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律服務工作者協會

1. 北京市司法局下屬單位有哪些

業務處室 辦公室 研究室 法制處(執業監... 法制宣傳處 律師工作管理處 公證工作管理處 司法鑒定管理處 基層工作處 社區矯正和幫... 法律援助工作處 國家司法考試... 信息技術處 計財處 行政處 政治部 組織處 人事警務處 宣傳教育處 離退休幹部處 紀委(與派駐監... 機關黨委 工會 直屬機構 市法律援助中心 北京市司法考試中心 市律師培訓中心 法制音像出版社 北京市律師協會北京市公證協會 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 老幹部活動中心北京市長安公證處 北京市方正公證處 北京市方圓公證處。
內設機構
根據上述職責，市司法局設14個內設機構和政治部。 (一)辦公室。 負責機關政務工作；負責文電、會務、機要、檔案等機關日常運轉工作；承擔信息、信訪、議案、建議、提案、保密、政府信息公開等工作；承擔重要事項的組織和督查工作；承擔本市司法行政涉台事務，參與處理涉台法律問題。 (二)研究室。 承擔本市司法行政方面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承擔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組織有關地方誌、年鑒的編纂工作。 (三)法制處(執業監督處)。 負責機關推進依法行政綜合工作；起草司法行政方面的地方性法規草案、政府規章草案；負責行政執法工作的監督、指導和協調；承擔行政復議、應訴的有關工作；承擔機關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審核和有關備案工作；負責對本市律師事務所及律師、公證機構及公證員、司法鑒定機構及司法鑒定人、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法律服務工作者、在京設立的國(境)外律師事務所代表機構及其代表的違法行為進行查處；負責本市仲裁機構的登記管理工作。 (四)法制宣傳處。 承擔本市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擬訂全民普及法律常識教育規劃，並組織實施。 (五)律師工作管理處。 擬訂本市律師工作規劃及相關政策；承擔律師事務所、律師的指導監督工作；承擔在京設立的國(境)外律師事務所代表機構的登記備案工作。 (六)公證工作管理處。 擬訂本市公證工作規劃及相關政策；承擔公證機構、公證員的指導監督工作；組織開展與外國及港澳台公證組織、人員的業務交流與合作；組織指導公證員考核工作。 (七)司法鑒定管理處。 擬訂本市司法鑒定工作規劃及相關政策；承擔司法鑒定機構、司法鑒定人的審核登記、資質管理等工作。 (八)基層工作處。 擬訂本市基層司法行政工作規劃及相關政策；指導和監督人民調解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指導基層司法所和基層司法行政隊伍建設。 (九)社區矯正和幫教安置工作處。 擬訂本市社區矯正和幫教安置工作規劃及相關政策；協調解決社區矯正和幫教安置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指導區縣社區矯正和幫教安置工作。 (十)法律援助工作處。 擬訂本市法律援助工作規劃及相關政策；承擔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援助工作人員的監督管理工作；指導社會組織和志願者開展法律援助工作。 (十一)國家司法考試處(北京市國家司法考試辦公室)。 承擔本市國家司法考試的考務工作，並對考試工作進行監督；承擔對取得資格證書者的有關管理工作。 (十二)信息技術處。 擬訂本市司法行政系統信息化發展規劃、規章制度和技術標准，承擔有關信息系統的建設、維護和管理工作；指導司法行政系統的信息化工作。 (十三)計財處。 負責機關及所屬單位預決算和經費管理工作；承擔機關及所屬單位國有資產和裝備的管理工作。 (十四)行政處。 負責機關及所屬單位後勤保障、安全保衛等行政後勤的管理與協調工作。 政治部(設組織處、人事警務處、宣傳教育處)。 組織處擬訂本市司法行政系統幹部隊伍建設和人才工作規劃，並組織實施；按照許可權管理司法行政系統幹部；協助區縣管理司法行政部門領導幹部。 人事警務處承擔機關及所屬單位的人事、勞動工資及機構編制管理工作；組織有關專業技術職稱評定；承擔北京市監獄管理局、北京市勞動教養工作管理局人民警察警銜管理工作；審核北京市監獄管理局、北京市勞動教養工作管理局人民警察錄用、調入。 宣傳教育處負責本市司法行政系統的宣傳教育工作；負責機關及所屬單位的新聞發布工作。 紀委(與派駐監察處合署辦公)承擔機關並指導本市司法行政系統紀檢、監察和審計工作；承擔機關及所屬單位的內部審計監督；受理檢舉、控告、申訴事項。 機關黨委負責機關及所屬單位的黨群工作。 工會負責機關及所屬單位的工會工作。 離退休幹部處負責機關及所屬單位離退休人員的管理與服務工作。

北京市東城區司法局 北京市西城區司法局 北京市崇文區司法局 北京市宣武區司法局 北京市朝陽區司法局 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 北京市豐台區司法局 北京市石景山區司法局 北京市門頭溝區司法局 北京市房山區司法局 北京市通州區司法局 北京市順義區司法局 北京市順義區司法局 北京市大興區司法局 北京市昌平區司法局 北京市平谷區司法局 北京市懷柔區司法局 北京市密雲縣司法局

2.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起訴司法部最新消息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書
（2015）三中行立初字第00756號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住所地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洛社鎮石塘灣石獅東路1號。
法定代表人繆建平，主任。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以下簡稱惠邦法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以下簡稱司法部）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確認司法部不對惠邦法律所提出要求對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之行政行為違法，並判令司法部在十日內就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是否適用已脫鉤轉製成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及其執業人員，並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繼續做出解釋。
本院認為，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應當符合行政訴訟法設定的起訴條件。司法部制定了《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惠邦法律所要求司法部對上述二者的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是一種行政咨詢行為。行政咨詢行為不屬於可訴行政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第八十五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對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的起訴，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谷紹勇代理審判員王蕾蕾代理審判員巫揚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書記員王彬

3.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4. 北京志願者協會法律服務電話

5. 北京市律師協會的委員會

為了充分發揮行業自律職能，北京市律師協會成立了13個專門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委員均由律師組成。
權益保障委員會，負責創造和維護律師執業的良好環境，維護律師執業中的人身權益和執業權利，維護律師行業的整體形象。
紀律委員會，負責對會員的執業行為進行引導和監督，包括不定期發布規范執業指引，對會員違反法律和律師執業規范的行為進行調查和處分，以及對會員之間因執業而發生的糾紛進行調查和裁決。
會員處分復查委員會，當會員對紀律委員會作出的處分決定不服時，可向該委員會申請復查。
業務指導委員會，負責組建專業委員會，組織協調各專業委員會的活動及工作，指導全市律師業務的拓展及規范操作行為。
教育培訓委員會，負責對律師、實習律師進行業務培訓，加強律師對法律規范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律師對各法律服務領域律師實務的實際運用和操作能力。
律師代表工作委員會，負責廣泛聽取、調研律師通過代表提出的訴求、建議；及時把律師訴求和建議反映給律師協會領導機構和相關職能部門；將律師協會領導機構及相關部門對律師的訴求及建議的處理意見及時轉復給律師；在律師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審查、研究律師代表和律師的提案，協調律師協會和相關部門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報律師協會領導機構，轉復提案人。
規章制度委員會，負責律師協會各項規章制度的制定、修訂以及編纂工作，逐步建立起既符合國際慣例，切合中國國情，符合北京市律師執業及行業自律實際的，又具有適當超前性的、較為完善的律師行業自律管理規章制度體系。
宣傳聯絡委員會，負責北京市律師行業整體形象以及律師協會工作的宣傳，組織實施各種宣傳方案；負責協會的新聞發布工作；協調律協各專門、專業委員會與宣傳相關的工作；建立各種宣傳渠道，管理《北京律師》雜志；組織和實施協會的公益事業活動；完善北京市律師協會網站；加強與全國各省市區同行的交流。
財務委員會，負責編制年度預算與決算，對預算的執行進行審查監督和管理，向理事會提交相關報告；制定和完善財務支出的標准和相關財務管理規章。使協會的財務預算管理更加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
律師事務所管理指導委員會,負責對北京市律師事務所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管理模式、方法、經驗、教訓進行研究、探討，借鑒國內外的先進經驗，總結律師事務所管理工作經驗，對北京市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和建議，進一步提高北京市律師事務所的管理規范化程度，促進首都律師行業的健康快速發展。
會員事務委員會，負責會員的登記、注冊、公告以及會員檔案管理等日常工作，建立符合律師行業特點的各種福利制度、保險制度，開展多種形式的文體活動，加強會員之間的溝通與交流。
外事委員會，負責建立和規范外事工作紀律和制度；制定整體的工作計劃、工作范圍；組織北京律師廣泛參與國際交往，加強律師協會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展示北京律師整體形象。
女律師工作委員會，是北京市律師協會領導下團結、聯系全市女律師的工作機構，負責維護女律師合法權益，開展適合女律師特點的活動。
律師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負責審議並組織實施行業發展研究工作計劃、規劃；主持北京市律師行業發展規劃的調研、起草工作；協調、處理與行業發展研究有關的其他事務。 隨著律師業務領域的擴展，北京市律師協會從1994年起開始成立了專業委員會，主要以律師業務領域區分，現有54個專業委員會，各委員會委員均由律師組成。具體包括刑法專業委員會、民法專業委員會、物權法專業委員會、合同法專業委員會、稅務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審計會計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行政法專業委員會、仲裁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奧運與體育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醫療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消費者權益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產品質量與侵權損害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公司法律制度專業委員會、資本市場與證券法律制度專業委員會、國有企業改製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並購與重組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企業破產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社會保障與勞動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招投標與拍賣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環境與動物保護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房地產開發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物業管理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按揭貸款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建設工程與基礎設施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商標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專利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著作權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傳媒與新聞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信息網路與電子商務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反不正當競爭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海商海事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航空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婚姻與家庭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保險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 商業銀行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信託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項目融資與租賃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資產證券化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擔保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票據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風險投資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不良資產處置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 國際貿易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國際投資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反壟斷反傾銷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期貨經紀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政府法律顧問專業委員會、汽車與交通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土地法專業委員會、農村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

6. 急需北京法律服務。請教，北京有免費法律咨詢服務嗎

撥打當地司法局法律協調熱線：12348

7. 北京排名前十的律師事務所

您好北京排名前十名的律師事務所，有瀛台律師事務所，還有大成，京師，金杜等等，都可以考慮一下。

8. 北京法律服務所有哪些

我以前在山東司法廳的網站上查到了全山東的律師事務所和法律服務所，你可以到北京司法廳或者全國的律師協會上查一下，按區域一定可以查到。都有聯系方式。

9. 「法律工作者」和「律師」代理案件收費標准一樣嗎

法律工作者不能稱為律師。冒用律師名義執業的；不遵守與當事人訂立的委託合同，拒絕或者疏怠履行法律服務義務，損害委託人合法權益的；可以向區、縣級司法行政機舉報，對其進行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