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法

1. 行政公益訴訟的國外情況

行政公益訴訟作為一新型訴訟形式，在西方法治國家已發展的相當成熟，只是各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之稱呼不一，諸如民眾訴訟、公民訴訟、以公法名義保護私權之訴等等，但內涵大體相當。通過對海外各發達法治國家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考察和比較，可以為中國建立這一制度提供先進經驗，並同時證明在中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的可行性。 行政公益訴訟在英國被稱為「以公法名義保護私權之訴」，指檢察總長在別人要求禁止令或宣告令或同時請求這兩種救濟時，為阻止某種違法而提起的訴訟。按照英國法律規定，檢察總長代表國王，有權阻止一切違法行為，包括侵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政行為。而且也可以依職權，為公共利益而主動請求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但在實踐中，檢察總長卻是只應請求人的請求而動。而且，檢察總長一旦賦予請求人必要的起訴資格後，對公共利益就不再表現進一步的關注，實際上也就是退出了訴訟，而讓案件像其他普通私人訴訟一樣進行下去。在此過程中，檢察總長只是把他的名字出借給請求人而已。
但英國這一訴訟制度的不足是：檢察總長是否出借它的名字完全由他自己自由判斷。上議院的判例已經設定，如果檢察總長拒絕同意請求人，法院便不能對他行使自由裁量權提出質疑，也不能容許私人單純以公眾的一員的身份，既以自己的名義起訴。而檢察總長判斷時到底遵循什麼規則卻不得而知。 「行政公益訴訟」是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美國作為典型的普通法系國家，並不將該類訴訟與其他普通訴訟相區別。也即，在美國所謂「行政公益訴訟」與其他普通訴訟一樣受相同的法律調整，適用相同的訴訟程序。
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條規定：「因行政行為而致使其法定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或受到有關法律規定之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或損害，均有權訴諸司法審查」。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原告的資格經歷了一個從「法定損害標准」到「雙重損害標准」，到如今的「事實不利影響標准」的演變。即相對人只要其利益受到了所指控的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他就具有了原告資格，而不管這種利益是否有特定法律的直接規定，也不管這種利益是人身利益、經濟利益還是其他如審美的、娛樂的、環境的利益等。正如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布盧南所說「如果原告證明他請求審查的行政行為在事實上對他造成了經濟或其他損害，那他就有了原告資格。」可見在美國，公民具有廣泛的訴的利益。 在日本，行政公益訴訟被稱為民眾訴訟。所謂民眾訴訟是指國民請求糾正國家或者公共團體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並以選舉人的資格或自己在法律上的利益無關的其他資格提起的訴訟。日本民眾訴訟的原告可以是納稅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響的選舉人或者其他公眾之一，只有在「法律上有規定時，限於法律規定者，才能夠提起」，可以准用抗告訴訟、當事人訴訟的程序。作為民眾訴訟的典型事例，有根據《公職選舉法》進行的選舉訴訟和《地方自治法》所規定的居民訴訟等。日本行政法學者認為，民眾訴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保護國民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客觀上的法律秩序，使國民以選舉人的身份通過訴訟手段制約國家機關或公共性權力機構行使職權的行為，監督行政法規的正確適用。因此，它具有客觀訴訟的性質。日本實務中比較典型的民眾訴訟形式有：選舉無效訴訟、當選無效訴訟以及居民訴訟等。

2. 什麼是訴的利益

行政公益訴訟作為一新型訴訟形式，在西方法治國家已發展的相當成熟，只是各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之稱呼不一，諸如民眾訴訟、公民訴訟、以公法名義保護私權之訴等等，但內涵大體相當。通過對海外各發達法治國家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考察和比較，可以為我國建立這一制度提供先進經驗，並同時證明在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的可行性。 （一） 英國 行政公益訴訟在英國被稱為「以公法名義保護私權之訴」，指檢察總長在別人要求禁止令或宣告令或同時請求這兩種救濟時，為阻止某種違法而提起的訴訟。 按照英國法律規定，檢察總長代表國王，有權阻止一切違法行為，包括侵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政行為。而且也可以依職權，為公共利益而主動請求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但在實踐中，檢察總長卻是只應請求人的請求而動。而且，檢察總長一旦賦予請求人必要的起訴資格後，對公共利益就不再表現進一步的關注，實際上也就是退出了訴訟，而讓案件像其他普通私人訴訟一樣進行下去。在此過程中，檢察總長只是把他的名字出借給請求人而已。 （二） 美國 「行政公益訴訟」是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美國作為典型的普通法系國家，並不將該類訴訟與其他普通訴訟相區別。也即，在美國所謂「行政公益訴訟」與其他普通訴訟一樣受相同的法律調整，適用相同的訴訟程序。 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條規定：「因行政行為而致使其法定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或受到有關法律規定之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或損害，均有權訴諸司法審查」。 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原告的資格經歷了一個從「法定損害標准」到「雙重損害標准」，最後到現在的「事實不利影響標准」的演變。即相對人只要其利益受到了所指控的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他就具有了原告資格，而不管這種利益是否有特定法律的直接規定，也不管這種利益是人身利益、經濟利益還是其他如審美的、娛樂的、環境的利益等。正如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布盧南所說「如果原告證明他請求審查的行政行為在事實上對他造成了經濟或其他損害，那他就有了原告資格。」 可見在美國，公民具有廣泛的訴的利益。 （三） 法國 法國的行政訴訟可分為完全管轄之訴、越權之訴、解釋之訴和處罰之訴，其中越權之訴是法國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訴訟制度，性質上屬於客觀訴訟 .它是指當事人的利益由於行政機關的決定而受到侵害，請求行政法院審查該項決定的合法性並予以撤銷的救濟手段。 該訴訟的基礎是為了糾正違法的行政行為，保障良好的社會秩序，公民提起越權之訴的條件是，必須與所起訴的行政決定有某種利益關系。這種利益包括物質和精神兩種，只要申訴人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行政行為的侵害就可提起，並不要求與申訴個人利益有直接利害關系。 如果利益是集體的，或是公共利益時，其中的某一人可以提起，代表該利益的團體、組織也可提起。在實踐中各種團體的作用尤為廣泛和活躍，當他們的集體利益受到行政決定的直接影響時，一般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越權之訴。另外，在法國越權之訴可以免去律師代理，事先無需繳納訴訟費用。 （四）德國設置公益代表人制度並由其參加訴訟，是德國行政公訴的一大特點。德國十分注意在行政訴訟中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因為德國學者認為，對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用同一標准進行衡量。因此，為了保障公共利益，德國1960年頒布的《德國法院法》專門確立了公益代表人制度，即由聯邦最高檢察官作為聯邦公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檢察官和地方檢察官分別作為州和地方的公益代表人並由他們以參加人的身份參與聯邦最高行政法院、州高等行 政法院以及地方行政法院的行政訴訟，並享有上訴權和變更權。 作為公益代表人的檢察官在性質上屬於司法行政官，而且只受政府命令的約束。 在日本，行政公益訴訟被稱為民眾訴訟。所謂民眾訴訟是指國民請求糾正國家或者公共團體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並以選舉人的資格或自己在法律上的利益無關的其他資格提起的訴訟。 日本民眾訴訟的原告可以是納稅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響的選舉人或者其他公眾之一，只有在「法律上有規定時，限於法律規定者，才能夠提起」，可以准用抗告訴訟、當事人訴訟的程序。作為民眾訴訟的典型事例，有根據《公職選舉法》進行的選舉訴訟和《地方自治法》所規定的居民訴訟等。日本行政法學者認為，民眾訴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保護國民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客觀上的法律秩序，使國民以選舉人的身份通過訴訟手段制約國家機關或公共性權力機構行使職權的行為，監督行政法規的正確適用。因此，它具有客觀訴訟的性質。日本實務中比較典型的民眾訴訟形式有：選舉無效訴訟、當選無效訴訟以及居民訴訟等。

3. 求行政法相關書籍的電子版

你要的這些書除了日本的那兩位學者的書不好找之外，在新浪愛問的共享資料里都有，你可以去看看。不知道你還能不能看到這個回復了。

4. 確認判決可以適用的情形有

適用維持判決的條件有：合法、作為、合理。這樣就把AB排除了。
D應當是作出確認被版訴具體行政權行為違法或者無效的判決。
對於CE我不確定，如果多選就好說了。你最後一選項是不是抄錯了？感覺C不大對，如果單選就選E。

5.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6. 行政強制執行引言

一、行政強制執行的概念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所作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強制其履行義務或達到與履行義務相同狀態的行為。

1.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義務為前提，在一般情況下，這種不履行還必須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在規定不得建築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種是，不履行規定必須履行的義務，如應納稅而不納。兩種情況都屬行政強制執行的范圍。
2.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行政義務。因此，強制執行應以行政義務為限，不能超過當事人所承擔的行政義務范圍。

3.義務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義務，是行政強制執行的前提，但該義務產生的依據，即行政強制執行的基礎是什麼？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爭論。大陸法系國家早期曾主張包括行政處理決定和行政法律規定兩類，近期行政強制執行的趨勢，傾向於僅以行政處理決定為根據，不再以法律規定為直接依據。

4.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是行政機關還是司法機關，兩大法系有重要區別，其源在於對於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的認識，普通法系國家從來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司法權的一部分。行政機關當然無權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但大陸法系中很多國家則歷來將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一部分，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不同的是，德奧等國早期曾將行政強制執行看成是行政權的組成部分，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期則有重大變化，行政機關是否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尚須法律特別規定，這是順應民主潮流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觀念日益發展的必然趨勢。（註：二戰前德日行政法學者均肯定行政處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確定力及執行力。因此。行政處分權當然包括命令權與執行權。行政強制執行無須根據法律之特別規定。如19世紀時普魯士學者安休斯（G.Anschiite）、
布倫諾（K.Brunner）均持此說。其後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進一步予以發展，認為行政權依法發動之命令，原則上即應包括強制執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國家之行為，其與某人對債務人所做之請求截然不同。用強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實現乃當然之理」。

日本著名行政法學家美濃部達吉也持此說：「基於公權力之國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備執行力，吾人應認為直接強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別規定，該行政官署當然有權予以執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頁）。
二戰後，隨著民主的發展，這種觀點受到責難，西德著名行政法學家佛魯斯特霍弗（FrnstForsthoff
）在分析了行政權與公民的關系後，認為「無例外的，應固守一個原則，即行政權僅能在具體之情況下且為法律所承認者，方得行使強制手段。」此後，德國學者一般都認為，應把行政的命令權與實現命令之強制執行權視為各自獨立，互不牽連的行政行為，兩者都須有其法規上之根據，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則——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見解：「行政強制，不問其為行政上之強制或行政上之即時強制，均因以人民之身體及財產之侵害為其內容，因此近代法治國家若須執行行政強制則非有法律上之根據不可。……下令與強制為各別之行為。」（《行政法總論》1965年第380頁），
當前日本學者大都持此說。）

我國關於行政強制權的歸屬，已由長期實踐形成制度，並在《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中加以規定，大致可歸納為：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和行政處罰的區別
（一）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

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作為強制執行，有許多共同處，對某些國家來說，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並無實質區別，它們都是司法權的一部分，如美國。對另一些國家而言，雖然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是分開的，但行政強制執行在內容與方式上也都是從民事強制執行仿效而來，如德國。從我國具體情況看，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的區別在於：
（1）從執行主體看，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在一般情況下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也可以是行政機關。這與民事強制執行的主體只能是司法機關不同。
（2）從執行依據看，行政強制執行的依據是行政處理決定，
即使在由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的情況下，其執行依據也是行政處理決定。而民事強制執行的依據是已經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的判決、裁定或調解等法律文書。
（3）從執行對象看，行政強制執行的對象比較廣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為和人身。而民事強制的對象僅限於物。
（4）從執行結果看，行政強制執行不存在執行和解，
只能強迫義務人履行義務；民事強制執行則可以執行和解。（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頁。）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區別

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因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所引起的。但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此法定義務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強制執行，如納稅，當事人不履行納稅義務的，必須強迫當事人履行；另一種情況是，此義務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給予行政處罰，使其記取教訓，以後必須履行義務。如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此時只能科以罰款，使其以後遵守交通規則，不可能強制執行。從性質上說，行政處罰是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科處新的義務，而行政強制執行則是要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原來的義務。這是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一般分界線。當然，行政強制執行中的代執行和執行罰也有科以新的義務的內容，但這種科以新的義務的目的，仍是為了履行原行政義務，並不以科以新的義務為結束。這是法律在設定處罰還是強制時必須注意的。實踐中，也有以處罰代替強制執行的，即以處罰代替當事人必須履行義務的情況，如有些地方對農民侵佔集體土地建房，行政機關不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罰款結案，這實際上將起到慫恿違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處罰的種類和行政強制執行的種類很不相同。行政處罰主要運用警告、罰款、沒收財物、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強制執行則採取代執行、執行罰、強制徵收以及直接強制等手段。由於行政處罰都是一次的承擔義務，因而在行政處罰難於執行時，尚需以行政強制執行為後盾。
三、對目前有關行政強制執行定義的辨析

我國行政法學著作中大都有行政強制執行的章節和定義，粗看似大同小異，細加分析，可以發現一些理論上存在的問題。現先摘錄幾條有代表性的定義，再加分析，也許將有助於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的理解。

（1）「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時，國家行政機關可以採取法定的強制手段強制當事人履行其義務，這就是行政法上的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行政行為。又叫做行政執行。」（註：王珉燦主編：《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
版，第125頁。）

（2）「強制執行行為指由於被管理者抵制行政機關的合法行為，不履行行政機關提出的合法要求，行政機關採取強制措施消除被管理者的抵制，迫使其履行的行政行為。」（註：姜明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8—299頁。）
（3）「行政強制，也叫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對拒絕履行行政法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或其有關實物標的依法實施強制措施，以促使某項義務的履行；或者為了公共利益而對特定的人或物實施強制手段，以限制某項權利的行使。」（註：張煥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55頁。）
（4
）「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在國家行政管理中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用強制措施強制當事人履行義務的行政行為。」（註：應松年、朱維究：《行政法總論》，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8
頁。）
（5）「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行政機關對違反行政法律文件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採取的行政法上的強制措施，由國家行政機關負責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針對特定的人而採取的行政措施，又叫做行政執行。」（註：張尚＠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1頁。）
（6
）「行政強制執行指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其義務的行為。」（註：羅豪才主編：《中國行政法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頁。）
（7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對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行政機關以強制方式促使其履行，或實現與履行有同一狀態的行政行為，通常簡稱為行政執行。」（註：張尚＠①主編：《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2—233頁。）
（8）「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
法人或其他組織（行政管理相對人）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迫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義務或實現與履行義務相同的狀態的行政執行行為。」（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頁。）
（9）「行政強制執行，可簡稱為行政執行或行政強制，
是指相對人負有法定義務，拒不履行，由行政機關依法採取強制措施，迫使其履行義務或者由他人代為履行以達到同樣目的的具體行政行為。」（註：王連昌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25頁。）

這些定義的共同點都指出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法定義務為前提。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當事人履行法定義務。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些定義又存在著許多差異，而這些差異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理解的不準確。
（1）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行政強制。實際上行政強制的概念較行政強制執行為寬。它包括行政強制執行、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即時強制等。
（2）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強制措施，
但這兩者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完全相同。行政強制執行是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義務。行政強制措施一般是為了保全證據或制止違法。有時，採取強制措施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證以後的強制執行。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行政強制措施也可能作為行政強制執行的一個前奏階段出現，從而使兩者難以區分。
（3）將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執行相等同。如上述所述，
這種觀點在早期德奧等國比較流行，但二戰以後這種觀點和做法都已被摒棄，因為它有放縱行政專橫的可能，不利於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新中國成立後，雖然長期來沒有理論加以明確闡述，但實踐的做法是確定的：將行政執行與行政強制執行分開，行政執法機關有權作出行政處理決定，但一般都沒有強制執行權，只有在法律有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該行政機關才具有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強制執行權，可以在作出處理決定後，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行政強制執行。

毫無疑問，行政處理決定是具有執行力的，但執行力並不意味著行政機關自己可以強制執行。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分離，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處罰權分離，這是現代行政法，也是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發展的必然趨勢。
（4）將行政強制執行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強制執行行為在行政機關依法自行強制執行時，當然可以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但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經法院審查同意，下令強制執行時，它就是司法強制，不應再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5）一般行政強制執行的定義中，大都未明確指出行政強制執行的根據應為行政處理決定，不應直接依據法律執行。
四、外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簡介
行政強制執行，作為一項法律制度，起始於西方，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西方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大致形成三種模式，即美國模式、德奧模式和法國模式。
（一）美國模式

美國模式的特點是，行政機關在相對一方不履行行政義務時，原則上不能自己採取強制執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對一方如果不履行法院命令，法院將以藐視法庭罪，處以罰金或拘禁，這就是「藐視法庭程序（Contempt
proceedings）」，當然，作為訴訟，被告方也同時可以就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決定是否合法進行爭論，因而其本身又是一次救濟程序。此外，它也並不妨害相對一方在不服行政處理決定時，根據特別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規定，向法院請求司法審查。
另外，有下列四種情況，有即時強制必要的，行政機關可以不經由行政上的訴訟程序，或事前的司法承認而自行執行：（1
）對負有繳納國稅義務財產的查封與扣押；（2）對外國人驅逐出境；（3）對妨害衛生的行為的排除；（4）妨害安全秩序之排除。（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7—228頁。）

美國強制執行的理論基礎在於，按照美國三權分立的特點，為有效控制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的濫用，這種對公民極易造成損害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從來屬於司法權而非行政權，這是理解美國模式的關鍵所在。
（二）法國模式

為確保行政義務之履行，法國採用由司法機關對義務違反者施加刑罰的辦法。依靠義務人對刑罰的恐懼以促使其自動履行。這種刑罰與一般刑罰不同，稱為行政刑罰。但刑罰與行政罰只在法律有規定時才適用，如果法律對於某項行政義務的不履行沒有規定處罰，或者情況緊急，需要即時強制時，行政機關也可使用強制力量直接執行行政處理決定所規定的義務，稱為依職權執行或強制執行。
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法律有明文規定；（2）情況緊急；（3）法律無明文規定，也無緊急情況，但法律也沒有規定其他執行方法時，強制執行是最後的執行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能適用強制執行；（4
）當事人表示反抗或有明顯的惡意。強制執行的方式，一為代執行。（註：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69頁。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8頁。）
（三）德奧模式
1953年聯邦德國頒布行政強制執行法，共4章22條。（註：見《聯邦德國行政強制執行法》（1953年4月27日），朱林譯，
《行政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主要內容是：
（1）行政強制執行包括金錢給付義務及行為的忍受、不作為義務的強制。但金錢給付義務的強制，適用其他單行法。（2
）行政強制執行原則上應以先有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行政處理決定）為前提。直接根據法律就採取行政強制執行的做法已被摒棄。但即時強制可無須預先的行政行為。（3）行政強制執行機關，
原則上為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也可部分或全部委託下級行政機關代為執行。（4
）執行方法為：代執行、執行罰和直接強制。代執行只能由執行機關委託第三人完成，費用由義務人承擔。代執行或執行罰不能達到目的或難以實行的，執行機關可直接強制。強制方法必須與其目的保持適當比例。決定強制方法時，應盡可能考慮當事人和公眾受到最少侵害。（5
）行政強制執行必須以書面方法作出告誡，告誡應附履行期限，明確執行方式。需義務人承擔費用的，應在告誡中列出預定費用數額。執行罰應告知確定的金額。告誡必須送達。（6
）義務人在代執行或直接強制過程中反抗時，可對其採取強力，依行政機關請求，警察須提供職務協助。執行達到目的後，立即停止。（7）執行罰未獲繳納時，
根據執行機關的申請，行政法院在經聽證後，可裁定命令代償強制執行，一日以上，兩星期以下。（8）對強制執行的行政行為，應有法律救濟。

奧國行政強制執行法公布於1925年，共13條，（註：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7—370頁。）主要內容有：

（1）行政強制執行由縣級及其上級國家行政官署負責執行。（2）行政強制執行的原則：①應以最輕微之方法達到強制執行之目的；②金錢給付的強制以不影響被執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瞻養義務之履行為限。（3）強制方法有代執行、執行罰、直接強制。
負有忍受、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又不能代執行者，可由執行機關科處罰金，或將其人收押，以強制其履行。直接強制須以先有執行處分為前提，可不經告誡程序。（4）臨時處分（假處分），當事人確有行政義務存在，
或不能確定時，執行機關為保全義務之履行，得為臨時處分。但以義務人有自行處分其財產或串通第三者以其他方法逃避義務之履行，有妨害執行或使執行有困難者為限。（5）行政救濟。
（四）日本強制執行制度之發展
日本於1900年師承普魯士法制，頒布了行政執行法和行政執行法施行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此作了總結，認為罰鍰之強製作用較為間接，效果低微；直接強制曾被行政機關濫用，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之空前侵害，因而於1948年公布《行政代執行法》，共7條，（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5頁。）據此，行政機關一般只享有代執行的強制執行權。

除代執行法外，日本其他法律中尚有關於執行罰、直接強制與強制徵收的規定。（註：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楊建順、周作彩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第90—91頁。）
五、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例外。（註：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的法律是《行政訴訟法》，該法第6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於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在行政機關強制執行前有「依法」兩字，說明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權只有法律特別授予時才具有。）
（一）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行政機關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作出的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時，如法律沒有授予其強制執行的權力，就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與國外不同。申請不是訴訟，不需要經過訴訟程序。申請比訴訟效率較高，這是適應行政管理要求的。但申請也不是可有可無的程序，申請如經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強制決定就成為司法強制決定，法院可以運用其司法強制執行權，強迫當事人履行義務。因此，行政機關提出申請以後，法院必須認真進行審查，不僅要作形式審查，還要作實質性審查。對行政機關的申請，經審查合法，將由法院實施司法強制；經審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機關，不予執行。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是否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否則人民法院將不予受理？

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前，行政機關如要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規章無權作此規定。制定行政訴訟法時曾考慮到這一因素，如仍堅持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則大量根據規章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將失去強制執行的後盾而變成一句空話。在目前情況下，這將給行政管理帶來難以估計的後果。因此，《行政訴訟法》第66條特別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據此，凡屬行政機關所作具體行政行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既不履行義務又不起訴的，行政機關就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無須以法律、法規規定為限。至於能否執行，還需人民法院審查。這是我國基本法律中第一次作出的關於行政強制執行的一般性規定。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後，應該已經不存在申請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規定的限制。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強制執行後，人民法院應在多長期限內給予答復？人民法院如不同意強制執行，行政機關是否可以再向上一級法院申訴？上級法院應在多長時期內答復？執行費用應如何計算等問題，由於至今沒有統一規定，以至常常發生矛盾，需要作出規定。
（二）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

例外的根據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確規定由哪一級政府或哪一行政機關部門享有哪一種行政強制執行權，不能超越。沒有法律特別規定的，行政機關就不享有行政強制執行權。
從我國已有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享有強制執行權的，大致有下列幾種情形：
（1）屬於各部門專業范圍內的強制執行，一般由法律規定，
專項授權給主管行政機關，如：關於人身權的，有強制傳喚、強制拘留（《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強制履行（《兵役法》）等。屬於財產和其他權利的，如滯納金（《國營企業調節稅徵收辦法》）、強制收兌（《違反外匯管理處罰施行細則》）、強制許可（《專利法》）等。（2
）屬於各行政機關普遍需要的，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原則上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法律只授予少數幾個行政機關，如稅務（《稅收征管條例》）、海關、審計等。（3）一項特別的財產權，
即拆遷房屋、退回土地等，由於這是涉及公民的「命根子」，需特別慎重。原則上都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強制拆遷既可以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也可由房屋拆遷主管部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註：《國務院公報》1991年第568頁。）
《行政處罰法》第51條第2款規定：「根據法律規定，將查封、
扣押的財物拍賣或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交罰款」，可見，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都必須由法律規定。法規規定無效。也就是說，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的設定權屬於法律，其他規范，如法規等無權設定。這是一項一般性規定，不僅對不繳納罰款的適用，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其他情況。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擁有何種強制執行權，從積極方面說，意味著法律的授權；從消極方面說，也意味著行政機關不享有其他種類的行政強制執行權。
六、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形成和特點

與英美和德奧比較而言，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具有自己的特點，英美法系將強制執行作為司法權的一部分，全部權力歸司法機關。這種作法有利於防止行政專橫，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但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德奧模式將強制執行權交給行政機關，在早期時，把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權和強制執行權合一，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代則將兩者分開，行政命令權不再包括行政強制執行權。行政機關享有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必須由法律規定。這種作法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但在防止行政專橫、防止損害人民合法權益方面，似嫌不足。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是在總結各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形成的。

1.以申請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為原則，表明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第一，多一道法院的審查，將有利於減少錯誤，有利於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第二，用「申請」而不用「訴訟」，將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2.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第一，所謂例外就是法律規定的例外，法律規定某一事項可由某一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時，該行政機關才有某一事項的強制執行權。第二，從已有立法的情況看，只有那些屬於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強制執行事項，法律才授予行政機關。對帶有普遍性的強制執行權，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等，控制極嚴，法律只授權個別行政機關。
可見，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借鑒和吸取了各國經驗中的有益成分，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

從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行政強制執行是國家機關對不履行行政義務者所採取的強制手段。行政強制執行的「行政」二字，並不意味著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而是實現行政權的手段。行政機關有權作出初步行政決定，但無權自行強制執行，除非法律有特別授權。行政強制執行權與行政決定權是分離的，決不能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自然組成部分。這表明我國在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上，考慮到這一權力的行使，將直接關系公民的權益，因而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同時，應該說，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重要標志。認識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至今仍有很多人誤以為既然有權作出行政決定，就有權強制執行；有些法院的同志則認為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的事，與法院無關，法院至多隻是履行一下審查的手續。由此在實踐中產生各種問題。
但是，由於我國對行政強制執行尚未統一立法，因而上述所謂我國的強制執行制度，只是粗線條的概括，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1.哪些情況的強制執行權可授予行政機關，標准不明確。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歸法院行使，但在某些情況下，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行使，標準是什麼？並無法律明確規定。有人對此作了歸納，認為劃分法院與行政機關執行權力的標准有下述幾種觀點：（1
）以執行標的為劃分標准；（2）以法律後果嚴重程度劃分；（3）以案件影響大小為標准。凡在該地區影響大的，由法院執行，一般的由行政機關執行；（註：許崇德、皮純協主編：《新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8—379
頁。）（4）以對相對人權益影響的大小為標准；（5
）以案件執行的難度為標准。（註：馬生安：《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選擇及其程序設定》，《行政法學研究》1997年第3
期第21頁。）本文作者在前面論述行政強制執行時，實際上也作了劃分，從形式看，凡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的，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律沒有授權的，全部由法院執行。法律授權的標準是：專業性、技術

7. 求一篇關於<<論行政行為的先定力>>的論文作參考,謝謝.如果是網上那篇千篇一律的就不用復了,謝謝大家

論行政行為的先定力
【摘要】
先定力是指法律行為在合法性尚未最終確定時被推定為有效的能力，它是法律行為主義調整方式所必需的程序規則。雙方行為必須在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況下才能具有先定力，而單方行為只需有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生效。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為的效力范圍及於全社會，而不限於當事人，它和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是兩個不同法律范疇的概念。

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是行政法的一項重要規則。自葉必豐《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一文發表以後，這一規則就被冠以公定力的名稱，並幾乎獲得國內同行的一致採納。但王名揚在此之前曾將行政處理的推定有效稱為效力先定特權，[1]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將推定有效作為先定力看待了。
就字面含義而言，將推定有效歸納為先定力比較准確，而用公定力來概括行政行為在終極合法性被確認之前如何獲得效力的問題則有點莫名其妙。按葉必豐先生的說法，「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對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2]這個定義實際上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被推定為有效；二是行政行為的效力及於所有人。
很顯然，行政行為的生效規則與生效之後的效力內容應當是兩個不同邏輯層面的問題。推定有效並不是行政行為的效力，而是規定行政行為如何獲得效力的一種規則，所以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無疑應當是指效力的先定性。
一、推定有效與法律行為主義
行政行為如何才能生效的問題包括行政行為生效的原因和生效的條件兩個因素。
（一）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生效的原因
法律行為是指直接以追求法律效果為目的的行為，這種以追求法律效果為目的的主觀意思即是法學中常說的意思表示。雖然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經常同義使用，但一般而言意思表示只是法律行為的主觀要件，完整的法律行為構成還需要有其他因素。
欲使意思表示發揮作用，須有法律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容認，但是法律一旦授權當事人以自己的意志設定法律關系，便在法律行為與法律效力之間創造了一種人為的因果關系，法律只是這種因果關系的原因，而不是法律效力本身的原因。自然因果關系由「上天」設定，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由立法者通過法律規范設定，因此法律並不是法律效力的原因，而只是因果關系的創造者。既然法律事實的原因力由法律所賦予，那麼在研究法律效力產生原因的時候就不必再考慮法律規范，而只需考慮法律行為與法律效力之間的因果關系。法律規范在這里不再是討論的對象，它正是討論本身。
事實行為和事件以該法律事實的整體作為產生法律效果的原因，但「確認法律行為的效力，本質上是確認法律行為中意思表示內容的效力」。[3]單純從經驗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不無道理；然而在理論上僅僅把意思表示作為效力產生的原因是不夠嚴密的，正如犯罪行為用手來完成，但卻不能把手視為犯罪人一樣。意思表示的真正意義在於使法律行為能夠成其為法律行為，從而具有產生法律效力的原因力，單就邏輯層面而言，才可以認為意思表示是法律效力產生的原因。
綜上所述，法律行為是其所產生的法律效力的事實原因，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能夠產生效力的邏輯原因，[4]而法律是所有這些因果關系的創造者。
（二）先定力是法律行為生效的條件
任何因果關系的發生都必須具備一些條件，意思表示的生效也不例外。意思表示與法律效力之間的因果關系由法律所創造，因果關系發生的條件自然也由法律規定，但這並不意味著合法性是法律行為生效的絕對前提，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無論立法者還是法律規範本身都無法自動檢驗這些條件是否已經達到。如果所有的法律行為都必須經過徹底的合法性審查之後才能發生效力，法律運作的成本極度高昂不說，也無法保證當事人的時間要求。
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是將法律行為的生效條件與其合法性暫時脫鉤，意思表示只需具備一些可以由當事人來鑒別的外在條件，即推定其為有效，至於法律行為的合法性，只有在有關部門或當事人提出質疑時才由法院進行審查。推定「是根據概率理論，對事物之間的關系的一種技術處理。把事物之間發生概率較高的關系視為常規關系、必然關系」，同時又「允許當事人對這種人工的技術處理提供反證予以反駁」。[5]推定製度大節省了法律運作的成本。
生效條件與合法性的脫鉤使法律行為獲得一種先定效力，即在合法性尚未知的情況下先行宣布自己為合法的一種能力。推定有效屬於程序性規則，因而先定力也只是程序性效力，它和意思表示所產生的實體效力有本質區別，簡單來說，先定力是意思表示在生效之前所具有的效力。
意思表示在生效之前如何可以具有效力呢？這需要澄清意思表示和效力的兩層不同含義。意思表示是指當事人追求法律效果的主觀意圖，從邏輯上來分析，意思表示首先須在事實上成立，然後法律才能將其作為意思表示來看待（這幾乎是同意反復）。作為事實上的意思表示，雖然具有追求法律效果的目的，但並不能產生實體效力，因為意思表示產生法律效力的能力是法律賦予的；但它具事實意義的效力，即能夠被法律視為意思表示的能力！這種能力正是先定力的事實基礎。
（三）法律行為從成立時起即可具有先定力
意思表示所具有的事實效力在被法律認可以後，就轉化為行政行為的先定力，這是一種程序法上的效力，它所體現的推定有效規則是法律行為主義調整方式有效運轉的前提。通常認為法律行為的生效不象事實行為那樣需要事實構成，這僅僅是指實體效力而言；意思表示欲產生程序效力必須具備一定事實要件，如行為人已經成年、意思表達清楚等等，有些意思表示還需要行為人具有特定身份。
意思表示所具有的事實效力首先是一種不依賴於法律而存在的自然屬性，但先定力並非就是純粹的自然效力，它仍然是法律設定的產物。意思表示的事實效力從法律行為成立時即已具備，然而這種事實屬性是否真正產生被法律認可[6]的事實效果，並不具有必然性——客觀事實對人的意志的作用總會受人的態度影響，否則便沒有自由因果律可言了——而是取決於法律規范的選擇，通過這一選擇，事實效力就轉化為法律上的程序效力。
法律對先定力的認可與對實體效力的賦予基於完全不同的前提，否則同樣會存在不經最終合法性確認便不能生效的問題。實體效力來源於意思表示的內容，而先定力卻來源於意思表示的成立，當然還可以附加一些簡單的合法性標准。無論是意思表示的成立還是附加的合法性條件，都必須具備自明性的特徵：能夠為一般大眾明白無誤地辨認，無須依賴於職業法官的鑒別。
二、行政行為先定力之特徵
先定力是法律行為在生效之前所具有的「效力」，可以稱其為前效力。比如行政決定與民事合同都可能附有指定生效日期的條款，指定日期來臨之前法律行為尚未生效，但是指定生效日期的條款必須在此之前已經產生（程序）效力，這種效力即來自先定力。
先定力的存在使法律行為在合法性尚未知的情況下即可生效。
（一）單方先定力與雙方先定力
通常所說的單方行為並非是指只有一個行為主體，而是指只有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夠產生先定力和最終法律效力。對於行政行為而言尤其如此，大部分行政決定都需要私方當事人的參與，之所以仍然被稱之為單方行為，是因為行政決定的生效只需行政主體的單方意思表示即可，雖然私方當事人的是否參與可能會影響行政行為的最終合法性。
雙方行為不僅需要雙方當事人參與，還必須有雙方意思表示的一致，僅憑單方意思表示無從產生先定力，當然也不存在生效的問題。有些學者把行政行為的單方性和先定力混為一談，[7]有些則想當然地否認了合同等民事行為可以推定有效。[8]事實上所有法律行為都可因推定而生效，區別在於雙方行為和單方行為產生先定力的條件不同：前者需要雙方意思表示的一致，後者僅有一方意思表示即可。否認雙方行為的先定力，等於是把法院的判決作為合同生效的必需條件，這樣私法所標榜的意思自治便盪然無存了。
（二）行政行為先定力之單方性
除行政合同外，行政行為基本上都是以單方意思表示產生先定力的，然而應申請行政行為和依職權行政行為的情況稍有不同。
單從行為的成立來看，應申請行政行為與合同一樣都需要有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但在生效的方式上兩者有原則區別。在合同中，一方意思表示的成立並不依賴於另一方，但合同先定力的產生卻是雙方性的；應申請行政行為的成立以私人的申請為前提，但其先定力的產生卻是單方性的。
依申請行政行為必須在私方當事人提出申請以後才能發起，因此它的成立需要有雙方意思表示；但行政程序一旦發動，其結果就不再受申請人意思表示的約束，而是取決於申請是否具備法定的事實要件以及行政機關在法定范圍內的自由裁量，這說明應申請行政行為仍然是單方法律行為。私方當事人提出申請的意思表示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使行政行為在事實上得以開始（成立），二是申請的事實材料（而不是意思表示）會最終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它對行政行為的先定力沒有影響。
合同則正相反，要約行為的意思表示和承諾行為的意思表示在效力上相互依賴，但在行為的成立上則相互獨立；雖然單從名稱上來看沒有要約就無所謂承諾，但是要約與承諾的時間位置可以互換，兩者並沒有實質性區別，所差只是何者偶然在先而已。
依職權行政行為無論在成立上還是效力上都具有明顯的單方性，這類行政行為可以由行政機關主動作出，並且其先定力的產生也不依賴於私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
（三）先定力與其他效力的關系
先定力嚴格來講並非是行政行為本身的效力，它只是行政行為產生效力的推定條件，正如合法性是行政行為生效的終極條件一樣。當行政行為被推定為有效以後，不僅公定力帶有推定性，其他效力如約束力、執行力也同樣帶有推定的性質，但這種推定性並不會影響公定力、約束力和執行力自身固有的本質，它只是表明行政行為的效力尚未經歷最終的確認程序而已。
由於行政行為的所有實體效力都可以基於法律推定而產生，因此很容易產生先定力和實體效力之間的表觀競合現象，葉必豐對公定力的定義就是把先定力綜合到公定力之中的結果。如果把推定有效納入公定力的內涵之中，那麼合法的行政行為便不可能有公定力，因為在行政行為確屬合法的時候，根本不再需要推定。合法性尚未知的行政行為具有公定力，可以要求全社會遵守，確屬合法的行政行為反而不具有這種效力，這就是混淆程序與實體范疇所造成的邏輯悖論。
作為程序性效力，先定力和公定力等實體效力有本質區別。先定力的意義只在於解決行政行為生效的條件，至於生效以後的問題，如效力范圍、效力內容和持續時間等，實不宜放在先定力的內涵中加以討論。
（四）行政行為是否全部具有先定力
行政行為究竟採用完全先定力，還是有限先定力，取決於立法的價值衡量。需要注意，無論採取哪種模式，最終確認行政行為效力狀況的權力始終在法院手中，對於當事人而言，有效或無效都只是法律的推定而已。承認無效行政行為的存在，主要是影響公民在抵抗或不抵抗行政命令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因行政行為最終被確認無效而獲得抗辯權，並非是讓公民「做自己案件的法官」。[9]因此，公民對無效行政行為只能在事實上進行辨認，而沒有宣布其無效的權力，不能把公民的辨認權作為一種無效判定模式和法院的確認權相互並列。[10]
無效行政行為制度有時賦予公民以抗辯權，有時則可能剝奪公民的抗辯權。當公民選擇抵抗行政命令時，對於無效的行政行為，公民可以豁免抗命的法律責任，但抵抗可撤銷的行政行為不可以獲得抗辯權。如果行政行為的內容是要求公民從事強奸、殺人等嚴重違法的行為，公民則負有必須抵抗的義務，不能以接受行政命令作為抗辯理由。葉必豐從所謂的公共利益本位論出發，否認抵抗任何命令的必要性，[11]無疑等於是為執行納粹罪惡法令的劊子手們開脫。[12]
先定力是一種推定的合法性，但推定的合法在經過法定期限以後即轉化為確定的合法，私方當事人不能再尋求救濟。 當然，無效的行政行為並不能因為時效的經過而變成合法。
三、葉必豐公定力學說之檢討
先定力在《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一書中也有詳細論述，葉先生認為所謂先定力「是指行政意志對相對人意志的支配力。它實際上是一種行政行為的形成力或者形成規則，也就是法律對形成行政意志的一種保護。」[13]這個定義十分費解，從後文推斷，應當是指在行政決定過程中行政主體意思表示相對於私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的優先性，根據這個定義，行政行為在尚未成立時已經具有法律效力了！
對公定力的理解偏差，引發出對先定力的奇怪定義。下面指出葉先生在公定力學說和其他相關問題上存在的幾個比較隱晦的錯誤，以與葉先生和全國的行政法同仁共勉。
（一）行政優先權的效力與行政行為的效力
行政主體與私方當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主體擁有指揮行政程序運作的主導權力，並且擁有實體上的決定權。葉先生對這些權利的定性令人驚詫：「行政行為的過程性，為行政行為作出之前的效力即行政行為先定力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實際上，這里所謂的「行政行為先定力」並非是行政行為所具有的效力，而只是行政權力的效力，是行政優先權在行政過程中的具體表現。
先定力是行政行為成立以後和生效以前所具有的效力，它是行政優先權在行政決定程序完成以後的轉化形式。行政優先權首先體現為行政程序中的主導權以及在事實上作出行政決定的權利；將這些權利視為是行政行為的先定力雖然於理有悖，但卻是用心良苦：行政行為其實就是一種命令，如果沒有某種法律預先賦予的效力，如何竟可以下達命令？
行政命令的下達確實需要有某種法律根據，但這種根據並不是行政行為的先定力，而是法律賦予的行政權力，它在行政程序開始之前就已經存在。由於葉必豐混淆了行政權力的優先性和行政行為的先定力，才得出了行政行為在本身尚未產生（即成立）的時候就已經具有先定力的奇怪結論。
（二）行政行為的先定力與法律行為的單方性
目前行政法學界普遍把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看作是行政行為的獨有特徵，並以此將行政行為與合同區別開來，這實際上混淆了先定力和單方性的結果。
按照葉先生的說法，先定力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現代行政法吸收公民參與行政程序的結果：「從近代行政法學的觀念來看，在行政行為作出之前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的先定力也只能解釋為行政行為的單方面性，即行政行為完全是行政主體單方面的意思表示。」[14]但是在現代行政過程中，由於「行政意志和相對人意志兩種各自獨立意志的存在，」「在兩種意志不一致的情況下，為了能實現公共目標，在法律上也需要使一個意志服從另一個意志」，「如果沒有現代行政法的各項發展，那麼不需要行政行為的先定力，而通過行政行為的單方面性也能解析行政行為的意思構成。」
如果象上面引述的那樣把「單方性」理解為只有一方主體參與，那麼在現代行政法學中就幾乎不存在單方行為了。事實上單方法律行為並不排斥雙方甚至多方的參與，它僅僅是指只有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可以具有先定效力。在雙方參與的法律行為中，擁有決定權的一方相對於另一方來說，在意思表示上擁有優先權力，這種優先權和先定力並非是一回事，它只是行政決定能夠單方面產生先定力的權力根據。
（三）可推定為有效的「效力」和因推定所生之效力
葉先生雖然將推定有效作為公定力的內容，卻又認為公定力是「要求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尊重的法律效力」。公定力按其字面意思，將其定義為「要求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尊重的法律效力」沒有任何問題，但看不出「公定力」這三個字和行政行為的生效方式之間有什麼關聯。既然「行政行為的公定力只是一種被推定的法律效力」，[15] 那麼行政行為的其他效力就是一種最終確定的效力嗎？很顯然，葉先生沒能把因推定所產生之效力與行政行為可以被推定為有效的這種「效力」區別開來，也沒注意到約束力和執行力等等同樣可以是因法律推定而產生的。
公定力與先定力的混合並非起源於葉先生，從《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一書來看，德國、法國和日本的學說似乎都持這種觀點，但對公定力存在的根據卻有不同的看法。日本行政法學認為，公定力「是指行政行為即使違法，在法律上仍然有效從而拘束有關人員的效力」，「只要有許可權的國家機關沒有正式將其撤銷，原則上是有效的，對國民具有拘束力。」[16]至於公定力的實質性根據，南博方認為是保護公民的既得權利，「只要重視保護相對人及一般公眾對行政行為的信任，就不得不肯定行政行為的公定力。」[17]這種觀點所解釋的實際上並不是行政行為為何被推定有效，而是為什麼已經生效的行政行為對全社會都有效力。葉先生則同意傑列內克的適法推定說，認為「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是一種假設的法律效力」，「在未經證明以前，行政行為實際上是否合法是不清楚的」。[18]適法推定說所能解釋的是行政行為為什麼會被推定為有效，而不能解釋為什麼已經生效的行政行為可以對全社會都有效。
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南博方和葉必豐對公定力的定義雖然一樣，但實際上他們心中所想的卻並非是一回事：南博方強調公定力的對世性，葉必豐則強調公定力的推定性。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是他們將行政行為為何被推定有效與被推定之後產生的法律效力混合在一起了，沒有看到這二者分別處於程序和實體兩個層面。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解決的是行政行為如何生效，而公定力是指行政行為的對世效力，顯然，是否具有對世效力必須在行為生效以後才有意義。
對法律推定缺乏足夠的反思可以說是葉必豐公定力學說的總病根。在為選擇完全公定力模式說明理由的時候，葉必豐認為「法定國家機關對無效行政行為進行確認的惟一性和壟斷性，說明了無效行政行為公定力的存在」，並由此認定「法國所實行的是完全公定力模式」。[19]如果從無效確認權的壟斷性可以推出無效行政行為也具有公定力，那麼也就可以反過來，從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得出私方當事人擁有確認行政行為合法的司法權力！葉先生的公定力學說致力於闡釋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卻忘了行政行為的推定無效，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注釋】
[1] 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頁。
[2] 葉必豐：《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法學研究》1997年第5期。
[3]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
[4] 比如善人因善良而做善事，善人即是善事的事實原因，而善良則是邏輯原因。
[5] 王學棉：《論推定的邏輯學基礎——兼論推定與擬制的關系》，《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6] 被法律認可以後的效果是法定的，然而被法律認可這件事本身卻是一個事實問題。
[7] 參見周佑勇：《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法學評論》1998年第3期。
[8] 參見韋忠語：《論行政行為公定力的效用》，《現代法學》2000年第2期。
[9] 王錫鋅：《行政行為無效理論與相對人抵抗權問題探討》，《法學》2001年第10期。
[10] 參見章志遠：《行政行為無效問題研究》，《法學》2001年第7期。
[11] 參見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頁。
[12] 參見朱雁：《論建立我國無效行政行為制度》，《行政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
[13] 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頁。
[14] 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頁。
[15] 葉必豐：《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法學研究》1997年第5期。
[16] 楊建順：《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頁。
[17] 楊建順：《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頁。
[18] 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頁。
[19] 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頁。

8. 利益訴訟是什麼意思

行政公益訴訟作為一新型訴訟形式，在西方法治國家已發展的相當成熟，只是各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之稱呼不一，諸如民眾訴訟、公民訴訟、以公法名義保護私權之訴等等，但內涵大體相當。通過對海外各發達法治國家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考察和比較，可以為我國建立這一制度提供先進經驗，並同時證明在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的可行性。 （一） 英國 行政公益訴訟在英國被稱為「以公法名義保護私權之訴」，指檢察總長在別人要求禁止令或宣告令或同時請求這兩種救濟時，為阻止某種違法而提起的訴訟。 按照英國法律規定，檢察總長代表國王，有權阻止一切違法行為，包括侵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政行為。而且也可以依職權，為公共利益而主動請求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但在實踐中，檢察總長卻是只應請求人的請求而動。而且，檢察總長一旦賦予請求人必要的起訴資格後，對公共利益就不再表現進一步的關注，實際上也就是退出了訴訟，而讓案件像其他普通私人訴訟一樣進行下去。在此過程中，檢察總長只是把他的名字出借給請求人而已。 （二） 美國 「行政公益訴訟」是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美國作為典型的普通法系國家，並不將該類訴訟與其他普通訴訟相區別。也即，在美國所謂「行政公益訴訟」與其他普通訴訟一樣受相同的法律調整，適用相同的訴訟程序。 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條規定：「因行政行為而致使其法定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或受到有關法律規定之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或損害，均有權訴諸司法審查」。 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原告的資格經歷了一個從「法定損害標准」到「雙重損害標准」，最後到現在的「事實不利影響標准」的演變。即相對人只要其利益受到了所指控的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他就具有了原告資格，而不管這種利益是否有特定法律的直接規定，也不管這種利益是人身利益、經濟利益還是其他如審美的、娛樂的、環境的利益等。正如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布盧南所說「如果原告證明他請求審查的行政行為在事實上對他造成了經濟或其他損害，那他就有了原告資格。」 可見在美國，公民具有廣泛的訴的利益。 （三） 法國 法國的行政訴訟可分為完全管轄之訴、越權之訴、解釋之訴和處罰之訴，其中越權之訴是法國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訴訟制度，性質上屬於客觀訴訟 .它是指當事人的利益由於行政機關的決定而受到侵害，請求行政法院審查該項決定的合法性並予以撤銷的救濟手段。 該訴訟的基礎是為了糾正違法的行政行為，保障良好的社會秩序，公民提起越權之訴的條件是，必須與所起訴的行政決定有某種利益關系。這種利益包括物質和精神兩種，只要申訴人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行政行為的侵害就可提起，並不要求與申訴個人利益有直接利害關系。 如果利益是集體的，或是公共利益時，其中的某一人可以提起，代表該利益的團體、組織也可提起。在實踐中各種團體的作用尤為廣泛和活躍，當他們的集體利益受到行政決定的直接影響時，一般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越權之訴。另外，在法國越權之訴可以免去律師代理，事先無需繳納訴訟費用。 （四）德國設置公益代表人制度並由其參加訴訟，是德國行政公訴的一大特點。德國十分注意在行政訴訟中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因為德國學者認為，對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用同一標准進行衡量。因此，為了保障公共利益，德國1960年頒布的《德國法院法》專門確立了公益代表人制度，即由聯邦最高檢察官作為聯邦公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檢察官和地方檢察官分別作為州和地方的公益代表人並由他們以參加人的身份參與聯邦最高行政法院、州高等行 政法院以及地方行政法院的行政訴訟，並享有上訴權和變更權。 作為公益代表人的檢察官在性質上屬於司法行政官，而且只受政府命令的約束。 在日本，行政公益訴訟被稱為民眾訴訟。所謂民眾訴訟是指國民請求糾正國家或者公共團體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並以選舉人的資格或自己在法律上的利益無關的其他資格提起的訴訟。 日本民眾訴訟的原告可以是納稅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響的選舉人或者其他公眾之一，只有在「法律上有規定時，限於法律規定者，才能夠提起」，可以准用抗告訴訟、當事人訴訟的程序。作為民眾訴訟的典型事例，有根據《公職選舉法》進行的選舉訴訟和《地方自治法》所規定的居民訴訟等。日本行政法學者認為，民眾訴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保護國民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客觀上的法律秩序，使國民以選舉人的身份通過訴訟手段制約國家機關或公共性權力機構行使職權的行為，監督行政法規的正確適用。因此，它具有客觀訴訟的性質。日本實務中比較典型的民眾訴訟形式有：選舉無效訴訟、當選無效訴訟以及居民訴訟等。

9. 近代日本行政法是在借鑒哪個國家行政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德國。
雖然當時有人主張效仿法國，但1880年後，政府全面轉向學習德國，1890年《行政裁判法》就是在德國專家參與之下制定的。

10. 日語中的許可,免許,認可有什麼區別

• 日語里的許可：往往指的是「日本國家機構，面向個人或單位，就某種行為或事內業，頒發的表容示允許的通行證」。 比如：日語的駐車許可（也就是中文的停車許可）
  

• 日語里的免許：是中文的「資格證」的意思。 比如：日語的運轉免許（也就是中文的駕照）
  

• 日語的認可：這個詞很容易和日語的許可混淆。
  許可是日本行政法層面上的意思，往往是為禁止後又被解禁的事物頒發的行政法令。比如：飲食店営業的許可、自動車運転免許的取得。
  而認可是日本行政庁為第三方的行為，補充制定的法律上的許可。
  例如：銀行之間的並購認可、保育所的設立認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