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律師吳安徽

『壹』 保姆受傷僱主有什麼責任

你上法制網查查http://www.legaldaily.com.cn/bm/2005-09/21/content_197406.htm!
勞動關系內涵發生巨變 十一年前法律相對滯後

糾紛激增勞動爭議處理筐小難容

今日關注

重新界定並擴大勞動關系的范圍

細化勞動法制定下位法完
善體系

出台規范勞動爭議處理專門法律

編者按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全國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勞動爭議已經越來越多地走進我們的生活。勞動爭議在現階段的多發，也是一種正常的「異常」。說其異常，是因為無論是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和增長幅度，還是勞動爭議的復雜程度，都保持著上揚的趨勢；說其正常，是因為我國目前正處在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時期，相關制度還不健全，勞動爭議多發不過是特殊時期諸多比較突出的矛盾之一。
正常也好，異常也罷，建立完善處理勞動爭議的有關法律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課題。為此，我們推出「關注勞動爭議」系列報道，用發生在您身邊的事，用最前沿專家的眼，探討解決勞動爭議案件的辦法。

報道策劃 陳曉英 采寫 陳磊 陳修琪 本報記者 李青

勞動爭議范圍窄 勞動者維權艱難

懷著對未來美好的憧憬，從貧窮的山區來到繁華大都市———上海打工的周岱蘭並不知道，她的命運會和一個她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詞———「勞動爭議」聯系在一起。這個她至今還未理解的詞語讓她的生活陷入了一個新的困境。
周岱蘭是安徽省廬江縣農民，家境貧困。2002年6月，經保姆中介所介紹，周岱蘭來到上海市普陀區一戶人家當保姆。2003年12月24日，周岱蘭在僱主家擦玻璃時，不慎失足從4樓摔了下去。僱主及時將受傷的周岱蘭送到普陀區一家醫院急救。這時，產生了一個難題，誰來承擔周岱蘭的治療費用。僱主認為，自己雖然墊付了大量醫葯費，但這只是盡道義上的責任，從法律層面上來說，自己並沒有責任為傷者支付所有費用。周岱蘭能否向保姆中介所索賠呢？為周岱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表示，周岱蘭只是經過保姆中介所介紹就業的，而不是保姆中介所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保姆中介所沒有隸屬關系，不屬於勞動爭議范疇。因此，周岱蘭無法進入勞動爭議的范疇。
9月1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長黎建飛教授的家中，他為記者講述了上述這樣一個真實的案例。
在略顯憂傷的敘述中，黎建飛的語氣突然加重：「周岱蘭案件並不是特例。」
黎建飛告訴記者，在北京，像保姆、清潔工等家政工作人員因為擦玻璃、打掃房子等家務活從高層建築掉下去的事件時有發生。而像保姆、導游、翻譯人員等與僱主的關系，根據原勞動部的有關規定，不屬於勞動關系，其與僱主發生糾紛，不能申請勞動仲裁，也無法提起勞動訴訟，勞動者的權益一旦受到侵犯，只能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提起訴訟。比如周岱蘭案件，就不能按照工傷認定提起訴訟，只能按照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提起訴訟，但具體操作起來難度非常大，賠償的數額也很少，更重要的是，案件的性質變了。
江西省於都縣燕向鐵山壠鎢礦子弟學校教師吳仕燕也同樣碰到了勞動爭議的難題。
2000年12月4日，她向校長遞交了辭職信，並於2001年1月5日，回到老家雲南。2001年2月26日，該校以曠工為由，對她給予除名處理。2005年4月，她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原單位撤銷除名決定。但省勞動廳勞動仲裁處駁回了她的仲裁請求。
江西名德師律師事務所萬律師告訴記者，像教師、律師、醫生等類似於公務員的職業，與單位產生勞動糾紛的，只能按相關的行業法律向法院進行專門的行政人事申訴。這些勞動關系不屬於勞動法第2條規定的范疇，因此，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都無法按勞動案件進行處理。
對此，黎建飛認為，現在很多明明屬於勞動糾紛的案件既不能申請勞動仲裁，也不能按照勞動爭議案件提起訴訟，致使許多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而這一切的根源是因為「目前我國勞動爭議的受案范圍太窄了」。
長期研究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的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系副主任孫德強副教授在接受采訪時也告訴記者，我國現在的勞動爭議范圍非常狹窄，很多應該納入勞動爭議范圍的勞動糾紛都沒有被納入，導致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發生糾紛時告狀無門。

范圍為何過窄 兩大原因制約

是什麼導致我國的勞動爭議范圍太窄了呢？
孫德強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源在於勞動法在做相應規定時，運用的是列舉式立法方法，而不是概括式立法方法，這就導致無法通過司法實踐擴大勞動爭議的范圍。
勞動法第2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黎建飛說，我國的勞動法公布於1994年，當時的勞動關系主要指單位和職工之間的關系。就單位來說，企業都是清一色的國有單位，並且大多是民法上所稱的「法人」的表現形式，所以勞動法使用了「單位」這一稱呼。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單位」的概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僅包含國有企業，還包括個體經濟組織、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經濟組織形式。在這種意義上，傳統觀念中的規范性單位的范圍日漸縮小，非規范性的單位的范圍日漸擴大。但是，這些非規范性的單位並未進入勞動法調整的范疇，勞動者與之發生勞動糾紛後，無法依照勞動法進行維權行動。
從職工方面來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的職工都有固定的身份，屬於固定工，人數大概有五千萬，這是當時的勞動關系中勞動者的主要范圍。目前，擁有固定工身份的職工越來越少，非固定工身份的職工越來越多。比如承包經營中的勞動糾紛。一項建築工程經過層層轉包，最後到了個人手中，於是，個人拉起一班人馬開始施工。一旦其中一個勞動者出了事故，他該找誰呢？發包工程方通過承包合同發包了工程，其沒有直接使用勞動者，與勞動者沒有建立勞動關系；施工方雖然是用了勞動者，但他又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用人單位。結果是勞動者自己來承擔勞動風險，同時無法通過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
還有大量的自由職業者，比如保姆，上海市有幾十萬人，北京市僅城八區就有20萬戶人家請了保姆，保姆總數也在幾十萬人。這么大的人群，卻被排除在勞動法調整范圍之外。
「也就是說，我國的勞動關系的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相比之下，相關法律法規就顯得滯後了。」黎建飛說。
黎建飛指出，除此之外，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新情況還沒有進入勞動爭議的范疇，也是導致勞動爭議的范圍太窄的一個原因。
何潔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何潔原是江西某造紙廠的職工，由於企業效益不佳，她下崗了，廠里只發給她最低生活費。為了生活，她又去了一家百貨超市做營業員。一天，她騎著自行車去上班，由於下雨路滑，再加上擔心上班遲到車速較快，在一次避讓中摔倒，卻不想摔得不輕，住院花去了三千多元。找超市老總報銷醫葯費，老總說：誰知你是怎麼摔的？再說你的醫保關系不在我這里。找造紙廠，造紙廠說你不是為我上班摔的，怎麼能找我報銷醫葯費呢？
孫德強認為，制定勞動法時沒有的勞動糾紛或者很少出現的勞動糾紛，已經大量出現，然而卻找不到救濟渠道。

修訂細化勞動法 出台勞動爭議法

怎麼解決勞動爭議范圍太窄的問題呢？黎建飛認為：「首先必須對勞動關系進行正確的認定。」
黎建飛說，用「僱主」和「勞動者」的概念稱呼勞動關系雙方比較准確。司法實踐中，只要使用了勞動者的勞動力，並為其支付報酬，就是僱主。僱主不一定局限於現實中有完整結構的組織和民法意義上的法人，還包括個人。另外，臨時用工的、靈活用工的，全部要納入僱主的范疇。「倘若我家需要人打掃衛生，我就找來一個人給我家打掃衛生。這時，我就是僱主，出了事故，我負責。」
「同樣，只要是為他人勞動並收取勞動報酬，就是勞動者。」黎建飛補充說，「比如我了解的一個案件，當事人為一個工地做飯，由於地滑，摔了一跤，導致身體癱瘓。當其找工地要求賠償時，工地負責人不承認，說『我不認識你，跟我們沒有關系』。我當時就評說，只要他不是給本人和妻子兒女做飯，而是為他人做飯，就與他人存在勞動關系，就一定有相對方。在這個案件當中，工地就是相對方。」
明確了僱主和勞動者的范疇，也就明確了勞動關系的范疇。黎建飛認為，勞動關系就是僱主和勞動者之間基於使用勞動而產生的關系。無論是勞務派遣，還是為多個用人單位提供勞務，只要勞動者通過出讓勞動力支配權給用人單位並獲得勞動報酬，用人單位通過管理、支配使用勞動力，組織開展勞動並獲取勞動成果，雙方形成的關系即為勞動關系。如果在這樣的視野下認定勞動關系，我們就可以將很多勞動糾紛納入勞動法的調整范疇。
黎建飛教授提醒說，只有從根本上改變勞動關系的認定，突破現行勞動法對勞動關系的規定，才能推動勞動爭議范圍的擴大。如果盲目要求擴大勞動爭議的范圍，必然遇到沒有法律依據的尷尬局面。另外，要考慮勞動仲裁和勞動訴訟的銜接。例如，大量不進行登記或者已被注銷的非法用工單位產生的工傷，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然而，如果任何一方當事人就工傷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時，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勞動仲裁可以裁定非法用工單位承擔責任，但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要求訴訟主體必須適格，從法律上看，該用人單位是虛擬登記的，並不存在，法院不能認定其具有訴訟主體資格，不能成為承擔責任的主體。一旦法院要求其變更訴訟主體，由用工單位的負責人出任，勢必改變案件的性質。
因此，黎建飛建議，要擴大勞動爭議的范圍，首先在理論上要正確理解和界定勞動關系。然後，在適當的時候修改相關法律，包括勞動法第2條，擴大認定勞動關系的范圍。最後，細化勞動法，在勞動法內部對勞動爭議進行規范，制定家庭勞動法等下位法，完善勞動法的體系。
只有勞動的內涵清楚了，勞動關系的內涵才能清楚，勞動關系的主體才能擴大，勞動法調整的范圍才能擴大，勞動爭議的范圍自然就會擴大。
孫德強也認為，只要我們承認，勞動關系不同於民事關系，勞動法律關系不同於民事法律關系，勞動爭議訴訟不同於民事訴訟，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勞動爭議的處理不同於民事爭議的處理，出台規范勞動爭議處理的專門法律也就成為必然。目前，一方面，我們可以建議立法機關盡快修訂勞動法，擴大勞動法對勞動爭議的調整范圍。另一方面，建議立法機關對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進行審查，並予以廢除，在此基礎上出台勞動爭議法，對勞動爭議的范圍作出明確的概括式規定，將近年來出現的新的勞動關系納入勞動爭議的范圍，並留夠足夠的解釋空間。

要想了解更多,請照參考資料.

『貳』 中國著名律師前10名

中國著名律師排行榜（民意測試）排名：田文昌、蘇義飛、朱樹英等。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
蘇義飛：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
朱樹英：上海建緯律師事務所
宋中清：山東龍頭律師事務所
王步林：廣州金鵬律師事務所
楊偉程：山東琴島律師事務所
張思之：北京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
岳成：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
孔曉艷：天津嘉德恆時律師事務所
肖太福：北京泰福律師事務所

『叄』 中國著名律師前10名

中國著名律師有：朱樹英、田文昌、宋中清、彭雪峰、曹樹昌。

1、朱樹英，上海建緯律師事務所創始主任。畢業於華東政法學院。任上海市第十、十一屆政協常務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常務理事兼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執行主任。

上海、北京等九城市以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建設專業仲裁員。擔任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八所大學法學客座教授。獲上海市勞動模範、上海市首屆「東方大律師」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秀建設者、全國優秀律師稱號。

注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有一百多篇論文在國內外專題會議上發表，有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三本共130餘萬字的專著《建設工程法律實務》、《房地產開發法律實務》、《建設工程實務問答》，以及與他人合著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建設工程合同與索賠管理》。

由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的《住宅商品房交易與物業管理案例評析及法律實務》均深得業內人士和廣大讀者的好評。

5、曹樹昌律師至今從事專職律師工作已經三十多年，具有深厚的法學功底和社會經驗，曾經從事企業管理、法學教學和法律研究工作。

曹樹昌律師的法律知識是建立在自然科學知識基礎之上的，具有融法學、自然科學、管理科學於一身的綜合素質和全面的知識結構。

曹樹昌律師致力於經濟犯罪的研究和各類刑事案件的辯護，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和敬業精神最大限度地維護可能受到刑事追究或已經受到刑事追究的委託人的合法權利。

『肆』 丟了性命的醫療糾紛

中國十大律師排名：
NO.1 郭建梅
LawFirm50專家評語：「12年如一日，不但踐行了公益律師的神聖責任，而且讓更多人的人認識、理解了公益律師這個職業。」
郭建梅律師，現為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執行主任，2009年9月創辦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先後榮獲《南風窗》雜志「2005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獎、中國第三屆公益事業發展論壇頒發的「公益楷模」獎章、「中國法律界2007十大社會公益人物獎」、美國重要之聲組織頒發的「2007全球女性領導者」等獎項。
公益援助領域：婦女權益保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等
代表性成果：其領銜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12年來，提供免費法律咨詢7萬多人次，代理案件2000餘件，提交法律提案或調研報告70多份。NO.2 佟麗華
LawFirm50專家評語：「他提供的公益法律援助的廣度和深度，迄今難以逾越。」
佟麗華律師，現任北京市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擔任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和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先後榮獲司法部「全國法律援助先進個人」、 「中國保護未成年人十大傑出公民」、 「十大法治人物」、 「第五屆中國優秀青年衛士」等。
公益援助領域：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農民工權益保護等
代表性成果：在佟律師的推動下，2003年5月中華全國律協成立了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佟律師被任命為主任至今。在全國律師協會的支持以及佟律師的努力下，截止現在，全國共有24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他所推動成立的「中國律師未成年人保護志願協作網」成員已經發展到4000 多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未成年人保護志願律師協作網路；2005年9月8日，創辦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年提供援助案件超過1000起，挽回農民工損失超過千萬，出版《農民工普法手冊》、《誰動了他們的權利——中國農民工維權案例精析》等書籍。
NO.3 陳岳琴
LawFirm50專家評語：「她開啟了中國法律碩士的時代，她正在奏響公益律師的時代琴音。」
陳岳琴律師，博士學位，現任北京陳岳琴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市律師協會公益事務專門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職。
公益援助領域：環境與動物保護、業主維權等
代表性成果：成功阻止北京動物園搬遷案，並促成建設部修改《城市動物園管理規定》；商品房小區配建防空地下室確權案，並向國務院和北京市人大提出關於廢止相關法律規定的違憲審查建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物權法》草案立法建議；中消協關於阜陽毒奶粉受害者維權方案設計，等。
NO.4 賀海仁
LawFirm50專家評語：「積萬眾之私，成天下之公，東方公益的意義遠大於『公益』二字。」
賀海仁律師，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東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師事務所主任等。
公益援助領域：公益訴訟等
代表性成果：在電動自行車上書案、黃金榮訴北京鐵路局侵犯消費者知情權案、徐志鳴等三名職工訴揚州市人民政府國有股權轉讓批復案等公益案件中擔任主要律師。其領銜的東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師事務所是我國首家公益律師事務所，已經提供數千起法律援助案件，提交立法建議數百件，社會影響深遠。
NO.5 孔維釗
LawFirm50專家評語：「他用法律為武器，托起明天的太陽。」
孔維釗律師，安徽震一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全國律協未保委副主任、安徽律協未保委主任。先後獲全國未成年人保護特殊貢獻律師、中國十佳維權衛士、安徽青年五四獎章、安徽省法律援助先進個人、安徽省優秀青年律師等。
公益援助領域：未成年人權益保護
代表性成果：未成年人煙草公益訴訟案件、劣質柴油燒傷男童案件、阜陽劣質奶粉案件、昔日支教明星殷某猥褻男童案件，等。
NO.6 劉丕峰
LawFirm50專家評語：「生而為職工維權，這條路上，他越過了一座又一座高峰。」
劉丕峰律師，博士學位，現任山東舜天律師事務所主任、山東省農民工維權工作站站長。先後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維護職工權益傑出律師」、 「山東省優秀律師」等榮譽。
公益援助領域：勞動權益保護
代表性成果：王文進等十名農民工拖欠工資糾紛案、湖南籍農民工段海文工傷糾紛案、韓乃花等8名養路工工資糾紛案等；其領銜的山東省農民工維權工作站已免費接待電話咨詢近萬件，接待咨詢人數8463人，受理案件328件，為農民工討薪220萬元。
NO.7 吳冬
LawFirm50專家評語：「小訴訟挑大變革，不積跬步，法治何以至千里。」
吳冬律師，現任上海市匯業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上海律協公司法律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律協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委員、上海消保委汽車專業辦公室專家組成員等。
公益援助領域：消費者權益保護、未成年人權益保護
代表性成果：鄧維捷訴中國銀聯、交通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跨行查詢收費案；東芝筆記本電腦欺詐中國消費者集團訴訟案；上海車主狀告德國賓士汽車（BENZ）、寶馬汽車（BMW）、英國美洲豹汽車(JAJUAR)、美國別克汽車（BUICK）、澳大利亞霍頓汽車（HOLDEN）等一系列汽車產品質量糾紛案，等。
NO.8 丁強
LawFirm50專家評論：「以時代的精神，擔負起中國律師的責任。」
丁強律師，現任江蘇揚州尚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江蘇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業務委員會主任，江蘇省青年聯合會委員，先後榮獲江蘇省十大傑出青年律師、第二屆全國法律援助先進個人、全國未成年保護特殊貢獻律師、全國優秀律師、第7屆中國時代新聞人物等獎項。
公益援助領域：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等
代表性成果：「小朱遜葯物致聾損害賠償案」，「小皓天輸血感染丙肝案」等。
NO.9 田坤
LawFirm50專家評論：「沒有驚天大案，卻獲得了社區街頭每一個老百姓最誠摯的尊敬。」
田坤律師， 現任北京泰福律師事務所律師、北京市社區服務中心法律志願者。榮獲第四屆「全國十大社會公益之星」
公益援助領域：普法教育
代表性成果：2004年至今，田坤到北京市社區服務中心進行志願法律咨詢，接聽咨詢電話1200餘個，接待面對面咨詢100餘人次，此外，累計服務12355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熱線時間超過9300分鍾。
NO.10 周立太
LawFirm50專家評論：「他在為無數人的權益奔走，我們又能為他的權益做點什麼呢？」
周立太律師，重慶立太律師事務所主任。2000年、2001年十大新聞人物及十大風雲人物。2003,2004年被司法部，中國殘聯評為殘疾維權先進個人、「公益之星」和第二屆法律援助先進個人。
公益援助領域：勞動者權益保護
代表性成果：目前已受理來自於全國的工傷賠償及勞動爭議案件達5000餘件，通過一系列的訴訟，創造了中國工傷賠償假肢更換費的先例，並推進了廣東及深圳市的立法；曾代理國內最大工傷賠償案件劉濤訴深圳金龍毛絨布織造有限公司工傷賠償案件，獲得158萬元的賠償；曾辦理的吳雪等56名女工狀告深圳市龍崗區坑梓寶洋產業製品廠非法搜身案，使女工獲得了賠償，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祝您好運！

『伍』 「勞動關系內涵發生巨變 十一年前法律相對滯後」這篇文章在2005年9月21日的法制日報上的第幾版

你上法制網查查http://www.legaldaily.com.cn/bm/2005-09/21/content_197406.htm!
勞動關系內涵發生巨變 十一年前法律相對滯後

糾紛激增勞動爭議處理筐小難容

今日關注

重新界定並擴大勞動關系的范圍

細化勞動法制定下位法完
善體系

出台規范勞動爭議處理專門法律

編者按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全國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勞動爭議已經越來越多地走進我們的生活。勞動爭議在現階段的多發，也是一種正常的「異常」。說其異常，是因為無論是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和增長幅度，還是勞動爭議的復雜程度，都保持著上揚的趨勢；說其正常，是因為我國目前正處在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時期，相關制度還不健全，勞動爭議多發不過是特殊時期諸多比較突出的矛盾之一。
正常也好，異常也罷，建立完善處理勞動爭議的有關法律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課題。為此，我們推出「關注勞動爭議」系列報道，用發生在您身邊的事，用最前沿專家的眼，探討解決勞動爭議案件的辦法。

報道策劃 陳曉英 采寫 陳磊 陳修琪 本報記者 李青

勞動爭議范圍窄 勞動者維權艱難

懷著對未來美好的憧憬，從貧窮的山區來到繁華大都市———上海打工的周岱蘭並不知道，她的命運會和一個她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詞———「勞動爭議」聯系在一起。這個她至今還未理解的詞語讓她的生活陷入了一個新的困境。
周岱蘭是安徽省廬江縣農民，家境貧困。2002年6月，經保姆中介所介紹，周岱蘭來到上海市普陀區一戶人家當保姆。2003年12月24日，周岱蘭在僱主家擦玻璃時，不慎失足從4樓摔了下去。僱主及時將受傷的周岱蘭送到普陀區一家醫院急救。這時，產生了一個難題，誰來承擔周岱蘭的治療費用。僱主認為，自己雖然墊付了大量醫葯費，但這只是盡道義上的責任，從法律層面上來說，自己並沒有責任為傷者支付所有費用。周岱蘭能否向保姆中介所索賠呢？為周岱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表示，周岱蘭只是經過保姆中介所介紹就業的，而不是保姆中介所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保姆中介所沒有隸屬關系，不屬於勞動爭議范疇。因此，周岱蘭無法進入勞動爭議的范疇。
9月1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長黎建飛教授的家中，他為記者講述了上述這樣一個真實的案例。
在略顯憂傷的敘述中，黎建飛的語氣突然加重：「周岱蘭案件並不是特例。」
黎建飛告訴記者，在北京，像保姆、清潔工等家政工作人員因為擦玻璃、打掃房子等家務活從高層建築掉下去的事件時有發生。而像保姆、導游、翻譯人員等與僱主的關系，根據原勞動部的有關規定，不屬於勞動關系，其與僱主發生糾紛，不能申請勞動仲裁，也無法提起勞動訴訟，勞動者的權益一旦受到侵犯，只能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提起訴訟。比如周岱蘭案件，就不能按照工傷認定提起訴訟，只能按照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提起訴訟，但具體操作起來難度非常大，賠償的數額也很少，更重要的是，案件的性質變了。
江西省於都縣燕向鐵山壠鎢礦子弟學校教師吳仕燕也同樣碰到了勞動爭議的難題。
2000年12月4日，她向校長遞交了辭職信，並於2001年1月5日，回到老家雲南。2001年2月26日，該校以曠工為由，對她給予除名處理。2005年4月，她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原單位撤銷除名決定。但省勞動廳勞動仲裁處駁回了她的仲裁請求。
江西名德師律師事務所萬律師告訴記者，像教師、律師、醫生等類似於公務員的職業，與單位產生勞動糾紛的，只能按相關的行業法律向法院進行專門的行政人事申訴。這些勞動關系不屬於勞動法第2條規定的范疇，因此，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都無法按勞動案件進行處理。
對此，黎建飛認為，現在很多明明屬於勞動糾紛的案件既不能申請勞動仲裁，也不能按照勞動爭議案件提起訴訟，致使許多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而這一切的根源是因為「目前我國勞動爭議的受案范圍太窄了」。
長期研究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的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系副主任孫德強副教授在接受采訪時也告訴記者，我國現在的勞動爭議范圍非常狹窄，很多應該納入勞動爭議范圍的勞動糾紛都沒有被納入，導致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發生糾紛時告狀無門。

范圍為何過窄 兩大原因制約

是什麼導致我國的勞動爭議范圍太窄了呢？
孫德強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源在於勞動法在做相應規定時，運用的是列舉式立法方法，而不是概括式立法方法，這就導致無法通過司法實踐擴大勞動爭議的范圍。
勞動法第2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黎建飛說，我國的勞動法公布於1994年，當時的勞動關系主要指單位和職工之間的關系。就單位來說，企業都是清一色的國有單位，並且大多是民法上所稱的「法人」的表現形式，所以勞動法使用了「單位」這一稱呼。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單位」的概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僅包含國有企業，還包括個體經濟組織、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經濟組織形式。在這種意義上，傳統觀念中的規范性單位的范圍日漸縮小，非規范性的單位的范圍日漸擴大。但是，這些非規范性的單位並未進入勞動法調整的范疇，勞動者與之發生勞動糾紛後，無法依照勞動法進行維權行動。
從職工方面來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的職工都有固定的身份，屬於固定工，人數大概有五千萬，這是當時的勞動關系中勞動者的主要范圍。目前，擁有固定工身份的職工越來越少，非固定工身份的職工越來越多。比如承包經營中的勞動糾紛。一項建築工程經過層層轉包，最後到了個人手中，於是，個人拉起一班人馬開始施工。一旦其中一個勞動者出了事故，他該找誰呢？發包工程方通過承包合同發包了工程，其沒有直接使用勞動者，與勞動者沒有建立勞動關系；施工方雖然是用了勞動者，但他又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用人單位。結果是勞動者自己來承擔勞動風險，同時無法通過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
還有大量的自由職業者，比如保姆，上海市有幾十萬人，北京市僅城八區就有20萬戶人家請了保姆，保姆總數也在幾十萬人。這么大的人群，卻被排除在勞動法調整范圍之外。
「也就是說，我國的勞動關系的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相比之下，相關法律法規就顯得滯後了。」黎建飛說。
黎建飛指出，除此之外，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新情況還沒有進入勞動爭議的范疇，也是導致勞動爭議的范圍太窄的一個原因。
何潔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何潔原是江西某造紙廠的職工，由於企業效益不佳，她下崗了，廠里只發給她最低生活費。為了生活，她又去了一家百貨超市做營業員。一天，她騎著自行車去上班，由於下雨路滑，再加上擔心上班遲到車速較快，在一次避讓中摔倒，卻不想摔得不輕，住院花去了三千多元。找超市老總報銷醫葯費，老總說：誰知你是怎麼摔的？再說你的醫保關系不在我這里。找造紙廠，造紙廠說你不是為我上班摔的，怎麼能找我報銷醫葯費呢？
孫德強認為，制定勞動法時沒有的勞動糾紛或者很少出現的勞動糾紛，已經大量出現，然而卻找不到救濟渠道。

修訂細化勞動法 出台勞動爭議法

怎麼解決勞動爭議范圍太窄的問題呢？黎建飛認為：「首先必須對勞動關系進行正確的認定。」
黎建飛說，用「僱主」和「勞動者」的概念稱呼勞動關系雙方比較准確。司法實踐中，只要使用了勞動者的勞動力，並為其支付報酬，就是僱主。僱主不一定局限於現實中有完整結構的組織和民法意義上的法人，還包括個人。另外，臨時用工的、靈活用工的，全部要納入僱主的范疇。「倘若我家需要人打掃衛生，我就找來一個人給我家打掃衛生。這時，我就是僱主，出了事故，我負責。」
「同樣，只要是為他人勞動並收取勞動報酬，就是勞動者。」黎建飛補充說，「比如我了解的一個案件，當事人為一個工地做飯，由於地滑，摔了一跤，導致身體癱瘓。當其找工地要求賠償時，工地負責人不承認，說『我不認識你，跟我們沒有關系』。我當時就評說，只要他不是給本人和妻子兒女做飯，而是為他人做飯，就與他人存在勞動關系，就一定有相對方。在這個案件當中，工地就是相對方。」
明確了僱主和勞動者的范疇，也就明確了勞動關系的范疇。黎建飛認為，勞動關系就是僱主和勞動者之間基於使用勞動而產生的關系。無論是勞務派遣，還是為多個用人單位提供勞務，只要勞動者通過出讓勞動力支配權給用人單位並獲得勞動報酬，用人單位通過管理、支配使用勞動力，組織開展勞動並獲取勞動成果，雙方形成的關系即為勞動關系。如果在這樣的視野下認定勞動關系，我們就可以將很多勞動糾紛納入勞動法的調整范疇。
黎建飛教授提醒說，只有從根本上改變勞動關系的認定，突破現行勞動法對勞動關系的規定，才能推動勞動爭議范圍的擴大。如果盲目要求擴大勞動爭議的范圍，必然遇到沒有法律依據的尷尬局面。另外，要考慮勞動仲裁和勞動訴訟的銜接。例如，大量不進行登記或者已被注銷的非法用工單位產生的工傷，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然而，如果任何一方當事人就工傷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時，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勞動仲裁可以裁定非法用工單位承擔責任，但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要求訴訟主體必須適格，從法律上看，該用人單位是虛擬登記的，並不存在，法院不能認定其具有訴訟主體資格，不能成為承擔責任的主體。一旦法院要求其變更訴訟主體，由用工單位的負責人出任，勢必改變案件的性質。
因此，黎建飛建議，要擴大勞動爭議的范圍，首先在理論上要正確理解和界定勞動關系。然後，在適當的時候修改相關法律，包括勞動法第2條，擴大認定勞動關系的范圍。最後，細化勞動法，在勞動法內部對勞動爭議進行規范，制定家庭勞動法等下位法，完善勞動法的體系。
只有勞動的內涵清楚了，勞動關系的內涵才能清楚，勞動關系的主體才能擴大，勞動法調整的范圍才能擴大，勞動爭議的范圍自然就會擴大。
孫德強也認為，只要我們承認，勞動關系不同於民事關系，勞動法律關系不同於民事法律關系，勞動爭議訴訟不同於民事訴訟，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勞動爭議的處理不同於民事爭議的處理，出台規范勞動爭議處理的專門法律也就成為必然。目前，一方面，我們可以建議立法機關盡快修訂勞動法，擴大勞動法對勞動爭議的調整范圍。另一方面，建議立法機關對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進行審查，並予以廢除，在此基礎上出台勞動爭議法，對勞動爭議的范圍作出明確的概括式規定，將近年來出現的新的勞動關系納入勞動爭議的范圍，並留夠足夠的解釋空間。

『陸』 吳栓牢的相關信息

西安兩開發商，借一城中村改造項目，收取工程保證金。據交納保證金的當事人稱，自2010年以來，已有百餘家單位共交付上億元款項。收取保證金的開發商頭頂市政協委員的光環，卻不履行合同協議;拿著城中村開發協議的開發商未收取保證金，卻聲稱和對方是合作關系;兩開發商之間上演的「二人轉」讓眾多交錢的施工企業撲朔迷離。這到底是商業陷阱還是惡意詐騙?
吳栓牢，渭南市政協委員、陝西益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益豐公司)法人。但最近，這個名字卻被很多在陝施工企業憤慨的傳播著;這些企業的項目負責人紛紛來到吳栓牢的辦公場所圍追堵截，但他們卻始終見不到吳栓牢本人。
「我們上億元保證金被收取後，吳栓牢就人間蒸發」,很多企業抱怨。
調查發現，這些施工企業還在替吳栓牢本人進行著慈善事業。雙方之間合作伊始，很多要從吳栓牢手裡承包工程的人，都要「被自願」給吳栓牢捐贈1到2萬元的捐款。這種捐款用來維護這位政協委員在渭南市當地的「聲望」和「名譽」。 1月10日，130餘名農民工在富平縣人民廣場集體下跪討薪。
事件發生後，引起各界關注。目前，富平縣相關部門扣押開發商價值近700萬元的13輛轎車准備拍賣後抵工資，並督促開發商近期籌資1000萬元，解決部分拖欠。
工人：幹了快一年，一分沒拿到
1月12日，在陝西益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旗下的富平縣龍城國際工地上，12棟樓中的10棟已停工，多數農民工已不知去向，僅有部分工人在整理材料。
「我幹了快一年了，一分錢都沒有拿到。」農民工陳師傅說，他生活花銷已倒貼2萬多元，還在承包商處借了1萬元。陳師傅稱，他是重慶人，和愛人及10餘名工友自2012年3月在該工地打工，承包4號樓鋼筋方面的活，2012年的工程已完工，工人們卻未領到分文工資。
「我們都是要過債的人，從未遇到過這么難要到錢的開發商。」陳師傅無奈地說，快過年了，外地工人要回老家，為討工錢，才去下跪。在該工地承包8號樓-12號樓鋼筋材料施工的姜（音）師傅說，該工地2000餘名農民工在去年11月中旬多次討薪未果。
鄭師傅是4號樓包工頭，他手下大約有70餘人，共欠工資80餘萬元，鄭師傅回憶，1月10日，上百名農民工自發討薪，穿著棉襖戴著安全帽，手拎著饅頭、礦泉水，舉著「給我工資」、「我要回家」等牌跪在該縣人民廣場上。「集體下跪也是無奈之舉，希望政府能出面處理龍城國際項目部拖欠工資問題。」
質疑：開盤130萬請明星 咋沒錢發工資
1月12日下午3時許，該售樓部一工作人員介紹，龍城國際開發商是富平薛鎮人，名叫吳栓牢，該項目地皮以5.3億競拍下來。2011年開建，共12棟樓34個單元，由12個建築商承包，分別來自貴州、安徽等地，目前已投資11億元。
而據媒體報道，吳栓牢於2005年成立了陝西益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且是渭南市政協委員，其企業主要從事舊城改造和房地產開發。2011年10月18日上午，龍城國際項目開盤儀式上，明星張柏芝現身8分鍾，快閃撈金130萬元。
有農民工質疑：「有那麼多錢請明星，咋能支付不起農民工每人幾萬元的工資呢？」
處理：開發商被令籌款千萬解決部分拖欠
據了解，上訪農民工2011年10月進入陝西益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旗下的龍城國際項目打工，目前項目已基本完工。經富平縣勞動監察大隊核算，龍城國際項目共欠薪4900多萬元，涉及2600多名農民工。
昨日上午，在該項目工地上，富平縣城建、勞動監察部門已安排12個工作小組48名工作人員，分別在12棟樓項目部對農民工工資信息進行登記。
2012年10月，當地政府曾組織工作組，赴深圳、西安等地與益豐公司及其合作夥伴深圳美林投資公司洽談，明確其法律責任和義務，幫助農民工討要工資，共追回560萬元。
目前，該縣相關部門已扣押益豐公司13輛轎車（評估價698萬），待拍賣後折抵部分拖欠工資。富平縣委縣政府要求益豐公司近期籌措1000萬元資金，解決部分拖欠工資。
富平縣常務副縣長白泉朝表示，政府將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聘請律師通過法律手段追要工資，並進一步加快司法程序實施進程，依法幫助追討農民工工資。
1月11日，人社部、發展改革委、公安部、監察部、財政部等十二部門聯合召開「做好2013年春節前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視頻會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說，對10人以上的集體勞動報酬爭議，要當天立案並加快結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額1000元以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掛牌督辦。 2013年1月17日上午，在西安市高新路上，來自浙江、四川等地的17家建築公司代表手拿17面中間被做成空心形的錦旗，集體前往陝西一家公司，要把這些特殊的「禮物」送給公司老闆，想用此方式要回收取的公益慈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