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

⑴ 請問刑事案件可以申請法律援助的條件是什麼

1、犯罪嫌疑來人在被偵查源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2、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3、公訴案件的自訴人以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注意公民因經濟困難需要法律援助的，要提供經濟困難的證明。

⑵ 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

首先,要解決認識上的問題。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非常強調審前程序,包括偵查、起訴要按照審判的要求、標准進行辦案,不能把帶病案件訴到法院。這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也應當下功夫抓好審前程序的工作。但不能指望以此解決以往存在的司法不公、冤假錯案的問題。這是一種美好的理想,是難以實現的。應當堅定不移地貫徹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改革,不能以加強審前工作,提高辦案標准代替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其次,要解決好領導這項改革的組織措施問題。基於這項改革的全局性和我國司法體制的特點,我認為,由任何具體司法部門牽頭負責這項改革是有局限性的,建議中央政法委直接出面組織、協調、領導這項改革。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應當以繁簡分流、快速辦案以及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前提為基礎
雖然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的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並不意味著所有刑事案件都需要或都應當實行庭審實質化的審判。

在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強化重點案件的庭審實質化審判
以審判為中心就要落實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就是要保證證人、鑒定人等出庭作證,接受訴訟雙方質論特別是控方證人接受辯方的質證。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案件的所有證人都需要出庭作證。

同時,即使屬於此類案件也不是需要所有證人都出庭,而是重要證人、關鍵證人應當出庭。我個人認為這包括三種人:
一是案件的目擊證人,其所作證言屬於直接證據,應當出庭作證。
二是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對此我要多說幾句。與普通證人相比,鑒定人更應當出庭作證。普通證人是因為偶然原因成為某個案件的證人,一輩子可能就做一次證人,而鑒定人是職業證人,是為訴訟案件反復提供鑒定意見證據的人,而且鑒定意見證據對定案又有著特殊的作用,往往容易被輕信。以往發生的一些冤錯案件就是由於鑒定失誤造成的。
第三種需要出庭作證的就是有關偵查人員。實踐中偵查人員幾乎不出庭,這是有問題的。應當樹立一種觀念或認識,偵查工作不是破了案就大功告成了,偵查人員還須出庭作證,支持檢察機關指控犯罪,直到案件被法院定案才算完成了任務。

加強刑事辯護包括加強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訴訟制度,刑事辯護非常重要。我國刑事案件的律師辯護率一般認為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律師辯護,這怎麼體現和實現司法公正?國際上通行的公正審判的標准中律師辯護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這裡面又包含兩項要求,首先有律師辯護本身就體現了程序公正,其次要重視律師的辯護作用,通過律師辯護維護,保障實體公正。
要解決我國刑事辯護問題,一是充分發揮、保障社會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作用；二是完善和強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近些年發展較快,但距離現實需要還有很大差距。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⑶ 刑事案件能否申請法律援助。

一般來說 自訴案件 只有4類 虐待 侵佔 侮辱 和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 你這個案件是公訴案件 故意傷害罪 但是由是只是輕傷可以不提起公訴 你對這個結果不滿意 可以轉化為自訴案件
法律援助一直都是可以的
簡單幫你分析下你的問題 你媽媽爸爸被打傷 這個他們肯定要賠醫葯費的 我比較在意的是後面 對象想拿刀刺你 這里有個小問題 他以什麼主觀狀態要去刺你 殺你還是故意傷害你 這個只有問口供才知道 這個有什麼影響呢 對你親戚制服他有影響的 如果他以殺害你的故意拿到 你方可以無限防衛 就算打死他也不犯罪 如果他只想嚇嚇你或者故意傷害你 那麼你把他弄成重傷 你親戚就要付責任了
公訴的話 是有 檢察院提起訴訟 自訴的話 要自己提 從專業角度 檢察官應該都很了解法律的吧 特別是刑法的
申請法律援助吧 免費的 自訴的話 你拿自己家庭情況告訴法官 由法官幫你找律師 貌似是這樣 我也不是很清楚

還有你訴什麼 法院就審什麼 關於以前的賠償你可以拿著判決書申請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可不單單是指現金 有查封 凍結 扣押 很多辦法了
我知道的就這些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⑷ 新的刑法訴訟法的修改內容有哪些

【總則部分】
一、原則性修改
反對自證其罪規則：受刑事追究的人沒有證實自己犯罪的義務。「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法律效果：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權；2.強迫其認罪的口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3.自願認罪的口供才具有證據能力。
兩大變革：
1.改變傳統的偵查模式：從「口供→其他證據」模式向「其他證據→口供」模式的轉變。
2.改變庭審方式：從「訊問被告人而展開庭審」的方式向「證人出庭、出示物證書證而展開庭審」方式轉變。
部分案件管轄下沉：
1.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案件、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由中級法院管轄。
2.「外國人犯罪的案件」由基層法院管轄，必要時可以提級管轄。
二、刑事辯護、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修改
1.縮小會見權的限制：「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會見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強調「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
2.明確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的身份：「辯護律師」或者「辯護人」。
3.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將「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也納入法律援助范圍。
4.明確法律援助義務：國家義務、集體義務。公、檢、法三機關都有「通知」義務，法律援助機構承擔具體實施法律援助的義務。
5.律師執業中的犯罪：在原來案件偵查終結後，移送原案偵查機關以外的機關立案偵查。
三、強制措施的修改
（一）逮捕措施的修改
1.修改精神：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貫徹「盡量少捕、不捕」的方針。
2.逮捕分類：（1）一般逮捕。列舉「社會危險性」的五種情形，強調其在一般逮捕條件中的決定性作用。（2）特別逮捕。即：「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逮捕」。
3.逮捕程序：（1）明確逮捕後「除無法通知」的情形，應當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刪除「有礙偵查」而不通知的情形。（2）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於逮捕後羈押的必要性的審查（建議釋放或直接變更）。
（二）拘傳和拘留措施的修改
1.拘傳期限
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重大、復雜，需要採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2.禁止規定
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飲食、休息時間。
3.檢察拘留
延長期限：一般為14日，特殊情況——決定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三日。
4.拘留通知
除無法通知或涉嫌「三類案件」而有礙偵查的，可以不通知家屬。
（三）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修改
1.適用條件
區分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條件；增加「正在懷孕、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可以適用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情形。
2.取保候審
增加「被取保候審人的信息變動的報告制度」；增加被取保候審人的遵守規定——「不得從事特定活動，不得進入特定場所，不得與特定人員會見或通信」；增加保證金數額的確立和返還的規定。
3.執行程序
無論是被取保候審還是被監視居住，可以責令嫌疑人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駕駛證」等身份證明文件交給執行機關保存。「三類案件」經上一級檢察機關或公安機關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內執行監視居住。
【證據部分】
一、證據概念和形式
1.證據概念
舊概念（第42條第1款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現行刑訴法採取了「事實說」。
新概念：「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再修改的刑訴法採取「材料說」。
2.證據形式
增加「搜查、偵查實驗筆錄」，將其與「勘驗、檢查筆錄」並列；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增加「電子數據資」，即「電子證據」，與「視聽資料」並列。共八類證據形式。
3.行政執法證據進入刑事訴訟
「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材料，經過司法機關核實，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4.客觀條件的保證
「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
二、證人作證制度
1.證人作證原則
個別作證原則：證人證言的收集、證人出庭作證只有個別進行，才具有證據能力的原則。禁止「聯合簽名」、座談會。
庭審質證原則：未經當庭質證、辯論的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根據的原則。（現行法第47條，再修改予以重申。）
2.證人出庭制度
出庭主體：普通證人、專家證人、偵查人員。
出庭例外：嚴重疾病；境外事務；證言豁免（親情關系、國家機密、職業信賴、自證其罪）。
出庭保障：物質保障——「證人因出庭作證所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應當補償」。安全保障——「證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3.證人出庭作證的詢問技巧和規則
（1）詢問技巧
正例：確立詢問范圍（證明對象）→層層剝離→點擊重心。
反例：「你將你知道的情況講一下。」據此回答的內容不具有可信性。
（2）詢問規則
Ⅰ.相關性規則：詢問內容與定罪、量刑問題相關。
Ⅱ.禁止主詢問方誘導發問規則：主詢問方不得誘導發問(leadingquestion)，反詢問方（交叉詢問方）可以進行誘導發問。「誘導」：暗示，或者問話就是答案。
Ⅲ.反詢問受主詢問范圍限制的規則：主詢問方對其證人確立詢問范圍之後，反詢問方的詢問不得超出主詢問的范圍。
三、證據規則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違反法定程序、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資格的規則。
適用范圍：採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口供以及暴力取證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言詞證據。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非法證據排除的義務性：公檢法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
排除程序：庭前排除程序（自行排除程序）；庭審排除程序（啟動——告知權利、書面申請；調查——被告方陳述、公訴人舉證、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相對方質證、相互辯論；處理——延期審理，駁回申請，確認違法。
2.意見規則：排除陳述者就案件事實所發表的推測性、評論性、判斷性陳述的證據資格的證據規則。
排除理由：有礙發現實質真實；妨礙司法裁判。
適用范圍：主體范圍→普通證人、被害人、被告人；對象范圍→推測性陳述、評論性陳述、判斷性陳述。不適用於專家證人的結論性意見。
3.補強規則：廣義上是指對於證據證明力較弱或者可信性受到質疑的證據材料，必須提供其他證據的補充強化之後，該證據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證據規則；狹義上是指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沒有其他證據的印證，不得對被告人定罪和判處刑罰的證據規則。
廣義適用：與案件處理有利害關系者的證言，弱智者的證言，單一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與其年齡和智力不相當的未成年人的證言。
狹義適用：共犯口供相互印證一致，而沒有其他證據。
四、刑事證明
1.證明責任：運用證據證實指控罪名、刑罰主張成立的義務。法律義務與法律後果相統一。
承擔規則：首次明確規定「運用證據證實指控罪名、刑罰主張成立的義務由控訴方負擔」。
責任例外：證明責任倒置——「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2.證明標准：運用證據證實犯罪所應當達到的程度。
立法精神：保留現行法的合理部分，借鑒英美法系做法。
修法措施：採納「兩個證據規定」的合理成分，明確「證據確實、充分」的內容，增加「排除合理疑點」的規定。
新證明標准：運用證據證實犯罪必須達到「事實清楚，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審前程序】
偵查程序改革
1.結構性調整：偵查程序結構是由「檢、偵、嫌」三方組合的「小等腰三角形」結構。檢方居於三角形頂端，履行偵查監督職能的同時，通過提出檢察建議、發表偵查意見的形式「引導偵查」。偵查方與犯罪嫌疑方分別居於三角形的兩個底角，「平等對抗」。
2.技術偵查法制化：檢察機關享有技術偵查措施決定權，而執行權由國安機關或者公安機關行使。
3.秘密偵查部分合法化：否定「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肯定「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確立「控制下交付」。
4.生物證據合法化：「採集指紋、血液等生物樣本」。
5.全程錄音錄像：「可以」——一般案件；「應當」——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
6.強調詢問證人的地點：現場、證人所在單位、住處，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
7.完善搜查程序：應當有被搜查人或其家屬，鄰居或其他見證人在場。搜查婦女的身體，由女工作人員進行。
8.擴大查封、凍結范圍：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
9.健全偵查監督：偵查監督的類型分為：專門機關的偵查監督；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的監督——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採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等行為有權申訴、控告。
起訴方式改革
1.廢除「主要證據復印件主義」的起訴方式。
2.恢復「全案證據移送主義」的起訴方式：「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並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人民法院。」
庭前會議制度的建立
1.概念：庭前會議又稱審前會議，是在開庭審判前，由法官主持，檢方與辯方參加，主要對程序性問題進行商討，並由法官作出決定或者裁定的一種會議。
2.任務：管轄異議；是否迴避；證據交換；強制措施變更；非法證據排除；刑事和解；撤回起訴；等等。
【審判程序】
1.改革簡易程序
適用范圍：擴大到基層法院管轄的全部刑事案件。
適用條件：A、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B、被告人自願認罪；C、被告人同意適用簡易程序。
2.設立「特殊程序」
(1)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附條件不起訴；親友、教師列席法庭，說服教育；限制新聞報道。
(2)公訴案件和解程序：被告人悔罪，被害人諒解，雙方達成協議，協議內容不得違反法律規定。
(3)不經過刑事審判的沒收程序——贓款贓物、違法所得的法律界定和庭審認定，聽證程序，法院裁決，申訴復議。
(4)強制醫療程序：審理對象，聽證程序，法院裁決，申訴復議。

⑸ 關於司法部刑事法律援助的規定有哪些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於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聯合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廳（局），解放軍軍事法院：
為順利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有關法律援助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就有關刑事審判中的法律援助程序、各級人民法院同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銜接等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人民法院指定辯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該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統一接受並組織實施；尚未設立法律援助機構的地方，由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接受並組織實施。
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司法行政機關接到指定辯護通知書和起訴書副本後，對刑事被告人是盲、聾、啞、未成年人、可以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應於三日內指派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提供辯護。
對刑事被告人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准，人民法院認為需要指定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司法行政機關應於收到指定辯護的通知書三日內，指派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提供辯護。
對人民法院根據案情認為確需律師辯護、符合下列條件的刑事被告人，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司法行政機關應於接受人民法院指定辯護三日內，指派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提供辯護：
（一）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
（二）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已委託辯護人，而該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四）外國籍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五）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六）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有問題，有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人民法院對需要指定辯護的案件，應在開庭十日以前，將指定辯護律師通知書和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送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同級司法行政機關。同時，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定或者本通知規定的法律援助條件的情況說明或經濟困難的證明材料。
接受承辦法律援助事務的辯護律師徵得刑事被告人同意後，即可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履行辯護職責。

人民法院應當積極支持律師行使辯護職能所開展的法律援助工作，為其提供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及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等方面的便利條件。

⑹ 如何健全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制度

2016年6月，深改組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會議強調，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著眼於解決影響刑事司法公正的突出問題，把證據裁判要求貫徹到刑事訴訟各環節，健全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嚴格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建立更加符合司法規律的刑事訴訟制度。

一、按照裁判要求和標准，全面規范地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嚴格排除非法證據。

1、依法全面客觀及時收集證據。意見要求，偵查機關應當全面、客觀、及時收集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嚴格排除非法證據，並強調所有證據應當妥善保管，隨案移送；建立命案等重大案件檢查、搜查、辨認、指認等過程錄音錄像制度；建立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適應各類案件特點的證據收集指引，完善技術偵查證據的移送、審查、法庭調查和使用規則，統一司法鑒定標准和程序以及完善見證人制度等提出了要求。

2、完善訊問制度。意見要求，嚴格按照有關規定要求，在規范的訊問場所訊問犯罪嫌疑人。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對訊問過程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逐步實行對所有案件的訊問過程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為嚴防刑訊逼供，意見還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制度。

3、保障當事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意見強調，要健全當事人、辯護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障制度；在案件偵查終結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無罪或者罪輕的辯解，辯護律師提出的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者依法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意見，偵查機關應當依法予以核實。

二、進一步強化法律援助的職能作用，進一步強化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能作用。

1、意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這一規定將對充分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及時獲得法律幫助發揮重要作用。

2、強化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職責。意見突出了律師辯護意見的重要性，明確了偵查機關對律師意見「應當依法予以核實」的要求，將為律師在偵查階段發揮有效作用創造積極條件。

3、強化律師的行為規范；強化辯護律師在法庭調查中質證權；強化辯護律師在庭審中的辯論權；強化辯護律師訴訟權利保障。意見提出要依法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收集證據和發問、質證、辯論辯護等權利，完善便利律師參與訴訟的工作機制。

三、完善審判程序繁簡分流機制，實現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有機結合。

1、充分發揮庭前會議功能，有效解決程序性爭議；

2、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3、積極總結試點經驗，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機制。

⑺ 淺談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謂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訴訟領域中保持控訴平衡、保障社會弱者平等訴訟機會的一種實現司法正義的制度設計。簡言之，就是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援助。具體的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為貧窮的、無力支付法律費用或其他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免費提供辯護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隨著社會民主和法制的發展而體現出的對人的主體性權利的尊重的一種制度設計，在專制社會和人治社會是無從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司法公正不受影響，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從現實上得到體現，從而堅定公民對政府及社會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 （一）訴訟正義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則之一。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律規定人人都有委託或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作為一種商業性非常強的職業，律師為委託方提供法律服務，委託方支付相應的費用，這是律師維持其生活的一大來源。然而，刑事訴訟中並非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能力聘請律師，這就有可能導致因為財產狀況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權利不同，從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成為水中月、霧中花。「相對於裁判職能而言，控辯雙方訴訟權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維護訴訟構造平衡，保證訴訟公正所必需的。」[3]為實現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避免當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澀而在法庭審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為了實現「看得見的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應運而生。 （二）實現「控辯平衡、平等武裝」。 在狹義刑事訴訟中，[4]由於行使追訴權的一方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並掌握各種必需手段的國家機關，而被追訴方往往處於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顯然與行使追訴權的國家機關不可同日而語。在廣義上的刑事訴訟之審前階段，被指控者往往處於被羈押狀態，控辯雙方地位、力量上的差異之懸殊顯而易見。因此，為了保護人權，保證訴訟參與原則的充分實現，無論在審判階段，還是在審前階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維護被害人權利。 以往談及刑事法律援助時，我們自然而然地認為其對象屬於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遠離了該范疇。有學者在對刑事法律援助下定義時認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規定對那些經濟困難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執業律師義務承擔刑事辯護和幫助的法律制度。」[5]筆者以為，出於公平與正義的理念，從道義上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當性基礎，因此，維護被害人的權利理應成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狀 （一）立法現狀。 我國於1994年開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中得以體現，其第34條規定：「（1）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2）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3）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採用的是指定辯護的方式。該條第一款實際上是一種「任意的指定辯護」，法院對於指定辯護人的選任問題具有自由裁量權。第二、第三款規定的指定辯護則是法院的義務，如果法院不履行這一義務，則其所進行的訴訟行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當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當事人提出上訴、檢察院的抗訴而被上級法院裁判無效。[6]這種辯護即所謂的「必要的指定辯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7條規定：「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定辯護人：（一）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準的；（二）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三）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五）具有外國國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七）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我國律師法第41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第42條規定，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 國務院於2003年7月21日頒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條例》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一部專門規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規。其第11條規定：「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第12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二）實踐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國首家法律援助組織——武漢大學弱者權益保護中心成立以來，現代意義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漸在中國開展了起來。隨著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出台，在全國按照行政體系迅速展開了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師事務所自主決定為輔；律師義務援助為主，政府財政適當補償為輔；審判階段為主，其他訴訟階段為輔的刑事法律援助體系。但是由於各項工作起步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突出體現在： 1、法律援助方式單一。 通觀我國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辯護律師援助和應當事人的申請而提供的援助。而且，應當事人的申請提供援助時一般還需要進行審查。對審前階段和審判階段的法律援助沒有區分情況，只是籠統地規定了可以對受援對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實施人員范圍限於律師。 在實踐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體往往限於律師，而且，我國《律師法》認為律師實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義務，對律師不履行義務的後果規定的相當嚴厲。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證案件的質量。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極大地影響了律師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積極性。實際上，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律師是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此外，由於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律師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師在執行法律援助工作時往往疲於奔命，費力不討好。 3、援助對象范圍較窄。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對刑事法律援助對象做了具體的規定，援助對象由過去限於被告人擴大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訴人、被害人。但是，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規定，我國將援助對象嚴格限於「經濟困難」以及幾類特殊的群體，顯然援助對象范圍有過於狹窄之虞。 4、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視對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的幫助。 《法律援助條例》第11條規定了在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往往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對符合指定辯護條件的，會主動為被告人指定辯護。但處於審前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則似乎沒有那麼幸運了。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偵查機關、審查起訴機關沒有義務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而且，實踐中往往會以偵查涉及偵查秘密為由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設置重重障礙，援助者也忽視或不願意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獲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艱難。

⑻ 最近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有哪些

央廣網北京月10日消息（記者孫瑩）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會簽的《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今天上午全文發布，《意見》共21條。此項改革，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務，對於發揮好審判特別是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嚴格偵查、起訴環節的辦案標准，防範冤假錯案發生、促進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意見》第一條指出：「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偵查是刑事訴訟的基礎，證據是刑事訴訟的核心。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張相軍分析：「從近年來糾正的重大冤假錯案看，往往都存在嚴重的刑訊逼供、非法取證行為。」
這次《意見》立足於對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早發現早排除，規定了諸多制度機制。
張相軍表示，首次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偵查的重大案件，由人民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並同步錄音錄像。經核查，確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排除非法證據，不得作為提請批准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法學博士劉靜坤認為，證據裁判是刑事訴訟的基石性原則。「從審判程序來講，證據只有經過法庭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這也是一個硬性的要求。」
《意見》有多條規定強調疑罪從無原則，要求：「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對於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應當綜合全案證據排除合理懷疑，對於量刑證據存疑的，應當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認定。」 「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作出無罪判決。」 劉靜坤分析，非法證據的認定標准將進一步明確。「更准確地界定『刑訊逼供』，明確『威脅、引誘、欺騙方法取得證據』的一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