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江南律師

㈠ 施江南的介紹

施江南，尚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施江南律師的主要執業范圍為境外資本市場融資上市相關的各類交易。具體包括香港和美國資本市場首次公開募集（IPO）、私募融資、發債、再次公開募集以及上市公司年報等各種符規工作。施律師服務的客戶涉及多個領域，例如，代表中國鐵建完成A+H股上市，募集資金累計54億美元；代表鑫苑置業有限公司完成高收益債券和可轉換債券的發行，募集資金1億美元，後代表鑫苑置業完成在美國紐交所IPO和掛牌工作，募集資金2.82億美元；代表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完成美國紐交所IPO和二次公開募集工作，兩次共計募集資金約1.9億美元；代表一家紐交所上市公司完成並購私有化和下市工作；代表中國鋁業集團和兗州煤業完成歷年年報及符規工作等等。

㈡ 二·二八事件的過程

台灣回歸祖國後，蔣介石在大陸大打內戰，大陸的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台灣，島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台灣光復僅一年，台灣物價漲了100倍。台灣中小企業在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劫奪下，紛紛破產倒閉。加之農業歉收，致使當時台灣600多萬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貧困交加，飢寒交迫，人民怨聲載道。
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老百姓們原以為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可以揚眉吐氣過幾天舒心日子。哪知他們美好的願望很快就破滅了。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由歡迎變為失望，最後成為仇恨。這種仇恨的情緒，由一件偶然的事情，點燃了全島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灣光復一年後，蔣介石來到台灣，親自參加光復一周年紀念會。雖然台上眉飛色舞，意氣風發，但台下卻反應冷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國軍的熱情早已在一年的親身經歷中灰飛煙滅，跟大陸人民一樣，他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有人在舊總督府門前掛上一幅「狗去肥豬來」的漫畫。台灣大學的一位教授對一位美國記者說：「你們美國人為什麼對日本人那樣寬宏大量，而對於我們台灣卻如此殘酷？你們只給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卻給台灣放下比兩顆原子彈厲害一千倍的蔣介石。」光復一年，台灣人民的興奮變成了積怨，烏雲籠罩在整個台灣島，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一觸即發，山雨欲來風滿樓。1947年2月27日下午，時近黃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中年守寡、帶著一兒一女艱難度日的林江邁守在自己的煙攤旁，招徠顧客。突然，人群開始騷動，等林江邁反應過來時，已來不及跑了，台灣省專賣局專員葉得根帶著另外9名緝私隊員已將煙攤圍住。林江邁向緝私隊員解釋、哀求，均無濟於事。在拉扯中，一名緝私隊員用槍托將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憤怒的圍觀群眾與緝私隊員發生沖突，打傷了緝私員趙子健與警員張啟詳，緝私員傅學通向人群開槍，當場打死無辜市民陳文溪。
當天晚上，部分群眾擁到台北市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圍攻了台灣省專賣局。下午，約有四、五百名群眾來到行政長官公署，向行政長官陳儀請願，竟遭衛兵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數人。於是事態迅速擴大，遊行、示威、請願很快演化為大規模武裝沖突，一場反獨裁、反專制、反暴行、爭民主、爭自治的運動在全市漫延。陳儀隨即宣布實行戒嚴，派出大批軍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邏。
台北市民罷工、罷課、罷市，包圍行政長官公署、警察局、日產處理委員會、電台等機關，放火燒掉台北專賣分局，甚至開始搶劫軍用倉庫，釋放獄中囚犯，與軍警不斷發生流血沖突。起義民眾還通過電台向全省廣播，控訴軍警的暴行，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各地民眾聞風而動，群起響應，圍攻所在地機關、部門。由於當時國民黨剛剛接管台灣，兵力不足，起義群眾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區，國民黨對整個台灣省的形勢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眾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隨後在各地成立分會，代表民眾就事件處理和台灣的政治改革與行政長官公署交涉。陳儀也派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1947年3月8日，委員會通過其宣傳部長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條要求」，包括實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廢除專賣制度、減免苛捐雜稅等條款，基本反映了台灣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願望。但是，隨著起義規模的不斷擴大，起義隊伍中也混進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地方紳士和流氓，他們將三十二條擴大為四十二條，增加了一些不切實際甚至錯誤的主張，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長官公署等，致使陳儀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員會的代表，並加緊部署鎮壓行動。
早在1947年3月2日，陳儀見形勢不妙，就急電南京：「台灣發生暴亂，已及全省，形勢危急，請速派國軍赴台救援。」蔣介石接報，經與國民黨要員商量，均認定「二·二八起義」是「暴亂」，為防止事態擴大，必須採取果斷措施，進行鎮壓。蔣介石立即電令駐守上海的21軍火速乘船趕赴台灣增援，並限令於8日前趕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軍先頭部隊在基隆登陸。遭到起義群眾阻攔後，21軍竟在船上架起機槍向碼頭上的群眾掃射。9日，國民黨主力部隊在血洗基隆後，進駐台北，與駐守在台灣南部地區的國民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手，對起義群眾進行大規模鎮壓。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台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在長官公署的科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台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國軍登陸後，由於軍紀不佳，所以立即採取對台人報復之行動。
事件爆發後，部分地區亦有台共乘機介入，如台中地區主導「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不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機構，更利用青年學生以武裝「二七部隊」組織，在處委會的議會路線之外，另闢一條武裝路線。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嘉義民眾與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臨時結合之民眾，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有出現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本省人護士的保護。 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發生年代久遠，加上國民政府的漠視，一直都有所爭議。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補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傷亡數字，原因有七項，在二二八基金會官網有詳細說明.....
若幹人士引用楊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銷十二萬有籍無人的戶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一個參考數據。但是台灣戶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戶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十二萬人，沒有一個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後還有戶籍。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戶沒有戶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無關。
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監察委員何漢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台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台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美國駐台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死2萬多人。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 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以下所列人物為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並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列表，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里只是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教會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的弟弟。當時國民黨派特務暗殺，蔣渭川僥幸逃過一劫，但其女兒蔣巧雲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庄木火：瑞芳小學校長。
楊元丁：藝人伊能靜的外公，基隆市副議長，被軍人槍殺後踢入河中。
陳澄波：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畫家；時任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飛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未經審判公開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陳能通：淡水中學校長。
簡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軍醫，在軍中被殺。
盧園：淡水中學化學科教師。三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查看校長而遭兩個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經淡水河以舢舨送雙連馬偕醫院救治，不治身亡。
顧尚泰：西醫。
廖進平：社會運動家。
許朝宗：藝人許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郭守義：基隆名醫。
黃媽典：日佔時代任朴子街長，事變時任台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
李瑞峰：律師。
李瑞漢：曾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
李丹修：八堵火車站站長。
林連宗：台灣前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林茂生：台灣歷史上第1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後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藍燈旺：基隆社寮島居民。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台北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228紀念館執行長）。
黃阿統：淡水中學訓導主任。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佔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宋斐如：台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湯德章：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為候補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後，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在遭受酷刑後，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然後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湯氏被槍決後，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許以毛氈覆屍，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白氏來台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王添燈：日佔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張慕陶的憲兵用汽油燒死。
王育霖：日佔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處死。
吳金鏈：《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佔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道被害。
吳鴻麒：吳伯雄之伯父。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軍民糾紛，得罪一位軍官而惹禍。
蕭朝金：日佔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盡酷刑後遭槍斃。
許錫謙：花蓮人。戰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7名幹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台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游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楊照的外祖父。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後，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復。其二子張依仁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才免去殺身之禍，後避居日本。當時，台籍人士林頂立任職保密局，借職務之便，誣告張七郎。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張家。因張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後，指示台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爾後，林頂立定居中台灣安享天年至1980年。張文成下落不明，一說他後來返回大陸。
潘木枝：醫生，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葯費的窮人，救了蕭萬長在內的許多市民的生命，事變時任民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3月25日與畫家陳澄波等多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公開處決，兒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後的清鄉掃盪中。

㈢ 尚倫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張明若
魏群
許景萍
施江南

㈣ 施江南的律師

加入尚倫律師事務所之前，施律師曾就職於一家一流國際律師事務所。還曾在國內一家知名企業管理咨詢公司工作過，協助多家企業打造和改善內部管控體系。
施律師畢業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獲得國際經濟法學士學位，並先後在英國伯明翰大學、香港大學、美國杜克大學進修，獲得商法碩士學位和法學碩士學位。施律師擁有美國紐約州律師執業資格。工作語言是中文和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