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務體系講話
❶ 基層法律工作者工作實踐經驗交流發言稿
我於2010年七月以來在沅江市檢察院辦公室，在您主持全市法律工作者執法學習和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為人民服務，建設和諧中國為主題學習，心聲體會。今特匯報一年來工作情況如下，並概括為以下內容：
一、今年來我以一個法律工作者嚴格要求自己，認真學習黨中央科學發展觀和司法部門等領導的重要講話，並組織我所其他法律工作者進行業務交流和學習體會，開展學法律為人民服務活動，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交知心朋友，為發展沅江經濟，建設和諧沅江盡心盡力，並自費贈送法律知識書籍給村民500份，業務授課4次，成功調解群眾上訪糾紛3次。
二、七月份策劃沅江市天賜蜂業專業合作社，打造湖南省第一家在沅江市建成養殖蜂業基地工業區與政府項目對接，九月份為沅江市福田蔬菜專業合作社主持廣東農業大學農業專家陳日遠（教授）來沅江調研，開展農超對接項目，服務當地農民。並在湖南省商務廳成功招標項目一個（政府網報道），十一月份為沅江市榨南湖原生態特種水產專業合作社成功在益陽主辦全國水產博覽會的策劃成功，使沅江特種水產的農業項目與全國的對接項目獲得省級領導的好評，並策劃企業文化網站、媒體效動和洞庭湖野生動物保護基地項目（中國新聞網報道，益陽城市報報道）。今年內我在中央媒體發表文章2篇，湖南新聞在線、法律日報、法訊網、110網、大眾網、新華網等主流媒體網站，共發表文章12篇，在益陽毛澤東戰法研究會，沅江論壇、黨風科學論壇等內刊發表文章8篇。
三、參加理事單位和法律顧問單位群眾維權服務三次，沅江市電力局與漁民安寧垸漁民糾紛調解，為群眾免費咨詢法律服務和十多次法律疑問解答，為當地經濟建設和諧沅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四 、十月-----十二月參加益陽市九三學社65周年慶典一次，參加益陽市毛澤東戰法研究會三次，參加全國各種理論學術會議二次。
❷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如何完善我國法律體系
請參考：【差異而非統一：和諧社會的法律服務體系建構思路】
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傅鬱林
編者按:
社會差異對於和諧社會的威脅，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法律服務在減少和解決社會沖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們的目光不斷投向「和諧社會與法律服務體系的建構」這一主題。主流觀點認為，應當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為所有的法律消費者提供同質同量的法律服務，法律服務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師的標准，通過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取得執業資格，以此建構統一的法律服務體系。實際上，那些活躍在社會基層特別是農村地區的非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基本上沒有進入政府決策者和理論研究者的視野。本期刊登的兩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關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會學家塗爾干斷言：「在勞動分工得以發展的當代社會里，分工具有整合社會機體，維護社會統一的功能……分工已漸漸成為了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基礎，成為社會團結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會發展的等級越高，它的專業化水平就越高。但這並不是說，專業化發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說它必須根據需要的發展而發展。」法律和法律服務本身就是社會分工或專業化的產物，其專業化程度也要適應社會需要。法律服務「專業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務職業與其他職業之間有清晰界線；（2）法律服務職業內部具有高度同質化，亦即法律服務體系的統一化。那麼，當社會需要的層次存在明顯差異時，法律服務專業化的層次必然也應當存在相應差異，從而形成分層建構的法律服務體系。這意味著，一方面，法律服務體系內部具有多元、多層次的特徵；另一方面，法律服務職業與其他職業之間的界線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當時當地社會需求的差異而不同。
我們也許看到，逐步統一法律服務體系，成為西方國家的普遍發展趨勢，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務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納入「律師」的范疇，層次不同的律師則正在日益縮小職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據此主張加速我國法律服務體系統一化進程，卻過於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國家的動態發展過程恰恰有意無意地認同或印證了塗爾乾的上述結論——法律體系統一化的基礎和前提是各國內部的社會差異日益縮小、法律職業內部的進一步分工合作成為必要，而非通過政府人為或強制推行的結果；況且，即使在已實現城市化從而基本消除了城鄉差別的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受到社會差異和傳統慣性的不同程度制約，統一化過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國學者在評述國內律師制度改革時說：「兩次改革表明，社會的擴大和密集並沒有允許分工不斷發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斷發展。它並不是實現分工的工具，而是實現分工的決定性原因。」由於法律職業高度同質化發展的推動，1971年法律將原來三種不同的職業即律師、一審法院訟務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訴訟代理人合而為一，律師從此獲得了在普通司法機構和最高法院壟斷性代理職能，當事人必須滿足一定前提條件才能自行進行口頭陳述。而律師業由單打獨斗的執業模式向團隊合作方式的轉變，促成了1990年底律師與法律顧問這兩種職業融合為一體，從此，律師執業的范圍就從單純的司法協助活動拓展到了在訴訟中代理當事人，隨即又擴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詢、起草法律文書等。目前，跨專業網路的發展又引發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標——把企業中的法律工作者並入一個大的律師職業范疇。在橫向差異即地域性方面，法國律師的訟務代理活動原則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師只能在其注冊的律師公會所在地的大審法院中行使訟務代理職能，在此領域以外，只能對案件提供訴訟協助服務。不過這種地域性原則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強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區，律師公會的注冊律師可以在上述任何一個地區的司法機構中提供訟務代理服務，只是在某些訴訟（例如不動產扣押、遺產分割、不可分共有財產拍賣案件）中不適用多元代理制。
英國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分為初級律師和出庭律師。二者的職能區別在於：初級律師是一般從業者，而出庭律師是專家；在訴訟中，初級律師是委託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師在初級律師（代表委託人）的指揮下專門從事需要專家介入的事務——典型的是出具專家意見，以及在那些從前只有出庭律師有權出庭的較高級別法院中提供辯護。這種區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歷史上出現過試圖合並這兩個分支的種種努力，但由於傳統慣性和大英帝國之內三套法律體系並存的局面，這些嘗試都宣告失敗了。
美國律師職業的「統一化」經常被有意無意地當作我國律師職業改革的模板。然而，這種所謂的統一化或同質化，不過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烏托邦，至少是一種片面的假象。在縱向上，各州小額法庭的存在及其對於專業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國在滿足底層民眾糾紛解決需求中與英國一樣，非專業代理與專業代理、法官職業與律師職業之間的界線模糊；而在級別越高的法院訴訟，法律服務的專業化程度越強。在橫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獨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師業的地域性——各州律師只能在本州代理訴訟，已足以支持美國律師職業多樣性這一事實，各州法律服務的層次自然是以適應當地社會需求而形成的。
可見，即使在發達的西方國家中，法律服務體系也並未實現「統一」，而是因時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現出不同層次。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以「借鑒」西方經驗而進行比較研究時，還必須意識到作為法律服務對象的我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兩個基礎性差異：其一，在靜態層面上，我國地域之遼闊，人口之眾多，城市與鄉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異之大，超過了任何西方國家。而我國一方面實行單一制政體，另一方面又建構了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協調法律統一和地區差異之間的沖突時無能為力。西方大國通過聯邦制緩解地區性差異對於司法統一的沖擊、通過律師制度的區域性解決法律服務與當地經濟、文化層次一致性和協調性的問題，在借鑒中值得特別關注。
其二，在動態層面上，西方社會正在由極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結構漸漸出現相對集中和統一化趨向，比如，從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的普遍走向，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的日益強化，歐洲一體化進程及其對歐盟各成員國內部中央集權的推動，都可能構成對法律服務職業的趨同發展乃至統一進程的需求。我國社會的發展卻出現了相反的趨向：從強調高度集權和統一的計劃經濟向強調個人權利和社會自治的市場經濟轉化；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由高度中央集權到地方相對分權；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分化為十個階層；國際交往的劇增使得率先進入國際先進軌道的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和老少邊窮地區之間的差異已經不限於經濟水平，而開始直接表現在糾紛類型上……這一切都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各個地區和各個群體之間的分化加劇和差距擴大的長期的結構性因素。
在當下中國，法律對於糾紛解決的介入已成為社會各階層的需求，但對於法律服務體系的建構思路，卻是以城市中心主義作為基礎，以已基本實現城市化的西方國家的似是而非的樣本作為標准。這就導致那些居住在農村地區和服務於城市的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群，難以獲得「適銷對路」的法律服務。在筆者隨機抽樣進行的基層法律服務狀況考察中，各縣僅有的一兩個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也全部在縣城，很少接受農民當事人的或標的額較小的案件。
可以想見，當社會需求向著復雜多樣的方向發展時，法律服務體系卻試圖「統一」，如何可能創造「和諧」？！即使不考慮美國每322人擁有1名律師的事實，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務的「國際標准」，又如何想像這樣的統一標准能夠同時滿足我國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務對象？不同層次的經濟和社會，對於法律介入的廣度和深度、法律門類的細化程度、法律服務的專業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國基層社會糾紛解決體系中各主體職能的混沌狀態，取決於社會發展的較低層次和相應簡單、低廉的社會需求。但必須強調的是，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所需求的法律服務的差異，決不是簡單的層次高低之分，而是有類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異。比如，農村法律工作者經常面臨的宅基地糾紛和土地承包糾紛，可能城市律師一生都不會遭遇；城市律師經常處理的公司重組、證券交易等糾紛，可能「鄉村律師」聞所未聞。既然我們接受了鄉村醫師的從業資質可以有別於專業醫師，為什麼不能用不同於律師資質的全國性的統一標准來規范鄉村律師？因此，現行的統一司法考試，即使給予農村基層地區和邊遠地區的執業者以降分優惠，也仍然不能滿足法律服務需求上的差異（是差異，不是優劣）。而司法考試如果以A、B卷將法律基礎性（即共通性）測試與專業性（即差異性）測試區分開來，並對各自的執業資格進行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顧屬人原則的限制（比如，基層律師的執業范圍原則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區，同時允許其代理本司法區的當事人在外地訴訟），可能真正解決這一結構性的矛盾，構建起和諧社會的法律服務體系。
❸ 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
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是市政府為全面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9〕36號）文件，落實《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省經委關於加強中小企業社會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湘政辦發〔2008〕20號）文件精神，按照加強中小企業政策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要求，免費為我市中小企業搭建的政策法律服務平台。2009年8月，被湖南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認定為首屆湖南省中小企業核心服務機構。
中心由湘潭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辦，湖南湘晉律師事務所承辦，邀請了我市相關職能部門領導、業界權威專家、成功企業家組建成立顧問團隊與專家團隊。通過開辦中小企業法律服務網、舉辦專題研討會、法律知識講座等主題活動等多種方式，宣傳相關政府優惠政策與法律法規，並為市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參考，從而達到提高企業法律意識，反饋中小企業實際困難，維護企業合法權益，扶持企業快速健康發展的目的。
同時，中心將著眼本地中小企業的實際需求，通過深入走訪中小企業，開展法律服務問卷調查、建立企業資料信息庫、舉辦法律專項培訓講座、並發放相關資料、加強行業交流以及研發具有針對性的法律服務產品等形式，建立有效的政策法律服務體系，防範企業的法律風險，努力為我市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為本地經濟增長保駕護航。
2010年12月29日，「2011年中小企業法律服務活動年」啟動儀式暨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喬遷慶典在湘潭市芙蓉路46號晶都公館前坪盛大舉行。省、市相關領導出席了儀式，主要領導有：湘潭市市委常委、湘潭市政法委書記廖國鋒，湘潭市副市長楊廣，省經信委原副主任蔣志方，省經信委原副主任、省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主任余柏青、省經信委政策法規處處長陳湘安，湘潭市人大副主任王少庚、湘潭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嚴新民，湘潭市經信委主任劉強，湘潭市人大財經委主任熊躍良，湘潭市司法局局長傅軍等；同時我市相關職能部門、各級人民法院與金融機構代表，律界精英、各大高校法學院專家學者。中小企業代表和社會知名人士齊聚一堂，共慶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與湖南湘晉律師事務所的落成喬遷，同時共同見證「2011年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活動年」的啟動。
儀式由市經信委副主任曾德林主持，中心主任文永康律師首先致歡迎詞並簡要介紹了湘晉律師事務所與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的基本情況與工作近況。我市中小企業代表進行發言後，湘潭市司法局局長傅軍進行了講話，鼓勵湘晉律師再接再厲，繼續充分發揮律師行業在促進經濟建設和社會和諧穩定工作中的作用，也希望為我市律師行業的業務領域的拓展出更多新的契機，
市經委主任劉強發表了講話，充分肯定了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及承辦單位湘晉律師事務所的工作成績，他指出湘潭經濟建設又好又快的發展離不開法制化建設，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與湘晉律師事務所應當為促進我市中小企業健康發展做出更加積極的貢獻，努力為企業提供更新更好的法律產品和更全面更優質的法律服務，並希望2011年湘潭中小企業法律服務活動年能取得圓滿成功。
省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主任余柏青隨後發表了講話，希望法律服務中心在全新的工作環境中能以更新的形象、更高的起點，積極搶抓湘潭經濟加快發展的機遇，作為我省地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的先進表率，更好的為本地經濟增長服務。
最後，市委常委、市政法委書記廖國鋒宣布「2011年中小企業法律服務活動年」活動正式啟動並預祝活動能取得圓滿成功。
儀式結束後，各級領導參觀了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與湘晉律師事務所的新辦公場所，對現代化的辦公設備與濃厚政治法律文化的氛圍紛紛表示肯定與贊賞。
搬遷至1300㎡大型現代化辦公場地後，湘潭市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必將以喬遷新址為契機，積極響應市政府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的號召，開展"企業服務年」專項活動,通過中心律師深入工業園區、經濟專區，建立專項溝通渠道，以向企業提供優質法律服務為根本宗旨，大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咨詢服務，幫助企業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促使企業不斷完善事前法律風險預防體系，及時有效地幫助企業開展司法救濟工作，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增強中小企業法律風險抵禦能力，有效降低經營風險，營造中小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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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社會法治建設
37.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完善公共治理結構，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強化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創新社會管理方式，更加註重運用法律手段調節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解決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推進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加強城鄉社區建設，探索「社區管理社會化」，推進社區公共服務事項准入制度。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推行「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管人」的管理模式。加強特殊人群幫教管理，全面推行社區矯正。加強和完善信息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
38.發展和規范社會組織。大力培育和扶持社會組織發展，力爭到2015年，基本建立起與我省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布局合理、結構優化、功能到位、作用明顯的社會組織體系，充分發揮其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依法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管，健全監管體制，創新監管方式，制定社會組織行為規范和活動准則。建立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制度。實行社會組織信息公開和評估制度。引導社會組織建立行業規范，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強化社會責任，完善誠信自律機制，提高自律性。鼓勵發展社會志願者組織，建立健全志願服務制度，規范志願服務行為。
39.暢通社情民意表達渠道。健全完善公眾參與、訴求表達機制，確保不同職業身份、不同利益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和利益相關方充分發表意見。發揮人大、政協、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以及大眾傳媒等的社會利益表達功能，推行公共決策社會公示、聽證、咨詢論證等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積極主動回應社會關切，促進政府與公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建立社會心理預測、預警機制和社會情緒疏導機制，培育奮發進取、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
40.健全公民權益保障和利益協調機制。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權益。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認真實施就業增收、社會保障、素質提升、全民健康、安居宜居、暢通、安全、解困八大民生工程，依法保障公民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各項民生權利。健全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逐步建立以公正的利益分配、有效的利益調控、暢通的利益訴求表達、有力的利益約束、合理的利益補償為重點的利益協調機制，引導公民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重點做好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進城務工人員、下崗困難職工等社會群體的權益保障工作，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41.健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大力拓展工作領域，健全組織網路，完善工作制度，推動人民調解走上法治化、規范化軌道。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調聯動」工作體系，推廣建立醫療糾紛、交通事故等各類專業性、行業性調解組織，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以案結事了為目標，把調解優先原則貫穿於執法辦案中，積極推行刑事自訴、輕微刑事、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等案件的和解解決模式。暢通行政復議申請渠道，創新行政復議體制機制，探索開展相對集中行政復議審理和行政復議委員會試點工作，充分發揮行政復議在解決矛盾糾紛中的作用。大力發展仲裁事業，依法加強仲裁體系建設，創新仲裁工作機制，努力擴大仲裁覆蓋面，探索建立長株潭「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統一的仲裁機構。完善信訪制度，暢通信訪渠道，依法規范信訪行為，促進信訪與訴訟、復議、仲裁、執法監督相配合，積極引導信訪當事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矛盾糾紛。加強社會矛盾糾紛排查，全面推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健全群體性事件應急處置機制。
42.加強和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深入開展平安創建活動，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措施落實到基層。建立健全點線面結合、網上網下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打防控管一體化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依法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重點加強對城鄉結合部、城中村等治安混亂地區的整治，加大對嚴重暴力犯罪、黑惡勢力、涉槍涉爆、搶劫搶奪盜竊、涉黃涉賭涉毒、拐賣兒童婦女、電信詐騙、金融詐騙等犯罪活動的防範打擊力度，完善反恐處突和應急救援工作機制。積極探索新形勢下群防群治的新途徑新辦法，全面提升社會治安防控能力。 推進文化法治建設
43.依法推進和保障文化強省建設。認真落實文化法律法規和規章，為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依法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保障人民群眾基本公共文化權益。依法推進文化產業發展，促進文化市場主體做大做強。注重運用法治手段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進文化創新。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充分發揮思想道德規范在法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44.依法加強文化市場監管。加大文化市場執法力度，建立健全以綜合行政執法、社會監督、行業自律、技術監控為主的文化市場監管體系，保障文化市場健康有序發展。加強對網路傳播行為和網吧的監管，落實網吧上網實名制，規范網站經營，依法制裁互聯網上的違法行為，凈化網路環境，保障網路傳播健康發展。加強對圖書報刊、影視音像製品、娛樂休閑等重點領域的監管，深入整治非法出版物、違法音像製品和非法營利性演出，嚴厲打擊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損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和社會風氣的行為。 十一、推進「兩型社會」和生態文明法治建設
45.以法制創新推動和保障長株潭「兩型社會」試驗區建設。充分運用地方立法權，加強「兩型社會」和生態文明法制建設。開展針對試驗區改革建設的專項立法，根據實際需要，制定適用於長株潭「兩型社會」試驗區的地方性法規和省政府規章。在「兩型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尚未作出規定的，省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根據先行先試的原則積極創制地方性法規，為全國探索積累經驗。依照國家法律規定，探索制定「兩型社會」的技術規范和技術標准。以法制創新為先導，推進長株潭試驗區體制機制創新和發展方式轉變。
46.加強資源環境執法。推進資源環境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探索在資源環境領域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等工作，實行綜合執法，整合執法資源，提高執法效能。加強執法協調，探索建立區域環境監管執法聯動機制，推進執法手段和機制創新。完善環保信息公開機制和公眾參與機制，增強公眾資源環境意識，加強對資源環境執法的監督。探索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探索設立長株潭資源環境保護專門法庭，強化對資源環境的司法監督，有效保護生態環境，維護公民的環境權益。 十二、加強法制宣傳教育
47.深入開展普法教育。全面實施「六五」普法規劃，在全省公民中深入學習宣傳憲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法律和促進經濟發展、保障改善民生、加強社會管理、反腐倡廉相關法律法規。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加強公民意識教育，增強全省公民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責任意識、義務意識和規則意識。加強國防法律法規宣傳教育，增強公民的國防觀念和依法履行國防義務的意識。重點加強對領導幹部、公務員、青少年、企事業經營管理人員和農民的法制宣傳教育。豐富法制宣傳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切實增強法制宣傳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防止形式主義。堅持法制宣傳教育與法治實踐相結合，用法治實踐推動法制宣傳教育。
48.大力提高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法治意識和能力。各級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帶頭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不斷增強法治理念，提高法律素養，自覺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切實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推動工作、促進發展、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能力。健全落實黨委（黨組）中心組集體學法、政府常務會議會前學法、法制講座、法制培訓、法律知識考試考核制度，各級黨委中心組每年安排集體學法或法制講座。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和公務員培訓機構要把法制教育納入教學課程，加強通用法律知識和與公務員履行職責相關的專門法律知識學習。推行領導幹部任職前法律知識考察、離任評估和公務員錄用法律知識測試制度，領導幹部任職前要考察其掌握相關法律知識和依法決策、依法管理、依法辦事情況，離任時要對其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情況進行評估，將考察評估結果作為任職的重要依據。公務員錄用考試要注重對法律知識的測試。
49.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陣地建設。完善城鄉公共活動場所法制宣傳教育設施。加強法治文化產品創作和推廣，不斷推出各種優秀的法治文化作品。加強法治文化傳播體系建設，鼓勵和引導廣播、電視、報刊等各類媒體辦好普法節目、專欄和法治頻道，鼓勵和引導互聯網、移動媒體等新興媒體開展法治宣傳教育，鼓勵各類文化團體參加法治文化建設。加強高等學校法學學科專業建設，推動法學教育、法學理論研究與法治實踐的緊密結合。
十三、加強和規范法律服務
50.健全法律服務體系。健全完善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司法鑒定、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務體系，全面提升法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不斷拓展法律服務領域，整合法律服務資源，積極為重大工程建設、招商引資、經濟結構調整、信訪、民生等領域提供法律服務。切實維護律師執業權利，依法保障律師履行職務，為律師執業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加強法律服務國際合作，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國外、境外有實力、有影響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和信用評估機構到我省開設辦事處或分所。整合本省律師資源，積極引導律師事務所走專業化、規模化、國際化的道路，著力培育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專業能力突出的大型律師事務所和知名律師。
51.加強法律服務市場監管。完善法律服務市場行政管理與行業自律相結合的管理體制，建立健全法律服務行業的准入機制、執業狀況評估機制、執業獎懲機制。加強法律服務接受者權益保護制度和司法鑒定技術標准建設，建立服務質量糾紛調處機制，切實保護委託人的合法權益。
52.建立健全法律顧問制度。建立健全法律顧問工作體系，積極引導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機關、企事業單位、城鄉自治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提供法律服務。選聘國內外、省內外優秀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組建湖南省法律顧問團。健全政府法律顧問制度，以政府購買和財政補貼相結合的方式，聘請律師和法律工作者擔任政府法律顧問，為黨委和政府科學決策、依法辦事提供專業法律服務。健全農村法律服務機制，為基層和農民提供法律服務。 十四、加強對法治湖南建設的領導和保障
53.加強組織領導。法治湖南建設在省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建立黨委統一領導,人大、政府、政協、司法機關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法治建設推進機制。省委成立法治湖南建設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湖南建設的領導，定期研究解決法治湖南建設中的重大問題。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具體負責指導、協調、督促檢查法治湖南建設各項工作。省人大常委會要根據本《綱要》，作出建設法治湖南的決議。省人民政府要制定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意見。省政協要加強調查研究，為建設法治湖南建言獻策。省高級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檢察院要研究制定促進司法公正的具體意見。各級各部門要根據《綱要》提出的要求，結合實際，研究制定實施意見和配套的政策文件。
54.健全工作機制。建立推進法治湖南建設責任制，明確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職責，明確法院、檢察院以及有關部門的任務，形成統一領導、分工負責、相互配合、上下聯動、有序推進的工作機制和齊抓共管、協同推進的合力。省委法治湖南建設領導小組每年制定法治湖南建設的年度工作要點，明確法治湖南建設的工作責任、重點任務、具體目標和工作措施，分解落實到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建立健全領導小組工作例會制度和聯席會議制度，定期研究解決工作推進中的重大問題。開展法治先進城市、先進縣（市、區）、先進鄉鎮（街道）和民主法治示範村（社區）等創建活動。加強監督檢查和輿論宣傳，營造法治湖南建設的良好氛圍。建立法治湖南建設考核評價體系，制定考核辦法，將考核情況作為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任期目標考核和年度述職報告的重要內容，作為幹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
55.加強隊伍建設。把加強隊伍建設，提高隊伍素質作為推進法治湖南建設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加強政府法制隊伍和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嚴格實行行政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和資格管理制度，加強對行政執法人員的培訓，提高行政執法水平。加強政法隊伍建設，不斷提高人民警察、法官、檢察官隊伍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工作能力，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執法公正的政法幹部隊伍。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實行律師社會責任和職業道德評定，提高法律服務隊伍素質。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提升公務員隊伍法律素質，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注重選拔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和法治意識強，善於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推動發展的優秀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 也許與湖湘與生俱來的靈秀地氣有關，湖南總是在全國率先走出先聲奪人的一步，創造一項項引人注目的成績，「填補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空白」、「建設法治政府的『湖南模式』」……如今，《法治湖南建設綱要》的審議通過，更是讓湖南在法治建設的探索與創新的這個節點更加光芒四射，讓「法治湖南」的名片大放異彩。
美國著名法學家伯爾曼曾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湖南將「法治湖南」提升到法規層面，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文件里，顯然是把「法律」當成必須的社會管理「信仰」，無疑對湖南來說意義重大。
綱要的出台是保障湖南科學發展得以踐行的穩固基石。
周強多次強調，建設法治湖南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湖南的具體實踐，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推進「四化兩型」建設的需要，是省委根據新形勢，立足新起點，順應廣大人民群眾新期待作出的重大決策。他還提出「抓法治就是抓發展，就是抓科學發展」的口號，為此，湖南積極打造一個公開、公平、公正、可預期的法治環境來為科學發展「保駕護航」。但是無疑這會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需要堅持不懈地去推動。《綱要》作為法治湖南建設的行動綱領，會要求湖南按設定的目標持之一恆的走好、走下去，那麼它對於湖南的科學發展之路就像投下了「定盤石」。這個《綱要》會產生強大的推動力，推動湖南盡快的走上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進程，提高整個湖南的法治化水平，讓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在湖南生根、開出奇葩、結出碩果。
綱要的出台是保障人民「四項權益」得以彰顯的重要條件。
法治是政治的重要內容。隨著民主法治建設的深入，人民群眾對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參與，將呈現出越來越積極的發展趨勢。法治湖南的進程，人民群眾應當是積極的建言者與參與者。為此，省委書記周強在湖南省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要「大力推進『法治湖南』建設，切實保障廣大勞動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切實保障湖南人民的四權，是「法治湖南」建設問民意、聚民力、合民心的重要保證。《綱要》的出台，顯然有利於更好維護、實現、發展人民群眾參與「法治湖南」建設的各項權利，為社會各階層成員都能自由的表達自身權益訴求提供了條件與法律支持。由此也就有利於拓展法治建設的內生動力，讓人民群眾成為「法治湖南」建設的重要推力。從而實現上下相得益彰，形成整體建設的合力。
綱要的出台是保障法治政府「湖南樣本」更加出彩的得力推手。
當代中國，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控制模式必然是法治而非人治。只有實行「法治」才能更好的限制權力，約束權力，讓權力在合法合理的軌道上運行。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為起點，湖南開啟了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破冰之旅，之後，《湖南省政府服務規定》作為我國首部關於「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省級政府規章出台。幾個規章的出台，打造了一條依法行政邏輯鏈條，像是在幹部頭上戴上「緊箍咒」，開啟了一場行政機關「作繭自縛」式的革命，並由此打造了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湖南模式」。《綱要》的出台，會讓政府更能「正確地做事」和「做正確的事」，會提高政府按程序辦事的自覺性與主動性;會讓服務老百姓不僅成為廣大幹部的一種自覺意識，而且成為一種法定義務。由此，會推動法治政府這個「湖南樣本」更加出彩出新。
❺ 山西省司法廳發揚傳統堅定信念執政為民主題實踐活動動員會王水成廳長的動員講話
胡錦濤總書記在與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代表和全國大法官、大檢察官座談時發表的重要講話，進一步闡明了黨的十七大關於加強和改進政法工作的重大部署，對政法戰線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落實，努力開創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局面。
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司法行政工作的政治方向。努力在執法思想、執法實踐、執法作風等各方面真正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行政制度，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司法行政工作的絕對領導。要堅持科學發展觀統領司法行政工作。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更有力地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務，使改善民生的要求在司法行政工作中更好地得到落實，使司法行政工作真正符合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
要切實抓好領導幹部的專題學習、帶頭學習，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切實抓好司法行政幹警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普遍教育，把黨的十七大和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直接傳達到每一個幹警和法律服務工作者中去。要把大學習、大討論的成效落實到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上，落實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各項工作上，落實到更好地為促進民生問題解決服務上，落實到促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更好實施上，落實到提高司法行政隊伍素質上，落實到促進山西又好又快發展的各項事業上。
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人民檢察院對訴訟活動法律監督工作的決定》。《決定》在制訂修改過程中，我廳多次提出修改意見。為了加強律師合法權利保障，我廳多次爭取協調省人大常委會，要求檢察機關加強對律師合法權利保障的監督，該內容作為單獨條款最終寫進《決定》。通過檢察機關對律師合法權利進行監督保障將逐步規范化、常態化。
7月7日，省人大常委會召開學習貫徹《決定》電視電話會議，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雅安發表了重要講話，政法各機關主要領導作了表態發言。王水成廳長代表我廳發言指出，《決定》的出台意義十分重大，全省司法行政機關要認真組織學習，特別是工作相關的監獄、律師管理部門要深刻領會精神實質，引導大家把思想統一到《決定》精神上來；要結合實際，堅決貫徹，加強律師管理和指導工作，嚴格規范律師執業行為，加強與其他司法機關的工作聯系與配合，建立健全保障律師參與訴訟活動的制度，積極配合檢察機關對依法保障律師合法權利進行法律監督，保障律師依法享有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切實解決律師執業「三難」的問題，積極推動《山西省律師執業條例》修訂工作；要嚴格措施，狠抓落實，逐步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和措施，在貫徹落實上下功夫，在取得實效上下功夫，對於不按《決定》要求、執行不力的，要依法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責任，切實保障《決定》貫徹到位、落實到位。
❻ 法律服務所的開業宴會講話
有哪些各級領導？
❼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❽ 法律宣講具體內容怎麼寫
同志們：
這次全縣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傳達貫徹全市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精神，總結我縣「四五」普法工作，表彰「四五」普法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部署「五五」普法工作任務，扎實有效地推進依法治縣進程，為實現我縣「166」工作目標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等一下，**書記將作重要講話，請大家一定要認真學習領會，抓好貫徹落實。下面，我簡要總結全縣「四五」普法工作情況，並對新形勢下做好「五五」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談幾點意見：
一、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我縣「四五」普法工作取得新成效
在縣委、縣政府的正確領導和縣人大的有力監督下，我縣的「四五」普法工作進展順利，成效明顯。法制宣傳教育基本實現了從提高全體公民法律意識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質的轉變，從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轉變，全體公民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素質和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明顯提高，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積極推進依法治縣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過去的五年，是普法教育全面鋪開，公民憲法觀念和法律意識明顯增強的五年。五年來，全縣重點宣傳普及了42部法律法規，組織幹部群眾學習了《憲法》，《行政許可法》和WTO基本法律知識，全縣20.7萬名普法對象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普法教育。憲法的宣傳已實現制度化，每年12月4日前後，我縣都採取有力措施組織聲勢浩大的法制宣傳活動，著力增強全縣公民的憲法意識，在全縣形成崇尚憲法，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的濃厚氛圍。 「嚴打」整治斗爭法制宣傳月、傳染病防治法宣傳月和稅法宣傳月等專項法制宣傳教育活動蓬勃開展。送法下鄉、送法進社區、送法進企業、送法進學校等服務群眾面向基層的普法活動步入了制度化、規范化軌道。通過深入廣泛的宣傳普及活動，主要法律基本知識已被多數幹部群眾所掌握，廣大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嚴格履行法定義務的觀念和能力明顯增強，決策依法、遇事找法、辦事按法、解決問題靠法逐步蔚然成風。
(二)過去的五年，是法律素質教育深入開展，依法行政、依法辦事能力明顯提高的五年。根據「四五」普法規劃確定的重點對象，我縣先後出台了關於加強領導幹部、企業經營管理人員、青少年學生、農村基層幹部、進城務工人員法制教育的意見，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則，明確了學法的主要內容、形式載體、方法措施、檢查考核等，初步搭建了幾類重點普法對象的法律素質教育平台。各級黨組織建立並堅持了中心組學法制度，縣人大任命的領導幹部實行了幹部「任前考法」制度，全縣有近800名副科以上幹部連續5年集中考法；制定並落實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我縣公職人員法制教育的實施意見》；全縣二百多名村書記、主任參加了全省統一組織的農村民主法制建設理論與實踐的培訓與考試；先後舉辦了10多期由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參加的市場經濟法律知識培訓班；全縣中小學配備了法制副校長，基本做到法制教育的計劃、課時、師資、教材「四落實」。通過學習培訓、考試考核，提高了重點普法對象的法律素質和依法辦事的水平。
（三）過去的五年，是依法治理工作縱深推進，依法治縣進程明顯加快的五年。我縣認真抓好規范性文件制定，抓好司法、行政執法、法律服務、法律監督等各個環節的工作，依法治縣水平明顯提高。各部門、各單位以建設法治政府為切入點，依法建章立制，積極推進各項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規范化，依法管理經濟社會的能力明顯增強。以依法行政工作為重點，結合實施《行政許可法》，依法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努力抓好「10+1」體系，特別是產權交易體系建設，大力推進了部門（行業）法制建設。以「四民主、兩公開」為抓手，廣泛開展「民主法治示範村」創建活動，全縣現有1個省級、3個市級、29個縣級「民主法治示範村。」全縣各行各業、各個層面依法治理工作的開展，有力推進了依法治縣的進程。
（四）過去的五年，是普法依法治理成果豐碩，社會法治環境明顯改善的五年。五年來，法制宣傳教育緊扣石城經濟社會發展這一主題，圍繞新農村建設、10+1體系建設、招商興工、爭資爭項、和諧平安創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中心工作；圍繞「打黑除惡」、「兩搶一盜」等「嚴打整治」專項斗爭；圍繞土地徵用、房屋拆遷、企業轉制、涉法涉訴上訪等熱點難點問題，加大法制宣傳力度，推動各項事業納入法治軌道。工作中，特色多、經驗多、亮點多。如2001年結合「三個代表」學教活動開展的農村法制教育；2002年的「十村百戶千人」學法用法活動；2003年防治非典大型「普法超市」和全縣公職人員法律知識競賽活動；2004年的憲法學習宣傳活動和自行組織力量編寫《農村實用法律知識簡明讀本》一書，向農民朋友贈送近萬本，這一系列活動的開展都產生較大反響，有力服務了石城經濟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