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務中介機構存在的問題
❶ 安全生產中介機構存在那些問題
安全生產中介機構存在的問題：
首先，安全中介組織形式單一。我國現有的安全中介機構包括安全培訓機構、安全評價機構和安全衛生監督鑒證機構等，但主要以安全評價機構為主，其他形式的服務機構則發展相對緩慢。
其次，自身素質不高。現有的安全中介技術力量弱小、分散，不能滿足實際的需要。
第三，社會對其認識不足。企業主體在實際的安全工作中，大多憑借自身的安全機構及其經驗，很少想到通過專業的安全中介來完成，這使得安全中介業務狹小，發展後勁不足。
❷ 我國房地產中介服務業現狀是什麼存在哪些問題
但我國的房地產中介服務業從總體上看仍在低水平低層次的質態上運行，具體表現為房地產中介服務企業整體素質不高、絕對數量多、相對規模小、經營邊界清晰和極端專業化、經營粗放、經營行為不規范、惡性競爭較嚴重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國家立法不夠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顯滯後，導致政府監管力不從心目前我國關於社會中介組織的立法嚴重滯後，無法可依、有法難依成為我國房地產中介服務業規范有序發展的軟肋，很大程度上導致房地產中介服務市場成為缺乏政府監管的「灰色地帶」。現有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從法律上界定了房地產中介行業的商業性質，意即每一個依法成立的中介服務機構，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領導與被領導的區分。但是從法條本身看，該法又具有濃厚的行政法的色彩，除對房地產中介機構的設置進行規范外，並沒有將房地產中介服務行為置於民商法的調整范圍，至於中介機構的權利、義務、責任等等更是涉獵不深。(二)行業管理不規范，進入門檻低與退出成本低並存，造成企業良莠不齊由於目前房地產中介服務業的行業協會地位不明確、作用空間有限，造成其行業自律職能不到位，加之缺乏行之有效的行業約束機制，造成我國房地產中介服務企業經營實力和專業水平良莠不齊，大多數中介服務企業小而散，缺少規模經營和品牌效應，惡性競爭嚴重。中介機構的行為不規范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主體資格不合法，無照經營和未經登記核查擅自從事中介業務的現象常有發生;(2)不按照標准收費，隨意性太大，收費名目太多、太亂，在收費中使用票據混亂，事業型收費與服務性收費不分;(3)機構管理混亂，沒有起碼的規章制度，不設財務機構，不建賬目，還有的既沒有固定人員，又沒有固定場所，也無資金，是名副其實的「三無」企業。這些「三無」機構的存在，擾亂了市場秩序，敗壞了房地產中介業的聲譽和社會形象。(三)專業人才不足，行業內從業人員專業技術素質偏低，服務意識和服務質量總體水平不高，缺乏誠信度21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競爭。房地產中介服務工作涉及面廣，兼具綜合性、廣泛性的特點，是多學科知識的綜合能力的體現。因此，要勝任房地產中介服務工作不僅需要精通房地產業務、房地產法律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需要有較強的獲取和分析多方面信息的能力以及較強的溝通能力。專業人才的缺乏，從業人員資格認證制度的不規范，加上多數中介機構為追求短期利益，根本不對上崗人員進行職業培訓，導致從業人員普遍缺乏應有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素質，從而造成行業整體誠信水平低下。(四)信息渠道不暢，技術水平偏低，經營模式落後，業務種類單一信息資源是房地產中介服務企業從事經營活動的基礎。而目前有關的市場信息網路系統還不健全，市場信息量少且渠道不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介服務質量的提高。行業內的技術水平偏低，使得對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缺乏深度導致信息資源浪費，難以發揮行業優勢。而落後的經營模式和單一的業務種類也越來越難滿足市場發展的需求。(五)國際著名中介服務公司陸續進入我國房地產中介服務市場，競爭加劇，本土企業面臨巨大沖擊21世紀不動產、美聯物業、信義房屋、中原地產等多家外資、台資或港資中介公司之後，美國摩瑞思房地產中介服務公司也進軍了中國市場，使得國內的房地產中介服務行業競爭更趨激烈。
設立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和律師事務所區別:
服務范圍不同：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不能提供中介服務，律師事務所是典型的中介機構。
責任不同：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是有限責任，律師事務所是無限責任。
主管機關不同：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是工商機關，律師事務所是司法行政機關（司法局）
成立方式不同：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按公司成立，股東出資；律師事務必須有符合條件的三名以上律師作為合夥人才能設立。
設立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條件：
有八名以上專職人員。其中至少五名是已取得法律專業大專以上畢業文憑；或已取得律師資格；或實際從事法律專業工作(包括在公、檢、法和行政執法機關工作以及從事法律教學、研究工作)五年以上者。符合上述條件的離、退休幹部按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設立人應當是具有一定的執業經歷，且三年內未受過停止執業處罰的律師。
有符合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規定數額的資產。
(3)法律服務中介機構存在的問題擴展閱讀：
律師事務所：
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執行職務進行業務活動的工作機構。律師事務所在組織上受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的監督和管理。
它在規定的專業活動范圍內，接受中外當事人的委託，提供各種法律服務；負責具體分配和指導所屬律師的業務工作；根據需要，經司法部批准，可設立專業性的律師事務所，有條件的律師事務所可按專業分工的原則在內部設置若干業務組。律師事務所原則上設在縣、市、市轄區，各律師事務所之間沒有隸屬關系。
有合夥制律師事務所，也有律師個人開辦的個人所，律師合作開辦的合作制律師事務所。前者與法律顧問處的性質相同，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後者是在改革、開放中新出現的，實行自負盈虧，獨立核算。它們從事的法律服務內容沒有什麼區別。
有限責任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有限公司）是我國企業實行公司制最重要的一種組織形式，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登記注冊。其優點是設立程序比較簡單，不必發布公告，也不必公布賬目，尤其是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一般不予公開，公司內部機構設置靈活。其缺點是由於不能公開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範圍和規模一般都比較小，難以適應大規模生產經營活動的需要。因此，有限責任公司（有限公司）這種形式一般適於中小型非股份制公司。
❹ 公證處和法律服務所的問題
公證處是國家公證機關。是依法設立，不以營利為目的，依法獨立行使公證職能、承擔民事責任的證明機構。
按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公證工作改革的方案》的有關規定改制的公證處應成為執行國家公證職能、自主開展業務、獨立承擔責任、按市場規律和自律機制運行的公益性、非營利性的事業法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2005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 第六條規定： 公證機構是依法設立，不以營利為目的，依法獨立行使公證職能、承擔民事責任的證明機構。
務范圍
1．辦理各類法律行為公證。包括：各類合同、協議、委託、聲明、招標、投標、拍賣、貸款、抵押、股票發行、股份制企業的創立、有價證券轉讓、票據拒付、提存、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出讓、轉讓、商品房的買賣、預售、房屋租賃、各類社會活動、保全證據以及繼承、收養、遺囑、贈與等。
2．辦理各類具有法律意義的文書的公證。包括法人資格證書、公司章程、資產負債表、董事會決議、資信證明、商標注冊證書、存款證明、各類專業技術資格證書、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成績單、結婚證書、離婚證書等。
3．辦理各類具有法律意義事實的公證。包括：意外事件、空難、海難、出生、生存、死亡、親屬關系、國籍等。
4．辦理各類具有法律意義的文件上的簽名、印鑒屬實，付本、節本、譯本、影印件與原件相符的公證事務。
5．賦予債權文書具有強制執行效力。此外公證處還可向當事人提供公證法律咨詢、代當事人起草、修改法律文書，並根據《擔保法》的規定，辦理相應的抵押物登記，以及向當事人提供其他非訴訟法律服務。
法律服務所，顧名思義，也即沒有律師（相對於律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是指法人或自然人為實現自己的正當權益，提高經濟效益；排除不法侵害，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聘請律師以其法律知識和技能提供服務的專業活動。面向社會開展法律服務業務的市場中介組織。
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非常廣泛，除不能辦理刑事訴訟案件外，幾乎可以涉足律師事務所的全部業務范圍，總體來說有八大類：
（1）應聘擔任法律顧問：擔任本轄區的鄉鎮、街道政府及其各行政管理部門、村民委員會、鄉鎮企業、事業單位、農村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個人合夥組織及公民的法律顧問；
（2）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
（3）代理非訴訟法律事務：審查合同、協議、章程等法律服務文書，參與協商和談判，參與協調、仲裁活動，申請行政復議，代理合作、擔保、分家析產等單項民事、經濟法律事務等；
（4）主持調解糾紛、經濟、勞動爭議、生產經營性糾紛及具有財產利益性質的民間糾紛；
（5）解答法律咨詢：解答法律問題、各項具體法律事務的方法和途徑及政策咨詢；
（6）代寫法律事務文書：訴訟法律事務、非訴訟法律事務及其他有法律意義的文書；
（7）協助辦理公證：協助開展證前服務、辦理公證申請、辦證過程中的有關事項及證後服務；
（8）辦理鑒證：在積極開展協辦公證業務的基礎上，應當事人的申請，可以對一些內容單一、權責明確、標的額小、履行期短的協議或合同給予審查和證明，並監督協議或合同的履行；
（9）協助司法助理員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和其他有關業務工作。
❺ 律師事務所和法律服務公司的區別
律師事務所是能全面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社會中介機構.律師事務所里的工作人員都是經過嚴格考核,取得律師資格後,經司法部審核頒發執業證書,是社會上唯一能以律師身份進行法律服務的人員.
法律服務所里的工作人員是不具有律師資格的.只能進行一些咨詢,代寫文書,標的額較小的民事案件的代理工作.很重要的是,法律服務所是不能進行刑事案件的代理,辯護工作的.
❻ 法律服務所是中介機構嗎
屬於社會中介機構。本地司法局。
❼ 列舉四個法律服務機構
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執行職務進行業務活專動的工作機構，律師事務屬所在組織上受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的監督和管理。
公證處。公證處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設立，不以營利為目的，依法獨立行使公證職能、承擔民事責任的證明機構。
司法鑒定機構。司法鑒定機構是指在訴訟活動中接受委託人鑒定委託，遵循法律規定的方式、方法、步驟以及相關的規則和標准，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進行鑒別和判斷並提供鑒定意見的機構。或者說，司法鑒定機構是指在訴訟過程中，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接受司法機關或當事人委託，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術，依照法定程序作出鑒別和判斷活動的專門單位。司法鑒定機構受理鑒定委託後，應當指定本機構中具有該鑒定事項執業資格的司法鑒定人進行鑒定。
基層法律服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是依據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在鄉鎮和城市街道設立的法律服務組織，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執業機構。它是設在鄉鎮和城市街道，面向社會開展法律服務業務的市場中介組織。
廣義的法律服務機構還包括徵信公司，以及其他提供法律服務的公司。
❽ 求有關市場中介組織存在問題及解決方式的論文
欠發達地區社會中介機構存在問題及對策
2004-11-19
近幾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社會中介機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甚至成為導致腐敗的一個誘因。加強對社會中介機構的監管，已成為當前反腐倡廉的一項緊迫任務。龍泉市地處偏遠山區，其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在欠發達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近，我們通過問卷調查、走訪和召開座談會等形式，對社會中介機構有關情況進行了調查。本文就所存在的問題及其防範對策作些分析與探討。
一、 社會中介機構的現狀
截止2004年5月底，在龍泉市工商部門注冊登記的社會中介機構共51家。實際情況遠遠高於這個數字，未通過注冊登記還有如律師事務所和一些職業介紹所，以及非盈利性的民間組織等。對走訪調查的24家社會中介機構情況進行了分析，具體情況如下：從類別看，咨詢機構7家，佔29%；評估機構5家，佔21%；服務機構5家，佔21%；代理機構2家，佔8%；監理機構2家，佔8%；公證機構1家，佔4%；獨立審計機構1家，佔4%；其它組織1家，佔4%。從隸屬關系看，附屬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未脫鉤的10家，佔42%；依託原主管部門承攬業務的9家，佔37%；市場化運作的5家，佔21%。從規模看，10人以上的9家，佔37.5%，5-10人的9家，佔37.5%；5人以下的6家，佔21%。調查情況表明，普遍存在固定人員少，臨時聘用人員多的現象。從運轉情況看，正常運轉且效益較好的有15家，佔63%；效益一般的有7家，佔29%；運轉不正常且效益差的有2家，佔8%。
二、社會中介機構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
（一）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是「明脫暗不脫」，「坐收漁利」。從調查情況看，中介機構與主管部門未脫鉤佔42%，依託原主管部門承攬業務佔37%，而真正市場化運作只佔21%。調查表明，多數主管部門不願主動放棄手中這塊「肥肉」，畢竟可以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如有的單位利用中介機構建「小金庫」，作為彌補辦公經費的不足和為職工搞福利。
二是「畫地為牢」，競爭有失公平。據調查，不同區域間的中介機構在業務方面各自為政，互不幹涉。如不同縣市之間的評估機構就有事先約定，各佔領地，互不侵犯利益；在同一區域間不同中介機構之間互相商量，在業務上各分一杯羹。房產部門和物價部門都有房產評估資質，但在業務上各分一塊，互不侵犯，如需司法機關裁定的房產由物價部門的評估機構評估，其它的房產由房管部門的評估機構評估。這樣就影響了中介機構間的競爭，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
三是管理許可權不清，職責不明。當前在有些職能部門中存在不願管、不知管、不敢管和無法管等現象。不願管——有些職能部門認為中介機 構已脫鉤，已有行業協會管理，本身監管力度已減弱，再者與部門利益影響不大，所以聽之任之，不願意去管理；不知管——有關管理辦法對部門職能確定不明確，使職能部門不知從何下手，履行管理職責。如經貿部門在「三定」時有行業協會管理職責，設有行業管理科，而在行政許可清理時，行業協會和民間組織又歸民政部門負責管理；不敢管——管理制度相對滯後，對一些新生的中介機構管理模糊，如一些寄售商行和典當機構，有關職能部門怕管不好而擔責任，不敢主動去管；無法管——職能部門對未脫鉤的中介機構，為了維護利益，有的已成為牟利的工具，如存在職工參股現象，收入以股金分紅為主，所以造成主管部門無法管。還有一些「地下中介」和一些營業不正常的中介機構，職能部門也無法對其進行管理。
四是信用缺失，派生新的腐敗源。營利性社會中介機構要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追求利潤是無可厚非的，中介機構掌握著重要的程序性權利和專業性權利，由於受中介雙方的利益引誘和利益脅迫，一些中介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干起了充當腐敗中介的勾當。如某市紀檢監察機關查處了一起企業改制案件，一些社會中介機構在改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導致7名黨員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有3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二）成因分析
1、認識上存在誤區。社會中介機構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是社會發展的新生事物，目前幹部群眾對此認識不清、重視不夠。首先是概念含混，許多人的觀念中「中介」等同於「介紹」，把中介機構簡單地理解為提供信息、咨詢服務的作用，這就難免造成市場供需雙方對中介組織行為的信任感不足；其次誤把中介機構的服務理解為就是收費，企業和個人都不願意多花錢；再次是欠發達地區還不習慣與中介機構合作，不善於或不願意藉助中介機構為自己服務，有的還甚至把中介機構的業務和行政管理混為一體。
2、管理制度相對滯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作為中介市場來說，目前還沒有相關的條例或法律法規使其依法運行，有的也僅是一些行業性的規定和制度，而且還不一定規范和全面。《浙江省社會中介機構管理辦法》於2002年2月份出台，隨著社會中介機構的快速發展，它已不能涵蓋對所有中介機構的管理。按照行政許可法的有關規定，還需通過立法程序加以完善。
3、社會中介市場小。經濟總量相對較小，以2003年為例，龍泉市的全年生產總值為24.5億元，導致社會中介市場小，如2003年土地評估機構的年收入只有20餘萬元，工作人員經費都難以保障；中介機構剛處於發展階段，規模普遍較小，10人以下機構佔72.5%，而且發展不平衡，無原始積累，硬體投入不足，服務能力不強，拓展市場能力弱。如一些「地下中介」機構平時掛靠在一些較大的中介機構，有業務時就經營，沒業務就拉倒。有些中介機構「名存實亡」，如科技技術代理機構，2003年業務量為零。
4、機構改制不徹底。一是一些中介機構在改制時存在「明脫暗不脫」現象，從表面上看已按照有關規定與主管部門脫鉤，但實際上一直沒有脫鉤，主管部門也不願其脫鉤，而是作為部門的下屬事業單位或工會組織，或者機構已獨立，但人員未脫鉤，「換湯不換葯」。以環保、土地和房地產等評估機構為例，管理人員基本上都是事業編制，有的還履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職能。二是一些中介機構與政府部門脫鉤後，仍與原主管部門或掛靠單位保持聯系，在中介市場上包攬業務，如一些事務所和服務部等。
5、中介機構難中立。從調查情況看，多數中介機構是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從過去的行政管理部門職能中分離出來的，其中介的雙方往往一方是私人主體，另一方則是國有資產經營管理者或所有者代表，以及作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部門。在這種特殊的格局中，買賣雙方這種極不對稱的關系，使中介機構很難保持中立，容易發生三方勾結，通過損害公共利益來使各自得利。同時由於中介機構的一些法規和規章尚不健全和完善，造成有些中介機構為招攬業務而不顧風險，通過各種關系與權力部門合作或尋找權力出租，成為導致腐敗的一隻「黑手」。
6、行政干預過多。一些公共部門掌握著中介業務的指定權，實際上也就是控制了中介機構生存的命脈。如企業改制中司法機關有權決定拍賣機構、評估機構，國土部門可以將土地勘測、評估業務交給測繪中介機構，建設部門可以把房屋的評估交給下屬唯一的中介機構來評估等。各有關部門為了自身的利益，在中介職能的設定時存在職能交叉，對一些中介業務進行限定，如土地資產評估就要通過國土部門同意後，方可認定，銀行系統在貸款抵押時只認准房屋和土地評估機構。由於關系的錯綜復雜，中介機構也就難以拒絕客戶和官員的不正當要求，當然包括各種腐敗要求。
7、監督管理不得力。政府職能部門職責履行未到位，監督相對缺乏。部門之間協調不夠，沒有形成合力。同時缺少對中介機構進行指導、規劃和管理等，使中介機構存在發展不規范、不平衡、不協調。一是龍泉市這樣的欠發達地區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來組織、協調、牽頭對社會中介機構的管理，也沒有形成同行業的協會。二是原行業主管部門不再具備指導管理職能，監督力度減弱，監督流於形式，有些職能部門對社會中介機構的注冊、年鑒等的審批，缺乏公開、公平、公正的機制；三是有些社會中介機構由主管部門進行管理，其業務工作、人事關系、工資關系等都隸屬於主管部門，有的甚至存在領導和工作人員兼任中介機構負責人，由於是「自家子女」，在管理上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的現象非常嚴重；四是有些社會中介機構既無行業管理，又無部門管理，導致監管的「真空」，如目前的房產中介、寄售商行和典當等機構。五是中介機構在自身管理方面顯得較為薄弱，只求經濟利益而不重內部管理，存在制度不完善、機制不科學、行業自律不嚴和工作人員素質不高等問題，一些中介機構為了更多的經濟利益，往往不擇手段的搶得業務，不利於中介機構的健康發展。
三、規范社會中介機構管理的對策和建議
（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規范發展社會中介機構，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也是爭創體制新優勢的重大舉措。社會各界必須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加強領導，大力支持各類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充分發揮中介機構橋梁和紐帶作用，堅持不懈地推動中介機構的規范化建設，促進中介機構的健康發展。宣傳部門要加大宣傳力度，使廣大幹部群眾增加對社會中介機構的認識和了解，司法部門要加強普法力度，組織人事部門要有計劃對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進行培訓，有關職能部門的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要加強對這方面知識的學習。全社會要提高對社會中介機構重要性的認識，增強管理和規范社會中介機構的責任心和緊迫感。
（二）加強管理，規范運作。一是各級政府要將社會中介機構的培育、規范和管理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切實履行好各項工作職責，優化中介機構的發展環境，促進中介機構的健康有序發展。要成立一個專門機構或指定專門的部門來組織協調。二是各有關職能部門要按照《浙江省社會中介機構管理辦法》有關規定，各司其責，加大對中介機構及其執業人員的培訓和監管力度，定期分析存在的問題，提出工作建議，當好政府的參謀。三是要按照行政許可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及時修訂和完善《浙江省社會中介機構管理辦法》。四是要盡快建立中介機構的行業協會。中介機構應當加入行業協會，行業協會要制訂本行業自律規范和懲戒規則，做好自律管理和監督，發揮行業自律作用，及時掌握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執業情況和違法違規情況，在協會內及時通報行政管理部門對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獎勵、懲戒、處罰等情況，做好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信用記錄。五是要切實加強實質性脫鉤工作。政府職能部門一定要根據國務院、省政府的有關文件精神，從維護政府機關形象和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大局出發，進一步提高認識，放棄部門利益，扯斷經濟瓜葛，按照「人員、財務、業務、名稱等方面徹底脫鉤」的要求，切實加強實質性脫鉤工作，防止利用職權搞不正之風，為中介機構的誠信執業和公平競爭提供條件。六是規范行政行為，減少行政干預。要嚴格執行中共浙江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關於轉發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關於對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進行清理的通知》文件精神，加大對領導幹部和公職人員在中介機構兼職的清理力度，要在2004年底前完成領導幹部兼職的清理工作。
（三）清理整頓，規范提高。一是要嚴厲打擊違法中介行為，凈化中介市場。各職能部門要認真貫徹《浙江省社會中介機構管理辦法》，充分發揮各自的監管職能，嚴厲查處非法中介活動，著重查處出具虛假驗資、審計、評估報告、認證、買證、賣證和其它虛假證明材料，發布虛假信息，合同欺詐，串通舞弊等信用缺失行為和違法行為。對無證無照從事中介活動的單位和個人，依法予以取締。二是要重新清理登記社會中介機構，規范社會中介機構組織形式。各有關職能部門要對已登記注冊的社會中介機構進行清理登記，對按照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應納入而未納入工商和社團登記的社會中介機構，要在清理整頓基礎上限期辦理工商和社團登記。法律、法規對中介機構設立有特別規定的，從其規定。同時，要按照公司法和合夥企業法等法律、法規要求，逐步將現有的社會中介機構規范為合夥制或有限責任公司。三是建立規范的資質審批程序。一方面要對中介機構的申辦進行嚴格審批，另一方面對中介機構執業人員的資格要嚴格把關。今後凡是不具備法定資質條件的中介機構，一律不得登記、注冊、開張、營業，不具備中介機構從業要求的人員一律不得從事中介活動。四是建立規范的中介市場收費制度。有關部門和行業協會要根據行業的性質、特點和業務內容，在調查摸底、充分論證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和健全中介機構從事中介活動的收費標准，並要規范收費票據。相關職能部門要定期不定期地對中介機構收費票據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嚴格使用正式的收費票據，杜絕用收款收據類等票據收費，對不執行或拒不執行的要加重處罰。
（四）內強素質，外樹形象。規范社會中介機構內部管理，可著重從三方面進行引導。一是加強對從業人員的教育。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對中介機構從業人員進行法律法規、黨紀政紀和職業道德教育，引導他們遵守職業道德和行業紀律，提高從業人員遵紀守法、按章辦事的意識。二是完善內部考核機制。對從業人員考核不能僅依據其業務量，要從德、能、勤、績等全方位，制訂考核指標和工作目標。三是建立有針對性的監督制度，採取分職分崗、多人參與、分級審批等形式，加強內部防範措施。
（五）強化監督，營造氛圍。一是要不斷完善中介機構執業檔案，督促中介機構公正執業，不斷提高執業水平和工作質量。二是監管部門要研究、制訂中介機構誠信執業有關規定，對不守信用和影響誠信的可以採取類似工程招投標的「黑名單」制度，對失信、失真、失公的中介機構和嚴重違法的中介機構和個人堅實實行市場禁入制度。三是要不斷提高監管部門、人員的業務素質和業務水平。要培養一支打得響、過得硬的專業監管隊伍，不僅要掌握本行業的專業知識，而且要熟悉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只有監管人員的素質提高了，才能監管到位。四是要加強社會輿論監督，新聞媒體要對不誠信執業和違法違規操作的中介機構和人員進行公開曝光，接受全社會監督，營造出誠信執業和公開競爭的良好氛圍。
❾ 具有法律資質的中介機構有哪些
主要是主管稅務機關（主管稅務局）。
❿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