有擴大形勢，統計數據也明確反映了這個現實.在未來的十幾年裡，我國的經濟法立法不得不關注經濟公平問題，在立法保護對象的傾向性應偏向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
我國的經濟法立法已經完成了法律部門的分化，對經濟法進行清理，匯編，編纂，並制定某種形式的法典是經濟法立法發展的趨勢，也是經濟法立法技術的最高體現.
在市場經濟初步成長的中國，法律移植仍然是未來十幾年經濟法立法的一種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鑒的西方經濟法與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體本身較強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法能夠回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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