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福茂律師

⑴ 維護個人權益的故事

春節將至，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再次引起社會的關注。「從去年10月8日到今年1月8日,我們在3個月的時間里陸續援助了45件農民工工傷案件，遠遠高於去年同期的案件總數，涉及的索賠金額也遠遠高於拖欠工資的案件。」1月18日，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公布了這一調查數據。

北京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麗華律師告訴記者，在這40多起工傷案件中，九成以上農民工沒上工傷保險，遭遇工傷後，農民工工傷索賠走完全部程序最短也要3年9個月。「目前我國繁瑣復雜的工傷認定程序、高昂的維權成本等原因，已經使工傷維權成為農民工除欠薪外面對的新難題」。

沒簽勞動合同使工傷認定難上加難

「對於農民工來說，工傷維權時間長，最主要就是在確認勞動關繫上。對於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根本沒有勞動合同，有工作證、工資條、出入證等證據的人也很少。」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執行主任、曾經代理過很多起農民工工傷案件的時福茂律師說。

時福茂告訴記者，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45個工傷案件中，只有5個人有勞動合同，還有兩個人的勞動合同是由用人單位保管，自己手中並沒有。農民工發生工傷後，許多用人單位為規避責任而否認其是自己的員工。

據介紹，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工傷認定時農民工應當提交確認勞動關系的證明，如果不能確認勞動關系，農民工必須先申請確認勞動關系的仲裁，一方對裁決不服的，可以到法院起訴，提起一審、二審；認定工傷並經過勞動能力鑒定後，對工傷賠償待遇有爭議的，還需要先申請勞動仲裁，對裁決不服的，還要提起訴訟，所有程序走完一遍就要花費3年9個月。由於仲裁裁決沒有終局性，而處於爭議對立面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很難都對裁決滿意，起訴就在所難免。而經過仲裁、一審甚至二審，可能半年甚或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仍然還沒有確認勞動關系。

記者在工作站見到了來求助的農民工尹海紅的弟弟尹海龍。他告訴記者，哥哥2005年6月3日在工作時被高壓電擊傷，花了11個月才拿到工傷認定結論，目前仍然沒有申請到工傷保險待遇，不得不推遲第二次手術時間。而另一位農民工溫某的工傷案中，僅僅確認勞動關系就經過了仲裁、一審、二審，耗時整整7個月。

「由於工傷索賠程序本身環節較多，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工傷待遇索賠，再加上不得不進行的勞動關系的確認，可能發生的對工傷認定結論不服的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以及其他特殊情況，普遍而言，工傷程序所花費的時間和成本要高於農民工的其他案件。」

缺少證據使案件久拖不決

如果沒有勞動合同，農民工發生工傷後申請工傷認定時，哪些證據能夠證明勞動關系的存在？據工作站的律師們介紹，在他們辦理的案件中，不同的政府工作人員有不同的標准。有的工作人員進行調查後很快便給農民工認定了工傷，有些卻要求農民工提供各種詳細的證明材料，其掌握標准之嚴，妨礙了農民工的維權。

時福茂給記者講述了工作站援助的一起案件。陝西省籍農民工李景興在北京某工地打工，2005年8月26日在工地收拾勞動工具的時候，從3樓摔下。由於當時現場工人很少，而能夠證明當時發生工傷事故的也只是一名叫張彬的證人書寫的一份《證明》。但是，張彬後來去其他地方打工了，因而沒有出庭作證。開庭時，被申訴人北京天利建築公司不承認張彬在其工地幹活，而李景興也沒有其他證據能證明。如今，勞動仲裁委員會開庭已經過去了4個多月，這份證言的效力一直無法得到認可。

據了解，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的規定，「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時可參照下列憑證：（一）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職工工資發放花名冊）、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二）用人單位向勞動者發放的『工作證』、『服務證』等能夠證明身份的證件；（三）勞動者填寫的用人單位招工招聘『登記表』、『報名表』等招用記錄；（四）考勤記錄；（五）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其中，（一）、（三）、（四）項的有關憑證由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

時福茂表示，盡管在證據上，該《通知》已經為勞動者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缺乏證據仍然是農民工工傷維權案件中具有共性的問題。農民工普遍沒有和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有些甚至連工資表、工作證、服務證、登記表、報名表等都沒有，發生糾紛後常常只能拿到其他工友的證明。而打工的流動性又使得工友們也不能常在一個地方，一旦工友已經到其他地方打工，開庭時無法出庭作證，原本已經少得可憐的證據更是幾乎等於沒有。

律師建議：減少法律環節加重處罰

按照我國法律規定的程序，勞動爭議案件實行的是「一裁兩審」，比一般案件的「兩審終審」還多一個仲裁程序。佟麗華分析說，設置仲裁程序的本意是通過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的專業性，及早解決勞動爭議，但從實踐上來看，勞動爭議仲裁前置制度的設立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反倒成為農民工維權過程中的一大障礙，這一點在工傷認定和待遇索賠程序中尤其明顯。

此外，在工傷案件中，用人單位違法的成本非常低，這也是造成勞動者屢陷維權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法律規定用人單位如果欠薪，不僅要全額支付勞動者報酬，還要加發工資報酬25％的經濟補償金。而工傷保險索賠沒有這樣的規定，即使打三五年的官司，耗去農民工大量的精力，用人單位最多不過支付本應給付農民工的工傷賠償。不少農民工因為跟用人單位耗不起，最終無奈放棄了自己的權利。

因此，佟麗華建議，取消勞動仲裁程序，使農民工發生工傷後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訴，這樣可以大大縮短農民工申請工傷和得到賠償金的時間。另外，還應從立法上加大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對於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和不給農民工上工傷保險的情況，在立法中做出明確、有可操作性的懲罰措施。

時福茂認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工傷維權難題，應該加強勞動部門的執法力度，並對用人單位的勞動安全檢查做到經常性，對未發工傷防患於未然，對已發工傷及時救助。

在工作站援助的工傷案件中，勞動合同簽訂率不超過10％，因而當農民工申請工傷認定時，很多人被直接告知先申請仲裁確認勞動關系，待勞動關系確認後再來申請。即使勞動者已經提交了工作證、工作服、工友證言等證據，也同樣被如此要求。而根據《工傷認定辦法》的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受理工傷認定申請後，根據需要可以對提供的證據進行調查核實，用人單位、醫療機構、有關部門及工會組織應當予以協助，據實提供情況和證明材料，工作人員也可以根據需要進行調查核實。

但目前的普遍情況是，工傷認定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農民工提供的證據並不核實，而是一味要求提供勞動合同，否則便推到勞動仲裁，這樣大大增加了農民工申請工傷認定的成本。

就在記者發稿時，從安監總局政府網站上看到一則消息：《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認定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1月1日起全面施行，其中明確規定農民工發生工傷由發包方承擔責任。《意見》對事實勞動關系認定更加簡便，認定雙方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社會保險費證明，工作證、服務證等證件，招工登記表、報名表、考勤記錄等都可以作為證據，加以認定。為減少普通勞動者維權成本，《意見》還規定，不服不予受理工傷認定申請決定的，可以不經行政復議，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對工傷認定行政部門不作為的行為，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⑵ 我在醫院原有資產食堂外包情況下工作了3年算公司員工嗎

食堂外包情況下工作了3年應該算是外包公司的員工，不是醫院的員工。跟誰簽的合同就是誰的員工。

⑶ 職工患職業病 企業或老闆承擔多大責任

時福茂回答說，職業病是工傷的一種，患了職業病要先行診斷，首先確診是不是職業病。如果確診職業病以後，再申請，工傷鑒定之後是幾級傷殘，享受工傷保險包括醫療、傷殘津貼包括一次性賠償還包括護理費等等，實際上也是工傷保險的一種，只不過是比較特殊的一類。
關於領導有沒有連帶責任的問題，湯淳認為，從我國職業病防治法上的規定，企業有義務為勞動者提供符合國家標準的作業環境。換句話講，是在作業的時候，能夠使勞動者避免，或者減輕有毒有害因素的傷害。如果一旦發生職業病，就要看企業是否做到了這一點。如果企業沒有做到這一點，你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湯淳進一步說，從我國的管理體制和相關的法律以及各方面的規定，政府主管部門和當地的政府，對於職業病的防治是有責任的。如果在你所管轄的許可權范圍內，工作有疏漏，造成了職業危害，產生了職業病，那麼就要根據造成的後果輕重，來判定它相應承擔的責任。比如像河北的白溝事件、福建的仙游事件，不光是企業受到了查處，當地的政府官員和地方政府領導都受到了相應的責任追究，就是由國家規定的成立了調查組，進行了調查，進行了責任追究。
時福茂律師認為，實際上法律上的連帶責任還是比較嚴謹的。如果一個單位導致職工患得職業病，實際上應該處罰單位，應該處罰這個老闆。比如有民事責任，可能有民事賠償，如果他沒有參加工傷保險，這個職工所有的工傷保險待遇由單位承擔。比如在工傷之外，還造成其他民事權益的侵害，可以要求民事訴訟，就是承擔民事責任。當然還有一些行政責任，比如沒有及時救治，以及沒有按照法定條件提供確定的勞動條件等等可能有行政處罰，最高有可能罰50萬，這是比較高的巨額罰款。當然還有刑事責任，比如使用有毒物品，導致最後很多職工中毒，並且診斷為職業病，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可能要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刑法》第135條有一個勞動事故責任罪，136條還有其他的罪名，都有可能追究這個老闆的刑事責任。

⑷ 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時福茂律師的電話

(010)63890148
打電話，問他電話，就說你有案子專門找他接。

⑸ 農民工工傷獲賠180萬律師拿走90萬，這樣的收費究竟合理嗎

合理，這種代理模式叫做風險代理，它就是指，根據律師代理的結果，來決定支付律師多少代理費。委託人先給比較少的代理費，甚至前期先不給律師錢。等案件執行之後，委託人按照執行到位的債權金額，按一定比例付給律師作為報酬。如果敗訴或者執行不能，律師將得不到任何回報。

楊某與律師簽訂的代理合同專家：農民工工傷案件代理程序復雜建議考慮實行律師費轉付制度實際操作當中，工傷賠償案件的辦理程序十分繁瑣，不少農民工希望盡快解決眼前困難。再者，按照他們樸素的想法，按結果給錢，實在。畢竟能給自己要來更多的錢，律師也能得到更多的代理費，這樣律師辦起案子來才會更盡心盡力。作為公益律師，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與公益事務委員會秘書長時福茂代理過很多農民工維權案件，他坦言，農民工工傷案件代理確實程序復雜，耗時長，認定工傷案件最關鍵的是首先要認定勞動關系。

⑹ 求一份社會實踐報告：世界金融危機對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影響。急！！！！

金融危機對農民工的影響》
11月25日《農民日報》報道，全球金融風暴的襲擊讓珠三角和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企業進入「寒冬」，用工市場萎縮，造成大規模外出務工人員返鄉。據有關部門初步調查，今年貴州返鄉外出務工人員將超過120萬人。據貴州省扶貧辦一項調查顯示:貴州常年外出務工人數約650萬人。

針對目前多個省份都存在的農民工返鄉現象，11月28日，新浪記者采訪了四川省人大代表、廣元市人大常委會城鄉建設環境資源保護工作委員會主任翟峰和農業部農業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趙長保。以下是采訪對話！

新浪記者:近日農民工返鄉數量增多，金融危機是主要原因嗎?

翟峰:是的。沿海城市部分以出口為主業的企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降薪、裁員或倒閉，這給農民工就業帶來沖擊。據媒體報道，西部一位勞務輸出大市的市委書記曾這樣說道:「我們有200多萬人在外打工，最怕這些人都倒流回來，成為社會問題。」我理解，這位市委書記所說的「社會問題」，就是「在金融危機下返鄉農民工激增怎麼辦」的問題。

趙長保:農民工是流動的，每年都會有返鄉現象，比如農忙、過年的時候等。據我們10月份對11個省120個村的調查統計，今年返鄉的人數比往年明顯增多，占外出勞動力的6.2%，其中約一半是因為企業停工而返鄉。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機以及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導致部分沿海地區一些企業裁員甚至倒閉。當無工可打或者收入嚴重降低的時候，農民工返鄉也是理性的選擇。

不過，金融危機究竟會產生多大影響，還需進一步觀察。因為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的影響以及對農民工打工的影響，會經歷一個「逐步釋放」的過程。從目前看，如果不加以控制，預計明年農民工的就業形勢會更為嚴峻。

記者:是否還有其他因素促使農民工返鄉?翟峰:其他因素很多，比如有的是因為無法適應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在持證上崗等競爭中被淘汰回鄉的;也有的是由於季節性影響，如北方氣溫下降以後，一些建築行業停工而回鄉;還有因災失業人員增多的影響。

趙長保:農民工的年齡結構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國的「農民工進城務工潮」已興起十餘年。很多早期出來的農民工隨著年齡的增長，返鄉後不再出來，這部分農民工的數量會逐年增加。

另一方面，國家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如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等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農民工返鄉。

記者:返鄉農民工數量增加，會對當地經濟造成哪些影響?很多人當初為了養家糊口而外出打工，現在返鄉沒有了固定收入，他們的生活出現困難怎麼辦?

趙長保:我們發現，當前農村還存在著大約七八千萬的剩餘勞動力，總量雖然比前些年明顯減少，但規模依然龐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非常規的大規模農民工返鄉，會進一步加劇已有的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

翟峰:對我們這些勞務輸出大省而言，可能影響較大。在四川廣元，50%以上的農民都外出務工了，廣元市每年財政收入有10%是外出務工收入，如果這部分收入銳減，地方經濟總量便會大大縮水。目前，在四川，有土地的農民養家糊口、滿足溫飽一般不成問題。我建議各級政府對

返鄉農民工的生活狀況進行統計，對明顯低於平均生活水平的農民工，給予補助。

記者:以往政府鼓勵返鄉農民工創業，但是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此舉能否奏效?各級政府應該怎樣因勢利導、有所作為?

翟峰:一方面，返鄉農民工可以搞農產品深加工，建龍頭企業聯盟，或另創其他務工新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應重視對返鄉民工的技能培訓;地方人大應逐步完善地方行業素質准入法規，促使返鄉民工積極提高自身綜合素質。

趙長保:我們可以利用這一契機，積極鼓勵返鄉農民工創業。相對於傳統農民而言，返鄉農民工的投資能力更強，掌握了一定的技術、信息、經驗，他們的返鄉可以有效緩解農村人力資源短缺的現狀。建議各級政府為他們提供資金、培訓等方面的支持，減緩其就業壓力，提升農民的整體素質。

企業如違法裁員農民工可維權

11月26日，記者電話采訪了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執行主任時福茂律師，他提醒返鄉的農民工朋友，在和老闆「告別」之前要注意一些法律問題。

記者:法律對金融危機等不可抗力下的企業裁員行為是否有免責規定?

時福茂:合法的裁員是可以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的規定，用人單位在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時，如果需要裁減人員20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20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10%以上的，用人單位需提前30天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後，用人單位可以裁減人員。

記者:企業遭遇金融危機時給農民工減薪是否涉嫌違法?農民工有什麼救濟途徑嗎?

時福茂:如果企業實行的是「多種工資組成機制」，即企業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當經濟危機導致企業實際經濟效益下滑時，企業可以降低工資，但支付給農民工的工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如果企業不能證明其採用的是「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相聯系」的薪酬標准且「效益下滑」，卻單方面降低農民工的工資，是違法的，受害農民工可以通過與企業協商、找工會調解、申請仲裁、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請求法律援助等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記者:在企業裁員時，所有的農民工都是一樣對待嗎?

時福茂:不一樣，企業應該優先留用與本單位訂立較長期限的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與本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家中沒有其他就業人員，有需要扶養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農民工。

需要強調的是，用人單位不得以「企業破產」或者「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為由和以下5類農民工解除勞動合同: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作業的，未進行離崗前職業健康檢查，或者疑似職業病病人在診斷或者醫學觀察期間的;在本單位患職業病或者因工負傷並被確認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內的;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的;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

提醒一下農民工朋友，如果用人單位依法裁員後在6個月內重新招工，應當通知被裁的農民工，並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用。

記者:如果農民工與企業之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怎麼辦?可否獲得賠償?

時福茂:用人單位不和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是違法在先，勞動者可以收集在該單位打工的證據———出工證明、工資條、工作服、工友證言等，可以就勞動關系對該單位申請勞動爭議仲裁。

如果該單位屬於違法解除勞動關系，勞動者可以尋求工會幫助，用人單位違法的，工會有權要求用人單位糾正。勞動者還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向勞動爭議調解仲裁委員會申訴，當然，也可以尋求當地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幫助。

確認用人單位違法後，農民工可以要求用人單位作出賠償，或者要求與用人單位補簽勞動合同。無論是否補簽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均應當按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來賠償勞動者。

記者:如果企業依法裁員，農民工能獲得補償嗎?

時福茂:用人單位以「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為由裁員的，被裁的農民工可以獲得補償。也就是說，用人單位依法裁員即依法解除勞動合同時，也應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依據勞動法律法規，農民工的經濟補償金額，可以按其工作年限計算。每滿一年，用人單位應該支付一個月工資的補償金;六個月以上不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不滿六個月的，向勞動者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月工資」，是指農民工在勞動合同解除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

另外，需提醒的是，如果企業倒閉了，資產清算時，也應優先給付農民工工資和經濟補償金。
經過這次采訪！認識到了，金融危機對農民工的影響的深度！和部門更加關注農民工生計問題的力度！

⑺ 時福茂的工作履歷

1996年時福茂畢業於河北大學法律系，大學畢業後被分到河北省邢台市麵粉廠，在廠保衛科工作。由於各種原因，他自願申請到車間工作，成為麵粉廠有史以來第一個從科室下車間的人。
1997年，一邊工作一邊復習的他終於考取律師資格。1998年起他辭去麵粉廠的工作，在甲信律師事務所做專職律師。2002年時福茂與他人共同創辦了河北君合欣律師事務所，並為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副主任律師。就是在這期間，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在北京邂逅了佟麗華律師
。在君合欣律師事務所時，時福茂共辦理了30多件援助案件，涉及農民工拖欠工資、童工工傷等。這些工作受到了政府等有關機構的肯定，2003年他被邢台市司法局評為「優秀律師」，同年經河北省律師協會推薦被評選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委員。
2004年6月，時福茂在北京出差的時候，再次遇到佟麗華律師。佟律師誠摯邀請他到北京工作，真正成為一名專職的公益律師。經過反復的思考，2004年7月，時福茂正式來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工作，成為了一名專職公益律師。
2005年9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經北京市司法局批准，依託北京市致誠律師事務所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成立了專門為外地務工人員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已經在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成為主力干將的時福茂擔任工作站的執行主任。

⑻ 未簽合同

42名保安集體起訴中石化石科院
■ 本報記者 於佳莉
4月10日，發工資的第三天，張光明就琢磨著往家裡寄錢的事兒。
但是，令他心裡不好受的是，自從改簽合同後，工資突然從每月1800元降到1640多元，盡管降薪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對於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來說，一年累計下來就少賺了「小兩千」。
33歲的張光明父親早世，家庭條件貧困，還有個2歲多的小孩。因此，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了許多，乾燥的嘴唇裂了好幾道口子。
「家裡人都靠著我打工收入維持生活，每月除去200元的日常開銷，剩下的都寄回家裡。」說到此時，張光明聲音有些哽咽。
張光明是山東省臨邑縣人。21歲時，在德州勞動局的介紹下，他進入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機構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簡稱「石科院」），當一名保安人員。通過12年的努力，他當上了保安隊的隊長。
「具體情況我說不清楚，反正是沒到合同期，單位就讓我們解除合同，然後跟另外的公司簽。」趙光明清楚記得幾月前發生的事。
張光明告訴本報記者，他的合同到期時間是2008年5月31日，然而石科院要求他在2007年11月30至12月1日解除合同，並令其於今年1月1日與北京佳強保安服務技術咨詢有限公司簽訂新合同。
與張光明一樣被降薪、改簽勞動合同的，總共涉及石科院42名保安人員。他們工作時間長的達十年之久，短的也有六個月。
這次勞動合同的非正常變動，使得張光明等42人意識到自己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
曾三次改簽派遣單位
其實，在張光明眼中，這次勞動合同改簽並不是第一次。
2003年6月1日以前，保安員直接與石科院簽訂勞動合同；2003年6月1日至2004年5月31日，在石科院安排下，保安員與北欣思達勞動事務代理中心簽訂勞動合同；2004年6月1日後，石科院又要求保安員們和北振遠護衛中心簽訂勞動合同。
換了幾位「娘家」之後，今年1月28日，石科院要求張光明等42名保安員在未滿期的勞動合同上簽字，表示「自願」與北振遠護衛中心解除勞動合同。
「當時我們並不是自願的，就在勞動變更書上把『自願』兩字刪掉了，後來領導找到我們，說如果我們不同意，不簽合同，那隻能找別的工作，這樣養老保險什麼的也就中斷了。」趙光明說，因為這個事情，當時有五六個同事離職。
1月30日，石科院再次要求他們簽訂新的勞動合同，新「娘家」為北佳強保安服務技術咨詢有限公司，合同期限自今年1月1日起至今年12月31日。
「我們的工資標准都是石科院定的，工資也是石科院財務處製表發放。」張光明告訴記者，「現在我們一再改簽合同，以前的工作年限就沒法承認了，我們向上面反映也沒得到解決。」
「以前有保安合同期滿離開石科院時，都得到過按工作年限發放的生活補助費。」他補充說，他們就想得到一個說法，工資也能無緣無故就降低了。
拿著手裡的工資條，趙光明仔細地看了又看，嘆聲說，「養老保險中斷了一個月。」
集體起訴
其中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保安告訴《公益時報》記者，最後一次改簽合同，大家都不是自願的，是被強迫的。當時因為快過年了，大家一門心思都想過個好年，所以稀里糊塗的簽合同了。
自從重新簽訂勞動合同後，這42名保安人員的工資就開始下降，張光明這位保安隊長也不例外。
雖然現在42名保安還是像往常一樣正常上下班，有的24小時值班，有的三班倒，但心情卻都不怎麼好。「出來打工就是為了賺這點錢，大家都不容易，其中有人都10多年沒回過家。」
勞動合同的非正常變更，也令保安們意識到自己的權益被侵犯，於是，就尋找法律援助。
在咨詢過很多律師後，這42名保安的心情更是無法平靜。
為張光明等42名保安人員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律師徐玉領告訴記者，石科院在2008年1月底所做的勞動合同非正常變動，並沒有得到這42名保安員的同意，他們只是怕失去工作而非自願地簽訂了新合同，石科院的做法違反相關規定。
「像張光明這樣連續工作了10年以上的勞動者，石科院本應依法和他們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徐玉領表示。
3月21日，42名保安集體向北京市朝陽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申訴。3月26日，他們等到的卻是不予受理通知書。
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42名保安准備集體起訴石科院。目前，他們已經得到了北京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
徐玉領告訴記者，他已將42份起訴書遞交到朝陽區人民法院，法院僅收下一份，並表示商量後再通知結果。
假派遣？
4月11日，石科院條法處吳處長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沒有接到任何一個保安到我這里反映情況，這個情況我也是聽別人說的。」
當問起最後一次變簽合同的事時，他告訴記者說，「最後一次變簽合同，是由於國家相關政策變化，北京振遠護衛公司失去資質，所以我們換了一個有資質的派遣單位，但待遇和崗位都與以前一樣。」
吳處長說，目前石科院的員工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科研人員，這些人員與石科院直接簽合同；另一部分是按照勞動法，對於臨時性、可替代性的工作，我們跟派遣單位簽協議。」
他強調說，「不管是派遣員工還是正式員工，待遇等各方面都是一樣的。」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是中國石化直屬的石油煉制與石油化工綜合性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創建於1956年，下設17個研究部門，目前職工總數為967人，各類技術人員812人。保安人員主要分布在基地、總部、油庫三個地方工作。
「當時提出『勞務派遣』是從鼓勵短時零工、增加就業的角度來考慮的，並未規定派遣的具體期限。」處理勞務派遣案件方面的專家馬國華律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有許多大型企業鑽對「勞務派遣」的規定比較模糊的空子。
馬國華說，在《勞動合同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勞動者被派遣到接受單位工作滿1年，接受單位繼續使用該勞動者的，勞動力派遣單位與勞動者訂立的勞動合同終止，由接受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接受單位不再使用該勞動者的，該勞動者所在崗位不得以勞動力派遣方式使用其他勞動者。
「這些保安有的都在石科院工作10以上了，難道還叫臨時工？」馬國華表示，以變換用工主體的方式，規避長期合同工的經濟補償金，實質是假派遣。
徐玉領亦向記者表示，中石化石科院這樣任意的派遣和逆向派遣一樣，實質都是假派遣，其直接結果就是勞動者的工齡大幅縮水。
記者了解到，能夠從事勞務派遣的公司，不僅要從工商部門獲得正常的營業執照，還需要獲得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的勞動力派遣資質。
但從目前勞動行政管理部門公開的信息看，北振遠護衛中心和北佳強保安服務技術咨詢有限公司均不是勞動行政管理部門審查合格的勞務派遣單位。
北京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執行主任時福茂律師接受采訪時說，中石化作為全國知名的大型國企，應該嚴格執行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不能如此明顯地頻繁轉換勞動者的勞動關系，違背勞動合同法「鼓勵長期穩定勞動關系」的法律精神。
時福茂告訴記者，援助中心曾代表42名保安人員與中石化石科院相關負責人協商過，但石科院表示目前正在裁員，拒絕與保安人員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的要求。
在多名保安人員的起訴狀中，記者還看到有的保安人員在訴訟請求中，明確表明「請求被告依法補交社會保險費」。據記者了解，其中一名老員工於1996年12月16日到2003年5月在石科院工作期間，從未繳納過社會保險。
馬國華表示，即使是派遣員工，也應該享有與其他員工同等的權利，「但是，這種情況並不屬於合法的勞務派遣。」
馬國華分析說，很多企業選擇勞務派遣的方式主要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用工的法律風險是最低的；二是不合適的員工隨時可以退還給派遣單位；三是派遣合同到期不需要支付任何補償；四是不需要直接替員工交納社會保險；五是將法律責任推給了派遣單位。
「用人制度比較完善的單位，基本上都不採用派遣形式。老職工、新合同工一視同仁簽訂勞動合同。這樣有益於企業與職工的和諧關系。進一步推動同工同酬變為現實，而減少人為的用工差距。」馬國華向記者介紹。

⑼ 農民工全身癱瘓後獲賠180萬元，律師為何會拿走一半

有媒體以「工傷獲賠180萬律師費90萬」為題，報道廣州市一律師涉嫌違反規定收取費用的有關情況。針對該事件，廣州市司法局發布通報稱，依照律師管理的相關規定履行監督管理職責，已經依法依規啟動調查程序。如查實存在違法違規執業行為，廣州市司法局將嚴格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和相關法規規章、律師行業規范的規定，進行嚴肅處理。

調查處理情況廣州司法局將及時向社會發布。

一個工傷認定案件要打兩年的時間，算正常。時福茂介紹：「我曾經辦過一些案件，在勞動關系階段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到工傷認定之後，可能又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一審和二審。當然還有些案子，可能單位已經破產了，導致最後打贏官司拿不到錢，不過現在有一個先行支付，會好一點。程序過於復雜，導致很多案件不能及時結案。」

時福茂舉例說：「我正在辦理的另外一個案件，從2013年開始為趙懷德提供法律援助，已經打了7年的官司，9個裁定和判決，但是現在僅拿到198000元的賠償，傷殘津貼到現在還沒有領到，程序復雜，導致維權非常艱難。」

事實上，我們國家對於像農民工這樣的弱勢群體維權，有非常好的法律援助制度。2003年9月生效的《法律援助條例》第10條明確規定，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其中就包括工傷保險。

2006年，國務院出台意見，專門規定要依法將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范圍。2008年8月開始，農民工因請求勞動報酬或者工傷賠償申請法律援助的，不再受經濟困難條件的限制。

專家建議，農民工萬一發生工傷還是要申請法律援助。專家呼籲，此類案件可以考慮實行律師費轉付制度，由敗訴方承擔勝訴方的律師費。減輕農民工打官司的成本，減少企業惡意訴訟的發生率，敦促企業依法用工，鼓勵更多律師代理法律援助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