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盛律師

❶ 怎麼樣才能在網路上維護自己的版權

在網路版權維護中，網路公證已經成為最常見的證據收集手段。但是，網路公證如何能達到真實、公正?近日，在由中國互聯網協會主辦的規范網路證據保全會議上，與會專家對最近七學者訴某IT企業侵權所舉的網路公證書提出了質疑，並期望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完善和規范網路公證。

★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王紅茹/北京報道

每一個行業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面臨一系列難題，在互聯網上似乎更能立竿見影，在互聯網發展度過其泡沫期後，各種糾紛似有愈演愈烈之勢。

去年年底，鄭成思等七位學者訴北京書生公司網站「書生之家」(下稱書生公司)侵權的案件(本刊2004年第49期曾予報道)，著實讓IT界熱鬧了一番。在法庭上，一份網路公證書在當事人質疑是偽造的聲音中，按照司法慣例，仍被採信了。隨之而起的是在今年2月27日，由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主辦的關於《書生公司版權官司中的公證書問題》，「網路公證」問題浮出水面;此後不久，4月7日，由中國互聯網協會網路版權聯盟組織的《網路證據保全技術鑒定會》，再次把網路公證問題推向了高潮。

公證書何以遭質疑?

隨著書生公司侵權案的發展，最近，七份原告出示的公證書又成為了案件的焦點。

由於被告方書生公司認為他們從未有過這一侵權行為，因此，他們認定這幾份公證書必然是偽造的。於是，書生公司試圖從公證書中找出偽造的蛛絲馬跡。

首先是書生公司總經理姜海峰發現，公證書中所稱的證據保全日期的實際股市指數與公證網頁中顯示的當天股市指數不相符合。與此相對應的是，網頁顯示的當天天氣預報也與網頁保全當天的日期不相符合。

除此之外，網頁上有明確的信息表明，其網站屬於山東煙台圖書館。而且幾份聲稱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採集的網頁內容也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諸如此類的技術性漏洞，引起了一些法學專家和技術專家的關注。這樣一份公證書，是否可以作為判決的依據?

2月27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江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利明、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旭東在對上述案件涉及的七份公證書審閱後，認為該公證書在製作程序上確實存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證程序的公正性。

此後不久，4月7日，中國互聯網協會組成的專家鑒定組在有關網路證據保全的鑒定會上，中國科學院軟體所所長助理、研究員何川，北京信息產業協會秘書長、高級工程師徐祖哲，新浪總工程師嚴援朝，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網路多媒體中心主任黃鐵軍等專家也提出了同樣的結論。

對這樣一份疑竇叢生的公證書，在一審的判決中，為何能被法院採信呢?「從法院的角度來看，採信公證書沒什麼不對，因為公證書是權威機構做出的證明，所以公證書一向被認為是案件中的鐵證。」就此問題，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律師鄒瑾向《中國經濟周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眼見」並不「為實」

與西安寶馬案中惡意做假公證不同的是，在越來越多的網路公證中，即使公證員認真執行公證程序，如果其缺乏相當高的技術水準，也有可能被人利用了，還蒙在鼓裡。

「稍懂點技術的人想讓你在電腦里打開一個網站上看到的不是真實網站的內容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比如，電腦對於一些曾經打開過的網頁可以從暫存的網頁中打開，如果有人對暫存的網頁作惡意的編輯修改，公證員實際看到的很可能就不是網站的實際內容。當然，更高水平的人可以利用代理伺服器等各種手段讓公證員公證的網頁是他所期望的網頁內容。這意味著對於一個不太懂互聯網，或缺乏足夠技術能力的公證員很容易被蒙蔽。」IT業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技術人員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

傳統的公證基於「眼見為實」的基本認識和對公證處的信任，但是，最近一段時間所暴露的問題卻對公證這兩大基礎都提出了質疑:以西安寶馬案為典範的事件動搖了人們對公證處的信任，以七學者訴書生公司的侵權案在動搖人們「眼見為實」的基礎。

也就是說，在網路公證中，公證員看到的本身也不一定是真相。即使一個網路專家常常也很難輕易地判斷網頁來自於哪個伺服器，這個伺服器是否真的是公證對象的伺服器。在這種情況下，並非網路專家的公證員就像霧里看花，如何分得清孰真孰假?

「出現這樣問題的根源在於網路的高速崛起，在這個連IT技術專家也常常覺得難以追趕技術腳步的網路世界裡，公證員的腳步已經遠遠地落在互聯網之後。」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網路多媒體中心主任黃鐵軍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

「作為這種落伍的一個明顯例子是如何在網路公證過程中保證公證員知道其正在干什麼，而在傳統環境下這種擔心似乎是多餘的。在互聯網時代，每一次網路公證都需要公證員有一雙火眼金睛，能准確地判斷真假，所以要求公證人員要具備一定的網路技術水平，取得相應的技術資質。這是網路環境下的新問題，在傳統公證中缺乏相應的規范。」鄒瑾直言。

網路證據，可以相信多少?

近兩年來，發生在互聯網上的糾紛形形色色，搶注域名、非法鏈接、網上人身攻擊等等，但占最大比重的則是有關著作權的，比如去年就有浙江圖書館被訴侵犯父子著作權案，七學者訴書生公司侵權案，以及上海父子作者訴超星數字圖書館侵權案，等等。

打官司證據是關鍵，於是在網路環境下，網上證據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七學者訴書生公司侵權案折射出網路證據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易變性。所以，網路證據必須及時地進行證據保全。現在大部分的被侵權人都會在起訴之前就通過公證機關對糾紛涉及的內容作為證據進行下載和公證，這就是「網路證據保全公證」。

那麼，網路證據保全該如何操作才能保證過程真實、有效呢?

「一般，網路證據保全過程非常簡單:由兩位公證員在申請人在場的情況下，監督操作人員按申請人的需要進行用電腦登陸有關網頁並進行實時列印，將操作結果存檔封簽後保存，並對全過程進行錄像即可。隨後製作的公證書會對此過程進行描述，在最後部分加註:×年×月×日，通過上網從×網站上得到×內容網頁，過程真實、有效。」鄒瑾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介紹說。

如此操作的確能夠證明該內容可以作為真實有效的證據，但很多人難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公證員了解計算機多少?如果不是他親自操作，被操作人暗中動了手腳，他能夠發現嗎?如果因為不懂技術而導致公證書公證錯誤，那該怎麼解決?

「其實網路證據保全是否真實有效，關鍵問題就在技術上。即便是一個計算機技術人員也未必能解釋、解決所有的問題，而目前我們的公證隊伍中，既熟悉計算機又熟悉法律的人才簡直是鳳毛麟角，」北京信息產業協會秘書長徐祖哲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以公證員們目前的計算機水平來講，要鑒別出網路信息內容的真偽及是否被篡改就很困難。即便他是眼睜睜盯著操作員在進行網路證據保全，也可能因為不懂技術，而將修改證據內容的行為當成了正常的取證行為。」

權威鑒定提升公證公信力

當專家的意見與公證處相左時，到底應該相信公證處的公證，還是相信專家的鑒定?

事實上，專家看法與公證的矛盾體現了公證缺乏嚴謹的技術鑒定的缺陷。應該說，大多數公證程序中，公證處從一貫的公正程序出發盡到了職責，技術專家則從技術的角度搓到了公證領域的軟肋—公證行業技術鑒定水平的落後與公證人員計算機應用水平的落後。

「要想使『網路證據保全公證』真正做到公正，應該從其根本因素—技術上抓起，」中國互聯網協會網路版權聯盟秘書長王斌向《中國經濟周刊》闡述了解決之道，「從目前我國公證隊伍的現狀來講，要想練到確保網路證據取證過程中一丁點小動作都難逃其法眼的道行，這是件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要走出這一困局，既要公證隊伍自己的努力提高，以及更多吸納計算機人才入行之外，還要針對公證領域的軟肋—技術，是否可以設立一個同級別的、被國家認可的、具有權威資格的技術鑒定機構，在公證程序中的技術環節發揮他的協助和補充作用。這樣就可以有效地彌補公證人員除法律外其他技術層面的不足，最大程度地降低因技術落後而導致公證錯誤率，提升公信力，讓公證重新回歸到百姓心中最公正的天秤。」

網路時代帶來更加復雜的公證環境對公證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意味著相關的管理部門必須要加強公證資格的認證體系，以提高公證人員的技術素質。

對於網路公證而言，公證過程如果沒有嚴格的技術鑒定相配合，它就很難真正做到「公正」。近來發生的網路侵權案例暴露出的網路公證問題讓人深思:如果公證書的可信度遭到質疑，那麼，傳統的公證是否還能適應新的環境?公證是否已經到了變革的邊緣?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人們期盼《公證法》盡快出台，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❷ 被問責官員復出需要沙漠條件

新華報業網電 官員問責體現的是官員任免機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學性，讓有能力的「問題官員」復出，則更多地體現出政治理念與制度的理性
進入9月，多位中高級官員在襄汾潰壩和「問題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問責而辭職或被免職；人們在肯定果斷問責的同時，對這些官員被問責後涉及「復出」的程序也比較關心。

此前的8月28日，一篇題為《掌控當前經濟形勢的政策建議》的文章在網上引起公眾的關注，文章署名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現中海油高級研究員」。本刊記者了解到，該文之所以能夠引起公眾的關注，並非文章的內容，而在於文章的作者——邱曉華。這是邱曉華被「雙開」消失後首次露面。

2007年1月23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經查，邱曉華在任國家統計局領導職務期間，收受不法企業主所送現金；生活腐化墮落，涉嫌重婚犯罪。」邱曉華被開除黨籍，並給予行政開除處分，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在隨後的一年多時間里，有關邱曉華的情況卻未見有下文，也無正式的消息披露。直到這次看到他時，這名前高官已陡然「變身」為大型國企「高級研究員」了。

邱曉華的復出過程，使公眾在「雲山霧海」中留下不少的懸疑。事實上，在邱曉華之前，類似的高官復出現象不斷。

「隨著我國官員問責制不斷規范和完善，而與之相對的官員復出機制卻並不健全，相關規定十分模糊、籠統，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彈性和隨意性很大，需要盡快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問責官員復出機制。」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龔維斌教授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只有通過制度化程序賦予權力的復出官員，才會讓公眾心服口服，而官員在重新履職中也才會更有底氣。如果沒有科學的制度支撐，官員復出缺乏嚴格的程序性，會令官員問責制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損害。」

「問題官員」悄然復出

9月14日上午，「復出」剛滿一年的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因為襄汾潰壩事故再次請辭，成為公眾視野中第一個兩次請辭的省部級官員。

2003年「非典」時期，包括孟學農、張文康在內的千餘名各級官員，因隱瞞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問責」。隨後，在松花江污染事件、重慶開縣特大井噴事故、北京密雲踩踏事故、山西「黑磚窯」事件等重大事故中，高層一次次「鐵腕問責」，讓一個個行政不作為、亂作為者丟掉「烏紗帽」。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建設責任政府的力度不斷加大，官員非正常「下馬」現象也不斷增多。但本刊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有些官員被問責後又很快復出，而復出的程序又不公開透明，致使社會上議論紛紛。

2003年因處理SARS疫情不力，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免職，其後張文康轉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任，並當選全國政協科文體委員會副主任，而孟學農則獲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委辦公室副主任，後任山西省省長。國家環保總局原局長解振華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辭職。2007年1月5日下午，解振華的名字出現在國家發改委網站新領導名單中。2003年12月23日，重慶開縣井噴特大事故奪去了243條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總馬富才提出引咎辭職，後復出任國家能源辦副主任……

從上述可見，有些官員因各種原因丟了「烏紗帽」，但在「風暴」過後又被委以重任的情況成了政壇新「慣例」。

「目前很多官員都是悄然復出，對公眾欠缺一個應有的說明。因此，往往令公眾對之前的問責產生質疑。」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無論是本著『治病救人』，還是『發揮余熱』的精神，有些官員復出本身並沒有錯，這表明了政府在幹部任用上的突破，對於違法違紀官員，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視其具體情節，安排合適的職位，讓其繼續發揮有益的作用。這體現出政治理念與制度的理性。」

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政府官員都有明確的任期目標。受訪專家認為，如果在任期內發生重大責任事故，政府官員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應為此承擔道義和政治上的責任。

2005年通過的公務員法對引咎辭職有明確規定。但對這些被問責去職的官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復出、相關程序應該如何履行等關鍵性和敏感性問題上，公務員法卻隻字未提。

「幹部任用條例第六十二條有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幹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這在制度上依然需要具體的實施細則。對官員復出，有必要建立起更加嚴格的規則加以執行。」

「官員能否復出，這關鍵取決於他犯的是什麼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成福認為，「如果官員僅是道義上負有責任，那麼引咎辭職後可能被重新任用。比如，在某個龐大的組織體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責任不在於一把手，官員引咎辭職更多的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中央看到他的政治素質過硬、工作能力突出，這個人還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多數受訪者也認為，對於曾經犯過錯誤，負有責任而降職、免職、引咎辭職的官員，今後就一定不能再起用，這倒未必，但整個過程應當公開透明，給公眾一個明確的交代。

「官員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錯誤的可能。」北京東城區燈市口一位姓張的市民對記者發表了他的看法，「對敢於在道義上承擔責任或偶然犯下錯誤的官員，應給他一個復出的機會。關鍵是復出這個過程要讓老百姓能夠看明白。」

「對一個本身頗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錯誤的官員永不重用，這無論對本人還是社會都是一種浪費。更何況引咎辭職屬道義擔責，和事故的直接責任人受到黨紀國法處理是兩回事。」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讓德才表現突出卻因突發事故引咎辭職的官員適時、以適當方式復出，用人之長、給人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視為一種政治理性。問責官員體現的是官員任免機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學性，而讓有能力的被問責官員合理復出，也是一種政治理念與制度的理性。」

官員復出存在制度軟肋

「官員復出容易引起人們的爭議，主要是人們對官員復出的原因、條件和程序不清楚。」龔維斌教授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國幹部選拔任用體制尚待完善；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著官官相護現象，對於失職的領導幹部象徵性進行責任追究，為了平息群眾的不滿情緒，要麼讓其『冷卻』一段時間，然後官復原職，要麼異地做官或者平調到其他重要崗位。群眾對這些做法十分不滿。」

張鳴教授認為，「在缺乏民眾有效監督的情形下，官員問責有原因，而復出如果不能保證程序的透明與公正，那麼其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會遭到公眾的質疑。這樣操作甚至會讓人懷疑是一種變相的調動。也不利於維護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

「官員復出意味著曾經犯過錯誤的官員又重回領導崗位，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權力、金錢等社會資源。因此官員復出的社會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大於官員下馬，所以建立官員復出制度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對官員的問罪與定罰應該循法，量才與起用更應當循法，官員復出制度就為官員的量才和起用提供了可循之法。如果官員復出沒有制度的規制和約束，那麼『法治政府』、『陽光政府』在民眾心裡就成了口號。」

「官員在引咎辭職後，如在短時間內迅速復職，實際上這是對其另外一種形式的補償。」齊善鴻教授認為，「如果官員復出過程不公開、不透明，這不僅違背了問責制對失職者進行懲罰的初衷，也在形式和過程上，破壞了公眾對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問責，弱化了對他人的警示。符合條件復出的官員，通過公開透明的程序，也可以重新開始工作和生活，不必時時面對質疑和處處解釋。因此，公開和透明地復出，對政府、公眾和復出個人才算是負責任的做法。」

呼喚「官員復出機制」

不少受訪者認為，提高政府執行力的關鍵，在於加強對權力運行過程和結果的監督與問責。目前我國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官員問責制度，應該盡快建立官員復出機制，使官員復出更加制度化、規范化，否則，難脫「人治」色彩。

「問責官員重新起用必須符合程序，必須尊重現有制度。」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李明偉教授認為，「應該加強對於被免職官員的跟蹤監督措施。經過嚴格符合程序的考核，並置於公眾監督之下，達到條件，應該重新起用。實質上，對於被免職官員『去向』的追問，對於那些官員表現的追問，就是對相關制度的追問。」

「在官員復出制度的建立上，要重視公正和公平，特別要重視公開，因為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透明本身就是一種監督。」杜立元律師建議，「首先，在官員的處分上，應當保持審慎的態度，嚴格依據法律規范和黨紀黨規執行，在尚未確定事實、分清責任的情況下，不能被媒體輿論所左右，更不能為了息事寧人就隨意免除官員的職務或強迫官員『引咎辭職』。其次，在官員的復出上，對下馬的官員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對待，不能蓋棺定論。應當建立健全跟蹤、考核、評選機制，對其辭職後的工作保持關注，確實優秀的人才，在符合考核標準的情況下，還應允許其恢復公職或就任其他領導職務。再有，在復出制度的設立、實施過程中應充分重視群眾的智慧、尊重群眾的權利。在廣泛吸納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將合理內容制訂到制度中去；在制度的實施上，應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公開官員復出任職的事由、依據、程序，對官員復出的決定由群眾行使一部分的參與權和決定權；官員復出制度的實施應當接受群眾的監督，及時公開解答群眾的質詢。」

「應該把官員的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區分開來。官員要勇於承擔政治責任，當其執政能力或者工作方式受到質疑時，應當主動辭職。」李成言教授認為，「對於敢於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要給復出的機會。但是，在任用的程序上，整個過程要公開、透明，最終應當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程序批准後再任命。」

「官員被問責，不應成為『避風頭』或是一種暫時的過渡，而應該是實質性地責任追究。」齊善鴻教授認為，「官員復出的程序，應該公開化和透明化。應該遵循一定的制度，什麼情況的人可以復出，復出的原因是什麼，都應明明白白地公之於眾。因為這些人被免或者辭職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那麼，在他們復出的時候，也同樣需要有個對公眾告知的程序

❸ 安裝攝像頭看工人工作違法不如題 謝謝了

「隱私權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對自己的個人秘密和個人私生活進行支配並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種人格權。」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用人單位在辦公場所安裝攝像頭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必然構成對員工隱私權的侵犯，但這並不代表用人單位可以隨意使用攝像頭。應受到如下限制： 首先，安裝監控設備應當按規定報批備案。其次，應當向員工明示告知，因為這些監控手段的使用會使雇員的人格尊嚴部分喪失，如未明示則有偷窺之嫌。第三，監控僅限於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監控的內容僅限於與企業的經營活動有關，如單位的更衣室、衛生間、浴室等處不得設置，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公共場所都可以安裝公共安全圖像系統。第四，用人單位對受監控的員工個人隱私信息負有嚴格保密義務，不得隨意公開。第五，員工有權知悉監控信息資料的儲存情況，有權要求用人單位妥善保存監控信息並定期銷毀。第六，公民享有平等權，所安裝的攝像頭應面對整個辦公場所，不得只針對特定的一個人。 除了保障財產安全方面的意義之外，在辦公區安裝攝像頭作為管理手段不宜提倡，它也不會有多大作用。相反，充分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不斷加強公司制度建設才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正途。 也有不少律師明確表示，在憲法和民法通則中，都有保護公民人格尊嚴、個人隱私方面的規定。而員工即使在上班的時候，也會有個人隱私，因此公司安裝攝像頭的做法有悖法理。 不論持何種觀點，多數法律界人士認為，目前法律對這一塊的規定確實不夠具體，在現實把握上有難度，就算有公司員工認為公司做法不妥，由於法律上的規定比較籠統，沒有具體界定何種行為是侵犯隱私的，所以這類案件很難進入司法程序，有關部門應在這方面加快立法進程。

希望採納

❹ 十九歲男生處人為事的原則是什麼

西方國家曾有人提出，在一個社會中，當女性不能達到正常比例並發揮其正常作用時，社會就會因此受損。在 胎兒立體超聲波影像 重男輕女 將來他們娶誰 美國，女企業家的經營活動給社會帶來的財富剛好佔到全社會的50％！有人稱這為"理想的均衡"。也有人算過一筆賬：投資教育一個男人只教育了一個人，而投資教育一個女人則同時教育了她的孩子和家人。因此，有專家稱"投資女人社會得到更多回報"。無論哪一種說法，都讓我們不得不堅信女人在當今和未來社會中的作用。無論從生態平衡的角度還是從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關注和遏止出生性別比例失衡問題都是必要的和必須的。 "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帶來的惡果不容忽視。" 家住東城區的王先生說，"要遏制住人為干擾新生兒性別比例的勢頭，除了'堵'住B超等鑒別手段的濫用之外，還要因勢利導，用以人為本的理念轉變人的生育觀念，以切實的利益導向措施和強有力的政策推動，真正提高女孩家庭的社會地位，輔之以必要的綜合管理措施，標本兼治，轉變'重男輕女'的社會風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最後提了三點建議：一、有關部門應該對懷孕婦女實施跟蹤服務，採取有效措施保證母嬰安全健康，防止女嬰非正常死亡；二、有關部門應該加強研究，借鑒國外可供借鑒的經驗；三、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消除部分人"老無著落"的擔憂。 在采訪中，許多民認為，我們的社會和各級部門應該制定更嚴厲的法規，實行更有力的措施，對那些私自墜女胎的人和非法替人墜胎的處以重罰和打擊，使之遭一次打擊就從此一去不敢再來。要重點管理好城鄉結合部的出租屋，在這些地區的出租屋，往往既有偷偷非法行醫者，也有為了逃避計劃生育管理的家庭，只有對這一地區的嚴格管理才能使其難有藏身之處。 中盛律師事務所王小明律師認為，造成男女比例失衡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為地干預出生人口的性別。這種行為的危害性非常大，已為我國法律所禁止。《中華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禁止"利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為他人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或者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葯監局等部門也制訂了相關的行政規章。但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非法測定胎兒性別和選擇性妊娠的行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日益嚴重的趨勢。王小明律師認為，要從根本上扭轉我國人口男女比例失調，必須進一步完善相關立法和加執法。不僅要禁止利用技術手段測定胎兒性別，還要禁止其它可人為選擇出生人口性別的技術和約物。在處罰上，不僅要處罰進行胎兒性別測定的個人和機構，而且要對選擇胎兒性別而終止妊娠的人進行處罰。對人為干預出生人口性別的行為要加重處罰的力度，單純的沒收非法所得和罰款是不能夠制止這種行為，應該將其中危害嚴重的行為作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這就需要刑法作出相應的修訂。 有關專家認為，僅僅制定法規嚴厲打擊是不夠的，要想辦法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千年來形成的傳統觀念，這需要制定更多激勵政策和措施。部門可以運用多項政策，改變就業及上學中的性別歧視，遵循同等條件優先錄用的人事政策，徹底改變性別歧視。考慮到轉變觀念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部門應多進行宣傳教育，一方面對農村獨女戶進行扶持，解決其後顧之憂，另一方面對違反法規因歧視性性別偏好而終止妊娠的人進行懲罰，把偏高的出生性別比降下來，使人口控制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走上健康、和諧的軌道。 在采訪中，許多專家認為，性別失衡沖擊不可忽視，有關部門應該未雨綢繆，及早採取應對措施，以便更好解決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問題。他們認為，人的觀念是決定因素，除了科技發展之外，中國還有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各種生育手段和經驗。只要育齡夫婦有生男孩的這種心理需要，那麼他們就總能找到實現它的手段。"遏制出生性別比例失衡是一場與傳統落後思想的斗爭，僅有法規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還在於人們思想的轉變，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

❺ 法碩出來能幹什麼

我同學，法院。工作在政府部門不是很好找，有人才行，去企業比較的容易。薪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差不多起價是2500左右。

❻ 北京市中盛律師事務所怎麼樣

北京市中盛律師事務所，本省范圍內，當前企業的注冊資本屬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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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公司有權在辦公區域安裝攝相頭監控員工上班情況么

是否侵犯隱私權法律尚無定論 根據國務院頒布的《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文件，有關部門藉助實時圖像加強對公共秩序的監控，公民在公共場所時刻要面對攝像頭，將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有些單位的做法可能是對該常態的一種變相延伸。」一位法律界人士分析認為，「這與當前相應法律法規尚不完善，國家暫無專門的法律對攝像頭跟錄像設置的問題進行規定有關。這涉及到公權利跟私權利、公法跟私法的平衡問題。」 「隱私權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對自己的個人秘密和個人私生活進行支配並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種人格權。」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用人單位在辦公場所安裝攝像頭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必然構成對員工隱私權的侵犯，但這並不代表用人單位可以隨意使用攝像頭。應受到如下限制：首先，安裝監控設備應當按規定報批備案。其次，應當向員工明示告知，因為這些監控手段的使用會使雇員的人格尊嚴部分喪失，如未明示則有偷窺之嫌。第三，監控僅限於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監控的內容僅限於與企業的經營活動有關，如單位的更衣室、衛生間、浴室等處不得設置，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公共場所都可以安裝公共安全圖像系統。第四，用人單位對受監控的員工個人隱私信息負有嚴格保密義務，不得隨意公開。第五，員工有權知悉監控信息資料的儲存情況，有權要求用人單位妥善保存監控信息並定期銷毀。第六，公民享有平等權，所安裝的攝像頭應面對整個辦公場所，不得只針對特定的一個人。」 「由於目前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不得在辦公區域安裝攝像頭，因此不能說公司的做法侵權。」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法律工作者認為，「辦公室本身是一個公共場所，並非私人空間。而公司為管理需要，在辦公場所安裝攝像頭，也並沒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這只是一種管理手段，並不侵犯個人隱私，當然其前提是公司要按規定辦理相關安裝手續，要具備使用該器材的合法條件。」 但也有不少律師明確表示，在《憲法》和《民法通則》中，都有保護公民人格尊嚴、個人隱私方面的規定。而員工即使在上班的時候，也會有個人隱私，因此公司安裝攝像頭的做法有悖法理。 不論持何種觀點，多數法律界人士認為，目前法律對這一塊的規定確實不夠具體，在現實把握上有難度，就算有公司員工認為公司做法不妥，由於法律上的規定比較籠統，沒有具體界定何種行為是侵犯隱私的，所以這類案件很難進入司法程序，有關部門應在這方面加快立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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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鄭州陪練哪家正規啊

在目前陪練市場不規范的情況下，練車人在選擇陪練公司時，應當注意哪些事項呢？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提醒：第一，陪練公司要符合交通部(2006年第2號)機動車駕駛員培訓管理規定以及行業標准、機動車駕駛培訓機構資格條件(JT／T433)相關條款的規定，具備相關的資質。第二，陪練公司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是有健全的培訓機構；二是有健全的管理制度；三是有與培訓業務相適應的教學陪練人員，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動車駕駛培訓教練員證》；四是有與陪練業務相適應的管理人員；五是有必要的陪練車輛，所配備的陪練車輛應當符合國家有關技術標准要求，並裝有副後視鏡、副制動踏板、滅火器及其他安全防護裝置；六是有必要的教學設施、設備和場地。

北京消協有關人士表示，選擇汽車陪練服務要簽訂服務協議，並約定服務內容、上下車時間、地點等相關事宜，以免產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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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如果公司在辦公區域內全部裝上攝像頭，監控你的一舉一動，是合法的嗎

是否侵犯隱私權法律尚無定論

根據國務院頒布的《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文件，有關部門藉助實時圖像加強對公共秩序的監控，公民在公共場所時刻要面對攝像頭，將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有些單位的做法可能是對該常態的一種變相延伸。」一位法律界人士分析認為，「這與當前相應法律法規尚不完善，國家暫無專門的法律對攝像頭跟錄像設置的問題進行規定有關。這涉及到公權利跟私權利、公法跟私法的平衡問題。」

「隱私權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對自己的個人秘密和個人私生活進行支配並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種人格權。」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用人單位在辦公場所安裝攝像頭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必然構成對員工隱私權的侵犯，但這並不代表用人單位可以隨意使用攝像頭。應受到如下限制：首先，安裝監控設備應當按規定報批備案。其次，應當向員工明示告知，因為這些監控手段的使用會使雇員的人格尊嚴部分喪失，如未明示則有偷窺之嫌。第三，監控僅限於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監控的內容僅限於與企業的經營活動有關，如單位的更衣室、衛生間、浴室等處不得設置，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公共場所都可以安裝公共安全圖像系統。第四，用人單位對受監控的員工個人隱私信息負有嚴格保密義務，不得隨意公開。第五，員工有權知悉監控信息資料的儲存情況，有權要求用人單位妥善保存監控信息並定期銷毀。第六，公民享有平等權，所安裝的攝像頭應面對整個辦公場所，不得只針對特定的一個人。」

「由於目前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不得在辦公區域安裝攝像頭，因此不能說公司的做法侵權。」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法律工作者認為，「辦公室本身是一個公共場所，並非私人空間。而公司為管理需要，在辦公場所安裝攝像頭，也並沒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這只是一種管理手段，並不侵犯個人隱私，當然其前提是公司要按規定辦理相關安裝手續，要具備使用該器材的合法條件。」

但也有不少律師明確表示，在《憲法》和《民法通則》中，都有保護公民人格尊嚴、個人隱私方面的規定。而員工即使在上班的時候，也會有個人隱私，因此公司安裝攝像頭的做法有悖法理。

不論持何種觀點，多數法律界人士認為，目前法律對這一塊的規定確實不夠具體，在現實把握上有難度，就算有公司員工認為公司做法不妥，由於法律上的規定比較籠統，沒有具體界定何種行為是侵犯隱私的，所以這類案件很難進入司法程序，有關部門應在這方面加快立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