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

A. 如今法律援助存在哪些問題

法律援助的形來式有好多種自類，從你的言語中可以看出來是屬於家庭內部矛盾的。因而這是屬於民事法律調整的范圍，具體而言應該是婚姻法的范疇。解決你的問題，應該有民事法律訴訟形式的代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第十條公民對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項，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對前款規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項作出補充規定。公民可以就本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事項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咨詢。關於孩子撫養權的問題，應該是屬於確認之訴。而你的情況，根據上訴條款，不屬於以上情況。不能夠找法律援助。

B. 刑事法律援助辯護的適用情形有哪些

根據《刑抄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的規襲定，必須指定辯護適用的情形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第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C.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的問題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與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間的矛盾較突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有眾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別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和普法宣傳的深入，廣大群眾尤其是社會特殊群體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特別是援助案件范圍擴大後，須援助案件數急劇上升。以工傷和勞動合同糾紛為例，2010年羅庄區仲裁委辦理293件，今年辦理188件，上述案件中，根據上級文件規定，凡是農民工的都屬於法律援助案件，每年就有15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於列入區財政辦案補貼經費較少，能夠用於法律援助的資源有限，受到人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僅限於刑事指定辯護案件以及經濟特別困難的當事人尋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許多依法可以獲得法律援助的事項，我們還無力顧及。
（二）是法律援助隊伍人員編制不足、專職律師缺乏。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依託基層司法所設立的，人員由司法所人員兼任。目前我區各基層司法所佔編人員僅1個，既要負責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負責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這無疑增加其工作負擔，影響工作效率。其次，專職律師缺乏，目前羅庄區法律援助中心在崗的只有一名專職法律援助律師。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不高。由於經費的制約，該區訴訟案件辦案補貼發放辦法是2006年制定的，訴訟案件每件補貼500元。2012年制定了非訴調解案件補貼辦法，每件補貼50元，有時連律師支出的交通費都難以沖抵，導致律師辦案熱情低。有些承辦人員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過場，准備不認真細致，直接影響案件質量；有的法律援助承辦單位將援助案件大多交由年輕律師和實習律師辦理，缺乏資深律師必要的指導，辦案質量不高。
（四）是經濟困難證明缺乏完善的制度。1、雖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但公民如何證明自己達到經濟困難標准，現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實踐中的做法是要求公民提供鄉鎮或者街道政府蓋章確認的經濟困難證明。申請人到鄉鎮街道出具證明較為困難，一是街道未必配合；二是街道未必了解情況，也不願出具。2、對於申請人提供的經濟困難證明是否屬實，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力和財力幾乎無法向有關機關、單位查證。
(五)是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銜接機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不完善。1、在《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十八條做出了救助應援助，援助應救助的規定，但相互之間的銜接缺乏具體的制度。2、刑事法律援助與法院的配合，在《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二條做出了規定，但目前與公安、檢察尚無明確有效的配合機制。
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不但要向人民群眾宣傳，還要向領導幹部宣傳，讓他們真正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國不可或缺的事業，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事業納入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從人員編制和經費保障等方面保障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提高辦案質量方面。應建立資深律師優先辦案制度，根據律師專業優勢，建立資深律師名錄，根據案件分類，優先指派相關專業的資深律師承辦。因縣區律師人數較少，專業面較窄，對有些專業案件指派律師可打破地域限制。
（三）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1、建立最低經費保障標准。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一項社會事業，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主要由政府財政負擔，納入同級財政預算時，應當根據當地人口，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最低經費保障標准。2、積極開辟多元化資金保障機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但如何接受、由誰接受捐助卻沒有明確。可參照慈善基金和光彩基金的模式，在市、縣（區）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會，依法募集社會的捐助。也可在慈善基金中設立法律援助專項基金，通過慈善基金會接受社會捐助，並明確政法系統的捐助列入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用於法律援助事業。
（四）建立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只是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因此，應在全省或全市范圍內制定統一的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我們的做法是讓村居、鄉鎮街道司法所、民政所參與出具經濟困難證明，並由司法所代為向申請人單位或村居核實。這樣不但了解情況，也方便申請人。
探索建立困難群眾申請法律援助免審查經濟困難制度。應與民政部門聯系，建立困難群眾資料庫，將城鎮低保、農村低保等群眾納入，凡是困難群眾資料庫中的，申請法律援助均免審查經濟狀況。這樣方便群眾，無需申請人再到村居、鄉鎮街道開經濟困難證明。
（五）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的銜接應由司法行政機關與法院聯合出台具體規定，就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轉司法救助程序、公函樣式和負責部門作出具體規定。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我們的做法是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派代理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直接與申請人簽訂協議，安排律師代理訴訟。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應由政法委牽頭盡快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我們與法院的做法是由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定辯護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指派律師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D. 法律援助問題。

那就起訴離婚，你弟弟多大了？你媽媽起訴離婚以及要你弟弟的撫養權，分割財產，大體這三項。還有實施暴力的時候記得報警，有傷去醫院看傷，虐待兒童，對於你媽媽離婚及要回你弟弟撫養權有好處。

E. 當前基層法律援助存在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問題：
宣傳力度不夠。群眾對法律援助的知曉程度還不是很高，還有不少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困難群眾因為不知道法律援助而沒有從這一惠民工程中受益。
服務水平不高。由於受司法工作人員少，業務能力限制，法律援助工作與人民群眾的需求還有一定的差距，法律援助服務能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經費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離不開經費保障，但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經費不足。

幾點建議:
加大法律援助宣傳力度。廣泛深入宣傳法律援助制度，積極拓寬宣傳渠道，不斷創新宣傳形式，增強宣傳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讓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貧弱群眾了解並運用法律援助的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斷增強法律援助實效。
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設。按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完善鎮鄉街法律援助工作站相關設備，方便困難群眾就地申請法律援助。
突出法律援助工作重點。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重點加強對弱勢群體和困難群眾的法律援助，切實解決基層困難群眾打官司難的問題。根據特定困難群體的特定需求，組織開展對農民工、殘疾人、未成年人等群體的專項服務活動，總結經驗，提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和社會效果。
強化保障措施。健全完善政府對法律援助的經費保障機制，加大對法律援助的資金投入，把法律援助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逐步建立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捐助為輔的資金保障機制，保證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F. 法律援助的相關問題

海南省法律援助中心

時間：2002-2-9

工作職責
一、制定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發展規劃和年度實施計劃；

G.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有哪些思考

1、《法律援助條例》對刑事案件可以申請法律援助的情形作了規定。
2、法律依據：《法律援助條例》
第十一條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第十二條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第十三條本條例所稱公民經濟困難的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和法律援助事業的需要規定。
申請人住所地的經濟困難標准與受理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所在地的經濟困難標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所在地的經濟困難標准執行。

H. 論述：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建立已經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實施中出現了在宣傳、經費、援助案件結構、配合協調機制、人才等方面的問題。本文就此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在現有條件下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稱法律救助，其具體含義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及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它作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行為，在一國的司法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在過去的十幾年發揮了良好的社會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和相關因素的制約，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輕」現象嚴重，影響著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規定明確，指定辯護制度渠道通暢。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審判機關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會有法律援助機構的響應。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個人的名義申請，且刑事被告有國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檢、法三機關的執法程序和紀律要求為保證。而民事權益被侵害的弱勢群體，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難，如果沒有法律援助就難以有有效途徑主動向其提供保護，因此，他們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這種嚴重的「刑重民輕」現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置簡單，人才缺乏。因為經費和重視程度等種種原因，縣市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很多沒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機構的人員絕大多數是採用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形式配備，這些人員很多不具備系統專業的法律知識和素養，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而且類型多樣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而且，我國律師等法律服務人員分布極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弱勢群體集中的貧困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分布很少。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難。
（三）經費緊張而且沒有保障機制。當前的法律援助經費十分緊張，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法律援助經費短缺更為嚴重。個別縣市甚至將法律援助機構設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完全背離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條例》雖然規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但是，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按時撥付的為數不多，更不用說按實際需求撥付和隨經濟發展遞增了。法律援助機構很多都是年年申請打報告，然後是結果未知的等待。實際工作中要麼拖欠法律援助辦案補貼，要麼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機關和勞動、社會保障等相關部門缺乏對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機制。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雖然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機關採取第一次強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獲得法律幫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實際中僅限於出庭辯護。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這一重要的階段被人為省略了。偵察機關、檢查機關沒有與法律援助機構聯系的意識和機制，法律也無具體規定。很多關鍵證據的取得需要勞動和社會保障、工商、醫療衛生、鑒定等部門的支持，這些部門要麼不作為，要麼相關費用高昂，同樣缺乏與法律援助相對應的制度。
(五)宣傳工作不到位。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關部門因為對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積極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傳工作和受眾脫節，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政府以及財政等相關部門對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階段，對於其社會作用、具體工作開展情況和條件、社會需求規模、經費開支和人員配置以及和相關部門的工作協調基本不知情。也就談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幫助，導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機關一家支撐。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明確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條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數量，緩解刑事援助案件嚴重擠占民事援助經費的現象。各地應盡快明確《法律援助條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圍」、「經濟困難的標准」等授權規定事項，明示並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請范圍、條件和程序。應當逐步建立起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與法律援助機構的聯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員的執業環境，幫助和支持他們完成援助任務。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機構應會同人民法院、鑒定機構、仲裁機構等部門，制定出全部認可和統一的法律援助審批文書。工商、衛生等職能部門也應當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給予法律援助機構支持和幫助，建立經常性的聯系協調機制，從而真正暢通整個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頓落實基層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建立律師業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間和各地域之間的人才共享機制。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立、經費撥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責任機制應監督落實。在法律援助機構人員無法滿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過律師協會或司法行政機關直接協調，利用和律師業之間的人才共享，緩解目前法律援助機構的人才瓶頸。同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從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中選任人才充實到法律援助機構中，逐步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缺乏的狀況。再者，法律援助機構應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員共享機制，建立較大區域范圍內的律師庫或法律援助人才庫並使之聯網，區域內的各法律援助機構都可以在未完成當年援助任務的律師或法律援助人員中選派人員進行援助，以實現區域內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政府投入與行業奉獻、社會贊助相結合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首先應爭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爭取中央和省級財政撥付法律援助專項經費，用於扶持貧困地區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對每個案件辦案補助標准與實際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證律師等援助人員工作的無償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響力，號召各種社會力量進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組織，按各地實際需要解決一定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
（四）加強對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讓社會各界和弱勢群體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結合當前以人為本和倡導社會公正的執政理念，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宣傳，讓他們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重大支持，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同時，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要深入基層。最後，宣傳還要有意識地為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助打下基礎。
法律援助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會各種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斷完善和發展，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維護其合法權益，讓法律公正更廣泛地得到體現，為中國的法治化進程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I. 淺談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謂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訴訟領域中保持控訴平衡、保障社會弱者平等訴訟機會的一種實現司法正義的制度設計。簡言之，就是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援助。具體的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為貧窮的、無力支付法律費用或其他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免費提供辯護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隨著社會民主和法制的發展而體現出的對人的主體性權利的尊重的一種制度設計，在專制社會和人治社會是無從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司法公正不受影響，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從現實上得到體現，從而堅定公民對政府及社會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 （一）訴訟正義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則之一。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律規定人人都有委託或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作為一種商業性非常強的職業，律師為委託方提供法律服務，委託方支付相應的費用，這是律師維持其生活的一大來源。然而，刑事訴訟中並非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能力聘請律師，這就有可能導致因為財產狀況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權利不同，從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成為水中月、霧中花。「相對於裁判職能而言，控辯雙方訴訟權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維護訴訟構造平衡，保證訴訟公正所必需的。」[3]為實現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避免當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澀而在法庭審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為了實現「看得見的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應運而生。 （二）實現「控辯平衡、平等武裝」。 在狹義刑事訴訟中，[4]由於行使追訴權的一方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並掌握各種必需手段的國家機關，而被追訴方往往處於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顯然與行使追訴權的國家機關不可同日而語。在廣義上的刑事訴訟之審前階段，被指控者往往處於被羈押狀態，控辯雙方地位、力量上的差異之懸殊顯而易見。因此，為了保護人權，保證訴訟參與原則的充分實現，無論在審判階段，還是在審前階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維護被害人權利。 以往談及刑事法律援助時，我們自然而然地認為其對象屬於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遠離了該范疇。有學者在對刑事法律援助下定義時認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規定對那些經濟困難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執業律師義務承擔刑事辯護和幫助的法律制度。」[5]筆者以為，出於公平與正義的理念，從道義上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當性基礎，因此，維護被害人的權利理應成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狀 （一）立法現狀。 我國於1994年開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中得以體現，其第34條規定：「（1）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2）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3）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採用的是指定辯護的方式。該條第一款實際上是一種「任意的指定辯護」，法院對於指定辯護人的選任問題具有自由裁量權。第二、第三款規定的指定辯護則是法院的義務，如果法院不履行這一義務，則其所進行的訴訟行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當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當事人提出上訴、檢察院的抗訴而被上級法院裁判無效。[6]這種辯護即所謂的「必要的指定辯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7條規定：「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定辯護人：（一）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準的；（二）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三）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五）具有外國國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七）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我國律師法第41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第42條規定，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 國務院於2003年7月21日頒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條例》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一部專門規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規。其第11條規定：「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第12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二）實踐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國首家法律援助組織——武漢大學弱者權益保護中心成立以來，現代意義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漸在中國開展了起來。隨著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出台，在全國按照行政體系迅速展開了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師事務所自主決定為輔；律師義務援助為主，政府財政適當補償為輔；審判階段為主，其他訴訟階段為輔的刑事法律援助體系。但是由於各項工作起步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突出體現在： 1、法律援助方式單一。 通觀我國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辯護律師援助和應當事人的申請而提供的援助。而且，應當事人的申請提供援助時一般還需要進行審查。對審前階段和審判階段的法律援助沒有區分情況，只是籠統地規定了可以對受援對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實施人員范圍限於律師。 在實踐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體往往限於律師，而且，我國《律師法》認為律師實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義務，對律師不履行義務的後果規定的相當嚴厲。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證案件的質量。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極大地影響了律師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積極性。實際上，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律師是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此外，由於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律師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師在執行法律援助工作時往往疲於奔命，費力不討好。 3、援助對象范圍較窄。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對刑事法律援助對象做了具體的規定，援助對象由過去限於被告人擴大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訴人、被害人。但是，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規定，我國將援助對象嚴格限於「經濟困難」以及幾類特殊的群體，顯然援助對象范圍有過於狹窄之虞。 4、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視對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的幫助。 《法律援助條例》第11條規定了在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往往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對符合指定辯護條件的，會主動為被告人指定辯護。但處於審前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則似乎沒有那麼幸運了。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偵查機關、審查起訴機關沒有義務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而且，實踐中往往會以偵查涉及偵查秘密為由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設置重重障礙，援助者也忽視或不願意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獲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