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分析孫志剛案件

㈠ 我國礦產資源法律改革導論

魏鐵軍

（中國土地礦產法律事務中心，北京，100812）

一、引言

2002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礦產資源法執法檢查報告提出，要盡快修訂礦產資源法。按照我國立法工作慣例和政府法定職責，礦產資源法修訂的調研、論證和起草的工作任務自然落到國土資源部頭上。

2003年6月，「非典」剛過，國土資源部「兩法」修改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下設「兩法」辦公室，負責土地管理法和礦產資源法修改的日常工作。截至目前，「兩法」辦共召開各類座談論證會近80個，聽取了2000多人次的意見，收到各方面書面修改意見建議100多份，形成了8份調研報告，包括2004年底向國務院辦公廳領導提交的綜合性材料《礦產資源法修改研究報告》。

從法制進程來看，礦產資源法律改革的目標就是在礦產資源領域全面實現依法治國方略，具體來說就是要實現礦產資源法現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在我們開啟礦產資源法律改革研究大門的時候，首先要撥亮礦法「三化」的明燈，並用它時刻照亮我們前行的漫漫長路。

所謂「礦產資源法律改革」或「法律改革」，是指礦產資源法律規范總和及其相關的變動，是礦產資源立法的廣義現象，是想時刻提醒礦產資源法是復雜的規范體系，並不局限於權力機關頒布的《礦產資源法》本法。此外，「礦產資源法修訂」或「礦法修改」，是指當前正在進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修訂研究論證工作，尚未包括法定立法程序內容，是法理學論證。

2005年5月，筆者以《礦產資源法律改革初步研究》為題完成博士論文，主要內容包括：①把礦產資源法修訂工作置於法律改革的大背景下進行探討；②概括總結了礦產資源法制建設的現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趨勢；③比較全面地梳理了礦產資源法律改革的現代化因素；④比較國家所有權與私人佔有權，主張公權與私權的綜合平衡；⑤提出法律起草結構建議，主張注重改革也保持傳統的立法系統論；⑥建議設立礦產資源法律改革常設機構。

今天提交給中國地質礦產經濟學會青年分會大會的論文，基本上就是筆者博士論文的導論部分。

二、法律現代化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的目標，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文明富強的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模型。當代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是作為近代世界性的現代化過程一個組成部分而發生的，不是這個社會自身的自然演化的結果，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歐洲國家現代化過程在中國社會的一個重演。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討論，在法學界即表現為法律現代化的熱點問題。所謂法律現代化，即法制現代化或法的現代化，有法學教材定義為「法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的轉變過程及其相關問題。」其實質就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原則，1999憲法修正案明確寫入依法治國，從而法律現代化問題逐漸呈現在人們面前。經過20年改革開放，我國現有法律規范和法律體系似乎與發達國家相距無多，但是我國法制現代化道路還很漫長。中國近代以來的秩序和法治問題在這一大背景下顯現了其特點，並且也只有在這一大背景下才可能理解。現代化為一種朝向現代化狀態學習的歷程，而這種現代的狀態卻永遠不能完全達到，沒有一種最終的現代狀態，而只有一種在許多現代與傳統力量中求適應的歷程。因而，現代化是多模式、多元化和多階段的。

法律現代化問題，涉及許多爭論，如現代化與本土化的法律發展模式之爭，一元論與多元論的法律定義之爭，積極論與消極論的法律功能之爭，現代化與平面化的法律發展觀之爭，建構論與進化論的法律發展途徑之爭，普適性知識與地方性知識的法律知識論之爭，政府推進與民眾主導的法律發展主體之爭，外來資源與本土資源的法律發展資源之爭。建立現代法律制度也必然涉及作為現代法律運動一部分的法治之正當性。把中國的法律現代化運動置於這樣一個所謂社會轉型的宏大圖景之中，我們將得到什麼樣的印象呢？首先，作為現代性方案的一部分，憲政、法治以及現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為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是必要的，不但有歷史的依據，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這個社會的現實需要。社會發展研究是近年來興起的全球性理論課題，其中法律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更是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法律發展模式上要講究中國特色，法律發展階段上要注意法律轉型，法律發展道路上要強調政府主導。

人類社會經歷了數千年農業經濟和數百年工業經濟，現在進入新經濟時代，網路化、信息化和知識化組成新的現代化特徵，是法學研究乃至法制實踐所要面對的客觀的時代背景。由此而論，我國法律現代化更應當是法律的當代化（為了減少概念，仍然稱為現代化），是指以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目標的，以繼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精華、去其糟粕為特色的，借鑒世界其他國家法律制度文明中有益成分的，適應國際立法形勢並能承擔國際條約義務的法律制度的改善和演進過程及其相關問題。

所謂礦產資源法律現代化，是法的現代化大概念在礦產資源領域的具體實踐，是為滿足當代中國礦業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要求，落實依法治國戰略，學習借鑒外國礦業法制經驗的，礦產資源法的整體完善和演進過程。礦產資源法的現代化，是法律的內在的提高和內涵式的發展，與國家法制現代化的步伐是一致的，其內容是豐富和動態的（見表1），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

表1礦產資源法律現代化研究內容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舉世矚目。中國經濟以約9%的速度快速增長，礦產品市場的巨大需求強烈拉動礦業繁榮和發展，因而中國礦業是發展中的基礎產業。中國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地質工作取得輝煌成就。有專家估計，中國礦產資源潛在價值為137萬億元（約合16萬億美元），是中國現代化礦業產業的物質基礎。中國有500家大型、1250家中型和1.5萬家小型礦業公司，全國礦業產值超過4600億元，佔GDP的4.9%。同時，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遵循市場經濟法則，在遵守國際條約和國際通行的商業規則上，中國與西方國家是一致的。中國取得了WTO締約國身份，也正不斷得到西方社會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承認。因此，中國礦業是全球礦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全球礦產品市場、全球礦業生產市場和全球礦業資本市場三個角度來看，中國礦業已經與全球體系融合在一起。

中國礦業的改革和發展，迫切需要加強與全球礦業的聯系。其中，礦業權市場建設是關鍵的紐帶。1996年修改的礦產資源法使得礦業權交易成為可能，並促進近年來全國性的礦業權市場的形成。如果中國礦產資源能夠實現資本化或證券化，那麼可以造就30個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的當量。2002年中國政府出台的關於「有資格外國機構投資者」（QFII）的制度安排，為國際資本間接收購中國礦業提供了新的管道。

近年來，中國礦業政策和法制越來越清晰。2003年12月，國務院發表礦產資源政策白皮書，是礦業政策的最高表述。經過近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國礦產資源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並不斷完善。在制度建設的同時，中國也注重礦業文化建設。國際經驗和國際慣例對於礦業管理者來說，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對於外商投資者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雙方面都應當努力了解。1999年以來，國土資源部每年都舉辦「中國礦業國際研討會」，為國際礦業文化交流設置了很好的平台，促進了中國礦業產業與全球礦業體系的融合，也為進一步完善礦產資源法提供了國際智力，以解決礦產資源法律改革的域外經驗學習問題。

自1986年起，我國礦產資源法的貫徹實施，維護了礦產資源國家所有權，規范了礦產勘查開發活動，促進了礦產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我國礦產資源管理工作已經步入法制化軌道，正在逐步建立以礦業權制度為核心的反映市場經濟要求的礦產資源法律體系。通過1996年礦產資源法修改，特別是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組建國土資源部，促進了礦產資源管理政府職能的轉變，全國礦產資源管理相對集中統一了。但是，礦產資源法實施中仍存在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集中體現在反映市場經濟要求不夠，仍然存在按所有制區分礦業權人的問題，外商投資礦業不享受國民待遇，礦業權市場審批程序不清晰、審批部門過多，資源信息透明度不夠、收集困難，探礦權與采礦權之間銜接不確定，礦業權排他性制度安排不嚴密，礦產資源所有權與使用權保護不夠，礦產資源稅費負擔較重、難以保證合理的經濟效益，還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等現行礦產資源法本身不夠完善所導致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礦業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和挑戰，礦業投資環境不佳和投資緊缺的局面未有實質性改善，礦產資源勘查體制處在重組和調整之中，商業性勘查投資萎縮，礦產資源保證程度下降，不少礦山企業資源枯竭、產量遞減、效益滑坡，導致我國礦物原料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部分礦產品階段性過剩和結構性短缺並存的局面，礦產品進出口貿易極大地影響著國內礦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礦產品的保障程度。鼓勵礦產勘查、促進礦業投資，資本市場建設是關鍵。我國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當中存在的各類矛盾和主要問題迫切需要通過立法來通盤解決，要通過這次礦產資源法修訂工作，改變我國礦業領域「改革開放雙滯後」的局面。礦產資源法律改革承擔著艱巨的任務。礦產資源法修改要促進礦業資本市場建設，進一步促進礦產勘查，保障礦業健康發展，提高礦產資源可供性，最終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礦產資源基礎。這應當成為礦產資源法修改的特色或亮點。

礦產資源法修改的基本目標，就是實現該部法律的現代化，使其成為一部鼓勵礦產勘查、促進礦業投資、保護資源產權的法律。礦產資源法的現代化，要進一步加強以礦業權法律制度為核心的礦產資源管理制度。國家是礦產資源所有者，同時又是社會管理者，我國現行的礦業所有權管理與行政管理相結合的方式存在著改革的餘地，今後在礦產資源管理中側重點應放在礦業權上，因為礦業權制度是礦產資源所有權實現的具體形式，是國家資源財產權利的載體。它在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經濟、法律關系正是礦產資源行政管理的主要對象。

要認真遵守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則，嚴格規范礦產資源行政權的行使，保護公民民主權利和合法利益，保持行政權力與責任的一致，保持行政權力和個人利益的分離，建立自我約束、責任追究與外部監督機制，擴大會審范圍，簡化辦事程序，推行陽光行政。從法律運行的實際軌跡來看，礦業權是所有權派生的權利，主要通過行政授予取得，因而與所有權相比，礦業權更具有容易被行政權「打擾」的脆弱性。外國礦業法普遍規定礦業權為准物權，有嚴格的法律保護。目前，我國礦業權管理部門和理論界也逐步重視物權法立法動態，希望把物權法的若干原則落實在礦業權上。

要將我國礦業權法律制度與物權法律制度結合起來，需要解決礦產資源法性質的再認識問題。我國現行礦產資源法的核心是保護國家所有權，主要規定礦產資源管理行政權屬於行政法體系，即公法的屬性。但是，現行礦產資源法在礦產資源國家所有權的絕對物權下又設置了若干為實現國家所有權的一系列相對物權（准物權）。物權是私權，物權法屬於私法范疇。那麼，同時規定和保護特定私權的礦產資源法又具有了私法的性質，而且應當是優於「普通物權法」的「特殊物權法」。因此，我們認為，礦產資源法是兼備公法和私法性質的法律。如果這個命題符合實際，那麼我國礦業權制度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就要有更全面的理論基礎。在國外，行政法的公法兼私法屬性上的混合有兩個方向，即總體上私法屬性的行政法的公法化和總體上公法屬性的行政法的私法化。隨著政府管理模式的變化（解除管制、分權和私有化）和立法變革，公法和私法已日趨融合；行政法改革以市場為導向，力求使用市場手段以保障個人權利並更加體現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要求，私法已經大量進入公法領域。對我國礦產資源立法理論的啟示也成為「公法私法二重性」的有機融合。

建立礦業權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實現礦產資源國家所有者的權益，是在微觀領域調整國家、資源所有者和開發利用者三者之間的經濟關系。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推動產權有序流動」，要「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礦業權制度的改革方向就應當有利於維護和實現國家資源所有者的權益，有利於協調國家、資源所有者與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者之間的經濟關系。礦業權市場建設的目標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有利於擴大資源基礎，保護和合理利用礦產資源，維護和協調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經濟利益，創設產權明晰、程序完備、制度健全的包容特別物權法制原則的現代行政法制制度。

礦業權行政許可制度是國家以行政手段調整礦業權關系的不可偏廢的有效手段。沒有礦業權行政，礦業權的設置就沒有法律依據，礦業產權和礦業資產就沒有法律保障。由於礦產資源勘查開發涉及面廣，礦產資源又是可耗竭性資源，因此它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點，有必要實行行政許可進行管理。在礦業權領域實行行政許可制管理，要求審批礦業權的各項制度公開、透明、簡約。通過規范礦業權行政許可制度，提高依法行政的素質和水平，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管好用好保護好礦產資源。規范的重點是：礦業權申請審批程序，礦業權取得資格，礦業權審批原則和標准及方法，礦業權有償收入分配使用和礦業權評估標准和方法等。同時，進一步加快建立和規范礦業權市場的步伐，完善礦業權有償使用制度和調整收益分配關系，同時利用礦業權市場價值發現功能，為礦業公司上市准備邊界清晰的礦業產權和價值准確的礦業資產。反過來，用資本市場檢驗礦業權市場，從而發現礦產資源價值，體現國家所有權權益。

以上這些內容，都是礦產資源法現代化要考慮的問題。本論文將用大量篇幅詳細論說。

三、法律法典化問題

法典（Code）一詞，在古代是指一些記載規章的書籍或者簡單的法律匯編，在近代以來則指對某一部門法進行系統的、全面的編纂，從而成為一個正式的法律文獻。那麼，所謂前者典化其實也是一種立法過程。

法律法典化，就是一國法律的形式淵源逐步趨向以法典為表現形式的一種趨勢。法典化運動與法典制定運動的區別之處，正是在於前者是一個連貫而持續的過程，並在其中逐步實現了法律形式向法典靠攏的趨勢，後者單純是制定法典的活動。法典化運動的概念與成文法化運動區別之處，在於前者的對象限於法典，而不包括後者的單行成文立法。法典化運動與立法活動的區別，在於後者的內涵限於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修改法律的活動，而前者則在後者的基礎上，還包括了民間組織的法規整理和總結活動。

中國民法法典化不僅是一項緊迫而深遠的現代法制建設工程，而且是一項多元而廣闊的歷史性法文化建設。圍繞這一建設，必然交織著繼受性法文化的吸納、傳統性法文化的繼承和時代性法文化的創新三位一體的交融同構。近幾年民法學界對羅馬法及其後繼之典範——法、德、日、瑞士等大陸法系民法典展開了諸多評介和深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為中國民法的繼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實的基礎。與此相反，關於中國民法法典化如何與民族傳統文化溝通連接、繼承認同這一重要理論區域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近些年，法學界關於《中國民法典》的立法條件是否成熟的討論盡管沒有激烈的交鋒乃至展開論戰，但是不同的聲音仍不絕於耳。討論的意見和觀點基本上有肯定、否定和中性三種情形。

法學界有人提出知識產權法典化的倡議，認為盡管知識產權法典化對於社會生活有諸多好處，隨著社會的發展，知識產權法學思維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將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從而造福人類。我國民法的法典化中關於知識產權法的地位問題的討論是一個熱點，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主張把知識產權法納入民法典的，有主張知識產權法在民法典之外單列的，而最新穎的可能就是單獨制定知識產權法典的觀點。知識產權法學理論在國外已經成熟。成功的立法例已經出現，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1992）、《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是知識產權立法史上的里程碑。世貿組織1994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也相當於是一部法典化的國際條約。我國也形成了門類較齊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法律規范，應當整合於一部法典（體系化、邏輯化的知識產權法）。

近幾年來，我國關於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呼聲日漸高漲，學術界各理論名家紛紛對此發表宏論，著書立說，似乎一部行政程序法典就要問世了。然而，縱觀程序制度的發展歷程，現代行政程序制度不是憑空產生的，其形成與發展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條件，否則，即使在法律上確立了現代程序的某些形式，它們也不能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基於我國現代程序制度健康運行所需要的社會環境尚未形成，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時機並未成熟這樣一個國情，如果急於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典的話，無疑會導致拔苗助長的後果，從而使預期的價值目標落空。我國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行政程序法典化應當緩行。

中國是世界是最早有成文法典的國家之一，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法典的編纂和修訂，法律文獻浩如煙海，形成了龐大的中華法系。我們有著法典化綿延不絕的法律傳統。放眼大洋彼岸，美國強大的歷史也是它四次法典化和現代化的歷史，為我們學習域外法律現代化法典化經驗提供了又一典範。

礦產資源法的法典化，是指礦產資源法的各項規范在內容上不斷完善、在形式上逐步固化，形成穩定的、長遠的、清晰的法律本本，以全部囊括主要的礦產資源法律規范。這個本本內容已經更加充實，形式更加清晰，便於糾正現實社會中對礦產資源法的曲解和歧義，是礦產資源法制建設全部環節都需要的。礦產資源法的法典化，是礦產資源法制建設進一步升級、礦產資源立法結構不斷調整和礦產資源法律實施更加科學的努力方向，是礦產資源法律制度文明的最高體現。總之，礦產資源法的法典化要達到全面規范、統一立法和制度文明的要求（見表2）。

表2礦產資源法律法典化3項要求

我們可以寄希望於全面修訂後的《礦產資源法》是法典化過程產物，但恐怕這也僅僅是形似，這個法律本本也許只是一個雛形，而神似的礦產資源法典還有待於進一步立法。

未來的礦產資源法典，應當整合現有的礦產資源法、煤炭法、礦山安全法、土地管理法中關於礦業用地部分、分散在其他法律中的礦業產業規范、水法中有關內容以及環境立法中涉及礦業和礦山的部分內容。

四、法律司法化問題

是法律就必須由法院加以適用，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質要求。不能由法院適用的法律不是法律。所有法律包括憲法都具有可訴性，這是法制社會的基本特徵。法律的可訴性是指法所必備的為了判斷社會糾紛的是非而使糾紛主體可訴求於法律公設的判斷主體的屬性。從法律的方面說，法律的可訴性即法的適用性。法律必須進入司法的領域，法治建設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進入司法領域。這就是法律司法化的基本概念。

憲法司法化起源於美國，現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做法。憲法「司法化」的產生並非偶然，它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長期以來，在我國形成了憲法不能作為裁判直接依據的司法慣例，導致了憲法的神秘化，憲法的頻繁變遷削弱了憲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使我國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憲政，是我國憲法「司法化」所面臨的嚴峻挑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做出司法解釋所引發的憲法「司法化」問題討論尚未結束。2003年5月，孫志剛在廣州被故意傷害致死一案再次引發違憲審查爭議。

中國法院沒有獲得審理憲法案件許可權，不僅不能審查違憲立法，就連行政機關制定法規和規章的抽象行為是否合憲，是否合法的問題也沒有資格做出判斷。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直接適用憲法條款審理涉及教育權的訴訟案件的問題作出批復，啟動了關於「憲法司法化」的討論。孫志剛案並不是偶然的，人們對收容遣送制度所暴露出來的問題的反思使之能夠把普遍關心的個案公正處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這兩個重大問題結合起來，這將對憲法貫徹實施起著極大推動作用。

我國法治化進程加強了公民憲法權利規范的適用性，在現階段實現憲法「司法化」的條件已經日趨成熟。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主要任務在於規定國家機構的設置、許可權、運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為了維護憲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對於憲法中的政策條款要有限制，只有那些帶有根本性的國家理念和國策，才有必要在憲法中作出規定。

1997年6月，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里德曼在北京大學「知名法學家講座」上演講，論及法律司法化問題。他認為，司法審查權不是普通法的組成部分。英國沒有成文憲法，法院堅持議會至上的原則，國會通過的任何法律對法院都有約束力，法官無權撤銷由國會通過的法案。而美國憲法並沒有明確提到司法審查的權力，但是它宣稱憲法在法律體系中居於最高地位。19世紀初，在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最高法院聲稱一項國會法案違憲因而無效，從而樹立了司法審查的傳統和權力，成為美國政府制度的一部分。

法律司法化運動是依法治國的要求，是法律主要用於訴訟的基本特性的彰顯。明確法律就是用來打官司的，對於礦產資源法修訂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有利於提高國土資源法的可操作性和司法適用性。司法化問題要求我們要特別注意法律技術和立法技術的結合。

礦產資源法的司法化，外在地（從外部來講），是指為提高礦產資源法的法律實施而依靠司法力量的努力；內在地（從內部來說），是國土資源行政部門對司法技術運用的嘗試。對於前者，我們要在礦產資源法的適用上，主動尋求司法對行政的支持；對於後者，我們要大力加強行政復議工作，積極探索礦產資源權屬爭議調處和仲裁的新方法和新途徑。礦產資源法律司法化的目標、任務以及主要內容有待進一步加以研究（見表3）。

表3礦產資源法律司法化的目標、任務以及主要內容

五、尾論

礦產資源法正處於現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的歷史進程中，這「三化」是礦產資源法律改革的3大內容。但是，筆者論述的內容僅就現代化部分進行了展開，還遠沒有在法典化和司法化上展開深入的討論。准確地說，《礦產資源法律改革初步研究》是礦產資源法律改革研究關於法律現代化的上篇，而中篇和下篇應當分別是法典化和司法化的具體解析，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筆者設想，在法典化篇中，將礦產資源法最主要的規范、規則、原則和概念，進行技術性和戰略性的整合，形成一座宏偉的礦法大廈——《礦產資源法典》；在司法化篇中，解決礦產資源法結構運行問題，進行案例法律分析，在行政和司法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堅固的橋梁。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法律改革可能還有其他的過程，包括人文化和本土化之類。國土資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員張新安博士提出，中國的法律改革要加上人文化的內容；4月份剛剛仙逝的費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及其《鄉土中國》應當予以借鑒。對此，限於研究的深度、論文的篇幅和答辯的時間，作者沒有涉及「三化」之外的其他「化」，也沒有更多討論礦產資源法典化和司法化問題。

這些將留待以後繼續研究。

參考文獻

[1]范健等.法理學——法的歷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2]應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沈宗靈.比較法總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作者簡介

魏鐵軍，中國土地礦產法律事務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㈡ 薛剛凌的學術論文

在《中國法學》、《政法論壇》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共計70餘篇：
1. 《行政體制改革基本問題研究——兼論行政體制改革與行政法治的關系》，載《中國行政管理》2006年第11期；
2. 《社會自治規則探討》，載《行政法學研究》2006年第1期；
3. 《行政法的主體論》，載《憲政與行政法治發展報告》，2006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4. 《開創公法學科的奠基之作》，載《法制日報》2006年5月25日第11版；
5. 《行政法發展模式之檢討與重構》，載《公民與法》2006年第3期；
6. 《將公共財政納入法治軌道》，載《中國審計》2006年第2期；
7. 《論府際關系的法律調整》，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5期；
8. 《土地徵收補償制度研究》，載《政法論壇》，2005年第2期；
9. 《價格聽證制度研究》，載《憲法與行政法治評論》2005年第2卷；
10. 《論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價值》，載《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11. 《BOT項目中特許經營人的風險防範及利益保護研究》，載《浙江學刊》2005年第5期；
12. 《地方政府是否有權管轄中央企業資產》，載《法制日報》2005年10月13日；
13. 《立法機關和社會如何形成良性互動》，載《法制日報》2005年8月15日；
14. 《行政訴訟法修訂之結構模式研究》，載《訴訟法論文集》，2005年9月；
15. 《依法管理和監督各類社會組織》，載《人民日報》2005年12月6日；
16. 《依法行政與行政體制改革》，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17. 《行政合同訴訟研究》，載《訴訟法學研究》2004年第7卷；
18. 《國家治理的理性選擇》，載《紫光閣》2004年第8期；
19.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4年年會及第七屆海峽兩岸行政法研討會綜述》，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6期；
20. 《論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上）》，載《遼寧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4期；
21. 《論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下）》，載《遼寧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5期；
22. 《論公務員錄用平等之保護》，載《依法治國新視點》，2004年9月；
23. 《從認識到規范——悄悄走近的特許經營制度》，載《法制日報》2004年2月19日；
24. 《車牌拍賣是否違法》，載《法制日報》2004年5月19日；
25. 《誰應對三警員的損害負責》，載《人民公安》2004年第4期；
26. 《國家賠償為何如此艱難？》，載《法制日報》2004年8月10日；
27. 《公共服務中的特許經營》，載《公共服務創新》，2004年12月，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28. 《論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和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1期；
29. 《公聽代表人制度研究》，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2003年第3期全文轉載，並收入《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4年卷）》；
30. 《行政訴訟被告制度之檢討》，載《訴訟法的理論與實踐》2003年卷；
31. 《農村法治發展之思考》，載《湖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
32. 《「行政審判制度改革」調查報告》（上），載《訴訟法學研究》2003年第4卷；
33. 《「行政審判制度改革」調查報告》（下），載《訴訟法學研究》2003年第5卷；
34. 《法治的呼喚：對孫志剛案的行政法學思考》，載《中國訴訟法判解》2003年第1期；
35. 《美國行政裁決替代法》，譯文，載《公法研究》2003年第2輯；
36. 《美國規章協調制定法》，譯文，載《公法研究》2003年第2輯；
37. 《行政判決制度研究》，載《河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38. 《地方制度研究新思路:中央與地方應用法律相規范》，載《中國行政管理》2003年第2期；
39. 《第五屆東亞行政法學術研討會綜述》，載《行政法學研究》2003年第2期；
40. 《行業腐敗，是誰惹的禍？》，載《時代潮》2003年第1期；
41. 《民營化：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路徑》，載《法制日報》2003年2月13日；
42. 《居民身份證制度透析》，載《法制與新聞》2003年8月；
43. 《軍事法學是法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載《法制日報》2003年12月11日；
44. 《行政訴訟類型研究》，載《訴訟法學研究》2002年第1期；
45. 《WTO與行政組織法的改革》，載《政法論壇》2002年第1期；
46. 《行政法理論與實踐關系研究》，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1期；
47. 《中央行政組織法律問題之探討》，載《公法研究》2002年第1期；
48. 《地方行政組織法完善與構想》，載《東吳法學》2002年第1期；
49. 《WTO與中國行政法研討會綜述》，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3期
50. 《完善行政權力運行機制的思考》，載《中國行政管理》2002年第4期；
51. 《行政授權與行政委託之探討》，載《法學雜志》2002年第3期；
52. 《審視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載《法制日報》2002年1月20日；
53. 《法官與法官文化》，載《法制日報》2002年4月21日；
54. 《重構行政判決制度》，載《法制日報》2002年3月3日；
55. 《程序與法治》，載《法制日報》2002年8月18日；
56. 《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之探討》，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2期；
57. 《中美行政執行制度比較》，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
58. 《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
59. 《機構改革也需要法律規制》，載《法制日報》2001年1月28日；
60. 《論行政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4期；
61. 《第四屆東亞與海峽兩岸行政法學研討會綜述》，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
62. 《〈WTO與中國行政法的改革〉國際研討會綜述》，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5期；
63. 《第五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術研討會綜述》，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4期；
64. 《行政訴權的價值》，載《法制日報》2000年9月24日；
65. 《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載《行政法學研究》1999年第1期；
66. 《行政訴訟十年回顧》，載《行政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
67. 《東亞行政法研究會第三屆年會暨行政程序法國際研討會綜述》，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1期；
68. 《行政訴訟受案標准研究》，載《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
69. 《處理行政、民事爭議重合案件的程序探討》，載《法律科學》1998年第6期；
70. 《我國行政主體理論之檢討》，載《政法論壇》1998年第6期；
71. 《行政組織法與依法行政》，載《行政法學研究》1998年第1期；
72. 《市場經濟與行政法的發展思路》，1998年9月，載中國政法大學科研處編《優秀論文集》；
73. 《論行政法的目的、手段和體系》，載《政法論壇》1997年第3期；
74. 《對行政訴訟審查范圍的幾點思考》，載《行政法學研究》1997年第2期；
75. 《論行政組織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載《中國行政法學新理念》，1997年11月，中國方正出版社；
76. 《關於行政處罰主體制度的思考》，載《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
77. 《論行政行為與事實行為》，載《政法論壇》1993年第4期；
78. 《行政機關編製法論綱》，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3期；
79. 《論行政機關的不作為引起的訴訟》，載《法學雜志》1993年第1期。

㈢ 拘留後又被反票被收容教育1-6個月

法律視覺下的收容教育

（湖北 武漢 王培蔭）

主題詞：收容 收容教育 違法 廢除

隨著2003年8月1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該辦法中所確定的收容遣送制度也隨之取消。大學生孫志剛的非正常死亡，一時間，民怨鼎沸，使早已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終於成了過街老鼠。而在打鼠的過程中，媒體的介入，三位法學博士和五名法學專家的上書，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據稱「（收容遣送）引起了司法制度的混亂，不利於維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擴大了打擊面，加深了社會矛盾，已成為法治建設的桎梏，應予以取消。」但是《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中第一條卻是這樣規定的：「為了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以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特製定本辦法。」從該條文，我們只能看出該辦法的制定時的目的是多麼善良和冠冕堂皇！完全是為了救濟、教育和安置社會的弱勢群體，是為秩序和安定團結嘛。又怎麼會法治建設的桎梏，應予取消呢？至少表面上良好的立法目的，卻導致在執行的實踐中南轅北轍呢？這是應該引起人們深思的！無論如何，這個辦法總算是被明智的領導層廢止了，亡羊補牢，雖然有些晚，生命的代價過於大。
與此類似，且與收容遣送制度相比，更違法和更不人道的，並長期為學者和有良知的司法、執法人員詬病的勞動教養制度，卻沒有被宣布廢止，迄今還在實際中運用得不亦樂乎。盡管如此，反對的聲音微弱卻一直不曾停止。
而另一種制度------收容教育，反對的人卻極少，甚至很多人都聞所未聞，連專家學者可能都未曾聽說過。
何謂收容教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1993年9月4日國務院令第127號發布）第2條：「本辦法所稱收容教育辦法，是指對賣淫嫖娼人員集中進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組織參加生產勞動以及進行性病檢查、治療的行政強制措施。」
一、收容教育的法律性質。
收容教育與收容教養、勞動教養並列，因此有近似的地方而又有所區別。收容教養制度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7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條「未成年人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嚴加管教，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養」而設立的。其對象是未成年人。勞動教養是指「國家勞動教養機關依照勞動教養法規的規定，對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或者有輕微違法的犯罪行為，不夠或者不需要給予刑罰處罰，而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採取限制自由，進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最高最重的治安行政處罰措施。」（1）對象較為復雜，即包括了《國務院關於轉發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通知》（1982年1月21日國務院發布）第9條和10條限定的對象，又包括了《國務院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知》（1980年2月29日國務院發布）第1條的對象「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尚不夠刑事處罰需要進行強制勞動的人，一律送勞動教養。」勞動教養的性質，屬於行政處罰還是行政強制措施呢？曾經有過爭論，《行政處罰法》中採取迴避的態度。國務院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中明確解釋為行政處罰。至於收容教育，其收容教育的對象是賣淫嫖娼人員，至於參與賣淫活動的引誘、強迫、容留、介紹、組織賣淫的人員是否歸屬其中，此辦法未明確列入，也未見明確的解釋。此前的地方規范性文件中倒有，如《大同市收容教育賣淫嫖娼人員暫行規定》中列入了其他類型的與賣淫嫖娼相關聯的人員。對於收容教育的法律性質，《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認為是行政強制措施。筆者卻認為應該認定為行政處罰。其主要的理由。第一，與勞動教養比較，兩者有極大的近似性。1982年，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中指出，勞動教養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而收容教育的方針是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是對收容的人員進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組織參加生產勞動以及進行性病檢查、治療的行政強制措施。兩者的目的和途徑以及對被教育對象的實際效果而言，沒有什麼差別。我國長期以來，將勞改人員和勞教人員並列，對兩者而言，無論是同一種的「監獄」式的羈押、管理模式，還是期滿釋放後的待遇，在觀念上和實際上，少有差別。收容教育與勞教又基本是一個模式。如果勞動教養被明確為行政處罰，那麼，收容教育當然也可以劃入行政處罰的行列。即使，當初制定該辦法時認為是行政強制措施，也不能否認這一點，當時的行政法理論上還未將其准確定性罷了。第二，行政強制措施，很重要的特點之一是，臨時性，即中間性而非終局性，通常的扣押、查封、凍結就是行政強制措施；另一個特點，非處分性，一般是限制權利而非處分權利。收容教育，對公民的人身自由的限制長達六個月至兩年，不具備臨時性，也並不是非處分性。行政處罰的本質，是合法地使違法人的權益受到損失，直接的目的是通過處罰造成違法者精神、自由和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或限制的後果，以促使其改正。收容教育的目的和手段，完全符合行政處罰的本質。

二、實行收容教育的所謂法律依據
制定《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的所謂法律依據是「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賣淫嫖娼的決定》，制定本辦法。」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制定的《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1991年9月4日主席令第51號公布）的第4條1款中規定「對賣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條的規定處罰。」 第4條第2款規定「對賣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機關會同有關部門強制集中進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產勞動，使之改掉惡習。期限為六個月至二年。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但是，於1994年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正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第30條1款明確規定的是「嚴禁賣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紹或者容留賣淫、嫖宿暗娼，違者處15日以下拘留、警告、責令具結悔過或者依照規定實行勞動教養，可以並處5000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由此，顯然在立法主體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同一懲治對象-----賣淫嫖娼人員，所制定的《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法律效力處於同一位階，因此按照後法優於前法的基本法理，可以得出下列結論：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懲治，應該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來處理；處理的方式只能是拘留、警告、責令具結悔過、勞動教養、罰款等其中之一種或一種與罰款並罰。《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理方式並不包括收容教育，而不論收容教育屬於行政處罰或行政強制措施。因此，可以得出收容教育已經被依法廢止的結論。如果有人一定要說《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中不是還白紙黑字地寫著「對賣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機關會同有關部門強制集中進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產勞動，使之改掉惡習。」嗎？不錯，形式上是存在，但是從實際來看，法律效力已經喪失，從實質上講，該具體規定已經作了修正。最方便的一個例證就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其中第30條2款中不是仍然規定「嫖宿不滿14歲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以強奸罪論處。」這個以強奸罪論處，就沒有法律效力。我想今天的司法機關不會對嫖宿不滿14歲幼女的被告人，以強奸罪論處吧。原因顯而易見，新《刑法》已經對嫖宿不滿14歲幼女的犯罪行為，不是規定為強奸罪而是嫖宿幼女罪。
雖然國務院《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將收容教育認定為行政強制措施，我們權且承認其為行政強制措施。《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以及相關的文字規定和執法的現實都顯示：既為行政強制措施，限制賣淫嫖娼人員的人身自由，確實無庸質疑。那麼，依照200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8條，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九）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其中第5項明確指出，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必須制定法律，而法律的制定權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該法第九條規定「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可見，對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不得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同樣根據後法優於前法，《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中對國務院的授權，違反了《立法法》的這一規定，應該自《立法法》生效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也即，該授權依法無效，國務院無權制定有關對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的行政法規。如果已經制定的，則因為與上位法抵觸而失效。
三、違反我國的〈〈憲法〉〉和聯合國有關國際公約
我國<<憲法>>第5條2款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33條3款中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並且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中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監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因此，如果被收容教育的人員被剝奪自由或被監禁，應該有法律規定的依據和程序。否則，不僅是違反了上述國際公約，也違反了國內最高法----<<憲法>>這個其他國內法的母法和法源。

後記：我本來不想寫刑法之外的東西，每個人有自己的專業槽，不好意思在別的槽邊偷食或鵲巢鳩占。好在僅僅寫的法律方面的，多少懂一點皮毛，沒有寫電子、經濟或醫學我一竅不通的東西。本文的寫作緣於一個真實的案例。一花甲男子，因為一紙收容教育決定，就關進去了。當時就開始思考，思考在寫本文後並未停止。
連可以算作慈善行為的收容遣送都在實際執行中，完全變了樣，何況本身就是出於懲治目的的收容教育呢？廣東曾經在孫志剛案件之後，又暴露了強制戒毒所工作人員把戒毒的女性出賣給「雞頭」而強制她們賣淫的丑聞。勞教所、戒毒所、收容遣送所都有過丑聞，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目前還沒有看到收容教育所的丑聞，但是，全國183個收容所，每年約四萬個被收容人員（2），沒有暴露不等於沒有。在曾經為高雅、脫俗的「象牙塔」丑聞尚且層出不窮、習以為常的情況下，如果說決定採取和執行收容教育這些權力沒有被濫用，如果說收容教育中真的沒有丑聞和罪惡，那是奇聞！何況中國人有「萬惡淫為首」的思想傳統。對待賣淫嫖娼的人員，怎麼可能手軟，怎麼可能人道！更別說堂而皇之地依照「規定」可以收取被收容教育人員和其家屬的錢，名義上有伙食費、治療費、水電費等。一旦決定了收容教育，被收容教育人員只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哪敢不低頭？
賣淫嫖娼，是有很老的歷史了，回顧其源頭，也許並不是今天人們想的那麼邪惡和墮落------在西方，神妓，是一種為神而作出身體奉獻的女人。性成為個人的權利，而不是個人的義務，民眾權利意識覺醒的今天，怎樣動用公權？全國各地，遍布有賣淫嫌疑的場所，我們今天要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合法地予以規制，應該好好的考慮了，是疏還是堵？是先關窗戶再整理房間內被風吹亂的紙張還是不關窗戶就這么將吹亂了的紙張顧此失彼,手忙腳亂的整理下去?愛滋病的陰影愈來愈近，怎麼在兩害相權中取其輕？我們曾幻想在現階段創建一個沒有剝削的制度，結果呢？但是引進了外資，放鬆了對內部民營資本的管制，雖然有對剩餘價值的剝削，可是，經濟發展了。我們的思路應該開闊些。那麼多的收容教育所,勞而無功,吃力不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