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3加3模式

Ⅰ 法律援助需要些什麼手續

申請法律援助打官司主要是可以減免律師費用。但是，法律援助一般只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對象進行，不是所有公民都可以申請的，如拿最低工資的人，申請勞動仲裁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Ⅱ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的問題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與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間的矛盾較突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有眾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別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和普法宣傳的深入，廣大群眾尤其是社會特殊群體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特別是援助案件范圍擴大後，須援助案件數急劇上升。以工傷和勞動合同糾紛為例，2010年羅庄區仲裁委辦理293件，今年辦理188件，上述案件中，根據上級文件規定，凡是農民工的都屬於法律援助案件，每年就有15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於列入區財政辦案補貼經費較少，能夠用於法律援助的資源有限，受到人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僅限於刑事指定辯護案件以及經濟特別困難的當事人尋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許多依法可以獲得法律援助的事項，我們還無力顧及。
（二）是法律援助隊伍人員編制不足、專職律師缺乏。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依託基層司法所設立的，人員由司法所人員兼任。目前我區各基層司法所佔編人員僅1個，既要負責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負責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這無疑增加其工作負擔，影響工作效率。其次，專職律師缺乏，目前羅庄區法律援助中心在崗的只有一名專職法律援助律師。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不高。由於經費的制約，該區訴訟案件辦案補貼發放辦法是2006年制定的，訴訟案件每件補貼500元。2012年制定了非訴調解案件補貼辦法，每件補貼50元，有時連律師支出的交通費都難以沖抵，導致律師辦案熱情低。有些承辦人員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過場，准備不認真細致，直接影響案件質量；有的法律援助承辦單位將援助案件大多交由年輕律師和實習律師辦理，缺乏資深律師必要的指導，辦案質量不高。
（四）是經濟困難證明缺乏完善的制度。1、雖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但公民如何證明自己達到經濟困難標准，現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實踐中的做法是要求公民提供鄉鎮或者街道政府蓋章確認的經濟困難證明。申請人到鄉鎮街道出具證明較為困難，一是街道未必配合；二是街道未必了解情況，也不願出具。2、對於申請人提供的經濟困難證明是否屬實，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力和財力幾乎無法向有關機關、單位查證。
(五)是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銜接機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不完善。1、在《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十八條做出了救助應援助，援助應救助的規定，但相互之間的銜接缺乏具體的制度。2、刑事法律援助與法院的配合，在《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二條做出了規定，但目前與公安、檢察尚無明確有效的配合機制。
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不但要向人民群眾宣傳，還要向領導幹部宣傳，讓他們真正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國不可或缺的事業，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事業納入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從人員編制和經費保障等方面保障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提高辦案質量方面。應建立資深律師優先辦案制度，根據律師專業優勢，建立資深律師名錄，根據案件分類，優先指派相關專業的資深律師承辦。因縣區律師人數較少，專業面較窄，對有些專業案件指派律師可打破地域限制。
（三）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1、建立最低經費保障標准。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一項社會事業，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主要由政府財政負擔，納入同級財政預算時，應當根據當地人口，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最低經費保障標准。2、積極開辟多元化資金保障機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但如何接受、由誰接受捐助卻沒有明確。可參照慈善基金和光彩基金的模式，在市、縣（區）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會，依法募集社會的捐助。也可在慈善基金中設立法律援助專項基金，通過慈善基金會接受社會捐助，並明確政法系統的捐助列入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用於法律援助事業。
（四）建立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只是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因此，應在全省或全市范圍內制定統一的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我們的做法是讓村居、鄉鎮街道司法所、民政所參與出具經濟困難證明，並由司法所代為向申請人單位或村居核實。這樣不但了解情況，也方便申請人。
探索建立困難群眾申請法律援助免審查經濟困難制度。應與民政部門聯系，建立困難群眾資料庫，將城鎮低保、農村低保等群眾納入，凡是困難群眾資料庫中的，申請法律援助均免審查經濟狀況。這樣方便群眾，無需申請人再到村居、鄉鎮街道開經濟困難證明。
（五）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的銜接應由司法行政機關與法院聯合出台具體規定，就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轉司法救助程序、公函樣式和負責部門作出具體規定。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我們的做法是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派代理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直接與申請人簽訂協議，安排律師代理訴訟。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應由政法委牽頭盡快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我們與法院的做法是由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定辯護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指派律師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Ⅲ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什麼

一、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

一般認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優方案是控制社會，就是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到盡可能高的有序狀態，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社會預設的各種調解、仲裁和司法機制來解決；而對於後者中的群體，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今社會，各種矛盾解決機制的設計無不打上經濟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為社會公正底線的司法機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現為法院訴訟費和律師服務費及鑒定費用的收取等。無疑，對於大部分弱勢群體而言，附帶有各種經濟成本的司法機制遙不可及，法律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猶如空中樓閣，在受到侵害時除了逆來順受，只能在狀告無門時採取法外手段私力解決。這類矛盾引發的各種沖突，必將嚴重地危害社會治安，成為許多犯罪現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預設成本，只要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實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將社會矛盾的解決導入法律途徑，恢復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利於將此類當事人引導到採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並由此增強法律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執行力，促進社會貧弱階層對法律的理解及親合。我國每年處理的數十萬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糾紛得以合法方式解決；特別是許多群體性矛盾的法律調解和疏導，如由房屋拆遷、勞動糾紛、爭奪土地和水資源引發的集體上訪、局部區域緊張等，對穩定地區社會治安、恢復公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極有好處。美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麥卡恩在《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中熱情地寫道，「窮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樣享受司法體制的保護，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國②。」二是扶貧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貧功能表現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前者指通過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師費，不至於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經濟利益的糾紛和訴訟中，可以通過法律援助實現法律賦予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改善經濟狀況。後者主要是指通過向廣大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達到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和消除，實現一個和平安寧的有利於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強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場理論中，犯罪侵害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弱點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為實施犯罪的條件。犯罪分子之所以會選擇這類群體作為犯罪對象無外乎兩點，一是犯罪易於得手；二是得手後這類群體的回擊能力弱。當法律援助成為貧弱者的一項法定權利後，弱勢群體對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強，對犯罪者侵害弱勢群體的意圖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應。

二、保障訴訟權利，彰顯法律親和

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害人往往有強大的國家公訴機關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勢社會群體一樣，他們也成為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關注的對象。而且，由於刑事訴訟關乎憲法賦予當事人基本的憲政權利④，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構建本國的正當刑事程序，保障弱勢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與國家公訴機關進行一場對其而言極為重要的訴訟。各國紛紛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為貧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代理和辯護。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面臨的風險比在民事或行政訴訟中面臨的風險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結果涉及到關繫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家刑罰權的最終發動與否。刑事訴訟一旦出現錯誤，將會給被告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刑法的適用和刑罰權的發動具有雙重屬性，「保護社會權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刑法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個人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社會兩受其害 ⑤。」對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罰制裁方式與刑事訴訟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發點被認為是「保護社會」；刑事訴訟側重於「保護個人」。從抽象的理論上講，保護社會和保護個人是可以統一的，但是由於某些具體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加上為錢辯護的律師神通廣大，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保護有錢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懲罰（所有的）犯罪以保護社會」的功能產生了偏向懲罰無錢的犯罪。於是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產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長了社會動亂因素，這同社會保護的目的正好相反⑥。為了保障貧弱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無須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⑦。不少國家還將刑事法律援助擴展到所有可能被剝奪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貧困被告人對於法律的認同與親和。我們不妨對刑事被告人作一個分類透視：第一種為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情況。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雖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經歷的無故追究將使他對法律和司法產生某種不信任感，這對於他本人、法律、社會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體現司法平等和人權保障理念的諸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於司法權威的確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對所有人包括貧弱者、甚至由於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視同仁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告人被判決有罪的情況。由於法律援助律師進行了有效的減輕罪責的辯護，使其罰當其罪，既保護了他的合法權益，又有助於他認識法律的意義，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教育其改過自新打下基礎。可見，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鑒別意義也不可忽視。

強調親和性與感化力。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潛在主體是一切可能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社會成員。程序人權反映的不僅是實際上已經進入訴訟程序的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成員相對於國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親和性與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價值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嚴打處分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國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過多地側重於懲罰，側重於威懾的一般預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為欠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張君、李澤軍重大殺人搶劫案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兩地法律援助機構分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援助制度為該案中的十幾位被告指派了辯護律師，以維護他們的正當的訴訟權利。主犯張君在自白中承認，通過對80年代
被處以勞動教養和這次被捕、受審的兩次經歷相比較，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法制的進步。盡管他罪大惡極而被處以死刑，他仍然在監禁和審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

三、引發雙邊合力，促進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進了監獄從單純執行消極回顧機制的懲罰職能向積極的前瞻性的矯正和預防職能轉變。李斯特提出的「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可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的思想得到各國普遍認同和貫徹，追求減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預防再犯成為監獄行刑的首要目的。為達到矯正犯罪人的主觀構成和人身危險性，把犯罪人改造成為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國在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獄政管理等各個環節推行人道性原則、教育性原則和個別化原則 ⑧；在保持刑罰懲罰和剝奪功能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實行人道性原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有利於調動犯罪人改過自新的積極性，有利於行刑目的的實現。西方的近代刑法學家們把資產階級人性的本質屬性說成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方面。現代的刑法、刑罰理論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極為突出的演變，認為人道主義的頂點是把壞人改造為好人，把惡性轉變為循規向善的人⑨。一般認為，堅持人道性原則，首先要處理好罪犯權利保障問題。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因觸犯刑律而被剝奪或限制了某些權利；但是，作為普通公民，他們仍然享有與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樣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選舉權、宗教信仰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權、批評建議權、獲得賠償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合法財產權、著作權、繼承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如果這些權利未被依法剝奪，罪犯仍然享有這些權利。此外，我國《監獄法》還規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會見權、從事適當的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的權利、重大立功表現者的減刑權、勞動中致傷致殘人員依法獲得補償金和撫恤金的權利等數十項與行刑相關的權利。當然，罪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對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的最低權利保障和基礎條件。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指出：給犯人權利的重大意義在於使犯人在行刑過程中處於相對的主動地位，以利調動矯正的積極性。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雙邊（國家行刑當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礎，雙方享有權利並認真履行義務的過程就是雙邊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刑罰功能實現的過程。侵犯犯人的權利實質是阻撓國家刑罰目的的實現⑩。應該看到，在獄中服刑的罪犯的權利帶有不完整性。罪犯處於監禁條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剝奪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權利時不得不受到前者帶來的相應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與人身自由相密切聯系的那些權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充分、完全和徹底，建立監獄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為保障犯人獄內獄外基本權益、實現國家刑罰目的的時代要求。

四、發揮法律援助職能作用，提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國創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時間還不長，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認同。為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我國正在進行較大規模的司法改革行動。「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權保障因素」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司法改革成功的標志不是國家權力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總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關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確立並加強法律援助的應有地位，這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規劃中，納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變革時代，各種利益格局發生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和犯罪現象不斷出現。我國犯罪預防的綜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犯罪預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綜合治理模式在觀念上重「打防」，輕「教育」，輕「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權利的維護」，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現至少說明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問題。犯罪問題嚴重，單靠嚴打或刑事司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要求與之相配套的犯罪預防政策的設計體現人權保障的思想。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兩者不可偏廢，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識地納入和加強法律援助及類似諸制度，將有利於提升這一模式的現代品格，有利於特殊預防，有利於標本兼治。

三是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圍。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在預防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當前要有意識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圍向刑法的前後兩端——犯罪的社會預防和服刑人、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兩個方向延伸。

Ⅳ 怎樣申請法律援助什麼條件才能申請

可以到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申請。

條件：

依據《法律援助條例》

第十條公民對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項，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

(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

(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

(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

第十一條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4)法律援助3加3模式擴展閱讀

《法律援助條例》

第十四條公民就本條例第十條所列事項申請法律援助，應當按照下列規定提出：

(一)請求國家賠償的，向賠償義務機關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向提供社會保險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義務機關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

(三)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向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義務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

(四)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向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

(五)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向被請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

Ⅳ 法律援助中的三化指什麼

法律援助是指國家為了保障社會成員都可能實現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對某些經濟困難和特殊案件的受援人給予義務提供法律幫助的一種法律救濟制度，它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具體的法律援助需要通過下列人員或組織來具體實現。
1、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人員是實施法律援助的專職管理人員
法律援助機構是各省市及各區、縣負責組織、指導、協調、監督及實施本地區法律援助工作的機構，統稱為「法律援助中心」。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21條的規定，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職能是指派律師事務所安排律師或者安排本機構的工作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據其他社會組織的要求，安排其所屬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
2、律師是法律援助重要的實施主體
律師是熟悉法律、具有律師資格和執業證書的專業法律工作者，具有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熟悉法律程序，在訴訟方面享有更多的訴訟權利，在提供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方面有非法律工作者和其他法律工作者所無法比擬的優勢。我國相關立法不斷強化將法律援助作為律師的一種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24條規定：「律師必須按國家的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條例》第6條規定：「律師應當依照律師法和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律師協會和司法行政部門的監督」。在2003年9月12日《司法部關於貫徹落實〈法律援助條例〉促進和規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中規定：「要督促律師切實履行法定義務。律師應當依據《條例》第6條的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律師每年義務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數量由（區、市）司法廳（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規定。要積極探索律師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的新方式和新途徑，使所有的律師都普遍履行義務。」在各地關於規范法律援助的條例、實施辦法、規定等立法中，大都規定了律師法律援助義務的內容。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作為法律援助主體的律師主要包括法律援助機構專職律師和法律援助機構指派的律師事務所律師。律師在實施法律援助時，相關法律援助機構應依法給予其一定量的辦案補貼，這種補貼不是勞動報酬，而是辦案成本支出。
3、高校學生志願者是法律援助的一支生力軍
高校學生參與法律援助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首先，有效緩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我國法律援助制度面臨著十分突出的供需矛盾。由於法律援助人才供給不足，我國約有四分之三應援助的案件未得到援助。其次，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鍛煉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法律援助的主要對象是貧者、弱者和殘疾者，法律援助工作洋溢著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大學生參加法律援助工作就能直接面對這些社會問題，了解群眾疾苦並在提供法律援助過程中增強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自1994年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實施以來，各地高校積極組織大學生參與，利用學生所學服務社會，取得了明顯的成績。
4、民間法律援助組織是法律援助實施主體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除了國家法律援助之外，民間法律援助組織在法律援助中也正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民間法律援助組織是由能夠提供法律服務的單位或熱心公民組成，如在法學研究部門、民主黨派中設立的此類團體。這類團體在業務上受司法部門法律援助機構的指導，但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不享受政府的財政撥款和司法行政機關的資助。它無償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是目前法律援助實施主體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採用鼓勵、聲援等手段支持受損害單位或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因此對當事人予以「精神法律援助」的上述機關、團體和企事業單位，也理所當然地屬於法律援助社會主體的一部分。在實踐中，此類法律主體通常表現為工會、婦聯、共青團、消協、街道辦等團體和單位。
5、基層法律工作者是現階段我國法律援助實施主體的一員
基層法律工作者承擔法律援助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這只隊伍立足基層，方便及時地為社會提供各種形式的法律幫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實踐中承辦了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少地方立法都規定其負有法律援助職責。
6、其他法律工作者是法律援助實施主體的補充
在實踐中，這部分人員最主要是婦聯、殘聯、經過司法行政部門批準的其他社會法律咨詢機構的工作人員，還包括有許多考取律師資格或者法律職務資格的人員並沒有從事律師職業，而是仍然從事自己原來的工作，這些人員是利用自身資源為前提的，是現階段我國法律援助資源不足的一種補充。
總之，在各級法律援助機構指導、協調下，法律援助機構工作人員、律師、大學生法律援助志願者、民間法律援助組織、基層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法律援助人員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為需要者提供法律援助。

Ⅵ 我國法律援助的機構有幾種模式大神們幫幫忙

據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統計數字，截止到2004年6月底，全國各地已經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機構2892個，有法律援助專職人員9798名，比《條例》實施前新增機構250個，新增人員899名。十年來我國法律援助共解答法律咨詢近600萬人次，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81萬余件，有130萬餘人獲得了法律援助訴訟服務。
一是律師從事法律援助工作
二是傳統的案件指派方式
三在自願的前提下，分專業遴選一批社會律師組成法律援助案件承辦律師團，然後根據每個援助案件的具體情況由受援人在律師團選擇或由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即「點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