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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君律師

發布時間: 2022-04-23 17: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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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聞一多的性格特徵是什麼

聞一多,1899年11月24日生於湖北省蘄水縣(今浠水縣)。他和當時許多詩書傳世封建家庭里的孩子一樣,從小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他的父親是清末秀才,但受維新思潮影響,思想比較開放,因此在北京清華學校剛剛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冬,就送13歲的聞一多報考了這所留美預備學校。

清華學校是美國用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辦起來的專門進行留美前期教育的學校。它的學制為8年,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二年級或三年級。因此,清華學校無論是教學還是課外活動,均實行美國教育制度。清華學校採取淘汰制,大約一半人中途被淘汰,能在清華讀滿8年就不容易了。而聞一多由於入校時英文跟不上,自動留級一年;1921年畢業時又因參加學生運動受到留級一年的處分。這樣,他就在這所學校生活了整整十年,這在清華學生中大概只有他一個。

1919年,聞一多和那個時代的青年人一起,接受了五四運動的洗禮。他被選為全校學生領導機構「清華學生代表團」的成員,分工負責文書工作,參與起草了許多文件,其中包括清華在這次運動中的最早實錄——《清華學生代表團開會記錄》。這年7月,他作為清華學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會議期間,聆聽了孫中山先生的講演。

五四運動也是一場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時的聞一多受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觀點影響,相信文化改造可以提高民眾的素質。為此,他與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等,聯合發起了研究具形藝術的團體「美司斯」,其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生命底藝化」進行社會改良。他的新詩創作,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的第一部新詩集《紅燭》,大部分作品便寫於此時。

1921年6月,聞一多正要參加畢業放洋前的最後一次考試之際,北京城裡爆發的國立八校教師索薪斗爭,遭到北洋政府的鎮壓,北京學聯宣布罷課以示聲援。清華是學聯成員,也宣布舉行「同情罷考」。然而,清華當局決定大考如期舉行,聲稱不參加者以自動退學論處。在這次關繫到個人前途的斗爭中,聞一多與羅隆基、何浩若、吳澤霖、薩本棟等28人(大約占畢業生的三分之一)拒絕走入考場,結果被取消學籍。後來,董事會中的美國人覺得這對於美國損失太大,才把處分該為留級一年。

1922年8月,聞一多進入芝加哥美術學院。當時,許多清華畢業生都選擇了實業,而他卻選擇了對將來生活不能說確有保障的西洋美術,目的就是實踐他那「生命藝化」的抱負。1923年,他轉學到科羅拉多大學藝術系;1924年,又到了紐約藝術學院。

在美國,明顯的國力反差加強了他的愛國情緒,赴美之初寫下的《孤雁》、《太陽吟》、《憶菊》等詩篇,都表現了鮮明的愛國主題。1924年秋,他還和羅隆基、何浩若、吳景超、潘光旦、吳文藻、梁實秋等清華留美學生發起了一個國家主義團體「大江會」,其宗旨是「對內實行改造運動,對外反對列強侵略」,以謀取中華人民的政治自由發展、經濟自由抉擇、文化自由演進。

聞一多不是政治家,但他相信中國「前途之危險不獨政治、經濟有被人征服之慮,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禍患」,而且「文化之徵服甚於他方面之徵服百千倍之」。在這種「文化的國家主義」推動下,他不僅創作了《醒呀!》、《七子之歌》、《愛國的心》、《我是中國人》、《洗衣歌》等反帝愛國詩歌,還參加了傳播中國文化的戲劇編演工作。1924年年底,他和余上沅、趙太侔、張嘉鑄共同排練的中文古裝劇《楊貴妃》在紐約正式演出,這是中國戲劇第一次登上美國舞台,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波士頓的梁實秋、謝冰心、顧毓秀等,正是受此啟發,才演出了另一出中文古裝劇《琵琶記》。這兩次演出,在美國掀起了一次傳播中國文化的小高潮。受這些成功的鼓舞,聞一多決心投入中國戲劇的振興事業,於是在他與趙太侔、熊佛西、余上沅、梁實秋、顧毓秀、林徽音、梁思成等成立「中華戲劇改進社」之後不久,便於1925年5月抱著從戲劇改革入手改良中華文化的目的,提前兩年回國了。和他一起回國的,還有後來成為中國戲劇界重要活動家的趙太侔、余上沅。

回國後,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籌備創建,聞一多被聘為教務長,趙太侔、余上沅也被聘為教授。在他們三人的多方奔走努力下,藝專終於增添了戲劇系。中國著名戲劇家洪深說:藝專戲劇系的建立,是中國「視為卑鄙不堪之戲劇與國家教育機關發生關系之第一朝」。

不過,聞一多最不能忘懷的還是詩歌。1926年4月,他與徐志摩、朱湘、饒孟侃等以《晨報·詩鐫》為陣地開展新詩格律化試驗。給聞一多帶來眾多稱贊,也帶來不少批評的《死水》,就發表在這個副刊上。而他總結的新詩創作「三美」理論,也是這時公開提出來的。

1926年,北洋政府對知識分子實行高壓政策,造成民國以來北京知識分子的第一次大遷移。這年秋天,聞一多離開北京,到上海吳淞政治大學擔任訓導長。1927年初,他一度到武昌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總政治部擔任藝術股股長。當時,南下的朋友除了清華校友胡適、梁實秋、潘光旦、饒孟侃、余上沅、張嘉鑄等外,還有徐志摩、葉公超、丁西林、劉英士等,他們一起創辦在中國文學史和政治史上很有名的「新月書店」。新月書店編輯出版的《新月月刊》在當時就頗有影響,聞一多是該刊最初的三位編輯之一。

1927年國民黨舉行「清黨」之後,聞一多看到大批青年受到株連,心情十分壓抑。在他的《心跳》、《荒村》等詩中,可以感受到對軍閥混戰的憎惡;在《發現》、《一句話》、《口供》、《你指著太陽起誓》等詩中,則表現了他的憤慨。這些現實性很強的作品,組成了他愛國詩歌創作的又一個新階段。

也在1927年的秋天,國民政府實行教育改革,模仿法國成立大學區。在首都南京,將一些大學合並,建立了南京第四中山大學(不久改為中央大學,即今南京大學)。聞一多被聘為外國文學系主任。1928年夏,武漢大學籌備成立,聞一多受桑梓之情的感召,就任了武漢大學文學院長。1930年夏,青島大學創建,他又被聘為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青島大學發生學潮,矛頭對准聞一多和圖書館長梁實秋,聞一多一氣之下離開青島大學,回到母校清華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

在中國近代史上,對聞一多的定位是:詩人、學者、鬥士。這種評價,即可以說是他的三種不同身份,也可以說是他人生的三個階段。如果說「新月」以前,是他的詩人階段,那麼從武漢大學開始,便進入了學者階段。

在武漢大學,由於教學需要,聞一多將主要精力集中到學術研究方面。回到清華後,他的研究觸角已廣涉上古文學、金文考古、詩經、楚辭、周易、諸子百家、樂府、唐代文學等諸多領域。他有舊學功底,又了解西方治學方法,因此他在學術研究上走的完全是一條新路。他一方面重視考據,一方面用文化人類學方法重新審視中國文學,從而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他的《楚辭校補》出版後,第二年就獲得了教育部學術二等獎。郭沫若評價聞一多時說,他的一些研究,不但是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聞一多犧牲後,學者們一致認為這是「學術界的大損失」。現在出版的12卷本的《聞一多全集》,絕大部分都是學術成果。聞一多曾說,他的理想是寫一部「詩的史」或「史的詩」,他希望通過文學這個窗口,來反映燦爛的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化。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清華、北大、南開南遷昆明,合並為西南聯合大學。在雲南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他仍致力於教學與研究。但是,國民黨統治的腐敗,促使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不得不走出象牙塔,開始過問政治。1943年春,他讀了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後,思想起了很大變化,他說這部書「公開的向五四挑戰」,使自己「無論如何受不了」。這年秋天,他在朱自清那兒看到解放區的詩歌,其中田間的街頭詩給他很大震動。於是開學後第一堂課,他就介紹起田間的詩歌,說自己一直非常慚愧地生活在古書堆里,而田間則是「時代的鼓手」。這堂課的聲音立刻傳遍了聯大,人們說「這聽鼓的詩人要變成擂鼓的詩人了」。

不久,中共西南局宣傳部長華崗受周恩來派遣到昆明做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統戰工作,華崗是位學者型的職業革命家,很懂得爭取高級知識分子,特地登門拜訪了聞一多。在華崗影響下,聞一多參加了由羅隆基、潘光旦、曾昭掄、潘大逵、楚圖南、尚鉞、馮素陶、聞家駟、吳晗等進步教授組成的「西南文化研究會」。開始,大家側重學術交流,後來漸漸轉移到分折形勢和學習方面;再往後,得到了《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論解放區戰場》和《新華日報》、《群眾》等中共文獻和報刊。於是,有一天聞一多宣布:「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敢於開方了。」

1944年,中國正面戰場出現自武漢失守以來最嚴重的軍事危機。短短幾個月內失地千里,大西南門戶大開,形勢岌岌可危。一年前,吳晗曾勸聞一多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但聞一多受「君子群而不黨」觀念影響,沒有答應。這時,他覺得「火上房了,不管什麼人都應該救火」,這才加入了民盟。這時起,他便從一個學者,轉變成為鬥士。

過問政治後的聞一多,仍然不失詩人氣質,說起話來非常坦率。這年8月,他在國民黨第五軍軍部的座談會上,公開宣稱「現在只有一條路——革命!」。在12月的雲南紀念護國起義大會上,他高喊「袁世凱沒有死」,「要民主就必須打倒獨裁」。這種無畏性格,很容易與青年人溝通,他很快被譽為「昆明的魯迅」,被青年人當成導師。1945年10月,在民盟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增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抗戰結束後,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成為新時期民主運動的中心任務。1945年12月1日,國民黨調動軍隊,包圍西南聯大,用刺刀和手榴彈殺害了四位青年,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面對屠殺,聞一多利用聯大教授會議書記身份,力促教授會通過了有利於學生要求的決議。他還與潘光旦、向達、尚鉞、楚圖南、費孝通、吳富恆等教授聯名發表的罷教宣言,開創了學生運動中前所未有先例。

聞一多雖然參加了政治活動,但還是由於對現實看不下去才拍案而起的,實際上他的願望仍然是從事學術研究。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他對吳晗說,一旦政治走上軌道自己便要回到書房繼續學術工作。可是,時局的發展,使他無法回到書齋。

這年5月4日,西南聯大結束,師生相繼復員北上。7月11日,聞一多送走最後一批同學的當天夜裡,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朴便在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

李公朴死後,社會上盛傳黑名單上第二個就是聞一多。那幾天,聞一多居住的聯大宿舍門口整日都有特務監視,有的還跑進院子打聽他穿什麼衣服。一個女特務還闖進他家,說聞一多的「多」是兩個「夕」字,將「命在旦夕」。當時的形勢十分恐怖,但時,作為雲南民盟主要負責人,要領導抗議活動,要料理李公朴的後事。同時,他也不相信國民黨敢殺害自己,因為自己畢竟是受過美國教育的學者,而不是共產黨。

7月15日,李公朴殉難報告會在雲南大學召開。會上,特務起鬨搗亂,聞一多十分氣憤,即席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他表示他要像李公朴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當天下午5點多,他就在家門口被數名特務前後狙擊,後腦、胸部、手腕連中十餘彈,當即倒在血泊中。陪同他的長子、西南聯大學生聞立鶴,也身中五槍,肺被擊中,腿被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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