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師

⑴ 「辱母殺人」案的細節是怎麼樣的

事發山東聊城的「刺死辱母者」案引發輿論高度關注，而於歡是否構成正當防衛或成最大的爭議點。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發現，警察介入4分鍾後就離開了拘禁於歡母子的辦公室，而於歡被催債者拿椅子杵到退無可退，才拿起了刀。

在經歷6小時的煎熬後，23歲的於歡拿起水果刀，刺向糾纏許久的催債者。這些「不速之客」最終一死三傷，而於歡本人也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判無期徒刑。

記者注意到，源大工貿公司及蘇銀霞的負債情況同樣嚴峻。

在血案發生之後，2016年10月，源大工貿及蘇銀霞等被申請人，被法院裁定凍結570萬元存款或查封其同等價值的財產；2016年11月，源大工貿公司被判決償還808萬元，蘇銀霞承擔連帶責任；2016年12月，源大工貿有限公司、蘇銀霞等人亦被判決償還他人100萬元。

如何熬過經濟困境，與於歡的自由問題一樣，擺在了蘇銀霞一家面前。

⑵ 死磕派律師的爭議死磕

死磕派律師中比較年輕的王興律師並不贊成使用「死磕派」這樣的說法，「往往因為概念界定不清，導致誤會和矛盾」。
這種擔心已經成為現實。根據楊學林的三分法，非死磕派律師好像被歸為道義上存在問題的群體。這引起不少律師的不滿。
王立峰律師用充滿諷刺的筆調寫了一篇《正常律師轉向死磕派律師之秘笈》，描繪了一幅從接案、會見、庭審一直到結案過程的死磕派規劃路線圖，言語間頗有指責死磕派律師喜歡炒作、煽情和不顧當事人利益的意味。
黃雲中律師則直指死磕派律師為撒嬌派，他批評死磕派沒有傳遞正能量，「置己身於體制對立面，以演藝手法娛樂社會。利慾之心高過公義之心，熱鬧之中對正常法制構成破壞，也將律師業導向不歸之途，十分惡俗」。
死磕派律師受到的非議不光來自業界。頻繁發生的死磕案例也吸引了最高人民法院高層的注意。在法庭上抗議、發微博、被逐出法庭……這些死磕表現被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一次法官培訓會上歸納成律師「鬧庭」，並要求法官加強庭審的掌控能力。
或許死磕派律師最危險的爭議來自內部。遲夙生說，死磕派之間有時候也會死磕。盡管陳有西和斯偉江兩位成名於「李庄案」的律師都不承認自己是死磕派，但他們在一系列大的死磕案例中幾乎沒有缺席。
沖突首先發生在陳有西和楊金柱之間，兩位曾並肩作戰的律師在「北海案」後突然決裂，雙方各自寫了多篇文章相互指責、「揭露」。此後先後代理過「李庄案」的陳有西和斯偉江之間又發生了論爭。許多律師不願談論誰是誰非，事實上這些論爭已經演變成了羅生門，在不同人那裡將構建出不同的「真相」。一些人認為主要是理念之爭，另外一些人則將論爭解讀為爭功。
死磕派律師們也在努力消除誤解和爭議，他們做出的第一步努力就是為死磕正名。楊學林認為「很多人對死磕派有誤解，好像就是瞎鬧、瞎搞，我們全是從刑事訴訟法上抄的，一個字都不差，要求法院按照刑事訴訟法來做。如果法院做了，死磕也磕不起來」。
王甫律師自「北海案」開始加入死磕團隊，他認為造成誤解的關鍵在於死磕的方式太單一，無非是申請迴避、被逐出法庭、死磕程序等等，而法庭上的辯護詞、辯護策略這些技術性的內容公眾沒有看到，因此容易形成死磕派沒有技術的印象。
被楊學林稱為「傳奇人物」的朱明勇律師雖然有許多「死磕」的輝煌歷史，但也不願意自稱為死磕派律師，因為這個概念「無法從字面意義理解真正的內涵是什麼」。在他看來，死磕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對司法機關的違法進行堅決的抗爭」，而律師最大的武器就是法律。
死磕派律師雖然都不再是體制內律師，但他們也在尋求與體制共存之道。楊金柱在他今年新年獻詞中寫道：新年的夢想之一是「讓執政黨對死磕派律師們越來越包容和尊重」。在死磕派律師之前，涌現過一些維權律師或人權律師，以公益維權為主，通過個案推動社會進步。在朱明勇看來，他們與死磕派律師的不同之處在於，死磕派律師追求的是個案公正，而維權律師可能出於理想而傷害到當事人。
即使是死磕派律師中表現最為高調的楊金柱，在楊學林看來，也是頗為務實的。他舉例說，楊金柱在近期一個案子中，「前期大力死磕，網路揭露，後期庭審和諧，網路消聲。為何？因當事人告知有司已讓步，要求給面子。律師及時改變策略，以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利益」。死磕派律師本質上仍然是追求業績的職業律師。
2013年7月24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吳慶寶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了《死磕派律師更要維護法治社會》一文，肯定了死磕派律師的作用，提出「政府應主動團結這些律師群體，讓他們成為決策的參謀之一」，但同時也提醒「切忌私下小范圍形成與政府對立的意見和行動，將自己劃到政府的對立面」。
不少死磕派律師都提到私下場合來自官員的認可和贊賞，或是官員改變了以往對律師的偏見。楊學林在代理「李庄案」之後就明顯感覺到了差別，以往他代理一些比較敏感的案件時，有關部門都會找他談話，自那以後好像變得信任他了，不再有類似的談話。
從掀起業界漣漪到撬動中國法治進程，死磕派律師無論毀譽幾何，都將是中國法治史上的重要一筆。著名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覺得死磕派律師「不像律師」，但是「律師不像律師首先是因為法官不像法官」，他認為「不可否認死磕派律師以一種自我犧牲的方式推動法治進步」。
2014年4月9日，求是理論網轉載新浪博客博主千鈞客博文《解讀「死磕派」律師》一文，文章認為，法律人是十分聖潔的稱呼，全國25萬律師，絕大部分兢兢業業，為中國法制建設和公平正義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在少數所謂「死磕派」糟踐下，法律人這個詞已經毀譽參半。他們以網路為平台，以宣揚「憲政」思潮、炒作負面輿論、插手熱點個案為共同目標，以師生、朋友、同事等人脈關系為紐帶，以操控輿論、簽名造勢、煽動圍觀、聚集施壓為手段，結成了形式鬆散、聯系緊密、行動抱團的「聯盟」。這個「聯盟」不守法律倫理、不講公平正義，只有壟斷司法叫板政治的野心，把小事搞大、大事搞炸，唆訟、架訟、霸訟等現象愈演愈烈，庭審中想當法官，遇事後爭做無賴，動輒扣以「政治迫害」的帽子，儼然法律界黑社會，嚴重阻滯中國法治進程。
2014年5月8日，環球時報刊登單仁平評論文章《「死磕派」律師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評論稱，「死磕派」律師大體都是針對「公民維權」開展活動的。整體看，他們對推動社會更加公正、對發展公民維護正當權益的能力做出了一份貢獻。通過唐慧案、任建宇案等，社會的法治思維獲得了新的角度。與此同時，「死磕派」律師的行為方式不時突破律師行業的規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經常表現出激烈的政治傾向，他們的維權活動並非專注於法律手段，而是傾向於「社會化」，如動員網上輿論，支持甚至參與非法的現場活動等。律師通常都應是法律條文主義者，嚴格在現有法律體系內行事，以這個體系為唯一藍本開展業務。但一些「死磕派」律師以質疑、修正現有法律體系為使命，他們更像是「社會活動家」和「政治積極分子」。這使得「死磕派」律師的角色讓人一言難盡，他們當中一些人對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和政治破壞力錯綜交織，一方面推動司法的程序正義，一方面又為實現具體訴求不擇手段。他們一方面喚醒了部分人的維權意識，一方面又與民粹主義力量合流，導致輿論對司法的過度干預。從這幾年的情況看，維權律師表現自我價值觀的空間很大，盡管一些人公開展現反對現有權力體系的姿態，但只要他們以合法方式活動，他們的存在就實際被接受了。這當中有的「死磕派」律師自我炒作，謀取名利，整體環境也未做干預。
.......在這個社會上，所有人都應當對法律有敬畏感。一些官員喪失這種敬畏，結果不斷有人身陷囹圄。有的「死磕派」律師也從另一個方向失去對法律的敬畏，以為自己的價值觀就是法，順他們的要求行事就是法治建設，否則就是「維護專制」、「反人民」。他們在政治上有些幼稚，個人性格中還有些傲慢，這使得他們對時代潮流的看法出現偏差。「死磕派」律師成為「異見人士」中較為活躍的群體，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會的反思，但他們自己卻喪失了反思的能力。這是危險的。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局限性，他們切不可以為，自己才是中國民主與法治建設的突破和決定性力量，這樣的自我政治高估會導致行為的很多錯誤。
死磕派律師面臨著諸多無奈，無奈之下難免有無奈之舉！但是，如果律師群體希望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就要走一條有別於傳統的死磕道路——依靠嚴謹的邏輯贏得時代的掌聲，經受歷史的檢驗；用律師的經驗活躍法律的生命，而不能無理取鬧。

⑶ 電死外星人的質疑處理結果

>>質疑
警方處罰「小題大做」
6月8日起，一條名為「濱州市民意外電死外星人並冷凍在自家冰櫃中」的帖子開始在網上被瘋轉，網帖詳細描述了濱州市民李某電死「外星人」的經過，並配有「外星人」圖片。10日，濱州警方通報稱李某承認編造了虛假信息。11日，警方宣布李某因為虛構事實，擾亂社會秩序並在社會上造成重大影響，依法給予其行政拘留5日的處罰。
對警方決定，有網友表示能理解李某「虛構事實」，但認為其並未擾亂社會秩序，當地警方有「小題大做」的嫌疑。
>>回應
帖子造成一定恐慌
昨天，濱州市濱城區公安分局宣傳科劉科長接受京華時報記者采訪時，對李某涉嫌「擾亂正常社會秩序」的說法進行了解釋。
劉科長稱，李某發帖稱自己電死了外星人，給當地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公安機關也在後期接到李某鄰居及房東的舉報，這個人一直在家裡說他冰櫃里有外星人」。
他稱，李某發帖時留了聯系方式，接受媒體采訪，提供了一些虛假信息，經網路炒作及媒體報道後，6月10日，大量媒體記者、UFO愛好者從全國各地趕到李某所在村莊圍觀，造成人員聚集，同時有記者趕到派出所、公安分局，給正常的辦公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這不是正常的社會秩序」。
對於質疑，劉科長表示，警方對李某的處罰不會變，「這件事肯定會引起兩方面的爭論」，「誰都避免不了」，「我們絕對沒有違法違規的行為，我們都是依法依規處理的，都沒問題」。
>>觀點
有點反響不叫擾亂秩序
對於警方做法，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朱孝頂律師認為「警方小題大做了」。他認為，公權力介入此事明顯不當，「如果他謊稱家裡有個炸彈、有放射性的東西，就很容易讓人立即覺得自身的安全受到現實、即時的威脅。但他說自己電死了個外星人放在家裡，應該不會在老百姓當中造成什麼恐慌，這僅是一個獵奇、好玩的消息而已，公權力應當容忍」。
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王甫律師說，李某發布虛假信息「是個人品德問題」；若李某擾亂了房東的正常生活秩序，房東可以按租賃合同主張自己的權益，也可提起訴訟，「但無論選擇哪個，都只是民事糾紛，不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范圍內」。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認為，李某的行為並未改變正常的社會秩序，「社會上有點反響怎麼就叫擾亂正常社會秩序呢？有些小題大做了，他們這樣做反而把人家的生活秩序打亂了，把他的人生軌跡改變了，拘留5天讓他成為了有污點的人」。
警方處罰須證實危害程度
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尹富強律師認為，濱州警方的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李某確實有欺騙行為」，且有主觀故意成分。尹富強表示，我國法律對擾亂社會秩序達到什麼程度才構成治安處罰並無明確規定，「有彈性，但具有一定危害性的擾亂正常社會秩序的行為更適於治安處罰」。
他稱，若正如警方所言，當地部分居民因聽說有外星人而引起了一定的恐慌，「這肯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但「我們也要清楚地了解百姓是在看笑話還是真正引起了恐慌」。如果警方有筆錄等證據證明確實有人恐慌，作出該行政處罰措施是合適的，「否則這項處罰就是有問題的」。

⑷ 與公交車司機發生爭吵導致車輛失控但是未有傷亡會怎麼判刑

近年來，乘客因種種原因與公交車司機產生矛盾，最終引發肢體沖突釀成交通事故的案件屢見不鮮。

裁判文書網近日公布的一起案例顯示，湖南一男子因與公交司機爭吵打罵引發交通事故，被判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獲刑兩年。在該事故中，男子因靠站停車問題，與公交車司機發生爭吵，在公交車行駛過程中謾罵並拉扯司機衣服，致使公交車與道路右側電線桿相撞，造成數名乘客受傷。

記者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公交車」+「爭吵」為關鍵詞在裁判文書網搜索發現，從2008年起共發生類似案件66起，其中遼寧省案發最多為10起，其次為重慶市9起。

相關判例顯示，有乘客無理要求公交車司機停車、不按規定上車、投幣，引發與公交司機爭吵、拉扯，更有甚者用垃圾桶套司機頭部，有行人在因此引發的交通事故中喪生。

對此，刑辯律師王甫稱，在類似情況下，毆打司機的乘客可能同時觸犯多種罪名，如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傷害罪、甚至是故意殺人罪。「由於是同一個行為，存在犯罪競合問題，一般來講會擇一個重罪去處罰。」

王甫還稱，如果有證據證明司機有過錯，如主動攻擊，司機也應擔責。

01、司機被套垃圾桶，緊急剎車撞擊大橋護欄後停下

2017年12月20日，廣州市番禹區法院判決了一起類似案件。

（2017）粵0113刑初1932號判決書顯示，2017年6月29日17時許，被告人雷某標搭乘番12路公交車，因不按規定從後門上車與公交車司機何某發生爭吵，當該車行駛至本區市橋大橋橋面時，被告人雷某標突然將公交車上的塑料垃圾桶套到被害人何某頭上並毆打其頭部，導致正在行駛中的公交車突然失控，司機何某緊急剎車，車輛與市橋大橋護欄發生碰撞後停下。後司機何某報警，雷某標在現場等候公安人員到場處理。

案發後，被告人雷某標的家屬已代為賠償司機何某經濟損失人民幣5000元，並取得何某的諒解。

最終，番禹區法院認為雷某標罔顧公共安全，危及車上乘客的安全，應對事故的後果承擔主要責任，根據法定刑幅度、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節，並綜合考慮被告人作案的具體事實、認罪態度等因素，判決雷某標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⑸ 討論：聯合大學是什麼大學19歲就能畢業進北京海淀法院是什麼後台

【王甫律師爆料】有關部門把撰文批李天一和他家律師的任務分給媒體...(轉載) 樓主:見習評論員 訪問:804 回復:25 查看原帖>>

⑹ 請問新聞上的刺死辱母案是什麼意思怎樣侮辱的

您好！「辱母殺人案」中「母」指的是蘇銀霞，「殺人的人」蘇銀霞的兒子於歡。事件的詳細情況如下：
在經歷6小時的煎熬後，23歲的於歡拿起水果刀，刺向糾纏許久的催債者。這些「不速之客」最終1死3傷，而於歡本人也因犯故意傷害罪，被聊城中級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血案之由是母親蘇銀霞的債務糾紛：蘇銀霞此前曾為維持公司生產，借了100萬元高利貸，月利息10%，但無力償還。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通過梳理判決、采訪有關法律人士發現，在這6小時里，這對母子先被催債者監視——母子走到哪兒，催債者跟到哪兒，連去吃飯也被跟隨、看守；後來，母親被催債者用下體侮辱、脫鞋捂嘴，而在警察介入4分鍾即離開他們所在的辦公樓之後，糾紛再一次延續。面對無法擺脫催債者的困局，於歡選擇了持刀反抗。
兒子保護受辱的母親卻獲無期徒刑，如此結果引起輿論極大關注。日前，於歡已提起上訴。二審代理律師殷清利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們計劃3月27日與法院溝通閱卷事宜。
案發前：母子被催債者「走哪兒跟哪兒」
血案是2016年4月14日晚上10點多發生的。不過，案發前大約6小時，蘇銀霞所任法定代表人的山東源大工貿公司大院已不平靜。
據判決認定的公司多名員工證言顯示，當天下午4點半左右，大約10名催債人員來到公司辦公樓前，「現場亂哄哄的」，有一名年輕女子在大喊大叫，「蘇總和對方互罵」。
這些上門者並非全是債權人。按判決書的說法，他們當中僅有一名1987年出生的女子稱借給了蘇銀霞100萬元，這是判決認定蘇銀霞此次借款的全部數額。據媒體報道，此前一天，母子已把唯一的房子抵押給放貸者，於歡的東西也被拖了出來。
此次「對陣」沒有結果。蘇銀霞與於歡最終回到一層辦公室，催債人員則坐在外邊的台階上。晚上7點左右，催債者在樓前擺起了燒烤爐，一邊吃燒烤一邊喝酒。
蘇銀霞母子去伙房吃飯已是晚上8點多的事情了。當他們走出辦公室，兩名催債者隨後跟上，輪流看著他們。
「他們往哪裡去，我們就安排人跟著。」喊來多名催債者的男子李忠在證言中稱，他們討賬時沒有打蘇銀霞母子，但是「罵了他們兩句」。
在於歡姑姑於秀榮的回憶里，蘇銀霞母子在伙房待了大約1個多小時，此後回到辦公室。
事情的走向很快改變了——在一個名叫杜志浩的男子晚上8點多開車到公司大院之後。他留著小鬍子、長頭發，身穿白色半袖，是第11名也是最後一名到場的催債者。
母子遭催債者下體侮辱、打耳光
多名催債者均出具證言稱，他們吃完飯的時候，杜志浩走進了一層辦公室。隨後，在樓前吃燒烤的催債者全進了樓內，監控顯示，這個時間是晚上9點50分。
蘇銀霞母子那時還待在辦公室內。11個人圍著他們，主要與蘇銀霞對話並要求還錢的，是杜志浩、李忠。
這場從傍晚開始的催債「鬧劇」，終於發展到了頂峰——有公司員工及家屬見辦公樓「亂哄哄的」，便急忙前往，透過窗戶往裡面看，發現蘇銀霞和於歡面前，「有一個人面對他們兩個，把褲子脫到臀部下面」。
脫褲者是杜志浩，判決認定的催債者張書森的證言顯示，此時，杜志浩正把自己的褲子和內褲脫到大腿根，把下體露出來，對著蘇銀霞；杜志浩還把於歡的鞋脫下來，在母子面前晃了一會兒，並扇了於歡一巴掌。
在20多分鍾里，蘇銀霞母子遭受著下體侮辱、打耳光、言語辱罵。「後期他們相互推搡起來。」如此場面令一同被困的公司員工馬金棟感到事情不妙。他跑出辦公室，讓同事趕緊報警，「他們開始侮辱霞了」。
監控顯示，晚上10點13分，一輛警車到達，民警下車後進入辦公樓。
蘇銀霞描述當日母子兩人受辱的情況。
目擊者稱於歡被椅子「杵」後反擊
民警進了一層辦公室。蘇銀霞、於歡急忙反映被催債者揍了，催債者則否認。
多名催債者證言顯示，民警當時表示：你們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
民警並沒有在屋內停留太久。監控顯示，晚上10點17分，部分人員送民警出了辦公樓。這距其進屋處理糾紛剛過去4分鍾。
於歡試圖跟民警一同出去，催債者攔住了他，讓其坐回屋裡。沒有民警的辦公室再度混亂。
接觸過一審案卷卷宗的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任何一方都證實了，此時催款者確實有動手的行為，「這一點，當事雙方都有一致的描述」。
於歡供稱，有個人扣住他的脖子，將他往辦公室方向帶，「我不願意動，他們就開始打我了」。
事後的司法鑒定顯示，於歡未構成輕微傷，造成的傷勢是：在其左項部可見一橫行表皮剝落1.1cm，結痂；右肩部可見多處皮下出血。
按照催債者么傳行的說法，他們當時把於歡「摁在了一個長沙發上」。
一名公司員工家屬則看到，有催債者拿椅子朝於歡杵著，於歡一直後退，退到一桌子跟前。他發現，此時，於的手裡多了一把水果刀。
「我就從桌子上拿刀子朝著他們指了指，說別過來。結果他們過來還是繼續打我。」於歡供稱，他開始拿刀向圍著他的人的肚子上捅。
么傳行回憶，於歡當時說「別過來，都別過來，過來攮死你」，杜志浩往前湊了過去，於歡便朝其正面捅了一下；另有3人也被捅傷。
催債者急忙跑出了辦公室。晚上10點21分，聞訊的民警快速返回辦公樓。
蘇銀霞稱：「此次事件造成如此不良後果，我們深感悲傷，我們誤入高利貸陷阱，害了自己，也傷了別人。我的兒子在遭受長時間的凌辱折磨，又親眼目睹母親受辱受難的情況下激情自衛，造成惡果，謹請領導慎重考慮並關注本案：本案的發生是由於對方的挑釁和侮辱行為而造成，我兒子是出於自衛而為，懇請領導予以關注。」
是否構成正當防衛成最大爭議
經過司法鑒定，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造成死亡，另兩名被刺者被鑒定為重傷二級，一名系輕傷二級。
2016年11月21日，於歡以涉嫌故意傷害罪被提起公訴。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罪名成立，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這已是從輕處罰之後的結果。該院給的理由是，被害人一方糾集多人，採取影響企業正常經營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謾罵他人的不當方式討債引發，具有過錯。並且，於歡歸案後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
對於歡「有正當防衛情節、系防衛過當」的律師辯護意見，法院沒有採納。法院認為，雖然於歡當時人身自由權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辱罵和侮辱，但對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況下，於歡與母親的生命健康權利被侵害的現實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不存在正當防衛意義的不法侵害前提。
北京刑辯律師王甫認為，「派出所處警」與「非法侵害繼續」並不沖突，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處警是否讓於歡認為他已經安全。而在本案中，警察離開辦公室後，還有人拉於歡坐下，把他往牆角杵，加上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在憤怒和糾纏之下，於歡產生的認知會影響其行為，若僅說「羞辱停止了就不能防衛」也是有問題的。
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看來，於歡應當構成正當防衛。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其被討要的債務系非法債務；其次，於歡遭到了不法侵犯，11個人對其進行「非法拘禁」，甚至用下體對其母親進行侮辱。
目前，家屬已委託律師上訴。二審代理律師殷清利表示，他們將於3月27日與法院溝通閱卷事宜。
公司及蘇銀霞的負債情況嚴峻
民警為什麼到辦公樓4分鍾後就離開了？按照判決書認定的說法，於歡的理解是民警「去外面了解情況」，蘇銀霞則認為民警是「到門廳外邊問怎麼回事」。此後，母子試圖跟民警到門外。
不過，於秀榮及家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民警是准備離開公司，並且發動了車。在公司員工阻攔、僵持的時候，辦公室內發生了血案。
曾有多年從警經歷的律師王甫認為，警察的行為是有瑕疵的，「因為警察到場之後，應該保護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在這個前提之下才開始調查」，而在本案中，警察把被告人、被害人同時留在了現場。
於歡的二審律師表示，他們准備先起訴派出所不作為的行為。
判決書寫明，兩名民警、兩名協勤人員分別出具了處警經過和有關情況的說明，民警也用執法記錄儀記錄了案發當晚的處警情況。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有關視頻。
據媒體報道，蘇銀霞因涉嫌另一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正在接受調查。接近蘇銀霞的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蘇銀霞目前尚未被起訴。
記者注意到，山東源大工貿公司及蘇銀霞的負債情況同樣嚴峻。
在血案發生之後，2016年10月，山東源大工貿及蘇銀霞等被申請人，被法院裁定凍結570萬元存款或查封其同等價值的財產；2016年11月，山東源大工貿公司被判決償還808萬元，蘇銀霞承擔連帶責任；2016年12月，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蘇銀霞等人亦被判決償還他人100萬元。
如何熬過經濟困境，與於歡的自由問題一樣，擺在了蘇銀霞一家面前。
目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經介入調查此案。於歡究竟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還是故意傷害，全國人民都在密切關注。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