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論文

『壹』 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屬於中級職稱嗎

職業（執業）資格證是一種准入證書，一般也是一個行業最基礎的證書，沒有這個證書，你就不能進入這個行業。比如會計從業資格證書，證券從業資格證書、律師資格證書等等。

職稱比資格證要高一些，一般獲得了一個行業的資格證之後，才能考這個行業的職稱。職稱一般分為若乾等級，比如會計職稱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三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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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論依法治國與基層法律服務，以該題目為論據展開論述的論文。

論依法治國與基層法律服務，

多少字的。

『叄』 想寫一篇關於企業法律顧問的論文，闡述這個職業目前的作用~

企業法律顧問的作用

法律顧問是企業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聘請律師就其在業務方面的問題提供法律幫助而擔任的特定職務。企業法律顧問一般有兩種，即常年法律顧問和專項法律顧問。常年法律顧問與企業簽訂法律顧問協議，在協議約定期限內（通常是1年或1年以上）處理該企業所有的法律事務，這類法律顧問服務范圍廣、時間長，故稱為常年法律顧問，法律顧問關系隨協議期滿而結束，如果繼續聘用，需要重新簽訂協議。專項法律顧問受企業聘用專門處理某一項法律事務，法律顧問關系待該項法律事項辦理結束而結束，一般不受時間限制，故又稱臨時法律顧問或者短期法律顧問。如今企業大多聘請常年法律顧問，因其能在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和其他活動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幫助。

大多數企業都聘請了常年法律顧問，尤其是一些大企業，但多數企業只把律師定位在討債和打官司即訴訟方面，甚至在簽訂合同的時候都忽略了法律顧問的作用，其實，除了訴訟以外，一名優秀律師能為企業做的還是很多的，而且對企業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

具體而言，法律顧問為公司企業服務的方式很多，比如：對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方案提供法律意見和法律依據，從法律的角度提出可行性論證，從而避免企業經營上的法律風險；草擬、修改、審查公司企業的各種合同、協議及其他有關法律事務文書；針對某些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的事件發表律師聲明，或針對性地發出律師函；代理企業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和仲裁、行政復議，切實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參與企業的非訴法律事務；參加企業經濟項目談判，審查或准備談判所需要的各類法律文件；在企業內部進行力所能及的法制教育和法律培訓；配合企業人力資源部門做好勞動人事工作，草擬、審查勞動合同、保密協議，進行辭退設計等等。

筆者擔任過多家企業的常年顧問，總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取得了較好的成效，現分述如下：

1、全面掌握企業的情況，比如：了解企事業單位的性質、經營方式、業務范圍、企業簡史，了解企業在本行業、本系統中所處的地位、作用、服務對象和競爭對手，了解企業的業務情況和可能涉及到的法律問題，掌握有關的法律規定，以便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等等。

2、對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區別情況，採取不同措施予以處理

（1）對企業正在違約的合同，要在對方接受的前提下，明確責任，簽訂補充協議，以消除違約後果，盡可能減少財產損失。

（2）對於口頭合同，要盡快採取措施，用書面形式固定下來，除書面簽字蓋章的原始合同外，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也是證據，萬不得已時，也可以採取錄音的方式，以防後期產生糾紛時因無證據而敗訴。

（3）對於已超過訴訟時效期的債權，盡量調解結案，或者與對方簽訂新的還款協議，以獲取有效訴權。

（4）對於快要超過訴訟時效期的債權，要盡快起訴，對於不能起訴的關系客戶，要用書面形式要求還款，使訴訟時效中斷。

（5）對於其他糾紛，區別輕重緩急，選擇最佳方式，一個一個地解決，盡最大努力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避免財產損失。

3、由點及面，開展法律顧問工作

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按照常年法律顧問明確的范圍內，開展下列工作：

（1） 解答法律咨詢

就企業在經營方面遇到的有關法律或法律事務方面的問題提供具體意見，方式有口頭和書面兩種。對於問題簡單，法律關系明確的一般性的咨詢，使用口頭形式。對於所涉及事關重大的法律事務則以提供法律意見書的形式，為企業提供具體的法律意見。

（2）草擬、審查、修改各類法律事務文書，參與重大合同的談判上述法律事務文書以合同為主，目的是防患於未然，在簽訂合同時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力爭減少或不發生爭議，這其中涉及到許多技巧問題，比如如果已方不會違約，定金的數額和違約金的比例可以適當提高；如果已方也可能違約，定金和違約金的比例不要訂的太高，以防自己一方違約後承擔的違約責任過重。

（3）有針對性地舉辦培訓班，提高業務人員的法律意識和風險防範意識

企業經營活動中，時時刻刻都需要簽訂各類合同，法律顧問不可能事必親躬，草擬、審查、修改每一份合同，尤其是那些臨時商議的補充條款、補充合同。筆者現在接手的一個案件正在上訴，甲方購買乙方鋼材，欠乙方貨款38萬余元，後在商議還款過程中，甲方業務員自作主張，簽署了每天每萬元支付500元的違約金的條款，結果對方起訴，一審法院除判決返還本金38萬余元之外，又判令甲方另行支付違約金25萬元，筆者二審才接手此案，二審結果不得而知，但甲方正處於一種非常被動的境況卻是顯而易見的。由此可見，幫助顧問單位提高業務人員的法律意識，也是法律顧問的一項重要工作。

（4）企業發生糾紛時參與訴訟

擔任顧問單位的代理人，參與訴訟也是法律顧問的一項經常性工作，但並非所有的糾紛均選擇訴訟的方式，尤其是與企業關系較好，又與企業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關系戶發生矛盾的，筆者往往建議企業選擇非訴訟解決矛盾，實踐也證明，從長遠角度看，這對企業發展是有利的。但對於調解無望，案情復雜或者爭議對方在外地的案件，要盡早起訴，爭取管轄權。

（5）協助企業人事主管部門開展工作

近些年來，勞資關系矛盾愈演愈烈，法律顧問的職責也應包含企業勞動合同、保密協議的草擬、審查，辭退員工的方案設計，以及員工提起勞動仲裁、訴訟的出庭應訴工作。筆者的感觸是一個諳熟勞動法律規章的法律顧問，對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保持企業團隊精神和士氣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上述不能囊括法律顧問的全部的工作范圍，其實下列小故事最能說明法律顧問作用了。

魏文王問名醫扁鵲說：「你們家兄弟三人，都精於醫術，到底
哪一位最好呢？」

扁鵲答說：「長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問：「那麼為什麼你最出名呢？」

扁鵲答說：「我長兄治病，是治病於病情發作之前。由於一般

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鏟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氣無法傳出去，只有我們家的人才知道。

我中兄治病，是治病於病情初起之時。一般人以為他只能治輕
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氣只及於本鄉里。

而我扁鵲治病，是治病於病情嚴重之時。一般人看到我在經脈
上穿針管來放血，在皮膚上敷葯等大手術，所以以為我的醫術高明，名氣因此響遍全國。」

兵法雲「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訴訟並非是解決糾紛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防患於未然，企業法律顧問正是起到了這個作用。

『肆』 論心理學在基層法律服務中的應用

論文提要：

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實踐中廣泛運用，但是無論司法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均對其重視不夠。本文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廣泛運用原因進行深入的分析，根據對象不同將心理學戰術的運用分為針對當事人的運用形態和針對訴訟代理人的運用形態，通過案例分析入手，描述心理學戰術兩種運用形態，並提出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進行規制的一些建議。

以下正文：

心理學戰術[1]在民事審判實踐當中廣泛應用，但是由於制度規范的缺位，該戰術的應用在現實中導致法官權利不合理膨脹、當事人訴訟權利得不到保障。當然，心理學戰術的廣泛應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糾紛的和解，從根本上解決了矛盾，對於當前構建和諧社會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為了能夠充分發揮心理學戰術的優勢，最大可能的減少其負面影響，確保公正、廉潔、高效的行使司法權，我們必須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廣泛應用的原因

當前，我國法院系統司法指導思想從「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轉向「調解優先，調判結合」，衡量法官辦案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調解率。調解率直接與法官職級晉升、獎金津貼掛鉤，導致法官們在審判實踐中更傾向於調解。

我國不合理的信訪制度也是導致法官們選擇調解結案的重要原因。由於司法的不獨立，黨委、人大、政府等國家機構的個別領導通過各種方式向法院及案件承辦法官施壓，影響案件的裁判結果。裁判結果的不公正導致社會公眾對法官的不信任，從而要求國家對法院、法官進一步加大監督力度，而這所謂的監督就給了其他國家機構一些領導進一步干涉法院獨立審判的權力。其中對法院審判干涉最為常見的方式就是信訪。當事人不滿法院判決不是通過正常的司法途徑上訴、申訴，而是選擇通過信訪、上訪向黨委政府人大反映情況，這些接受信訪上訪的機構便通過函件等方式反饋給法院。一旦當事人信訪上訪，某些上級領導一般不去考慮案件審理本身是否正確，而且很多領導本就不是法律專業出身，僅僅看到當事人煽情的信訪上訪便直接認為法院審理有問題、沒有最終解決矛盾、給黨委政府添亂。法院的領導雖然知道案件的審理絕大部分情況下沒有錯誤，但是迫於上級壓力不得不給案件承辦法官懲戒。而調解結案便消除了當事人信訪上訪的可能性。

為了提高調解的成功率，法官們在調解過程中通過各種心理學戰術向雙方當事人引導甚至施壓，雖然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當事人的處分權，但是由於調解過程並不記錄在案，法官們運用心理學戰術的方式一般比較隱晦，在經過技術處理的調解筆錄中不會反映出來，當事人也由於案件最終解決，自己也沒有吃太大的虧，最終服從調解。即使法官通過運用各種心理學戰術後，當事人並未接受調解，雙方當事人也更傾向於服從判決。

二、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的形態

（一）針對當事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

1.直接提出調解意見。法官在主持雙方當事人調解的過程中，強勢的提出自己對糾紛發生原因及雙方責任劃分的認識，並暗示當事人如果一方不接受調解意見，將會承擔更大的責任[2]。例如，王某某訴李某某父子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

王某某與李某某是同村村民，在一次幫同村一村民修房子的過程中發生口角，王某某激動之下沖上前去打了李某某一巴掌，李某某不甘受辱動手反擊。剛好路過的李某某的兒子看到父親被王某某打，順手拿起一塊磚頭沖上前拍在王某某頭上，王某某應聲倒下。王某某被送去醫院住院一個月，花費2000餘元，經鑒定王某某頭部創傷構成輕傷。後王某某訴至法院請求李某某父子賠償共24000元。

本案在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直接向雙方當事人提出，兩被告共賠償原告王某某16000元，雙方糾紛就此了結。由於雙方當事人均表示難以接受法官意見，承辦法官分別和雙方當事人單獨協商調解意見。承辦法官對原告王某某說，「這次糾紛是你先動手打人，你對糾紛的後果富有更大的責任。況且從現在的證據來看，到底是李某某的兒子用板磚打傷你頭部，還是你自己不慎摔倒碰傷頭部並不明確，雖然兩被告在調解中承認是李某某的兒子將你打傷，但是調解中雙方的自認不得作為判決的依據，一旦調解不成，被告在審理過程中指認是你自己不慎跌倒碰上頭部，那我也只能依據法律規定來判決了。[3]」同時，承辦法官對被告李某某父子說，「你們既然承認是李某某的兒子將王某某打傷，事情已經很明確了，責任完全在你們一方，如果你們不接受調解，我依法判決可就不是現在這個賠償數額了。另外，王某某的傷勢已經構成輕傷，如果你們不接受調解，我也只有向領導匯報，考慮是否移送公安機關按犯罪來處理此案。」最終原被告雙方接受承辦法官調解意見。

在本案的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通過直接提出自己的調解意見，讓雙方當事人感受到法官對此糾紛的態度。給雙方當事人如果不接受調解意見便會得罪法官的感覺。承辦法官在進一步和雙方當事人的單獨接觸中，通過言辭暗示原告如果不接受調解意見，他將會損失更大的利益；對被告則有意誇大法律制裁的嚴厲程度或其行為的嚴重法律後果（當然這種方式必須以當事人對制定法的具體規定不了解為前提），而法官卻表現出一副通情達理的樣子，為以後裁決留下一定的空間。最終雙方迫於法官的壓力接受調解意見。

2.設身處地為當事人分析案情。法官真心的去關懷當事人，了解他的世界及感受，設身處地的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利益，得到當事人充分的信任，從而使雙方達成調解協議。例如，郭某某訴中國電信綿陽分公司侵權糾紛一案。

被告中國電信綿陽分公司因架設通信光纜在原告郭某某所有的房屋上安置支架，事前，被告通知原告將在其房屋上安置光纜支架，但原告並未明確表示同意。被告安裝光纜支架後的15年中，原告沒有提出過異議。「5.12」地震後，原告的房屋在被告安裝光纜支架的側牆產生裂痕，必須進行加固維修，故，原告訴至法院請求判決被告拆除光纜支架，賠償經濟損失並支付15年來佔用房屋側牆的費用。

本案在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和郭某某聊天一般拉起家常，先講到地震造成的巨大損失，再聊起郭某某經營小商鋪的成功之處，不知不覺回到本案。承辦法官指出，「電信光纜屬於涉及社會重大利益的范疇，我們根本不可能要求被告立刻拆除光纜支架，而且根據90年代的《電信條例》電信公司使用你的房屋側牆安裝光纜支架只需通知你，並不需要經過你同意，而且你要求的十五年側牆使用費用法律中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啊。即使，我們判決被告賠償你損失，可是你要知道被告可是中國電信，如果被告拒絕履行判決，法院強制執行的難度可想而知，以後你還不知道跑多少次冤枉路呢，還不如少要點錢把事情了結，回去好好經營你的商鋪，有這些跑法院的功夫早把錢掙回來了。」承辦法官和被告交換意見則側重從中國電信央企的身份入手，強調案子久拖下決，損害的必然是中國電信的形象，為了維護企業的形象即使損失些金錢也是值得的。最終雙方達成一致意見。

在本案的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直接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考慮問題，針對當事人最關心、最重視的方面提出建議，令當事人感覺法官其實是在為自己的利益才提出調解的建議，從而自覺地接受調解。

3.適當的恭維當事人。很多矛盾糾紛發生之後，雙方當事人其實已經感受到到底誰對誰錯，只是礙於面子不願意承認自己錯了罷了。在這種情況下，承辦法官適當的恭維當事人，讓他（或他們）感覺到法官都認為自己的的行為有一定合理性，面子上已經有了，從而接受調解。例如，在李某某訴楊某某離婚糾紛一案中，明明是原告優柔寡斷，甚至婚姻問題都聽從母親個人安排，這才訴至法院請求與被告離婚，承辦法官卻恭維原告做事有主見，自己的婚姻問題一定會由自己來做主，結果李某某男兒血性在承辦法官的恭維聲中被激起，當庭撤回起訴，向被告道歉並表示以後會好好待被告，盡一個丈夫應盡的所有義務；在賈某某訴楊某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中，明明是楊某某惡意拖欠，到期不歸還賈某某的借款，承辦法官卻恭維被告講義氣，即使在家庭經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仍然積極承認欠原告的債務，並盡力先歸還利息，同時，承辦法官通過和原告商談，原告表示理解被告的拖欠行為，只要被告盡快歸還欠款，雙方仍是朋友，結果案件調解後僅僅3日被告就將欠款歸還原告。

4.邀請對當事人擁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參加調解。處於糾紛中的當事人也許因為情緒過於激動，對法官等人的意見特別排斥，但是對一些在他們眼中地位尊崇的人的意見，他們還是能夠聽進去的[4]。因此，在調解的過程中法官們可以通過邀請這些對當事人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參與調解（有些時候甚至不需要這些人真正參加庭審，只需要抬出他們的名號就能起到震懾的作用），促成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這些對當事人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包括雙方當事人共同的長輩、親人朋友、所在社區的居委會工作人員（或村社幹部）、所在單位的領導等等。如在調解一起打架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中，承辦法官邀請原、被告所在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參加調解。老人在村裡輩分、威望均極高，做過幾十年村小學老師，村裡絕大多數人祖孫三代都是他的學生。老人來到法庭，當著法官的面，用拐杖分別敲原、被告幾下，嚴厲地說，「你們兩個小娃怎麼這么不懂事，多大點事還到法院來麻煩法官同志，你們徹底把我們村的臉丟光了，回去我一定把你們爸爸爺爺都叫一起，好好讓他們管教好自己的子孫。還嫌臉丟的不夠啊！都跟我回去！」結果，原告當庭撤訴，被告自願賠償了原告的相關損失並賠禮道歉。

5.權力符號的廣泛應用。無論是法院恢弘的羅馬建築風格、門口怒目而視的獨角獸、多達十幾甚至幾十級的台階，還是法官們莊重的制服、警車、不為一般人熟知的法律語言，抑或是肅穆的庭審現場，等等，均是一種權力符號。這種權力符號彰顯的是國家強制力，是一種讓普通老百姓順從的權力，並且使法律、司法活動及法官獲得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和權威。當案件的雙方當事人置身於這樣的權力符號包圍圈之中，他們總會油然而生一種戰栗感，面對著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個人的力量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讓人失去與之抗爭的勇氣，從而自覺接受國家法律的統治，服從法院的裁判。這種權力符號運用最典型的實例體現在基層法院的巡迴審理中[5]，例如，朱某某訴虞某某離婚糾紛一案。

原告朱某某起訴虞某某要求法院准予雙方離婚，由於被告虞某某下肢殘疾，承辦法官為了方便被告參加訴訟，決定到原、被告所在的村村委會辦公室巡迴審理。開庭當天，承辦法官身著法官制服帶領一名書記員、一名法院辦公室幹事駕駛一輛警車赴庭審地點。到達目的地後，承辦法官讓司機將警車停在村委會辦公室門前最顯眼的地方，通知該村村支書一起到辦公室旁聽庭審。雙方當事人及村支書均到庭後，承辦法官安排他們按順序坐下（村支書坐在法官的右手邊），然後掏出專門帶來的法槌敲三聲，才宣布正式開庭。隨車來的辦公室幹事則在一旁負責照相，記錄庭審現場秩序情況。該案在審理過程中，由於被告親屬情緒過於激動，與原告親屬發生肢體碰撞，在村支書制止未果後，承辦法官電話通知當地派出所派來兩名民警維持法庭秩序。在承辦法官、民警及村支書的共同努力下，當事人雙方終於停止無謂的糾纏，庭審得以順利進行。雖然最終雙方當事人沒有達成調解協議，但是均表示服從法院判決，雙方矛盾得以化解。

在本案的審理過程中，承辦法官運用了多種權力符號向當事人施加影響。庭審場所所在地村委會辦公室及村支書的在場均向雙方當事人暗示，這次法庭庭審得到村社內的「官員」的全力支持；法官身著的制服、專門攜帶的法槌均明確顯示，此次庭審中法官代表的是國家權力機構的意志；村委會辦公室門口停放的警車、維持法庭秩序的民警更是直接向當事人及旁聽的群眾表明，法官背後依靠的是國家暴力機器的強制力；隨車而來負責信息宣傳的辦公室幹事拿著專業的照相機拍攝庭審現場，並將庭審秩序狀況記錄下來的情形，在當事人及村裡的群眾看來，更像是記者在采訪，一旦想到自己的「醜事」會傳播到盡人皆知，當事人心裡便會忐忑不安，希望盡可能無聲無息的解決糾紛。

（二）針對訴訟代理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

在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經常代理案件的代理人一般都是本轄區內律師事務所或法律服務所的律師（以及法律工作者），法官與代理人之間的關系並不是通過單單一個案子，而是通過長期的工作、生活接觸形成的，這也導致法官針對代理人運用心理學戰術的形態與針對當事人運用心理學戰術的形態迥然不同[6]。某些法官針對訴訟代理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主要包括如下兩大方面：

1.針對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本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這種心理學戰術運用的目的主要是讓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明白，如果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不配合法官更好的處理糾紛，自己在以後的工作中將會遭受很大的打壓：相反，如果他們能夠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主動配合法官處理糾紛，法官們也會在工作中給予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適度的方便。這種心理學戰術的運用並沒有解決具體案件，但是為法官們在以後長期的工作中持續得到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的配合奠定了基礎。

a.立案過程中的抵制。對一些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拒絕積極配合法官促成案件調解的律師，法官們會通過內部網路傳遞到法院的各位工作人員耳中。因此，負責立案的法官一般會採取各種方式打壓該律師（或法律工作者），例如，在立案審查中刁難該律師（或法律工作者），訴狀即使出現很小的錯誤也要求其全面修改，提高立案證據的標准，要求提供被告准確的身份證明，甚至利用七天審查期拖延完全符合立案條件的案件。

b.審理過程中的抵制。法院負責送達的法官們對一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全部案件消極送達，以至於立案一兩個月後，案件還沒有送達被告，原告往往會多次催促代理人，但是代理人對此卻沒有任何辦法，這也導致委託人對代理人的不信任。法官們可以合理的利用「案情復雜」的標准將本應該很簡單的案件由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甚至在符合公告送達的條件時採取中止審理的手段。

c.日常生活中的抵制。如果生活中律師（或法律工作者）能夠與法官單獨接觸，甚至建立起一種較為緊密的關系，那麼他們的地位在委託人的眼中也會大幅上升，這對他們擴大案源，提高收入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因此，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很樂意生活中接觸法官，能夠約到法官一起吃飯、喝茶甚至娛樂會讓他們在以後的律師生涯中感到更踏實。這也是法官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抵制一些律師的基礎。法官們通過拒絕與這些律師的任何接觸令其產生這樣一種念頭，「既然你在代理的案子中拒絕配合我將糾紛盡快解決，那在以後我和你之間只能公事公辦，如果有適當的機會我也會很樂意修整一下你。」[7]

d.對配合法官的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給予一定好處。對於那些一直以來配合法官們積極解決糾紛的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法官們會在職權范圍內盡可能的給予其便利。例如，在立案的時候如果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的材料不全允許其稍後補充而現在直接立案；立案後原告變更訴訟請求，如果副本還未送達被告，法官們會允許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直接用新的訴狀更換立案時提交的訴狀，而不用申請變更訴訟請求；在當事人面前，法官們會選擇對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和顏悅色，一般不會打斷他們發言，適當聽取他們的意見，給當事人一種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在法官面前能說的上話的感覺；允許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使用法院的復印機等設備；等等。

2.針對具體案件中的訴訟代理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

a.貶低訴訟代理人在委託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法官當眾不給代理人面子，令其在委託人心目中形成一種在法官面前說不上話的形象，從而達到打壓一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的目的。例如，在庭審過程中法官頻繁打斷訴訟代理人的發言，或者因為某些莫須有的原因當庭訓誡訴訟代理人，或者對另一方訴訟代理人和顏悅色，而對這一方訴訟代理人疾言厲色。

b.動搖訴訟代理人與委託人之間的委託關系。在案件訴至人民法院後，法官們單獨和當事人一方接觸，通過言行向當事人表明其委託的律師（或法律工作者）能力不高或者不能為其爭取最大的利益，從而動搖訴訟代理人與當事人之間的委託關系，甚至導致當事人單方接觸與其訴訟代理人之間的委託關系。例如，王某某、陳某某訴楊某某、劉某某及B縣某運輸公司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一案。

原告王某某及陳某某的兒子在A區某地路邊玩耍時被被告楊某某駕駛陳某某所有的汽車撞倒，當場死亡。據查，王某某、陳某某系A區居民，楊某某、劉某某系B縣居民。王某某、陳某某委託C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C選擇A區法院立案。A區法院立案人員向C解釋，其可以選擇被告所在地B縣法院立案，這樣能夠方便通知被告到庭應訴及處理此案。但C態度強硬，聲稱，「選擇在你們A區法院立案是當事人的權利，你們法院沒有任何權力剝奪我們選擇管轄法院的權利。」立案法官迫於無奈接受本案立案。

立案後，承辦法官單獨將原告王某某和陳某某約至辦公室，向其進一步解釋為什麼立案的時候，本院立案法官建議其訴訟代理人去B縣法院立案，「一方面，三個被告均是B縣居民，在B縣法院立案有利於迅速通知被告到庭應訴；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三被告所有的財產均在B縣，一旦本案進入執行程序，我院作為外地法院進入B縣強制執行三被告財產，難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你們在B縣法院立案訴訟，執行程序中B縣法院將更容易查找被告財產線索及開展強制執行。你們的訴訟代理人之所以強烈要求在我院立案，其實只是為了方便他參加訴訟罷了，根本就不是為了你們的利益考慮。這樣的代理人，哎，還不如沒有。」接著承辦法官就開始向原告建議，這種情況二原告應該申請法律援助，這樣不但不用花費律師費，而且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師更負責任。最後，二原告聽從了承辦法官建議，解除與C的委託關系，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一位律師代其出庭。

其實，針對具體案件中的訴訟代理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消磨一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的銳氣，令其在以後代理的案件中主動配合法官們解決糾紛。由於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是當事人請來幫其處理法律事務的人員，出於「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傳統心理，當事人更加信任其訴訟代理人。一旦在訴訟中這些訴訟代理人自願配合法官們解決糾紛，當事人很容易會接受法官們的裁判或調解。

三、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的規則構建

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的運用極大的提高了案件的調解率，降低了當事人信訪纏訪的可能性，提高了當事人的服判率；但由於我國並沒有針對心理學戰術的運用出台任何規則，法官們在實際運用中很容易喪失中立性、公開性，破壞當事人調解自願的原則，導致當事人喪失程序利益及對訴訟的處分權，存在偏袒一方當事人之嫌。針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存在的諸多不足，筆者認為應該構建以下規則，予以引導、規制。

（一）提高法官素質。心理學戰術的運用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方面的影響，很難通過外部觀察到它運用的時候是否有違法律，因此，只有切實提高法官的道德水平及業務素質，才能保證心理學戰術的運用成為提升法院公信力、推動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成為個別法官濫用審判權的避風港。

（二）法官運用心理學戰術應當保證其公開性，避免與當事人一方單獨接觸，並注意心理學戰術運用的場合和時機。法官若與一方當事人單獨接觸，無論接觸的內容如何，都會引起另一方當事人對法官公正性的合理懷疑，損害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三）法院應當將調解程序與審判程序分離，不同的程序由不同的法官承辦。調解程序在審判程序之前。調解程序中有一名調解法官主持雙方調解，如果雙方未達成調解，則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審判程序中審判法官不再主持雙方調解而是徑直開庭做出裁判，當然如果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和解，法院仍然可以出具調解書。這樣能夠最大限度減少當事人因害怕如果不接受調解會得罪法官在裁判中吃虧而不得已接受調解的現象。

（四）法官會見當事人，調解案件及審判案件均應在特定場所，並對其進行錄像。如果法官在會見當事人、調解案件或審判案件中不合理運用心理學戰術影響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決策，並且情況相當嚴重，上級法院就應該把這種因素作為撤銷調解文書、裁判文書的理由。

（五）法官運用心理學戰術應當符合現行法律的規定及其規范精神。一旦法官運用心理學戰術違反現行法律的規定及其規范精神，很可能導致最終的裁判因違反法律而被上級法院推翻或被本院提起再審而改判。即使有些情況下，法官運用心理學戰術時的方式比較隱晦，並沒有直接違反法律規定，只是有違有關法律的規范精神，所以該法官的裁判得以維持，但是這種裁判最終損害的將是法院的公信力，不利於群眾形成對法律的信仰。例如，法官針對律師（及法律工作的）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均是以違反法律規定或有關法律的規范精神為前提的，極大的損害了法院中立、公正、廉潔的形象，損害了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合法開展訴訟代理業務的權利。因此，對這類明顯有違法律規定及其規范精神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應予以取締或通過出台具體條例予以規范。

結語

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家園，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法院作為社會的「安全閥」和社會矛盾的「調解器」，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如果法官們能夠在司法審判過程中自覺地合法運用心理學戰術，那麼司法的過程抑或是結果都將充滿親和力。這樣的司法過程及結果也將提高群眾對司法的信心，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進一步推動群眾法律信仰的形成。但是，司法實務界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的運用仍然不夠重視，只是少數法官在自覺或不自覺的運用心理學戰術而已。筆者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形態的總結也只是其各種形態中很少的一部分罷了，而且其中仍有一些有違法律規定或其規范精神。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如何合法運用，筆者提出了一些規則構建的建議，但是仍顯不夠深入和具體，不過筆者仍期望拋磚引玉，引起司法實務界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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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將「心理學戰術」界定為，法官通過行動、言語、表情、周圍環境等因素影響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決策的行為。

[2] 其實更多的情況是，當事人自己在不斷地給自己灌輸「如果不接受調解會得罪法官」的思想，有些法官則通過外界因素加強當事人的這種自我威嚇。

[3] 法官一般不會直接向一方當事人明確如果雙方當事人不接受調解自己將作出何種具體裁判，只是暗示作出的裁判將對其更加不利。

[4] 越是在傳統風俗保持完整的地方，這種方式也越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描述的地方鄉紳對於當地群眾的影響其實比作為外來的國家法律更加大，但是地方鄉紳在現代社會的沖擊下正逐步在消失，這也將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關注的一個事實。

[5] 朱蘇力在《送法下鄉》中強調，作為一種外來力量的國家法律在進入相對封閉的鄉土社會時，必須通過戰術的合理運用，在局部構建一種國家法律占優勢的情勢，其中最大的倚仗其實也就是權力符號。

[6] 雖然司法實務中，採用下面列舉的方式影響訴訟代理人的法官只是極個別，但是，為了本文的完整性以及為最高院或其他部門以後針對心理學戰術出台更完善的規則，筆者特將其列出。

[7] 這種情況類似於當事人的自我威嚇，代理人更多的情況是自己在向自己施壓。當然也不排除，代理人遇到的個別法官真會採取代理人聯想到的手段。

『伍』 論文 成為一個法律工作者的感受、理解、認識

0法律職業，可以統稱為法律家或法律職業人士，指專門從事司法及其他法律活動、具有特定專業資格的職業法律工作者。一般法律職業特指從事法律實務工作的法律家，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法律代辦等。廣義的法律職業還包括法律職業（仲裁人、調解人、公證人、法律技術員等）以及立法者、法學者。
00在我國目前的稱謂中，還有一批人也被習慣性的稱為法律工作者，即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簡稱法律工作者，或者「法工」。它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國剛恢復律師制度，因律師極為稀少，不能滿足需要而採取的起臨時補充作用的組織，它主要通過在鄉鎮或街道建立法律服務所，利用貼近基層、便利群眾、服務便捷、收費低廉等優勢，面向基層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從而彌補因律師嚴重不足在基層法律服務方面形成的空白。這個組織發展得很快，二十多年來，不光是在基層，而且早已遍布城鄉各地。其所從事的業務，也不限於基層法律服務，實際上也在從事訴訟業務及法律顧問等非訟業務，在事實上與律師形成競爭關系。實踐中也有個別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工作時冒充執業律師的現象。目前，除了司法部於2000年頒布的司法部第60號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對其實施調整外，我國法律未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作出明確規定。
00法律工作者是在我國律師法律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產生，在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隨著城市律師隊伍的發展壯大,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地位受到質疑,基層法律工作中存在較多問題,嚴重影響了基層法律服務的發展,在分析問題的基礎上,立足於國情和不同層次的社會法律需求,探索一套我國基層法律服務發展的新模式。

『陸』 誰有關於農村法律方面的畢業論文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由於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並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於「法治」，並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於法，倫理至上、情大於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宗法制度在兩重意義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k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於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於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於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於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於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聖：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牆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後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牆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後不得不強令拆除圍牆，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並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大於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徵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後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餘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幹部大量流失，後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餘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於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甦，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後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並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許可權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鬥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鬥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後，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並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並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幹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於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准，往往達成協議後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於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後，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盪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後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於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 ，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後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後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於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於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於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於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於為那些由於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縱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並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於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後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於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於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願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於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現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於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於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於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後，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於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於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於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

『柒』 如何通過學習法律知識提高自身法律修養並運用到現實生活中的一篇小論文

通過學習法律知識，使我們更進一步懂得了法律的意義，真正領會了法律的精神，在今後工作中，我們要以維護一方平安為目標，真正做到把矛盾控制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為促進經濟發展，讓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捌』 如何提高法律援助服務水平 畢業論文

提高法律延助，服務，水平的我知道

『玖』 關於基層法律服務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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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求法律事務論文一篇: 題目:行政程序的法理思考;或其他相關的也可以;好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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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行政聽證程序的基本原則
內容提要 行政聽證程序是我國立法
引進的一項新制度，在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公平執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內容。我國《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該制度。本文借鑒國外相關
立法和實踐，提出了健全我國行政聽證制度的具體設想和建議。特別提出了行政聽證必須遵循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公開原則、職能分離原則、事先告知原則、案卷排他性原則。論文結合國內外立法分析了每項原則的具體要求，並對健全我國行政聽證程序提出了建議和設想。
關鍵詞 行政聽證程序 基本原則 公開，職能分離 事先告知

聽證程序是指國家機關作出決定之前，給利害關系人提供發表意見提出證據的機會，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程序，其實質是聽取
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廣義上的聽證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聽證三種形式。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徵求利害關系人意見的程序稱為立法聽證。司法聽證事實
上就是法院審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聽證是專門適用於行政機關的程序制度。在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決定前，有義務告知相對人決定的理由和獲得聽證人的權利，行政相對人有權就事實和適用法律表達意見、提供證據，行政機關有義務聽取和接納，通過公開、民主的方式達到正確實施行政行為的目的。

行政聽證程序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內容，近幾十年來，受到世界許多國家的特別重視。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國家都不同程序地採用了聽證程序。在普通法國家，聽證程序淵源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該原則是"英國皇家法院對下級法院和行政機關行使監督權時，要求它們公正行使權力的原則。"它是"支配行政機關活動的程序方面的規則"，也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它包括兩個最基本的程序規則：（1）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他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2）任何人或團體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個程序規則就是聽證規則。在美國，聽證不僅是普通法上的一個重要原則，而且也是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要求。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正當法律程序的意義就是公正行使權力，行政機關作出對當事人不利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②美國1946年的《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的聽證義務。在大陸法國家，依法治國理論，特別是依法行政理論的完善，為這些國家的行政聽證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礎。德國行政聽證程序雖然沒有憲法的直接依據，但被認為是法治國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則。③1976年通過的德國《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聽證程序。此外，奧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韓國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規定了聽證程序。

我國1996年公布的《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聽證程序，它是引進國外先進法律制度和經驗的一次有益嘗試，在我國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我們能夠從中國憲法精神中找到聽證程序的法律基礎，如憲法第27條第2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但聽證程序畢竟不同於一般的"走群眾路線"、"傾聽人民意見"的工作原則，它具有自身特殊規則和適用范圍，能夠發揮十分獨特的作用。為了進一步了解聽證程序的本質特徵，全面認識聽證程序的重要意義，本文結合國內外聽證程序的基本理論與立法實踐，對聽證程序的基本原則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於健全我國行政聽證程序。

聽證程序之所以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聽取意見"、"兼聽則明"等工作方式，就在於它是由眾多特別法律原則支持的一種程序。這些原則和制度既是聽證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決定聽證區別於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則。盡管各國對聽證原則的認識和表述不盡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則大致有以下幾個：
一、公開原則

公開是聽證程序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也是防止用專橫的方法行使權力的有力保障。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聽證的目的是聽取對方當事人意見，怎樣才能保證當事人的意見被充分如實聽取呢？最重要的是在聽證開始階段就應當向當事人公開有關材料，允許他在決定作出之前為自己辯解，避免被調查人"處於黑暗之中"。④具體而言，公開原則要求聽證程序公開進行，舉行聽證會之前應發出公告，告知利害關系人聽證程序舉行的時間、地點、案由等情況；允許群眾、記者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報道；在聽證過程中，當事人有權在公開舉行聽證的地點進行陳述和申辯，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證據，反駁對方主張和證據；行政機關作出決定的事實根據必須公開並經當事人質證，不能以不為一方當事人所知悉的證據作為決定作出的事實根據；根據聽證記錄作出的行政決定的內容也必須公開。聽證程序公開化不僅可以保證行政決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觀，而且有利於加強對行政機關的社會和輿論監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識。正如英國弗蘭克斯委員會在行政裁判所和公開調查的報告中所說的，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動必須以三個原則為指導，即公開、公正和無偏私。在這三個原則中，公開原則列為第一位。⑤

當然，公開原則也不是聽證程序的絕對要求。凡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的事項，可以不公開聽證，這是很多國家的習慣做法，有些國家的法律甚至規定了聽證不公開舉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規定，"聽證一般應當不公開進行，但聽證主持人認為公開聽證也不會對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產生不利影響的，聽證也可以公開進行。"⑥德國《行政程序法》也規定，"言詞辯論採用不公開原則"，"在當事人不提出異議的前提下，聽證主持人可以准許其他人員參加"。⑦當然，不公開聽證畢竟是個別國家的做法，而且"少數不公開的聽證是例外，那是為了保護有關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國正式聽證必須公開，對非正式聽證程序，行政機關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一定採取公開方式。通常行政機關對當事人提出的不公開聽證的請求，是在考慮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並平衡各方面利益後，作出是否允許的決定。⑧
二、取能分離原則

職能分離原則是指在聽證過程中從事裁決和審判型聽證的機構或者人員，不能從事與聽證和裁決行為不相容的活動，以保證裁決公平。⑨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4項規定了這一原則，即"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
職能分離原則來源於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該原則主張"每個人不能作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僅適用於司法職務，也適用於行政職務。《英國行政法》一書對此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公民在其權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決定不利影響時，不僅有權為自己辯護，而且有權要求他的意見必須由一個沒有偏見的行政官員決定。一個行政決定不能由和該決定有利益牽連的人作出，這是自然公正原則對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時作為追訴人和裁判官，因為這種情況也是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當然，行政機關不同於司法機構，它不是專門的裁決機構，鑒於行政機關處理的問題涉及較復雜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財政開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機關內的追訴調查職能與聽證裁決職能完全分開，由獨立的機構行使。能夠做到的只是內部職能分離，即在同一行政機關內部，執行調查追訴職能的人，不得主持聽證和參加裁決。這也是很多國家聽證程序的具體做法。各國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視職能分離，是因為事先進行調查追訴的人如參與裁決，必然著重以他所調查的證據作為裁決的基礎，而忽視當事人所提出證據
與反駁意見，甚至調查追訴人秘密調查沒有經過當事人對質的證據，也可能作為裁決的基礎，這對當事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調查和追訴的人，對於案件的處理很難處於一種超然的客觀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狀態是公正的聽證和裁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如果調查和追訴人員與主持聽證的人員和裁決人員合一，即使主持聽證和裁決的人沒有偏見存在，也難以使當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決。(11)

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的規定體現了職能分離原則，但此規定過於原則，因為"非本案調查人員"的范圍十分廣泛，既可以是負責案件調查部門的其他人員，也可以是機關首長，還可以是本機關其他部門的人員。《行政處罰法》公布
後，很多行政機關
在制定相關實施辦法時，大多將聽證主持人定位於本行政機關的法制機構工作人員，盡管如此，仍難以避免這類人員與調查人員的接觸及受到影響。特別是在法制機構人員本身作案件調查人員時，更能以避免這種情況。為了保證職能分離原則的真正落實，必須確立聽證主持人相對獨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國這方面的經驗可資借鑒。1946年前主持聽證的人員只能行使機關授予的職權，無特殊地位，不能取得當事人的信任，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聽證審查官制度，1972年後改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獨立性質，不受行政機關首長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務委員會所規定和確認的正當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罷免。行政機關無權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從文官事務委員會所確認合格的人員名單中選擇任命人員。他們在編制上是所在機關職員，在任免、工資等方面，不受所在機關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範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門內設立行政聽證局，行政法官根據聽證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機關服務。

與聽證公開原則一樣，職能分工原則也不是絕對的。特別在行政機關的高層，職能融合仍是被允許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領域，職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對申請原始許可證的決定程序，涉及價格的正當性與選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業、公共運輸的設施和經營活動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職能分離，應當允許相對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則

行政機關舉行聽證，作出行政決定前，應當告知相對人聽證所涉及的主要事項和聽證時間、地點、以確保相對人有效行使抗辯權，從而保證行政決定的適當性與合法性。不能及時得到通知，沒有充分的准備時間，就意味著當事人沒有機會取證和准備辯論，不知道聽證涉及的主要問題，就無法做必要的聽證准備，難以行使自衛抗辯的權利。所以，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七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

事先告知原則是聽證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很多國家的法律原則和程序法包含這項聽證原則。根據英國自然公正原則，行政機關必須聽取對方意見的原則包含三個內容：（1）公民有在合理時間以前得到通知的權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機關論點和根據的權利；（3）公民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其中前兩項內容就是有關事先告知原則的體現。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不利處分時應在事先留出相當期限，書面通知該不利處分的相對人。書面通知應當包括：（1）作出的不利處分的內容以及有關法令條款的依據；（2）構成不利處分原因的事實；（3）聽證的日期和場所；（4）管轄聽證事務的組織名稱和所在地。此外，美國、德國的行政程序法也規定了較為詳細的告知原則。該原則主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告知的對象。行政機關舉行聽證前，應當將聽證事項及時間地點告知相對人。相對人的范圍，即告知的對象則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界定。我國《行政處罰法》將其界定為"當事人"，即受處罰人，美國法律則界定為"利害關系之當事人"，即"因聽證的結果，而權利義務直接受影響之當事人"。德國《行政程序法》則將其界定為"相對人或關系人"。由於聽證的目的是聽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不僅限於受處罰人或當事人的意見，所以，聽證告知的對象應當比當事人更廣，包括相對人和其他利害相關人。

（二）告知的時間。聽證前告知的目的是便於利害相關人出席聽證會或准備陳述意見和辯論，所以在告知聽證權利和聽證時間內，應當給利害相關人預先留出一定的准備時間，即告知與聽證之間的時間，不宜過短，否則會影響有關人員的准備，但也不宜太長，以避免耗費時間、精力。時間長短視當事人及關系人的住所遠近及案情復雜性而定。(14)各國立法規定須"適時"（timely)

（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或在聽證之前"一定期間"內發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條）。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為7日，至於其他行政行為的聽證的告知時間目前尚無規定，須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確。

（三）告知的內容。聽證前告知的內容應當包括當事人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聽證的大致內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項以及聽證時間、地點、聽證機關等。我國《行政處罰法》對此未作詳細規定，各地和各部門在有關聽證的實施辦法中對此進一步細化，增加了"當事人的姓名、名稱、違法行為、行政處罰的理由、依據和擬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聽證前的告知通常採用三種方式：一是書面直接送達，二郵寄告知，三是公告送達。我國《行政處罰法》未作規定，但各地及各部門實施行政處罰法的具體辦法除規定上述三種送達方式外，還包括委託送達，口頭告知（但要記入筆錄）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則

案卷排他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按照正式聽證程序作出的決定只能以案卷為根據，不能在案卷以外，以當事人未知悉和未論證的事實為根據。目的是保障當事人有效行使陳述意見的權利和反駁不利於已證據的權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記錄為根據，審查行政決定合法與否，行政機關也可以以此為由排除干擾，獨立作出決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7項規定："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但沒有規定聽證筆錄在決定中作為唯一依據，甚至對該筆錄在處罰決定的作用也隻字示提。各地各部門的聽證實施辦法對此作了一定補充。如《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定》第26條規定："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依據"。《勞動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第16條規定："勞動行政部門不得以未經聽證認定的證據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

目前爭議的問題是：聽證筆錄在行政決定中的作用是什麼？一種觀點主張應全面借鑒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則，特別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機關認定的事實和理由應是當事人所知悉並經其辯論的；如果行政機關採用聽證筆錄以外的事實和證據，應當提供當事人知悉和辯論這些材料的機會"。(16)
也就是說，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決定的主要依據。

另一種觀點認為，聽證筆錄只能作為行政決定的依據之一，因為聽證之後補充的證據不能認為是無效的，仍應作為依據，當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關證據，因而無法做到聽有證據都必須在聽證中出示並經過質證後確認。特別是在當事人放棄聽證的情況下，要求所有證據在聽證會上質證，在法理上不成立，實踐中也做不到。從我國目前聽證制度的適用現狀看，一方面，聽證筆錄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視，行政機關作為程序的發動者和終結裁判者，在使用聽證筆錄方面仍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且未經聽證的證據和事實仍然對行政決定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這與聽證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則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聽證筆錄是行政程序的階段性產物，行政決定的最終形成還有賴於行政首長的裁決，聽證後採納證據、認定事實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決定並不是最終決定，還要接受司法審查，所以為了達到聽證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們同意將聽證筆錄作為行政決定主要依據的觀點。

以上是聽證程序的主要原則和制度，除此之外，還有迴避原則、禁止單方面接觸原則、案卷閱覽原則、委託代理原則等。這些原則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述的四項原則，只是由於它們多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則，且為人們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詳細論述。

①⑩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頁,第153-154頁。
②（美）傑羅姆·巴倫，托馬斯·迪羅斯著:《美國憲法概論》,劉瑞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頁。
③參見（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查委員會編印：《各國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第168頁。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頁，第437頁，第438頁。
⑥⑦章劍生：《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頁。
⑧楊惠基主編：《聽證程序理論與實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頁。
(12)參見（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頁。
(13)參見美國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
(14)(16)劉勉義、蔣勇：《行政聽證程序研究與適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頁。
(15)參見《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定》第12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