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法律援助機構改革

1. 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的法律援助工作

一、全面加強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建設。新形勢下，應著眼於提高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效能，在加強規范化建設上下功夫，按照「硬體要硬、軟體不軟」的要求，狠抓法律援助機構的規范化建設，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突出工作重點，進一步健全工作體系，完善制度措施，強化運行機制，實現規范化。

二、全面提高基層法律援助工作人員隊伍素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員，必須具備與工作任務相適應效果。主要是要加強自學和實踐鍛煉。綜合素質的形成還要靠本人平時不斷地積累和培養，因此，作為一名法律援助工作人員要加強自學，除了努力學習政治、法律和業務知識外，還要學習了解與法律援助工作密切相關的各方面科學文化知識，同時要結合工作在實踐中邊干邊學，掌握工作程序和方法，使自己成為一名新時期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員。

三、建立法律援助經費保障體系。在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之初，首先強調政府的責任非常重要。這是法律援助自身性質使然，也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但同時，考慮到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現狀，動員全社會力量都來參與這項施惠於弱勢群體的新興事業，建立以政府為主體，全社會共同參與籌措資金的法律援助經費體系，將更加有利於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在新形勢下充分發揮司法行政服務職能，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對於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它是國家對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是訴訟當事人依法享有權利、實現司法公正的切實保障；它完善了社會保障體系，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體制改革決策的順利實施；它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規定的社會關系的實現。

2. 如何建立法律援助制度與有關社會救助，司法救助制度的銜接

我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政府依據《法律援助條例》設立法律援助機構對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當事人，為其指派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司法制度。我國司法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對於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行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或免交。這兩種制度均是國家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實現法律所賦予的權利而建立的一種司法保障制度。

一、二者的主要區別：

1、產生的社會背景不同。

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不斷健全完善是法律援助制度產生的社會基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完善，提出了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客觀要求；審判方式的改革是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現實需要；律師制度的不斷深化改革，是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契機。司法救濟制度的產生是伴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進度而隨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實施的主體不同。

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是各級政府依據《法律援助條例》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而司法救助的實施主體是人民法院。

3、實施的具體內容不同。

司法救助僅是訴訟立案許可的程序性行為。而法律援助是對弱勢群體的救助是全過程的幫助、支持。無論是訴前大量調查取證，還是訴訟進行的舉證、質證等抗辯行為，都是要讓弱勢群體實現權益的最終兌現，這些都離不開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努力。

4、援助對象范圍不同。

司法救助的對象和范圍僅限於民事、行政案件經濟確有困難的原告當事人。而法律援助對象不但包括上述案件原告當事人，而且包括經濟確已困難的民事被告當事人，同時，還包括刑事案件在偵查、起訴、審判階段中確因困難無錢請律師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法定應為其指定辯護的被告人。另一方面，在各類非訴訟領域、公證事項中的經濟困難者因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均可申請法律援助。

5、執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不同。

司法救助的依據是《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有關訴訟收費的規定，以及《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屬程序方面的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而法律援助執行依據是《法律援助條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及地方人大的和各級政府規章，以及司法部行業主管部門規章。因此，法律援助執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不但有程序法上的規定，而且有實體法的依據，不但有國家立法規范，而且有地方立法規范保障，不但有行業部門規章，而且有地方政府規章，其依據更全面更詳細。

6、援助隊伍數量和機構網路不同。

司法救助因為是立案收費減、免、緩審查許可，無須投入人力、物力，因此，司法救助沒有亦不需要有專職機構和專職隊伍，只是告知法院立案室（庭）照章執行司法援助的規定即可。而法律援助不但有國家至省、市、縣、及一些鄉鎮的專職援助隊伍和機構，而且有廣大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社區，以及工會、青年團、婦聯、殘聯等社團組織法律援助分支機構的人員參與，同時還有高等院校社團法律援助組織自願參與。法律援助覆蓋面廣，機構網路延伸到社會各個方面。

二、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1、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未能達到互免審查。

我國《法律援助條例》第五條規定，法律援助機構負責受理、審查法律援助申請、指派或安排人員為符合本條例規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而司法救助的審批權在受訴法院。200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於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明確規定當事人以法律援助機構給予法律援助的決定為依據，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審查其是否符合經濟困難標准，應當直接做出給予司法救助的決定。

人民法院依據法律援助機構給予法律援助的決定，准許受援的當事人司法救助的請求的，應當先行對當事人作出緩交訴訟費用的決定，待案件審結後再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訴訟費用的負擔。這個規定建立了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互免審查機制。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受地方財政體制限制，法院的通常做法是為援助對象緩交訴訟費用，大部分當事人得到了法律援助，卻因交不起訴訟費而無法進入訴訟程序，使法律援助陷入尷尬的境地。

2、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的范圍不能滿足當事人的需要。

從受案范圍來看，法律援助受案范圍比司法救助的范圍廣得多。根據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法律援助的范圍不僅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還包括非訴訟案件，例如因勞動

報酬、工傷賠償引起的仲裁糾紛，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規定》，法院實施司法救助的范圍僅限於民事糾紛和一小部分行政案件。根據《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規定訴訟費用除包括案件受理費外，還包括勘驗、鑒定、公告、翻譯費，採取訴訟保全措施的申請費和申請執行費用等。實踐中，法院對當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請，只對受理費緩交、減交、免交申請進行審批，而對其它訴訟費用申請，因這些費用並非由法院收取，因此也無法實施司法救助。通過近幾年來的工作實踐，大部分需要援助的對象是因為突發性事件，使家庭陷入經濟困難而需援助，如工傷，交通事故、醫療事故賠償等，當事人在承擔了高昂的醫療費用情況下，往往已無力承擔律師費、訴訟費及傷殘鑒定費用，使這一矛盾更加突出。

三、解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實施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建議：

1、建議將法律援助制度與司法救助制度合二為一（包括勞動仲裁），制定全國統一的司法救助法。

2、明確政府是實施司法救助的責任主體。

3、建議將司法救助的范圍重新做出科學的規定。

4、建立司法救助經費保障機制，保障司法救助事業不斷發展。

3. 事業單位改革把法律援助中心由副科級單位變為股級單位合理嗎

按照法律規定是不能的。
法律援助中心事業單位歸為中介服務事業單位。國務院共有社科院中科院等直屬事業單位14個，有國資委、科技部等相關部委29個，稅務總局、工商局等直屬機構18個，以及部委管理的國家局10個。
事業單位包括十八大類，其中中介服務事業單位包括：技術咨詢事業單位，職業介紹（人才交流）事業單位，法律服務事業單位。
股級規格的事業單位可以說是區縣、鄉一級最低級的事業單位，甚至大部分縣區的事業單位已經沒有股級這個概念。

4. 法律援助電話號碼是多少

法律援助電話號碼是：12348！12348是國定規定的司法行政公共法律服務平台,或法律援助呼叫中心的電話

5.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什麼

一、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

一般認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優方案是控制社會，就是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到盡可能高的有序狀態，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社會預設的各種調解、仲裁和司法機制來解決；而對於後者中的群體，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今社會，各種矛盾解決機制的設計無不打上經濟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為社會公正底線的司法機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現為法院訴訟費和律師服務費及鑒定費用的收取等。無疑，對於大部分弱勢群體而言，附帶有各種經濟成本的司法機制遙不可及，法律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猶如空中樓閣，在受到侵害時除了逆來順受，只能在狀告無門時採取法外手段私力解決。這類矛盾引發的各種沖突，必將嚴重地危害社會治安，成為許多犯罪現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預設成本，只要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實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將社會矛盾的解決導入法律途徑，恢復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利於將此類當事人引導到採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並由此增強法律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執行力，促進社會貧弱階層對法律的理解及親合。我國每年處理的數十萬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糾紛得以合法方式解決；特別是許多群體性矛盾的法律調解和疏導，如由房屋拆遷、勞動糾紛、爭奪土地和水資源引發的集體上訪、局部區域緊張等，對穩定地區社會治安、恢復公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極有好處。美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麥卡恩在《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中熱情地寫道，「窮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樣享受司法體制的保護，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國②。」二是扶貧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貧功能表現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前者指通過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師費，不至於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經濟利益的糾紛和訴訟中，可以通過法律援助實現法律賦予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改善經濟狀況。後者主要是指通過向廣大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達到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和消除，實現一個和平安寧的有利於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強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場理論中，犯罪侵害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弱點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為實施犯罪的條件。犯罪分子之所以會選擇這類群體作為犯罪對象無外乎兩點，一是犯罪易於得手；二是得手後這類群體的回擊能力弱。當法律援助成為貧弱者的一項法定權利後，弱勢群體對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強，對犯罪者侵害弱勢群體的意圖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應。

二、保障訴訟權利，彰顯法律親和

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害人往往有強大的國家公訴機關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勢社會群體一樣，他們也成為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關注的對象。而且，由於刑事訴訟關乎憲法賦予當事人基本的憲政權利④，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構建本國的正當刑事程序，保障弱勢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與國家公訴機關進行一場對其而言極為重要的訴訟。各國紛紛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為貧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代理和辯護。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面臨的風險比在民事或行政訴訟中面臨的風險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結果涉及到關繫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家刑罰權的最終發動與否。刑事訴訟一旦出現錯誤，將會給被告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刑法的適用和刑罰權的發動具有雙重屬性，「保護社會權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刑法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個人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社會兩受其害 ⑤。」對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罰制裁方式與刑事訴訟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發點被認為是「保護社會」；刑事訴訟側重於「保護個人」。從抽象的理論上講，保護社會和保護個人是可以統一的，但是由於某些具體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加上為錢辯護的律師神通廣大，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保護有錢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懲罰（所有的）犯罪以保護社會」的功能產生了偏向懲罰無錢的犯罪。於是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產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長了社會動亂因素，這同社會保護的目的正好相反⑥。為了保障貧弱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無須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⑦。不少國家還將刑事法律援助擴展到所有可能被剝奪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貧困被告人對於法律的認同與親和。我們不妨對刑事被告人作一個分類透視：第一種為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情況。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雖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經歷的無故追究將使他對法律和司法產生某種不信任感，這對於他本人、法律、社會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體現司法平等和人權保障理念的諸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於司法權威的確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對所有人包括貧弱者、甚至由於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視同仁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告人被判決有罪的情況。由於法律援助律師進行了有效的減輕罪責的辯護，使其罰當其罪，既保護了他的合法權益，又有助於他認識法律的意義，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教育其改過自新打下基礎。可見，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鑒別意義也不可忽視。

強調親和性與感化力。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潛在主體是一切可能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社會成員。程序人權反映的不僅是實際上已經進入訴訟程序的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成員相對於國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親和性與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價值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嚴打處分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國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過多地側重於懲罰，側重於威懾的一般預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為欠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張君、李澤軍重大殺人搶劫案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兩地法律援助機構分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援助制度為該案中的十幾位被告指派了辯護律師，以維護他們的正當的訴訟權利。主犯張君在自白中承認，通過對80年代
被處以勞動教養和這次被捕、受審的兩次經歷相比較，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法制的進步。盡管他罪大惡極而被處以死刑，他仍然在監禁和審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

三、引發雙邊合力，促進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進了監獄從單純執行消極回顧機制的懲罰職能向積極的前瞻性的矯正和預防職能轉變。李斯特提出的「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可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的思想得到各國普遍認同和貫徹，追求減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預防再犯成為監獄行刑的首要目的。為達到矯正犯罪人的主觀構成和人身危險性，把犯罪人改造成為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國在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獄政管理等各個環節推行人道性原則、教育性原則和個別化原則 ⑧；在保持刑罰懲罰和剝奪功能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實行人道性原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有利於調動犯罪人改過自新的積極性，有利於行刑目的的實現。西方的近代刑法學家們把資產階級人性的本質屬性說成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方面。現代的刑法、刑罰理論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極為突出的演變，認為人道主義的頂點是把壞人改造為好人，把惡性轉變為循規向善的人⑨。一般認為，堅持人道性原則，首先要處理好罪犯權利保障問題。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因觸犯刑律而被剝奪或限制了某些權利；但是，作為普通公民，他們仍然享有與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樣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選舉權、宗教信仰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權、批評建議權、獲得賠償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合法財產權、著作權、繼承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如果這些權利未被依法剝奪，罪犯仍然享有這些權利。此外，我國《監獄法》還規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會見權、從事適當的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的權利、重大立功表現者的減刑權、勞動中致傷致殘人員依法獲得補償金和撫恤金的權利等數十項與行刑相關的權利。當然，罪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對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的最低權利保障和基礎條件。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指出：給犯人權利的重大意義在於使犯人在行刑過程中處於相對的主動地位，以利調動矯正的積極性。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雙邊（國家行刑當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礎，雙方享有權利並認真履行義務的過程就是雙邊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刑罰功能實現的過程。侵犯犯人的權利實質是阻撓國家刑罰目的的實現⑩。應該看到，在獄中服刑的罪犯的權利帶有不完整性。罪犯處於監禁條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剝奪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權利時不得不受到前者帶來的相應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與人身自由相密切聯系的那些權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充分、完全和徹底，建立監獄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為保障犯人獄內獄外基本權益、實現國家刑罰目的的時代要求。

四、發揮法律援助職能作用，提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國創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時間還不長，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認同。為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我國正在進行較大規模的司法改革行動。「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權保障因素」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司法改革成功的標志不是國家權力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總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關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確立並加強法律援助的應有地位，這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規劃中，納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變革時代，各種利益格局發生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和犯罪現象不斷出現。我國犯罪預防的綜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犯罪預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綜合治理模式在觀念上重「打防」，輕「教育」，輕「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權利的維護」，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現至少說明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問題。犯罪問題嚴重，單靠嚴打或刑事司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要求與之相配套的犯罪預防政策的設計體現人權保障的思想。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兩者不可偏廢，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識地納入和加強法律援助及類似諸制度，將有利於提升這一模式的現代品格，有利於特殊預防，有利於標本兼治。

三是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圍。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在預防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當前要有意識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圍向刑法的前後兩端——犯罪的社會預防和服刑人、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兩個方向延伸。

6. 法律援助中心怎樣提報改革創新

措施：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進法律援助告知承諾制度，編印了《孝昌縣公共法律服務中心便民服務手冊》，制定一次性告知書、工作流程圖，節約當事人辦案時間；健全完善了案件受理、指派、辦理流程等制度，縮短辦理時限、指派時間，實現即時受理、即時指派。實行法律援助案件全流程、閉環式、倒逼式跟蹤評查制度。採取「雙隨機」方式對申請、受理、審批、指派、承辦、結案、歸檔各個環節「分解式」評查，落實法律援助案件「回訪」制度，嚴把案件質量關，強化評估結果應用，對發現的個性問題逐一向案卷提供單位反饋，對共性問題進行匯總並向各律所、服務所通報，要求限期整改，全面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質量。

7. 縣級政法機關怎樣落實司法體制改革

頂層設計是中央的事，基層政法機關應當按中央的決策貫徹落實。同時基層也可以在具體的工作上對司法體制改革進行探索：

一、 全面落實社區矯正工作

建立以司法所工作人員為主、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志願者積極協助的專群結合的工作隊伍，建立接收、監管、教育、解除矯正等制度，形成規范的工作制度和流程，在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監督管理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各種教育矯正、社會幫扶等方法，不斷提高教育矯正質量和水平，促使社區服刑人員順利融入社會，重新違法犯罪率始終控制在較低水平。

二、 深化法律援助制度改革

構建縱橫相交的法律援助網路體系，在縱向上，以縣法律援助中心為龍頭，鄉鎮法律援助工作部為支點、村(居委會)法律援助聯絡員為輔助的三級工作體系。在橫向上，與縣殘聯、婦聯、總工會、關工委、老齡委協作組建殘疾人、老年人、婦女兒童和下崗職工專項法律援助工作站，設立軍人軍屬、未成年人、在押在教人員及農民工專項法律援助工作站，橫向援助體系基本覆蓋弱勢人員集中的主要群體。縱向到達村(居委會)，橫向涉及各主要弱勢群體，從而形成了在縱向上規范鄉鎮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制度建設，基礎建設和人員建設、提升鄉鎮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援助能力，確保法律援助深入基層，扶助百姓；在橫向上加大社會法律援助資源的整合力度，提升各專項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援助能力，保證法律援助對弱勢群體的覆蓋范圍。在整體上強化法律援助網路的管理機制，形成綜合優勢。強化各法律援助機構及人員的管理，以目標管理、監督檢查、考核獎懲等措施，提高各機構的協作協調能力。

三、 貫徹《人民調解法》，推進社會矛盾預防化解工作。

大力加強人民調解工作，預防化解社會矛盾。在民商事審判中，堅持「以調為主、調解優先、案結事了」的審判方針，強化調解意識。在辦案方式上大力弘揚「馬錫五審判方式」，加大巡迴審判力度，讓法官到案發地就地開庭、聽證和調解，減輕當事人訴累，減少當事人的對立情緒，為案件調解奠定基礎，使案件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四、 加強安置幫教工作。

做好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不斷探索新時期做好兩勞釋解人員安置幫教工作的新路子。建立健全各級安置幫教組織機構，建立健全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檔案，實現網路化、規范化管理。

五、加強司法行政經費保障體制機制改革。

1、推行部門預算。對政法部門實行「人員經費按實際、公用經費按標准、專項經費按需要」的辦法進行預算安排，確保正常辦公和辦案工作需要。2、嚴格實行收支脫鉤。對政法部門的行政性收費和罰沒收入嚴格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財政對政法部門的收費和罰沒收入，全額用於政法部門辦案、辦公、建設和裝備更新。3、努力化解政法債務。4、盡力保障辦案及裝備經費。

8. 法律援助

沒事，但你應作到以下幾點：

1：向交警申述理由，索取肇事及一切有關手專續；

2：民事經濟賠償案件[醫療屬]其訴訟時效期為 一 年；

3：以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為由予以起訴；在追究肇事者刑事

責任的同時還應承擔民事經濟賠償責任。[因對方經交警認

定是負全責]對方的行為已涉嫌構成交通肇事罪；

4：因傷員醫療費用緊張可以申請法院先予執行；

以上意見供你參考。

9. 中國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法律援助機構

我國以經濟困難的訴訟當事人為援助對象的狹義法律援助萌芽始於1992年。1992年5月，武漢大學成立了「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該中心的成立，揭開了我國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國第一個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廣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掛牌成立，標志著我國正式開始探索實施法律援助制度，揭開了中國法制文明史上嶄新的一頁。2003年《法律援助條例》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訴訟法》第34條的規定，首次在法律上確認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師法》第41條的規定進一步確認了法律援助制度。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召開，十六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了法律援助。「（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拓展和規范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條例》於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實施。其中第五條 直轄市、設區的市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確定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機構。

法律援助機構各級逐步建立。http://wenku..com/view/45024fedb8f67c1cfad6b8ea.html

10. 法律援助電話

法律援助中心的電話是：12348。
12348"是市、區縣司法局及法律援助中心面向廣大市民群眾的法律咨詢專用電話，它接受解答群眾的法律咨詢，配合調處民間糾紛，及時反映群眾的法律需求信息，指導和接受法律援助申請，維護貧弱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維護社會穩定。
短號中"48"取"司法"之諧音，寓意尋求法律服務，調解民間糾紛請找司法行政機關。
12348法律服務專用電話，是司法行政部門運用特定的電話專線和電信網路，統一組織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服務人員和鄉鎮司法所工作人員，面向廣大群眾和社會組織，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咨詢和法律服務的一種形式。
12348法律咨詢熱線的服務范圍:
1、答法律咨詢，宣傳法律知識;
2、調法律服務機構，滿足群眾法律需求;
3、集掌握有關信息，及時反映社情民意。
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正式名稱，由直轄市、設區的市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確定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機構。是由國家撥款設立的專門為需要律師服務但經濟困難無法律援助中心力聘請律師的弱勢群體及其法律規定必須有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而自己又沒有聘請律師的特定人員（如刑事案件中：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等人員）提供無償法律服務，而設立的一種專門的法律服務機構。
【資料拓展】
12348責職：
一是全面加強黨建。堅持政治引領、黨建先行，強化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使每一名公證人都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信念，內化於心，外化於形。
二是改革公證體制。優化事業體制公證機構體制機制，推進北京市合作制公證機構試點工作。
三是拓展公證服務。開展代書、代辦、郵寄送達等延伸便民服務，完善綜合公證養老、公證家事服務等創新型公證業務，提供多元糾紛解決服務。
四是規范辦證流程。把為企業和群眾「辦好一件事情」作為標准，梳理公證申請、受理、核實、審批全流程，規范證詞模板，以標准化提升服務質量。
五是強化質量檢查。增加公益類公證事項考核權重，凸顯公證的公益屬性。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織嚴織密質量監控網路，實現辦證數量與質量「雙提升」。
六是改善公證設施。為遠郊區公證處統一配備部分先進公證器材。建立綠色服務通道，為年老、體弱、懷孕或患有嚴重疾病等特殊情況的當事人提供便利。
七是優化窗口服務。嚴格執行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統深化「放管服」工作「十條禁令」和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統窗口人員服務管理「十條規范」。實行首問負責制、一次性告知。對公證員情況、收費標准、辦證流程等服務事項一律公開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