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設立的公司法律

⑴ 有限公司的產生背景

「公司」一詞，在中國，最早（清朝）被稱為公班衙（英文company及法文compagnle的音譯）。這是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辦事處及南洋華僑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吧城(雅加達)辦事處的稱呼。清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到廣州貿易時，船上管貨的貨長(大班)上岸交易後隨原船返航。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設立機構，東印度公司派貨長十二人常駐廣州辦事．由其中高級人員三四人組成管理委員會，處理全部英國對華商務及交涉事宜。道光十三年(1833年)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獨占權被取消而停業，道光十九年結束。

據現任中國政法大學特聘一級教授方流芳（著有《公司法理論問題》等法律學專著）考證，公司曾被稱為「公班衙」，是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專屬稱呼。在百多年的歷史中，中文「公司」詞義在不斷的誤讀和重新詮釋中逐漸明確為現今含義。
公司現今含義，是指一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商業經營活動或某些目的而成立的組織。根據現行中國公司法（2005），其主要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類公司均為法人（民法通則36條），投資者可受到有限責任保護。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於2005年10月27日修訂通過，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據公司法的定義，公司主要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我國公司法制定、修改過程。我國的《公司法》由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於1993年12月29日通過，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根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新的公司法，於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修訂，2005年10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十二號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有限公司（CO，LTD），即有限責任公司。現我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登記注冊，由兩個以上、五十個以下的股東共同出資，每個股東以其所認繳的出資額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其債務承擔責任的經濟組織。有限責任公司包括國有獨資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責任公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制定的條例。1994年6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56號發布，根據2005年12月18日《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決定》修訂，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⑵ 請概括清末《公司律》頒布的原因

清末1898—1911年頒布的經濟法規達60多個，包括綜合性法規《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行業管理法規《試辦銀行章程》《礦務鐵路公共章程》，獎勵實業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獎勵公司章程》等。

17世紀始，「公司」一詞流行於我國廣東、福建和台灣地區，大量以公司命名的經濟貿易和秘密社團組織在民間出現，如天地會在婆羅洲創建的「蘭芳公司，新加坡的「義興公司」等。這時期公司一詞具有稱謂上或文本上的意義，在商事習慣的范圍內使用。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公司，無疑是清末法律移植的成果。清末西方列強的經濟入侵和清政府的洋務運動使得公司這一組織形態在中國廣泛地開展起來，立法對此也進行了確認和調整。

1903年12月清廷商務部頒布《公司律》，中國公司法歷史上首次對公司作出了明確的定義，即「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公司章程也進入我國公司法律之中，「凡設立公司赴商部注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此外還納入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公司制企業模式由此開始在中國發展。

⑶ 誰可以簡單講一下清朝設立的各個部門及其職責

六部
吏部：主管文官的登記，資格的審查，成績的考核及任免、升降、轉調、俸給、獎恤等事的審查。人員編制：尚書二人，左右侍郎二人，下設司，管理文員的選用；考功司，考功過；稽勛司，掌更名改籍終養服制；驗封司，掌封贈襲蔭。各司有郎中、員外郎、主事(各部同)。
戶部：主管戶口、賦稅、薪餉、鑄幣。其編制為尚書二，侍郎二，下設十四清史司。屬於戶部的有下列二機構：戶部三庫(銀庫、段匹庫、顏料庫)、戶部倉場衙門。
禮部：主管國家典禮和教育、貢舉。編制：尚書、侍郎，下設儀制司、祠祭司、精膳司、鑄印局。
兵部：主管練兵、武器和武官一切政令。編制：尚書、侍郎，下設武選司、車駕司、職方司、武庫司。
邢部：主管國家的法律刑罰。編制：尚書、侍郎，下設十八司(按省分)和贓罰庫司庫(收贓銀送戶部)、律例館(修法令條文)。
工部：主管土木興建和水利等。編制：尚書、侍郎，下設營繕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節慎庫、製造庫、料作所、琉璃窖監督、皇木廠監督、管理街道廳。
都察院 監督官員行徑
理翻院 處理蒙古 新疆 西藏等事物
太醫院 給皇家看病
欽天監 歷法 星象 祭祀
國子監 相當於現在的黨校
宗人府 圈禁犯罪的皇親國戚和為皇帝的私人辦事 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辦公廳
九寺
寺即官署。九寺即九卿之官署。漢以太常、光祿勛、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歷代略有變動，迄於清皆因之。
光祿寺：掌宮廷宿衛及侍從，北齊以後兼掌膳食帳幕，唐以後始專司膳，歷代因之。
太僕寺：掌輿馬畜牧之事，北齊始曰太僕寺，清光緒改革官制時並入陸軍部。
太常寺：秦署奉常，漢改太常，掌宗廟禮儀，至北齊始有太常寺，清末廢。
宗正寺：明清為宗人府，掌天子宗族事。
大理寺：掌刑獄案件審理，秦漢為廷尉，北齊為大理寺，歷代因之，清改為大理院。
衛尉寺：掌門衛屯兵，北齊改為衛尉寺，隋改為軍器儀仗、帳幕之類，明廢，清有鑾儀衛。
鴻臚寺：秦曰典客，漢改大鴻臚，掌贊導相禮。鴻，聲也，臚，傳也，傳聲贊導，故曰鴻臚，至北齊曰鴻臚寺，清末廢。
少府寺：掌山澤之事，後又掌宮中服飾衣物、寶貨珍貴之物，隋改為監，歷代因之，明始廢。
太府寺：即大司農，掌錢谷金帛諸貨幣。
地方官職
總督、巡撫——總督系地方最高軍政長官，轄一省或二、三省，綜理軍民要政。巡撫為省級地方政府的長官，總攬一省的軍事、吏治、刑獄等，地位略低於總督
司道——是隸屬於巡撫的專設機構
布政使掌一省之民政、財政
按察使掌全省刑法
道受布政使、按察使的領導，有兩種：一種是劃若干府、縣為轄區，可以管轄區內的一般政務；一是管轄及於全省，但是以指定職務為限。前者為分守、分巡地方道。後者為儲糧道、監法道、海關道等
知府——掌一府之政，統轄屬縣
知州——掌一州之政
知縣——掌一縣之政

⑷ 中國近代法制發展史——從皇權到人權的演變

在詞典中可以找到「法制」的定義：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政權機關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個釋疑既局限於政治角度的分析，又局某於限國家或者某群落的范圍，難以表示真正意義上的法制的本質。如果我們把法制的本質問題從社會進化的角度，放到更加廣闊的宇宙范圍，向一般層面再遞進一步，就可以這樣定義，法制是人類社會維系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社會規則。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好的解釋上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際性法則，更加方便評析法制的得失。
法制的歷史地位，就在於法制決定了上層建築能否適應經濟基礎，能否維系本群體生存與發展，能否保持和鞏固政權的統治地位，法制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實現互動的載體。簡單地說，無論打麻將的規則、體育競賽的規則，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是不近同的，這也是很多游戲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人類社會的游戲規則也是如此，當規則不夠適應新的形勢要求的時候就要不斷地修繕和革新，以便使大家能夠在游戲中各得其所，把游戲進行的更持久。如果該革新的長期得不到革新，那麼在游戲中長期吃虧無法再玩下去的人們就要用暴力手段打破舊規則，建立新規則，這就是改朝換代了。前蘇聯傾覆的眾多因素中法制混亂、社會腐敗就是重要一條。縱觀我國歷史，歷代王朝的覆滅無不與法制的缺失緊密聯系。以夏、商、秦等為代表的法制不斷走上嚴酷的極端，以致指鹿為馬、橫征暴斂、路人以目，於是一夫夜呼，應者雲集，揭竿而起，忽焉亡也；另則，以唐王朝、李自成政權等為代表的法制日益寬縱，以致豪強坐大，撼動國本，軍閥混戰，天下易主。這方面比較有代表的可以看一下安史之亂的相關史料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便大可明了了。
經濟基礎在不斷的變化，法制就要不斷地變化，這個變化的目標是要進一步去平衡隨著經濟基礎不斷變化的社會之間的關系。而實際當中正是由於法制的制定和實施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從而使它往往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打破了社會的平衡，尤其是上層建築與普遍的社會群體間的平衡，加速了上層建築的崩潰。魯迅先生總結的好，人們就生活在暫時坐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這兩樣時代之中。

⑸ 清朝洋務運動中創辦的公司有多少活到了現在，發展的怎樣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推開中國大門，太平天國風起雲涌引導百姓造反。清政府搖搖欲墜、土崩瓦解之際，一批封建官僚勢力展開了一場浩浩盪盪的洋務運動，主張創辦新式工業，培育新型人才，造就新式軍隊，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強。這場運動雖然依舊是在維護清王朝統治，但它的確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尤其是它所創辦的一些公司，如今留下來的全都是世界500強。

寶鋼集團

寶鋼集團實力雄勁，曾經連續13年入圍世界500強企業名單，是中國第一家入圍世界500強企業的中國鋼鐵企業。2016年，武鋼集團和寶鋼集團聯合重組，成立了寶武集團。重組後的寶武集團仍然獨領風騷，繼續入圍世界500強企業。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百年風雨早已褪去。雖然洋務運動已經失敗，但是它的成果卻以另一種方式保留了下來，發光發熱為國奉獻，生生不息直至永遠。

⑹ 求清朝的法律發展情況和改革~

清末的預備立憲

一、預備立憲的背景和原則

（1）歷史背景。內外交困，試圖挽救清末搖搖欲墜的腐朽統治，是預備立憲時面對的歷史環境。1904年的日俄戰爭是預備立憲的導火索，從1905年開始，清末政府走向預備立憲之路。

（2）原則。清末立憲的原則基本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清末政府認為，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下，只有改革官制、興辦教育、發展經濟、整頓武備等措施實施後，才能把立憲納入政治日程。

二、預備立憲的主要活動

（1）咨議局和資政院的設立。二者都是立憲過程中設立的採集輿論的機構，資政院有一定權力，但人員構成和參與政務方面仍受皇權的干涉。

（2）1908年，清政府頒布「憲法大綱」，確立以君權為核心的欽定製憲綱領，突出皇權，以維護封建專制統治。

（3）《十九信條》的頒布是在武昌起義的背景下進行的，內容雖有一定進步，但已沒有實施的條件。

1．《欽定憲法大綱》

清末預備立憲的重要的步驟之一就是確定憲法原則，作為正式憲法的基礎。1908年8月，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欽定憲法大綱》包括兩部分內容：君上大權，臣民權利義務。「君上大權」確定皇帝擁有廣泛的權力。主要包括：皇帝行使對帝國的最高統治權；皇帝對行政、立法、司法各項權利分別行使最高行政權、召集和解散議會的權力、總攬司法權；皇帝擁有統帥陸海軍的權力和外交權。作為君主立憲政治，它也對皇權作了一定限制，如不得以詔令的形式更改法律，審判官以已頒布的法律為審判依據。為防止議會對行政權及皇權的干預，《欽定憲法大綱》對議會的權力作了各種防範，規定議會不得侵犯君上之權。「臣民權利義務」概括性規定了民眾享有的權力及應承擔的義務。《欽定憲法大綱》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立憲綱領，具有其歷史價值。

2．資政院

在清政府的「仿行憲政」的政權設計中，資政院是作為從預備立憲到正式實施君主立憲制這一階段的過渡性機構。資政院成員的產生由兩種方式，既欽定議員和互選議員。其職權有三項，即立法權、財政議決權、對行政機構的監督權。通過資政院實施自身的職權，形成資政院與軍紀大臣、行政大臣各行其職、相互制約並共同向君主負責，由君主最後裁定的政權體制。其總體性質是一個用以裝潢門面的御用機構。

1．怎樣理解中國近代開始的法律近代化進程

中國法律的近代化和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的起因是同樣的，都是在外國勢力入侵，民族利益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的前提下發生的。從整個過程來看是被動的，為求生存、求發展，在沒有相應的經濟基礎和思想理論准備的狀況下，被迫應對自外部而來的沖擊。中國的統治階層和部分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都將法律的近代化看作是把中國帶出危機的法寶，看作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鑰匙。由於起因就是如此，使得在近代化的進程中，中國近代法律內無動力，外無合適的環境，因而步履蹣跚，進程緩慢，甚至出現反復。

2．清政府仿行憲政的背景與核心。

進入二十世紀後，清政府處於內外交困的處境，在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的刺激下，社會各階層將實施立憲政體作為解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選擇，清政府實施「新政」，將「仿行憲政」作為實施憲政的主要內容。1906年7月，清政府頒布「立憲」上諭，提出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原因在於實行憲法政治，實現君民一體，民眾議政。因此，為走富強之路，中國也應實施憲政。該上諭提出「仿行憲政」基本含義是：（1）憲政的實施，以西方國家憲政制度的實施原則和實施經驗為參照標准；（2）對西方國家的憲政制度不是簡單的移植，而是做出一定程度的變通，因此是「仿行」。其實質在於「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在實施憲政中清政府始終體現了這一原則，即皇帝集權，中央集權是國家政治的重心；部門之間的權利的劃分以法律規定為基本根據，改變以前政府部門職責不清，效率低下的狀況；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提出及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向社會公開，以期取得民眾的支持與合作。

清末修訂法律的活動

一、修律的提出及指導思想

（1）修律的主要原因還是清末政府希望改革政治，包括對法律的改革以圖挽救其統治。間接原因是在與英國談判《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中，英方許諾只要中國對法律進行改革，就可以放棄「治外法權」。其後又有一些國家做出了同樣的許諾，清政府內部決心改革傳統法律。

（2）修律的指導思想是要求引進西方法律體系和思想原則，但也要考慮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因素，尤其是封建的綱常名教，作為國之根本，必須為新法律所繼承。這種在立法根本原則上的矛盾，導致在修律過程中幾次發生爭論。

二、清末修律的組織機構主要為修訂法律館。

三、清末的主要修律活動集中在建立西方式的部門法體繫上。在刑事法律方面，《大清現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引發了禮法之爭。《大清商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在中國近代民商事立法上實現了突破。《刑事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律草案》、《民事訴訟律草案》在訴訟制度上大量引進了西方近代訴訟原則和制度。

四、清末修律的主要特點體現在：它首先是為了維護清朝政府搖搖欲墜的統治的需要而進行的；其次，修律既是當時清政府的需要，也是當時西方列強保護、發展其在華利益的需要而進行的；第三，在內容上，它是中國封建主義傳統和資本主義法律新成果的混合；第四，它改變了中國沿用兩千多年的「諸法合體」的法典編制原則，形成了近代的部門法體系。

1．《大清現行刑律》

它在1910年由清政府頒布，是在《大清律例》的基礎上進行的局部修改，雖然被稱為「刑律」，但仍是一部「諸法合體」的傳統法典。清末修律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基本任務是廢除《大清律例》，制定以近代西方法律原則為基礎的新的刑律。當時的立法者認為，從《大清律例》到新的刑律，無論是其形式、內容，還是其觀念、制度，均體現著在基本原則、基本風格的歷史跨越。需要在兩種法典中間插入一個過渡性法典，這就是《大清現行刑律》制訂的原因。它對《大清律例》的更正主要依四項原則：（1）刪除總目，使法典在體例結構上合理化；（2）修改刑種，將已實際實施的新刑種納入法典中，即廢止凌遲、戮屍、梟首、刺字。減少死刑條款，將「虛擬死罪」的監候改為流、徒刑。「緣作」大部被廢止，死刑最高刑為斬立決。「笞」、「杖」改為罰金。流刑改為「工藝」，充軍改為「安置」。（3）纂修章程，各種章程按統一標准刪改，將必要的內容增設入體例。（4）簡化例文。

2．《大清新刑律》

它於1911年頒布，是清末修訂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刑法典。1906年，修訂法律館聘請日本專家主講刑法，協助制定刑法典。在完成草案後，清政府將其發往各衙門徵求意見，遭到中央、地方許多大臣的反對。1910年，草案教由資政院討論時，爆發了禮法之爭，在加上了《暫行章程》五條後，予以頒布實施。

《大清新刑律》在內容和體力上大量吸收資本階級刑法原則，主要為：實行罪行法定，廢除「比附」；根據近代刑法原則，明確了罪與非罪的界限，對主要刑法原則作了新的規定；確認了近代刑罰制度，將刑罰劃分為主刑與從刑；對刑事責任年齡做了明確規定；規定了訴訟時效及執行時效；刪除「十惡」，廢除了許多不合時宜的罪名。

同時，這部法律也有一定的妥協性因素，如極力維護君主專制制度，鎮壓革命；維護家族主義的封建綱常禮教；維護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

如何理解清末修律中爆發的禮法之爭？

在清末的法治改革中，圍繞者修訂新律的基本原則和某些具體制度，清末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論爭，即「禮法之爭」。論爭活動以《《大清新刑律》有關「子孫違反教令」、「無夫奸」等條文的刪除問題上展開。論爭的雙方，一方是以張之洞、勞乃宣為首的「國粹派」，因其主張在修律中維持中國傳統的禮教，又被稱為「禮教派」；另一方則是以沈家本、楊度為代表的「法理派」。伴隨著《大清刑律草案》的完成，立即遭到禮教派的反對，他們認為《草案》簡單仿效西方國家法律，拋棄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原則，不符中國國情。法理派認為，中國傳統法律中有許多不文明的制度，在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刑事制裁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方面有許多不合理的制度。這些都對收回領事裁判權產生了不利影響。禮教派則認為，法律的修訂事關國家與社會的穩定，不能因小失大。一國法律不能照搬另外一國的法律，領事裁判權能否收回，關鍵在於國家實力的強弱，同時法律制度不能只為了便利外國人而侵害中國的法律秩序。

兩派的「禮法之爭」，是中國法律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發生的論爭。論爭的焦點在於確立新的法律體系是如何對待固有法律文化。禮教派拘泥於傳統，過多強調民俗、習慣的作用；法理派則代表著法律變革的正確方向，但輕信列強關於變革法律就放棄領事裁判權的承諾，對法律制度的轉型中所包含的復雜性估計不足。法律的變革落腳點在於社會的變革，超出社會現實而制定的法律不能作為融會於現實社會的規范體系，因而難以發生實際作用。

清末司法制度的變化

一、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主要標志。伴隨著中國社會在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變化，近代的司法制度也呈現這一特點，其標志是領事裁判權的形成和會審公廨的設立。

二、司法機構的調整與訴訟審判制度的改革。（1）清末的官制改革帶來了近代司法機構上的變化，主要是：刑部該為法部，掌管司法行政事務；大理寺該為大理院，為全國的最高審判機構；實行審檢合署。（2）審判制度上引進西方近代訴訟審判原則和具體制度，體現為：實施四級三審終審制；在訴訟制度上規定了刑事案件公訴制度、公訴附帶私訴制度、民事案件自訴和代理制、證據制度、律師制度；審判制度上採用辯論制、迴避制及一系列西方審判程序原則；實施法官和檢察官考試任用制度；建立新的監獄體制。

1．領事裁判權

領事裁判權制度是指一國通過其駐外領事對於在駐在國的本國國民行使司法管轄權，並依據其本國法律加以審判的制度。近代中國，西方國家在中國確立領事裁判權成為中國司法主權遭受侵凌的主要表現之一。具體內容是：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公民，如在中國成為訴訟案件的被告人時，由其本國領事依據其本國法律進行審判，不受中國司法機構管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確定了領事裁判權制度在中國的發端。中美《望廈條約》是這一制度明確化、擴大化。相繼有19個國家在中國取得領事裁判權。主要內容有：（1）中國人與有約外國人之間的案件，依「被告主義原則」實施司法管轄，由被告所屬國家駐華領事審理；（2）有約外國人與無約外國人之間的案件，若前者為被告，由其本國領事實施司法管轄；若後者為被告，則由中國的司法機構實施司法管轄；（3）同一有約國國民之間的案件，由該國領事實施司法管轄；（4）不同有約國國民之間的案件，以被告主義為原則，由被告所屬國的領事實施管轄。

2．會審公廨

中國的司法主權受到列強侵凌的另一表現形式是會審公廨的建立。1868年清政府與英美等國領事簽訂《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設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按照協議，會審公廨是中國司法機構在租界內的分支，遵循以下原則實施司法管轄：（1）會審公廨為清政府上海道派出的司法機構，公廨官員由上海道任免，經費由上海道劃撥；（2）會審公廨對各國租界內中國人之間、及以中國人為被告的案件實施司法管轄，並依據中國法律進行審判；（3）為外國人及外國在華機構服務的中國人如果涉訟，仍由會審公廨管轄，但在審判時，由外國領事派員觀審；（4）案件涉及外國人，如為有約外國人，則由中國官員與外國領事會審；如為無約外國人，則由外國領事會審或派出的官員陪審。

⑺ 清 第一部商法

第一部商法——《欽定大清商律》、第一部訴訟法——《刑事民事訴訟律》、第一部破產法——《破產律》

⑻ 清末新政的改革內容

編練「新軍」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清政府對此投入了巨大財力，花費了很大力氣。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諭全國停止武科科舉考試；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兩江籌建武備學堂；9月12日下諭全國各省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編練「新軍」的工作在全國鋪開。
為了在全國推行編練「新軍」計劃，清政府於1903年12月4日設立練兵處，任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練兵處的實權為袁世凱所掌握。清政府還令各省設立督練公所，為各省領導編練「新軍」的機構。
1904年9月，練兵處、兵部奏准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頒布了《陸軍學堂辦法》。
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為陸軍部，將練兵處並入其中，鐵良為尚書，統一指揮全國「新軍」。
1907年8月，陸軍部制定了全國編練「新軍」36鎮的龐大計劃，擬於2—5年內，除近畿4鎮、四川3鎮外，其他各省各編練1—2鎮。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編成14鎮和18個混成協又4標及禁衛軍1鎮，約16萬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編練「新軍」。而練兵需要巨額款項，因而籌餉就成為清末統治者的又一「要政」。為了籌餉，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
從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徵收印花稅，在湖廣徵收房捐、鋪捐；1903年在吉林徵收燒窯捐、車輛捐；在其他地方徵收牛捐、馬捐、鹽商捐、紳富捐，還有戶口稅、丁稅等。同時，還亂提稅率，有由戶部決定在全國公開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稅率的，並允許地方官自籌稅收。如此「籌餉」，使財稅紊亂，貪污橫行，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設立商部，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接著，頒布了一系列工商業規章和獎勵實業辦法，如：欽定大清商法、商會章程、鐵路簡明章程、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礦務章程、公司注冊章程、試辦銀行章程等。這些章程規定，允許自由發展實業，獎勵興辦工商企業，鼓勵組織商會團體。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繁榮。
1906年，度支部頒布《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由度支大臣載澤兼任督辦鹽政大臣，統理全國鹽政行政用人之權履行，並在1902年之《中英商約》中商討有關免厘加稅之條款。而在現代財政預算的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趙炳麟奏請中央制定全國預算。最終，清廷於1910年首次編制第一次全國預算。
在1910年頒布《國幣則例》二十四條，劃一銀幣及銅幣之重量和成色，但由於當時市面流通之舊幣總值達十五億以上，回收的財政費用已是政府難以承擔，最終清廷需要於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國財團貸款一千萬英鎊，以推行有關幣制改革。
1900—1905年間鐵路總體發展為三千二百哩。唯除全長201公里的京張鐵路為本國修建外，其餘鐵路均為外國持有部分股權下所修建。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12月5日，頒布學堂科舉獎勵章程，規定學堂畢業生考試後可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廣學堂辦法。8月15日頒布《欽定學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頒布《重訂學堂章程》，詳細規定了各級學堂章程及管理體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國推行。與普通學堂並行的還有專業教育，包括師范學堂及各類實業學堂，在學制上自成系統，一套完整的學校制度隨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緒皇帝詔准袁世凱、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興辦學堂的摺子，下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使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最終廢除，科舉取士與學校教育實現了徹底的脫鉤。12月6日，清廷下諭設立學部，為專管全國學堂事務的機構。清政府在推行「新政」過程中，把「獎游學」與「改學堂，停科舉」並提，要求各省籌集經費選派學生出洋學習，講求專門學業。對畢業留學生，分別賞給進士、舉人等出身。對自備旅費出洋留學的，與派出學生同等對待。
為統一管理留學生工作，清政府分別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總監督赴東洋和歐洲。
1903年10月，清政府頒布《獎勵游學畢業生章程》，規定凡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普通中學5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拔貢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轄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當的各項實業學校3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舉人出身；在大學專科某科或數科，畢業後有選科或普通畢業文憑者，給予進士出身；在國立大學及程度相當的官立學堂中3年畢業，得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5年畢業，得博士文憑者，除給予翰林出身外，這給予翰林升階。最初，在洋務運動期間的留學生計劃大都留學英美法等國家，不過，由於庚子賠款後政府財政緊拙，結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學生計劃大都留學日本。至1907年，留日學生總數達一萬五千人。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納」，對統治機構作了一些改變。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設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東河道總督，其事務改歸河南巡撫兼辦。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
1903年9月7日設商部。
1904年12月12日裁雲南、湖北兩省巡撫，由雲貴總督、湖廣總督兼管。
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撫兼管；裁奉天府丞，改為東三省學政。
設巡警部。設學部，裁國子監。除裁並增設行政機構外，清政府還下令「停捐納」、「裁陋規」、「定公費」。
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報捐實官。
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納武職。 推動經濟自由發展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發了一道上諭：「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以這一聖旨為標志，清政府的經濟政策從壓制私人資本即剝奪國民的經濟活動自由，轉變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護和扶植私人資本。阻力和困難仍然不少，但大體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與此同時，現代財產所有權亦相應逐步確立。《大清民事刑事訴訟法》在「判案後查封產物」一節中規定：「凡封票紙查封被告本人之產物，如產物系一家之公物，則封本人名下應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連。」「凡左列各項不在查封備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屬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孫所自得之物。」這表明財產所有權已從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轉變為以個人為本位。盡管這一規定要不僅在打官司時管用，並要成為全社會的習慣仍須假以時日，但這些法律條文的出現，就意味著主流文化開始承認個人財產權的正當性。
1904至1910年間，設廠數目與投資總額都大大地超過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業，新設廠投資萬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清末新政期間，新設廠投資萬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78—919頁。其中純官辦企業未計算在內）。這種發展還表現在礦業上，1904至1910年新建礦48家，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此外，交通、商業、金融等都有了較明顯的發展。在農業上，由於土地面積的增加（拙作《清末發展實業初探》，《北方論叢》1985年第3期），促進了農作物產量的增長；而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知識的傳入（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868—879頁），則表明中國農業生產也帶有近代的色彩。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經濟自由。這樣的說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傳統或中世紀中國沒有現代意義的自由。中國人獲取自由是由經濟領域開始的。就傳統經濟領域而言，中國人當然可以經營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可是，有個障礙迎面而來：財產所有權的限制。《大清律》承襲傳統，明確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私財，禮也。居喪則兄弟猶侍乎親也，若遂別立戶籍，分異財產，均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財。這是嚴重壓抑經營積極性的規定。更為嚴重的是清政府為新經濟的發展設置了種種障礙。突出的表現是辦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業，一律實行批准制，往往相應設置壟斷特權，不準民間資本自由進入。
例如，19世紀國際貿易的主導商品是紡織品。它和鴉片是19世紀中國外貿入超的主要因素。為與外商爭利，70年代開始，朝野有關人士就著手籌辦紡織廠。1890年上海機器織布局開車生產，這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個棉紡織廠。從1876年李鴻章批准籌辦起算，幾經折騰，整整歷時14年。1880年，為辦這么一個廠，李鴻章特地上奏，並經皇帝批准，給予該局十年專利，「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1888年張之洞在廣東籌設織布官局，不得不致電李鴻章協商：「閱《申報》載，上海布局經尊處奏准：『十年之內，不準另行設局』；是否專指上海而言？粵設官局本與商局有別；且進口布多消旺，斷非滬局所能遍給，粵給粵用，猶恐不給；當不至侵滬局之利。望速電復。」李鴻章的答復是：「粵設官局，距滬較遠，似無妨。照「不準另行設局」的規定，雙方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李鴻章和張之洞是當時權勢最大的兩位總督，在人治社會官場文化的氛圍中，矛盾順利化解了。
但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其他人辦企業，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郭嵩燾是大清帝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二品大員。黯然回國退休後，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到這么一件事：「輪船之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獨不準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燾出面籌辦的，已籌集資本兩萬余，這個航運公司還是辦不成！
不過，由於中國傳統觀念中把公私之分視同善惡之別；加上屢仆屢起的啟蒙運動遠未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經濟自由的極端重要性，沒有被廣大知識分子深刻認識。這就為日後的反復留下了禍根。
這兩個例子帶有普遍性。說到底，這是制度問題：傳統中國沒有經濟自由。因此，各行各業要辦點當時的新經濟，無不碰到官方批准這一難關。
如果從1865年辯論要不要學西方借法自強算起，清政府內部整整爭論了30年，才得出這么一個結論。更主要的是鴉片戰爭以來歷經6次內外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內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經濟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調整。用當時一篇得到朝廷首肯並轉發而流傳甚廣的奏章的話來說是：「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換句話說，生死存亡迫使這個專制政府不能不放鬆控制，讓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不過，這一權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連頒布《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後的事。其中規定「凡設立公司赴商部注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悉與國際慣例一樣，辦企業僅須登記注冊即可。
中國法律現代化
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特別是1927年成為全國政權後，中國法制進程因中國國民黨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內的各領域全面推行「黨化」而逆轉。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體承襲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們的專制統治，是通過另外兩條途徑達到的：一是另外製定法例（例如《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等等），把現代公民應有的權利全部化為烏有。二是建立以民為敵的秘密警察（特務）機關，嚴格管制公民的言行。軍統、中統和國民黨中宣部及各級黨部宣傳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們開創了執政黨直接檢查和鉗制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體制，冀圖以一黨的主義「齊一國民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後來的解放區，也沿用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辦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視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廢止國民黨《六法全書》」，再歷經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歷史出現了30年的斷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開始悄悄地回歸清末新政開創的新傳統。
政權機構現代化
在政治上，清末政權機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還是封建的政權機構。在清末新政期間，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1906年前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以及設立商部、練兵處、巡警部、學部等；還表現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內閣、軍機處仍舊外，新設立或改名稱的有：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海軍部、軍咨府、資政院、審計院。到此，清政權雖然仍是半新半舊的，但這畢竟是清朝政權機構邁入近代時期的開始。
中國軍隊近代化
新軍是中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軍隊的首次努力，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重要的一頁，對日後中國軍隊的軍制、作戰、訓練、編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影響。鴉片戰爭當中，曾經勇武善戰的八旗軍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和新式步炮協同戰術的打擊下不堪一擊，參戰清兵與英軍傷亡比竟然達到600比1，慘痛的現實迫使清朝統治者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驚醒，開始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然而，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即使是清軍已經裝備了相當數量的西方先進武器，包括比日軍還要先進的毛瑟步槍的情況下仍然一敗塗地，究其原因大部分清軍是混編各式古老火槍（甚至包括鳥銃、抬槍）與不同口徑的近代步槍，沒有幾個單位配置統一的制式近代武器，戰斗一旦打響則後勤供應漏洞百出，有槍無彈、有彈無槍的情況比比皆是。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現場采訪報道更為直截了當：「除了數千由外國軍官親手訓練的精銳部隊外，大部分的清國官兵即便是手裡拿著現代武器，思想卻還是活在300年前」。清朝統治者恐慌之餘終於明白，軍隊的戰鬥力不僅僅來源於先進的武器裝備，建立先進的軍隊制度才是提高戰鬥力的根本。在反思日軍勝利因素後，清朝統治者認識到日軍「專以西法制勝」、「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時有一時之兵制，未可擬古劑以療新病，居夏日而禦寒裘也」。因此，清政府嘗試逐漸引入西式軍制與訓練，開辦西式軍事學校，同時命令舊有軍隊改習洋操，聘請西方教官訓練甚至管理軍隊，這些接受西式軍事訓練，使用西式制式武器裝備的清軍被稱為新式陸軍。其中，北洋的定武軍和南洋的自強軍在這方面開創了新河。
清末新軍建設是中國軍事史的重要環節，盡管它最後的發展方向並未與這場軍事變革的發動者——清政府所預期的一致，但是新軍建設開創了中國近代軍事進程的多項先河，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重要進步。新軍建設與洋務運動有著本質的區別，洋務運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思想上根本沒有承認西方軍事思想和制度的領先，幻想單純從西方列強手中購買洋槍洋炮、替換清朝軍隊手中的大刀長矛和土炮就能成為一流軍隊，而對於真正決定戰鬥力的軍隊制度絲毫不作變革，導致清朝軍隊在鎮壓國內革命運動時還有足夠的力量，可是甲午戰爭當中面對同樣經歷了學習西方的軍事變革的日本軍隊，清朝軍隊照樣不是對手，因此，洋務運動並沒有從本質上改革軍隊，軍隊戰鬥力沒有大幅的提升。反觀新軍建設，是從軍隊制度乃至武器裝備、官兵培訓等方面作了深刻的變革，近代軍隊司令部、軍事學校、軍樂隊、近代軍事編制、後勤制度以及「國防軍」概念等等措施，都是清政府守舊勢力不敢想像的變革。一系列的變革對於提升新軍戰鬥力的效果非常明顯，辛亥革命初期，人數上占據優勢的舊軍面對新軍時，大部分一觸即潰。最終南方新軍在孫中山、黃興的領導下順利起義，北方新軍在袁世凱指揮下進行逼宮，給予了清王朝致命的一擊。新軍的西式軍制在清朝滅亡後，經過進一步改進和變革，一直作為國民政府軍隊的軍事制度，而部分軍事制度甚至也被後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所沿用、發展，其意義和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新學教育興隆
在思想文化上，通過清末新政，在這方面的變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結束了科舉制度的歷史。其二，清末出現了辦學熱潮。由於清政府號召辦學，又公布了《奏定學堂章程》，加上廢除科舉制度，於是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於清朝政府的號令及地方官和個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現了留學的熱潮。1905至1906年間，僅留日學生就多達8000餘人（一說10000多人），這同新政前比較，增長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變化。隨著清末「預備立憲」的開展，西方資產階級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傳播，在中國封建專制思想體系中透進了一線民主的霞光。
民族資產階級崛起
在階級關繫上，清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了明顯地增長，特別是這時，民族資本的中小企業大量涌現，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力量有了明顯地壯大。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也由甲午戰前的10萬人左右，增長到辛亥革命前的66萬多人。
促進民主革命
在新政與民主革命的關繫上，新政促進了革命的爆發。清末新政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互相影響著的兩個運動：由於民主革命活動的開展，觸動了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轉移人們斗爭視線、破壞革命的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革命活動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實行。但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另外一個客觀事實，這就是由於清末新政的開展，又在客觀上促進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主要表現是：清末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經濟基礎；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階級基礎；辦學和留學熱潮的出現，產生了眾多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階層，這是民主革命的群眾基礎；由於清末新軍的出現，由於革命黨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新軍，新軍就逐漸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陣地。 增負
為了實行新政，清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籌集經費，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使中國勞苦大眾生活更加貧困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為了籌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攤派，這是清末新政經費的最主要來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發布的兩個上諭，就向各省派款每年達960萬兩（《光緒朝東華錄》，（五）總第5116—5117頁）。清政府向下派款，而這些款項，各地方政府又通過提高部分商品物價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隸，1902年袁世凱擬「每戶售酒百斤，抽捐制錢一千六百文，並准其於常價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發售。」（《光緒朝東華錄》，（五）總第4925頁）此外又出現了許多新名目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
北洋軍閥崛起
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惡果。眾所周知，袁世凱是靠在天津小站練兵起家的，又靠出賣維新派和帝黨及鎮壓義和團運動發跡的。在「新政」期間，於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凱訓練京旗陸軍，到1906年末，北洋六鎮的軍隊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凱聲名顯赫，並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凱及北洋軍閥的崛起是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列強的經濟侵略
清末新政時，某些經濟政策的公布，客觀上也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創造了方便條件。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加速擴張，民族危機空前深重，西方列強的侵略方式也由原來的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為主，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最後形成並進一步深化。商品輸出，顧名思義，就是西方列強向中國傾銷工業品和掠奪原料，這些商品包括鴉片、西方列強本國的手工工廠所生產的產品，或者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很少），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剝削中國人民。商品輸出較資本輸出時間早，在1840年至1895《馬關條約》簽訂年間里，絕大部分都是商品輸出。其本質是控制殖民地的市場。資本輸出是用過剩資本向其他國家投資，例如在中國投資開辦工廠，或利用雄厚的資本取得在中國的鐵路權（《中法條約》規定）、開礦權等等。或用過剩資本作為貸款（如《辛丑條約》規定賠4.5億兩白銀清政府無力支付，只得向帝國主義國家大借外債，以海關等稅做擔保）。其本質是通過資本控制殖民地的經濟命脈（危機更加加深和嚴重）。
在西方列強看來，與其等著一味守舊的清政府最終被革命所推翻，不如督促清政府實行改革以消彌革命，這樣才能保持甚至擴大它們在華的既得利益。因此，《辛丑條約》簽訂之前和之後，列強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建議。從這一點上講，清政府最後力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迎合列強的因素。清末新政後，民族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張謇是清末提倡實業救國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過「棉鐵主義」、發展外資等具體發展實業的措施。棉鐵主義指以棉紡織業、鋼鐵業帶動民族工業的發展，形成民族工業體系。他還主張以合資、借款、代辦等形式，利用外國資本解決發展民族工業所需要的資金問題。但是帝國主義也不允許中國走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正是英、德、法、美四國以借款為誘餌，脅迫清政府將鐵路收歸國有，激化了清政府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強化封建國家機器
清末新政時，練新軍、辦警政，強化了封建專政的國家機器，有利於清政府對人民群眾反抗斗爭的鎮壓。因為在清末，清朝舊式軍隊早已失去戰鬥力，而所編練的新軍，戰鬥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再加上各地辦起的警察，加強了對人民反抗斗爭的偵緝和鎮壓，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個惡果。 經濟意義
從1901至民國建立，有很多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強勢和享有特權的外國資本；厘金和其他苛捐雜稅；由於政治制度改革滯後帶來的政府官員腐敗；日俄戰爭及其他突發事件引起的社會不安和動盪；等等。但民族經濟仍有不俗的表現。1895——1913年間，民族資本工業發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期間的發展速度還略高一點。其他經濟事業發展也比較順暢。主要的一條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堅持以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壟斷經濟為路向，扶植和獎勵私人資本，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加上工資和原料低廉；市場廣闊；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帶來的不利因素（如貪污腐敗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響。
從民國初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戰火連綿，社會動盪不安。但總的說來，經濟仍持續以較高速度發展。1912~1936年間，盡管有幾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危機，中國工業年均仍增長9.2%。1912~1920年，更高達13.8%。原因是北洋軍閥政府繼承新政的經濟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雖然開始扶植帶有封建的、買辦性質的官僚資本，但尚不足壟斷國民經濟。
人文意義
更值得重視的是經濟自由對人的解放的重要意義。在所譯之書論及西方有經濟自由，「乃至民生安業之事，大抵任民自為，而不過問」之際，嚴復感慨系之地寫道：「讀此，則知東西立國之相異，而國民資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蓋西國之王者，其事專於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且其社會，固宗法之社會也，故又曰元後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卒之君上之責任無窮，而民之能事，無由以發達……而其於國也，無尺寸之治柄，無絲毫應有必不可奪之權利」。沒有經濟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權利就失去基礎。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也一再重申「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的極端重要性。

⑼ 清朝法律內容是怎樣的

清朝是以滿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也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高度發展的時期,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不僅因襲明制,維護封建法律制度體系,而且突出了其民族統治的特色?清朝法律在「參漢酌金」的立法思想指導下,在前朝法律的基礎上,根據滿足自身的特點及現代社會的現實,制定出的法律內容和司法體系?既體現了儒家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保障了滿族貴族的統治地位,從而維護了清朝統治者進行封建統治的需要?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來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具體適用往往有一些改變?笞杖刑可折為板責,每10下折責4板,再除去不足5板的零數?徒刑1至3年共5等,分別附加杖60至100,每等遞增10杖?流刑2000里至3000里共3等,每等附加杖100?死刑仍為絞?斬兩等,分為立決和監候兩種執行方式?立決即立即執行?監候適用於罪行相對較輕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後,經秋審或朝審最終裁決?

《大清律例》對適用立決或監候的罪名都有明確解釋,對「雜犯死罪」也有一些變通處理,因過失殺人?誤殺人及某些職務犯罪被判處死刑者,往往減等執行徒刑5年?

除以上法定五刑外,清朝還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軍?發遣?遷徙?枷號?刺字等?充軍創立於明朝,重於流刑,是將罪犯發配戍邊,分為2000里?2500里?3000里?4000里?4500里等?

發遣為清朝新增,又重於充軍,是將罪犯發配到邊疆地區,充當駐防官兵的奴隸?遷徙是將罪犯強制遷往千里之外安置?充軍?發遣及遷徙等罪犯可以帶家屬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許,終生不能返回原籍?枷號和刺字均是一種侮辱體罰性質的附加刑?

⑽ 我國公司立法史上最早的一部公司法律史清朝光緒29年頒布的

明定國是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