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價值

①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② 行政程序的概念、基本特徵、法律價值、基本原則和制度

【行政程序的概念】是與實體行政行為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指由行政行為的方式、步驟和順序、時限所構成的行政行為的過程。

【行政程序的基本特徵】①行政程序是就行政行為而言的，是關於行政行為的程序；②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的實施過程；③行政程序由行政行為的方式、步驟、順序和時限等因素所構成；④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的必要組成部分。

【行政程序的法律價值】一是開辟和擴大了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行為過程的途徑；二是有利於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利；三是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四是有利於規范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程序法定原則】是指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的程序必須依據法律、符合法律。這是依法行政原則在行政程序中的具體體現。程序法定原則要求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應當按照法定的方式、步驟、順序和時限進行，不得違反；在經法律授權而有自由選擇餘地的情況下，行政機關選擇適用的程序不得超越法律授權的范圍，並要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

【程序公開原則】是指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或個人隱私外，行政程序應向行政相對人和社會公開。程序公開原則的主要內容，一是行使行政權的依據必須公開；二是有關行政行為的信息和過程公開；三是行政決定公開。

【程序公正、公平原則】是指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在程序上應當公正、公平。程序公正、公平原則的主要內容，一是行政程序立法要賦予行政相對人應有的程序權利；二是行政機關選擇適用的行政程序應符合客觀情況，具有可行性；三是行政機關選擇適用的行政程序應符合社會公德，具有合理性；四是行政機關選擇適用的行政程序應符合自然公正原則，具有正當性。

【參與原則】是指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過程中，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應盡可能為行政相對人提供參與行政行為的各種條件和機會。參與原則的主要內容，一是行政相對人應參與行政立法和制定其他規范性文件的過程；而是行政相對人應參與行政執法的過程；三是行政相對人應參與對行政機關監督的過程；四是行政相對人應參與行政救濟的過程。

【效率原則】是指行政行為中各種程序的設定和實施都必須有利於保證基本的行政效率，並在不損害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適當提高行政效率。效率原則要求行政行為程序的設定和行使要考慮時效性，要考慮行政行為的一定靈活性、標准化和科學性，以提高行政效率，保證行政目標的實現。但行政行為程序的設定和行使不得為提高行政效率而損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和公平原則。

【聽證制度】是指行政機關制定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規定或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通過法定方式聽取有關當事人建議和意見的一種程序。在中國，聽證制度可大致分為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聽證制度和對具體行政行為的聽證制度，前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中規定的對起草行政法規和規章的聽證會形式；後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中規定的對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時的聽證程序。

【表明身份制度】是指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之前，要向行政相對人出示證件，表明身份，以證明自己有權或有資格實施某種行政行為的程序。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執法人員在適用簡易程序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行政機關適用一般程序調查或進行檢查時，執法人員應向當事人或有關人員出示證件。

【迴避制度】迴避可分為地域迴避、職務迴避和公務迴避三種。行政程序中的迴避制度一般是指公務迴避，即行政機關公務員在行使行政職權、執行公務時，因與本人有某種利害關系而主動或被動予以迴避的程序。如公務員執行公務時，涉及本人或涉及與本人有利害關系的，必須迴避。

【告知制度】是指行政機關在實施行政行為時將需要讓行政相對人了解的有關事項以合理途徑和方式通告或告訴行政相對人的程序。主要有一般告知和利害關系人告知。前者指行政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的發布；後者指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前，將有關情況告訴有關當事人。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和依據，並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

【說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機關對於其作出的行政行為，特別是對行政相對人權益有不利影響的決定或裁定時，應當向行政相對人說明其作出該行政行為的事實根據、法律依據以及其他正當理由的程序。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中應當載明當事人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的事實和證據等。

【職能分離制度】是指為加強對行政權的制約和監督而將行政機關內部的某些相關聯的職能加以分離，由不同的機構或人員分別行使的程序。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聽證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作出罰款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與收繳罰款的機構分離等。

【合議制度】是指對某些行政行為由行政機關採用集體討論方式作出決定或裁定的程序。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對情節復雜或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行政機關的負責人應當集體討論決定。

【調查制度】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作出行政行為時應查明事實並收集證據的程序。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除依法可以當場作出的行政處罰外，行政機關發現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有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的，必須全面、客觀、公正地調查，收集有關證據；必要時，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可以進行檢查。

【時效制度】是指行政行為的過程或各個階段受法定時間限制的程序。效率原則的具體體現。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違法行為在二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又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對行政賠償，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依法給予賠償。

③ 哪些行政法內容有價值 哪些有待完善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政權與公民回權答的關系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④ 行政法課要求做一次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的實踐，能不能推薦一些既有價值又比較容易申請得到公開的內容

向政府申請公開常務會次數及議題，這個很有價值又非常容易公開。注意不要申請的時候別要求公開會議結果，就要次數和議題就可以了。

⑤ 行政執法最終價值目標和意義

[摘 要]21世紀,在實現法制文明化、現代化這一歷史進程中,包含一項重要內容,即行政法制專現屬代化。中國行政法制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工程,需要以完善的行政法律規范為基礎。完善的標准在於:一是行政立法應滿足社會的客觀需要,反映新的經濟關系,以實現行政法對經濟發展的保障作用;二是行政法應體現和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彰顯民主、科學;三是行政法要協調好行政權與各種權力與權益的關系,在價值上達到社會公正理念。

[關鍵詞]行政法;行政立法;社會公正

[中圖分類號]D9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03)06-0042-03

一、行政法的保障作用與經濟發展同行

法是社會上層ㄖ

⑥ 經濟法產生的功能和價值是什麼

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不但應當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而且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作用范圍。經濟法的作用首先在於彌補民法公平觀念之不足。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准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徵，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准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不僅如此，公平原則又與一切具體的民法原則不同，它具有對一切市民社會普遍適用的效力，且貫穿於整個民法的立法、執法和守法過程的始終。在公平原則與其他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繫上，公平原則既是其他原則的高位原則，對其他民法基本原則起到指導作用，同時公平原則又可具體化為平等原則、自由原則、自願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其實現方式。但民法公平強調的是個體公平、條件公平和形式公平。這種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對於市民社會觀念的確立、社會的進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許多方面都發揮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門都難以比擬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作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己任的法律規范，它所作用的社會生活的范圍決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維護法，它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承認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說民法只是從市場規則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只要市場主體沿著民法預先制定的行為規則去追求自身利益最愛貓撲.愛生活對於追求的結果就予以承認並加以保護，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諸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不公等問題，民法通常無能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會條件的平等，對此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指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見，民法所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價值理念僅局限於經濟個體之間的公平和平等，它僅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去追求實質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將民法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去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那隻能是削足適履，是民法的異化。傳統的民法既然難以擔當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那麼這一任務就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與民法相比，經濟法強調的是社會公平、結果公平和實質公平，謀求的是社會的穩定發展，追求的是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能讓全體社會成員受益的整體利益，它既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又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與個體利益之間是一種既統一又有矛盾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從整體上協調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推動社會發展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經濟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廣闊的作用空間。
其次是彌補商法效益觀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為。而商人作為市場主體，又以追求利潤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據，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並且還應當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分析比較和優化選擇。馬克思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同樣應當強調的是，在作為政治動物的同時市場主體又是作為經濟動物即經濟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卻有相同的價值行為准則，即無論是作為經濟人還是作為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人，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於將經濟人的這種逐利行為合法化、規范化，並為商人的營利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但商法中的效益側重於對個體效益的張揚和保護，注重的是個人意識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於，商法中的效益原則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則、自由原則或意思自治原則不過是經濟自由原則的法律體現。而經濟自由主義又是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石。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在這種一切聽其自然的社會中，其規律性力量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的。自由放任意味著經濟領域是一種只服從於自身規律運動和變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獨立於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之外，且政治國家不應干涉經濟領域的活動。社會利益是在個人追逐私利的狀態下實現的，個人的逐利過程同時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但這種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僅局限於個人，當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意思自治與社會的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商法首先選擇的是尊重個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換言之，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商法側重於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個人利益進行限制，對個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
最後是彌補行政法國家利益至上觀念之不足。行政法是關於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和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即行政關系。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它以國家權力的有效劃分、國家機關的嚴格分工作為條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體上包括幾方面的內容：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法制監督的法律規范。行政法的主要特點是：內容極其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衛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因其內容與社會生活關系十分密切，而社會生活經常發生變化，因此行政法規范常有變動；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系統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組成；法律文件數量特別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居於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國家機關的行政立法，其性質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於行政法主要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意志又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國家有時雖然能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從根本上說主要維護的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能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維護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即是說，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行政法既難以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會利益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價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調整和保護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活，現代行政法的立足點應是限制國家的行政權力，即如何將國家的管理行為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此國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經濟行政職能也應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將行政機關的行為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政法律規范也主要表現為限權性規范。因此，從其作用領域和存在目的來看，行政法並不負有克服市場調節機制缺陷及維護市場條件的職能，也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

⑦ 行政法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內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容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⑧ 公序良俗對行政法的價值

公序良俗就是行政法的基本要求之一。

⑨ 問個關於行政法方面的問題

根據相關法理,這種情況屬於"緊急避險」犧牲小的法益保護大的法益屬於合法行為，因此，不應當受到行政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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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需要學法學都應當知道兩者法益的大小,就算沒有法學基礎也應當區分兩者的大小.較為謹慎的闖紅燈屬於對一種抽象秩序法益的違反,而急於生產的孕婦如果沒有及時救治就可能是對一個具體的生命權或健康權的忽視.

一個是抽象法益,一個是具體法益,一個是生命健康法益,一個是秩序法益.當然是緊急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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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學不能教條主義，不能說自由法益就一定比秩序法益大。

在表層上，法益是一種利益或價值；在深層上，法益則是一種秩序或狀態。「利益」、「價值」、「秩序」、「狀態」四個概念在法益的內涵中是有機融合在一起的。

就利益和價值的關系而言，它們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主體的需要和客體的有用性兩者的關系中：從客體自身的角度看，客體有用性對主體需要的滿足是客體自身的價值；從主體的角度看，主體需要被客體的有用性所滿足是主體的一種利益。

利益和價值都是主觀見至於客觀的概念。當主體是特定的個體時，主體的需要更多的是主觀性的，利益和價值的判斷標准也因人而異；當主體是不特定的多數人時，主體的普遍需要相對穩定且更多地具有客觀屬性。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們的普遍需要不是憑空產生的，總是基於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之上產生並受制於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

因此法律上所考慮的利益或價值基本上屬於客觀范疇，其判斷標准存在於人們共同的信念之中，且帶著民族傳統文化和特定時期政治經濟制度的深深烙印。

在表層上說法益是一種利益或價值其實是一回事，但鑒於法律是以人為本位，所以將法益直接限定為法所保護的利益簡練明了。

就秩序和狀態的關系而言，迴避兩個概念在哲學或社會學上的豐富內涵，且將秩序限定為具有法律意義的人類社會的秩序而不包括自然界的秩序，那麼僅從一般意義上講，我們說社會秩序是一種有序的社會存在狀態，這種解釋是無可厚非的，由此推論秩序是一種有序的狀態也應當成立。

秩序和狀態的聯系在於；秩序表現為一定的狀態，狀態體現一定的秩序。

兩者的區別在於：一般而言，狀態更多地作為中性詞使用，不含有任何的價值判斷，也不表明存在之外的任何特徵，只是對存在的客觀陳述；而秩序則不然。秩序的有序性總是根據一定的規則形成的，並且表明了一種存在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秩序所賴以形成的規則本身，總是帶著人的意識，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人的價值判斷。因此秩序也是帶有價值判斷色彩的。法律的保護對一種不穩定的無序的狀態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因而在深層上，與其說法益是法所保護的一種狀態，毋寧說是法所保護的一種秩序。

深層的秩序外化為表層的利益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利益主客體之間客體有用性滿足主體需要的有序狀態，一種是利益主體之間利益協調，互不侵犯的有序狀態。對後一種秩序的破壞勢必導致對前一種秩序的侵害。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上沒有無秩序的利益，也沒有無利益的秩序。

另外，秩序本身的有序性、穩定性和連續性使人們獲得預測的可能性，帶來安全感，在此意義上秩序本身也是一種生活利益。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秩序與利益又是互為表裡的，兩者交融在一起，構成了法益的內容。

一般而言，當法益的主體是可特定化的個體（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時，法益的實質通常落實在「利益」概念上；而當法益的主體是非特定化的集體概念時，如社會或國家，其法益多表現為一種秩序，因而用秩序來說明其法益的內容更為直觀。

然而並非所有的利益和秩序都可以稱為法益，也不是只有經過實在法確認保護的利益和秩序才能稱為法益。同「法」的「自然法」和「實在法」兩種狀態相對應，法益也有「應然」和「實然」兩種狀態。前者是應當為實在法所確認和保護的利益和秩序，後者是實在法已經確認和保護的利益和秩序。前者具有立法上的指導意義，應當為法學理論和立法實踐所重視，後者具有司法解釋的功能，應當為法律實務工作者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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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樓下的幾位法律同仁把自由、秩序、正義、利益作為先後順序的法益，是對法理的教條理解，在很多情況下，自由並不一定大於秩序，最簡單的就是違反秩序的行為人被剝奪人身自由，如果，教條的說自由法益大於秩序，那麼，任何一個公民違反秩序法益都不能剝奪他們的自由法益。

法益的大小不能這樣進行教條的理解，法益的沖突當然涉及法益的大小和優先性，但是，在具體某個行為中，法益的大小是相互滲透和影響的，具體實在的法益高於抽象的法益。

把謹慎的闖紅燈的破壞抽象秩序法益的行為優先於具體的孕婦利益是荒謬的！

本案的情況，的士司機並沒有危險駕駛危害具體的公共安全，如果的士司機為了救治孕婦危險駕駛撞死其他不特定人，那麼，這種危害具體的公共安全的行為當然要進行懲罰。

反之，的士司機破壞的僅僅是抽象的秩序法益，拯救的是具體的孕婦的生命健康利益，當然屬於緊急避險的合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