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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建議

發布時間: 2022-04-30 06:39:28

① 為什麼要對弱勢群體實施法律援助

弱勢群體是相對於強勢群體而言的,它的存在是任何社會都具有的社會現象,當然對於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也是不可避免會出現的。近年來,我國群體性突發事件數量增多,規模擴大,已成為影響治安秩序、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棘手問題。在這些群體性突發事件中,參與者多數是弱勢群體,而且往往是多數人的合理要求與少數人的無理要求相結合,多數人的過激行為與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交織在一起,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會對社會產生全局性的不利影響。由於弱勢群體長期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其生存條件、所處環境與其它群體相比極易使其產生對現狀的不滿情緒,再加上其人權得不到的保障,又無有效的權利救濟措施,在得不到合理宣洩的情況下極易出現犯罪現象。由此可見,能否解決好弱勢群體中的社會矛盾,關系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當前,我國已經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大量的矛盾糾紛都直接或間接由弱勢群體引發,因此,維護好弱勢群體的權益,事關國家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
現狀和問題
(一)立法不夠完善
隨著1994年法律援助在中國得到開展並迅速發展,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較大的發展。2003年7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85號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但是首先,《法律援助條例》效力層次不高。從《法律援助條例》的地位看,其畢竟屬於行政法規, 效力層次不夠, 立法層次不高。其次,《法律援助條例》對許多重要的內容未做規定, 特別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問題還有欠缺。而且其中困擾法律援助發展的機構、經費、人員和部門配合協作等問題並未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確規定,極不利於法律援助制度作為一項專門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再次,法律援助范圍過窄。我國法律援助實行援助條件和經濟困難的雙重標准,也即除工傷和拖欠工資等實行綠色通道的案件外的當事人,必須同時符合《法律援助條例》規定的援助條件和經濟困難標准才可以申請到法律援助。而經濟困難標准又是十分嚴格的,一般是參照法律援助實施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執行,這就將大部分的人群擋在了法律援助的大門之外。我國法律援助的援助條件從立法到實踐,呈現出由小逐漸擴大的趨勢,但對於離婚訴訟案件,偵查階段案件等卻未能夠涵蓋,從而將大量的弱勢群體法律援助案件排除了。
(二)法律援助經費嚴重短缺
所謂法律援助經費,是指法律援助機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費用。[1]法律援助經費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質基礎和保障。隨著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法律援助經費逐年增加,有力地促進了法律援助的開展。但現實中,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也制約了法律援助的進一步發展。
我國的援助經費是財政撥款為主,其他渠道為輔,並且財政撥款渠道不暢通,水平低下。據統計,我國國務院對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撥款每年為50萬元,經濟發達的上海市每年也僅僅有57.5萬元,有些比較貧困的省份尚沒有援助經費。這與我國每年至少需要3億元的法律援助費用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2]
(三)現有法律援助機構存在人員整體素質不高、編制不足、辦案流於形式等問題。
由於經費短缺和地方政府未給予充分重視等原因,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在實際運行中存在人員不足、素質不高、辦案流於形式等現象。有的地方雖然掛牌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但實際上卻沒有人員編制和實際活動,有的雖然採取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人員形式配備,但這些人員大多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繁雜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的需要,人才缺口很大。
(四)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工作不到位,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
雖然中央多次發文要求加大法律援助的宣傳和公眾法律教育的力度,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甚至搞得不錯,但是這些還遠遠不夠。就鹿城區而言,絕大多數的法律援助宣傳還停留在辦公室接待和應對檢查的層面,很多就只是在法制日等時候才發放《法律援助條例》和其他小冊子,數量有限,並且只局限在城鎮地區。而弱勢群體集中的廣大農村、邊遠山區、工礦區和民工居住的城郊卻很少涉及。宣傳工作與受眾脫節,致使這些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
對策和建議
(一)完善對弱勢群體法律援助的立法。
一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備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援助法律體系的完善程度。縱觀世界上那些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 都有健全的法律援助法律體系作保障, 不僅在其國家憲法或憲法性文件中作出有關法律援助的原則性規定, 而且都制定有專門的法律援助法, 如英國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國有《法律服務公司法》、韓國有《法律援助法》。[3]筆者認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今中國,僅僅依靠《法律援助條例》來調整法律援助關系遠遠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和弱勢群體的需要,亟需盡快制定一部統一完善的《法律援助法》。在該法中應對法律援助的性質和任務,指導原則、機構設置、經費來源、管理主體和管理模式、對象范圍、程序、協作配合機制和責任等等,作出明確而且具體的規定,操作性強且便於執行,同時出台相關的配套規章制度,形成一套比較完善且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援助法律體系。
(二)完善以政府財政為主導、多方籌措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
1、加大財政投入,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是法律援助作為政府責任的具體體現。可以將法律援助資金列入政府財政預算。按一定標准(可按人均法律援助經費、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及辦案成本等標准進行測算)確定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最低經費數額, 由同級財政按年度撥付, 並在此基礎上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逐步增加。從而使法律援助獲得穩定且可靠的經費來源。
2、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廣泛募集社會資金支持法律援助。鑒於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才剛剛起步,社會對其認識還不足,而法律援助的經費短缺問題又將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存在,因此為解決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 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還必須動員廣大人民群眾, 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參與, 探索建立資金籌措的社會化、經常化機制, 充分利用社會財力, 發展法律援助事業。只要沒有政治背景, 不附加任何條件, 不是違法資金, 經批准後都可以利用。
(三)建立一支素質較高的公職律師隊伍,以緩解法律援助機構當前的人才瓶頸。
公職律師是專職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他們取得律師資格或律師執業證書,任職於政府並由政府支付薪水,主要辦理本機關法律事務,不得為社會提供有償法律服務。公職律師隊伍的建立可以有效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法律素質低、人員不足的問題,還可以提高援助案件的辦案質量,同時還有效緩解了法律援助經費短缺的問題。
此外,在各地建立公職律師隊伍的基礎上,可以實行跨區域人才共享機制,可以建立較大區域的援助律師人才庫並聯網管理。對於相對落後的地區,可以跨地區選派援助律師進行援助,以解決地區間法律援助人員分布不均衡的問題。
(四)加大針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宣傳力度
首先,要繼續強化對弱勢群體的普法宣傳。要將《法律援助條例》、《殘疾人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勞動法》等有關的弱勢群體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農民工的政策文件列為普法宣傳的重要內容,採用圖片展覽、新聞報道等靈活多樣的形式進行宣傳。尤其是要深入農村開展法律宣傳,並將其作為構建新農村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次,要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法律援助宣傳, 讓他們在充分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礎上, 認同和支持法律援助制度。使其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支持, 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

② 如何做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是一項扶貧助弱,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公益事業,旨在通過法律手段救助社會弱勢群體,使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護權,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我國在保護弱勢群體、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積極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為具有現實的法律依據和深刻的社會意義,而顯得尤為重要,它彰顯了法律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和對實質正義的不懈追求。本文就如何更好地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談幾點看法。
一、當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難。關於律師辦理刑事辯護案件的提前介入問題,《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實踐中,許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於種種原因,獲得指定辯護的權利僅僅局限在審判階段。部分法院甚至在開庭前一兩天才給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辯護律師,導致不少指定辯護律師由於時間倉促,無法深入了解案情,只能憑起訴書和辦案經驗出庭辯護,影響了辯護效果。
2.辦案人員專業化程度不高。與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理上還不成熟,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甚至還存在人格缺陷,如個性相對比較孤僻,不輕易敞開心扉等,但同時他們又具有主觀惡性小、可塑性強等特點。這就要求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不僅要具備良好的業務素質,還要熟悉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熱心於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但是,目前對於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還缺少統一指導和培訓,使得有些律師僅滿足於完成辯護任務,在辦案過程中缺少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溝通,對於其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後的表現等情況掌握不夠全面,導致表達辯護意見不夠充分,難以提出合理量刑建議,不能真正達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
3.刑事法律援助後續效果不好。在接受援助過程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有認罪、悔罪甚至立功表現,然而由於受援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點,使其對自己行為的嚴重後果缺乏正確的認識,加上原有生活環境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善,人生觀、世界觀的改造也需要假以時日,因此極易重蹈覆轍,重新犯罪。有的受援人初次犯罪,因為年齡較小,未被判處實刑或刑期較短,刑滿後,由於缺少家庭關愛或管教缺位,受社會不良因素的影響,很快又走上了犯罪道路,再次成為被援助對象,這顯然背離了法律援助的初衷。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議
1.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機制,全程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作為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群體,失足未成年人理應有別於一般犯罪嫌疑人,並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得到特別保護。自偵查階段起對經濟困難或因其他原因沒有委託律師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法律援助,讓援助律師提前參與刑事訴訟全過程,不僅可以有效幫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也有利於協助司法機關查明案件事實,保障刑事訴訟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機制,規定在偵查、起訴階段,相應的辦案機關應在第一次訊問時即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申請法律援助,並記入筆錄,經查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確實無法為其聘請律師的,辦案機關應及時通知相應的援助機構,由援助機構指定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和權利保護,以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法律援助的根本目的。
2.組建專業團隊,充分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要在現有律師中挑選一批業務精通,工作細心,責任心強,熟悉未成年人特點,善於做未成年人思想工作的律師,作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骨幹,並經常組織學習培訓,要求辦案律師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除了做好閱卷和會見等常規工作外,還應當以高度的責任感,深入到學校、社區等場所去調取有利於受援人的證據,全面了解受援人的個人情況和案件情況,審查其作案時的年齡,有無免除處罰或不認為是犯罪的情形以及是否具備適用緩刑的條件,並及時就案件及受援人情況與有關機關溝通,同時,要積極幫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甚至檢舉立功。在法庭上,要根據案件的情節和自己所掌握的未成年被告人的個人資料,爭取讓未成年被告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充分維護其合法權益。
3.堅持保護與教育相結合,有效鞏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效果。幫教失足未成年人,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就法律援助而言,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時,除了要求承辦律師熟悉掌握相關法律,認真做好案件辦理工作外,還需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未成年人的關愛之心,在為未成年人依法辯護的同時,根據其犯罪的主客觀原因,找准感化點,因勢利導,有的放矢地做好法制教育工作,幫助失足未成年人充分認識自己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同時,要積極鼓勵失足未成年人,使其能夠知錯改錯,從犯罪的心理陰影中走出來,走好今後的人生道路。從長遠來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應當作為一項社會綜合治理工作開展,在進一步加強法律援助機構與公安、檢察、法院合作的同時,還應加強社會聯動,動員社會各部門加入教育、挽救未成年受援人的行列,並與受援人家庭、學校建立長期聯系,形成教育、感化失足未成年人的有利環境,實現對失足未成年人的全方位動態援助,幫助其認罪伏法,真誠悔改,減少對社會、對法制的逆反心理,達到重塑未成年人健康向上的人格,預防和遏制其重新犯罪的目的,真正實現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宗旨。

③ 司法救助的對策和建議

司法救助制度是國家法律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它不僅要體現司法為民的思想,而且要體現公民、法人、其他組織訴訟權受平等保護的司法理念。從上述我國司法救助制度的現狀可見,該制度在立法上存在著諸多缺陷,人民法院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著不少問題,從而影響了司法救助作用的發揮。因此,要真正實現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於2000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向人民的承諾:「讓那些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但經濟困難、交不起訴訟費的群眾,打得起官司;讓那些確有冤情但正義難以伸張的群眾,打得贏官司」,很有必要對我國司法救助制度進行補充和發展,使其不斷完善。應當在救助的內涵上進行擴張,確定其准確的概念,在救助的對象、主體和條件上有明確、具體的內容,使其系統化。應當將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司法救助的內容囊括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中來,盡快制定統一的《中華民共和國司法救助法》。理由是:司法救助制度內容牽涉三大訴訟法,故不可能將其列入哪一部訴訟法的內容;雖為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非實體法的權利內容規定,而是訴訟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規定,針對目前的情況單獨立法較為合適。在沒有制訂《中華民共和國司法救助法》之前,應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予以修改,加以補充和完善,以法律規范讓符合條件的當事人獲得救助,充分保障平等的基本訴訟權。對我國現行司法救助制度的充實與發展,筆者試從司法救助的概念、條件、主體、方式、范圍、程序等方面的補充和完善以及建立其他一些配套制度去作如下粗淺探討和構想: 按照《規定》第二條的定義: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對於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行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免交。從此《規定》第二條可知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條件是當事人「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是否科學呢?當事人向法院起訴,當然堅持自己的案件符合上述要件,而最終要進行判斷、作出決定的是立案法官。然而,要求立案法官在案件受理環節就作出當事人有「充分理由」證明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判斷,顯然過於苛刻。換言之,如嚴格執行此條件,無疑會導致相當一部分應予救助的當事人無法獲得救助,從而無法全面實現司法救助保障訴權的功能,顯然是不科學的。鑒於此,對該要件進行修正是必要的。德國法關於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規定頗為適度,值得我國借鑒。我們宜將《規定》第二條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當事人」修改為「有勝訴的可能……的當事人」。作此修正,既有利於防止法官判斷上的恣意,又給法官以相對自由的裁量權,從而較好地實現司法救助制度保障訴權和防止訴權濫用的雙重功能。此外,《規定》第二條界定司法救助只針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
目前我國法律規定司法救助的對象採取的是例舉式,往往不能窮盡所有需要救助的當事人。但對「生活確實困難」沒有規定具體的標准,什麼是「生活確實困難」?什麼樣的情況才符合「生活確實困難」的標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帶有主觀隨意性。對於是否是「經濟確有困難」的問題?可否參照國外一些國家的做法,以當事人平均年收入或月收入低於具體數額的人民幣為標准。這樣使得標准統一,易於操作。也可以明確規定經濟困難的量化標准。香港《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所有財政資源不超過14萬4千港幣的人均可申請民事程序上的法律援助,但財政資源超過14萬4千港幣而不超過40萬港幣者可依法律輔助計劃申請因人身傷亡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上的救助。香港法律援助有明確的量化標准便於操作,值得我們借鑒。同時我國確定量化標准時一定要因地制宜,因為我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不能在全國范圍內訂立統一標准,而應結合各地經濟水平確定不同標准。 司法救助的方式,即人民法院實施司法救助時所採取的措施。救助方式的多寡與實現可能性決定著司法救助實現的廣度與深度。但由於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對弱者進行的一種保護,從法院的「中間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訴訟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實質分析,法院不可能對弱者保護得面面俱到,羅列弱者可能遇到困難並針對其提出具體的救助措施,如果這樣,弱者一方由於法院這個國家權力機關的支持,倒可能變成強者,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會重新失衡。因此,我們有必要在設計司法救助的方式時把握好一個度,使本來地位失衡的當事人地位實質上接近平衡,不能「矯枉過正」。鑒於此,筆者提出以下幾種救助方式:
1、減、緩、免交訴訟費。
這是司法救助的最基本方式。訴訟權是公民應受平等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而訴訟權中的起訴權又是公民享有訴訟權的基礎,因而,保障訴訟權應從保障起訴權開始。但是,公民起訴權的行使是有條件的,我國法律規定公民提起訴訟,應當交納訴訟費用,而訴訟費用的交納實際上人為地墊高了公民起訴權行使的門檻,使得一部分人因交納不起訴訟費用而實際上不能享有起訴權,對公民訴訟權的平等保障也就成了一句空話,使其成為形式上的平等保護而實質上的不平等保護。因此,務必規定緩、減、免三種情況的不同標准。只有明確緩、減、免三種情況的不同標准才能便於法院在實踐中操作,避免法院為圖方便和穩妥只採用緩交一種方式,違背立法本意,同時也可以防止法院審查不嚴,隨意減、免訴訟費用。人民法院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給予訴訟費上的減、緩、免,使得經濟有困難的當事人也能打得起官司,從而使訴訟權的平等保障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平等保障。
2、民事、行政案件中指定訴訟代理人的作法。民事、行政訴訟中除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之外,不需要有別的司法救助措施了嗎?這顯然是不夠的。在民事、行政訴訟中,生活極端貧困,沒有生活來源的當事人往往同時是法律知識缺乏,僅僅使他們順利進入訴訟程序,可因法律知識的缺乏明明「有理」可能勝訴而打不贏官司,此時訴訟費的緩免工作已喪失了原本的意義,僅達到了形式正義的層面。而法律援助制度往往不能夠深入到現實中的每一個案件,當事人可能不求助於法律援助機構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因此,在民事、行政訴訟中亦可引入指定訴訟代理人的做法,在符合司法救助的條件下,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知識的司法救助,使其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不再匱乏。
3、在決定勝訴與否的重要決定因素——證據的取得方面,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法院依職權調取證據也是可以納入司法救助的方式。在英國的法律制度改革中有這樣的趨勢,使法律援助進一步社會化,即從單純的慈善事業向國家責任化的轉變,「法律社會主義」,如果法官有權幫助社會地位較弱的當事人,那麼就可能消除訴訟當事人的不平等。法院應從原來的消極作用中擺脫出來,積極進行調查和取證,以便更好的了解案情。
4、法官在訴訟中釋明指導。釋明是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的一項重要義務,也是一項重要的民事救助形式。法官行使釋明義務,要貫穿到審理的全部程序中。釋明要規定以下程序。①立案時釋明,當事人在起訴時,立案法官要在審查訴狀後,進行如下釋明:即訴訟請求是否適當的釋明,權利義務的釋明,訴訟舉證的釋明,訴訟風險的釋明。②庭審准備階段的釋明:交換證據的釋明,舉證後果的釋明,訴訟程序、請求、事實的釋明。③庭審中的釋明:訴訟權利義務的釋明,訴訟法律後果的釋明等。但法官的釋明也要有度,要注意審判秘密的泄露。
5、人民法院建議公安機關調查取證的方式。這是針對受害人為弱勢群體的刑事自訴案件而言的。如前所述,一些刑事自訴案件的受害人由於調查取證能力差而使得案件無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護。本來就處於生存和發展弱勢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時再得不到及時的救助,無異於雪上加霜。對此,法律上應當賦予人民法院有權建議公安機關為弱勢群體的刑事自訴案件調查取證。 司法救助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承辦人和受援人在實施司法救助和接受司法救助過程中所應當遵循的的制度上的法律規定。總之,司法救助程序對保護一切被救助對象依法享有接受救助的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正確適用有關司法救助的法律規定,查明情況,審查條件,及時作出是否給予救助的決斷及有效防止司法救助的法律關系主體對司法救助權力的濫用具有積極的作用。它應包括以下四個步驟:
1、司法救助的申請
關於申請,一般情況下都包括書面和口頭兩種形式,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根據各地的不同實踐亦採用了書面和口頭形式。具體到司法救助,作者認為應當採用書面申請一種形式,因為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是權力機關,由其實施的救助應當具有嚴肅性和嚴格性,並應符合節約人民法院人力資源的原則。當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條件,請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時,除了應當提交書面申請並寫明申請理由外,還應提供相關證明,其中因生活困難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費用申請司法救助的,應當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經濟狀況符合當地政府有關部門規定的公民經濟困難標準的證明,此證明應有縣級以上民政部門出具。
2、司法救助的審查
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司法救助的請求,由受理該案的審判人員負責審查,既要審查申請人申請救助的理由是否成立,屬不屬於應當給予救助的范圍,又要審查申請人符不符合救助的經濟條件和訴訟能力條件,並且有沒有法定證明機關的證明文件。經過審查,符合救助條件的,由審判人員提出同意意見,經庭長審核同意後,報主管副院長審批,其中申請減、緩、免交訴訟費,數額較大的,報院長審批。對申請不符合條件的,發出不予司法救助通知書。
3、司法救助的實施
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司法救助的申請經審查符合條件的,應根據其申請救助的內容採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具體辦法是,由受理申請的審判人員在審查同意後,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內容製作或者減、緩、免交訴訟費的通知,或者是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事務所指派律師擔任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的通知,或者是建議公安機關調查取證的通知,經主管領導審核同意後,申請救助的當事人持該通知到相應部門辦理救助事項。
4、司法救助被拒絕的申訴
當事人接到不予司法救助的通知後,可以申訴。申訴應當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原因是,司法救助的條件一般比較明確,審判人員經審查後,大多都能做出正確判斷。也有少數審判人員可能因其他原因導致誤斷。在此情形下,給予當事人一次補救的機會也就足夠了。這樣也有利於當事人快速解決問題。
(七)規定司法救助的告知程序。法院應當把司法救助作為一項訴訟權利告知當事人,以保證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決定是否申請司法救助,保障自身合法權利的實現。
(八)建立訴訟費用擔保制度,防止接受司法救助的當事人無限度地擴大訴訟請求。針對目前接受司法救助的部分當事人任意擴大訴訟請求這一問題,筆者建議建立一種訴訟費用擔保制度。該制度主要適用於緩交和部分減交訴訟費用的當事人,即由該當事人就其所緩交或減交後剩餘部分的訴訟費用提供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擔保人,如果該當事人敗訴(或者是所提出的過高訴訟請求未獲支持)又無力補足訴訟費用,則轉由其擔保人承擔該責任。
(九)規定防止訴訟費用的不當流失的程序。為了防止國家財產的流失,很有必要規定如下兩種程序:
①規定司法救助的撤銷程序。在訴訟過程中,對已經決定給予司法救助的案件,人民法院一旦發現被救助人經濟狀況好轉或者存在謊報虛報財產、濫用訴訟等情形時,亦即被救助方已不屬於被救助范圍的,應即予以裁定撤銷司法救助,並責令其交納訴訟費用。我國台灣民事訴訟法第113條規定:當事人力能支出訴訟費用而受訴訟救助或其後力能支出者,法院應以裁定撤銷救助,並命令其補交暫免之費用。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84條規定:在判明受訴訟救助裁定的人欠缺本法所規定的要件或已經欠缺該要件時,存有訴訟記錄的法院,根據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或依職權,可隨時作出撤銷訴訟救助的裁定,並命令其交付緩期交付的費用。因此,我國可參照台灣、日本的有關撤銷救助規定,結合我國國情規定司法救助的撤銷程序。
②增加對訴訟費用強制執行的程序性規定。由於法院強制執行訴訟費用的法律規定過於原則,不利於實踐操作,應當增加可操作的程序性規定。應這樣明確規定:在緩交的情況下,法官應要求被救助人在審理期限終結前補交訴訟費用;對有能力補交而拒不交納的,按自動撤訴處理;對確無能力補交的,可裁定減免訴訟費用。訴訟終結後,確定由對方當事人交納訴訟費用的,法官要及時填報移送執行單給執行局,便於強制執行。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防止訴訟費用的不當流失。
(十)將司法救助工作納入流程管理。應明確立案、審理和執行各階段法官在救助工作中的互相配合和分工負責。對於需要追補訴訟費用的,應在判決生效後直接移送執行局予以執行。
(十一)解決司法救助的經費保障問題。要盡快制定相關法規,確定和及時撥付相應的司法救助經費,並納入財政預算,為規范司法救助發展和解決司法救助困難提供根本保證。筆者建議,基層法院的辦案經費,應當由中央財政直撥,不受地方財政預算。因為,基層法院的辦案經費受地方財政預算,就相當於受地方政府控制,法院的審判,或多或少會受到行政干預,出現司法不公現象。因此,要真正實行司法救助,務必解決司法救助的經費保障,應由中央財政直撥,不受地方財政預算限制。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監督機制。建立司法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將決定司法救助的案件予以公示,接受社會各界監督。對司法救助的案件審結後,再定期評查,從制度上杜絕「人情救助」。
(十三)設立司法救助監督機關。
針對當前司法救助制度在實踐中存在的要麼過於寬泛,要麼過於嚴厲的弊端,應在實踐中確立起監督機關或者機構。大陸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在訴訟中享有廣泛的法律監督權,而公訴權只是其監督權的具體體現和延伸。以法國為例,法國最高總檢察長的主要職責是「對國家整體活動進行監督。」檢察機關不僅對偵查活動、法庭審判活動及判決的執行等有監督權,還有權「①監督司法輔助人員;②監督、檢察書記員;③監視司法救助制度的營運等」。因此,就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就應進一步確立檢察機關對同級及下級人民法院司法制度實施情況的監督職能。
綜上所述,我國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充分體現了人民司法工作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質要求,既有利於各類案件的及時解決,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障了程序公正,為維護實體公正創造了條件。實行司法救助,是保護弱勢群體基本人權的重要措施,對於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維護社會正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備與否,在一定意義上體現著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國應當在適應我國國情的基礎上逐步完善現有的司法救助制度,並配合其他社會制度共同作用,以提高我國的司法文明水平。

④ 如何讓法律援助工作更好地服務弱勢群體

一、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做到「應援盡援」。

全面降低法律援助門檻,版把符合低收入家庭標準的權群眾納入法律援助范圍;將特困企業職工、返鄉農民工、生活困難的農民和殘疾人等,納入重點援助范圍。對因醫療事故、產品質量事故等造成人身傷害並請求賠償的,納入法律援助范圍;

二、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服務窗口,做好接待咨詢。

設置法律援助接待室和法律援助律師值班室。認真執行法律援助接待咨詢各項制度,充分發揮「12348」法律援助專線電話作用,確保線路暢通,專人值守,處理及時。

三、拓寬、暢通法律援助申請渠道。

充分發揮全縣法律援助三級網路及法律援助工作站、聯絡點和聯絡員作用,對老、弱、病、殘等行動不便的困難群眾,實行上門受理等服務;暢通信息交換渠道,積極引導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公證處等機構參與到法律援助工作中來。

四、簡化受理審查程序,暢通法律援助「綠色通道」。

對於農民工請求支付勞動報酬和工傷賠償以及因實施見義勇為行為受到損害申請法律援助的,不再審查經濟困難條件;對情況緊急或者即將超過仲裁或訴訟時效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後補辦手續。 (太康縣司法局 王文華 王潤生)

⑤ 3.您對律師參與法治化營商環境,推進企業法治體檢常態化法律服務有哪些意見或

司法部組織律師常態化開展民營企業「法治體檢」活動,努力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良好法治環境。
倡導每名律師每年參與不少於50個小時的公益法律服務或者至少辦理2件法律援助案件,將公益法律服務情況納入執業律師年度考核等。
為有需要的民營企業提供法律咨詢、政策宣講、風險分析、合規管理、糾紛解決等形式多樣的免費法律服務。

⑥ 如何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質量和服務質量

(一)加強法律援助隊伍建設

一是建立以基層司法所為補充的法律援助隊伍。基層司法所直接面向城市街道、農村,法律援助是司法所的一項重要工作,司法所的工作人員是司法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工資收入有保障,不像律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所人員靠服務的案件來生存。因此,應把基層司法所的人員全部納入法律援助隊伍中,鼓勵司法所工作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

二是建立法律援助專職律師隊伍。法律援助專職律師是指在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中執業的律師,是法律援助機構的正式工作人員。他們與社會律師的區別是有工資收入,不靠辦案收費生存,他們的職責就是為受援人服務,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避免社會律師為追求經濟效益而對法律援助案件敷衍、不負責的現象。因此,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專職律師隊伍。

(二)加強法律援助人員的職業道德執業紀律教育

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指導機關,法律援助中心應定期開展由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律援助工者參加的以法律援助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為內容的教育和培訓,嚴肅法律援助的各項制度和紀律。

(三)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監控機制

1、建立質量評估制度

法律援助機構定期對法律援助案件進行集中評估,對具體案件作出優秀、合格、不合格的評定,對不合格的案件,對評估一件不合格的案件,由法律援助承辦人作出書面意見,二件不合格的,給予法律援助承辦人告誡,三件不合格的,取消承辦法律援助案件資格。

2、加強案件過程的監督

首先一次性告知。以書面的形式告知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案件承辦人員的權利義務和監督電話等;其次跟蹤辦案進程。法律援助中心由專人通過電話或其他方式向受援人了解案件進展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三是建立承辦人員報告制度。承辦人員在開庭前或定期就證據收集情況、代理(或辯護)的主要觀點、案情分析意見等內容向法律援助中心報告;四是出席旁聽審理。每月有計劃地隨機抽查部分案件參與旁聽,通過個案的有效監督起訴普遍的警示作用;五是建立重大疑難案件集體討論制度。對在受理群體性法律援助案件、有較大影響的疑難、復雜法律援助案件,實行案件集體討論,對案件進行分析研究,在分析研究中准確確定案件當事人主體、法律關系、法律的適用,確定承辦方案,確保辦案的質量和效果。

3、注重辦結案件管理

一是審查案卷。查看卷中材料是否齊全、談話筆錄、調取證據是否符合要求,起(上)訴述、答辯狀、代理詞、辯護詞等法律文書使用法律是否正確等;二是回訪當事人。採用案件質量跟蹤卡、法律案件回訪單等形式,對法律援助人員辦理法律援助的辦理程序、服務質量、事實認定、應用法律等問題向受援人徵求意見和進行跟蹤監督;三是走訪案件的承辦機關。定期走訪聽取他們對法律援助承辦人員的意見和建議,及時改進工作方法,提高辦案質量。

(四)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獎懲機制

為充分調動法律援助人員注重法律服務質量的積極性,法律援助機構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質量評定標准,法律援助機構建立案件補貼與案件服務質量掛鉤的辦法。根據案件辦理情況,對承辦人員的辦案質量進行評估,確定優秀、合格、不合格的質量等級。對質量不合格的法律援助案件下調案件補貼40%,對質量優秀的法律援助案件上調案件補貼30%,用質量評比和獎勵處罰制度來提高法律援助服務質量。

(五)建立法律援助服務質量通報制度

法律援助機構要定期對辦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務質量通報,結合法律援助案件檢查評比的結果,服務質量好的案件,予以表揚;對服務質量不好的案件,予以通報批評,責令法律援助人員提出書面的整改措施,防止再次發生。

(六)加大法律援助業務知識的培訓

法律援助機構應從案件的受理、辦理的程序、與當事人的交談技巧和語言、怎樣進行風險告知、證據的收集審查及法律知識對法律援助人員進行專業的業務培訓,培訓的方式要多樣化,注重實際效果。

(七)建立法律援助錯案責任追究制度

承辦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有違紀違規情況而被投訴的,法律援助機構逐一查清事實,並及時向投訴人反饋信息。凡法律援助案件承辦人員在法律援助工作中違紀違規、嚴重不負責任,使受援人遭受損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八)加大各級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投入

目前,市、區將法律援助經費納入了財政預算,鄉、鎮(街道)未將法律援助工作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法律援助作為一項民心工程、政府工程,各級政府應從構建和諧社會,服務民生來重視和加強法律援助工作,市、區(縣)、鄉、鎮(街道)都應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經費的投入,法律援助機構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補貼。

⑦ 當前基層法律援助存在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問題:
宣傳力度不夠。群眾對法律援助的知曉程度還不是很高,還有不少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困難群眾因為不知道法律援助而沒有從這一惠民工程中受益。
服務水平不高。由於受司法工作人員少,業務能力限制,法律援助工作與人民群眾的需求還有一定的差距,法律援助服務能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經費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離不開經費保障,但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經費不足。

幾點建議:
加大法律援助宣傳力度。廣泛深入宣傳法律援助制度,積極拓寬宣傳渠道,不斷創新宣傳形式,增強宣傳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讓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貧弱群眾了解並運用法律援助的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斷增強法律援助實效。
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設。按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完善鎮鄉街法律援助工作站相關設備,方便困難群眾就地申請法律援助。
突出法律援助工作重點。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重點加強對弱勢群體和困難群眾的法律援助,切實解決基層困難群眾打官司難的問題。根據特定困難群體的特定需求,組織開展對農民工、殘疾人、未成年人等群體的專項服務活動,總結經驗,提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和社會效果。
強化保障措施。健全完善政府對法律援助的經費保障機制,加大對法律援助的資金投入,把法律援助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逐步建立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捐助為輔的資金保障機制,保證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⑧ 法律援助是基層司法行政服務窗口,司法局在提升服務效率和質量上有哪些舉措

基層司法局應採取多項舉措,完善質量管理措施,努力提高受援人對法律援助工作的滿意度,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質量。


一是注重窗口建設,推進法律援助便民服務常態化。設立法律援助便民服務窗口,公開公示服務承諾,設立「12348法律援助熱線」,安排專職律師和有法律資格幹警值班,負責接待來訪,解答法律咨詢,為殘疾人、老年人、行動不便者提供綠色通道,實行一站式服務。

二是注重法律宣傳,擴大法律援助的社會影響力和群眾知曉率。結合「12.4全國憲法日」、「3.8婦女維權周」、「全國助殘日等重要節日,開展便民法律援助咨詢活動,通過開展法律援助「進社區」等活動,走進田間地頭、建築工地分發宣傳資料,開展現場咨詢活動,讓廣大職工群眾知曉法律援助。

三是注重案件質量,不斷完善質量管理機制。規范法律援助受理、審批、指派、承辦、結案、監督等各個環節的工作程序和服務標准,深入各法援工作站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檢查,定期開展法律援助案件質量評估評比活動,及時回訪受援人,聽取受援人對案件承辦情況的意見反饋,及時跟進整改,努力辦好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為弱勢群體提供優質、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務。

四是注重擴大援助范圍,努力實現法律援助應援盡援。進一步放寬法律援助經濟困難標准,將經濟困難標准調整為低收入標准,降低法律援助准入門檻,減少審批環節,逐步擴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圍,做好申訴代理工作,將聘不起律師的申訴人納入法律援助范圍,積極做到應援盡援;認真開展公益法律服務工作,在法律援助中心設立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安排「1+1」公益金項目法律援助律師在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為農民工及其親屬及時提供優質的法律援助維權服務。

五是注重工作站點建設,大力拓寬服務渠道。加強與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看守所、勞動監察大隊、武裝部等部門的聯動協作,大力加強規范法援工作站(點)建設,規范工作站(點)的服務標准,形成工作合力,實現資源整合,優勢互補,暢通法律援助渠道。

⑨ 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的法律援助工作

一、全面加強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建設。新形勢下,應著眼於提高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效能,在加強規范化建設上下功夫,按照「硬體要硬、軟體不軟」的要求,狠抓法律援助機構的規范化建設,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突出工作重點,進一步健全工作體系,完善制度措施,強化運行機制,實現規范化。

二、全面提高基層法律援助工作人員隊伍素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員,必須具備與工作任務相適應效果。主要是要加強自學和實踐鍛煉。綜合素質的形成還要靠本人平時不斷地積累和培養,因此,作為一名法律援助工作人員要加強自學,除了努力學習政治、法律和業務知識外,還要學習了解與法律援助工作密切相關的各方面科學文化知識,同時要結合工作在實踐中邊干邊學,掌握工作程序和方法,使自己成為一名新時期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員。

三、建立法律援助經費保障體系。在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之初,首先強調政府的責任非常重要。這是法律援助自身性質使然,也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但同時,考慮到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現狀,動員全社會力量都來參與這項施惠於弱勢群體的新興事業,建立以政府為主體,全社會共同參與籌措資金的法律援助經費體系,將更加有利於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在新形勢下充分發揮司法行政服務職能,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對於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它是國家對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是訴訟當事人依法享有權利、實現司法公正的切實保障;它完善了社會保障體系,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體制改革決策的順利實施;它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規定的社會關系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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