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

❶ 根據三大訴訟法的規定：法律服務所的基層法律工作者有無訴訟代理資格

1、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
2、在刑事訴訟中非被告人的監護人或親友不能擔任辨護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法》
第三十二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託為辯護人：
（一）律師；
（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
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法】的解釋》
第三十五條 人民法院審判案件，應當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利。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辯護人辯護。下列人員不得擔任辯護人：
（一）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處於緩刑、假釋考驗期間的人；
（二）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三）無行為能力或者限制行為能力的人；
（四）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的現職人員；
（五）人民陪審員；
（六）與本案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
（七）外國人或者無國籍人。
前款第四項至第七項規定的人員，如果是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由被告人委託擔任辯護人的，可以准許。
第三十六條 審判人員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員從人民法院離任後二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擔任辯護人。
審判人員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員從人民法院離任後，不得擔任原任職法院所審理案件的辯護人，但作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進行辯護的除外。
審判人員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擔任其任職法院所審理案件的辯護人，但作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進行辯護的除外。

❷ 鄉鎮法律服務者業務工作細則

根據國家規來定：鄉鎮源法律服務者業務工作細則依然有效。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為保障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依法執業，加強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管理，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是符合本辦法規定的執業條 件，經核准執業登記，領取《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在基層法律服務所中執業，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員。
第三條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職責是依據司法部規定的業務范圍和執業要求，開展法律服務，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法制建設。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依法執業，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涉。
第四條 司法行政機關依照本辦法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進行管理和指導。

❸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起訴司法部最新消息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書
（2015）三中行立初字第00756號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住所地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洛社鎮石塘灣石獅東路1號。
法定代表人繆建平，主任。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以下簡稱惠邦法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以下簡稱司法部）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確認司法部不對惠邦法律所提出要求對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之行政行為違法，並判令司法部在十日內就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是否適用已脫鉤轉製成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及其執業人員，並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繼續做出解釋。
本院認為，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應當符合行政訴訟法設定的起訴條件。司法部制定了《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惠邦法律所要求司法部對上述二者的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是一種行政咨詢行為。行政咨詢行為不屬於可訴行政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第八十五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對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的起訴，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谷紹勇代理審判員王蕾蕾代理審判員巫揚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書記員王彬

❹ 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暫行管理辦法的辦法細則

第一條為了充分發揮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進一步規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據《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律師應當根據《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的有關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援助，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根據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和有關基層法律服務業務的規定，積極開展與其業務范圍相適應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條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每年應當接受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辦理一定數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年度工作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根據當地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數量及分布等實際情況確定。
第四條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應當接受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和法律援助機構的業務指導和監督，接受受援人和社會的監督。
第五條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法律援助案件，應當通過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安排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
律師事務所和基層法律服務所接到指派通知後，應當在24小時內，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需要，安排合適人員承辦。
第六條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在接受案件指派後的3個工作日內與受援人或其法定監護人、法定代理人簽訂委託代理協議。
第七條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日常業務工作中發現當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時，可以將當事人的有關案件材料轉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進行審查。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在3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做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決定。
第八條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根據承辦案件的需要，依照司法部、律師協會有關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規范的要求，盡職盡責地履行法律服務職責，遵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
第九條對重大、復雜、疑難的法律援助案件，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應當組織集體研究，確定承辦方案，確保辦案的質量和效果。
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應當對本所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進行監督，發現問題的，應當及時糾正。
第十條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自法律援助案件辦結後15日內，應當向指派案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提交下列承辦案件的材料，接受法律援助機構的審查；對於不符合要求的，應當要求其改正：
（一）法律援助指派函和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批辦單；
（二）委託代理協議及其他委託手續；
（三）起訴書、上訴書、申訴書或者行政復議(申訴)申請書、國家賠償申請書等法律文書副本；
（四）會見委託人、當事人、證人談話筆錄及其他有關調查材料；
（五）答辯書、辯護詞或者代理詞等法律文書；
（六）判決（裁定）書、仲裁裁決書、調解協議或者行政處理（復議）決定等法律文書副本；
（七）結案報告；
（八）其他與承辦案件有關的材料。
法律援助機構應當自收到結案材料之日起15日內完成審查，並將材料退還,由承辦人員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負責歸檔保管。
第十一條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按照當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准，自收到結案材料之日起30日內，向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或者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支付辦案補貼。
第十二條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承辦法律援助案件過程中，發現受援人有《法律援助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列舉的情形時，應當及時向法律援助機構報告，由法律援助機構負責審查核實，決定是否終止該項法律援助。
第十三條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採取對結案材料審查、辦案質量反饋、評估等方式，督促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盡職盡責地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確保法律援助服務的質量。
律師協會應當按照律師協會章程的規定對實施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協助，指導律師和律師事務所不斷提高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維護律師在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合法權益。
第十四條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和基層法律服務所，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應當給予表彰、獎勵。
第十五條律師和律師事務所有違反《法律援助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以及本辦法規定行為的，由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罰或者行業處分。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和基層法律服務所有違反《法律援助條例》以及本辦法規定行為的，由司法行政機關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罰。
第十六條法律援助機構、律師協會應當建立法律援助工作投訴查處制度。對受援人或者相關部門的投訴，應當依照有關規定及時調查處理，並告知其查處結果；經調查，認為對被投訴人應給予行政處罰的，應當及時向司法行政機關提出建議。
第十七條法律援助機構安排本機構工作人員、指派社會組織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管理，參照本辦法執行。
第十八條本辦法由司法部負責解釋。

❺ 可以委託法律服務所要工資嗎

可以委託律師直接向單位要工資
建議還是通過仲裁
仲裁不服的，再向法院起訴
不管是仲裁還是向法院提起訴訟，都要有證據，提交證據復印件，原件開庭再出示

❻ 司法部關於法律工作者是否到別的菅轄代理案子的規定

《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

(1991年9月20日司法部令第19號發布)

第二十四內條 鄉鎮法律工作者受託代理的容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下列條 件：
（一）委託人必須是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二）有明確的對方當事人，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
（三）本案屬於人民法院管轄范圍；
（四）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

雙方當事人都不在本轄區，不得代理案件。

❼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❽ 司法解釋中法律工作者不能跨區代理的法律條款

法律只復是規定，基層法制律服務工作者不可以代理轄區外當事人案件，沒有規定所有的法律工作者。

2015年1月30日，最高法頒布了（法釋〔2015〕5號）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其中第88條第(二)項規定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提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介紹信以及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

1991年9月20日司法部第19號令《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鄉鎮法律工作者受託代理的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以及2002年12月10日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❾ 法律工作者出庭還受限嗎

依舊受到限制，
1、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訴訟代理執業區域問題的專批復
司復（2015）4號屬
四川省司法廳：
你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區域及出庭提交材料的請示》（川司法【2015】26號）收惡。經研究，批復如下：
《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司法部令第19號）第十四條笫（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本轄區」，是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所在的縣級行政區劃和直轄市的區（縣）行政區劃轄區。
此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5〕5號）
第八十八條訴訟代理人除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提交授權委託書外，還應當按照下列規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關材料：

（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提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介紹信以及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