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條例存在問題

1. 法律援助打官司靠譜嗎

法律援助的律師是可信的，其是由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因此可信度極高。
法律援助機構是負責組織、指導、協調、監督及實施本地區法律援助工作的機構，統稱「法律援助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設有法律援助中心，指導和協調全國的法律援助工作。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積極向黨委、政府報告，爭取有關部門的支持，盡快設立法律援助中心，指導、協調、組織本地區的法律援助工作。未設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地方，由司法局指派人員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職責。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在本地區法律援助中心的統一協調下，實施法律援助。 其他團體、組織、學校開展的法律援助活動，由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指導和監督。
【法律依據】
《法律援助條例》
第三條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法律援助經費應當專款專用，接受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督。第十條 公民對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項，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
（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
（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
（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對前款規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項作出補充規定。公民可以就本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事項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咨詢。

2. 《法律援助條例》：法律援助是誰的責任

《法律援助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法律援助機構可以指派律師事務所安排律師或者安排本機構的工作人員辦理援助案件；也可根據其他社會組織的要求，安排其所屬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可見，提供法律援助既可以是律師，也可以是法律工作者。《法律援助條例》對法院審理法律援助案件沒有規定，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關於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問題的聯合通知》和《關於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聯合通知》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積極支持律師行使辯護職能所開展的法律援助工作，為其提供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及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等方面的便利條件。」「對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及時立案、及時審結、及時執行。」「法院經審查認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對受援人作出緩收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的決定。」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源於《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但法律援助又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是社會的責任，大家的責任。《條例》第七條規定，國家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活動提供捐助。第八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第九條規定，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有關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應當給予表彰、獎勵。《條例》連用三條規定來鼓勵組織和個人伸出援助之手，可見國家是大力提倡法律援助的。可以這樣說，法律援助，人人有責。

3. 申請法律援助需要符合哪些條件

申請法律援助的條件:(一)一般條件一般條件是對中國公民普遍適用的條件,它是指確因經濟困難、無能力或無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並有充分理由證明為保障自己合法權益需要幫助的我國公民,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二)特殊條件特殊條件主要指刑事案件被控一方獲得法律援助應具備的特殊情況,主要有以下幾種:(1)盲、聾、啞和未成年人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律師的,應當獲得法律援助;(2)其他殘疾人、老年人為刑事被告人或嫌疑人,因經濟困難沒有能力聘請辯護律師的,可以獲得法律援助;(3)刑事案件中外國籍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法院指定律師辯護的,可以獲得法律援助。【法律依據】《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二條: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4. 為什麼要對弱勢群體實施法律援助

弱勢群體是相對於強勢群體而言的，它的存在是任何社會都具有的社會現象，當然對於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也是不可避免會出現的。近年來，我國群體性突發事件數量增多，規模擴大，已成為影響治安秩序、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棘手問題。在這些群體性突發事件中，參與者多數是弱勢群體，而且往往是多數人的合理要求與少數人的無理要求相結合，多數人的過激行為與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交織在一起，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會對社會產生全局性的不利影響。由於弱勢群體長期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其生存條件、所處環境與其它群體相比極易使其產生對現狀的不滿情緒，再加上其人權得不到的保障，又無有效的權利救濟措施，在得不到合理宣洩的情況下極易出現犯罪現象。由此可見，能否解決好弱勢群體中的社會矛盾，關系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當前，我國已經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大量的矛盾糾紛都直接或間接由弱勢群體引發，因此，維護好弱勢群體的權益，事關國家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
現狀和問題
（一）立法不夠完善
隨著1994年法律援助在中國得到開展並迅速發展，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較大的發展。2003年7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85號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但是首先，《法律援助條例》效力層次不高。從《法律援助條例》的地位看，其畢竟屬於行政法規, 效力層次不夠, 立法層次不高。其次，《法律援助條例》對許多重要的內容未做規定, 特別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問題還有欠缺。而且其中困擾法律援助發展的機構、經費、人員和部門配合協作等問題並未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確規定，極不利於法律援助制度作為一項專門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再次，法律援助范圍過窄。我國法律援助實行援助條件和經濟困難的雙重標准，也即除工傷和拖欠工資等實行綠色通道的案件外的當事人，必須同時符合《法律援助條例》規定的援助條件和經濟困難標准才可以申請到法律援助。而經濟困難標准又是十分嚴格的，一般是參照法律援助實施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執行，這就將大部分的人群擋在了法律援助的大門之外。我國法律援助的援助條件從立法到實踐，呈現出由小逐漸擴大的趨勢，但對於離婚訴訟案件，偵查階段案件等卻未能夠涵蓋，從而將大量的弱勢群體法律援助案件排除了。
（二）法律援助經費嚴重短缺
所謂法律援助經費，是指法律援助機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費用。[1]法律援助經費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質基礎和保障。隨著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法律援助經費逐年增加，有力地促進了法律援助的開展。但現實中，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也制約了法律援助的進一步發展。
我國的援助經費是財政撥款為主，其他渠道為輔，並且財政撥款渠道不暢通，水平低下。據統計，我國國務院對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撥款每年為50萬元，經濟發達的上海市每年也僅僅有57.5萬元，有些比較貧困的省份尚沒有援助經費。這與我國每年至少需要3億元的法律援助費用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2]
（三）現有法律援助機構存在人員整體素質不高、編制不足、辦案流於形式等問題。
由於經費短缺和地方政府未給予充分重視等原因，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在實際運行中存在人員不足、素質不高、辦案流於形式等現象。有的地方雖然掛牌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但實際上卻沒有人員編制和實際活動，有的雖然採取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人員形式配備，但這些人員大多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繁雜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的需要，人才缺口很大。
（四）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工作不到位，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
雖然中央多次發文要求加大法律援助的宣傳和公眾法律教育的力度，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甚至搞得不錯，但是這些還遠遠不夠。就鹿城區而言，絕大多數的法律援助宣傳還停留在辦公室接待和應對檢查的層面，很多就只是在法制日等時候才發放《法律援助條例》和其他小冊子，數量有限，並且只局限在城鎮地區。而弱勢群體集中的廣大農村、邊遠山區、工礦區和民工居住的城郊卻很少涉及。宣傳工作與受眾脫節，致使這些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
對策和建議
（一）完善對弱勢群體法律援助的立法。
一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備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援助法律體系的完善程度。縱觀世界上那些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 都有健全的法律援助法律體系作保障, 不僅在其國家憲法或憲法性文件中作出有關法律援助的原則性規定, 而且都制定有專門的法律援助法, 如英國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國有《法律服務公司法》、韓國有《法律援助法》。[3]筆者認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今中國，僅僅依靠《法律援助條例》來調整法律援助關系遠遠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和弱勢群體的需要，亟需盡快制定一部統一完善的《法律援助法》。在該法中應對法律援助的性質和任務，指導原則、機構設置、經費來源、管理主體和管理模式、對象范圍、程序、協作配合機制和責任等等，作出明確而且具體的規定，操作性強且便於執行，同時出台相關的配套規章制度，形成一套比較完善且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援助法律體系。
（二）完善以政府財政為主導、多方籌措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
1、加大財政投入，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是法律援助作為政府責任的具體體現。可以將法律援助資金列入政府財政預算。按一定標准(可按人均法律援助經費、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及辦案成本等標准進行測算)確定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最低經費數額, 由同級財政按年度撥付, 並在此基礎上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逐步增加。從而使法律援助獲得穩定且可靠的經費來源。
2、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廣泛募集社會資金支持法律援助。鑒於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才剛剛起步，社會對其認識還不足，而法律援助的經費短缺問題又將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存在，因此為解決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 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還必須動員廣大人民群眾, 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參與, 探索建立資金籌措的社會化、經常化機制, 充分利用社會財力, 發展法律援助事業。只要沒有政治背景, 不附加任何條件, 不是違法資金, 經批准後都可以利用。
（三）建立一支素質較高的公職律師隊伍，以緩解法律援助機構當前的人才瓶頸。
公職律師是專職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他們取得律師資格或律師執業證書，任職於政府並由政府支付薪水，主要辦理本機關法律事務，不得為社會提供有償法律服務。公職律師隊伍的建立可以有效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法律素質低、人員不足的問題，還可以提高援助案件的辦案質量，同時還有效緩解了法律援助經費短缺的問題。
此外，在各地建立公職律師隊伍的基礎上，可以實行跨區域人才共享機制，可以建立較大區域的援助律師人才庫並聯網管理。對於相對落後的地區，可以跨地區選派援助律師進行援助，以解決地區間法律援助人員分布不均衡的問題。
（四）加大針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宣傳力度
首先，要繼續強化對弱勢群體的普法宣傳。要將《法律援助條例》、《殘疾人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勞動法》等有關的弱勢群體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農民工的政策文件列為普法宣傳的重要內容，採用圖片展覽、新聞報道等靈活多樣的形式進行宣傳。尤其是要深入農村開展法律宣傳，並將其作為構建新農村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次，要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法律援助宣傳, 讓他們在充分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礎上, 認同和支持法律援助制度。使其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支持, 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

5. ★★★法律援助的問題，法律專家請進！！！★★★

每個地方的司法局都有法律援助中心，向她們求救

6. 論述：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建立已經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實施中出現了在宣傳、經費、援助案件結構、配合協調機制、人才等方面的問題。本文就此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在現有條件下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稱法律救助，其具體含義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及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它作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行為，在一國的司法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在過去的十幾年發揮了良好的社會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和相關因素的制約，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輕」現象嚴重，影響著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規定明確，指定辯護制度渠道通暢。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審判機關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會有法律援助機構的響應。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個人的名義申請，且刑事被告有國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檢、法三機關的執法程序和紀律要求為保證。而民事權益被侵害的弱勢群體，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難，如果沒有法律援助就難以有有效途徑主動向其提供保護，因此，他們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這種嚴重的「刑重民輕」現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置簡單，人才缺乏。因為經費和重視程度等種種原因，縣市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很多沒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機構的人員絕大多數是採用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形式配備，這些人員很多不具備系統專業的法律知識和素養，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而且類型多樣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而且，我國律師等法律服務人員分布極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弱勢群體集中的貧困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分布很少。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難。
（三）經費緊張而且沒有保障機制。當前的法律援助經費十分緊張，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法律援助經費短缺更為嚴重。個別縣市甚至將法律援助機構設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完全背離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條例》雖然規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但是，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按時撥付的為數不多，更不用說按實際需求撥付和隨經濟發展遞增了。法律援助機構很多都是年年申請打報告，然後是結果未知的等待。實際工作中要麼拖欠法律援助辦案補貼，要麼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機關和勞動、社會保障等相關部門缺乏對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機制。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雖然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機關採取第一次強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獲得法律幫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實際中僅限於出庭辯護。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這一重要的階段被人為省略了。偵察機關、檢查機關沒有與法律援助機構聯系的意識和機制，法律也無具體規定。很多關鍵證據的取得需要勞動和社會保障、工商、醫療衛生、鑒定等部門的支持，這些部門要麼不作為，要麼相關費用高昂，同樣缺乏與法律援助相對應的制度。
(五)宣傳工作不到位。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關部門因為對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積極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傳工作和受眾脫節，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政府以及財政等相關部門對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階段，對於其社會作用、具體工作開展情況和條件、社會需求規模、經費開支和人員配置以及和相關部門的工作協調基本不知情。也就談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幫助，導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機關一家支撐。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明確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條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數量，緩解刑事援助案件嚴重擠占民事援助經費的現象。各地應盡快明確《法律援助條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圍」、「經濟困難的標准」等授權規定事項，明示並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請范圍、條件和程序。應當逐步建立起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與法律援助機構的聯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員的執業環境，幫助和支持他們完成援助任務。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機構應會同人民法院、鑒定機構、仲裁機構等部門，制定出全部認可和統一的法律援助審批文書。工商、衛生等職能部門也應當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給予法律援助機構支持和幫助，建立經常性的聯系協調機制，從而真正暢通整個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頓落實基層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建立律師業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間和各地域之間的人才共享機制。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立、經費撥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責任機制應監督落實。在法律援助機構人員無法滿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過律師協會或司法行政機關直接協調，利用和律師業之間的人才共享，緩解目前法律援助機構的人才瓶頸。同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從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中選任人才充實到法律援助機構中，逐步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缺乏的狀況。再者，法律援助機構應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員共享機制，建立較大區域范圍內的律師庫或法律援助人才庫並使之聯網，區域內的各法律援助機構都可以在未完成當年援助任務的律師或法律援助人員中選派人員進行援助，以實現區域內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政府投入與行業奉獻、社會贊助相結合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首先應爭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爭取中央和省級財政撥付法律援助專項經費，用於扶持貧困地區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對每個案件辦案補助標准與實際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證律師等援助人員工作的無償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響力，號召各種社會力量進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組織，按各地實際需要解決一定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
（四）加強對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讓社會各界和弱勢群體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結合當前以人為本和倡導社會公正的執政理念，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宣傳，讓他們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重大支持，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同時，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要深入基層。最後，宣傳還要有意識地為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助打下基礎。
法律援助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會各種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斷完善和發展，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維護其合法權益，讓法律公正更廣泛地得到體現，為中國的法治化進程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7. 如何建立法律援助制度與有關社會救助，司法救助制度的銜接

我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政府依據《法律援助條例》設立法律援助機構對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當事人，為其指派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司法制度。我國司法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對於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行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或免交。這兩種制度均是國家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實現法律所賦予的權利而建立的一種司法保障制度。

一、二者的主要區別：

1、產生的社會背景不同。

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不斷健全完善是法律援助制度產生的社會基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完善，提出了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客觀要求；審判方式的改革是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現實需要；律師制度的不斷深化改革，是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契機。司法救濟制度的產生是伴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進度而隨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實施的主體不同。

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是各級政府依據《法律援助條例》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而司法救助的實施主體是人民法院。

3、實施的具體內容不同。

司法救助僅是訴訟立案許可的程序性行為。而法律援助是對弱勢群體的救助是全過程的幫助、支持。無論是訴前大量調查取證，還是訴訟進行的舉證、質證等抗辯行為，都是要讓弱勢群體實現權益的最終兌現，這些都離不開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努力。

4、援助對象范圍不同。

司法救助的對象和范圍僅限於民事、行政案件經濟確有困難的原告當事人。而法律援助對象不但包括上述案件原告當事人，而且包括經濟確已困難的民事被告當事人，同時，還包括刑事案件在偵查、起訴、審判階段中確因困難無錢請律師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法定應為其指定辯護的被告人。另一方面，在各類非訴訟領域、公證事項中的經濟困難者因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均可申請法律援助。

5、執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不同。

司法救助的依據是《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有關訴訟收費的規定，以及《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屬程序方面的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而法律援助執行依據是《法律援助條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及地方人大的和各級政府規章，以及司法部行業主管部門規章。因此，法律援助執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不但有程序法上的規定，而且有實體法的依據，不但有國家立法規范，而且有地方立法規范保障，不但有行業部門規章，而且有地方政府規章，其依據更全面更詳細。

6、援助隊伍數量和機構網路不同。

司法救助因為是立案收費減、免、緩審查許可，無須投入人力、物力，因此，司法救助沒有亦不需要有專職機構和專職隊伍，只是告知法院立案室（庭）照章執行司法援助的規定即可。而法律援助不但有國家至省、市、縣、及一些鄉鎮的專職援助隊伍和機構，而且有廣大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社區，以及工會、青年團、婦聯、殘聯等社團組織法律援助分支機構的人員參與，同時還有高等院校社團法律援助組織自願參與。法律援助覆蓋面廣，機構網路延伸到社會各個方面。

二、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1、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未能達到互免審查。

我國《法律援助條例》第五條規定，法律援助機構負責受理、審查法律援助申請、指派或安排人員為符合本條例規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而司法救助的審批權在受訴法院。200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於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明確規定當事人以法律援助機構給予法律援助的決定為依據，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審查其是否符合經濟困難標准，應當直接做出給予司法救助的決定。

人民法院依據法律援助機構給予法律援助的決定，准許受援的當事人司法救助的請求的，應當先行對當事人作出緩交訴訟費用的決定，待案件審結後再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訴訟費用的負擔。這個規定建立了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互免審查機制。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受地方財政體制限制，法院的通常做法是為援助對象緩交訴訟費用，大部分當事人得到了法律援助，卻因交不起訴訟費而無法進入訴訟程序，使法律援助陷入尷尬的境地。

2、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的范圍不能滿足當事人的需要。

從受案范圍來看，法律援助受案范圍比司法救助的范圍廣得多。根據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法律援助的范圍不僅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還包括非訴訟案件，例如因勞動

報酬、工傷賠償引起的仲裁糾紛，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規定》，法院實施司法救助的范圍僅限於民事糾紛和一小部分行政案件。根據《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規定訴訟費用除包括案件受理費外，還包括勘驗、鑒定、公告、翻譯費，採取訴訟保全措施的申請費和申請執行費用等。實踐中，法院對當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請，只對受理費緩交、減交、免交申請進行審批，而對其它訴訟費用申請，因這些費用並非由法院收取，因此也無法實施司法救助。通過近幾年來的工作實踐，大部分需要援助的對象是因為突發性事件，使家庭陷入經濟困難而需援助，如工傷，交通事故、醫療事故賠償等，當事人在承擔了高昂的醫療費用情況下，往往已無力承擔律師費、訴訟費及傷殘鑒定費用，使這一矛盾更加突出。

三、解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實施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建議：

1、建議將法律援助制度與司法救助制度合二為一（包括勞動仲裁），制定全國統一的司法救助法。

2、明確政府是實施司法救助的責任主體。

3、建議將司法救助的范圍重新做出科學的規定。

4、建立司法救助經費保障機制，保障司法救助事業不斷發展。

8.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的問題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與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間的矛盾較突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有眾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別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和普法宣傳的深入，廣大群眾尤其是社會特殊群體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特別是援助案件范圍擴大後，須援助案件數急劇上升。以工傷和勞動合同糾紛為例，2010年羅庄區仲裁委辦理293件，今年辦理188件，上述案件中，根據上級文件規定，凡是農民工的都屬於法律援助案件，每年就有15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於列入區財政辦案補貼經費較少，能夠用於法律援助的資源有限，受到人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僅限於刑事指定辯護案件以及經濟特別困難的當事人尋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許多依法可以獲得法律援助的事項，我們還無力顧及。
（二）是法律援助隊伍人員編制不足、專職律師缺乏。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依託基層司法所設立的，人員由司法所人員兼任。目前我區各基層司法所佔編人員僅1個，既要負責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負責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這無疑增加其工作負擔，影響工作效率。其次，專職律師缺乏，目前羅庄區法律援助中心在崗的只有一名專職法律援助律師。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不高。由於經費的制約，該區訴訟案件辦案補貼發放辦法是2006年制定的，訴訟案件每件補貼500元。2012年制定了非訴調解案件補貼辦法，每件補貼50元，有時連律師支出的交通費都難以沖抵，導致律師辦案熱情低。有些承辦人員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過場，准備不認真細致，直接影響案件質量；有的法律援助承辦單位將援助案件大多交由年輕律師和實習律師辦理，缺乏資深律師必要的指導，辦案質量不高。
（四）是經濟困難證明缺乏完善的制度。1、雖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但公民如何證明自己達到經濟困難標准，現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實踐中的做法是要求公民提供鄉鎮或者街道政府蓋章確認的經濟困難證明。申請人到鄉鎮街道出具證明較為困難，一是街道未必配合；二是街道未必了解情況，也不願出具。2、對於申請人提供的經濟困難證明是否屬實，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力和財力幾乎無法向有關機關、單位查證。
(五)是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銜接機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不完善。1、在《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十八條做出了救助應援助，援助應救助的規定，但相互之間的銜接缺乏具體的制度。2、刑事法律援助與法院的配合，在《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二條做出了規定，但目前與公安、檢察尚無明確有效的配合機制。
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不但要向人民群眾宣傳，還要向領導幹部宣傳，讓他們真正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國不可或缺的事業，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事業納入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從人員編制和經費保障等方面保障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提高辦案質量方面。應建立資深律師優先辦案制度，根據律師專業優勢，建立資深律師名錄，根據案件分類，優先指派相關專業的資深律師承辦。因縣區律師人數較少，專業面較窄，對有些專業案件指派律師可打破地域限制。
（三）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1、建立最低經費保障標准。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一項社會事業，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主要由政府財政負擔，納入同級財政預算時，應當根據當地人口，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最低經費保障標准。2、積極開辟多元化資金保障機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但如何接受、由誰接受捐助卻沒有明確。可參照慈善基金和光彩基金的模式，在市、縣（區）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會，依法募集社會的捐助。也可在慈善基金中設立法律援助專項基金，通過慈善基金會接受社會捐助，並明確政法系統的捐助列入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用於法律援助事業。
（四）建立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只是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因此，應在全省或全市范圍內制定統一的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我們的做法是讓村居、鄉鎮街道司法所、民政所參與出具經濟困難證明，並由司法所代為向申請人單位或村居核實。這樣不但了解情況，也方便申請人。
探索建立困難群眾申請法律援助免審查經濟困難制度。應與民政部門聯系，建立困難群眾資料庫，將城鎮低保、農村低保等群眾納入，凡是困難群眾資料庫中的，申請法律援助均免審查經濟狀況。這樣方便群眾，無需申請人再到村居、鄉鎮街道開經濟困難證明。
（五）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的銜接應由司法行政機關與法院聯合出台具體規定，就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轉司法救助程序、公函樣式和負責部門作出具體規定。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我們的做法是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派代理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直接與申請人簽訂協議，安排律師代理訴訟。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應由政法委牽頭盡快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我們與法院的做法是由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定辯護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指派律師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