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刑事訴訟法

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首先，改革開放後，黨和國家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新時期的基本方針和根本任務，確立了「依法治國」作為國家的基本方略。1997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提出的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中共十六大合乎邏輯地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正是中央對這一問題長期思索的結果，是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著眼於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現實需要：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黨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還把依法治國作為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項基本內容。
第二，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在全國范圍內平反冤假錯案，並加緊全面的立法工作，完善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制度。1982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2010年，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成。 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有法可依。
第三，完善了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新的歷史時期，黨和國家依據憲法的規定，進一步加強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一步加強和擴大基層民主，推進農村的民主制度建設；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使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進一步完善。健全和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促進了各民族的共同發展。
第四，政府職能逐步轉變，逐步建立服務型政府。政府不斷的簡政放權，取消一些繁冗的行政審批，簡化辦事程序，方便人民群眾；在網上開設辦事窗口，實施審批，提供服務。2006年，我國廢除了延續千年的農業稅，政府減免稅收的同時，還給種糧戶發放種糧補貼，不斷服務於民眾，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

2. 1979年中國首次頒布希么

法律分析：1979年中國首次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和其它一些基本的法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讓法律人重新開始了研究工作，也讓全國人民樹立了秩序恢復的信心。1979年3月，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成立，彭真被任命為主任，主持立法工作。三個月時間內，全國人大頒布了7部法律，成為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跡。七部法律涵蓋了保障公民權利、健全人大建設、恢復司法機關建設以及為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保障等領域。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二條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三條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四條 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第五條 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六條 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

3. 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原則

法律主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總則第一章第十二條明文規定：未經人民法院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是新《刑訴法》確定的一條重要原則，簡稱為「無罪推定」原則或「疑罪從無」原則。新《刑訴法》在審判程序中進一步確認了這一原則。《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可以說，確定「無罪推定」原則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重大進步。我們在審判實踐中必須深刻理解這一原則的立法精神，牢牢把握其本質特徵，合理准確地適用法律條文，從而更好地發揮其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安全，維護穩定之作用。一、「無罪推定」原則的由來和立法原意無罪推定原則，顧名思義是針對封建社會的「有罪推定」原則提出來的。①一般表述為：「即被告人在未經法院依法確定有罪之前，應推定為無罪的人」。最早由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在1764年出版的《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提出這一思想主張，其主要含義是：「任何人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之前，都不能叫做罪犯。在尚未決定被告人確實違反他應遵守的條件之前，社會就不得不對他加以保護」。這一原則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封建地主階段斗爭的一個重要產物。在資產階級革命浪潮席捲之下，這一先進思想理論被帶到了整個歐美國家。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這個思想理論原則先是被歐美一些國家載入憲法或刑事法律中，隨著西方文化的傳播，逐步被歐美以外的一些國家所融入，使無罪推定的思想理論原則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共識。《世界人權宣言》、《歐洲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法律文件也確立了這一原則。無庸置疑，無罪推定較之封建專制下的有罪推定和通過刑訊拷問迫使受訊人自證其罪，無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徹底變革，是人類法制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無罪推定原則可概括為四項基本規則：一是只有法院並依照法定的訴訟程序，才能判定某人有罪。即定罪權歸法院。二是證明碧神犯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通常由警察和檢察機關承擔。因為根據天賦人權的理論，人的基本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生來就無罪的，因而也是無須證明的。國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須提出有罪的證據，否則「任何人」的無罪的法律地位不變，就不能轉化為罪犯。三是疑罪無從。證明有罪的證據必須達到充分的程度，即達到使法院確信有罪的程度，否則仍不能使「任何人」成為罪犯。四是被告人有沉默權，不能強迫任何人作出對自己不利的供述。法學界普遍認為，前三項規劃是無罪推定的最基本的含義，前兩項屬於程序要件，第三項屬實質要件，至於沉默要問題，並不影響是否實行無罪推定原則問題。無罪推定是世界各國刑訴法普遍確認的原則，這一原則乎蘆能否適用於我國的刑事訴訟，是一個長期爭論而認識很不一致的問題。從50年代中期的「反右」斗爭直到80年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我國法律界始終沒有中斷對無罪推定原則的批判。尤其是在「砸爛公檢法」和「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文革時期，無罪推定更是被視為「禁區」，試想一個農村生產小隊的治安員就可以隨便抓人、捆人、審問人犯，誰還敢提「無罪推定」那個時代「無罪推定」被烙上「階級性」烙印。到了80年代，我國法歲慧帶學界主要爭論其是否符合我國國情問題，認為有了「實事求是」這一原則，就不必再規定無罪推定原則。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與世界的全面接軌，無罪推定原則得到越來越多的法律界人士的認同，直到一九九六年修改《刑訴法》時，被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寫入新的《刑事訴訟法》。確立無罪推定原則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 1、無罪推定原則是世界各國立法的通例和國際公約的普遍規定。無論是歐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無罪推定都是其刑訴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中國經濟要想與世界全面接軌，作為其保障體系的法律也要有此原則。 2、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國內法中已有先例。全國人大通過頒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均已明確規定：「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香港、澳門基本法都是國內法，而非外國法。 3、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利於在訴訟中有效地保障人權。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在未經判決確定有罪之前，其身份只能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因而法律必須賦予並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和其他各項訴訟權利，它還可以有效地防止辦案人員「內定」被告人有罪，搞事實上的有罪推定。 4、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利於提高公安司法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辦案質量。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是要求起訴方對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確實充分的證據加以證明。如果能夠收集到確實充分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告的無罪假定，即可確認並判決其有罪。它使公安、檢察人員承擔了嚴格的證明責任，必將有力地促使公安政法機關努力提高業務素質，改善執法環境，最終有利於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5、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利於疑難案件的解決。無罪推定的含義就是，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就應當認定被告人無罪。這有利於徹底解決過去對於證據不足，不能證明犯罪的案件(即所謂的疑罪)久拖不決，致使被告人無限期被關押的不正常做法。 6、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利於克服刑訊逼供和虐待被監管人員的錯誤行為。「嚴禁刑訊逼供」是我國刑法，刑訴法的明確規定，然而過去曾屢禁不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安政法人員把被告人看成罪犯，認為對付「壞人」就該「嚴打」。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助於扭轉公安司法人員的觀念，從而減少或逐步杜絕此類現象。二、無罪推定原則的本質及特點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實質上是把過去由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轉交到由起訴機關承擔，這是證明責任的一次重新劃分。過去，如果當事人沒有充分確實的證據證明自己無罪，就推定其有罪，即「自證無罪」、「自證其罪」或「有罪推定」;新訴訟法規定：如果起訴方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當事人有罪的，就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確定的無罪判決，即「公證有罪」或「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從「自證無罪」到「公證有罪」，從「有罪推定」到「無罪推定」，我國刑訴法產生了一次巨大的飛躍。因為它保護的不僅是被告人的利益，而是社會每個成員的利益。因為每個人都有成為被告人的可能。為什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負舉證責任，而由控訴機關承擔舉證責任呢這是因為，第一，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非常復雜，證明要求很高，但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由於人身自由受到某種強制措施的限制，既無權收集證據，又無法進行調查，根本無法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即使能提出某些證據，也往往難以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司法機關一樣承擔證明責任，勢必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中的不利地位。讓被告人負證明責任不符合法治公平的原則。其次，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負證明責任，容易使司法人員推卸自己的證明責任，消極地依靠犯罪嫌疑人自我證明有罪或無罪，對查明案件的消極影響大於積極影響。其三是資產階級法學家提出的天賦人權理論，人沒有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義務。無罪推定原則確定在公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擔證明責任，也就是沒有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不能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證明自己無罪便據此得出其有罪的結論。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不享有沉默權。法律明確規定，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如實回答的含義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交代罪行，提供自己能夠提供的證據;無罪的犯罪嫌疑人則應如實陳述無罪的事實，並提供自己能夠提供的證據或線索。這一點我們與西方國家的法律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國家的法律包括港、澳、台等地方的法律規定，當事人享有沉默權，可以拒絕回答警方的提問。而我國則不同。由於犯罪嫌疑人對自己是否犯罪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法律上不能允許犯罪嫌疑人拒絕回答問題或作虛偽陳述。②「對有罪者，要求他如實交代罪行，有利於偵查機關准確及時地查明案情;對無罪者，要求他積極與偵查機關配合，以協助查明事實真相，查獲真正的犯罪分子，同時使他本人盡早解脫嫌疑。犯罪嫌疑人必須如實回答，不等於其負有證明責任;犯罪嫌疑人不負舉證責任，不等於其有沉默權」。法律的這一規定，從刑事訴訟的實踐出發，掙脫了傳統證明責任概念的束縛，走出了西方證據理論的誤區，既有利於與犯罪分子作斗爭，又有利於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可以說是非常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原則。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發展的、變化的，隨著我國國情的變化，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進一步健全，社會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高，群眾法律意識的進一步增強，「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的另一項人權「沉默權」也會寫入法律的。「沉默權」問題目前在法律界的爭論也非常激烈。

法律客觀：

《 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七十條 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刑事案件： (一) 故意傷害 案(輕傷); (二)重婚案; (三)遺棄案; (四)妨害通信自由案; (五)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 (六)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件(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七)侵犯 知識產權 案件(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八)屬於 刑法 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以判處三年 有期徒刑 以下 刑罰 的其他輕微刑事案件。 上述所列八項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於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 立案偵查 。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 偽證罪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包括： (一)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⒈侮辱、誹謗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的，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 ⒊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 ⒋侵佔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條規定的)。 (二)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 ⒈故意傷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 ⒉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規定的); ⒊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規定的); ⒋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的); ⒌遺棄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規定的); 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一節規定的，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⒎侵犯知識產權案(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七節規定的，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⒏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 本項規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其中證據不足、可以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或者認為對被告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應當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者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三)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且有證據證明曾經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

4. 2018年10至11月中央重大會議。

2018年10至11月中央重大會議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新華社北京9月21日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開會議，審議《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和《2018—2022年全國幹部教育培訓規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黨支部是黨的基礎組織，是黨的組織體系的基本單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支部建設，要求把全面從嚴治黨落實到每個支部、每名黨員，推動全黨形成大抓基層、大抓支部的良好態勢，取得明顯成效。

會議認為，《條例》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既發揚我們黨長期積累的黨支部建設寶貴傳統，又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基層創造的好做法好經驗，規定明確、符合實際。

制定和實施《條例》，是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的重要舉措，為新時代黨支部建設提供了基本遵循，對加強黨的組織體系建設，全面提升黨支部組織力、強化黨支部政治功能，鞏固黨長期執政的組織基礎，意義十分重要。

會議要求，各級黨委（黨組）要加強對《條例》實施的組織領導。要抓好《條例》的宣傳解讀和學習培訓，使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深入領會《條例》精神，全面掌握《條例》內容，增強貫徹執行《條例》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的培訓，提高抓好黨支部工作、推動黨支部建設的本領。要加強督促落實，確保《條例》各項規定要求落到實處。

以上內容參考：人民網-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5. 陳光中的學術思想和理論

陳光中治學嚴謹，崇尚科學，倡導創新，注重務實。既立足於中國國情，又密切注視國際研究動向和趨勢，幾十年來孜孜以求、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出版著作35部、教材19本、論文220多篇），形成了自己系統的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訴訟價值觀
陳光中認為訴訟法的價值可分為工具價值和獨立價值；在現代法治國家，實體法和程序法相輔相成，不能有主次之分；應當承認，訴訟法的第一價值是保證實體法的正確實施，同時也不能忽視其自身重要的獨立價值。實體法和程序法不是機械的並重而是動態的並重。
（2）刑事訴訟目的觀
陳光中主張法的權利本位觀，刑事訴訟在總體上也應當以權利為本位，打擊犯罪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人權。但刑事訴訟直接的目的應當是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的內涵，狹義上應指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處於弱勢地位，其權利應當是保障的重點。我國傳統上重打擊輕保障，因此既要講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結合，又要重點突出保障人權。應當將「保障人權」載入刑訴法條文。同時，他認為強調人權保障並不意味著放棄懲罰犯罪的價值追求，而是主張在加強人權保障的同時防止削弱打擊犯罪，在強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障的同時強化被害人等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障。
（3）刑事訴訟結構觀
陳光中認為，科學而合理的刑事訴訟結構才能保證實現司法公正，現代法治的刑事訴訟結構應貫徹控審分離、控辯平等對抗、審判方居中裁判的原則。他主張，中國刑事訴訟中應當包括兩個三角結構：一個是在審判階段中，控辯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大三角結構。另一個是審前階段由偵查機關、犯罪嫌疑人以及審批逮捕、審查起訴的中立裁決者組成的三方結構。
此外，他還認為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這兩種訴訟結構各有長短，兩者適當結合最有利於實現我國刑事訴訟的目的，應吸收西方兩大訴訟結構的長處來改革我國刑事訴訟結構。我國刑事訴訟結構近似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應適當吸收當事人主義的一些做法，同時又不能完全照搬，應保持法官在庭審中有限的主動性。
（4）刑事訴訟效率觀
在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的關繫上，陳光中主張「公正第一，兼顧效率」。他認為，在刑事訴訟價值中，公正處於核心地位，因為刑事訴訟的根本目的是保證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正當程序查清案情，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以一種和平和非自助的方式解決國家與被告人、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的矛盾，從而恢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秩序。當然，公正的優先地位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情況下，為了效率，不得不對公正的價值作出適當的犧牲，但是這種犧牲不能過分，否則就會違反司法的基本要求。 （1）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的訴訟真實觀
陳光中認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價值論是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理論基礎。他不同意否定認識論對證據制度起指導作用的觀點。他認為刑事訴訟證明的目的是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達到訴訟客觀真實，即司法人員的主觀認識力求符合案件客觀事實。他主張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由於訴訟證明的復雜性，訴訟價值追求的多元性，刑事證明不能只適用一個統一的證明標准，而是要有層次性，如適用推定等，這樣就必須適用法律真實原理。但是如果法律真實不與客觀真實相結合，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主觀主義。
（2）證據裁判原則
證據裁判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中認定犯罪事實時必須遵循的原則。訴訟證明方式的演進歷史，不應以歐洲大陸為中心，而應擴展至世界范圍,將其分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證據裁判三個階段。證據裁判原則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根據。證據必須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可采性。定罪證明標準是 「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主客觀相結合的標准，其中「事實清楚」是主觀標准，「證據確實充分」是客觀標准。刑事訴訟法新增加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將其作為證據確實充分的關鍵條件。但不能照搬西方對排除合理懷疑關於「接近確定性」或「95%」的解釋。對案件的主要事實應達到結論唯一性，以嚴防冤案的發生。
（3）刑事證明理論
陳光中主張，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明，在廣義上，應當指公安司法機關和當事人以及他們所委託的辯護人、代理人收集、運用證據認定刑事案件事實的活動。對於證明責任問題，他主張對舉證責任和職務證明責任進行區分，舉證責任是指在法庭審理階段，控辯雙方對法庭承擔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的責任。而職務證明責任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基於職責，在訴訟證明中所應達到的要求，即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的處理性決定時必須具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責任，它要解決的是國家專門機關在追究犯罪時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關系問題。
（4）刑事證據原則和規則的完善
陳光中主張為了實現證據制度上科學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根據國際人權的有關規定並參考外國的證據法，應當確立以下原則、規則：無罪推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證人拒絕作證特權，傳聞證據規則等等。他力主疑罪從無，認為疑罪從輕實質上是有罪推定並且是產生冤假錯案的重要成因。1996年刑訴法修改，增加證據不足作無罪處理的重要規定，這與陳光中的努力有關。對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陳光中主張建立相對排除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刑訊獲取的口供一律排除，不具有證據效力；實物證據則由於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應採取裁量排除原則，即根據違法程度、案件的性質、公益的保護等因素綜合加以酌量考慮，具有一定的彈性。在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和證明標准上，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認為指控犯罪的證據為非法取得並提出相關線索時，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為合法取得，其證明標准為確實充分，至少要達到證據明顯優勢。 （1）加強被告人權利保障
陳光中認為，在當前，刑訊逼供是最大的程序不公，冤枉無辜是最大的實體不公。為了遏制刑訊逼供，陳光中主張，擴大刑訊手段的解釋范圍，即刑訊不僅指對肉體上的施加暴力，而且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實現看守所中立，並由其進行全程錄像或者錄音；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相對的沉默權。
（2）完善辯護制度
陳光中始終認為，辯護制度是一個國家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標志。1955年他在《政法研究》上發表的處女作論文中就通過介紹蘇聯辯護制度主張在新中國建立辯護制度。後又在兩次主編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以及發表的文章中，力主不斷完善辯護制度。如主張律師在偵查階段應當以辯護人的身份參加，會見犯罪嫌疑人不被監聽，有權收集證據等。他是最早主張在我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應當全程實行法律援助制度。
（3）強化被害人的權利保障
陳光中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提出應加強被害人人權保障。在上次修改刑事訴訟法時，他主張在加強被告人權利的同時擴大被害人的權利。經立法部門和學者的共同努力，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把被害人列為當事人之一，賦予了他申請迴避權和要求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權利，從而加強了對被害人權利的保障。當前他又主張制定新法，創建被害人救助制度。
（4）腐敗犯罪案件偵查手段的完善
陳光中認為，在我國的腐敗犯罪案件偵查中，檢察機關取證能力較為有限，難以有效地打擊腐敗犯罪。《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0條第1款明確規定了在腐敗犯罪案件偵查中可以使用控制下交付、特工行動和電子或者其他監聽形式等特殊偵查手段。但我國1996年刑訴法對這些手段均沒有作任何規定。因此他建議，修改刑訴法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反腐敗偵查部門有使用特殊偵查手段的權力，2012年刑訴法再次修改時吸收了此建議，將特殊偵查手段納入刑事訴訟法規制范圍之內。同時，他特別強調，在強化犯罪偵查能力的同時，加強對檢察機關權力的制約也非常必要。
（5）二審程序的進一步完善
陳光中認為，我國刑事二審程序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權利救濟和保障公正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發揮出來。1996年刑訴法修改對二審審判改革力度明顯不夠。為充分發揮二審程序的功能，刑訴法再修改應當堅持全面審查原則、擴大開庭審理的范圍、完善上訴不加刑原則、改革發回重審制度、創建當事人和解制度。惟有如此,刑事二審程序才能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科學化。
（6）死刑復核程序的完善
陳光中認為死刑案件人命關天，死刑復核程序是最後一道把關的程序，應當向訴訟化方向進一步完善：第一，法官應當訊問被告人；第二，必須有辯護人參與，被告人及其近親屬沒有聘請辯護律師的，應當指派法律援助機構的律師參加。第三，對控辯雙方有爭議的重要證據要認真細致地核實，必要時可以到當地召開不公開的聽審會，通知辯護律師和公訴人到場，對證人、鑒定人等言詞證據來源加以質證，以便更有效地判明這些證據的真實性。以上部分主張被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所採納。
（7）再審程序的改造
陳光中認為，我國傳統觀念上強調「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單純追求實體公正，具有片面性。現代化的再審程序必須把既判力理念、禁止雙重危險（一事不再理）規則、程序安定性與糾正錯判結合起來，區別有利於被判決人和不利於被判決人兩種情況做不同處理。他認為在再審理念上不能只強調程序終局性而不注意糾正生效裁判實體錯誤，特別是對無罪錯判有罪的已生效裁判任何時候都應當允許申訴，在查清案件事實真相後，必須加以改判平反，還無辜者以清白。
（8）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
陳光中認為原刑訴法對未成年人被追訴人的特點關注和權利保障很不夠，主張再修改時應專章設立未成年人訴訟程序，規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確立全面調查、分案處理和辦案人員專業化的制度；實行指定辯護制度，提高逮捕標准，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點消除制度，並率先提出增設附條件不起訴程序。以上主張大多被2012年刑事訴訟法所吸收。
（9）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
陳光中認為，近些年來，在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理念已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實務部門通過開展試點，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刑事和解制度體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能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盾、有利於提升被害人的程序性主體地位並提高訴訟效率。刑事和解應當貫穿於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的刑事訴訟全過程。同時還應加以規范，使其發揮最大功能，將弊端減少到最低限度。如防止被害人漫天要價以及放縱犯罪或者處罰過輕現象。
（10）刑事賠償制度的建立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陳光中教授就率先關注和倡導建立中國的刑事賠償制度。他指出，為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應當盡快建立刑事賠償制度，以使憲法和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具體化，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他建議，享有刑事賠償請求權的條件，應當包括錯誤羈押和錯判，錯判以無罪枉判為限。關於賠償的范圍和標准，他認為，我國確立刑事賠償制度時應當以賠償經濟損失為主，賠償金應當由國庫支付。他還建議，司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如果挾嫌報復、玩忽職守，造成錯誤羈押，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除了應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外，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些建議，後來大多被1994年通過的國家賠償法所吸收。十多年後，根據法治建設發展，立法機關啟動國家賠償法的修改。陳光中積極參加修改座談會，還在權威刊物發表論文，對如何改革刑事賠償制度提出系統建議，其中不少主張為2010年通過的國家賠償法修正案所吸收。 （1）與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銜接
在聯合國司法准則問題的研究上，陳光中率先敏銳地認識到了該問題的重要性，其研究在國內居於領先地位。1998年，陳光中與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國際中心合作推出的《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一書，是國內最早專門探討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在中國的實施問題的專著。他認為，聯合國人權准則是從人類社會共同的要求中概括出來的准則，我們應當予以尊重。對於我國已經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則應當認真、嚴格地予以遵守，不宜與之發生明顯的不協調的現象。他認為目前我國的刑事法律在保護人權方面已經有了較大的進步，應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造條件，努力使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的內容在我國能真正得以實現，必要時還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與國際條約相接軌。
2002年，陳光中主持起草了《關於我國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建議書》，並公開發表在《政法論壇》雜志上，他希望通過該建議書促進我國早日批准和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促使我國人權狀況進一步改善，促進我國的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對於我國批准和實施該公約的條件問題，他認為，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基本具備批准和實施公約的條件。對於公約與我國國內法的協調問題，他認為，我國憲法沒有對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關系問題作出原則性規定，將來應當對該問題在法律上加以明確，確立優先適用國際法的原則。對於該公約條款的保留問題，陳光中建議，在批准公約時盡量不保留，把保留和聲明的條款減少到最低限度。關於該公約的批准時間問題，他建議，我們應當積極創制條件，認真做好各種准備工作，以爭取盡快批准公約。
（2）對外國法制經驗的借鑒
早在1988年，陳光中主編了《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一書，這是建國以來我國法學界第一部系統研究外國刑事訴訟程序的專著。在對待外國法治的態度上，陳光中教授認為，西方國家法治的一些內容，反映了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動的共同規律，不能簡單地用階級性予以否定，應當在立足我國國情的基礎上，認真加以借鑒和吸收。特別是從「二戰」結束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世界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刑事訴訟制度方面有不少變革和發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訴訟活動的一般規律和發展趨向。這些規律和趨向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2004年，陳光中教授又主編出版了《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一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刑事訴訟立法的最新變革動向以及聯合國有關刑事訴訟的條約，為我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及探討刑事司法發展規律提供重要資訊。但是，陳光中教授從來不盲目相信西方的制度，認為，對外國法的移植和吸收，必須同本國國情相結合。 1. 《刑事證據制度理論》（合著），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
2.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第一作者），群眾出版社1984年版。
3. 《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4. 《律師學教程》（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5. 《中國法律教程》（主編），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6. 《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華法學大辭典·訴訟法學卷》（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第一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9年再版。
9. 《聯合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第一主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國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版。
11. 《中德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據法專家擬制稿（條文、釋義與論證）》（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3. 《審判公正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4. 《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5. 《刑事再審程序與人權保障》（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6.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主編），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8. 《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修訂版）》（副主編，並任其中的「刑事訴訟法」、「司法組織」學科主編），中國網路全書出版社2006年版。
19. 《比較與借鑒——從各國經驗看中國刑事訴訟法改革路徑》（第一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0.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和反腐敗公約程序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1. 《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第一作者），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22. 《陳光中法學文選外文卷「Chen Guangzhong：Selected Works on Law」》，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3. 《陳光中法學文選》（三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4. 《中國刑事二審程序改革之研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釋義與點評》（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6. 《刑事訴訟法》（第五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7. 《法學概論》（第五版）（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103年版。
28. 《證據法學（修訂版）》（主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9. 《論檢察》（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13年版。
30.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研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 《蘇聯的辯護制度》，載《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
2. 《關於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分類與間接證據的幾個問題》（合作），載《政法研究》1956年第2期。
3. 《我國古代刑事立法簡述》，載《政法研究》1963年第4期。
4. 《略論封建法制》，載《法學研究》1979年第1期。
5. 《試論我國封建法制的專制主義特徵》（合作），載《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
6. 《應當批判地繼承無罪推定原則》，載《法學研究》1980年第4期。
7. 《中國古代的上訴、復審和復核制度》，載《法學評論》1983年第3、4期合刊。
8. 《日本的刑事訴訟法——赴日本考察報告》（合作），載《法學研究》1985年第6期。
9. 《刑事損害賠償制度芻議》（合作），載《中國法學》1987年第1期。
10. 《關於檢察制度改革和刑事訴訟法的幾個問題》，載《浙江法學》1987年第3期。
11. 《外國刑事訴訟法程序的近期發展趨勢》，載《比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12. 《中國刑事訴訟法的形成和特徵》，載《中國刑事法的形成與特色》（第1卷），日本成文堂1989年 版。
13. 《關於中國的判例制度研究》，載《立命館法律評論》（日本）1989年第4期。
14. 《處理兩岸間刑事法律之我見》，載曾憲義等：《大陸法律學者論「海峽兩岸關系暫行條例」》，台灣蔚里 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問題新探》（合作），載《法學研究》1991年第2期。
16. 《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制度》，載《中國刑事法的形成與特色》（第2卷），日本成文堂1991年 版。
17. 《中國大陸的法學教育》，載《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1992年。
18. 《關於反貪污賄賂立法若干問題的比較研究》（合作），載《立命館法律評論》（日本）1993年第8 期。
19. 《我國刑事訴訟目的與審判結構之探討》，載《政法論壇》1994年第1期。
20. 《世界刑事訴訟法發展趨勢與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展望（要點）》，載《93』刑事訴訟法學國際研討會 論文》1994年1月。
21. 《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之展望》（合作），載《刑事法律與犯罪比較研究》（法國·法文）1995年。
22. 《孫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法制思想》，載《政法論壇》1995年第2期。
23. 《論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指導思想》，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4期。
24. 《刑事訴訟法修改芻議》（合作），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4、5期。
25. 《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現況及發展趨勢》，載《中國法律》（香港）1996年第1期。
26. 《刑事司法人權保障的新篇章》，載《政法論壇》1996年第4期。
27. 《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立足國情與借鑒外國相結合——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體會》，載 《政法論壇》1996年第6期。
28. 《中國刑事訴訟法之改革》，載《刑事法律與犯罪比較研究》（法國·法文）1998年。
29. 《刑事法制的回顧與展望》，載《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
30. 《刑事訴訟法學二十年》，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31.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6期。
32. 《刑事證據制度與認識論——兼並誤區論、法律真實論、相對真實論商榷》（合作），載《中國法學》 2001年第1期。
33. 《論刑事訴訟中的「中立」理念》（合作），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2期。
34. 《追求刑事訴訟價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評》（合作），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 第1期。
35. 《中國刑事強制措施制度的改革與完善》（合作），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5期。
36. 《關於鐵路司法體制改革的幾點看法》（合作），載《人民檢察》2003年第12期。
37. 《刑訴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理之修改》，載《政法論壇》2004年第3期。
38. 《改革、完善刑事證據法若干問題之思考》，載《證據法論叢》（第8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 版。
39. 《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載《澳門檢察》2004年第5期。
40. 《試論我國刑事審判監督程序之改革》（合作），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1期。
41. 《刑事司法鑒定製度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合作），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1期。
42.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1期。
43. 《刑事和解初探》，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5期。
44. 《附條件不起訴：檢察裁量權的新發展》（合作），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7期。
45. 《司法、司法機關的中國式解讀》（合作），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
46. 《國家刑事賠償制度改革若干問題之探討》（合作），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47. 《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若干問題之展望》，載《法學》2008年第6期。
48. 《改革開放30年的刑事訴訟法學》（合作），載《現代法學》2009年第1期。
49. 《訴訟真實與證明標准改革》（合作），載《政法論壇》2009年第2期。
50. 《刑事訴訟立法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2009年第5期。
51. 《建國初期司法改革運動評說》（合作），載《首屆中國法學名家論壇論文集》2009年4月。
52.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合作），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15期。
53. 《偵查階段律師辯護問題研究》（合作），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54. 《再談刑事和解》，載《法學研究》2010年第1期。
55. 《中國語境下的證明責任問題探討》（合作），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2期。
56. 《刑事證據制度改革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之探討——以兩院三部<兩個證據規定>之公布為視角》，載 《中國法學》2010年第6期。
57. 《關於司法權威問題之探討》（合作），載《政法論壇》2011年第1期。
58. 《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視野下的二審程序改革》（合作），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3期。
59. 《我國公訴制度改革若干問題之探討》（合作），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4期。
60. 《論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裁判原則——兼談<刑事訴訟法>修改中的若干問題》（合作），載《法學》2011 年第9期。
61. 《關於修改後<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若干問題的思考》（合作），載《法學》2012年第11期。 62. 《比較法視野下的中國特色司法獨立原則》，載《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63. 《論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載《澳門研究》2013年第1期。
64. 《關於深化司法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合作），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4期。
65. 《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合作），載《訴訟法學研究》（第十八卷）2013年9月。
66. 《論無罪推定原則及其在中國的適用》，載《法學雜志》2013年第10期。
67.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改革之探討》（合作），載《中國法律》2013年第5期。
68. 《嚴防冤案若干問題思考》（合作），載《法學家》2014年第1期。
69. 《應當如何完善人權刑事司法保障》，載《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1期。
70. 《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改革》，載《中國司法》2014年第1期。

6. 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之前有多少部法律

只有憲法和刑法2部大法
其它都是單獨的條例或者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