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德律師

『壹』 諸暨槍擊案中案，20年殘害8人，兇手連嬰兒都沒放過，結果如何

2011年8月23日晚上9時許，大雨，諸暨大唐鎮某銀行自動櫃員機附近，一位34歲的女會計被槍殺，擊中腰部死亡。

8月29日下午3時許，小雨，諸暨陶朱街道三都信用社門口，一輛奧迪轎車像是失去控制一般，先是和一輛停著的麵包車發生了刮擦，緊接著又撞倒了一輛摩托車，直到撞到一個電話亭才停下。奧迪轎車車主袁某受重傷。

9月2日下午，袁某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起初，警方以為造成袁某死亡的原因是來自其頭上的一個發夾，可是發生事故時奧迪車的車速並不快，一個小小的發夾怎麼會致人喪命？

在為袁某做CT檢查後，警方發現她的頸後部有一個高密度金屬異物。經過解剖，民警從受害者體內提取到子彈頭一枚，由此證明，高密度金屬異物正是子彈頭。警方最終認定，這是一起持槍殺人案。一個星期，兩起槍案。坊間傳言紛紛，人人自危。

警方通過對兩起案件的子彈彈頭進行鑒定，認定為同一把槍發射，警方遂將兩起案件並案偵查。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組成專案組，全力投入偵查。

結合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線等多線索的分析判斷，警方通過大量的偵查工作，鎖定重大犯罪嫌疑對象許德永。

9月5日下午，警方掌握了許德永的確切行蹤。根據專案指揮部指令，20餘名警察兵分四路，開始抓捕行動。為確保周圍民眾安全，防止犯罪嫌疑人鋌而走險，警方守候至凌晨才開始實施抓捕。9月6日零時50分許，犯罪嫌疑人許德永在睡夢中落網。

2012年7月18日 法院判決被告人許德勇犯搶劫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非法買賣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許攻衛犯搶劫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馬振宏犯搶劫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諸暨陶朱街道血案被害人家屬因本案遭受的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三十二萬四千元，由被告人許德勇、許攻衛各承擔十六萬二千元，並由二被告人互負連帶賠償責任，限判決生效後立即付清。

2015年5月25日，血債累累的許德勇被驗明正身，執行死刑。

『貳』 「殺人狂魔」許德勇團伙落網記，連續作案膽大包天，後來怎樣

2015年6月，犯有持槍搶劫及殺人罪的六十多歲的許德勇以及犯罪團伙中的另一人被溫州市初級人民檢察院執行了注射死刑，告一段落其無惡不作的一生，兇犯的繩之以法總算是歸還了受害者親屬一個晚來的最後回應。

2012年7月18日，浙江諸暨人許德勇就在承受殘害8條性命持槍搶劫5次罪行的狀況下接納了溫州市初級人民檢察院的最終審判，開庭審理全過程中他的同犯各個神色焦慮不安看起來他小表情則是風輕雲淡。

以前他一直不願接納刑事辯護律師的協助，之後法院也駁回申訴了刑事辯護律師說他有投案自首劇情的叫法，盡管他接納了答辯可是他明白自身所做出的罪刑比較嚴重，宣判當日他穿著一身名牌服裝，說自身便是要去拿身亡審理書，更為一個亡命之徒，他早已表明自身全都想好啦。

邁向罪孽的路面

許德勇出生於1951年浙江諸暨馬劍村的一個普通人家，父母全是安分守己的農戶，過著並不富有但也穩定的生活，但是許德勇卻不與自身的父母一樣，他從沒有想過安穩工作中賺錢養家，他為了更好地不會受到羈絆並沒有像同年齡人一樣到年紀就結婚生子，只想一個人無拘無束。

自食其果

此案的最關鍵的罪犯便是許德勇，可是與他一同參加在被告席的嫌疑人也有許攻衛和馬振宏。

許德勇和許攻衛被死刑立即執行立即執行，那一個被她們倆殘害的一對夫妻的媽媽也是那一個10月大女寶寶的姥姥當日趕到法院看見這兩個壞人被審理，總算在哪黑喑的一天後的第十年但是了自身的願望。

共同犯罪馬振宏一樣被死刑立即執行，奪走民事權利終生並收走所有資產，可是別人罪時心態優良且想要用勞動賠償受害人財產損失，人民法院決策對其的死罪推遲2年實行。

總結

有些人用「無惡不作」這個詞形容一個人窮到頂點便會越來越十分殘酷兇狠，這實際上全是一些要想作惡的人為自己找的托詞。從本意上講，「窮」是極端的意思，能夠了解為終點、可循，並非財富的「窮」。

這些人對社會發展充斥著憎恨，她們不願根據自身的勤奮過上幸福快樂生活，只為靠盜竊打劫他人的金錢來提升自己的化學物質生活，因此甘願踏入違法違紀的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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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林家棟演過哪些電視劇

《金裝四大才子》，《碧血劍》，《神探李奇》，《樂隊插班生》，《異度凶情》，《布袋和尚》，《鐵膽梁寬》，《阿sir早晨》，《廉政行動1994》，《大鬧廣昌隆》，《隱形怪傑》，《美味大王》，《酒是故鄉醇》，《天涯追緝令》，《天涯追殺令》，《難兄難弟之神探李奇》

『肆』 杜淳資料

杜淳，1981年5月22日生於河北保定，中國內地男演員，2003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本科班。
2005年，參演胡玫執導電視劇《漢武大帝》，飾演青年漢武帝。2007年，主演古龍劇《大旗英雄傳》；憑《51號兵站》榮獲南方影視盛典「年度最佳男主角獎」。 2009年，在電視劇《走西口》飾演男一號田青，以平均收視率9.60%創下2002年以來央視一套開年戲的收視紀錄。
2010年，奪得第三屆華鼎獎「中國年度最佳表現新銳男演員」獎。2011年，憑借電視劇《古今大戰秦俑情》榮獲大本鍾獎之金獨角獸獎「最受推崇男演員」獎； 憑借《青春期撞上更年期》，榮獲2011年中國大學生電視節年度「最受大學生喜愛男演員」獎。 2012年，主演趙寶剛執導的《北京青年》。
2013年，亮相央視春晚獻唱《我的歌聲里》。2014年，主演古裝劇《大漢情緣之雲中歌》，飾演男主角孟珏 。

『伍』 對宋慶齡有什麼評價

1.「宋慶齡無論就其內在或外表來說，都是一位真正的現代中國人———她在少女時代是這樣、在整個一生中是這樣。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宋慶齡傳》

2.李嵐清表示，宋慶齡是二十世紀為中國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的政治家，也是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影響和崇高聲譽的社會活動家，在她身上體現出來的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和為社會主義事業奮斗不息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他說，在宋慶齡逝世後成立宋慶齡基金會，既體現了對宋慶齡的紀念，也體現了對繼承和發揚宋慶齡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的倡導和支持
1894年，孫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見到了一歲多的宋慶齡，當時誰也沒料到這個可愛的女嬰竟會在21年後，不顧父母親的強烈反對，奔赴日本嫁給大她27歲的「革命之父」。
宋慶齡嫁給了孫中山，宋美齡嫁給了蔣介石，她們的姐姐宋靄齡嫁給了孔祥熙。沒有宋慶齡與孫中山的結合，也許就沒有宋美齡與蔣介石的結合，也許就沒有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結合；沒有「四大家族」的結合，20世紀中國的歷史也許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宋慶齡從美國畢業後，於1913年8月29日抵達橫濱，第二天就由父親和姐姐陪著去拜訪孫中山，這是宋慶齡長成後首次會晤她所仰慕的革命家。19年前，慶齡還在襁褓中時「見過」孫中山，她當然完全記不起來孫的模樣。宋慶齡見到孫中山，極為興奮，她也加入了父親與姐姐的行列，協助孫中山處理英文信件。 1914年9月宋靄齡回上海與孔祥熙結婚，宋慶齡接替姐姐，做了孫中山的秘書。
孫是革命家，年歲的差距顯然無法阻止兩個人急速成長的愛苗，即使孫已有妻室和三個子女。以《西行漫記》聞名的美國記者斯諾曾在30年代問宋是如何愛上孫先生的。她答道：「我當時並不是愛上他，而是出於敬仰。我偷跑出去協助他工作，是發自少女浪漫的念頭———但這是一個好念頭。」宋慶齡一連寫了好幾封信給仍在美國求學的妹妹宋美齡，信中熱情地述說她為孫中山工作的愉快與期待。1915年6月，宋慶齡特地為她和孫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徵求父母的同意，宋家上下像遭遇了大地震。宋嘉樹夫婦更是震怒驚駭，破口大罵孫中山，宋母淚眼婆娑地勸導慶齡說：孫已有妻室，兒子孫科比你還大，兩人年紀相差懸殊。意志堅定的慶齡始終不為所動，父親決定將慶齡軟禁在家。
孫中山的友人亦紛紛表示異議。孫卻道：「不，如能與她結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後悔。」1915年6月，孫中山將元配從澳門接到日本辦理離婚手續。10月的一個夜晚，宋慶齡在女傭的幫助下，爬窗逃走，來到日本。10月24日中午，孫到東京車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師和田家中辦理結婚手續，孫中山 49歲，宋22歲。當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舉辦婚禮，到場致賀的中國人只有少數幾人。孫的革命夥伴胡漢民勸他懸崖勒馬，孫拒絕和他們談「私事」。
宋嘉樹在女兒離家出走後，立即與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攔阻。宋慶齡向斯諾回憶說：「我父親到了日本，對孫博士大罵一頓，我父親想要解除婚約，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徵得雙親同意，但他未能如願，於是就和孫博士絕交，並與我脫離父女關系。」庄吉女兒的回憶是，宋嘉樹站在大門口，氣勢洶洶地吼道：「我要見搶走我女兒的總理！」庄吉夫婦很擔心出事，打算出去勸宋嘉樹。孫中山向他們說，這是他的事情，不讓他們出去。孫走到門口台階上對宋嘉樹說道：「請問，找我有什麼事？」暴怒的宋嘉樹突然叭的一聲跪在地上說：「我的不懂規矩的女兒，就託付給你了，請千萬多關照。」然後磕了三個頭就走了。
宋慶齡晚年時提及當初違抗父命與孫結婚，說：「我愛父親，也愛孫文，今天想起來還難過，心中十分沉痛。」宋氏夫婦阻婚未成後，仍送了一套古傢具和百子綢緞，給宋慶齡做嫁妝。這也許是天下父母心的投射。
政治情勢、政治利益和既成事實，都迫使持異議的人不得不接受這場劃時代的婚姻。曾為宋家姐妹作傳的美國作家露比亦認為：「宋嘉樹當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輩人的岳父而感到難堪，但他還是孫中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繼續和他共事。」

『陸』 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發展歷程

(一)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在中國法學教育中，歷史最悠久。1898年在戊戌新潮中誕生的第一所高等學校，後易名為北京大學的京師大學堂，從一開始就在她的專門學第三門「高等政治學」內設有法律學課程。1902年根據清政府《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的規定，在大學專門分科政治科內設法律學目。1904年1月修訂大學堂章程，改大學專門分科為分科大學堂，在政法科大學堂內設法律學門。1917年，國民政府對北洋大學與北京大學進行科系調整，北洋大學改為專辦工科，法科移並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工科移並北洋大學。
(二)法律學門學制四年，所設課程分為兩類。一類為主課，設：法律原理學、大清律例要義、中國歷代刑律考、中國古公歷代法制考、東西各國法制比較、各國憲法、各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各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各國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國法(羅馬法、英吉利法、法蘭西法、德意志法)。另一類為補助課，設：各國行政機關學、全國人民財用學、國家財政學。學生讀完主課和補助課，尚可隨意選修其他課程。修業期滿，寫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即為畢業。王家駒、程樹德、芬來森(英國)、李方、王基磐、陳籙、沈覲扆、岡田朝太郎(日本)、白業棣(法國)、博德斯(法國)、震均鋆、科拔(英國)、王寶田、嵇鏡、徐思允、巴和，為政法科最初的教員。
(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將學款移作他用，京師大學堂處境艱難。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京師大學堂復又開學。教育總長蔡元培著手改革舊教育制度。5月改京師大學堂為國立北京大學校，改大學堂總監督為大學校長，以嚴復任之。1913年2月，改政法科為法科，以孫祥齡為學長。是年法科法律學門招新生一班。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全面改革北京大學舊制的同時，對法科也進行一系列改革。11月聘李大釗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為法律學門講授社會立法；聘周家彥、左德敏、徐崇欽、黃振聲、徐墀、黃右昌、陶履gōng、胡鈞、馬寅初、張祖訓為法科本科教授；王彥祖、郭汝熙、朱錫齡、韓述組、林損、李景早、黃國聰、倫哲如、黃振華為預科教授；廢政府官吏為專任教員。同時還改定了課程。年底，法律學門有本科生206人，預科生222人，成為全校大的學門。在改革法科教學制度的同時，在法律學門還設立法律學門研究所，以黃右昌為主任，聘王寵惠研究比較法律、張嘉森研究國際法、周家彥研究行政法、羅文斡研究刑法、左德敏研究保險法、康寶忠研究中國法制史、陳長樂研究美國憲法、王景歧研究中國國際關系及各種條約、徐崇欽研究商業及工廠管理法。1918年在體制上又出新舉措，由黃拔聲、黃右昌、梁宓、王景歧、孫孝移、雷孝敏、周家彥、康心孚、左德敏、陳介、鵬屠振、余啟昌、何基鴻、組成法律學門教授會，實行教授治門。1919年旋又將法科法律學門改為法律學系，設系主任一人，由該系教授會選舉產生。還將舊學制中均為必修課的各門課程，改為半為必修、半為選修課程。學生選修課程，可選該系課程，亦可選他系課程。這些改革措施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教師教書，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師生思想活躍起來，經常參加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團體舉辦的學術講座，學習世界上先進的文化思想，投身新文化運動，參加五四愛國斗爭，並組織法律研究會研討國內外一系列重大法學問題。自此，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漸成中國近代法學教育和科研的重要陣地。
(四)20年代，法律學系的課程設置日趨完善，師資力量有所增強發展，但後期由於北京大學屢有變故而法律系亦因之多有變動。1924—1925年，法律學系課程已達30餘門，教員人數亦有所增加。所設必修課有：民法總則、民法債權總論、民法債權各論、民法物權、民法親屬、民法繼承、民事訴訟法、商法商人通例公司條例、商法商事通例票據船舶、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事訴訟法、憲法學、行政法總論、行政法各論、外國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經濟學原理、專門研究(以論文和譯書為研究方法)。選修課有：法律哲學、社會立法論、中國法制史、羅馬法、刑事政策、法院編製法、破產法、法醫學、社會學、財政學總論、第二外國語。主要教員有：余qǐ昌、張孝移、王世傑、張志讓、梁仁傑、左德敏、林志鈞、黃右昌、陳瑾昆、石志泉、白鵬飛、李浦、燕樹棠、夏勤、杜國庠、程樹德、林彬、馮承均等。然而1927年7月奉系軍閥張作霖政府取消北京大學，將北京的九所高校合並為京師大學校，並北京大學法科到北京法政大學，稱法科第二院，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復將京師大學校改為中華大學，8月16日又改為北平大學。迫於北京大學師生要求復校的強烈抗爭，1929年8月南京政府恢復國立北京大學的名稱，法律學系也隨之恢復成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
(五)1930年12月，蔣夢麟任北京大學校長後，仿照美國改革教育制度。對法學教育的改革在於：設法學院，以周炳琳為院長。法學院設政治、經濟、法律三系。法律系主任為戴修瓚。系設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及該系教授副教授組成，系主任為主席。法律學系課程分必修和選修兩種，師資頗可觀。必修課：黨義(王先強)、政治學概論(浦薜鳳)、經濟學概論(盧郁文)、心理學(樊際昌)、國文、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民法總則(燕樹棠)、民法物編(余啟昌)、民法債編總論(劉志敭)、民法債編各論(戴修瓚)、民法親屬編、民法繼承編(林彬)、特種民事法(公司法、何基鴻，保險法、李浦，票據法、海船法，(戴修瓚)民事訴論法(李懷亮、石志泉)、刑事訴訟法(陳瑾昆)、刑法分則(林彬)、羅馬法(趙之遠)、強制執行法(於光熙)、行政法各編(白鵬飛)、國際公法(王化成)、國際私法(燕樹棠)、英文法律選讀(燕樹棠)。選修課：中國法制史(程樹德)、中國法制史專題研究(程樹德)、法理學(趙之遠)、社會學(許德珩)、德國法(何基鴻)、破產法(王家駒)、勞工法(何基鴻)、法醫學(劉北霖)。學生學習實行學分制，每年上課至少在28周以上，四年修滿132學分即為畢業。第一、二學年每學期選習至多不得超過22學分，第三、四學年每學期至多不得超過18學分。學生畢業，得學士學位。1934年成立法科研究所，由院長兼主任，負責培養法學研究生。
(六)1937年平津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奉命南遷，於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38年春旋又遷往昆明，改校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此間原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的部分師生奔赴抗日前線，部分師生編入西南聯大法商學院，歷時8年。法商學院由法律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商學系組成。由於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校中，只有北京大學有法律學系，因而聯大法商學院的法律學系即為原北京大學法律學系。西南聯大8年期間，法律學系主任為燕樹棠。其間先後在法律學系任教的教授除燕樹棠外，有戴修瓚、蔡樞衡、芮沐、費青、陳瑾昆、羅文干、張企泰、李士彤、李祖蔭、章劍、馬質夫、趙鳳喈；副教授有林良桐。聯大法律學系注重法學理論研究和司法實務兩方面人才的培養，課程設置亦注重這兩者的兼顧。所設課程有：國文、英文、中國通史、邏輯、自然科學、西洋通史、哲學概論、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法學緒論、民法概論、憲法、國際公法、刑法總則、刑法分則、民事訴訟法、商法、公司法、破產法、行政法、中國司法組織、中國法制史、國際私法、勞工法、社會立法、法理學、犯罪學、犯罪心理學、海商法、保險法、民事執行法、程序法、土地法、票據法、刑事政策、法醫學、畢業論文。學生實行學分制，讀完140學分左右方可畢業。每年招生20名左右，8年間在聯大法律學系就讀學生約200名，研究生3名。法律學系許多師生積極參加了愛國學生運動。
(七)1946年5月，西南聯大結束，三校復員。北京大學重遷北平，於是年秋開學。法律學系與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合為法學院。至共和國成立，其間法律學系主任先後由法學院長周炳琳和教授冀貢泉、費青擔任。課程體系進一步完善，師資力量亦有加強。課程方面，增加了比較憲法、司法制度研究等。此間在法律學系先後擔任教授的有：燕樹棠、費青、蔡樞衡、戴修瓚、芮沐、戴劍、李士彤、黃覺非、劉志yáng、冀貢泉、李祖蔭、王克勤、張忠德、趙鳳喈、龔祥瑞、嚴景耀(兼)；副教授有汪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數亦大大超過西南聯大期間累計達600多人。處於中國革命趨於勝利前夕的法律學系師生，積極參加了進步的學生運動。
(八)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帶來變革的曙光。法律學系對課程設置作了較大調整。設有馬列主義法律理論、國家法、新刑法原理、新民法原理、憲法原理、婚姻法、國際公法、審判工作、商事法原理、犯罪學、法醫學、政策與法令、蘇聯法律研究、名著選讀、國際公法研究、國際私法、畢業論文等課程。學生除學習這些專業課程外，還要學習其他系開設的一些課程。課程仍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共和國誕生前在法律系任教的教員此時多還在系任教。張志讓、何思敬等教授曾來系兼課。1952年，新中國實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並入北京政法學院。由著名法學家、時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錢端升教授出任北京政法學院首任院長。
(九)1954年，在政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董必武的直接指導下，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得以重建。司法部教育司司長陳守一受命出任重建的法律學系第一屆主任。「依靠老幹部，大力培養青年教師，吸收有真才實學的老教師，充分發揮老教師的作用」，是重建法律學系的指導思想。1954年8月，法律學系新一屆教職工41人在北京大學集結。他們分別來源於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政法機關和北京大學。其中包括一批歐美留學歸來的教授、學者。1954年9月12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鄭重宣布法律學系重新成立。重建後的法律學系設有系辦公室、國家與法的理論教研室、國家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刑法教研室、資料室。1956年8月，在原有四個教研室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國家與法的歷史教研室、審判法教研室、國際法教研室。當時法律學系辦系指導思想和制定教學計劃的基點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1958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195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馬錫五都來系作過報告。法律學系教學計劃從1954年至1966年前，先後共有六次較大的變化，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要求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改，幾次教學計劃的修改特點大致如下：
(一)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五年制。
(二)培養目標：開始為政法工作者、法律高級專門人才；五年制時期為法學家、政法研究人才與師資、理論研究人才。
(三)法律專業課程(包括選修課)，建系初期介紹蘇聯法學的課程略多些。
1954年法律專業課26門課程中蘇聯課程比重較大，約有七門，中蘇內容結合的課程約有六門，共十三門課，佔法律專業課一半。
1955年法律專業課31門，主要以講中國內容課程為主，取消了蘇聯民法、刑法、訴訟法、勞動法、行政法及法院組織法。合並了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法，將法醫學改為必修，增開了國家與法的理論專題、檢察監督、司法統計。
1956年法律專業課27門必修課中取消了蘇聯國家與法的歷史，蘇聯財政法，增加了政治學說史，我國的農業合作社法。
1959年法律專業課26門課中必修課中增開了人民公社規章制度，公檢法組織與任務、資產階級國家法、國際關系史、資產階級民商法、羅馬法。
1960年法律專業課19門，其中將刑法學、訴訟法、婚姻法等六門課合並為政法業務課，增開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介紹。
1961年至1966年教學計劃基本無多大變動，法律專業課程為21門課，增開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現代資產階級法與批判，將刑、民法改為刑事政策與法律和民事政策與法律。重建後的法律學系第一次科學討論會，是在1955年五月四日舉行。法律學系自重建系以來，每年校慶，均舉辦科學討論會。許多優秀論文參加學校評選，有的參加高校評選。
由於法律學科的實踐性強，師生注重教學與社會實踐的結合，廣泛參與國家有關法律的起草，經常出席國家機關的有關會議，並在法院審判活動中擔任陪審員和律師。系主任陳守一教授擔任北京市律師協會籌委會主任；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專業課程的教師十多人，擔任兼職律師，多次擔任重大民事、刑事案件的代理人和辯護人。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審判日本戰犯、有重大影響的李萬銘詐騙案等，該系兼職律師都曾出庭辯護。此間對外交流活動主要是與前蘇聯東歐國家進行，陳守一教授等曾四次出訪前東歐國家，後者也有學者多次造訪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從1954年到1956年，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每年招生120名左右，其中約半數來自在職幹部。
(十)從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由於政治運動和勞動的增多，法律學系正常的教學、科研活動受到沖擊。「反右」、「反右傾」、「大躍進」等，歷史性地與法律學系師生的生活糾葛在一起，留下諸多沉重的回憶。在這一時期，教學計劃中增大了勞動鍛煉、實習和社會調查等方面內容的比重。學制改為五年。培養目標為「政法研究人才和師資」、「政法工作者」、「理論研究人才和師資」等。
1960年將民法和刑法教研室合並為業務教研室。這十年中招生雖不曾中斷但招生人數每有降低。1962年僅招生19人。本科生從1957—1966年共計招收約360人。1959年開始招收三年制研究生，至1966年共招收24人。
(十一)文化革命十年中，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受到嚴重沖擊。1970年，宣布了取消法律學系的決定。由於法律學系教職員團結一致，據理力爭最終使法律學系得以保存，成為全國僅有的兩個免遭解散厄運的政法院系之一。教職員基本沒有分散，圖書資料基本沒有流失，為以後恢復教學和研究工作保存了力量。1966—1971年6年間法律學系沒有招生，也沒有其它形式的教學活動。1972年，一批教師在剛剛得到平反之後，即致力恢復正常的教學工作。首先開辦了北京市政法、公安幹部短訓班，隨後舉辦了華北五省市政法幹部培訓班。1973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系三十六名教職員合並到北京大學法律學系，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恢復時他們中絕大多數又回到中國人民大學。1974—1976年，法律學系連續招收三屆共計150餘名工農兵學員，並同時舉辦多期幹部培訓班，為恢復法學教育和法制建設作出了貢獻。這期間開設的課程逐漸增多，為幾屆工農兵學員及幹部培訓班學員開設的課程已有20餘門：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國家與法的理論、中國法制史、中國憲法、外國憲法、西方國家政治法律制度、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民事訴訟法、婚姻法、勞改法、刑事偵查、國際法、法律文書等。
(十二)1977年，隨著正常的招生制度在全國得以恢復，北京大學法律學系迎來新的轉機；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法律學系進入了大發展的新時期。在新時期，法律學系的基本指導思想和主要目標逐步得以明確；把法學教育、研究同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結合起來，同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法制建設結合起來，建設一流的師資隊伍，設置先進和完備的專業體系和課程體系，加強學術研究、多出優秀的學術成果，培養一流的、多層次的法學人才，促進和發展國際法學教育和法律文化的交流，使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成為法學教學與法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對國家、人民做出應有的貢獻。2009年，法律學系已成為北京大學最大的系之一。自1977年以來，先後擔任法律學系主任的有陳守一、馬振明、張國華、趙震江、魏振瀛、吳志攀。
(十三)新時期伊始，法律學系即把師資隊伍建設當作中心工作之一，招回和調進一批教學骨幹。從1979年起，每年開展評定職稱工作。同時注意挑選畢業的博士、碩士留系任教，注意吸引在國外學有所成的博士、碩士回系、來系任教。到1998年2月，全系在編教職員112人。其中教授31人，副教授或相當於副教授職稱的41人。在編和返聘教授中有博士生導師21人，享受國家級突出貢獻津貼的28人。教師中獲博士學位的有24人。另外，有一批知名人士受聘在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十四)法律學系經常注意教學研究機構的建設。到1998年2月已設9個教研室；法學理論教研室、法律史教研室、憲法與行政法教研室、刑法與犯罪學教研室、民商法教研室、經濟法教研室、國際經濟法教研室、國際法教研室、訴訟法與司法鑒定學教研室。其中法學理論和國際法為國家教委批準的重點學科；另有資料室和辦公室等教學管理和教學輔助機構，先後成立了由法律學系代管或隸屬於法律學系的12個研究機構；國際法研究所、經濟法研究所、犯罪問題研究中心、科技法研究中心、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立法學研究中心、金融法研究中心、比較法與法社會學研究所、法制信息中心、勞動法研究所、國際經濟法研究所、稅法研究中心。另設有同和律師事務所，燕園法律事務所，司法鑒定室。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這些研究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中，有的是國內所僅有的，有的是國內最先設立的。
(十五)專業體系和課程設置體系，是法律學系在新時期中發展尤快的環節。首先，就本科生的專業和課程設置來說：1979年，根據當時的急需在全國率先增設了國際法學專業，1980年又率先增設了經濟法學專業，1993年再增設國際經濟法學專業。這就形成一個包括法律學專業、經濟法學專業、國際法學專業、國際經濟法學專業在內的在國內屬於尤為完整的法學專業體系。在發展專業體系的同時，法律學系的課程設置體系不斷發展。經多次調整，1993年開始，本科生進校後任選專業，學滿兩個專業學分的可取得雙專業畢業文憑。與此同時，再次修訂教學計劃，貫徹「加強基礎，淡化專業」的精神，加強了基礎課比重。全系所開本科生專業課程已逾70門。其中全系各專業必修課17門：法理學、中國法律思想史、中國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概論、合同法、刑法學、國際法、國際私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法律文書、律師實務與律師道德；法律學業必修課6門：知識產權法、婚姻家庭法與繼承法、企業法/公司法、司法鑒定學、犯罪學、勞改法；經濟法學專業必修課9門：經濟法總論、企業法/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計劃法與投資法、財政法與稅法、金融法/銀行法、會計法與審計法、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環境法；國際法學專業必修課8門：中國外交史、國際環境法、國際經濟法、國際組織、海洋法、航空航天法、國際司法判例、專業外語；國際經濟法專業必修課8門：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海商法、國際技術轉讓法、國際經濟組織、專業外語；全系各專業限制性選修課23門：現代西方法律哲學、立法學、當代西方法律思潮、中國司法制度、中國法律文化、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外國憲法、公務員法、羅馬法、外國民商法、實用刑法學、青少年法學、外國刑法、刑事偵察學、刑事技術概論、法醫學、保險法、中國經濟立法史、司法精神病學、外國婚姻法、票據法、國際稅法、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專題。除專業課程外，還有若干門全校性公共課程。其次，就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課程設置來說：經過這些年發展，到1998年，已有12個專業36個研究方向招收碩士研究生。這12個專業分別是：法學理論、法律思想史、法制史、憲法學、行政法學、刑法學、民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國際法、環境法；法律學系有八個授予博士學位的專業，它們是：法學理論、法律思想史、憲法學、刑法學、國際經濟法、國際法、環境法、經濟法。
(十六)法律學系注意將教學與學術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鼓勵教員開好課、多開課、開新課，鼓勵教員鑽研學術、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到1997年，全系在新時期共編撰各類高等法學教材近百部，出版學術專著一百六十餘部，發表論文一千四百餘篇。各類工具書60餘部。教材中有30餘部系由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教員主持或參與國家教委、司法部組織編寫的統編教材。獲獎教材為：《法學基礎理論》(新編本)、《憲法學概論》、《民法教程》、《民事訴訟法教程》、《國際法》、《經濟法原理》等等。
專著中有許多是屬於國家級或省部級科研項目。許多教材由於編寫與出版早、質量好，在法學教育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法律學系還於1978年創辦了《國外法學》雜志，1988年又改刊為《中外法學》。法律學系法律圖書館是保存、管理圖書資料工作進行得較好的圖書館。法律學系研製的《CHINALAW電腦輔助法律研究系統工程》，建立了中國法律資料庫，填補了國內法學領域的一項空白。由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捐款和國家教委撥款投資興建的「法學樓」於1993年3月交付使用，為法律學系的教學，科研工作提供了更為有利的物質條件。
(十七)培養人才是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最主要的任務之一。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已形成高層次、多形式的辦學模式。不同層次的人才培養目標各具特點，但它們的共同點在於：要求學生或學員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和在不同程度上分別掌握該專業所需具備的理論、知識和能力。一方面，為適應社會的實際需求，既重視基本理論又重視從實踐出發，培養實用性專業人才。另一方面，隨著博士、碩士研究生在學生中比例的增加，更重視社會高層次法律專業人才的培養。從1977年到1997年，共招收本科生2906人，其中除1989級至1992級本科學生因軍訓實行五年制外，余皆實行四年學制。從1978年到1997年，共招收碩士研究生1402人，碩士研究生班約50人，博士生178人，外國留學生和港澳台學生二百餘人。自1977年以來，授予法學學士學位2418人，碩士學位887人，博士學位71人。1993年，面向全國招收已獲得其他專業學士學位的大學本科畢業生35人，攻讀法律課程，成為該系首批第二學士學位學生。從1993年開始，為提高在職人員的法學理論水平，推動在職人員申請碩士學位，為國家培養較多的法律專業人才，法律學系在北京、深圳、汕頭、昆明、廣州、煙台等地舉辦碩士學位課程研修班。從1985—1988年，為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檢察幹部法律專修科，共培養大專層次學員600餘人。1983—1989年承辦經濟法幹部專修科，培養學員110人；1986—1990年為全國武警幹部舉辦法律專科函授班，四年中，培養大專層次的畢業生5000人左右，並先後承擔北京地區的函授教學任務及部分省市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教材編寫和教學輔導任務。1985—1990年，支持煙台大學、寧波大學等創辦法律學系。1980—1993年，與北京市司法局、九三學社聯合創辦北京市法律業余大學。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的教職員也參與了北京大學分校法律學系的創辦和管理。1988至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教委決定成立高級法官培訓中心，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成為該中心的基地之一，每屆招收學員60至70人，十年中為全國法院系統培養各類幹部600餘名。經國家教委批准，從1987年起與香港樹仁學院合辦法律本科文憑及學位教育，到2009年已招收11屆，共1800餘人，其中已有400多人獲學士學位；從1991年始，又在法律本科文憑及學位教育的基礎上，在香港招收民法專業、國際法專業的碩士學位研究生，到2009年已招7屆，兩專業共招碩士研究生70餘人，1994年首屆碩士學位學生畢業，有13人通過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與香港樹仁學院合辦法律本科文憑及學位教育以及碩士學位研究生教育，為香港回歸培養了一批法律專門人才，該項教育榮獲1997年北京市普遍高等學校教學成果一等獎。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這十數年間，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招收學生、學員的人數、授予學位的人數培養人才的人數，大大超過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總人數。
(十八)法律學系還是全校對外學術交流活動最為活躍的系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前，法律學系被列為絕密專業，對外交流活動很少。解密後，對外交往迅速發展。

『柒』 魯迅是如何回應流氓治國的

魯迅：以筆回敬手槍
作者：傅國涌
不帶鑰匙出門
1933年6月18日，上海法租界，一陣槍聲奪去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的生命。面對同伴的慘死，魯迅悲憤交加，當天他在寫給曹聚仁的信中說：「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程度超過了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記錄。」第二天，他對來訪的馮雪峰說起楊杏佛遭暗殺時的情境：「可見他當時是清醒的，首先掩護了自己的孩子……就說動物罷，也有動物的本性，臨難時也先救護幼小者。有後代，就是有將來！……能夠如此，也是不容易的。」痛惜之情溢於言表。馮雪峰認為他對楊杏佛臨難時所表現的鎮靜態度和所流露的人性，表露了自己無比的敬佩與贊美，正是在這種敬佩與贊美中蘊涵著他至為深沉的痛惜。6月的上海殺機四伏，風聲鶴唳，「勾命單」上赫然就有魯迅的名字。楊杏佛入殮那天，到處傳聞國民黨特務還將繼續暗殺同盟的人，特別是蔡元培和魯迅。有些知識分子被嚇得「雞飛狗走」，親友們都為他的生命而擔憂，勸阻他出門，或暫時避一避，但他都拒絕了。
6月20日，魯迅毅然告別家人，和許壽裳一同前去參加戰友的入殮式。那一天他確實不存倖免之心，出門時不帶房門鑰匙。據鄒韜奮回憶：「楊先生死後，送往萬國殯儀館大殮，當時人心浮動，吊者寥寥，不過數十人而已。」魯迅、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洪深等人參加了入殮式，鄒韜奮、胡愈之趕到時遺體正在入棺，同盟的重要人物之一林語堂沒有來。晚上，魯迅對來訪的馮雪峰談了一些看法，「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楊杏佛，原是對於孫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們兩人是堅決的。」接著，他以贊許的口吻提到了老朋友許壽裳，說：「季茀也是去的。」他同時說：「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又有什麼危險！」他對許壽裳也說過：「語堂太小心了。」（1933年7月2日，楊杏佛出殯時林語堂是去了的。）
同一天，魯迅在《〈偽自由書〉後記》中記下了楊杏佛被暗殺的詳細時間——「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並以慣有的冷嘲熱諷的筆調駁斥了《社會新聞》有關他逃離上海到青島去了的謠言，他說：「否則，一群流氓，幾支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6月25日夜，魯迅給兩位日本朋友寫信。在給山本初枝的信中他說：「近來中國式的法西斯開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蹤，一人遭暗殺。此外，可能還有很多人要被暗殺，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活著。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在給增田涉的信中，他寫道：「目前上海已開始流行中國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蹤（一說被暗殺），楊銓氏（民權保障同盟幹事）被暗殺。據聞在『白名單』中，我也榮獲入選，而我總算還在寫信。」
那段時期，魯迅的文章、書信、日記幾乎都和楊杏佛的死有關。面對死神的威脅，他坦然自若，不存僥幸，他宣告——「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這是20世紀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是在殺戮、監禁、失蹤接連發生，生命沒有保障的時刻發出的聲音。我始終相信有了這樣的聲音，衰亡民族就還有希望。以筆回敬手槍，也許有人笑話他以卵擊石，飛蛾投火，無濟於事，白白送死。但以魯迅閱世之深，他決不是盲目蠻乾的人，他一貫主張「戰斗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沖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然而他決不貪生怕死，在野蠻的殺戮面前保持沉默，在他一生中，面對這樣的罪惡，在很多時候他都公開、直接地抗議了、譴責了。他的作為常使我想起愛因斯坦的那句不朽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的沉默就會使我覺得在犯同謀罪。」
左、中、右都有的民權保障同盟名單
身後被譽為「民族魂」、「硬骨頭」的魯迅，一生以孤軍奮戰的生活居多。雖然他年輕時在日本也加入過光復會，「五四」時期是《新青年》群體的一員，自稱奉「將令」創作，晚年參與發起過「左翼作家聯盟」、自由大同盟等。但大多數時間他都是孤軍奮戰，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他和本民族的精英共同推進人權事業的一次努力，在民族歷史上留下了極為重要的一頁。盡管現在有人以種種理由證明這後面有紅色背景，是被某種特殊勢力操縱的，但不能否認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人權組織，是以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魯迅等為代表的民族精華一次爭取人權、保障人權的集體壯舉。翻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單，我們可以看到：
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鄒韜奮、胡愈之、史沫特萊、伊羅生、王雲五、郁達夫、茅盾、葉聖陶、王造時、魯迅、周建人、黎照寰、胡適、李濟、成舍我、蔣夢麟、馬幼漁、許德珩、陶孟和、張奚若、任鴻雋、沈鈞儒、陳衡哲……
這里有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作家、新聞記者、編輯、出版家、律師，幾乎都是各個領域第一流的人物，還有左翼的外國記者。他們中許多人的政治傾向未必一致，套用舊的俗語可以說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但他們在1932年秋冬到1933年夏天那一短暫的瞬間，卻都義無反顧地站到了人權的旗幟下。這樣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為人權奔走呼號，不僅在20世紀歷史上是流星般劃過的壯麗一幕，也註定了要引起後來人們長久的關注。魯迅雖然不是中國民權同盟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人，但就他的一生來說，這也是他介入最深的一個團體之一，在長達半年多時間中他親身參與了同盟的大量活動。
同盟的醞釀、籌備時期開始於1932年夏秋之際，1932年12月18日，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黎照寰、林語堂等五人聯名在《申報》發表宣言，10天後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告正式成立。同盟的宗旨是超越黨派的關系，保障普遍人權，如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特別注重於保障政治犯的權利。
魯迅加入同盟是蔡元培邀請的，蔡與魯迅是浙江紹興同鄉，民國元年魯迅即在蔡元培領導的教育部任職，蔡任北大校長時期，他也曾在北大講課。1927年12月，蔡元培推薦魯迅擔任南京政府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可以領取300元津貼，一直持續到1931年底，可見兩人淵源之深。據魯迅日記記載，同盟成立不久，1933年1月4日，魯迅收到蔡元培的來信。兩天後（1月6日），「下午往商務印書館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權保障同盟幹事會」。11日，「下午往商務印書館訪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開人權保障同盟會」，17日的會上魯迅被選為上海分會執行委員之一。魯迅的三弟也就是周建人，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據胡愈之回憶，魯迅除了介紹周建人入會，還托周建人邀請胡愈之，再通過胡邀請鄒韜奮入會，他倆都參加了，並成為同盟臨時中央執行委員。
吸紙煙不用火柴
宋慶齡寫於1977年8月2日的《追憶魯迅先生》一文，起碼有三處值得商榷。一、她說1932年夏天楊杏佛請魯迅加入同盟，顯然不確切。二、她說當年秋季魯迅、蔡元培和她都被選為執行委員，時間記錯了。三、她說魯迅與楊杏佛1927年同時加入中國濟難會以後相識，與楊杏佛之子楊小佛的回憶不符。楊小佛說，魯迅與他父親雖然民國元年即在南京臨時政府同時任職，但一在教育部，一在總統府，並不認識。兩人和濟難會發生關系時也不像有過接觸。當然，他們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如蔡元培、許壽裳、林語堂等，史沫特萊跟他們的關系都比較密切，認識也是很正常的。但介紹魯迅入會的是蔡元培，不是楊杏佛，時間在1933年1月初。當然，在以後的近半年中魯迅和楊杏佛的關系非常緊密。楊小佛回憶，因為魯迅住得遠又沒有電話，為了魯迅的安全，他父親開會前總是寫一張便條請孔敏中（當時在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工作）開汽車將魯迅接來，會開好了楊杏佛自己送回去，楊小佛還陪同送過一次，路上小佛向魯迅要他的小說，他說過去出版的早已送完了，新的小說則沒有，並答應送照片給小佛。幾天後楊杏佛將一張有魯迅親筆簽名的半身像交給兒子，可見他們關系的密切。
在長夜如磐的中國，魯迅並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1933年元月胡愈之在《東方雜志》發起「新年的夢想」徵文時他就沒有參與「做夢」。他說，如果不夢見「大同世界」實現之前的「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夢想中的好社會是不會來的。1933年2月12日，他給好友台靜農的信中就說過：「民權保障會大概是不會長壽的，且聽下回分解罷。」楊杏佛之死以血的事實證明了這一切，但魯迅是一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對民權保障同盟他是熱情的，不僅介紹其他人參加，自己也抽時間參加了大多數會議和活動。對於當時會議的情景，鄒韜奮在《患難餘生記》中有第一手的生動記述：
「開會時最有趣的是魯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紙煙。他們兩位吸紙煙都用不著火柴，一根剛完，即有一根接上，繼續不斷地接下去。」
穿過時光的隧道，遙望當年上海亞爾培路331號一樓那間長條形的會客室里，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主持會議，宋慶齡、楊杏佛、林語堂等用流利的英語即席發言，魯迅與胡愈之吞雲吐霧，一根接一根地吸著紙煙……
開會前後，他們常常在房子前面的大陽台和草地上散步、談天，楊杏佛常在這里為人們拍照，魯迅有幾張照片也是在這里拍攝的。1933年6月12日，也就是楊杏佛遇難前6天的魯迅日記中還記著：「得楊杏佛信並我之照片一枚，夜復。」
「丁事的抗議，是不中用的」

一是1933年2月17日具有世界影響的英國文學家肖伯納訪問上海，由宋慶齡出面接待，魯迅參加了與肖伯納的會面、記者招待會等活動。
二是對胡適的批評。1933年2月，作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主席的胡適在《晨報》、北平《民國日報》、《字林西報》等報紙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民權保障、政治犯問題的談話，與宋、蔡、楊等所代表的同盟總會觀點不一。3月1日，魯迅曾致信台靜農——「聞胡博士有攻擊民權同盟之文章，在北平報上發表，兄能覓以見寄否？」可見他對此事的重視。據說也是他率先提出了開除胡適出盟的建議。3月4日，《申報》登出民權保障同盟開除胡適的消息。此後，魯迅寫下《「光明所到……」》等文批評胡適，尖銳地指出他所講的「人權」實際上是「政府權」。
三是1933年5月13日，魯迅曾和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史沫特萊等一起，代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到德國駐上海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嚴正
抗議德國法西斯慘無人道、蹂躪人權、壓迫無辜學者作家、摧殘文化的罪惡行徑，譴責希特勒迫害、屠殺猶太人。抗議書曾在《申報》等報刊公開發表。人權無國界，一切反人道、反人類的行為，盡管不是發生在本民族，不是發生在自己的國土上，也要站出來譴責。這是魯迅等先輩們早已認識到的簡單不過的道理。那一天的魯迅日記中只是簡單記著：「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國領事館。」
四是1933年6月初，魯迅、蔡元培等20位文化界人士聯名在《申報》、《大美晚報》發表宣言，強烈抗議非法殺害抗日愛國人士林惠元，為他呼冤昭雪。林是福建龍溪民眾教育館長、抗日會常委，因主張抗日得罪了當地有勢力的商人，被誣為「通匪」遭到逮捕，未經審訊、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被軍隊槍決。
五是1933年5月，女作家丁玲失蹤、潘梓年被捕，魯迅也遭到恫嚇。報紙上曾報道丁玲被害的消息，魯迅為此還寫過一首七絕《悼丁君》。6月26日，他在一封信中談到此事還憤憤然，他說：「丁事的抗議，是不中用的，當局那裡會分心於抗議。現在她的生死還不詳。其實，在上海，失蹤的人是常有的，只因為無名，所以無人提起。楊杏佛也是熱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殺，我想，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麼明令緝兇之類，都是騙人的勾當。聽說要用同樣辦法處置的人還有十四個。」
其實，抗議還是起了作用的，丁玲終於活了下來，並在幾年後去了延安。這固然有其他種種原因，但我相信民權保障同盟及文化界的抗議還是發揮了積極的影響。魯迅在冷若冰霜的文字背後，跳動著一顆熾熱的心。他對丁玲的命運，對無數無名的受迫害者的命運一樣都是關心的。他之所以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與他始終沒有泯滅的人道主義情懷是分不開的。在魯迅身上，我們總是可以體會到更多富有人性色彩的東西，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東西，他晚年嚮往蘇聯、支持左翼文藝運動，主要出於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一種反抗，他所追求的還是「五四」時代的理想，人道主義是他思想的內核，沒有人道主義、人權關懷，魯迅的精神世界將是蒼白的。他肩起黑暗的閘門，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推翻吃人的宴席，他呼喚「救救孩子」，與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一樣都是人道主義追求的體現，和他當年「三·一八」事件後的抗議一脈相承。
1933年6月20日下午，大雨滂沱，魯迅在參加楊杏佛入殮儀式之後，冒雨踏上歸途。雨水中彷彿也充滿了血腥味，巨大的悲痛與憤怒甚至模糊了他的雙眼，分不清到底是雨水還是淚水。他一氣呵成，寫下了被許壽裳稱為「才氣縱橫，富於新意，無異龔自珍」的一首七絕：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這首小詩和他的《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等文章一樣，註定了要和《阿Q正傳》一起長久地傳誦下去。

『捌』 要案回放：滅絕人性「殺人魔王」許德勇案紀實。過程是怎樣的

案發後，諸暨市公安局出動一百多名警力全力投入案件的偵破。大唐鎮的每一個路口、每一個轉角，只要是持槍人可能出現的地方，都被警方密切關注，案發3天內，警方調看的監控就有117個之多。

沒想到槍案還在偵破中，相鄰的陶朱街道槍聲又起。8月29日下午3點左右，天下著小雨，諸暨陶朱街道三都諸暨農村合作銀行陶朱支行門口，場景有些雷同。開著一輛奧迪車的老闆娘袁靜被槍擊中後腦，9月2日經搶救無效死亡。當時轎車處於發動狀態，中槍後，袁靜的轎車失控沖向前方。或許是沒找到下手機會，持槍者只得離開。從現場的最初狀況看，這極像一起交通事故發生後的情景。

短短6天時間，發生兩起命案，一時間坊間傳言四起，整個諸暨乃至浙江全市為之震驚，紹興、諸暨警方備感壓力沉重。案件重大，紹興市、諸暨市兩級黨政領導立即指示：必須高度重視，迅速破案，還老百姓一個安寧環境。案件發生後，省公安廳、紹興市公安局派出多位專家趕到諸暨協同破案，浙江省、紹興市和諸暨市三級公安投入大量警力到案件中去。

經過省公安廳權威部門鑒定，兩起案件中的兩顆子彈，來源於同一支槍。兩個雨天發生兩起命案，射向兩條人命的兩顆子彈，竟然是從同一把槍中射出的！警方斷定可能是同一作案人，遂決定並案偵查。

因這支槍並非制式手槍，是一支自製手槍。警方兵分多組，對浙江全省有關沖床、磨床等五百多家機械工廠進行盤查，尋找相關線索。

「除了同一支槍以外，兇手選擇的作案時間、作案地點、作案手法等頗為相似，且十分專業，這也是並案偵查的一個原因。」參加偵查的諸暨市公安局刑偵大隊教導員、省刑偵行家呂國堅說。他透露，光是大唐這個案子就有數十名刑警在偵辦，陶朱街道這個案子，投入的警力更多，現在兩個案子並在一起，力量將更強，對於線索的跟進將更快。

「8·23」「8·29」兩起持槍搶劫殺人案壓得諸暨警方難以喘息，盡管有省、紹興市公安機關指揮並協同破案，但作為發案地警方，壓力沉重可想而知。諸暨警方全體幹警同仇敵愾，從領導到一般民警紛紛立下「軍令狀」，在短時間內一定要將「兩槍案」破獲！8月23日起，諸暨公安局夜以繼日，組織出動多個警種數百名警力，走訪上千人，通過各種方式深入調查，綜合兩起案件的相關證據，結合案件發生後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線等多個線索的分析判斷，9月4日傍晚曙光迅速出現。通過警方大量的偵查與排摸，鎖定了重大犯罪嫌疑對象許德勇(男，61歲，諸暨市馬劍鎮人)。

9月5日下午，諸暨警方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許德勇的確切行蹤。根據專案組指揮部指令，五十餘名警察兵分四路，開始實施抓捕行動。當時，許德勇就在大唐鎮上，但考慮到對方可能隨身攜帶槍支，且藏身處在鬧市，為確保周圍民眾安全，防止犯罪嫌疑人鋌而走險，民警一直蹲守了11個小時才決定行動。9月6日零時50分許，犯罪嫌疑人許德勇在睡夢中落網。

「當民警沖進房間時，許德永正在他女友打工的鹵味店睡得正香。面對從天而降的警察，他先是一陣驚恐，然後很快鎮靜，他一句話也沒說。當時並未從房間繳獲作案用的槍支。經過突擊審訊，許德勇交代，他在大唐鎮上還有一處出租房。隨後，民警在出租房的一個紙箱內找到了一支貼著創可貼的黑色仿六四制式手槍以及15發子彈。」諸暨市公安局刑偵大隊教導員呂國堅簡單描述了抓捕許德勇的經過。

諸暨警方還透露，據初步調查得知，兩次作案均是許德勇單獨一人，作案純粹為了搶劫，對象系臨時隨機選擇。警方連夜審訊，許德勇對「8·23」「8·29」兩起案件供認不諱。據他自己說，他身體不好，時日無多，也沒有錢，所以才想到要用幾年前購買的那支槍搶一筆。

兩次開槍都沒有收獲，讓許德勇氣急敗壞。9月1日晚，就在警方密集的追捕中，他居然再次來到城區伺機作案。晚上9點多，他在城區暨陽橋附近的一家銀行旁守了一個多小時，見沒有下手機會才作罷。幸虧許德勇被及時抓獲，否則他還將繼續作案禍害社會。

背負8條人命滅絕人性

出生於1951年的許德勇是諸暨馬劍鎮人，小學文化。許德勇無兒無女。1979年時，曾因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1990年刑滿釋放。然而就在當年，他又再一次被捕，直到2000年才重獲自由。出獄後，許德勇居然戀上了賭博，而且一發不可收。「哪裡有賭桌，哪裡就有許德勇，賭癮特別大。」許德勇的一個親戚許時標回憶說，許德勇先前賺的錢很快就賭光了，後來就開始借債，欠了村裡十來戶人家的錢，有十多萬。到2006、2007年那會兒，許德勇因為村民頻繁討債，已經在村裡呆不下去了，有一天他銷聲匿跡。

「兩槍案」牽出了許德勇以前曾犯下的罪行。根據檢方起訴書指控，除了去年8月諸暨的兩起槍案之外，許德勇還涉及其他三起搶劫殺人案，手段殘忍無比！

1991年上半年，許德勇因經濟拮據與被告人馬振宏(上海人、1966年出生)商量謀財。同年4月26日，二人各攜帶尖刀、手套等作案工具，乘火車從上海抵達義烏市，先到馬振宏曾販過香煙的義烏市烈士陵園內踩點。

當晚11時許，二人翻牆竄入烈士陵園，用尖刀撬開管理人員居住的平房木門，驚醒了被害人陳某、楊某夫婦。「你……你們想干什麼……抓賊啊……」驚恐中的陳某夫婦大聲叫喊。許德勇、馬振宏二人見狀即持刀猛刺陳、楊二人胸、背等部位數刀，夫妻二人當場死亡。在室內翻找財物時，他們發現一個8歲男童，遂將其捆綁後丟於床上，劫得人民幣八千餘元後逃離現場。

1991年9月25日，許德勇和卜金才(已死亡)經預謀，分別攜帶許德勇准備的非制式手槍、尖刀和手套乘火車從上海抵達浙江嘉興，至原城區南湖鄉七號橋村合作商店踩點。

當晚10時許，許德勇用尖刀挖該店的圍牆欲打洞盜竊，聽到動靜的孫某開門查看，被許德勇捅傷。孫某退回室內，許、卜二人立刻沖入將其按倒，一番猛烈的搏鬥後，許德勇再一次持刀狠刺孫某胸、腹等部位，卜金才用手槍槍柄猛擊孫頭部，最終致孫當場死亡。後二人在店內翻找到若干錢物後，迅速逃竄。

2001年11月28日晚11時許，許德勇夥同許攻衛(1974年出生、浙江麗水人)隨帶尖刀、手套駕駛電動三輪車，從諸暨市馬劍鎮竄至該市陶朱街道辦事處下新村方某家別墅。

待方家人熄燈入睡後，兩人翻牆入室，在卧室翻找財物時被方某夫婦發覺，許德勇即持刀捅刺方某數刀，遭到方某妻子的激烈反抗，大聲驚呼：抓賊啊！救命啊……許攻衛見狀亦持刀捅刺方某之妻數刀，致方某夫婦倒在血泊之中即刻身亡。事後，兩名歹徒發現屋內還有一名不滿周歲的嬰兒，紅著雙眼持刀殘忍朝其捅刺數刀致其死亡。後劫得金戒指1枚、金項鏈1條、DVD播放機等物逃離現場。

綜上，許德勇夥同許攻衛、馬振宏參與5次搶劫，致8人死亡，其中許德勇一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諸暨「兩槍案」，令人發指！「兩槍案」牽出了許德勇的血色人生，暴露了這個殺人魔王的兇殘嘴臉。

恐怖小丑，女人

許德勇作案使用槍支來自何方也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

同案被起訴的還有吳康金和歐利華。1962年出生的吳康金是浙江省玉環縣人；歐利華出生於1974年，來自四川省內江市。檢察機關同時指控許德勇、吳康金、歐利華違反國家規定非法買賣槍支，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買賣槍支罪。

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查明：2005年4月的一天，吳康金經被告人歐利華介紹以1.5萬元的價格從上家購得非制式仿「六四」手槍兩支及子彈若干。2005年上半年，吳康金結識許德勇，並開始交往。後許德勇謊稱將吳康金借給其使用的一支手槍和12發子彈丟失並藏於諸暨市馬劍鎮家中。吳康金知曉後未予聲張。同年6月的一天，許德勇打電話給吳康金欲再買手槍，吳康金便將一支非制式仿「六四」手槍和數發子彈以人民幣4000元的價格賣給許德勇。

鏗鏘判決告慰死者亡靈

2012年6月13日上午9時，許德勇從諸暨看守所被帶到了紹興市中院。開庭前，他狠狠抽了幾根煙，強打起精神。然後，許德勇會見了律師趙波。此前，他一直拒絕律師為他辯護。在最後一刻，他答應了法院的勸說，同意律師辯護。

「哐當當……」腳鐐拖地的沉悶聲在肅靜的法庭響起。

一帶進門，這個身穿606號黃色囚衣的老頭，就集聚了所有人的目光。審判廳里，忽然有人輕聲喊：「許德勇，許德勇。」

這個名字，曾經在一段時間里成為駭人聽聞的新聞人物。20年來，他背負5起血案，參與殺害8條人命，最震驚的是去年他在6天內製造的諸暨兩起連環槍案。這個殘忍的老頭終於站在了審判台上，他穿著黑色的條紋短袖，一條運動短褲顯得與眾不同，露出健壯的小腿。頭發花白，已經61歲的許德勇臉型很有稜角，只是沒有什麼表情。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

這一天的庭審會有什麼更多更新的細節？許德勇是怎樣的心理？他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他的人生是怎麼扭曲的？他也有過內心懺悔嗎？旁聽人員都充滿著好奇。在和許德勇一門之隔的審判大廳里，早已坐滿了人，120多個位子座無虛席。他們中有的是大學生，有新聞媒體人，更多的是5起血案中受害人的家屬，他們的表情沉重而復雜。

一個婦人拿著幾張女嬰的照片，哭著呼喊，她是諸暨白門血案中遇害女嬰的奶奶。20年前，義烏血案中一對夫婦遇害，他們的兒子也來了。

上午9點半，庭審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許德勇長時間坐著不動，挺著頭，腰板筆直。整個過程，他都沒什麼表情，說得最多的是三個字「沒意見」。即便到了事關生死的時候，他的平靜也有些出人意料：「講『對不起』沒用，希望法庭從重從快處罰，只求速死。」和他一起的還有4個同夥被告，他們和許德勇不同，不時低頭渾身發抖。

2012年7月18上午，犯下5次搶劫、背負著8條人命的許德勇被再次押上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二號刑事審判廳，和其他4名同夥一起接受法院的審判。宣判前，記者問許德勇還有什麼要說的，他顯得非常淡定：「沒什麼可說的，就是來拿死亡判決書的。」

庭審宣判還沒開始，很多旁聽者就已經陸續趕來。這些旁聽者幾乎都是來自諸暨、嘉興等地的受害者家屬。

經過審理法院認為，被告人許德勇單獨或夥同被告人許攻衛、馬振宏等人，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財物，其行為均已構成搶劫罪，部分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許德勇系入戶、多次、持槍搶劫，致8人死亡；被告人許攻衛系入戶搶劫，致3人死亡；被告人馬振宏系入戶搶劫，致兩人死亡。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

被告人許德勇歸案後如實交代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罪行，但其所供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罪行系同種罪行，依法不構成自首。辯護人提出被告人許德勇構成自首的意見，不能成立。被告人馬振宏提出其在搶劫過程中曾阻止被告人許德勇殺害小孩，但其辯解已被目擊證人駱某的證言所否定，不能成立。

宣判進行了四十多分鍾，審判長宣讀判決書時，庭上5名被告人神情緊張，當宣讀到「判許德勇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時，許德勇始終昂著的頭微微動了一下，臉露死灰色，隨後他強作鎮靜，站正。

宣判結束，許德勇涉案的8條人命中的最小死者——十多年前的一名年僅10個月大的女嬰，她的奶奶、61歲的方誌華也來到了現場。她的手緊緊捏著孫女的照片，邊哭邊說：「為了我那死去的孫女，我哭了整整10年。蒼天有眼，我算是看到了許德勇和許攻衛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