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傑律師

Ⅰ 辯訴交易除了提高效率外可有何顯著優越性

辯訴交易（plea bargaining）是盛行於美國的一項司法制度。即在法官開庭審理之前，作為控訴方的檢察官和代表被告人利益的辯護律師進行協商，以控訴方撤銷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換取被告人的認罪答辯。辯訴雙方達成協議之後，法院便不再對該案進行實質性審判，而僅在形式上確認雙方協議的內容。這一制度的實踐最早產生於美國20世紀30年代，但一開始，辯訴交易一直處於「地下交易」。直至1970年在「Brady訴U. S.」一案中方被聯邦最高法院認可。1974年4月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刑事訴訟規則》對辯訴交易的一般原則以及公布、接受、駁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確而又詳盡的規定，從而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辯訴交易這一司法制度的法律地位。時至今日，美國現在通過辯訴交易解決的刑事案件已經高達90％，甚至還要多。

那麼，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又有什麼樣的特點呢？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 檢察官在辯訴交易中擁有獨立而廣泛的權力。檢察官在辯訴交易中，可以和被告人以及辯護人進行三個方面的交易：罪名的交易、罪數的交易、刑罰的交易。

2、被告人的有罪答辯必須是「自願的」(voluntary)、「理智的」(intelligent)和「明知的」(knowingly)。
3、法官不參與控辯雙方的談判，但有權拒絕交易協議。辯訴交易實踐中，法官居於中立地位，不介入辯訴雙方的談判，但對於交易的協議有否決權。

4、辯訴交易成立後通常具有終局效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被告人作出一項自願的和理智的有罪答辯，就意味著他對自己有罪的答辯和所有申訴權利的放棄。

可見，通過這一制度，的確可以提高刑事訴訟的效率，節約大量的司法資源。而且，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完善的程度。或許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近些年來，辯訴交易成為國內法學界一個熱門話題。許多學者開始論證中國能否引進這一制度，又該如何實施這一制度。但無論學者們的觀點如何，「辯訴交易」在中國已經得到過適用。

兩年前，「國內辯訴交易第一案」在牡丹江鐵路運輸法院審結。該案的基本案情為：被害人王玉傑與被告人孟廣虎因車輛爭道而發生爭吵，後被告人孟廣虎及同夥將被害人王玉傑打成重傷。案發後15個月內，因公安機關未能抓到孟廣虎同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故無法判斷被害人的重傷後果是何人所為。為盡快了結本案，經公訴機關與辯護人協商：只要被告人認罪，並自願承擔民事責任，控方同意建議法院對被告人適用緩刑從輕處罰。最後法院採納了控辯雙方的交易結果，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孟廣虎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看得出，與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相比，我國的這一案例還是非常不成熟的。更談不上已經形成了什麼制度。那麼，中國究竟能否全面引進這一制度呢？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給出思考。

一、中國人眼中的辯訴交易

要想對「中國究竟能否全面引進辯訴交易制度」這一問題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我們必須首先分析中國這個社會對辯訴交易的看法和接受程度，也要結合中國民族的自身的特點和文化傳統來加以判斷。

作為一項起源於美國的制度，辯訴交易具有其本土性，但並沒有排除外國司法適用。在我國，從以前的縣令斷案到現在的法院審案，這一轉變也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也出現過反復。在中國民眾的思想深處，根深蒂固的是通過「審」而查明一個案件的真實情況，並做出相應的判決。而辯訴交易制度，雖然從形式上仍然是這樣子的，但其本質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它將對罪名和刑罰的認定作為一種交易來看待。既然是「交易」，自然不如審判那樣的公正，其結果甚至有可能會和真實情況有很大的出入。這一點在還是非常傳統的中國是有些難以接受的。正如蘇力所言：「現代社會法治的邏輯以及對法院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嚴守『程序正義』，但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形成的邏輯和對法院的預期趨向於『實質正義』」。可見，在現今的的中國，人們更看重的是實質正義，可又有多少人能夠明白，實質正義只是一種理想、一種追求，而永遠也不可能真正實現。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辯訴交易作為刑事訴訟中的一項具體制度，對其的討論僅僅停留在制度層面上探究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是遠遠不夠的。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復雜心理的國度中，我們應該更加去關注隱藏在制度後面的更深層次的觀念、傳統文化、民族習性，以及現有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所固化或強化了的社會心理和司法理念。從這個層面上來看，要在中國全面的引進和實行辯訴交易制度是有很大的阻力和困難的。另一方面，淵源久遠的文化傳習，尤其是其中關乎民族心態、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的種種因素，又作為與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頑強地延續下來。

二、辯訴交易與我國現有的司法資源

另一個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是，我國現有的司法資源能否適應辯訴交易制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國的司法人員的素質與美國相比，差距是非常明顯的，很多人對於法律的理解僅僅停留在字面的法條上，而很難去深思法理的涵義。在他們中只有很少很少的人能夠站在法理的高度來看待新的制度。

司法機構的配置也無法完全適應這一制度模式。因為辯訴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強化檢察機關的職能，在適用這一程序前，他們不僅需要掌握案件的基本事實，還要對所掌握的證據相當的熟悉，並能夠准確地加以運用。可目前，檢察官並不具有獨立而廣泛的權力，甚至連前一段時間在司法實務中大量試用的檢察官求刑權也未被認可。被告人和檢察官之間也不存在主體的平等性，檢察官更不可能向被告人許諾具體的量刑，被告人能得到什麼樣的量刑還要等待法官最後的判決。這樣一來，就很難實現辯訴交易了。

三、辯訴交易與我國現有的刑事制度

在我國，要引進辯訴交易制度，在許多具體的刑事制度上要進行較深刻的改革才有辯訴交易的立足之地。比如，疑罪從無原則、罪刑法定原則在辯訴交易中如何對待的問題就要十分慎重。如果是適用排除的話，那麼按美國的實踐，大約有90％案件是按辯訴交易處理掉的，則這兩個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就不是主流了，成了「例外」；如果要使這兩個原則仍然適用的話，那麼對辯訴交易就要做很大的改造，以至於不再是「辯訴交易」而是其他什麼了。又如，檢察官起訴的罪名、量刑建議等對法官有一定的約束力，即法官一般不得更改罪名和作出高於量刑建議的刑罰，類似於民事訴訟中的「不告不理」原則，目前這在制度上還沒有保證。這樣做是保證辯訴交易得以正常進行所必須的，但不等於法官在必要的時候不能幹預辯訴交易。這種制度如何設計需要精心研究。

而且，即使這一制度得到了確認，民眾和司法人員對其的接受還是需要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

綜上，並不意味著在中國無法實行辯訴交易制度。只是，我們應該建立其符合我國司法實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辯訴交易制度。比如，我們可以通過法定的形式對可適用辯訴交易的案件的范圍做出限定，積極發揮律師在訴訟中的職能，建立起相應的救濟制度等。

相信，只要一項制度能夠促進法治的發展，符合時代的要求，那麼，它最終會得到時間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