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行政法的變革之道

1. 對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對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摘 要 行政法基本理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產生的，不同的社會背景，會形成不同的行政法理念，同時也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整個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價值取向的關鍵就在定義好行政的理念。

如今，在當下構建和諧中國，和諧社會以及政治經濟制度不斷變革的大環境下，公眾希望政府履行為人民服務的聲音越來越高。

隨著行政主體們在權利方面意識的增強，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中，惠民成為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出現了惠民理念的行政觀念。

關鍵詞 行政法 理念 行政惠民

從古至今，無論是公眾、政府還是學者，對於行政法理念的研究歷來不缺乏。

行政法的理念也在研究變化中不斷變遷：從過去的行政管理論到控權論;當前我國業內普遍認可是平衡理論、行政法合作理念、平等以及契約等理念，但我國目前努力營造和諧的大背景下，管理行政法的思想意識是不是會因此出現新的變化，這些變化怎樣發展?怎樣調整行政法的內涵以確保其適應現階段行政實踐的要求，才能真正的做到服務行政，指導行政。

一、有關行政法理念的形成發展探索

(一)行政法的管理理念

管理行政法的理念是與管理行政法的理論同時出現的一種行政法理念。

在我國，管理理念是一直占據統治地位的行政法理念。

有人對行政法做過如此的定義：“行政法是概念上的管理方法，可以說就是對國家進行管理的法律。

在管理上，對應的那方要承擔起義務，執行權力是由行政機關來完成的。

因此，雙方形成了履行義務和行使權力的關系。”但是在管理行政法中，依法行政的性質會受到來自“法”的范圍大小的影響。

有人還針對這一問題做過這樣的描述：強制力作為主要的組成部分，強迫對方服從是行政的主要特徵。

但以當今的視角看來，管理行政法因為在實際運作中將行政相對方完全撇開，缺少了實體的參與，因而並不能很好地體現法的理念和精神，從而逐漸被淡出人們的視角。

(二)行政法的控權理念

控權理念是起源於歐美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行政法理念，其發展得益於兩個最有利的條件：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理論以及自由民主的觀念。

控權理論主張：“只有那些盡量不管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好政府”;每個國民都期望政府控制行政權是通過“干涉最小化”的方式來實現，這樣能偶最大化的確保公民行使自由的權利。

它以控制行政權力的行使為核心，具體內容體現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控權理論主張用最小的權利發揮最大的效果，最小的權利是指它的功能只是發揮有限范圍內的有限權利，比如保護公民的財產人身安全。

如此來抑制行政權利的濫用，也阻止了行政權對公民隱私的侵犯。

第二，控權理念認為要適當限制行使行政權利的手段和方法，這里包括行使手段的實體意義以及限製程序的意義，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對抗行政權力的目的。

最後，控權理念的行為准則是“依法行政”，通過這樣的准則來對自由量權進行控制，如果沒有法律，就無從談行政。

通過限制行政主題的作用范圍確保另外一方公民的自由與權利。

著名的行政法學家戴雪就是這種主張的支持者和積極維護者，他提出的對專橫武斷的權力的掌控，即是控制行政權力的.體現。

(三)行政法的平衡理念

行政法中的平衡，是要將國家、公共、個人方面的利益都統一起來，實現行政雙方在權利和義務方面的平衡關系。

簡而言之，平衡行政法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意識公平配置權利義務的立法工作：二是要在整個行政法的解釋過程和適用過程中都平衡各方的利益。

由此，行政法律規范進行義務和權利的分配時，就不可以將視角限制在一個角度，而是要照顧到每個角落，不能只關注一方利益。

平衡得照顧到各方面利益的前提是相對方的積極參與其中，如此才能夠正確探尋到不同主體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管理行政法、平衡以及控權等理念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出現的，並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的先進理論，但是在當下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特定背景下，作為行政主體，如何最大限度地將行政權利還給相對方，如何把更多的資源利益劃分給另一方，怎樣友善對待另一方等問題應當其具體你離的目標和方向指針，新的行政理念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被強烈呼喚，就是一種把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新的行政法理念。

(四)新興行政法理念概要

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新的行政法理論，新的行政法觀點等層出不窮，不僅國外提出了許多先進的思想，我國學術界也提出了許多諸如：合作、契約、契約平等等理念。

盡管多方沒有取得一致的共識，但他們的核心思想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平等合作的意識。

平等合作理念抬高了相對方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希望以此來實現行政的民主化，從而為它提供了一種理想化的關系模式，因為行政主體因為擁有比相對方更多資源，就不可能單純的是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平等協商。

我國作為較早關注行政法的國家，突出行政機關的服務性質，行政機關保障義務方權利的新理念，這和當前所說的行政惠民的內涵式統一的。

所以，行政惠民理念因為對行政主體和相對方的明確劃分，而相比於其他行政法理念而言，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相更符合，更能突出政府的民本立場，從而當仁不讓的地發展為基本的行政法理念。

二、惠民理論的生成有了社會現實性條件

惠民理論的生成有其前提條件，得益於所處的社會現實條件的發展和成熟。

惠民理論在我國的提出，有以下幾點：首先，我國行政法理念受到來自於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改革的影響，並成為其發展的源泉和理論基礎。

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公共的管理者，在管理公共組織和執行公共政策的時候需要對公民服務和放權，其工作重點不是掌舵和劃槳，而是應該通過完整的有力度的整合力和回應力來建立有效的機構。

公共服務理論認同行政機關為義務方提供相關服務以及給予特殊照顧的思想，從而為給惠於民提供了正當的理論依據，也同時基本的行政職責;公民理論是以此為前提公民權利的外延擴大並為其提供了理論方面的支撐，也就是說擴大了民眾的權利范圍，由開始的僅有的政治參與權，到後來放開的行政參與權。

其次，經過接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和變遷，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乃至各個角落，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逐漸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關於行政“惠”民的觀點並不是一時的發明床在，通過我國近年來在處理民生問題的時候制定的政策以及總結的教訓和積累的經驗而來。

中央最近發布的文件和我國高層領導人的公開發言都按時了我國政府當前“惠民政策‘的目標，這是研究行政法中行政惠民思想的條件和來源。

三、政治以及經濟條件導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一)政治條件導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中國的民主發展和改革的作用下，政府職能逐漸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人們的利益得到了相關的重視。

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我國政府由之前的”行政服務“逐漸轉向“服務政府”制定和出台和很多惠民政策和措施;新的技術拓寬了群眾的訴求渠道，訴求願望變得暢通，讓距離不再成為訴求的障礙，使得不在場的群眾也能反映問題;轉變行政工作態度和機關工作作風;推動基本公共服務，服務方式變得多元化;完善志願者服務體系，推動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等的措施。

這些手段，讓惠民成為實際。

(二)經濟條件導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建設推進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全權負責管理模式的整體轉變，政府轉變行政模式和服務方式，逐步建立起了服務型政府的新模式，細化服務的職能，轉變了強權管理的現象。

市場在經濟調控的基礎上得以自由發揮，資源配置轉向多向發展。

這種經濟模式的優勢在於預防了經濟壟斷現象的出現，降低了市場收外部市場的負面影響程度，同時保證了提升和發展經濟戰略化的步伐。

為了適應我國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的需求政府逐步成為服務者，進而為行政惠民創設了基礎條件。

由此可見，在市場經濟發展環境下，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參與市場競爭，是保證公民享有合法權益的前提條件。

此外，市場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推動了政府不同調控方式的全面發展。

引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行政惠民精神的建立。

四、和諧社會的發展促使行政惠民的根基牢固

構建和諧的主要目的是營造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各類矛盾都有得以解決的有效途徑，逐步推行民主政治，為人民服務。

快速發展的改革開放促進市場經濟迅猛發展並取得喜人的成就，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同時思考怎樣讓人民繼續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幸福。

目前，基本形成了和諧社會的構建模式，在這一目標的敦促下，社會沖突得以日益減少，矛盾得以緩和，民主觀念和制度得以有效推行。

行政惠民的管理意思應該和和諧社會的總目標彼此融合、相互促進，在全國積極追求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行政惠民因此發展為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其理論支持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1.行政惠民強調建設民主社會，保護人民的合法權利，積極引導行政機關及其客體主動參與，以便保證各方利益的平衡，妥善解決矛盾。

2.行政惠民同時也尊重民眾的意願，體現了國家尊重人民的尊嚴，力求通過構建政府和群眾誠信的關系積極促進人民互幫互助、團結友愛、積極向上、道德崇高等。

只有充滿活力的社會才可以推動社會的不斷進步，並且有助於社會的良性循環發展。

3.行政惠民要求需要行政主體為民眾提供個性化服務的願望與活力社會理念不謀而合。

所以說，惠民理念促進了二者平衡，最終實現和諧社會。

五、權利意識形成給行政法惠民提供了思想保障

行政法惠民需要滿足人民的現實需求，需要分析民情，因此只有在人民的廣泛積極參與行政及良好表達的前提下才能使行政主體提供人性化的服務，令行政法更具有效性和針對性。

行政惠民離不開全體民眾的積極合作與全面參與，公民精神及權利意識是人民在行政實踐中積極活動良好前提，同時逐步養成的公民精神與日益普遍的權利意識，進一步促進了行政法惠民的形成和發展。

傳統模式下的法學研究將法律價值定位在階級層面，壓制了人們的積極參與熱情，不能體現政府服務職能，也無法滿足公民利益需求，因此呈現出現實弊端，迫切需要優化改革。

新時期，公民權利及意識持續強化，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熱情越來越強烈，使得權利主體其充分意識到公民權利的重要性，行政法則成為彰顯公民意願的體現，切實發揮行政惠民服務的力量，成為行政惠民科學理念的形成良好基礎。

六、總結

總之，行政惠民理念的形成促進了行政法的人性化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目標相一致，因此我們只有對其內涵進行深入探析，明確其形成的客觀條件，並實施惠民理念的深化發展，才能真正創建良好的服務型政府，令民眾利益、合法權益得到全面保障，並促進人類社會的持續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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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產生的根源有以下三個：

（1）經濟根源：私有制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2）階級根源：階級的產生。

（3）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導致原始社會既有的社會規范無法適應社會沖突，為了維護新的社會秩序，國家產生了，法也產生了。

(2)中國行政法的變革之道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

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梁，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里。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

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

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合同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當18世紀、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並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

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

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

該法典仍然適用於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3. 關於行政法的核心論文

行政法的核心與理論模式

作者：羅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

一、傳統行政法學以行政權為核心夠建理論體系

傳統的行政法學都是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戰前的大陸法系國家如德、日以及舊中國等，他們的行政法學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權。這集中表現在行政法學理論體系的架構上結構方面。傳統行政法學的結構主要由有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行政組織法。行政組織、行政機關、行政主體，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存在差別，運行機能也不盡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與行政權有關，都是作為行政權的載體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為法，都是有關行政權運作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濟法。行政機關要為其權力的行使承擔責任，給受損害的公民提供賠償。總的說來，在歷史上大陸行政法系國家強調以行政法為工具來保障行政權有效地行使，強調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傳統行政法理論體系，主要也是三個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三部分內容構成。這三個部分內容體現的中心原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委任立法是通過立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權，司法審查是司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可以看出，這種理論體系還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來構建，強調控權，不重視相對方應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政法學界也有過關於行政法性質、功能的爭論，提出了控權、保權以及既要控權又要保權的三種理論觀點。由於當時行政法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又急於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便大量地從日本和我國台灣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則甚至理論框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為制定行政訴訟法作理論准備，我國行政法學階曾圍繞行政法與行政權的關系、行政法的性質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等問題，展開一場關於行政法要「控權」、「保權」還是「既要保權又要控權」的爭論。我國1989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這場學術爭論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爭論並不深入的立法宗旨，與這一階段理論爭論有密切的關聯。

自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我國行政法學界對實踐的發展作了比較深入的總結。人們逐步認識到，雖然以行政權為核心構建行政訴訟制度，、強調維護和監督行政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整個行政法制、行政法學理論體系來看，其視角比較狹窄，思路比較短淺，形而上學的片面性比較突出，認識到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難以揭示行政法內在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預期，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事實上，二戰後，特別是自80年代以來，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歐洲，其行政法理論也不完全拘泥於傳統的理論，也在不斷探討2。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考慮行政法的核心問題。

二、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第一種理論認為行政主體和公民的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把公民置於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張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強調維護行政特權。以這樣的原則來構建的行政法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管理理論」。第二種理論強調控制行政權、保護公民權利，主張通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來控制行政權，認為只有行政權受到嚴格控制，公民權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點是突出監督行政的關系。，我們稱之為「控權理論」。第一種理論曾主要流行於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蘇聯等，第二種理論主要流行於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應該說，近幾十年來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法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無論在體系、方法、原則、規范，還是行政法的適用范圍等方面都有所創新，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加以借鑒，但也應當看到，他們的行政法理論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三種就是我們所倡導的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我們認為，行政法關系的各方主體都是能動的，擴張的，又有兩重性。雙方既對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發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對雙方主體既要加以制約，又要加以激勵。當然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條件下，我們應該重點強調制約行政權。行政主體應維護和增進相對方的合法權益，行政相對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特別要通過互動的參與機制，形成和諧、合作的行政關系格局。我們的理論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因此，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構建行政法理論體系，至少有三種模式。這些模式在價值取向、目標、規范體系、制度體系的設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范圍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別3。

三、行政法平衡理論的創見與價值

在行政法學的研究中，是否還存在別的研究視角？是否還有別的研究範式，或者別的理論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現象紛繁復雜，並在發展之中，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現多樣化，理論模式決不會是單一的。何種理論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時間的考驗。

但是，我們認為，行政法的平衡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獨特的創見和價值特點:

（一）平衡理論為建立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良性互動構築重要平台提供理論支持。

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行政領域十分廣泛，具體關系多種多樣，非常復雜。但隨著現代行政的發展，以「命令－服從」為特徵的強制性行政行為的范圍將日益縮小，而以協商、引導等方式實施的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為將大量增加。激勵性規則的引進，將極大地改善行政主體與相對方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平衡理論認為，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良性互動的平台，必須保證行政法關系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從我國憲法上看，這個問題早已明確。但仍有不少人認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公法」，「主體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質特徵」。我們認為，主體地位平等是現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標志，就我國當前轉型的社會形態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對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獨立的主體；其次，要調整行政主體的職能，改革行政權力的運作方式；第三，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增強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盡量發揮其他國家機關的制約作用，保證行政機關和相對方的權利義務處於動態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論為調整行政法權利（權力）結構機制的構建提供理論指導。

在行政法實踐中，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行政主體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作為最優化的平衡狀態是相對的，不平衡狀態則是絕對的。平衡理論不僅在行政法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繫上有所創新，同時非常注重對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張構建調整權利結構的機制，明確評價權利結構平衡與失衡狀態的標准，並通過相應的手段對影響權利結構平衡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效的調整，以維護和實現相對平衡的狀態。

平衡理論認為，有效的機制是發展和維持一種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良好的機制調整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結構，一個完美的制度設計是無法在運作中發揮現實作用。因此，行政法學不但要對制度本身進行研究，還要研究相應的機制，通過機制的有效運作，實現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機制的構建上，應當特別注重對激勵機制的研究。建立激勵機制是現代行政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現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而這些機制的構建與權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設置以及司法審查的范圍和標准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對等關系。

平衡理論首次揭示行政法關系的本質特徵，認為行政法關系中的每一個具體關系都是不對等的。一般情況下，在實體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形成行政機關為優勢主體、相對方為弱勢主體的不對等關系；在程序法律關系和司法審查關系中，則形成另一種反向的不對等關系。4不對等關系是行政法關系不同於私法領域的其他法律關系的最重要特徵。在行政法關系中，一定的不對等關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於所有的不對等關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於不同性質的不對等關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關系。

平衡理論對行政法中不對等關系的揭示，有助於行政法在權利義務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們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關系的形成過程的同時，要研究正向不對等關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導和行政合同等非強制行政行為過程中形成的不等關系的特徵和行政程序、司法審查中的反向不對等關系等等相關問題。

另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中不對等程度的區別，具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與行政法關系平衡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與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制度構建之間關系。把不對等關系問題的研究與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具體制度安排相結合，改善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結構。

（四）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質。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構對於建立和維持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對行政程序性質的研究和探索至關重要。傳統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程序規范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既可以是權利性規范也可以是義務性規范。不同的學派持不同的主張，集中體現了不同的程序性價值取向。這種觀念阻礙了行政程序理論的發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設。平平衡理論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為行政行為的時間和空間的表現形式，並根據雙方的情勢，認為把行政程序法應重點制約行政主體的行為，應為其設定更多的規范界定為義務性規范。，但不同的行政行為其適用的程序的性質應有所不同，行政相對方亦應遵守必要的義務性規范。是對行政程序理論的重要變革。

平衡理論認為，義務性的行政程序規范，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義務性規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行政行為對相對方權利的影響程度。但行政程序不應是越復雜越好，越嚴格越好，而是要根據行政行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對於嚴重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等，應當設置嚴格的行政程序，以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力濫用；對於不會嚴重影響或者不會直接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合同行為、行政建議行為等，應當設置相對寬松的行政程序，要給行政機關積極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留有餘地。

（五）平衡理論有利於行政法方法的創新和引進。

促使行政主體和相對方進行良性互動、進而調整權利結構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平衡理論主張運用各種有效方法實現權利義務的均衡化。這有利於方法論的創新和引進。除了傳統的歷史、比較、邏輯等方法外，平衡理論更多地運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機制和規范。

在某種程度上講，行政立法是一個通過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體和相對各方達成共識或達成一定的共識，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和政策的過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在既有的規則（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內的博奕過程。平衡理論為引進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於分析和解決行政機關和相向對方的動態矛盾，為制度的設計和機制的構建提供實證依據。博奕方法的引進，有利於促進作為博奕規則的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開，並有利於優質的行政對策的產生和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對於揭示行政法的價值取向也有重要意義。

由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審查案件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利益平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疇不僅體現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狀態，同時也體現一種方法。在司法過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審視行政法主體之間博弈是否符合原則和規則的重要方法，同時，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釋和司法裁判的過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這種方法正在司法審查的各個領域受到重視並得到不斷運用。

（六）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關於行政法的功能問題，理論界歷來爭議很大。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從平面思維轉換到立體思維，可以認識到行政法應當為行政主體和相對方良性互動的構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首先，行政法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機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5這種利益主張表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一個政治過程，但更多的應當體現為一個行政過程，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開和公正。其次，行政法還應當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合理的利益主張的實現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這是一個權利補救的問題，即當相對方的合理利益主張無法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機制獲得實現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候，提供應當有一個後續的制度和機製作為權利補救的保證。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應當具有為行政法主體利益主張得到代表並得以實現的功能，還應當具有保護行政法主體利益以外的權利的主張和實現協調發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應當簡單的界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保護公民權利，我們需要通過對行政過程的研究，揭示現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並為行政法制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盡管平衡理論提出了自己的創見，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但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今後，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對行政相對方行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平衡理論是一種開放式的理論，自身也正在不斷的完善。理論模式的變化，會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則、制度等方面的變化，也會引起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和目標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整體把握。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開拓進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研究，主張現階段要強調提升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權力，綜合利用相關因素，逐步實現權利（力）結構動態平衡、實現利益均衡、實現行政法關系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張整合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調整規范體系，形成統一、有機、協調的行政法律制度；強調制約與激勵並重、實體與程序並重的行政法機制；主張行政程序重點制約「硬性行政行為」，對「軟性行政行為」，則重績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則；主張保障行政相對方權利的行使，促進其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營造一種合而不同、和諧的行政法制環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決策過程中，通過各方反復博弈，形成廣泛共識，並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堅持行政法治原則支配整個行政過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實現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均衡化；等等。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群體，並已歷時十餘年。本書作者是參與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一員，為行政法平衡理論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本書以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式為切入點，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作了系統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對行政與法律的基本理論作了深入的闡釋，對中國的行政法理論狀態提出不少建設性批評觀點，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論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創見。本書作者作為一名法官，對基礎理論的實踐運用價值問題有較為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有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機制，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2 可參見：（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與行政》）一書中關於行政法的「紅燈理論」和「綠燈理論」的論述；[日]和田英夫在《現代行政法》一書中關於「對以公共權力為中心的行政法體系一直在傳統的行政法中佔主導地位，現在人們對此提出了疑問和批評，不斷主張建立新的方法」（第12頁）的論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3 關於行政法的三種理論模式，即「管理理論」、「控權理論」和平衡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我曾在一些論著中論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關論著可以參考。可參見羅豪才主編：《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參見羅豪才、袁曙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石》，《中國法學》1993年第1期。 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論」范疇》，《中國法學》1996年第4期。

5 美國學者理查德·B·斯圖爾特認為，「歷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終是限制政府權利以保護私人自治權」，然而，由於積極行政的出現，公民的參與，「私人行為和政府活動截然兩分的領域已經融合在一起」。這個設想就不再是一個適當的模式了，外部對政府控制的原則已「無濟於事了」。他更認為，「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權，而是代之以提供一個政治過程，從而確保在行政程序中廣大受影響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見（美）理查德·B·斯圖爾特著，沈巋譯：《美國行政法的重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6－197頁。

4.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變化

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從人治社會到法治社會的轉變。

從夏商周春秋戰國的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體系就逐漸變得健全和完善起來。中國早期的政治制度深受血緣關系的影響，從夏商王朝時期伊始，世襲制和宗法制逐漸嶄露頭角。

隨著秦漢大一統，出現了中央集權制度，特別是以皇權獨尊為核心的官僚體製成為了當時社會的主宰。此後，明清朝代的政治制度變成為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從此，古代中國開始走向衰落之路，近代中國開始顯現。

(4)中國行政法的變革之道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包括

1、中國政治制度的歷史經過數千年的發展過程，從未中斷，因此源流分明，沿革清晰。

2、以君權為中心，高度集中權力。在人神關繫上，鼓吹君權神授，君權至上，以神權服務於君權。在君臣關繫上，宣揚君令臣從，臣效死忠，下級服從上級，全國依附君主。在權力配置原則上，君主一人全面壟斷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財政、軍事和文化教育大權。

3、人治高於法治。雖然每朝每代都曾制定和修訂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尤其是君主的言論，可以任意沖擊、取代法律。

4、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中國古代政治機構的設置相當完備，從君主到臣僚，從中央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連，統治法網嚴密周全。

5、宗法制度的殘余嚴重影響到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設，父權的觀念滲入到國家政治制度中，居家為孝，事君為忠，藉助父權來加強君權和行政權。

6、在漫長的政治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儒家經典是君主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是歷代各項制度與政策的依據。政治制度與倫理道德相結合，儒家學術思想長期影響古代政治制度。

7、調整倫理關系與等級秩序的禮制，得到行政法的確認而與政治制度結合，形成典型的官僚政治、嚴密的等級制度，造成嚴重的官民對立現象。

5. 中國古代法制的三大時期

奴隸社會時期
原始社會末期以祭祀祖先儀式為核心的 「 禮 」 由習慣逐漸演變為法 。夏朝國家形成伊始，法制尚處草創階段，奉天罰罪的法制觀 《左傳》中記載的 「 禹刑 」 ，大抵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至商朝，刑法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法已初具規模，所謂「 刑名從商 」 。以殘害人體為主的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在商朝已較為通行，但處刑的手段尚未規范化，還沒有一套嚴格的刑罰制度。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後，井田制遭到破壞，郡縣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權旁落，政權下移，宗法制日趨衰落，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確立。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最重大的改革莫過於各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鄭國執政子產，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鄭國鄧析所作竹刑，便於攜帶和流傳，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
封建社會初期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魏國李悝制定《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後來商鞅入秦國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從此以後，中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為名。秦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商鞅變法以來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韓非的以法治為中心 ，法、術 、勢相結合的思想，對秦始皇政權和法制活動影響極大，成為其指導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體例和內容已經相當完備，司法機構和訴訟制度逐漸形成。
漢朝建立後，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章，製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說的漢律。漢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輔 」 ，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刑罰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至此中國刑罰制度從野蠻走向文明和進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機構，訴訟與審判制度。「春秋決獄 」 是儒家文化滲透法制的直接體現，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頗有建樹，魏國的《新律》，東晉的《晉律》(又稱《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統式》，北齊的《北齊律》，北周的《大律》等。這時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趨完備，篇章體例的設置日趨科學，刑罰制度日趨規范，禮律日趨融合，其中《北魏律》為隋唐律典的淵源。為維護地主階級特權， 「 八議 」 「 官當 」 入 律。所謂 「 八議 」 ，是指八類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減刑的規定。「 官當 」 即官員若犯徒罪，允許其依法以官品與爵位抵罪。在訴訟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聞鼓 」 直訴制度。登聞鼓設於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擊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長官訴 冤，這種制度經過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會發展時期
承上啟下的是隋朝的《開皇律》，無論在篇章體例和基本內容上， 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顯著 改進，是對秦漢律以來的法律的總結，也為唐律奠定了基礎。
唐朝以「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 為法制指導思想上，將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律疏》、《開元律》及《開元律疏》、《大中刑律統類》、《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稱《永徽律疏》最負盛名，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 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而且盡可能引 證儒家經典，用以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使 「 疏 」 與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從此 「 天下斷獄，皆引疏分析之 」 ，成為統一解釋律文的法律依據。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備。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這一時期的法律特點是：確認封建的租佃關系和田宅典賣制度，加強活動對司法權的控制，刑罰更加野蠻，折杖法、刺配之法、凌遲等酷刑的濫用是刑罰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這一時期的法制發展沒有顯著進步，有幾個特點：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把人民劃分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殘酷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確認蓄養奴婢的合法性；在繼承漢族法律的同時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習慣法。
封建社會後期
明律於唐律比較，大為嚴苛，所謂「輕其輕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亂國」為指導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親自製定《大誥》，匯集了當時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規范，兼有明太祖對臣民的訓誡，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為調整封建國家各機關權力職責更好地集權於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會典》。
《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清會典》康熙時仿《明會典》制定《康熙會典》，此後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訂。其詳細記載了清朝從開國到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完備的行政法規，也是中國封建時代行政立法的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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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法律近代化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基本內涵是什麼

中國的法律近代化是一個被動的過程，與日本的情況相似，中國的法學近代化也開始於向西方（包括日本）的學習、移植。

內涵：

第一，必須形成近代資產階級的法學世界觀。這一世界觀，在各個法學家或法學流派的作品中的表述雖然不盡相同，但在如下一些方面，則是一致的：

1、法律的淵源或是人類的理性（自然法），或是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法），它是社會正義的體現；

2、人的天賦的自然權利不可剝奪；

3、國家或政府是人們之間通過協商、訂立契約的產物。因此，國家或政府如果不能保護人民，人民就有權推翻它；

4、必須用法律來治理國家，哪裡沒有法治，「哪裡就肯定不再有政府存在」；

5、立法權是最高的權力，具有神聖性，但它不能侵犯公民的生命和財產；

6、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護私有財產；

7、法律制定後必須堅決執行；

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9、法律與自由相聯系，沒有法律，也就沒有自由；

10、一切擁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因此，必須用權力或法律來制約權力。這些對法的基本觀念，逐步深入近代社會之中，成為一種法學的世界觀（法學觀），它決定了法學近代化的基礎和方向。

正是在這種法學世界觀的指導下，資產階級提出了憲法上的權力分立，國民主權，代議制，公民權利保護；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對國民的救濟和補償；民法上的民事權利人人平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義，法不溯及既往，罪刑相適應，刑罰的人道主義。

訴訟法上的無罪推定，抗辯主義，當事人主義；國際法上的國家主權，海洋自由，以談判方式解決國際爭端，自衛戰爭是正義的，戰爭中的人道主義等一系列資產階級法制原則，從而使法學的發展發生了劃時代的巨變。

第二，產生了系統發達的法律注釋法。法學作為一種學術形態，其重要的構成要素是法律注釋學，這是區別於哲學、文學、美學、經濟學等其他人文科學的重要特點。法律注釋學雖然早在古代即已產生，如古代羅馬的私法注釋學、古代中國的刑法注釋學等，即使在沒有法典的中世紀英國，也產生了法律注釋學即判例法注釋學。

但近代法律注釋學不僅在規模和門類上遠遠超過古代和中世紀社會，而且其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即古代中世紀的法律注釋學闡述的是奴隸主階級（羅馬）、封建主階級（中、英、日等）的世界觀、法權要求和法律的基本原則，而近代資產階級法學世界觀闡述的則是資本主義的法權要求和法律原則。

而且在古代和中世紀，法律注釋學或者依附於神學（西方），或者依附於經學（中國），而近代法律注釋學則從神學或經學的體系中解放了出來，並具有了規范化、技術化和科學化的特徵。這一點，是近代資產階級法律注釋學與古代、中世紀法律注釋學的最大區別，也是法學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三，出現了使法學成為一門發達的科學形態所必需的基礎法學，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法哲學、法社會學、法律史學和比較法學。

法學是研究法律這一社會現象的學問，當其僅僅局限於探討什麼是法等關於法律自身問題以及注釋法律（判例）條文的程度時，它還處在前科學狀態，只有當它對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法律與哲學、道德，法律與社會以及各國各民族法律之間的異同等一系列理論問題展開全方位研究時，法學才開始成為一門具有近代特色的真正意義上的科學。

當然，法學與其他科學一樣，其發展永無止境。現代以來，隨著人們對法律與心理、法律與文化、法律與經濟等問題研究的深化，又形成了法律心理學、法律文化學、法經濟學等新興的理論學科，從而進一步豐富、充實、完善了法學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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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國家法學近代化的進程，與各個國家的政治解放運動、民族國家的建立相聯系。在英國，從17世紀初開始的新貴族和市民階級與國王之間的緊張對立、斗爭，導致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並制定頒布了一系列近代的法律。

從革命爆發前夕的《權利請願書》（1628年），革命中的《人身保護法》（1669年），到革命勝利後的《權利法案》（1689年）、《王位繼承法》（1701年），宣告了一系列資產階級的法制原則，從而為資產階級全面改革封建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創造了條件。

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英國的法學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法國和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時間、徹底程度雖很不一樣，但兩國的法律和法學近代化的最終確立，也都分別是在其資產階級革命或改革成功、近代民族國家建立後完成的。

在美國，1776年獨立戰爭的勝利，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不僅使美國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使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而且美國的一切政治改革（或稱「政治實驗」），如聯邦制、總統制、三權分立、公民權利保障等，也均從此時開始。

而這些，又要求法和法學為其服務，要求法和法學的近代化。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結束了260多年的封建保守的幕府統治，開始了全方位的學習西方、改革國政的進程。

雖然，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很不徹底，但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如發布「王政復古」詔書、廢除封建中央政府幕府的統治（1867年12月），宣布「版籍奉還」、廢藩置縣、鏟除地方封建割據勢力（1871年），廢除封建性質的太政官制，改行內閣制（1885年）等，以及各大近代法典的制定，使日本實實在在地向西方列強靠攏，法學近代化也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完成。

中國的情況要特殊一點，但法和法學的變革也與近代一系列的革命和改革事件息息相關，戊戌變法、向國外派遣留學生、建立同文館和江南製造局的編譯館、沈家本的立法改革、辛亥革命、中華民國的建立、北洋軍閥的統治、國民黨政府的建立以及其後的比較系統的法典編纂，等等，均對中國法學的近代化以及其命運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並制約了中國法學近代化的進程。

近代西方科學文化的巨大進步，為法學近代化營造了良好的氛圍。自然科學的崛起，如哥白尼（Coparnicus，1473-1543）的「日心說」，布魯諾（Bruno，1548-1600）的「宇宙無限說」，伽利略（Galilei，1564-1642）的「物體落地定律」。

牛頓（Newton，1642-1727）的「萬有引力定律」，以及達爾文（Darwin，1809-1882）的「物種起源」和「進化論」，推翻了千百年來神學對宇宙、人類社會以及人本身的解釋，使人類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近代哲學的誕生，如培根（Bacon，1561-1626）的唯物主義、歸納方法和知識論，笛卡爾（Descartes，1596-1650）的唯理論、演繹方法，洛克的政治哲學，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對舊哲學的批判精神，黑格爾關於否定之否定的事物辯證發展規律和邏輯學方法，以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等，為近代社會科學的形成提供了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

17世紀以後西方歷史學的巨大成就，如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的對世界歷史的整體研究立場和比較研究方法，維柯（Vico，1668-1744）的關於世界的發展具有共同規律的學說，孔多塞（Condoroet，1743-1794）提出的人類依據知識的進步所發展的時期劃分理論，蘭克（Ranke，1795-1886）的歷史應當「展現歷史的真情」的歷史觀念等，為近代社會科學提供了歷史基礎。

而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學巨作的不斷面世，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1616）的《哈姆雷特》，盧梭的《懺悔錄》，歌德（Goethe，1749-1832）的《浮士德》，拜倫（Byron，1788-1824）的《唐璜》，司湯達（Stendhal，1783-1842）的《紅與黑》，以及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突出了對人性的深刻剖析，以及對人的尊重。

所有這一切，都為近代法學的形成，如法學世界觀的產生，對人的權利尊重之法的精神的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的人道主義思想的普及，以及法哲學、法史學、法社會學等基礎法學和各部門法學學科的產生創造了不可缺少的條件。這是法學近代化的第三個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