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學綜述
一、依法製作，突出主旨
法律文書的寫作除應遵循寫作的一般規律外，根據其特定的功能，首要的一點是必須按照有關法律規定，並根據法律活動的啟動和進展情況，確定應該製作何種文書和如何製作，即確定製作某種法律文書的明確目的和中心意思。以涉及刑事案件的文書為例，當公安機關接到報案、控告或舉報材料時，必須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五條的規定，由公安人員製作筆錄，並且要經宣讀無誤，由報案人、控告人或舉報人簽名或蓋章。這份筆錄才算是一份合法的筆錄。當司法機關接到報案、控告、舉報和自首的材料，只要符合管轄規定，應當迅速審查，經審查認為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時，就要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的規定，製作有關立案報告的文書，報請領導批准立案。這就說明法律文書的製作都有法律依據的，因為它們都有法定的特定功能，不是根據想當然的念頭隨意製作的。
既然法律文書都有它的法定功能，自然每種文書就都有它特定的主旨，而要實現它的主旨要求和法定功能，就必須在文書中突出它的主旨。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目的是通過指控某某犯罪嫌疑人構成某罪；人民法院應對其嚴加審判，並給予應有的制裁。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是對某一案件的裁決處理的文書，就必須寫明查清的事實，判明的案件性質，並闡明裁處的理由和作出最後的裁處決定。律師代書的訴狀指控某甲對某乙有侵權行為，就必須在訴狀中寫清某甲對某乙的侵權事實，闡明指控某甲構成侵權行為理由和法律依據，提請法院秉公處理。諸如此類，都必須根據不同法律文書的功能，闡明其主旨，並能使其在文書中表達得鮮明突出、一目瞭然，以期更好地發揮它應有的效能。
二、遵循格式，寫全事項
目前不僅司法機關使用的大量司法文書都有法定的文書格式，就是各種民用的法律文書也開始制定較為統一的格式，即便部分民用法律文書格式尚不完善，但也有約定俗成的慣用格式可供文書製作者遵循。制定統一格式的文書，一是為文書的製作者提供方便，使其製作文書時有所遵循，便於製作；二是有助於法律文書效用的發揮，使接受文書的一方易於掌握文書的要領；三是便於保存歸檔。總之，遵循文書格式製作文書，對於程式性十分明顯的法律文書來說是順理成章的。
製作法律文書除應遵循規定的格式外，還必須認真寫清各種事項，特別是一些法定要求寫明的事項。如當事人基本情況中要求寫明的各種事項就必須寫全寫清。如年齡問題，對於某些當事人具有法律意義，特別是刑事案件中的青少年犯罪，年齡對其是否應負法律責任有直接的法律意義。職業一項對於某些案犯是否屬於職務犯罪也是重要的法律條件。至於事實、理由、處理或請求意見中的有關法定的要素更必須寫全、寫實。
三、敘事清楚，材料真實
法律文書敘述案情事實必須做到明晰清楚，使用的材料必須絕對真實。因為事實是案件的基礎，材料是說明事實的具體內容。敘述事實的具體要求：
（一）事實要素，齊全完備
敘述案情事實，必須寫清事實的基本要素。法律文書中的事實基本要素，除應寫清記敘一般事件所必須寫清的時間、地點、人物、過程和結果外，還應根據法律文書的特定要求，寫清其反映法律特點的要素，而且要區別案件的不同性質寫清不同的具體要素。根據案件的不同性質，可以區別為兩類，凡記敘有關刑事類的案情事實，應寫明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時間、地點和關涉到的人物（作案人和被害人）；作案的原因（目的和動機）；作案的過程（情節和手段）和造成的後果；案犯的認罪態度以及證據。凡敘述有關民事、行政類的案情事實，應寫明糾紛發生的時間、地點、關涉的各方（原告、被告、第三人等）糾紛的起因、發展過程、造成的結局、各方爭執意見和理由以及有關的證據。其中行政訴訟的案情事實，在敘述糾紛事實時，還應注意寫清原告被行政處罰的行為事實（不涉及行政處罰的案子除外）敘述上述事實要素，力求寫明其法律上特點和要求。當然敘述上述事實要素也不宜平均使用力量，有些要素是不言自明的，自然也可不寫。如盜竊罪犯的盜竊目的是極其顯然的，一般可以不寫。在敘述事實時，還應該注意寫清、寫全有關的具體事項，特別是當事人的基本情況要素一定要提供齊全，這對於避免出現差錯，說明涉案的人員是一特定的人是有重要意義的。
（二）關鍵情節，具體敘寫
法律文書中的事實敘述，要求具體寫明關鍵性情節。因為只有關鍵性情節，才有助於判明案件的性質和涉案人員間的是非正誤。通常所說的關鍵性情節，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決定或影響案件性質的情節。刑事類案件的事實中決定其是否屬於犯罪的情節，或決定其屬於此罪或彼`罪的情節；民事類案件的事實中決定其是否構成侵權行為的情節，都屬於彼類的事實情節，必須具體寫清。如某人對不法侵權行為的反抗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就必須把侵害人所持的凶器、打擊被害人的具體強度、被害人持有何種工具、如何具體反抗以及造成何種結果等等，寫清、寫實。只有這樣才能判明被害人的行為究竟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前者不構成犯罪，後者則構成犯罪。二是涉及當事人有無法律責任的情節必須具體記敘。如合同糾紛的案情事實，必須具體寫明根據合同規定，在合同執行過程中，究竟是哪方違約，給對方造成損失，抑或雙方均有違約行為，孰輕孰重，孰先孰後等。只有這樣才能判定誰有責任，誰無責任；或哪個責任較大，哪個責任較小。如屬裁判文書，才能為正確裁決處理提供准確的事實依據。三是涉及問題嚴重程度的情節必須具體寫清。問題的嚴重程度如何有時不僅涉及問題的輕重，有時甚至於可以影響案件的性質。如有的刑事犯罪手段惡劣，表面看來似乎僅屬於罪行輕重的問題，但實際上它影響到罪行的性質，在處刑上可能從有期徒刑升級為無期徒刑甚至極刑。總之，這三類關鍵性事實情節，在敘述時必須力求具體詳明。
（三）因果關系，交代清楚
法律文書中敘述案情事實，特別重視有關事實的因果聯系，對於「行為目的—行為本身—造成後果」這三者之間，有無因果關系，要求敘述清楚。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判明行為的性質，應否承擔法律責任。如同樣是犯罪行為，造成了嚴重後果的與未造成後果的，在最後的處刑上也會有重與輕的很大差別。因此，在敘述案情事實時，必須把上述三者之間的關系交代清楚。
（四）爭執焦點，抓准記請
有關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文書，通常屬於反映或處理民事、行政糾紛的法律文書，因而在敘述案情事實時，應特別注意把原被告之間爭執的內容和焦點把握准確，並記敘清楚。當事人之間的爭執意見可能是十分紛紜復雜的，理由也會有千天萬條。作為文書製作者，必須緊緊圍繞當事人之間在民事權益之爭的關鍵問題上，抓住焦點，准確記敘，而不能採取「有聞必錄」的方法，不分主次輕重，一概予以記敘。對於刑事類文書，應如實反映公訴一方與被告人一方在事實的提供和理由的辯解上的重要分歧，以使裁處機關作出有針對性的判斷、認定和理由的闡明。
（五）財務數量，記敘確切
法律文書中的事實敘述，常常涉及財物或其他事物的數量，特別是財物數量更是比比皆是。如民事案件中的財產分割、遺產繼承、金錢借貸、貪污和受賄也都離不開財物數量；刑事案件中有關盜竊、搶劫、詐騙也都離不開財物數量。因而在記敘財物數量時就必須掌握如下的要求：一是要求記明確切數量，一般排斥模糊數量；二是在不可能查明確切數量時容許寫明近似數量，但必須寫明基本數量。如盜竊犯多次盜竊，隨盜竊隨揮霍，難於查明絕對的確切數量，這時容許記近似的基本數量，如「盜竊300餘元」，基本數量3000是確切的，余數則是模糊的。但不容許全部數量都是模糊的，如「盜竊若干元」，否則就難於確定案件性質，是否構成犯罪也難於判斷。還要附帶說明的是，財物不僅要求寫明數量，而且還應注意說明財物的特徵，如品牌、型號和規格等，這對於確定其價值高低也是極為重要的。
（六）敘述事實，平實有序
在法律文書中敘述事實，語貴平實，不追求辭藻華麗，不採用文藝性的修辭手法。一般排斥誇張、比喻等積極的修辭辭格的使用。但是語言平實也並不意外著語言干癟、枯燥無味。因為生活本身就是復雜多變的，因而反映生活中的法律問題也必然是豐富的。在記敘事件的順序和方法上，是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的。常見的有以下幾種方法：
1、自然順序法，即通常所說的「順敘」的方法，也就是按照事件的發展過程記敘事實的方法。在發文書中，通常是以時間為線索，以行為人的行為過程為內容記敘發生的事件。這也是表現法律文書中敘事平實的一個方面。不去追求文藝效果，不採取文藝上常用的「倒敘」、「插敘」、「補敘」等手法，而是讓人從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去了解事情的性質、行為的對錯及法律上的有無責任。這種煩惱國法是法律文書所採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2.、突出主題法『這種方法是對記敘刑事類案情事實而言的。其要領是主罪提前記敘、此罪移後記敘，主罪祥寫、此罪略寫的一種記敘方法。適於一人多次一罪和一人多次多罪的案情記敘。
3、突出主犯法，這也是記敘刑事類案情事實而言的，而且是專制指記敘共同犯罪的事實。其要領是，圍繞主犯的犯罪事實記敘，有哪個從犯參與哪次犯罪活動結合記敘。除共同犯罪，還有單獨犯罪的，先寫共同犯罪，後寫單獨犯罪。這適用於多人一次一罪、多人多次一罪、多人一次多罪和多人多次多罪等各種共同犯罪的案情記敘。
4、綜合歸納法，這種方法是記敘同類性質犯罪事實的方法，通常也稱為概括記敘案情的方法。這種方法不宜單獨使用，即不能將全部案情只用這種方法記敘，否則就不能准確深刻地反映案件的本質特徵。一般情況，對主罪採用具體記敘的方法，而對其同類的次要罪行可以採用這種方法予以記敘。通過具體記敘案犯的主罪了解其犯罪的深度，通過綜合歸納記敘其犯罪的廣度，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5、縱橫交錯法，這種方法主要適於記敘民事或經濟糾紛的案情。所謂「縱」，是指記敘事件的發展過程；所謂「橫」，是記敘有關情況的說明介紹，類似一個事件的橫斷面。
（七）材料選擇，真實典型
法律文書中記敘事實所選擇的事實材料，必須絕對真實，不容半點虛假。但是文書製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往往是大量的，其中有真有假，有反映表象的也有反映本質的。這就需要在記敘的基礎上加以認真地選擇，進行又表及里、由此及彼、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選擇工作，其各本的標準是選用足以說明問題本質的材料，也就是要選擇足以說明案件根本性質的典型材料。刑事類案件的文書，要選擇能夠說明案犯是否構成犯罪的材料。民事類案件，如經分析認定，一方確已構成對另一方的侵犯，就應對文書中選用足以說明構成侵權的材料，不構成侵權的材料就應舍棄。再者，對於多起罪行或多種罪行的刑事案犯，在敘述起罪行事實時，重要的法律文書要求必須逐起罪行或逐種罪行逐一寫清，不能隨意取捨，但反映每起罪行或每種罪行的具體材料中也有最能說明罪行性質與並不能充分說明罪行性質的區別，這樣就必須選用前者而非後者，也就是說選用最典型的足以說明罪行性質的材料予以具體敘寫，其他的予以概寫。至於有的文書可以採用突出主罪法的寫法時，更應在敘寫主罪時，注意選擇典型的材料。
（八）列舉證據，確鑿可信
在法律文書中，寫清案情事實之後，列舉充分有力的證據以證明案情事實的確鑿性和可信性，既是對事實部分的內容要求，又應該成為理由部分認定事實理由的堅實基礎。多年來，在法律文書的協作中存在著不重視列舉證據的傾向，往往用「上述事實，證據確鑿，足以認定」幾句空話予以搪塞，已成為法律文書的一大積弊。近年來，雖經有關司法機關多次在制定文書格式時予以大力糾正，並明確在格式中作為誤區予以限制，在實際工作中已經收到明顯的效果。但是因為積重難返，這種弊病還不可能雜一各級司法機關的重要的法律文書中得到根本的改觀。
四、據法說理，分析有力
理由論證是法律文書中的靈魂，是體現文書主旨的核心內容，必須依法論述，分析透徹，說理有力。以期更好收到法律文書的實效。所以有人認為一篇好的法律文書應該是一篇論證精闢的說理文，看來是不無道理。論據理由的具體要求：
（一）認定事實，以實為證
嚴格的說，一篇重要的法律文書其理由應該有兩個組成部分，一是認定事實的理由，二是適用法律提出處理意見或請求意見的理由。目前，各司法機關的重要法律文書，習慣地把認定事實的理由和事實部分的列舉證據合二為一，即在列舉完證據之後，做一個認定事實理由的結論。當然，目前有的判決書把庭審中的舉證、質證和法庭認證的過程翔實地予以反映，這自然是法律文書的進一步的改進寫法，但最後也必然有一個明確的結論。
（二）分析事理，以法為據
法律文書使用於法律和提出處理意見的理由，既要嚴格遵循法律，更要注意事理分析。做到以法誨人，以理服人。這是我國當前法律文書寫作中的一個薄弱環節，亟待加強。對於有關刑事類法律文書來說，在適用法律和處理意見方面的理由，應著重雜一定罪和量刑等方面的理由。對於民事、行政類案件的法律文書，則應依據有關的法律，闡明案件當事人各方雜一其權益糾紛中的是非曲直、正確錯誤，明辯違法合法、侵權受害及其各自應負的法律責任。當前的某些法律文書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說理不清不透，難以服人。
（三）引證法律，明確具體
法律文書要以法倫理，在引證法律條款方面，就必須注意引證法律的准確性和針對性。要力求做到引用適用於本案的外延最小的法律條款，以保證法律依據的針對性。因此，凡法律有條、款、項之分的，應引證到與案情相適應的條、款、項，說明是法律的哪一條、哪一款和哪一項適用於本案。再者，在不影響文字表述的條件下，盡可能引出法律條款的原文，以保證說理的明確性，這樣讓不熟悉法律的人聽過或看過之後，都能理解法律的依據。另外，引證法律時注意保證所引用法律含義的完整性和准確性，避免斷章取義、有悖法律本義的做法。
（四）前後照應，通領全文
法律文書的理由為整個文書的靈魂，必須做到瞻前顧後，一以貫之。只有這樣才能起到通領全文的作用。在邏輯結構上可概括為：起、承、轉、合。「起」就是開頭，「承」就是承接展開，「轉」就是轉折提煉，「合」就是歸結或作出結論。目前我國的重要的法律文書，其基本結構正是上述邏輯結構的固定化和程式化。
五、語言精確，朴實莊重
法律文書必須通過語言文字予以表達。因此，它的語言文字方面也必然有其相應的要求。基於法律文書的時效性和法定性等方面的特點，對法律文書的語言文字要求很高，必須做到精確無誤，嚴肅莊重，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要求：一是表義精確，解釋單一。二是文風朴實，格調莊重。三是文字精練，言簡意賅。四是語言規范，語句規整。五是褒貶恰切，愛憎分明。
B. 薛剛凌的研究成果
《行政訴訟原理研究》 2003年9月
《行政訴訟法學》 2003年2月
《行政訴訟原理研究》 2003年9月
《行政訴訟法學》 2003年2月
《依法治理概論》 2003年月12月
《行政判決制度研究》 2003年第2期 河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第5屆東亞行政法學術研討會綜述》 2003年第2期 行政法學研究
《民營化—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路徑》 2003年2月13日 法制日報
《法治的呼喚—對孫志剛案的行政法思考》 2003年第1卷 中國訴訟法判解
《居民身份證制度透視》 2003年8月 法制與新聞
《行業腐敗，是誰惹的禍》 2003年第1期 時代潮
《論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2003年第1期 政法論壇
《公訴代表人制度研究》 2003年第2期 法商研究
《地方制度研究新思路》 2003年第2期 中國行政管理
《農村法治發展之思考》 2003年第5期 湖南社會科學
《行政審判制度改革》 2003年5月 訴訟法學研究
《從認識到規范—悄悄走近的特許經營制度》 2004.02.19 《法制日報》
《車牌拍賣是否違法》 2004.05.19 《法制日報》
《誰應對三警員的損害負責》 2004.第4期 《人民公安》
《依法行政與行政體制改革》 2004.第1期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行政合同訴訟研究》 2004.第7卷 《訴訟法學研究》
《依法行政重在制度建設》 2004.04.28. 《人民日報》
《論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2004.第4、5期 《遼寧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國家治理的理性選擇——深刻理解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深遠意義》 2004.第8期 《紫光閣》
《國家賠償為何如此艱難？》 2004.08.10. 法制日報
《論公務員錄用平等之保護—全國首例乙肝歧視案的思考》 2004.09. 《依法治國新視點》吉林人民出版社
《大陸行政法研討會暨第七屆海峽兩岸行政法研討會綜述》 2004.第6期 《中國法學》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輔導讀本》（合著，主編） 2004.05. 人民出版社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副主編） 2004.04. 法律出版社
《依法行政教程》 （教材） 2004.08. 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行政訴訟法》 （教材） 2004.11. 法律出版社
《應急反應的法學思考》 2004.03.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WTO與法制建設》 2004.10. 中國法制出版社
憲法精解 2004.12. 法律出版社
行政組織法研究 2002．10
論行政訴訟審查標准 2004.07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全面推進實施綱要》導讀 2004.05. 人事出版社
C. 張樹義的教師情況
社會兼職： 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專家組顧問；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專家咨詢委員；
宜昌市政府、廣州市政府、沈陽市政法委法律顧問等職。
研究領域：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主要講授課程：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比較行政法
外語語種： 英語
代表作： 《走出低谷的中國行政法學----中國行政法學綜述與評價》
《沖突與選擇：行政訴訟的理論與實踐》（獨著）
《行政合同》
獲獎情況： 1994年獲北京市優秀教師稱號
2004年獲中國政法大學十大名師獎
2005年獲法學院優秀教師獎
《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法學透視：行政法背景分析》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D. 崔卓蘭的成長歷程
老師1953年9月12日出生於吉林省吉林市。其童年、少年及青年時代均在困苦與動盪時期度過，正是長期的磨難練就了她仁厚達觀的品格，而這種品格在其後來的學術歷程中一展無余。
老師1983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憲法學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自1976年一直任教於吉林大學法學院，至今已執教30年整。在這30年裡，老師在憲法學與行政法學領域默默地鑽研著，以其女性獨有的敏感和洞察力選擇著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從不盲目跟風。1987年至1988年，老師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行政法學，回國後於1990年將《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旋即發表了與行政程序相關的諸篇文章，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主張以法律明文規定的方式對行政主體加以程序約束尚屬罕見，這部譯著與其後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引導中國更多的行政法學人對行政程序的關注。由於學術成果顯著，老師於1991年——這個職稱評定極為嚴格的年代，被評為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老師再次奔赴美國，至路易斯克拉克學院研修行政法學。第二次回國後，老師在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保護、非強制行政行為以及行政規章等方面又有建樹。為此，1994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8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成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生導師。崔卓蘭老師所作出的突出成績為其贏來了多項榮譽，分別於1991年、1992年、1999年被評為吉林大學「先進工作者」；於1998年被評為「吉林大學跨世紀人才」；於1999年、2001年、2003年獲得「巾幗建功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於2004年被評為「吉林省第八批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才」；於2005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評為「吉林省高級專家」。
作為在行政法學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中青年行政法學家，崔卓蘭老師連續四屆當選為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此外還擔任中國太平洋學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吉林省憲法與行政法學會總幹事，長春市社聯委員，吉林省政協社會法制宗教委員會特邀委員，長春市婦聯巾幗法律顧伺團副團長以及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法學學科規劃專家組成員，並且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基地擔任兼職研究員，在長春理工大學及吉林省法官進修學院擔任兼職教授。 我國行政法學研究起步較晚，學者們對於其中核心問題之一——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義務的配置缺乏系統梳理。崔卓蘭教授經過長期的學術思考，以「權利本位」和「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為出發點，從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規章三個角度為構建行政相對方權利保護體系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
崔卓蘭教授對於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均有不同的側重方面。第一階段，側重於以權力制約權力，即通過司法權制約行政權，這一時期大體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沿至90年代初。三權分立學說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鳩說過，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對於行政權而言，其本身即蘊涵著某種可能的侵犯性與擴張性。老師深諳此理，為此早在1982年於《法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西方國家違憲審查制度簡介》 (1982年第3期)的文章，將西方違憲審查制度介紹到中國，這篇於1982年憲法頒布之前寫就的短文在剛剛經歷過文革風暴的中國實屬難得，對於國門初開之際中國法學學人學術視野的開闊大有裨益，直至當下，將違憲審查制度引入中國以制約行政權仍是我國諸多學者為之力爭之事業。老師在這一階段發表的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 《論行政處罰及由其引起的訴訟》(《法學雜志》1987年第3期)； 《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法學》1989年第3期)以及《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中國法學》1991年第1期)。其中，《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一文發表於《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之前，當時，學者們對我國即將出台的《行政訴訟法》之立法目的的認識迥然有異，大體上有三種代表觀點，其一，認為行政訴訟法應以保證人民法院及時准確地審理行政案件為主要目的；其二，認為行政訴訟法應將監督和保障政府行使行政權置於首位；其三，認為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才是行政訴訟法的初衷。這三種觀點雖不沖突，但體現了三種不同的思路與指導思想，也將影響行政訴訟法的價值取向與發展路徑。老師在文章中立場鮮明地選擇了第三種觀點——以對行政相對人權益的維護作為行政訴訟法的宗旨與基點，並極有創設性地提出「公民本位」概念，這一觀點始終如一地貫徹於其學術理念與成果當中，至今不曾改變。此後，崔卓蘭教授又在《中國法學》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老師又與眾不同地大膽提出，行政相對方不應被動等待救濟，而應成為主動「啟動」司法機關監督「裝置」的主體，應當將司法監督視為司法機關的權力監督和一般公民的權利監督融為一體的「合力」監督，只有這樣，公民權方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二階段，側重於在平衡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過程中對行政相對方權益的積極保護，這一階段主要貫穿於20世紀90年代。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是緊密相連的，也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不對行政權的行使予以規制而僅僅給予行政相對方權利單純的保護是不切實際的。如果說在第一階段，崔老師寄希望於通過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來消極制約行政權的濫用、維護公民權利的話，那麼自90年代開始，隨著國家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進一步健全與完善，老師則從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關系的梳理著手，主張在二者大體平衡的基礎上適度增加行政相對方的權利，即「平衡中適度傾斜」。在此理念指導下，老師寫就多篇有重大學術影響的論文，主要有： 《論行政法權利保障功能的發揮》(《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 《論確立行政法中公民與政府的平等關系》(《中國法學》1995年第4期)；《論市場經濟下政府角色和行為的轉變》(《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年第1期)以及《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與時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羅豪才教授共同撰寫的《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一文。該文發表之後即屢被轉載，引證率極高，並獲得長春社會科學協會社科優秀成果論文類一等獎(政府獎)。羅豪才教授於90年代初曾針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平衡論」，此次與老師合作的文章中最為突出的亮點是在堅持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終極平衡的原則下，將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在官本位、權力至上等傳統觀念尚未徹底摒棄的中國，要真正實現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平衡並不可行，而應當對行政相對方之權利予以適當延伸與拓寬，同時對行政權給予約束，具體而言：凡是法律、法規所不禁止的行為，行政相對方均有權去作，概之「法不規定即自由」；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所有未被法律、法規所明確劃定為行政職權管理范圍的事務，一律可作為「剩餘權利」劃歸行政相對方自由行使；行政法所規定的行政主體之各項義務，也可被推定為行政相對方之權利，謂之「推定權利」。當行政相對方為法律所不禁止、行使其「剩餘權利」或「推定權利」時，不受行政權的規制，不得對之加以限制、取消、制裁，甚至也不宜進行法律評價。行政權則截然相反，對之任何缺乏法律根據的內容、范圍方面的擴大解釋，均不被允許。故針對行政權行使者：凡法律、法規未明文規定即授權的，都不得去作，否則將構成違法、越權，必須恪守「公民權利為政府權力天然界限」之基本原則，不得沒有法律根據而介入私權領域，對個人生活之必要干預也應止於最低限度；不允許藉助於手中的行政權參與市場競爭；在以普通機關法人身份進行民事活動之際，不得利用行政權作為「後盾」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為防止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侵害，必須對行政權進行「顯性」界定。
兩位作者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指出，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其實質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政府職權與市場主體權利在行政法律關系領域的延伸，兩者之良性互動、同步加強，意味著社會中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均獲維護，公平與效率得到兼顧，標志行政民主與法治化的真正實現。強調公民權利的適度增加只是手段，而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和諧才是終極目標。這一觀點不但啟發了當時中國行政法學界諸多學者進行深層次思考，且因應了我國當下「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嶄新的治國理念。
第三階段，側重於通過對非強制行政行為的倡導實現行政相對方主體地位的提升，這一階段的工作從20世紀末延續至今。在1993年修憲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將我國的經濟體制以根本法形式確定為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與成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行政法觀念與模式受到了挑戰，原因在於，市場經濟基於以平等、協商及合意為特徵的契約精神而建立，但當下行政行為仍然是單方的、強制的和不可協商的。市場經濟要求政治與行政模式的回應，要求契約精神的注入，要求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雙方在不存在強制性背景下的協商與合作。崔卓蘭老師在此方面所作出的理論貢獻為我國行政法學人所公認，其早在1995年即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上發表了題為《行政法觀念更新試論》一文，主張我國的行政法應當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從以「管理」為目的轉換為以「服務」為宗旨；從注重「權力」行使轉為注重「權利」保障；從依靠「命令」轉向依靠「協商」。此後，崔老師又在《非強制行政行為初探》(《行政與法》1998年第3期)一文中從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獎勵以及行政協調等具體行政行為人手，抽象出其共同性——非強制性，進而在國內首次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這一創新性概念。「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一經提出，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蘇州大學法學院楊海坤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行政程序法典化》中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崔卓蘭教授把行政指導、行政獎勵、行政合同、行政調解稱之為『非強制行政行為』，很有新意。」
在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以後，崔老師隨後撰寫多篇文章對之加以逐步論證，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論非強制行政行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5期)；《非強制行政行為——現代行政法學的新范疇》(《行政法論叢》第4卷，2002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從壓制型行政模式到回應型行政模式》(《法學研究》2002年第8期，2003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以及《契約、服務與誠信——非強制行政之精神理念》(《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4期)等。
「非強制行政」理念的形成是崔卓蘭老師公民權利本位思想的延續，非強制行政行為將成為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緊張關系的潤滑劑，更為實現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平衡與和諧提供助力。原因在於，在非強制行政行為中，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主要通過雙方協商達成的契約、承諾等而產生、變更或消滅，因此具有服務與自願履行的特點，較之以強制、高壓為特點的強制行為而言更易為相對方所接受與配合，更有益於提升相對方的主體地位，也更有益於提高政府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行政程序研究
崔卓蘭老師對於行政程序的研究可以回溯至上世紀80年代末。1987年至1988年，崔卓蘭老師到美利堅大學進修時即注意到了行政程序法在規范行政權、保障公民權益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回國後發表了《論程序化行政》(《當代法學》1989年第4期)一文，而在當時的中國行政法學界，對於行政程序撰文論述的學者還極為少見。此後，其申報並完成了國家級課題、中華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項目——「行政行為的正當程序」。1990年，老師將美國學者歐內斯特·蓋爾洪和鮑葉合著的《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將著名的美國行政程序法介紹到中國，旋即又發表了《立法程序化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法學與實踐》1990年第3期)；《論行政權與行政程序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2期)以及《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國法學》1994年第4期)等多篇文章，並於1996年獨著了《行政程序要論》一書，對行政程序進行了系統的論述。
崔卓蘭老師是我國最早關注行政程序的學者之一，其早期的文章與著述對學界同行頗有啟發，寫在《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程序法之重要性予以肯定那句「所謂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離開行政程序法無以言依法行政」已成為被多方引證的「經典格言」。而且，於其之後，對行政程序加以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的行政法學人急劇增加，至1990年代末，中國掀起了行政程序學術研究的高潮，行政程序的法典化成為當時呼聲最高的議題，由此引起了實務界的高度重視。當前，《行政程序法》草案尚在論證過程中，但其以法典形式出台指日可待。
根據對行政程序的長期研究和行政程序法草案的制定，崔卓蘭老師修訂了10年之前寫就的《行政程序法要論》一書，並於2005年發表了《行政程序的價值與功能》(《憲政與行政法治評論》2005年第6期)與《論民主與效率的協調兼顧——現代行政程序的雙重價值辨析》(《中國行政管理》2005年第9期)二文，繼續對行政程序進行著深層次研究與探索，力圖為制定一部以規范行政主體行為、保護公民權利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典提供有理有力的學理支持。
行政規章研究
崔卓蘭老師在長期的學術研究及對社會實踐的關注下意識到了在行政規章的制定過程中行政權對公眾權利的隱性損害。原因很明顯，對於具體行政行為而言，當行政機關作出有損於行政相對方之行為時，僅針對一個或幾個數量有限的主體，且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方有權就該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而對於作為抽象行政行為的行政規章而言，其具有法之普遍性、強制性及不可訴性等特徵，行政規章制定權的濫用將會令數量眾多的相對方利益受損，且因其不可訴而「告狀無門」。為此，崔卓蘭老師於上世紀90年代初即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了《論行政規章及其制定程序》(1992年第4期)一文，試圖以程序規范規章制定權的行使，減少權力濫用，防止法繁擾民。此後，又主持申報並完成了兩項國家級課題：其一為1996年的國家教委人文社科項目——「違法行政規章及其對策研究」，此間發表了《行政規章可訴性探討》(《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獲中國法學會成果二等獎、全國第二屆中青年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瑕疵行政規章形態與成因析》(《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4期)、《行政規章的經濟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其二是200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行政規章研究」。對於這一課題，崔卓蘭老師與於立深老師在發表了《論行政規章監督的法學機理和機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2期)、《論制定行政規章思維模式的轉換》(《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3期)以及《行政規章的性質解析與裁量權模式》(《吉林工業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等多篇論文之後，於2002年合著了《行政規章研究》一書作為結題成果，該書從對行政規章予以概念界定和性質解析人手，對規章制定權、裁量權模式、程序設置、監督機理與機制以及規章管制的功能加以遞進式梳理與分析，是我國首部對行政規章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該書出版之後反響熱烈，獲得了同仁的廣泛好評，在其他學者的著述中引證率極高，並於2004年獲第六次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一等獎(政府獎)。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周漢華研究員與浙江大學法學院宋華琳博士在《2002年行政法學研究綜述》中對《行政規章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該書是「2002年本領域最為矚目的成果之一」。
由於崔老師長期從事地方立法的論證工作，作為行政規章研究的延伸，老師將研究范圍擴展至地方立法研究，正承擔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研究》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實證研究》兩項課題，已形成初步成果，發表了《論地方立法的目的轉換》(《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2003年第3期)一文，該文於2005年為《中國行政法學精萃》收錄，另外在台灣省的《法令月刊》(2004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大陸地方立法的走勢》一文，積極促進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的有益交流。此外，針對地方立法的膨脹發表了《地方立法膨脹趨向的實證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一文，從實證角度分析地方立法膨脹現象的成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無論在任何國家，人們可以終其一生不受民法、刑法、經濟法等諸多法律的調整，但不可能不受行政法的制約、不與行政機關打交道。從出生時的注冊戶口到死亡時的注銷戶口，從適齡時入學到結婚時登記，從依法交納稅金到接受社會保障等等，行政權均將作用於此。面對行政管理領域的不斷擴大，行政事務的逐漸增多，如何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不損害處於弱勢地位之相對方的權益即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崔卓蘭老師鑽研行政法學的幾十年裡，執著地堅持「民權至上」原則，多角度、多方位地圍繞著行政相對方權利的維護進行著不懈的理論探索，其著述中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赫然可見。
不覺之間，老師在行政法學領域已耕耘30載，教誨幾代人，取得了許多學界同行無法望其項背的卓越成績。但她卻不容許自己有片刻停歇，依然為那須臾不曾改變的信念行走在學術之路上。2005年，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准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次面向全國進行招標，此次招投標工作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學術性、政策性與導向性，其主要支持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對弘揚民族精神和傳承民族優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課題。以崔卓蘭教授為首席專家的課題組所申報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制度保障」課題，經過受理投標、資格審查、會議初評、復評答辯、審核批准五個階段，在四個競標單位中以多數票通過，成為吉林省唯一獲准立項的課題。在以後的兩年裡，老師將再次投入到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攀登又一學術高峰。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行政法更是如此。崔卓蘭老師深知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同時更願藉此機會將其所倡導的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從抽象的學理研究付諸實踐。因此，老師雖承擔繁重的科研工作，但卻並未推脫一個學者應盡的社會使命與責任，其長年擔任吉林省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長春市政府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檢察院專家咨詢組成員、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多項社會兼職。
老師常教導我等，學者必須有學術良心，要樂於並勇於承擔社會責任，選擇了學習行政法就要選擇保衛最廣大民眾的利益。老師一直用行動詮釋著這樣的理念。作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的咨詢委員和顧問，當國家機關與公民在不同領域交鋒時，她總是義無反顧地站在維護公民權益的立場。在對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規章以及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立法論證時，她主張人性化立法、程序化立法、授益性立法；在為人民政府作顧問時，她倡導政府依法行政、誠信行政、陽光行政；在為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作咨詢時，她鼓勵司法機關擺脫行政機關的影響公正審判、獨立審判、公開審判。所幸的是，服務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的各類國家機關對於學者的建議十分重視，老師的觀點得以充分採納。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即曾在一份材料中寫到： 「崔卓蘭教授自受聘擔任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以來，多次應邀為省政府行政立法提供咨詢。她提供的立法咨詢意見有理論深度，依據可靠，內容具體詳盡，符合現實行政管理實際，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重要的參考價值『。近年來，我省的多項立法項目中吸納了她提出的咨詢意見。崔卓蘭教授承擔省政府立法論證項目最多，為我省立法作出突出貢獻，曾受到省政府領導的稱贊和肯定。」
老師的「社會」兼職工作不僅體現為在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中擔任咨詢委員與法律顧問，還表現在需要經常性地處理各地百姓寄來的請求給予法律援助的信件。面對眾多的個案，為了讓更多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趨利避害、防患未然」，在遇到問題時「知己知彼、保護權益」，老師帶領學生們編寫了一套《百姓維權叢書》，在醫療服務、房屋拆遷、物業管理、進城打工等諸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為百姓提供法律指導，這套叢書已陸續出版，而這項維權事業也還將持續下去。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法律追求公平與正義，傳授法律之人，更應傳道於先。跟隨老師多年，耳濡目染的不僅是為學之法，更有做人之道。
老師是平實低調的。在我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為我們講授政治學的是年逾古稀的李放教授，李老先生曾是崔老師學生時代的老師，在崔老師的誠邀下回到學校為我們授課。老先生的家距離學校很遠，上課時又正值嚴冬時節，每次來去都極為不便。老先生在講授學期最後一課時告訴我們，他退休之後從未接受任何學校的聘請，而只在法學院為憲法與行政法學的研究生上課，原因之一即出於對崔老師正直謙遜、與世無爭之人品的欽佩。老師的淡泊名利可謂「遠近聞名」，於遠，老師在行政法學界以創新而聞名，但由於老師不喜宣傳，不願張揚，因此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多見其文，罕見其人；於近，作為法學院元老級教師，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導，她有令人羨慕的驕傲資本，但卻從不見她恃才傲物、爭名奪利，反而無欲無求、安之若素。從教30年來，老師只是在努力盡到自己教師和學者的本分，勤勤懇懇地教書育人、認認真真地鑽研學問。
老師是寬容仁厚的。對於年青的同事，老師從不以長輩自居，給予更多的是扶持而非壓制，是幫助而非排擠。對待學生，在學術研究上，老師包容多於苛責，啟發多於灌輸，她一向注重培養我們的開闊性思維，絕不將學生的思想囿於其所研究的領域及所主張的觀點之中。在平常生活中，老師細心關注著每個同學的成長，當我們面對抉擇時指點迷津，當我們遇到困難時傾力相助。我和愛人雙雙辭去工作拜於老師門下求學，逢年過節每每欲到老師家裡拜訪時，老師總是在電話里告之：心意已領，無需登門。後來同學若干一起聊天時談及此事，方知被「拒之門外」者遠不止我們二人。在世風日下的今天，老師依然恪守師德、為人師表，不但慎獨己身，且為我輩樹立仿效之典範。
老師是樂觀堅強的。第一次見到老師是在面試當日。三五成群的同學站在考場門外等待老師們的到來，因不識老師容貌，我等皆關注著眼前走過的每位神似教師之人，老師也正是這時走人我們的視野。此前，我以為老師乃近知天命之年，長期鑽研學術之人必面色蒼白，神情凝滯，不想站在我們眼前的卻是著一襲藍色牛仔裝，笑意盈盈，神采奕奕的中年女性。此後見到的老師總是溫和而微笑著的，對工作和生活從無抱怨。但事實上，老師身上的負擔並不輕松。老師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更多的照顧；孩子年幼時身體孱弱，是在她的呵護下在家中學完的小學、中學課程，現已通過了法學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全部課程，為此，吉林大學於2004年在「文明家庭」評比活動中授予老師「傑出母親」的榮譽稱號。雖然工作依然繁重，雖然生活並不輕松，但這些都無法削弱老師的堅強，無法阻礙老師樂觀而積極地面對生活。
老師如深谷之幽蘭，不炫耀、不逐流、不矯揉、不媚俗，暗發芬芳而不張揚；老師若舒緩之流水，守拙、執著、堅忍、包容，雖利萬物而不與爭。其雖低調而不消極，雖執著而不頑固。以納川之胸，憂國、憂民、憂天下；將無欲之心，對人、對事、對生活。
E. 為什麼說行政法既是控製法又是保障法
行政法理論基礎是行政法據以存在的觀念和思想前提。它既是一國現行行政法律的理論總結，又對一國的行政法治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對行政法理論的深入研究決定著我國特色的行政法學體系的建立和我國行政法治建設的方向。近年來，行政法理論基礎的研究相當活躍，出現了各種主張和觀點。但是，在行政法學界尚未形成占支配性地位的主流觀點。對各種不同的行政法理論觀點如何認識，以及理論界開展對此問題的討論本身有何意義，筆者想就此問題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行政法理論基礎的不同觀點
1.平衡論。平衡論是北京大學羅豪才教授等1993年在其論文《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論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平衡》一文中提出的。之後，贊同該理論的學者又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論證，並且平衡論的觀點解釋我國現實社會中的行政法律關系，一定程度豐富了平衡論的理論內涵。平衡論的基本含義是在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中權利義務在總體上是平衡的。它既表現為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的平衡，也表現為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義務的平衡；既表現為行政機關自身權利義務的平衡，也表現為相對一方自身權利義務的平衡。平衡論可稱之為『兼顧論』，即兼顧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一致。（註：羅豪才：《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論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平衡》，載《中國法學》1993（1）。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其後在《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一文中又指出：「平衡論既不是『折衷論』也不是『調和論』。由於行政機關以國家強制力和強大的人力、物力為後盾，總是居於強者的地位，而相對一方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均居於『弱者』地位；因此，正是考慮到這種『力量對比』，『平衡論』總是將監督行政權、保障公民權、以及為相對一方設置更多的權利保障措施放在更為突出的地位。」（註：羅豪才：《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論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平衡》，載《中國法學》1993（1）。）它主要由以下幾方面組成。其一， 就行政法律關系中雙方的地位而言，平衡論認為雙方的權利義務總體上應當是平衡的；其二，就平衡論所實現的目的而言，它是「兼顧論」，兼顧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三者之間的一致；其三，實現平衡的手段是對行政權設定相應的控制手段從而實現權利義務的總體平衡；（註：王錫鋅：《再論行政法的平衡精神》，載《法商研究》1995（2）。 ）其四，鑒於我國目前行政權的現狀及本身的特點，平衡論的重心是實現對國家行政權的控制。平衡論是目前我國行政法學界最有爭議的觀點，許多學者對其是與非開展討論。筆者認為，若從行政法的作用和功能上看，平衡論者堅持和主張的自有它的道理。但如果把它定位為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似嫌勉強（關於這一問題，後面還有論述）。
2.控權論。該觀點將「控制行政權力」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和核心。（註：張尚＠①：《走出低谷的中國行政法學——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695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 ）控權論認為行政法是對行政權力控制的法。該理論從防止行政權力的擴張性和侵害可能性出發，強調必須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它的主要觀點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認為行政機關享有權力和進行管理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法律問題，授予行政機關權力不是行政法所能決定的。行政法所能規范的是權力行使的後果，是由於享有權力、運用權力所帶來的法律問題。第二，認為行政權的行使無須法律保障，行政法就是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的法。這一觀點較多地借鑒了西方行政法作用的理論。
3.管理論。管理論認為行政法既是管理行政機關和公務員的法，又是行政機關進行管理的法。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行政法既有保障行政權有效行使的作用，又有保障公民和組織合法權益的作用。但是，他們並沒有就此認為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就是管理論。管理論主要是從行政法的作用來認識的，沒有對其理論進行過多的分析、論證。
4.服務論。該論認為現代行政法實質上是服務行政法。它兼具服務與受益的功能，服務論為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它的主要內容是要求「政府不應以管理者的身份自居，而應以服務者的身份去為作為主人的人民提供各種服務」。它較多地從行政的功能上概括行政法的本質，並將服務論作為其理論基礎。
除上述觀點外，還有「公共權力論」（註：武步雲：《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公共權力論》，載《法律科學》1994（3）。 ）和「保權控權雙重說」。前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公共權力論」是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後者認為行政法溶控權與保權於一體，行政法的性質主要具有雙重性；既保障行政機關有效地行使行政權，又對行政機關進行法律控制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