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遂宜律師事務所

① 父母出錢給兒女買房法律上怎麼判

案例1 借款
父母出資給女兒女婿買房，女兒女婿打離婚官司後，父母主張這筆錢系借款，將女兒、女婿告到法院，得到法院支持。

而女婿黃某稱，對於收到二原告的70萬元用於購買房屋沒有異議，但原、被告之間從未有借貸關系。原告起訴的真實目的是與被告余某莎惡意串通，偽造夫妻共同債務，多分夫妻共同財產。被告余某莎則認同原告的說法，認為這筆錢系借款。
出人意料的是，原告出具了女婿黃某的父親黃某康出具的《證明》，載明其兒子、媳婦因購買房屋於2013年3月向毛某、余某借款柒拾萬元整。黃某康解釋，這份《證明》確實是他寫的。「我對兒媳婦很認可，但兒子對我們雙方老人都很不好，媳婦比較講理，她讓我寫這個我就寫了，兒子對岳父母不好，人家當時給了錢給我兒子媳婦買房子，我認為兒子作為男子漢，借的錢應該還。」黃某康還表示，自己知道房子是二原告出錢購買的。
法院判決
父母沒有義務給子女買房 這筆錢系借款
成都高新法院經審理認為借貸關系成立，判決被告黃某、余某莎償還原告余某、毛某借款本金70萬元。 法院認為，考慮到被告余某莎與二原告之間的親屬關系及二被告處於處理離婚糾紛過程中，僅憑被告余莉莎個人出具的《借條》及其陳述顯然不足以得出涉案款項系借款的結論。但二原告出示的被告黃某父親黃某康出具的《證明》經核實確系黃某康本人書寫，能夠證明款項發生之時及之後，二原告並沒有向二被告表示其支付的70萬元系贈與。
判決書這樣寫道：法律意義上，父母沒有義務出資給子女買房，因為子女成家立業生子之時已經不屬於父母履行撫養義務階段，恰恰相反，此時的子女應當向父母履行贍養義務，而以近段時間的房價而言，父母在子女購房時的資助往往都是幾十萬元，這可能是他們一輩子的心血，在本案中原告毛某更是通過先行向銀行貸款取得絕大部分款項後再行支付給二被告，在這種情況下，父母提供購房款的行為更多的帶有暫時資助的性質，沒有明確約定還款時間不代表即為無償的贈與。在無明確證據證明原告系基於贈與向二被告支付相應款項的情形下，綜合款項的支付過程、支付方式及其他相關證據，本案款項的支付應為借款而非贈與。
黃某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後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黃某不服二審判決，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四川高院經審理後裁定：駁回黃某的再審申請。
雙方父母出錢買房
離婚後男方父母向子女討錢
朱某光與齊某於2013年10月結婚，二人准備購買位於成華區雙橋路的房屋，總價76萬元，於是向雙方父母表明買房意願，男方父親朱某革於2014年4月21日向朱某光轉款5萬元，而齊某的父母也出錢63萬元。房屋購買後登記為朱某光和齊某二人共同所有。
2016年6月8日，朱某光、齊某共同向齊某父母補借條稱，借款63萬元，用於支付購買位於成都市郫縣銀潤南房屋的部分首付，以及購買成都市成華區雙橋路房屋的部分房款。
然而，朱某光與齊某二人情感破裂，2017年7月18日經法院判決離婚，並平均分割上述借款所購兩套房屋。 男方父親朱某革認為，當初的5萬元系借款，於是將兒子朱某革和兒媳齊某告到成都成華法院，請求法院判決二被告向原告償清借款5萬元。 兒子朱某光作為被告辯稱，原告所訴內容屬實，二被告應當向原告償還借款。但兒媳齊某則辯稱，公公所訴內容不實，這5萬元是基於二被告剛結婚，原告作為男方父親按照風俗贈送給子女的購房款，從未向她表示過這是借款，在她和朱某光離婚前也從未要求過償還。
法院判決
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存在借貸合意 這筆錢是贈與
庭審中，朱某光主張因二被告共同購房，所以均向各自父母求助請求借款，借款時均未向雙方父母出具借條，後因二被告婚姻出現問題，遂在齊某及其父母逼迫下出具前述借條，但為挽回婚姻，未讓齊某為自己父母補出具借條，而齊某則主張朱某光父母出資幫助購房均為贈與款，其父母出資幫助購房均為借款，且不存在逼迫。
2018年2月，法院經審理認為，這5萬元應當認定為贈與，而非借款。判決書載明，民間借貸的出借人必須同時舉證證明雙方存在借款事實及借款合意。從借款事實分析，本案雖然能夠確認原告朱某革向被告朱某光轉款5萬元，但是該轉款本身在性質上無法自證是借款，還是贈與，抑或其他經濟往來款項。
法院認為，相關司法解釋實際已將父母出資性質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借貸的父母，而不是接受贈與的子女，其源由在於，借貸相較於贈與更容易證明，借貸的立據慣例相較於贈與的被動接受更容易留存證據，而現有國情中，基於雙方親緣關系亦決定父母出資為贈與的可能性高於借貸，所以父母一方不能就出資為借貸提供充足證據的情形下，一般宜認定為對子女的贈與。 此外，判決書還強調，本案中，涉案轉款發生在2014年4月21日，金額相較於購房款不大，距離被告於2016年7月提起離婚訴訟有兩年多時間，期間原告並未就此向二人主張為借款性質，與被告朱某光在提起離婚訴訟前向被告齊某父母補出具63萬元借條明顯不同，原告在無足夠證據證明雙方確實存在借貸合意的情況下，上述款項為贈與性質更高。
律師支招
出資時可讓自己子女寫借條 無須告訴對方
兩份判決，判決結果迥異。
對於婚後子女購房，父母出資未明確出資性質時，應如何評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當認定為贈與，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認定為借款。究竟該如何認定？又該如何預防此類糾紛？記者為此采訪了多位律師。
這筆錢首先應當推定為贈與，因為父母給子女出資，相當於對子女家庭的祝福、幫助。在推定為贈與的情況下，父母應拿出充分的證據證明這筆錢是借款性質，如果不能完成舉證，就只能視為贈與。可以列舉的證據不一定是借條，還可以是轉賬時的備注。
對於如何避免此類糾紛，吳傑臻認為，全額出資然後將房屋寫到自己孩子一個人名下是最有保障的辦法。但現實中可能沒法實現，那麼父母可以書面明確表示這是贈與還是借款，贈與的話又是贈與給誰。吳傑臻表示，有時礙於情面確實不方便讓對方寫借據，但父母完全可以讓自己子女寫借條，而無須告訴對方，因為只要這筆錢是用於買房、夫妻共同生活，就不需要夫妻雙方知情同意，不會被認定為個人債務。
在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律師羅柯看來，父母給自己買東西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得出結論認為父母給子女買的東西一定就是贈與。 「不能用親情代替法律思維。從法律上講，父母和子女都是獨立的個體，財產是個人所有。在這類案件中，對於這筆錢是怎麼取得的，雙方都有舉證責任，主張是贈與的一方也要舉證證明這筆錢是贈與的，而且不能只用傳統觀念當證據。」
假如雙方舉出的證據都不充分，那這筆錢該如何認定？
羅柯認為，這時法院應該向雙方調查父母為何把錢給子女，如果是子女主動提出買房差錢，即使父母礙於情面沒有明說是借或者送，這筆錢是借款的可能性更大，而如果是父母主動提出給子女，那麼贈與的可能性就比較高。
羅柯認為，取得錢的一方舉證責任更大。「父母拿不出借條並不意味著這筆錢就不是借的，按照常理，我的錢到你那裡去，只要我不說是送的，性質上一般就是借的，家庭關系並不足以導致這種情況發生變化，法律上應該遵從同一種標准。」
四川方策律師事務所律師郭剛認為，這類案件一般被認定為贈與的可能性會更高。「親人之間的借貸關系相對來說可信度很低。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離婚或離婚後，由於兩個被告一方是姻親一方是血親，因此證人證言和敘述的真實性比較低。」
在郭剛看來，一般情況下財物是不可能送的，應當謹慎認定，但是，具體到父母和兒女的資金往來，贈與的可能性還是比借款的可能性高，而且《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了「當事人結婚後，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

人品一文不值。

消息來自鳳凰網。

② 李順是誰

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李順
1994年7月～1998年8月，在中國建築材料工業建設蘇州安裝工程公司工作，參加湖北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00T/D生產線、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三三零廠2000T/D生產線、重慶水泥廠2000T/D生產線等項目的建設，時任技術員、工程師。 1998年11月進入江蘇蘇州沉浮律師事務所工作。2001～2002年受聘擔任崑山恩斯克有限公司（NSK）法律顧問，2003年起擔任蘇州中材建設有限公司（sinoma）、優盛醫療電子（上海）有限公司（ROSSMAX）、崑山乙盛機械工業有限公司（Eson）等企業的法律顧問。 代理過楊春明故意殺人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蘇中刑初字第116號）、寧波第十九冶金建設有限公司訴崑山捷力鋼品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江蘇省崑山市人民法院【2000】昆民初字第1194號）、中國建築材料工業建設蘇州安裝工程公司訴湖北鄂城水泥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湖北省鄂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鄂州法民二初字第40號）、中國建築材料工業建設蘇州安裝工程公司訴浙江三源集團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金中民一初字第79號）、蘇州工業設備安裝集團有限公司訴崑山堯晟光電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蘇中民二初字第11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6】蘇民二終字第0137號）、中國建築材料工業建設蘇州安裝工程公司訴重慶水泥廠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民初字第148號）、上海滬城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訴蘇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蘇中民一初字第0151號）、蘇州中材建設有限公司訴重慶金江水泥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9】渝一中法民初字第247號）等訴訟案件；處理珠海禾申堡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資產拍賣（廣東省珠海市斗門區法院）、申堡材料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股權拍賣（台北地方法院）等非訴訟法律事務。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李順
李順，男，漢族，1976年2月出生，重慶市人，1999年6月入黨，1996年7月參加工作，在職研究生文化程度。現任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1992.09--1996.07青海省交通學校汽車運用工程專業學生； 1996.07--2000.09青海省格爾木市河西辦事處工作； 2000.09--2006.11青海省共青團格爾木市委副書記、2003.04任書記，2006.07任副縣（其間：2003.09-2005.12在青海省委黨校社會學研究生班學習）； 2006.11--2009.11 青海省格爾木市城市管理局局長; 2009.11--至今 任現職。
編輯本段古代李順
大蜀王李順
李順(?--995),青城(今四川灌縣西)人,茶農出身。993年2月，西川大旱，官府賦斂急迫，逼得農民失業，以王小波為首的百餘農民在青城起義。王小波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口號，附近農民聞風而動，群起響應，義軍發展到數萬人，一舉攻佔青城縣，又轉戰邛、蜀各州縣，攻克眉山縣，活捉縣令齊振元，義軍聲威大振。12月，義軍攻江原縣，王小波陣亡，眾推舉其妻弟李順為領袖。李順號召鄉里富戶大姓，征調糧食賑濟貧乏，故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許多州縣被義軍攻佔。994年1月，義軍攻佔成都，李順稱大蜀王，改元「應運」，設官置署。宋王廷震恐，派大軍前往鎮壓，義軍奮戰不敵，殉難者3萬餘人。5月，成都破，李順陣亡，義軍余部又在張余領導下繼續戰斗，直到995年才最後失敗。
侍衛李順
李順(1179～1261)，字服之，長清亂灘里人。他任嚴實身邊侍衛30年，毫無抱怨，盡職盡責。他在鄉里時當過千夫長，任過副統，不久升為都彈壓。1240年任「東平路都鎮撫」。處事果斷。不久晉為德州防禦總管。李順「簡租賦明、勸課抑豪」，善於治理地方，不到一年，考課是各郡最好的。朝廷命向東平徵兵。他徵集3萬名，被授「行軍千戶」。後從東平移鎮甬上時，兼領保靖郡節度使，代管萬戶事。臨終前，告誡子侄要孝悌勤儉。李順死後，長子李世英襲爵行軍千戶，選充侍衛親軍千戶，兼屯田總管。
北魏大臣李順
李順[1]，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為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 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眾，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為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為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 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觀也。」世祖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 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腳不隨，不堪伏拜。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幾，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雲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跽，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勛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截馘，所在成觀。除盪暴虐，存颻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雲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己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為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為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後啟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懺，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雲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末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且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廊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 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末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盪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克以不？」順對曰：「臣疇日所啟，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 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召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雲：「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 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

③ 私自開挖荒山怎麼處罰

5月17日，王村森林派出所配合歙縣人民法院行政庭前往歙縣王村鎮橫聯村鳳儀組「連次塘」山場，對當地村民儲某未經審核同意擅自改變林地用途責令限期恢復原狀強制執行案送達裁定書，要求儲某盡快將其所挖山場恢復造林。

儲某系歙縣王村鎮橫聯村村民，因2018年7月份，未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主管部門審核同意，使用挖掘機擅自在歙縣王村鎮橫聯村鳳儀組「連次塘」山場內挖山取土、採石，改變用材林用途林地面積610平方米，折0.715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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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村森林派出所於2018年7月18日對當事人儲某作出罰款6100元並責令限期恢復原狀的行政處罰。儲某雖繳納了罰款，但是並未將山場恢復原狀，王村森林派出所於2019年2月21日向儲某送達了履行行政處罰決定催告書，在儲某逾期仍未恢復林地的情況下，提請歙縣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恢復原狀。

儲某在現場向法官和民警一再表示自己挖山取土都是為了修路做公益事業，本來就不賺錢，現在要恢復林地還要花很多錢，他覺得很冤枉。法官和民警耐心地向儲某宣傳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並告訴儲某無論他挖山的出發點是什麼，是否盈利，他的行為都是違法的，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必須盡快修復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儲某必須在10日內完成林地恢復工作，並強調會在10日後再次前來檢查，如果儲某仍未開展林地恢復工作，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儲某在現場答應了在10日內完成林地恢復工作，接受行政裁定。

④ 法律案例5條，急用！！！！！！！！

女模特酒後死亡 父母索賠敗訴

沈義 羅彬 張意培

正義網重慶3月1日訊（記者沈義 通訊員羅彬 張意培）一名參加模特大賽的選手，培訓期間參加聯歡會時休克，隨後死亡。其父母起訴主辦方和承辦方，索賠29萬余元。2月9日，重慶市渝中區法院依法判決駁回了死者父母的訴訟請求。

法院審理查明，2005年7月7日，當時17歲的小露（化名）報名參加了2005年新絲路重慶模特大賽，並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復賽。這時，重慶世紀信達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下稱世紀信達）作為承辦單位，安排參賽選手到萬盛區黑山谷風景區內響水村賓館，進行為期4天的封閉式培訓。

在賓館的最後一夜，也就是8月24日晚，世紀信達和另兩個協辦單位在賓館舉行聯歡會。聯歡會上，三家單位為選手們提供了啤酒。當晚11時30分左右，小露突然休克暈倒，次日1時46分在萬盛區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醫院對小露的死亡診斷為：「猝死？支氣管哮喘？」同年8月26日，市法醫學會鑒定為：小露的血液中檢出乙醇，含量為62.74mg/100ml。

小露父母隨後起訴了大賽的主辦方、承辦方等。他們訴稱，世紀信達作為承辦單位，和培訓單位、協辦單位一起組織聯歡活動，提供了酒水。女兒在當晚飲酒後休克，由於沒有得到正確救治，導致死亡。另外，女兒才17歲，是未成年人，這些單位在組織比賽中沒有盡到對未成年人的監護義務，向未成年人提供含酒精飲料，存在過錯。

世紀信達公司辯稱，選手是自願參加聯歡會的，當晚沒有任何培訓老師要求小露喝酒。而小露在報名時隱瞞病史，未說明患有支氣管哮喘。醫院出具的證明上寫的是死因不明，由於小露父母拒絕屍檢，因此小露的死亡與飲用了啤酒不存在因果關系。其他幾個被告單位也表示沒有責任。

法院認為，小露父母明知女兒有支氣管哮喘病史，但並未向大賽組織者說明，以致在事發後，幾個被告難以採取相應急救措施。而在其休克後，被告也積極聯系醫院就醫，履行了救助義務，在主觀上並無過錯。同時，小露的死亡診斷和鑒定報告也未說明死亡原因。因此，此案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小露飲酒與其死亡或發病猝死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為此，駁回了小露父母的起訴。
這是民事的！

村委會告甘肅省政府案宣判 原告訴訟請求被駁回

因兩個土地使用權證的問題，村委會一紙訴狀將甘肅省政府推上了被告席。這起社會影響頗大的「民告官」案，於昨日進行了一審宣判。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後對其中一證審理後認為：被告省政府向第三人頒發「4350」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行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而原告村委會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法規，因此其主張的請求不能成立。據此，一審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並由原告承擔此案的受理費。

法院查明:土地使用權變更過程事實清楚程序合法

1958年，五○四廠（此案第三人）經國家批准選址，正式開工建設。 1965年，國家共批准徵用土地 1178.838畝，用於該廠生產廠區和福利區的建設用地。此案訴爭的土地為當時的市、區兩級政府研究後的劃撥土地。時任蘭州市城建局局長任震英在 1983年3月9日曾作出過特別說明：「這塊土地是在1958年春，經過我的手正式給價劃撥……當時因某種原因，故檔案的處理放在什麼地方我不了解。這塊土地已劃撥是事實，特此證明。」並由市政府蓋章予以確認。後訴爭土地在有關部門調查時，原告村委會現主任曾在地籍調查表上簽字，原告村委會蓋章予以確認，並在報紙上依法進行過公告。公告期間，原告及其他人均未提出過異議。期滿後，蘭州市政府為五○四廠頒發了該宗土地的《國有土地使用證》。

2002年7月，根據新生效的《甘肅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條6條規定，省國土資源行政管理部門又以省政府的名義，為五○四廠換發了土地使用權證。

一審判決:省政府的頒證行為屬變更登記行為

法院審理後認為：通過法庭調查，五○四廠建廠所需徵用農民土地，均獲得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此案所訴爭的土地只是其中的約6畝耕地，而在案證據均能證明，由蘭州市政府為五○四廠頒發涉案土地使用證的行政行為事實清楚，程序合法。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對於中央在甘企業使用國有土地，向省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申請土地登記，由其對申請的土地進行調查、審核後，報省政府核准登記並核發《國有土地使用證》。省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對五○四廠的變更登記申請，通過對原蘭州市西固區規劃土地管理局調查材料及蘭州市政府頒證時材料的審核，依據相關規定，以省政府的名義給五○四廠頒發涉案「兩證」的行為，屬於變更登記行為。由於該行為不屬於初始土地登記行為，不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8條所規定的應當履行公告程序的范圍。綜上所述，一審法院作出如上判決。

另案裁決:駁回原告要求撤銷涉案土地使用權的起訴

對於村委會起訴省政府向五○四廠頒發的另一個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即4352）一案，市中院審理後認為此案涉及的《國有土地使用證》證載土地四鄰均屬另一村的集體所有土地，省政府就該宗地頒發的《國有土地使用證》的具體行政行為，屬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中規定的「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所以，原告村委會就被告省政府對第三人五○四廠頒發涉案土地使用權的行為而提起的行政訴訟，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據此，法院一審裁定駁回原告要求撤銷涉案土地使用權的起訴，並由原告承擔此案受理費。

記者評說

其實，在對涉案土地訴爭前，並不了解事情來龍去脈的原告——西固區東川鄉東河灣村村委會（簡稱村委會），雖然跑了很多部門，卻越跑越糊塗，最終只得通過訴訟來討說法。一審宣判後，還有15天的上訴期，目前此案還未生效。但在通讀了一審法院的判決書後，讓涉案當事人和局外關注此案的人了解到，原來省政府並不是直接頒發土地使用權證的人，其行為只屬於變更登記的行為。那麼，如果當初村委會能在其他相關渠道里就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相信村委會也不願意和省政府對簿公堂
這是行政的！
連環假案套牢上市公司大股東

□上市公司大股東將職業經理人任命為董事長兼總經理，從此布下重重風險
□第一大股東遭遇十多起假案，2.35億元買來的股權被一次次「轉讓」
□造假者明目張膽，偽造印章及有關材料到法院訴訟，但從未被事先發現過
□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佔有他人財物，涉案數億元卻只能以偽造印章罪定罪，最多判3年

本網記者 袁成本 吳怡

注冊在濟南的山東同人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東同人」)，是世界上頂尖級的倒霉蛋。幾年前，它以2.35億元的價格，購買了上市公司華塑股份的5636.17萬股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然而，等待它的不是資本市場上的回報，卻是沒完沒了的假案。這些假案的核心，就是要把大股東數億資產「轉讓」給北京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
本網記者輾轉多日，試圖撥開這家上市公司的訴訟謎案。

遭遇假案臨時股東大會決議被異地法院撤銷

第一起假案，發生在山東淄博。
2006年7月4日，四川人羊志明向淄博市博山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ST華塑2006年臨時股東大會公告。兩天之後，在法院達成「調解」協議。
此案簡單之極。在訴訟前兩個月，羊志明在二級市場上購買了同人華塑1000股股票，價值不超過2000元。他起訴的理由是———「山東同人」提出將於2006年7月11日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其執行董事邢一致函同人華塑，要求撤回該次提案，同人華塑認可撤回，但卻不公告停止會議進行，致使公司管理秩序混亂。
然而，「山東同人」卻根本沒有邢一其人。
在濟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的詢問筆錄上，邢一是這樣回答的：「以前我都不知道有山東同人這個公司。」「我不是山東同人的法定代表人，現在不是，原來也不是。」面對一大堆簽署著「邢一」大名的法律文書，邢矢口否認。
*ST華塑和羊志明，就利用這個冒牌「執行董事」，向法院提交了偽造的證據，並火速「達成」了調解協議。
在「博山案」達成調解的同一天，同樣的鬧劇，在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上演。只不過，案件的原告變成了韓前勇。
就這樣，原定將於2006年7月11日召開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決議，提前5天被兩個相距數千公里的異地法院撤銷了。

樁樁假案目標直指數億元股權

2006年8月15日，一紙《同人華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訴訟及北京中融達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增加2005年度股東大會提案的公告》，把「山東同人」震懵了。公告稱，經北京市宣武區法院主持調解，「山東同人」所持有的5636.17萬股*ST華塑法人股，於同天被全部調解給了「中融達」。而「中融達」的注冊資金只有1000萬元。
「山東同人」在向北京宣武區法院申訴的同時，立即向濟南市公安局報案。
十幾天後，北京市宣武區法院下達了民事裁定書，裁定另行組成合議庭再審；再審期間，中止原調解書的執行。
其實，在「宣武案」之前，2006年3月16日，淄博市的另一家法院張店區法院也曾主持過「調解」，其內容與「宣武案」一模一樣，將「山東同人」擁有的5631.57萬股法人股轉讓「中融達」。
之後，「山東同人」陸續發現十餘起假案。這些假案，分散在全國5個省、市、自治區，它們均由「協議管轄」的異地基層法院受理，大部分在極短時間調解結案。
幾經周折，記者見到了張店區法院的調解書。這次「調解」創造了奇跡———「山東同人」不僅要把兩億多元股票拱手相送，還得支付兩萬元「違約金」！
這起案件的原告「中融達」，法定代表人叫魏同偉；被告「山東同人」的法定代表人，還是那個邢一；委託代理人沈洪亮，職業為「無業」。其訴訟理由是：原、被告於2005年11月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持有的華塑股份5631.57萬股轉讓給原告。
2006年6月21日，和張店區法院相同的案子，在內蒙古自治區鑲黃旗法院「復制」。所不同的是，「山東同人」的委託人變成了丁聰———他是受「山東同人」「執行董事」邢一的委託。警方後來查明，丁聰的身份是北京某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律師助理。法院的調解結果是，「山東同人」立即停止行使股權權益，「中融達」享有該部分全部股權權益。
許久之後，「山東同人」才知道了這些關系自己命運的「調解」，他們火速向張店區和鑲黃旗兩家法院提出申訴。
鑲黃旗法院迅速對錯案進行了糾正，於2006年11月28日裁定撤銷其調解；12月5日，張店區法院也作出了中止調解的裁定。
「山東同人」法定代表人李先慧無奈地告訴記者，「類似的假案，到底還有多少，誰也不知道」。

職業經理人轉讓公司財產公司竟然毫不知情

涉及如此巨額數目的股權轉讓，「山東同人」與「中融達」竟然均不知情———訴訟雙方當事人，均系假冒。
在這些假案中，還有兩個人物不能忽視，一個是「中融達」的委託代理人丁聰，另一個就是同人華塑的法律顧問韓前進。目前，這兩人已被警方採取刑事強制措施。警方在偵查中發現，涉及「山東同人」的公章、文件等有關資料，均系偽造；而丁聰和韓前進，只不過是系列假案的參與者和執行者。
據「山東同人」透露，2002年8月28日，該公司收購華塑5636.17萬股法人股之後，聘請了一名職業經理人，名叫劉壯成，他代表「山東同人」赴四川主持上市公司的工作。2004年4月13日，公司更名為「同人華塑股份有限公司」。
有一項決策讓「山東同人」悔青了腸子———2004年9月28日，他們竟然將職業經理人任命為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兼總經理。劉壯成接手華塑後，公司連連虧損，2006年3月，股票被實行退市風險警示的特別處理，股票簡稱變更為「*ST華塑」。
「山東同人」急眼了。他們在股東大會上提議撤掉董事長兼總經理劉壯成的職務。促使「山東同人」痛下換帥決心的，是讓「山東同人」目瞪口呆的一些「轉讓」。
同人華塑一系列土地使用權、房產被轉讓給了北京華塑建材有限公司。北京華塑、同人華塑、山東華塑的法人代表，均為劉壯成。
而這些轉讓，都是通過法院的調解。幸而法院及時發現了問題，2005年7月21日，成都市新都區法院審委會專門開會研究，第二天就撤銷了該項民事調解書。北京華塑上訴後，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了新都區法院的裁定。具有戲劇性的是，在成都兩級法院糾正此案的時候，「山東同人」還蒙在鼓裡。

犯罪成本畸輕造假後通過訴訟騙財最多判3年

悉心設計的多米諾式假案，在利用法律疏漏的同時，更破壞了嚴肅的法律秩序。
與「山東同人」一樣，同人華塑的第二大股東———南充天益資產投資管理公司也深陷泥潭。
2006年7月14日，四川南充市公安局對同人華塑涉嫌造假的高管立案偵查。2006年8月底，濟南公安機關拘留了丁聰，12月27日，韓前進在北京落網。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些涉嫌造假的嫌疑人犯罪成本極低。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山東省人民檢察院研究室答復，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佔有他人財物的行為，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偽造證據時，實施了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追究刑事責任。而根據刑法規定，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一般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問題的關鍵是，在造假的背後，往往還隱藏更大、更惡毒的罪案！
在這起假案中，一些司法機關在調解程序中對證據的「疏漏」，也是假案發生的重要原因。張店區、鑲黃旗等地的假案，涉及上市公司數千萬股股權的轉讓，價值高達數億元。然而，卻沒有任何一家法院向諸如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等單位調取過與此相關的證據，也沒有人仔細查驗過「山東同人」的營業執照和法人代表的身份證明。這些並不了解當事人雙方情況的異地法院，竟然輕易地「調解」結案標的數億元的案件！
發現假案之後，絕大多數法院採取了認真負責的態度，在短時間內以種種方式予以糾正。然而，也有個別法院的態度令人生疑———案件與你「山東同人」無關！這不能不引發人們的聯想。

這是金融案件

著名商標遭到侵權阿迪達斯獲賠30萬

本網北京2月27日訊 記者蔡岩紅 南京海關今天透露，張家港海關一次查獲的侵犯20個國際著名商標案件近日審結，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韓資企業丹陽青光燈泡有限公司賠償阿迪達斯公司經濟損失30萬元。
2005年10月19日，青光公司向張家港海關申報出口10萬只熒光燈管，海關人員發現貨物可疑，遂開箱查驗，確認該公司涉嫌侵犯了阿迪達斯公司等15家已在海關總署備案的知名商標，侵權物品涉及20多種國際馳名商標、10餘種商品。
在海關依法作出沒收該批侵權貨物的處罰決定之後，阿迪達斯公司向鎮江中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青光公司立即停止侵權，公開登報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30萬元。
鎮江中院審理認為，「adidas」商標已列入我國《重點商標保護名錄》，其價值是一般注冊商標無法比擬的。被告青光公司的惡意侵權行為，對「adidas」商標聲譽造成了惡劣影響和損害，由於外貿銷售的特殊性，這種損害可能已經波及到境外。因此判決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這是知識產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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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alinfo.gov.cn/

⑤ 秉公執法形容什麼歷史人物

秉公執法形容包拯；

包拯以廉潔著稱，他執法嚴峻，不畏權貴。任監察御史及知諫院時，為肅正綱紀，懲處貪官贓吏，他彈劾販賣私鹽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役使兵士為自己織造一千六百餘匹駝毛緞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陽）知州任弁及監守自盜的仁宗親信太監閻士良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彈劾王逵。

(5)四川遂宜律師事務所擴展閱讀：

拯彈劾過宰相宋庠、舒王趙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時，包拯又先後彈劾利用職權賤買富民邸舍的張方平及「在蜀燕飲過度」的宋祁，使朝廷罷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職。由於包拯敢於彈劾權幸，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包彈」的諺語，世人凡見官吏「有玷缺者，『包彈』之語遂布天下」。

對於有才幹有政績者，包拯則能秉公力薦，如楊紘、王鼎、王綽三人皆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別擔任江南東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和轉運判官，因任內嚴懲貪贓枉法的官吏而有「江東三虎」之稱。後受守舊權臣的忌惡，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轉運使等「監司」官。

⑥ 父母出資70萬給女兒買房錢能要回來嗎

父母出資給女婿買房，兒女打離婚官司後，父母主張這筆錢系借款，將女兒、女婿告到法院並得到法院支持；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同樣父母出資給兒女買房，法院卻認定這筆錢屬於贈與。

對於婚後子女購房，父母未明確出資性質時，應如何評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當認定為贈與，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認定為借款。究竟該如何認定？

【案例一】

岳父岳母出資70萬買房登記在女兒女婿名下

後女兒女婿鬧離婚，岳父母討要這筆款項

余某莎、黃某婚後打算購房，2013年3月9日，余某莎的母親毛某，在女兒和女婿購房的開發商處刷卡8萬元作為購房定金。隨後，毛某又通過向銀行貸款等方式陸續給了女婿黃某62萬元，後黃某將這筆錢用於購房。購房後，房屋登記在黃某名下。

2016年，余某莎、黃某夫妻倆訴訟離婚，毛某和丈夫余某遂向女婿黃某和女兒余某莎主張70萬元的借款。在余某、毛某的要求下，女兒余某莎向他們出具了《借條》，載明余某莎、黃某現向毛某、余某借款柒拾萬元，用於購買成都南城都匯4期房屋。落款為：「借款人：余某莎2013年3月6日」。余某、毛某解釋稱，原本有一張借條但後來遺失了，這張借條是補作的。

但黃某認為這筆錢系贈與。雙方爭執不下，余某、毛某於是一紙訴狀將女兒和女婿告到了成都高新法院，請求對方還款。

庭審中，原告稱，想到被告是自己女兒、女婿，就將錢借給了被告用於買房，但被告在後來對其態度惡劣。2016年9月，黃某毆打了岳母毛某導致她入院治療。

而女婿黃某作為被告則辯稱，對於收到二原告的70萬元用於購買房屋沒有異議，但原、被告之間從未有借貸關系。原告起訴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與被告余某莎惡意串通，偽造夫妻共同債務，多分夫妻共同財產。被告余某莎則認同原告的說法，認為這筆錢系借款。

此外，出人意料的是，原告還出具了女婿黃某的父親黃某康出具的《證明》，載明其兒子、媳婦因購買房屋於2013年3月向毛某、余某借款柒拾萬元整。經法院詢問，黃某康解釋，這份《證明》確實是他寫的。「我對兒媳婦很認可，但兒子對我們雙方老人都很不好，媳婦比較講理，因此她讓我寫這個我就寫了，兒子對媳婦的爸媽不好，人家當時給了錢給我兒子媳婦買房子，我認為兒子作為男子漢，借的錢應該還」。黃某康還表示，自己不記得當時是否有書面的借款協議，但知道房子是二原告出錢購買的。

法院判決：

父母沒有義務給子女買房 ?這筆錢系借款?

成都高新法院經審理認為借貸關系成立，判決被告黃某、余某莎償還原告余某、毛某借款本金70萬元。

法院認為，考慮到被告余某莎與二原告之間的親屬關系及二被告處於處理離婚糾紛過程中，僅憑被告余莉莎個人出具的《借條》及其陳述顯然不足以得出涉案款項系借款的結論。但二原告出示的被告黃某父親黃某康出具的《證明》經核實確系黃某康本人書寫，能夠證明款項發生之時及之後，二原告並沒有向二被告表示其支付的70萬元系贈與。

值得注意的是，判決書這樣寫道：法律意義上，父母沒有義務出資給子女買房，因為子女成家立業生子之時已經不屬於父母履行撫養義務階段，恰恰相反，此時的子女應當向父母履行贍養義務，而以近段時間的房價而言，父母在子女購房時的資助往往都是幾十萬元，這可能是他們一輩子的心血。在本案中，原告毛某更是通過先行向銀行貸款取得絕大部分款項後再行支付給二被告，在這種情況下，父母提供購房款的行為更多的帶有暫時資助的性質，沒有明確約定還款時間不代表即為無償的贈與。在無明確證據證明原告系基於贈與向二被告支付相應款項的情形下，綜合款項的支付過程、支付方式及其他相關證據，本案款項的支付應為借款而非贈與。

黃某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後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黃某不服二審判決，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四川高院經審理後裁定：駁回黃某的再審申請。

【案例二】

雙方父母出錢買房 ?

男方父母沒要借條 ?離婚後向子女討要這筆錢

朱某光與齊某於2013年10月結婚，一年後，2014年4月二人准備購買位於成華區雙橋路房屋，總價76萬元，於是向雙方父母表明買房意願，朱某光父親朱某革於2014年4月21日向朱某光轉款5萬元，而齊某的父母也出錢63萬元。房屋購買後登記為朱某光和齊某二人共同所有。

2016年6月8日，朱某光、齊某共同向齊某家、曾某玲補出具借條稱，借款63萬元，用於支付購買位於成都市郫縣銀潤南房屋的部分首付，以及購買成都市成華區雙橋路房屋的部分房款。

然而，朱某光與齊某二人情感破裂，2017年7月18日經法院判決離婚，並平均分割上述借款所購兩套房屋。

男方父親朱某革認為，當初的5萬元系借款，但由於之前是一家人，出借時未要求出具書面憑據，僅要求有錢即還，於是將兒子朱某革和兒媳齊某告到成都成華法院，請求法院判決二被告向原告償清借款5萬元。

兒子朱某光作為被告辯稱，原告所訴內容屬實，二被告應當向原告償還借款。但兒媳齊某則辯稱，公公所訴內容不實，這5萬元是基於二被告剛結婚，原告作為男方父親按照風俗贈送給子女的購房款，從未向她表示過這是借款，在她和朱某光離婚前也從未要求過償還。

法院判決：

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存在借貸關系，這筆錢是贈與

庭審中，朱某光主張因二被告共同購房，所以均向各自父母求助請求借款，借款時均未向雙方父母出具借條，後因二被告婚姻出現問題，遂在齊某及其父母逼迫下出具前述借條，但為挽回婚姻，未讓齊某為自己父母補出具借條，而齊某則主張朱某光父母出資幫助購房均為贈與款，其父母出資幫助購房均為借款，且不存在逼迫。

2018年2月，法院經審理認為，這5萬元應當認定為贈與，而非借款。判決書載明，民間借貸的出借人必須同時舉證證明雙方存在借款事實及借款合意。從借款事實分析，本案雖然能夠確認原告朱某革向被告朱某光轉款5萬元，但是該轉款本身在性質上無法自證是借款，還是贈與，抑或其它經濟往來款項。

法院認為，相關司法解釋實際已將父母出資性質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借貸的父母，而不是接受贈與的子女，其源由在於，借貸相較於贈與更容易證明，借貸的立據慣例相較於贈與的被動接受更容易留存證據，而現有國情中，基於雙方親緣關系亦決定父母出資為贈與的可能性高於借貸，所以父母一方不能就出資為借貸提供充足證據的情形下，一般宜認定為對子女的贈與。

此外，判決書還強調，本案中，涉案轉款發生在2014年4月21日，金額相較於購房款不大，距離被告於2016年7月提起離婚訴訟有兩年多時間，期間原告並未就此向二人主張為借款性質，與被告朱某光在提起離婚訴訟前向被告齊某父母補出具63萬元借條明顯不同，原告在無足夠證據證明雙方確實存在借貸合意的情況下，上述款項為贈與性質更具高度蓋然性。

【法律解讀】

為預防糾紛 父母可讓自己子女寫借條而無須告訴對方

兩份判決，案情類似，判決結果迥異。 對於婚後子女購房，父母出資未明確出資性質時，應如何評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當認定為贈與，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認定為借款。究竟該如何認定？又該如何預防此類糾紛？記者為此采訪了多位律師。

而在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律師羅柯看來，父母給自己買東西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得出結論認為父母給子女買的東西一定就是贈與的。

「不能用親情代替法律思維。從法律上講，父母和子女都是獨立的個體，財產是個人所有。在這類案件中，對於這筆錢是怎麼取得的，雙方都有舉證責任，主張是贈與的一方也要舉證證明這筆錢是贈與的，而且不能只用中國文化傳統觀念當證據。」羅柯說。

假如雙方舉出的證據都不充分，那這筆錢該如何認定？羅柯認為，這時法院應該向雙方調查父母為何把錢給與子女，如果是子女主動提出買房差錢，即使父母礙於情面沒有明說是借或者送，這筆錢是借款的可能性還是更大，而如果是父母先主動提出要給子女，那麼贈與的可能性就比較高。

羅柯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取得錢的一方的舉證責任甚至更大。「父母拿不出借條並不意味著這筆錢就不是借的，按照常理，我的錢到你那裡去，只要我不說是送的，性質上一般就是借的，家庭關系並不足以導致這種情況發生變化，法律上應該遵從同一種標准，否則就會造成混亂。」

四川方策律師事務所律師郭剛則認為，這類案件一般被認定為贈與的可能性會更高。「親人之間的借貸關系相對來說可信度很低。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離婚或者離婚後，由於兩個被告一方是姻親一方是血親，因此證人證言和敘述的真實性比較低。」

在郭剛看來，雖然法律上有「對贈與事實的認定高於一般事實的證明標准」有的說法，一般情況下財物是不可能送的，應當謹慎認定，但是，具體到父母和兒女的資金往來中，贈與的可能性還是比借款的可能性高，而且《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了「當事人結婚後，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

無語。

消息來自網易新聞。

⑦ 簽章人證書無效

本文由胡雲律師團隊編輯整理（胡雲：四川胡雲律師事務所創始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刑事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執業二十年，長期專注於重特大刑事案件的辯護及代理。擅長職務犯罪、經濟犯罪、網路新型犯罪、毒品犯罪等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辯護及代理）
高院最新判例：「包工頭」也是勞動者，被掛靠單位對「包工頭」的工傷承擔工傷保險責任
【裁判要旨】
1.「包工頭」也是勞動者。
無論是從工傷保險制度的建立本意，還是從工傷保險法規的具體規定，均沒有也不宜將「包工頭」排除在工傷保險范圍之外。「包工頭」作為勞動者，處於違法轉包、分包利益鏈條的最末端，參與並承擔著施工現場的具體管理工作，有的還直接參與具體施工；其同樣可能存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而傷亡的情形。「包工頭」因工傷亡，與其聘用的施工人員因工傷亡，就工傷保險制度和工傷保險責任而言，並不存在本質區別。如人為限縮《工傷保險條例》的適用范圍，不將「包工頭」納入工傷保險范圍，將形成實質上的不平等;而將「包工頭」等特殊主體納入工傷保險范圍，則有利於實現對全體勞動者的傾斜保護，彰顯社會主義工傷保險制度的優越性。總之，將「包工頭」納入工傷保險范圍，並在其因工傷亡時保障其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由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承擔用人單位依法應承擔的工傷保險責任，符合工傷保險制度的建立初衷，也符合《工傷保險條例》及相關規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
2.被掛靠單位對「包工頭」的工傷承擔工傷保險責任
承包單位與發包方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後，作為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既然享有承包單位的權利，也應當履行承包單位的義務。承包單位允許實際施工人利用其資質並掛靠施工，理應當承擔被掛靠單位的相應責任。在工傷保險責任承擔方面，承包單位與實際施工人之間雖未直接簽訂轉包合同，但其允許實際施工人利用其資質並掛靠施工，可以視為兩者間已經形成事實上的轉包關系，承包單位可以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而且，就發包方、承包單位、實際施工人三者之間形成的施工法律關系而言，由承包單位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符合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號）第四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人社部發〔2013〕34號）第七點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四項、第五項規定的立法精神，亦在上述規定的擴張解釋邊界之內。
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決 書（2021）最高法行再1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彩麗。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廣東省英德市人民政府
原審第三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團有限公司
原審第三人廣東省英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再審申請人劉彩麗因訴被申請人廣東省英德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英德市政府）及原審第三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建安公司）、廣東省英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英德市人社局）行政復議一案，不服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粵行終390號行政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於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5851號行政裁定提審本案。提審後，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廣東省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查明，2016年3月31日，朱展雄與建安公司簽訂《廣東省建設工程標准施工合同》。同年8月7日，朱展雄又與梁錦洪簽訂《建築工程承包合同》。兩份合同所指向的建築工程為同一工程，即朱展雄商住樓，梁錦洪為實際施工人。梁錦洪之妻劉彩麗在一審庭審中稱相關工程量由梁錦洪與朱展雄結算，結算款由朱展雄打給梁錦洪。2017年6月9日，梁錦洪在工地旁邊的出租屋內等待英德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員前來檢查施工情況時猝死。2017年7月25日，劉彩麗以建安公司為用人單位向英德市人社局遞交《工傷認定申請表》，請求進行工傷認定。英德市人社局受理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於2017年9月25日作出英人社工認〔2017〕194號《關於梁錦洪視同工亡認定決定書》（以下簡稱《視同工亡認定書》），認定梁錦洪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據此認定梁錦洪死亡屬視同因工死亡。建安公司不服，於2018年1月15日向英德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英德市政府於2018年3月12日作出英府復決〔2018〕2號《英德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決定書》（以下簡稱《行政復議決定書》），以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視同工亡認定書》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依據錯誤，程序違法為由，予以撤銷。劉彩麗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訴訟。另查明，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視同工亡認定書》中將用人單位寫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團公司英德市公司（以下簡稱建安公司英德市公司）」，後作出更正說明，將用人單位更正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團有限公司」，即第三人建安公司。
廣東省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為，本案審查的是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是否合法。關於實行承包經營工傷責任的認定問題，梁錦洪與建安公司之間未簽訂任何相關合同或協議，沒有證據證明建安公司與梁錦洪之間存在分包、管理與聘用的事實。梁錦洪作為實際施工人、「包工頭」，在出租屋內死亡，應與其他受聘用勞動者在工傷認定中區分開來。英德市政府認為梁錦洪不應認定其視同因工死亡的理據充分。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劉彩麗的訴訟請求。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查明的事實與一審判決查明的事實一致。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是否合法。關於建安公司是否應當承擔梁錦洪的工傷保險責任。本案證據均不能證明建安公司與梁錦洪之間存在工程轉包、分包的事實，亦不能證明梁錦洪與建安公司存在勞動關系。英德市人社局受理劉彩麗的工傷認定申請後，在未對建安公司與梁錦洪是否存在工程轉包、分包事實進行調查核實的情況下，直接認定梁錦洪是建安公司承建的朱展雄商住樓工地的「包工頭」，作出《視同工亡認定書》，缺乏證據支持。此外，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將承包業務轉包、分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自然人，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范圍是，該自然人招用的勞動者從事承包業務時因工傷亡，而本案中梁錦洪作為朱展雄商住樓的實際施工人，顯然不屬於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勞動者的范疇。被訴行政復議決定以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視同工亡認定書》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依據錯誤為由予以撤銷，理據充分。關於《行政復議決定書》中提出應先通過勞動爭議仲裁確認勞動關系後方可申請工傷認定的錯誤觀點，予以指出。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視同工亡認定書》認定承擔梁錦洪工傷保險責任的主體是建安公司英德市公司，後英德市人社局發現該認定錯誤，遂作出《關於梁錦洪視同工亡認定決定書更正說明》，以補正的形式更正承擔工傷責任的主體，剝奪了建安公司在工傷認定程序中依法享有的陳述、申辯的權利，屬於程序違法。雖然《行政復議決定書》未能查明該程序違法，但對撤銷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視同工亡認定書》沒有實質影響。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再審申請人劉彩麗不服二審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稱：（一）朱展雄是案涉工程項目發包人，建安公司是承包人，梁錦洪是建安公司承建朱展雄商住樓的施工管理者，原審法院認定梁錦洪為實際承包人錯誤。（二）英德市人社局受理申請後，到英德市住建部門調取了朱展雄與建安公司簽訂的施工合同、報建登記表等資料，到施工現場調查拍攝了照片，足以證明朱展雄商住樓的承建單位是建安公司。（三）英德市人社局進行工傷認定時，派員到現場進行了勘查、詢問了證人，並收集了證據材料，程序合法，原審認定英德市人社局工傷認定存在程序錯誤，於法無據。綜上，建安公司應承擔工傷保險責任，請求撤銷一、二審判決，撤銷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視同工亡認定書》。
被申請人英德市政府答辯稱：（一）工傷認定程序中存在勞動關系爭議的應當先申請勞動爭議仲裁。（二）本案沒有直接、充分的證據證明梁錦洪是建安公司職工或者建安公司將工程業務發包給梁錦洪承包。（三）本案是梁錦洪本人而不是其招用的勞動者死亡，因此，無論梁錦洪是「包工頭」還是實際施工人，均不適用《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四條的規定。綜上，本案不應由建安公司承擔工傷保險責任，英德市政府行政復議程序合法，適用法律准確，復議結論正確，請求駁回劉彩麗的再審申請。
原審第三人建安公司陳述意見稱：（一）梁錦洪是案涉工程項目的實際施工人（即「包工頭」），與建安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也不存在違法轉包、分包關系或工程內部承包關系。「包工頭」不屬於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勞動者范疇。（二）英德市人社局工傷認定程序違法，剝奪了建安公司的陳述、申辯權利。綜上，請求駁回劉彩麗的再審申請。
原審第三人英德市人社局陳述意見稱：（一）梁錦洪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四十八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符合視同工亡的情形。（二）案涉工程項目的承建單位為建安公司，應由其承擔工傷保險責任。
本院經再審查明，2016年3月31日，案外人朱展雄與建安公司簽訂《廣東省建設工程標准施工合同》，發包人為朱展雄，承包人為建安公司，工程名稱為朱展雄商住樓。爾後，朱展雄與建安公司簽訂《施工合同補充協議》約定，乙方建安公司設立工人工資支付專用賬戶，戶名為陸海峰，約定工程款中的工資款經此賬戶撥付給乙方，按工程進度每月撥付工人工資。隨後，朱展雄商住樓工程以建安公司為施工單位申請辦理工程報建手續，英德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於7月13日在《英德市建設工程報建登記表》簽章同意；同日簽發的《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工程建設安全受監證》亦載明施工單位是建安公司。同年8月7日，朱展雄又與梁錦洪就同一工程簽訂《建築工程承包合同》，發包人為朱展雄，承包人為梁錦洪。案涉工程由梁錦洪組織工人施工，陸海峰亦在現場參與管理。施工現場大門、施工標志牌等多處設施的醒目位置，均標注該工程的承建單位為建安公司。
2017年6月9日，梁錦洪與陸海峰接到英德市住建部門的檢查通知，二人與工地其他人員在出租屋內等待檢查。該出租屋系梁錦洪承租，作為工地開會布置工作和發放工資的場所。當日15時許，梁錦洪被發現躺在出租屋內；英德市中醫院出具的《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載明其死亡原因為猝死。
梁錦洪妻子劉彩麗於同年7月25日向英德市人社局遞交《工傷認定申請表》，以梁錦洪為建安公司職工，且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死亡為由申請工傷認定。9月25日，英德市人社局作出英人社工認〔2017〕194號《視同工亡認定書》，認定梁錦洪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據此，認定梁錦洪死亡屬視同因工死亡。因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視同工亡認定書》中將用人單位寫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團公司英德市公司」，在建安公司英德市公司提出復議申請後，英德市人社局作出更正說明，將用人單位更正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團有限公司」。
另查明，建安公司為朱展雄商住樓工程項目向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東分公司投保了建築工程施工人員團體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保險單載明被保險人30人，未附人員名單。
本案各方當事人對於案涉工程由建安公司、梁錦洪分別與朱展雄簽訂兩份施工合同，由梁錦洪實際組織工人施工，梁錦洪在等候住建部門檢查施工情況時突發疾病死亡等事實均無爭議。分歧主要在於建安公司是否應當對梁錦洪死亡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具體而言，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一）建安公司應否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二）建安公司應否承擔梁錦洪的工傷保險責任；（三）英德市人社局工傷認定程序是否合法。結合當事人的訴辯意見，本院對爭議焦點分別認定如下：
（一）建安公司應否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承包建築工程的單位應當持有依法取得的資質證書，並在其資質等級許可的業務范圍內承攬工程。禁止建築施工企業超越本企業資質等級許可的業務范圍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築施工企業的名義承攬工程。禁止建築施工企業以任何形式允許其他單位或者個人使用本企業的資質證書、營業執照，以本企業的名義承攬工程。」第二十八條規定：「禁止承包單位將其承包的全部建築工程轉包給他人，禁止承包單位將其承包的全部建築工程肢解以後以分包的名義分別轉包給他人。」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四條規定：「法庭應當對經過庭審質證的證據和無需質證的證據進行逐一審查和對全部證據綜合審查，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生活經驗，進行全面、客觀和公正地分析判斷，確定證據材料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排除不具有關聯性的證據材料，准確認定案件事實。」
本案中，《廣東省建設工程標准施工合同》、案涉工程項目報建資料、施工許可證和現場照片均能證明朱展雄商住樓的承建單位為建安公司；以施工人員為被保險人的建築工程人身意外團體險，投保人也是建安公司；在建安公司與朱展雄簽訂的補充協議中，還指定陸海峰賬戶為工人工資賬戶；而根據在案的證人證言和對陸海峰的詢問筆錄，陸海峰實際參與了項目的施工管理，且事發當天與梁錦洪一同在工地等候住建部門檢查。上述證據已經能夠證實，建安公司實際以承建單位名義辦理了工程報建和施工許可手續，並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施工管理。建安公司知道、應當知道朱展雄又與梁錦洪另行簽訂施工合同，既未提出異議或者主張解除之前的施工合同，反而配合梁錦洪以建安公司名義施工，委派工作人員參與現場施工管理並約定經手工人工資。建安公司在2017年8月11日的答辯狀中雖不承認其與梁錦洪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但也認可梁錦洪與其是掛靠關系，是實際施工人。而無論掛靠關系、借用資質關系還是違法轉包關系，建安公司僅以梁錦洪與朱展雄另行簽訂施工承包合同為由，主張其與梁錦洪之間不存在任何法律關系，與在案證據證明的事實明顯不符，也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相關規定。
綜上，建安公司與朱展雄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後，作為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既然享有承包單位的權利，也應當履行承包單位的義務。建安公司允許梁錦洪利用其資質並掛靠施工，理應當承擔被掛靠單位的相應責任。在工傷保險責任承擔方面，建安公司與梁錦洪之間雖未直接簽訂轉包合同，但其允許梁錦洪利用其資質並掛靠施工，可以視為兩者間已經形成事實上的轉包關系，建安公司可以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而且，就朱展雄、建安公司、梁錦洪三者之間形成的施工法律關系而言，由建安公司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符合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號）第四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人社部發〔2013〕34號）第七點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四項、第五項規定的立法精神，亦在上述規定的擴張解釋邊界之內。
（二）建安公司應否承擔梁錦洪的工傷保險責任
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號）第四條規定，建築施工、礦山企業等用人單位將工程（業務）或經營權發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自然人，對該組織或自然人招用的勞動者，由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發包方承擔用工主體責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人社部發〔2013〕34號）第七點規定：「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將承包業務轉包、分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者自然人，該組織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勞動者從事承包業務時因工傷亡的，由該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承擔用人單位依法應承擔的工傷保險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定下列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單位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四）用工單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將承包業務轉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者自然人，該組織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職工從事承包業務時因工傷亡的，用工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五）個人掛靠其他單位對外經營，其聘用的人員因工傷亡的，被掛靠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
本案中，英德市政府和建安公司認為，即使建安公司與梁錦洪之間存在項目轉包或者掛靠關系，但相關法律規范僅規定「包工頭」招用的勞動者或者「包工頭」聘用的職工因工傷亡的，建安公司才可能承擔工傷保險責任；梁錦洪作為「包工頭」，而非其「招用的勞動者」或「聘用的職工」，其因工傷亡不應由建安公司承擔工傷保險責任。本院認為，對法律規范的解釋，應當結合具體案情，綜合運用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多種解釋方法。
首先，建設工程領域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承擔其違法轉包、分包項目上因工傷亡職工的工傷保險責任，並不以存在法律上勞動關系或事實上勞動關系為前提條件。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人社部發〔2013〕34號）第七點等規定，認定工傷保險責任或用工主體責任，已經不以存在法律上勞動關系為必要條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4]9號）第三條規定，能否進行工傷認定和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並不存在絕對的對應關系。從前述規定來看，為保障建築行業中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自然人聘用的職工因工傷亡後的工傷保險待遇，加強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和對違法轉包、分包單位的懲戒，現行工傷保險制度確立了因工傷亡職工與違法轉包、分包的承包單位之間推定形成擬制勞動關系的規則，即直接將違法轉包、分包的承包單位視為用工主體，並由其承擔工傷保險責任。
其次，將「包工頭」納入工傷保險范圍，符合建築工程領域工傷保險發展方向。《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建築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17〕19號）強調要「建立健全與建築業相適應的社會保險參保繳費方式，大力推進建築施工單位參加工傷保險」，明確了做好建築行業工程建設項目農民工職業傷害保障工作的政策方向和制度安排。《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通知》（人社廳函〔2017〕53號）等規范性文件還要求，完善符合建築業特點的工傷保險參保政策，大力擴展建築企業工傷保險參保覆蓋面，推廣採用按建設項目參加工傷保險制度。即針對建築行業的特點，建築施工企業對相對固定的職工，應按用人單位參加工傷保險；對不能按用人單位參保、建築項目使用的建築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按項目參加工傷保險。因此，為包括「包工頭」在內的所有勞動者按項目參加工傷保險，擴展建築企業工傷保險參保覆蓋面，符合建築工程領域工傷保險制度發展方向。
再次，將「包工頭」納入工傷保險對象范圍，符合「應保盡保」的工傷保險制度立法目的。考察《工傷保險條例》相關規定，工傷保險制度目的在於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工傷保險條例》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組織和有僱工的個體工商戶應當依照本條例規定參加工傷保險，為本單位全部職工或者僱工繳納工傷保險費。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組織的職工和個體工商戶的僱工，均有依照本條例的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顯然，該條強調的「本單位全部職工或者僱工」，並未排除個體工商戶、「包工頭」等特殊的用工主體自身也應當參加工傷保險。易言之，無論是從工傷保險制度的建立本意，還是從工傷保險法規的具體規定，均沒有也不宜將「包工頭」排除在工傷保險范圍之外。「包工頭」作為勞動者，處於違法轉包、分包利益鏈條的最末端，參與並承擔著施工現場的具體管理工作，有的還直接參與具體施工；其同樣可能存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而傷亡的情形。「包工頭」因工傷亡，與其聘用的施工人員因工傷亡，就工傷保險制度和工傷保險責任而言，並不存在本質區別。如人為限縮《工傷保險條例》的適用范圍，不將「包工頭」納入工傷保險范圍，將形成實質上的不平等;而將「包工頭」等特殊主體納入工傷保險范圍，則有利於實現對全體勞動者的傾斜保護，彰顯社會主義工傷保險制度的優越性。
最後，「包工頭」違法承攬工程的法律責任，與其參加社會保險的權利之間並不沖突。《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一條規定：「為了規范社會保險關系，維護公民參加社會保險和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合法權益，使公民共享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職工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由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職工不繳納工傷保險費。」工傷保險作為社會保險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國家通過立法強制實施，是國家對職工履行的社會責任，也是職工應該享受的基本權利。不能因為「包工頭」違法承攬工程違反建築領域法律規范，而否定其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承包單位以自己的名義和資質承包建設項目，又由不具備資質條件的主體實際施工，從違法轉包、分包或者掛靠中獲取利益，由其承擔相應的工傷保險責任，符合公平正義理念。當然，承包單位依法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後，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依法另行要求相應責任主體承擔相應的責任。
總之，將「包工頭」納入工傷保險范圍，並在其因工傷亡時保障其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由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承擔用人單位依法應承擔的工傷保險責任，符合工傷保險制度的建立初衷，也符合《工傷保險條例》及相關規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英德市人社局認定梁錦洪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應由建安公司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予以支持。
（三）英德市人社局工傷認定程序是否合法
英德市人社局依法受理工傷申請後，向建安公司發出英人社工舉〔2017〕23號《工傷認定舉證通知書》，要求其在規定期限內舉證。建安公司也向英德市人社局提交了書面答辯意見，故不存在未聽取建安公司意見的情形。雖然英德市人社局在《視同工亡認定書》中誤將責任主體表述為建安公司英德市公司，但事後已經更正為建安公司，且此也未影響建安公司行使其陳述、申辯權利。英德市人社局還依照法定程序派員到施工現場進行現場勘查、詢問了證人，並收集了相關證據材料，符合法定程序。此外，勞動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具有認定受到傷害的職工與企業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職權，英德市政府關於工傷認定程序中存在勞動關系爭議的應當先申請勞動爭議仲裁的觀點錯誤，對此原一、二審判決已作充分闡釋，本院予以認可，不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原審法院為全面查清案件事實，將英德市人社局列為第三人參加訴訟，亦無不可。
綜上，本院認為，英德市人社局作出《視同工亡認定書》，符合法律規定。英德市政府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決定撤銷英德市人社局《視同工亡認定書》，屬於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撤銷。原一、二審判決分別駁回劉彩麗的訴訟請求和上訴，應予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二項、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九條、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粵行終390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廣東省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18行初42號行政判決；
三、撤銷廣東省英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英府復決〔2018〕2號《行政復議決定書》；
四、恢復廣東省英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作出的英人社工認〔2017〕194號《關於梁錦洪視同工亡認定決定書》的效力。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共計100元，由廣東省英德市人民政府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