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斌律師

㈠ 王承斌的介紹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管理學學士，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研究生，14年法律實務和律師的工作經歷，在資產證券化、私募投資、並購重組、投融資、證券、公司治理、知識產權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能夠在公司資本籌措、投融資結構安排、資本運作實施等方面，准確把握客戶需求，系統識別法律風險，靈活設計交易模式，合理控制並購風險，為客戶提供跨法律與金融領域的專業服務。

㈡ 楊以德的相關事件

張三立是當時京津一帶有名的飛賊，百姓私下傳說此人飛檐走壁如履平地，如果不是後來燕子李三的崛起，恐怕最有名的飛賊非他莫屬。張三立專門偷盜城裡富戶的錢財，而且每次均不失手，也從來沒被人發現過，對於他的相貌，更是無所談起。楊以德深知，如果能夠將張三立抓住，自己出頭的機會就來了。為此，從他當上偵探的那一天起，就開始細心訪查。根據線人的密報，楊以德獲悉：張三立作案後，都會在幾個當鋪中典當出貨、換取現金，而且對於典當價格從來不計較，因此幾個當鋪也從中牟利。得知此事後，楊以德找到這幾家當鋪的掌櫃，軟硬兼施，讓掌櫃的同意與他合作。
一天清晨，一個大戶人家向偵探處報案說昨晚家中被盜，並提供了被盜金飾品的特徵。楊以德也不怠慢，立刻派人暗地通知幾家當鋪，如果有人典當，一定拖延時間趕快報案。一天兩天過去了，還是不見動靜，楊以德手下的幾名捕快心中起急，倒是楊以德沉得住氣，每天換上便衣出去散心。第三天傍晚，楊以德突然回到偵探處，讓手下人准備好繩子、手槍，准備出發。不大一會兒，一個當鋪的小伙計匆匆跑進來，在楊以德耳邊耳語幾句轉身離去。「抄傢伙，出發。」
仁義當鋪的櫃台下站立著一個年輕人，身材瘦小而精幹，兩眼不大卻有神。他一邊催促掌櫃的趕緊給錢，一邊用餘光向鋪外觀察。就在掌櫃的將當票和現銀遞到年輕人手上的一剎那，一個硬邦邦的傢伙頂在了年輕人的腰間。「張三立，你把我們哥們想壞了，咱們回去聊聊吧！」楊以德得意地說。沒等年輕人反應過來，幾道繩索將他捆了個結結實實。
「楊梆子把張三立逮著了！」「嘛玩意兒？張三立讓一個敲梆子的給逮了？楊梆子行啊！」一時之間，楊以德成了天津街頭議論的話題。
張三立被帶到偵探處，起初還東遮西蓋試圖否認自己就是張三立，但當看到幾個當鋪掌櫃進來指認後，才乖乖地錄口供。除了盜竊以外，張三立沒有其他的前科，只是靠自己的一身輕功盜竊為生，罪不致死。楊以德試探著問張三立：「如果朝廷招安你，你願不願意？」「大人，如果您有心成全小人，小人定效犬馬之勞。」見楊以德態度誠懇，而且自知不受招安的後果，張三立立時答應下來。
楊以德智擒飛賊的消息余溫未退，將飛賊收降招安的新聞又冒了出來，立時又轟動了天津。天津海關道唐紹儀知道後馬上轉報袁世凱，袁聞之大喜，傳見楊以德（當時還叫「楊以儉」）。袁世凱問：「你有什麼功名?」楊回答：「沒有。」袁說：「你沒有功名底子，我怎麼保你做官?」楊這時靈機一動，說：「家兄捐過一個同知銜，名叫楊以德。」袁說：「那麼你就借用過來，改名楊以德就是了。」兄弟二人就將名字換了過來，楊以儉就真的成了楊以德。後經袁世凱保奏，楊以德即以知府任用，開始了他的仕途飛升之路。
楊以德與天津商人寧星普後來聯姻，楊以德的女兒嫁給了寧星普的孫子，兩家走動非常密切。因為這個原因，與寧星普有著親戚關系的魏金城老人對於楊以德的事情有一些耳聞。魏金城告訴記者：「據老人們講，楊以德勸降張三立後，對他非常重用，張三立也為楊以德破獲許多大案。但身為江湖中人，反過頭來投靠官府，抓捕江湖人物，歷來為江湖中人的大忌。張三立受到一些江湖人的恐嚇，無奈之下，張三立只好向楊以德辭職。當楊以德對此表示懷疑時，張三立從懷中掏出一包石灰，向自己眼中一撒，將自己的雙眼當場揉瞎，以此表示退出江湖的決心。」
天津碼頭的「混混兒」是舊時天津市面的頑症，長久得不到解決。庚子之亂以前，混混兒打架鬧事不僅是家常便飯，更是令地方官苦不堪言的一道街景。打架的混混兒帶到堂上，如果講打，他往地上一趴，任由差役往身上招呼，絕不哼叫一聲，被打完之後，有的混混兒還連聲叫好，要求老爺再打一頓才過癮。嚇的堂上的老爺也不知所措。據說，曾經一個12歲的小混混兒，在堂上被打得皮開肉綻，下堂之後，談笑自若。天津的混混兒之風如此強悍，讓捕快差役也避之不及。
魏金城說，楊以德出名以後，官職接連提升。1906年，楊以德被任命為探訪局總辦，宣統元年(1909)，天津建立北洋警務公所，楊被任命為警務道台。在這期間，楊以德用了「巨酷」的一招，將天津的混混兒氣焰狠狠地打壓下去。
別人逮著犯事的混混兒，總是用嚴刑拷打，但楊以德從不。他的辦法是逮著犯事的混混兒不打不罵，只令他們鑽妓女的褲襠。混混兒們要面子，不鑽；不鑽，就鑽「站籠」。楊梆子的站籠設計得與眾不同，人站進去，腳尖剛剛著地，但吃不上多大勁兒。這人就一時半會兒死不了，最後除了少數厲害的，大都累得求饒，來鑽妓女褲襠。凡是鑽過了妓女褲襠的，也就沒資格再做混混兒，從此只好洗手退出混混兒的行列。
民國初年，楊以德出任直隸省警務處處長兼天津警察廳廳長，以及北洋行營營務處處長、天津工巡捐務處處長、天津工程處處長等職。袁世凱曾封他為將軍府將軍，後又晉升為德威上將軍。 1918年農歷三月間，灤州（今河北灤南）青坨營鄉高家狗庄發生高佔英殺妻案。被害人的妹妹楊三姐在天津為姐姐伸冤，楊以德再次成為劇中的一個主角。
案件發生後，楊三姐在灤州告狀無門，只好到天津高等檢察廳告狀。在徐漢川律師的陪同下，楊三姐見到了警察廳長楊以德。楊三姐向楊以德哭訴冤情，幾天後，楊以德決定帶人去現場開棺驗屍。開棺驗屍的消息傳開後，方圓數十里的人都來觀看。天津警方來人住在高家狗庄祠堂內，高家慌了手腳，抬去了數千塊大洋,意欲行賄。但楊以德猶豫半天,想到這件事轟動民間,不敢接受賄賂,仍然決定開棺檢驗。 1919年，農歷七月初二，天津高等監察廳的官員們在高家墳地搭了一座涼棚,並准備一口鐵鍋，用來盛消毒用酒精。圍觀的人群人山人海,警察們手持皮鞭維持秩序。檢驗結果，從楊二姐陰部取出一把尖刀,並見褲內塞滿了用來止血的白石灰，證明楊二姐系被謀殺，並非高家聲稱的「血崩受風」。楊以德氣得當即給了灤州的審判官兩個耳光，並罷了他的官。
楊以德把高佔英押到天津,但遲遲不予判決。數月後，高佔英被絞死。天津《益世報》1919年10月6日《本埠新聞》欄內載：「灤縣高佔英謀殺其妻一案，經高等審判廳判決，判處死刑。」據說在執行之前，楊以德也收過高家的好處，但由於事情太過難纏，最終也沒敢放人。 1920年3月初，學校開學，周恩來提出利用這一機會，向警察當局提出要求審判，要求讀書。楊以德出來說：「念書可以，你們開個書單。」於是，每人都開了一個大書單子，楊以德一看就急了，氣勢洶洶地說：「你們是犯了罪的，你們還想在我這開圖書館嗎？」在同年3月底，大家提出羈押學生已達兩個月，要求立即送法院公開審理，否則就進行絕食。楊不接受，被捕人員就於4月2日起開始絕食。到4月6日，楊以德才被迫放了6人，其餘都被送天津地方檢察廳，於同年全部釋放。
楊以德在天津把持警務15年，正是軍閥混戰時期，而京津又是各派系必爭之地。經年累月地施展其左右逢源的伎倆，周旋於軍閥首腦之間，楊以德稱得上是穩坐釣魚台。至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楊為了討好曹錕，吳佩孚，率武裝保安解除了張作霖衛隊的武裝，同年，徐世昌被迫下台，他秉承曹、吳之命恭送黎元洪復京任總統，曾召集紳商熱烈歡迎。當1923年曹錕賄選總統告成、黎元洪被迫出京時，他又伴隨直隸省長王承斌跑到楊村車站，攔住黎元洪，逼黎交出大總統印信。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後，曹、吳一敗塗地，張作霖進關，段祺瑞執政，楊又厚著麵皮，一面捧張，一面拍段，不僅沒有丟官，反而升任直隸省長，兼全省警務處長、天津警察廳長等職。
當時有人為之戲擬一聯，曰：「一人而兼特簡薦，官上加官；四維缺乏禮義廉，恥無可恥。」楊升任省長後已是高官厚祿，但仍不滿足，還想把天津縣這個肥缺也抓在自己手中，便保舉警察廳司法科長白振鏞出任。當時天津縣長張仁樂，是張之洞的後裔，而張的侄子張琬是張作霖的參謀長。楊派白振鏞去接任時，被張仁樂拒絕了，說需請示省督辦李景林後再移交。楊遂派保安隊的一個中隊包圍縣署，意欲武力接收，張仁樂將此情況電告李景林，李立即派一個營保安隊包圍。旗鼓相當，幾乎流血，楊以德見事不妙，被迫妥協。此事後不久，張作霖即告知段祺瑞，明令免去楊以德本兼各職。從此，楊便離開了政治舞台。「七七」事變後，日軍佔領天津。日本人曾想拉出他來當傀儡市長，但楊推辭不出，1944年在津病 故。
他與王占元、鮑貴卿、陳光遠、寧星普等人成立經營房地產的新四公司。楊除以出租房產牟利外，還進行其他投資。據估計，楊以德的財產大約在500萬以上。他在任期間，曾為天津做過一些公益事業，如1917年為天津洪水籌集賑災款、1920年為因大旱而流入天津的災民籌款，辦貧民學校，免費招收貧民兒童入學等，但因鎮壓愛國進步人士，最終還是毀多譽少。1944年楊以德死於天津。

㈢ 王承斌的個人履歷

2001年畢業於中南財政政法大學，專修經濟法和管理學，獲法學學士和管理學學士雙學位，研究生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專修民商法專業。2002年10月獲得法律職業資格，2003年獲得企業法律顧問資格。
2001年進入中國樂凱集團有限公司，任資產管理部專員。
2003年進入北京市邦盛律師事務所，後擔任該所合夥人律師，主要從事公司兼並與收購、投融資、公司法律事務等方面的業務。
2008年成為北京市盈科律事務所合夥人，任北京市盈科律事務呼和浩特分所主任，並兼任盈科礦產資源法律事務部副主任，在此期間致力於為國內外大型礦產投資者提供有關礦產投資項目、礦產整合規劃項目、重組並購等領域內的綜合性法律服務。
2012年成為北京市盈科律事務所高級合夥人。
2014年成為北京市盈科律事務所權益高級合夥人，盈科全國資產證券化與債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華北區主任，主要從事資產證券化及類資產證券化業務。
現主要擔任國家開發銀行貸委會路演獨立委員；北京普伴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委會獨立委員；燕園同德（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法律顧問；湖北商會律師團副秘書長；北京市盈科律事務所大要案中心副主任；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法律顧問等。

㈣ 請問,誰能給我一份關於WTO與反傾銷論文的範文或者實例,包括建議.謝謝

WTO反傾銷協議與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內容摘要：反傾銷歷來都是GATT和WTO談判的主要內容。經過長期的談判和妥協，締約各國終於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後的1994年達成了「關於實施《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6條的協議」(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
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傾銷協議，該協議的第13條規定了「司法審查」的內容。

中國加入WTO之前就曾經承諾：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裁決將允許司法審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開始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中卻沒有關於司法審查的規定。現在，中國已經加入WTO，中國應該在法律規定等方面與WTO的原則和規定保持一致。

本文從WTO反傾銷協議對司法審查的規定談起，分析中國《反傾銷條例》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提出在中國應建立反傾銷的司法審查制度，並提出筆者的總體構想和微觀設計。

關鍵詞：WTO反傾銷協議 司法審查

傾銷（Dumping）是出現在國際貿易中的一種經濟行為。1994年WTO反傾銷協議對「傾銷」的定義為：一項產品從一國出口到另一國，該產品的出口價格在正常的貿易過程中，低於出口國旨在本國消費的同類產品的可比價格，也即以低於其正常價值進入另一國的商業。反傾銷（Anti-mping）則是一種政府行為，是一種行政行為，一般是指進口國當局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利益或者本國生產企業的利益，採取增加關稅等措施以對進口國及其企業的傾銷行為進行限制的行為。[i]

司法審查在嚴格意義上是一個憲法學與行政學的概念，而且司法審查有著很廣泛的含義。在許多國家，如美國，司法審查有下述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法院對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進行審查，主要是審查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有沒有違反憲法的規定，所以又稱之為違憲審查；二是法院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決定進行審查，防止行政權的濫用對公民的侵害。「司法審查在國家權力控制的運作過程中主要發揮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是對行政權力的作用對象提供權益救濟；二是對行政權力的主體實行監督。」[ii]WTO反傾銷協議中的司法審查主要指的是後者，即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的司法審查。

反傾銷屬於行政行為，為了切實保護反傾銷過程中利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防止行政權的濫用，從正當公平的角度應該允許對反傾銷的行政決定進行司法審查。

一、WTO反傾銷協議關於司法審查的規定

WTO反傾銷協議第13條規定了「司法審查」的內容，即：為了能夠迅速對最終裁決和本協議第11條規定的有關行政復議決定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每個在國內立法中規定了反傾銷措施的成員國，都應當設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機構或者程序。該機構或者程序應當獨立於對有爭議的裁決或者復議負責的主管機構。[iii]

從上述的條文規定來看，WTO反傾銷司法審查的主體包括三個：司法、仲裁和行政機構。目前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都擁有最終的司法審查權。那是不是說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有問題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傾銷協議之所以如此規定我認為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員國的憲政體制下，法院不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決定擁有司法審查權。對於這些國家的司法審查問題，GATT第十條第3
款（丙）項作了補充的規定，「如於本協議簽訂之日在締約國領土內實施的事實上能夠對行政行為提供客觀公正的檢查，即使這個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獨立於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以外，本款（乙）項的規定，並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換它。實施這種程序的締約國如被請求，應向締約國全體提供有關這種程序的詳盡資料，以便締約國全體決定這種程序是否符合本項規定的要求」。根據此項規定，只要在這些國家內，享有司法審查權的機構只要能夠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提供可觀和公正的審查，即使它不完全獨立於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構，也是允許的。這種擁有司法審查權的機構或許是仲裁機構或許是行政機構。二是為了尊重有些國家的法律規定中的「行政救濟用盡」的原則。WTO反傾銷協議中規定的能進行客觀和公正的司法審查的行政機關可以被理解為以下兩種體制下的兩種機構：歐洲大路法系國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歐洲許多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院擁有對行政機關行政決定的司法審查權，但行政法院在原則上是完全獨立於其他行政機關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國家，行政裁判所雖然是政府行政機關的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獨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決定的作出要經過正式的聽證程序，這時的行政裁判所實質上是一個行政法庭。經過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決定在當事人不服的情況下還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訴，即由法院進行司法審查。因而行政裁判所雖然在表面上是不獨立於行政機關的，但是從實質的法律關繫上還是獨立和客觀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決定還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審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國家，法律界人士對WTO反傾銷協議中的司法審查主體不作並列的理解，而是分層次的關系。涉及到反傾銷的當事人可以先尋求行政法庭的救濟，即「行政救濟用盡」；在當事人表示不服的情況下，還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請司法審查。主要的區別在於行政法庭負責進行審查實體法律關系，而普通法院只負責審查法律的適用。[iv]

二、中國法律法規有關於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規定

中國目前對於反傾銷方面的法律法規只有2001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簡稱《反傾銷條例》。但是目前在《反傾銷條例》中根本沒有明確的司法審查的規定。目前學者都在討論中國的反傾銷法應該與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能夠相一致，討論修改中國的反傾銷法的問題，增加司法審查的規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修改的項目。

此外，因為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來講是屬於憲法學與行政學的范疇，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就規定了司法審查的內容。《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了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認為是侵犯了其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行政行為。[v]《行政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訴訟法》第12條規定排除了幾種行政行為免受司法審查。

從《行政訴訟法》本身的法律條文規定來看，《行政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反傾銷過程中的司法審查問題。《行政訴訟法》第12條的排除性規定也沒有涉及到反傾銷問題，分析其中的具體含義，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反傾銷問題的行政決定不是國家行為，不是抽象行政行為，不是行政機關內部行為，也不是法律規定的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行為。

從根本上講，關於反傾銷問題上的司法審查問題實際上在中國法律和法規中是缺乏法律規定的，是缺失的。[vi]

三、建構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從我國目前的法律狀況和相關問題以及WTO的反傾銷協議來看，建構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在加入WTO之前承諾的一部分。我個人認為，建構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應該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在總體上將反傾銷司法審查納入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法》，二是在我國的反傾銷法中明確規定司法審查制度，以完善我國的反傾銷法律制度。

（一） 以《行政訴訟法》為基礎建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在上述的闡述中，我們已經看到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實際上並沒有對反傾銷司法審查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是從《行政訴訟法》受案范圍的內涵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反傾銷問題實際上是可以被納入《行政訴訟法》的范疇。[vii]

第一、反傾銷行為屬於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對行政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的規定。該解釋第一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根據中國的《反傾銷條例》，反傾銷一般是由進口產品的相同或類似產品的國內生產者或者有關組織向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以下簡稱外經貿部）提出反傾銷調查的書面申請；然後由外經貿部對書面申請進行審查，決定是否立案；決定立案調查之後，由外經貿部會同國務院相關部門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出來之後，由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根據調查結果分別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傾銷和損害成立的，要進行進一步調查，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根據進一步的調查結果分別作出最終裁定，並由外經貿部予以公告。根據上述法規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反傾銷的調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訴、立案、調查和裁定等；反傾銷措施的裁定部門主要是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顯然，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都是國務院的下屬部門，是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部門。因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釋，我們完全可以同意反傾銷行為是一種可以由當事人向法院申請提出司法審查的行為，是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的。[viii]

第二、反傾銷行為涉及的利害關系人享有行政訴訟法的訴訟主體資格。在各國的反傾銷行為中，涉及到的利害關系人一般有三個，一是提出反傾銷申請的進口國產業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傾銷的出口國產業或其代表，三是進口國負責作出反傾銷裁定的主管當局。前兩個會成為反傾銷行政訴訟中的原告，第三個會成為反傾銷行政訴訟中的被告。根據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作為反傾銷行政訴訟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論述中已經闡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贅述。在我國，作出反傾銷裁定的行政機關的三種行為可能受到司法審查。一是不發起調查的決定。反傾銷調查的發起是基於國內聲稱受到傾銷行為損害的產業提出的反傾銷書面申請，由外經貿部會同國家經貿委作出是否立案調查的決定。當外經貿部作出不立案調查的決定時，申訴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司法審查，即申訴人成為司法審查的原告。二是終止調查的決定。根據中國的《反傾銷條例》，外經貿部在調查開始後，在四種情況下應當終止反傾銷調查。如果外經貿部作出終止反傾銷調查的決定，國內的申訴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請司法審查，成為反傾銷行政訴訟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決和最終行政裁決。在這種情況下，進口國產業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國產業或其代表都有可能會向法院提起訴訟，成為行政訴訟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國產業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情況下，依據國民待遇原則，允許適用行政訴訟法的涉外行政訴訟一章和其他相關規定。

（二） 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微觀設計

在確定以《行政訴訟法》為基礎建構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之後，我們需要在具體的微觀上設計並完善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第一、 確定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模式。

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模式實質上是指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的反傾銷裁定如何審查以及對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給予什麼樣的法律關注的問題。[ix]

目前我國的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司法審查模式是：以法律審查為主，以事實審查為輔；只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不審查行政行為的合理性。當然，從行政訴訟法的條文規定來看，有些條文規定超過了合法性審查，延伸至合理性審查，如行政機關濫用職權等，但在實踐中，合理性的審查幾乎是沒有的。

反傾銷問題是一個很復雜的經濟問題和法律問題，涉及到很強的技術性問題。反傾銷調查的專業性、技術性以及相關事實的復雜程度遠非一般行政活動可比，有關行政機關事實判斷的背後是紛繁的實際證據、復雜的專業知識及敏銳的政策意識的強力支撐，而法院司法活動的消極性、司法資源的相對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識結構的局限性都決定了法院不能也不應該以自己的事實判斷代替有關專業行政部門的事實判斷，而只能對在尊重後者事實判斷的基礎上，著重對其事實判斷進行法律方面的審查。

目前在我國行政訴訟法實踐當中，法官對事實進行審查的程度要較成文法規定的要高，這一方面以損失司法效率為前提，浪費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對當事人是不公平的。當然，法官也不應當全面放棄事實審查，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時候事實和法律問題是很難區分的，二是有些法律問題的審查要依賴於事實審查，否則法院的司法審查就只是走過場而已。

總而言之，在我國將來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模式中，應該注意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職權取證。我國行政訴訟實踐中法院熱衷於庭外取證，審查事實，使庭審流於形式的不正常現象絕非個別。[x]禁止法官依照職權取證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有關當事人提交證據的法律審查方面，對事實的審查只是為了更好的進行法律審查。二使法官應慎用和不用「主要證據不足」。「主要證據不足」是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否定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依據之一。這一條在一般的行政訴訟法中適用的比較多，但是若將這一依據用在反傾銷司法審查中，則會因標准適用嚴格而使反傾銷的司法審查制度沒有辦法發揮效用。反傾銷有其極其復雜的情況存在，例如WTO反傾銷協議中第20條規定，在利害關系方不提供資料、不予合作的情況下，有關機關可以徑自依現有資料作出裁定。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法院以「主要證據不足」為由撤銷有關機關的裁定，實屬不妥。三是法院應該尊重有關機關的政策取向。反傾銷作為一種貿易保護措施，與進口國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關系。進口國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來決定是否給予被控傾銷的外國相關產業是否徵收反傾銷稅，即使外國相關產業的傾銷行為給國內的產業造成很大的損害。

第二、明確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

關於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我在前面已經有很多的論述，現在就著重談一談關於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界定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呢？我認為如果這樣做，主管反傾銷的行政機關從反傾銷案件是否立案開始就要受到司法機關的監控之下，這將有損於行政機關行政活動的連續性和高效率，同時也會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因此我們應該有限制性的選擇一系列對當事人的經濟利益有重大影響的行政活動作為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

在我國，反傾銷行為要經過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訴、立案、調查、初步裁定和最終裁定。因而作出反傾銷裁定的行政機關的三種行為可能受到司法審查。一是不發起調查的決定。反傾銷調查的發起是基於國內聲稱受到傾銷行為損害的產業提出的反傾銷書面申請，由外經貿部會同國家經貿委作出是否立案調查的決定。二是終止調查的決定。根據中國的《反傾銷條例》，外經貿部在調查開始後，在四種情況下應當終止反傾銷調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決和最終行政裁決。這三種情況應該是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xi]

第三、 明確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訴訟主體

訴訟主體實際上是訴訟過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體資格問題。因為前面我曾經提到過這個問題，在此簡要談談前面沒有談到的問題。

首先說原告的問題。進口國內提出反傾銷調查申請的產業或其代表以及外國被控傾銷的產業或其代表都可以成為反傾銷行政訴訟的原告。

其次說被告的問題。前面提到我國《反傾銷條例》中提到作出相關立案調查、終止調查以及相關裁定的行政機關主要是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因而這兩個行政機關最有可能成為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被告。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25條規定：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兩個以上行政機關作出同一具體行政行為的，應列為共同被告。問題在於我國《反傾銷條例》中多次提到外經貿部應在「經商國家經貿委」後作出有關決定，那麼在此種情況下，應該將外經貿部單獨作為被告呢？還是應該將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作為共同被告呢？就我個人認為，應該將此兩部委作為共同被告比較合理，因為畢竟二者共同參與了這個決定的成立，應當共同承擔責任。

第四、確定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管轄范圍和審級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4－17條對行政訴訟的級別管轄和地域管轄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概括起來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中級人民法院對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進行管轄；高級人民法院管轄本轄區內重大、復雜的第一審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轄全國范圍內重大、復雜的第一審行政案件。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它們都是國務院的下屬部門，因而一般情況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第一審管轄法院都應該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當然不排除因為反傾銷案件的重大和復雜性，而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負責第一審。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依法實行兩審終審制度。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作為行政訴訟的一部分，也應該實行兩審終審制度。

綜上，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管轄范圍和審級有以下幾種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負責一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負責二審；二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負責一審，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二審；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進行審理。

[i] 參見甘文：《WTO反傾銷協議與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人民法院報》2001年1月7日。

[ii] 孫寧華主編：《權力與制約——行政法研究》，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頁。

[iii] 參見王福明主編：《世貿組織運行機制與規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iv] 參見王承斌主編：《西方國家反傾銷法與實務》，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v]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的法律規定。

[vi] 參見黃玲：《論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vii] 參見張曉東、余盛興：《論建立與完善我國反傾銷訴訟體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

[viii] 參見張曉東：《中國反傾銷立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ix] 參見房東：《建立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探討》，《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

[x] 參見於紹元等：《行政訴訟中的事實審與法律審》，《現代科學》1999年第5期。

[xi] 參見並比較張曉東：《加入WTO與修改中國的反傾銷法》，《法學評論》2000年第6期。

其他參考資料

1、 彭文革、徐文芳著：《傾銷與反傾銷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 張慧龍編著：《歐美反傾銷法對策》，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萬里書店，1993年3月第1版。

3、 王傳麗：《中國反傾銷法——立法與實踐》，《中國法學》1999年第6期。

4、 程大為：《WTO反傾銷措施和中國反傾銷應訴》，《國際經濟合作》2000年第11期。

5、 薛榮、李居遷：《反傾銷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現代法學》2000年第4期。

6、 石青凱：《國外反傾銷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及對策》，《國際商報》2000年8月10日。

7、 姜愛麗：《加入WTO的反傾銷問題研究》，《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3期。

8、 王偉：《美國反傾銷法損害標準的演變及評價》，《河北法學》2000年第3期。

9、 趙敏燕、董立、李易：《歐共體反傾銷程序及中國企業之對策》，《法學論壇》2000年第4期。

10、蔣小紅：《歐共體非市場經濟反傾銷規則研究》，《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4期。

11、休·斯多克、楊國華、孟慶欣：《歐盟對華反傾銷的法律與實踐——一個歐洲律師的觀點》，《法學評論》1999年第5期。

12、古少勇：《歐盟反傾銷理事會適用不同價值標准法官判決擁有自由決定權》，《人民法院報》2001年1月8日。

13、沈洋：《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在反傾銷領域主要程序問題的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00年第6期。

14、程宗璋：《台灣反傾銷法述評》，《浙江經濟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3期。

15、都亳：《完善我國反傾銷立法的建議》，《當代法學》2000年第4期。

16、房東：《完善我國反傾銷實體法的思考——兼評中國首例反傾銷調查案》，《河北經貿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

17、王峰：《西方國家對我國反傾銷和傾銷的特點及我們的對策》，《經濟評論》1999年第6期。

18、郭華：《中國的反傾銷現狀與對策》，《華東經濟管理》2001年第2期。

19、劉家瑞：《中國與歐盟最新反傾銷立法的比較研究》，《國際商務》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