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務的現狀

『壹』 瀘州圍繞法律服務現狀、需求、打算,如何提升城市能力和競爭力

完善法律人才隊伍建設與培養機制，為公共法律服務標准化建設提供人才保障
公共法律服務要求從業者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必須具備一定的法律基礎知識和法律實務能力，能夠幫助社會公眾化解糾紛，提供法律援助。然而，在推進公共法律服務標准化建設過程中，一些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法律專業人才緊缺，很難滿足社會公眾的法律服務需求。
首先，加強法律人才隊伍建設。近年來，公共法律服務需求激增，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人員緊缺。為此，一方面可適當增加高校法律專業招生人數，允許高校法學專業擴招，增加從業者人群基數；另一方面，可適當增加公共法律考試課程，讓非法律專業的學生增加法律知識，提高法律修養，為更多社會公眾提供法律服務。
其次，做好法律人才培養工作。通過司法考試，成為法律工作者，並不意味著學習的結束，而是學習的開始，要通過持續學習，不斷積累法務經驗，更好地為社會公眾提供法律服務。一方面，公檢法機關、律師事務所可為新晉從業者提供學習培訓機會，提升職業技能；要敢於啟用新人，給予新人更多的實踐鍛煉機會，讓新晉從業者能夠不斷積累經驗，開展法律服務。另一方面，要想做好公共法律服務工作，需要具備良好的服務意識和正確的服務方法。公檢法機關、律師事務所可開展服務意識培訓，增強便民惠民意識，為人民用好權，盡好崗位職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提高公共法律服務的群眾滿意度。
最後，注重法律人才自由流轉。當前，我國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公共法律服務能力較為薄弱，區域公共法律服務發展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共法律服務標准化建設進程。一方面，可積極出台法律人才自由流動政策，鼓勵東部、中部地區法律人才向西部流動，提高自願流動人員的薪酬福利待遇，放寬評優晉升考核標准，為公共法律服務東西部平衡發展夯實基礎；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出台法律人才自由流動管理細則，鼓勵城市法律人才向鄉村流動，有助於解決農村地區法律糾紛，做好農村普法教育工作。

『貳』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叄』 法律專業就業現狀和市場前景分析怎麼樣

法律系常設的專業有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刑事法學、國際法學、環境法學、涉外法律專業等專業方向。
主要課程法理史、中國法制史、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民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經濟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等
相關專業 監獄學、知識產權、社會學、政治學與行政學、治安學、刑事偵察技術、經濟犯罪偵察
就業現狀和未來職業發展分析
目前法學就業存在著困境，但是前途還是很光明的，舉個很小的例子：就個人律師的擁有量而言，根據2002年的統計資料，全國現有律師12萬人，平均每萬人擁有律師的數量僅0.8個，這個比例不但低於發達國家（美國30人，英國15人），而且還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就分別達到了20人和 12人。就企業方面講，我國現有企業5000萬家，僅有4萬家聘請了律師當法律顧問。目前法學面臨的種種挫折，只是暫時的。作為法律人或者有志於從事法律工作的高三學弟學妹們，不應坐享其成或者坐以待斃，應當善於開拓，挖掘自己的潛力，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靠我們大家的努力，寒流過後一定會迎來法律專業的春暖花開。
法學專業是朝陽學科，從社會需要來看是大有發展前景的。從法律系畢業生就業現狀來看，他們擁有扎實的專業基礎，能夠在檢察機關、審判機關、行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仲裁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服務工作。就業前景非常廣泛，做警官、檢察官、法官、行政機關公務員；到大公司主管法律事務；做律師；到高校做法學教師；到研究所做法學研究者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於經濟類、財經類等一些專業就業難度來說，法學類就業出路較窄。甚至是重點大學的畢業生，也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進入法律系統的。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社會對法律人員素質要求非常高，再加上法院、律師事務所等相關法治部門無法接受這樣大批的學生湧入，多數學生畢業後只能轉行。
法學類專業對人才素質、學歷需求較高。他們不僅要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素質，還要有深厚的專業知識背景和跨學科的行業知識。隨著近年來對法學人才的學歷要求越來越高，法學類專業畢業的本科生就業情況並不樂觀。但高學歷的法學專業研究生，特別是與經濟、國際交往相關聯專業的研究生，就業前景廣闊。法律系專業的學生其職業發展方向就是在轉行時，大多數也選擇在與「法」相關聯的行業，或在企業任職做法律顧問、或做媒體的法製版編輯、記者等。有的根據其個人性格特點、專業特長轉換專業，在「法」崗位對其緊閉大門的時候，他們沒有擠獨木橋，而是獨僻蹊徑，在企業、公司的商務部任職，他們的專業知識在商務合同的簽訂、談判、維護企業利益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自身的價值也在實際應用中體現出來。
法學專業就業前景分析與展望
可以說，我們的生活處處離不開「法」， 但這是否說明，法學類專業就業前景光明呢？《今日說法》欄目的主持人撒貝南在電視機前侃侃而談，征服了全國觀眾。有誰會想到，他並不是廣播、表演、主持等專業科班出身，而是法律系的一個高材生呢？法學類的學生，是不是一定就要去當律師，當法律顧問呢？獨之秀職業生涯規劃咨詢機構根據職場動態和社會行業就業趨勢，就此問題提出一點拙見。
隨著國家經濟、科技和社會的發展，我國法制建設也處在一個迅速發展和逐步完善的時期，特別是我國「入世」以來，社會對法律專門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加，各經濟組織、律師事務所對法律專門人才的需求尤為突出。同時這也對高校培養高層次法學專業人才提出了新的標准和要求。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390多所院校開設了法學本科專業。
法學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比如，做生意簽訂合同要懂合同法，與工作單位發生糾紛要懂勞動法。另外，像研究犯罪問題的刑法、研究如何打官司的訴訟法、研究國家之間關系的國際法等，也都在法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學習法學，還能夠了解為何要制定法律，並學習如何依法處理事件和問題。
我國目前的法學類專業設置根據所在院、校的側重點不同，人才培養方式也各具特色，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種是專門的法學院，如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另一種是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如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還有一種是以理工科專業為主的院校，如清華大學、北方工業大學等等。專門的法學院學科劃分較細，專業化程度高，可使學生接受系統的教育；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的特色在於可以發揮多學科優勢，學生可以跨系選課，有利於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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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內外的法律服務市場上，有無【壟斷】現象具體情況如何

沒有強制性的壟斷，律師執業證的考取和律師事務所的設立對達到一定條專件的人是普遍開放的。但是由屬於個人水平有高低之分，有些領域的專業問題只有某些經驗豐富技術純熟學識淵博的律師能夠解決，這就造成了一種技術壟斷，可是只要能夠用心鑽研，很多人都有機會晉身這些領域，那麼也就算不上壟斷了。

『伍』 律師行業的現狀

1.律師人數變化趨勢
我國律師行業發展蓬勃，截至目前，全國執業律師人數已超過29.7萬人，律師事務所達2.4萬多家，與4年前相比增幅分別達到38%和20%。第八屆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王俊峰在工作報告中指出，近年來，我國律師工作服務能力顯著增強，影響力顯著提升。目前，全國共有1445名律師擔任各級人大代表，4033名律師擔任各級政協委員，其中有27名律師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1]。追溯到2013年8月26日，全國律協首次向全國發布了《中國律師行業社會責任報告》[2]。據報告介紹，截至2012年底，中國律師數量為232384名。律師平均年增長速度為9.1%。女律師數量為61717名，占律師總數的26.6%。2013年，全國有1343名律師當選縣、市、省和全國四級人大代表，占律師總人數的5.8‰；有3790名律師擔任各級政協委員，占律師總人數的1.6%。省級及省級以上人大代表中，有125名律師代表；省級及省級以上政協委員中，有189名律師委員。本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律師總人數為27名，從目前的國內律師人數的變化趨勢來看，律師隊伍不斷的壯大，這說明，律師行業在目前的大環境下，一直被看好。
2.收入概況
2013年至2016年，近4年來，全國律師共辦理訴訟案件1000多萬件辦理非訴訟案件300多萬件，為50餘萬家政府和企業事業單位擔任法律顧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54萬多件，提供公益法律服務近1000萬件次，全行業業務收入2000多億元[1]。
3.律師行業對社會的貢獻
根據《中國律師行業社會責任報告》2011-2013期間的統計數據顯示：①中國律師開展的普法培訓達到35000餘次，受益人群達到267萬餘人次。②全國各地律師協會為公司管理者、企業員工、學校教職員工、政府執法人員開展專業培訓35000餘次，培訓人次超過63萬。律師和律師事務所捐助金額達到1928萬余元，律師協會捐助超過2475萬元。③律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協會還發起設立了常設性基金超過140個，資金額達到2627萬余元。④中國律師向社會貢獻的公益服務可折算的律師服務費金額達到56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近19億元人民幣。律師提供這些免費公益法律服務為廣大困難群體避免或挽回了數以億計的損失，更有價值的是保障了個案公平正義，及時化解了可能激化的矛盾，樹立了人們對法治的信心，這一價值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二、律師行業發展弊端因素分析：律師隊伍的青黃不接
雖然律師行業的律師隊不斷壯大，律師隊伍仍然面臨著人才緊缺的狀況，其表現形式是老年律師「廉頗老矣」，而青年律師在發展過程中面對各種誘惑，缺乏管束。其誘因有二，一是律師事務所對青年律師的管束有限，青年律師自律稍弱。有統計數據顯示，每個獨立執業的律師需要保證年收入在20萬元以上才能維持各種辦案開銷，而青年律師面對當今的浮躁與奢華，急功近利在所難免。二是律師事務所缺乏文化傳承，青年律師沒有歸屬感，趨向流動。就目前國內律師行業現狀而言，鮮有律所會將青年律師當作人力資源加以整合利用，青年律師的大部分作用往往只是用在充人頭、充數量上；亦因青年律師的獨立性強、流動性大，亦少有律所對青年律師願意投入成本進行管理培訓。形成一種律所對青年律師「缺愛」，青年律師亦對律所缺乏貢獻的尷尬局面。筆者認為要解決以上問題要做到「內外兼修」。先說對外，律師行業要樹立文化品牌，講究文化傳承，我國立法，自古有之，商鞅立法，中外聞名。文化傳承即為感情紐帶，這個紐帶可以促使青年律師不僅僅只把律師當作一個謀生的職業，還能讓青年律師對律師行業產生情感共鳴、歸屬感、熱愛度。後說對內，行業應通過微觀調控保障管理制度科學、健全，保證律師的穩定，適當限制律師的隨機流動性。
三、良性發展因素分析：新商機和宏觀調控
1.生產力轉型帶來的新商機
目前，國內乃至全球都在推廣生產力轉型。所謂生產力轉型就是將生產方式由原來的粗放型轉化為集約型。粗放型正如上個世紀的中國製造，不需要多麼高深技藝的，增加投資、擴大廠房、大量的普工手工作業就可以實現產量增加，收入提高。而集約型指的是在生產規模不變的基礎上，採用新技術、新工藝，改進機器設備、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來增加產量。在轉型的過程中，跟不上生產力發展腳步的，被淘汰了。這讓很多企業家、老闆都不看好轉型後的新環境，但是生產力轉型這一必然社會現象早已經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反復驗證。科技已經成為當今集約型生產方式的第一生產力。與科技大發展如影隨行的正是知識產權法律維權。知識產權已經滲透生活，到處都彰顯著律師行業的法律作用——知識產權維護。更重要的是，生產轉型帶來新的商機不僅僅局限在知識維權，生產轉型的社會大舞台上，舉國大小企業的改制整合，都需要律師行業的保駕護航。
2.宏觀調控的利好政策
雖然目前國內的城市之間的生產力水平有差距，但是從大的宏觀角度來看，國家的經濟還是極大的發展了，相較於20年前，行動電話、汽車都堪稱奢侈品的時代，國民生產力、購買力結結實實的提高了不止一個台階。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法律制度就會跟著健全。最明顯宏觀調控的體現就是現在全國都在大力建設的公共法律服務。就拿廣東省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建設的力度舉例來說，廣東省的公共法律服務可謂武裝到牙齒，從政府到村居，都配有自己的專業法律顧問團隊。2016年7月15日，廣省律協授予了經市律協推薦及省律協黨務理事會審議通過的廣東德疆律師事務所等5家律所「參與村（社區）法律顧問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這些鼓勵「將法律普及到村甚至是社區的務實措施」，極大促進了業內律師的熱情。法律服務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高大上，它通過宏觀的利好調控，走進了千家萬戶，走進了每一座村，每一條巷。這難道不是律師行業發展的大突破嗎？
四、律師行業發展未來走向：多元服務形式逼人亦喜人
目前，我國律師行業發展中雖存弊端，但是隨著國家生產形式的多元化發展，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再加上宏觀的利好調控，律師行業的走向一定是：與時俱進，專業創新，規范精緻，發展蓬勃。
參考文獻：
[1]《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03月31日第01版）
[2]《中國律師網-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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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中國法律工作者飽和了嗎

中國十三億人口十三萬律師，正好萬分之一，律師在中國還是稀缺資源，律師業有很大的生存發展空間。未來十到二十年是中國律師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萬分之一？可現在卻讓很多律師感覺市場飽和，這是為什麼呢？」「美國有150萬律師，只3億人口。沒有人說律師飽和了。這又是為什麼呢？」這確實是兩個很現實又很尖銳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的律師業飽和是一個假象；律師沒有事情做是特定時期的暫時現象。許多律師特別是青年律師沒有業務做，是有很多不正常的原因的。是中國還是「權力秩序型社會」而不是「法律秩序型社會」這一歷史階段造成的。如果粗略分析一下，我覺得大致有如下一些原因。
一是中國律師的根本性功能，由於政治環境的因素尚沒有真正發揮、真正為人們（包括官方）所認識。這從大量優秀律師退出刑辯、退出訴訟可以看出來。凡是成功的大牌中國律師，法庭上，特別是刑事法庭上，都已經見不到他們的身影。而人類設計律師制度的根本動因，是在公權力面前為弱勢被告設置一個懂法律的專業代言人，保護他、幫助他、防止出現公權力的專橫和失誤。刑辯的艱難、行政訴訟的艱難、律師干預重大社會事件的被非議和被限制，是中國律師基本功能受到矮化的例證。因此中國律師的「社會正義維護者」的功能特徵，被弱化了。律師成了「經濟動物」，最主要的一大塊業務沒有能夠得到發揮。
二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制環境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最有效的手段還不是法律。法律起不到真正的最高、最後評判者的作用。「強勢政府、弱勢法院」還是中國現階段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徵。而法院如果沒有權威，律師則基本上就是沒有用的。因為律師的功能只能通過公正、超脫、獨立、依法的司法審判體現出來。中國現階段的許多問題，如股市、樓市、匯市、投放、稅制，都是行政權在起作用。法制的穩定的標桿作用還沒有發揮。「權力人」取代了「法律人」的社會經濟調控功能，當下中國「公務員熱」遠遠超過「律師熱」。律師對中國宏觀經濟領域所起的作用，還只是做個文案、當個秘書的功能，即所謂的能夠賺大錢的「非訴律師」、「上市律師」、「項目律師」。司法的重大判決影響國家經濟運行的現象基本沒有。這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律師業功能的發揮。
三是中國社會依法辦事的意識還沒有完全形成。雖然全民普法已經20多年了，中國社會的法律信仰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百姓相信權力、相信上訪、相信哀求、相信清官的傳統中華法系觀念，還是根深蒂固的。中國社會權力實際上的無所不在，也在強化這種社會意識。百姓用一二年時間找法院訴訟解決不了的問題，總理一句話別人就會在第二天把錢送上門來。法院判了四五次已經定案的案件，一個領導的批示就能夠完全重新來過。這些現象使中國百姓有事不是去找律師解釋規則（法律），而是去找權力（一級一級找，直到找到他們認為能夠滿足自己訴求的「清官」）。在中國，不用說百姓家庭請律師是極難待見的，一些數億的大民企，合同談判中如果帶律師到場，就會被視為對對方的「不信任」、「找茬」。十三億中國人，至少有90%的人是希望這一輩子都不要同律師打交道的。這是我們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國民性的最大區別。這樣的環境必然會產生律師的「假性飽和」。
四是中國法律服務業的畸型消費問題。中國的十三萬律師，都集中在都市圈。北京一個市就有一萬八，上海、深圳、廣州加上其他的省級中心城市，集中了中國70%以上的律師，而且都是最優秀的律師。在中國廣袤的鄉村，八九億農民不知律師為何物，也請不起律師。「法律工作者」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還有其暫時的生命力，就是因為他們填補著這一塊空白。有的偏遠地區縣四五年考不出一個國家司法資格者。因此，中國的律師人均佔有數，目前而言還是不能把鄉村人口算上的。這些鄉村農民的吃飯需求、教育需求、醫療需求、住房需求，現在已經列入國家高層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但「法律需求」則還沒有列入視線。法律下鄉，本質上還限於作秀的層面。因為國家沒有準備這一塊錢，要自我謀生的律師都法律援助、長期免費服務也過於天真，百姓也還沒有到這種需求層次。由於中國律師的執業許可證是全國通用，律師往大城市集中、爭擠有限的發達地區、發達人群市場，就是必然的趨勢。這種現象加劇了市場需求不足、律師「飽和」假象。
第五，就是律師的自我「營銷」問題。中國的律師業究竟定位在「法律人」、「商人」、「中介服務者」、「政治參與者」、「自由職業者」、「企業經營者」，目前還莫衷一是。但有一點，中國律師的謀生特徵，已經是沒有一分國家投入，相反要向國家交很重的稅的自謀職業者。撇開所有的政治特徵、法律特徵不說，律師確實就有一個「營銷」問題。因為他要賺錢養活自己，在中國的現階段，光講政治、法治、道義責任，而一年做不到十萬元的律師，不可能被人視為一個成功的律師。這確實是一個矛盾。我們一方面鄙視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不講道德的律師，另一方面我們又在以金錢上的成敗論英雄。對於許多律師，特別是剛踏進律師這個行業的青年律師，不知道如何養成自己、宣傳自己、推銷自己，確實已經是一個大問題。我一直不大贊成用「律師營銷」這個詞，可能同我的「律師社會責任」情結有關，但我完全贊成對律師如何拓展自己的業務問題進行系列的研究和輔導。因為這確實是一門學問，不可能無師自通。對於青年律師而言，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柒』 法律事務專業就業前景

本專業畢業生主要面向司法部門、行政執法部門、法律服務部門和企事業單位法律事務部門，從事案件登記、文書送達、協助調查取證、法律文書起草、辦案記錄、案卷整理、登記與保管、司法保衛、基層法律服務、企事業法制化管理等工作。

就業崗位適用范圍為：公、檢、法等各級政法機關的執行員、書記員、法警、內勤、辦事員；政府各級各類行政執法機關的公務員；公證處、律師事務所、仲裁機構、法律服務所的法律助理、法律工作者、接待員；公司、企事業單位的法律事務工作、經理助理、辦事員、文員等。

專業簡介

法律事務專業培養系統掌握法學知識，熟悉我國法律和黨的相關政策，能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特別是能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仲裁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該專業主要研究法學、秘書學、管理學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具備法律服務、司法文秘、司法行政輔助管理等工作能力。法律事務可以說是司法助理、法律文秘兩個專業的總和，三個專業交叉內容比較多。

學生主要學習法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法學思維和法律實務的基本訓練，具有運用法學理論和方法分析問題和運用法律管理事務與決問題的基本能力。

『捌』 廣東法納川穹律師事務所所走的刑事專業化路線是否是法律行業未來發展的趨勢。

目前法律服務行業的發展呈現兩大趨勢：

第一，專業化趨勢。經過近20年的發展，律師行業目前的現狀仍然是單打獨斗、個體為王。但是隨著社會分工的繼續細致化、專業化，法律服務領域勢必也要向專業化、品牌化方向轉換。
我們法納川穹律師事務所專做刑事訴訟，也是順應了整個律師服務領域發展的趨勢。相信未來有更多的專業律所涌現。
第二，智能化趨勢。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人工智慧技術的不斷提升，法律服務行業也開始了服務智能化的變革。
我們目前擁有了廣州首個刑事法律機器人。除了我們，還有北京家理、雲南律品、法狗狗、iCourt的阿爾法都在探索法律智能服務領域。相信未來這些智能機器人將在法律服務領域發揮巨大作用。

『玖』 法律服務市場

按照法律服務市場客戶的主體特徵，中小城市法律服務市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傳統市場、中端市場、高端市場。
一、傳統市場
所謂傳統市場，相對中端、高端市場而言，也可稱之為低端市場，主要是指法律服務的層次較低，絕對量較大，但是標的額不高，所需要的法律服務技巧並不復雜，只要考取律師資格或法律職業資格，或者乾脆從事過法律工作的人，甚至是經歷過幾次訴訟的人，就可以從事的法律服務工作。這屬於傳統的法律服務項目。此類服務的特點是：
（一）主流業務的依附性
這類服務更加依賴於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主要是與民事刑事案件有關的訴訟代理、辯護等業務。為什麼在法院門口有那麼多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室和法律服務所的辦公室？究其原因，關鍵在於在法院門口可以比較方便的接到低端市場的業務。當然，這也給法律服務的接受者提供了方便，去法院辦事時，順便換個門就可以到律師或法律服務所辦公室了解一下自己的案件怎麼處理，不同的人可以出一個什麼樣的價格。曾經有一個需要法律服務的客戶，到這個律師事務所這里，咨詢了一下，問了一下價格，有人告訴他說要1000元，而到了另一個辦公室有人告訴他應當收費1500元。兩相比較，覺得他們提供的咨詢意見都差不多。然後又到了第三家辦公室，經咨詢後，先是開價1200元，經過討價還價，最後確定800元成交。
（二）服務需求的隨機性及被動性
其產生法律服務需求主要是基於無奈。比如，鄰里之間因為宅基地、排水等相鄰關系而產生的糾紛，輕傷害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數額不大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清晰的債務案件，等等。對這部分市場的客戶來說，臨時抱佛腳的成分比較大。往往是後院起火了，要到法院起訴了，或者法院傳票來了，自己的親屬被拘留了，或者自己被別人打成輕傷或輕微傷了，而自己對法律或訴訟知識一點不懂，只好到法律服務市場逛一逛，了解一下行情，了解一下誰能為其提供服務。這些客戶往往拿著同樣的材料，先從這個律師事務所咨詢，再到另一個律師事務所了解，還有各種各樣的服務所、免費咨詢所等等。
（三）服務需求的暫時性
在這個層次的法律服務市場中，客戶的需求往往是一次性的，打過官司後，生活恢復正常以後，一般也就不需要律師了。所以在這個層次的市場，很難有長遠的忠誠的客戶。
經常有律師說，現在法律服務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了。細細分析就會發現，競爭激烈的法律服務市場主要是指這個層次來說的。
（四）服務需求的基礎性和服務主體的多樣性
在此層次中，對提供服務人員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實習律師、實習完畢剛剛拿到執業證的律師，往往是這個層次中提供法律服務的主體。當然，也存在不少非律師執業人員。主要有：①已考取律師資格，但沒有申領律師執業證的人員；②公檢法系統退休但無律師執業證的人員；③法院清退的部分臨時人員；④按規定只能為本企業提供法律服務的企業法律顧問；⑤企業、市場的保衛幹部；⑥其他無證非法從事有償法律服務的人員。
（五）市場競爭的無序性
在此層次中，律師之間、律師與非律師之間的不正當競爭現象嚴重。因為該層次法律服務的成本相對較低，且存在諸多法律服務主體，既存在肆意漫天要價現象，又存在胡亂壓價的不正當競爭，既損害了客戶的合法權益，又損害了法律服務市場的合法有序。
客戶在發生法律問題時，往往要對不同的服務機構進行分析比較。了解了以後，他們就可以壓低價格，挑選服務人員。還有的甚至在弄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了解了法律規定之後，決定不請律師了，Do it yourself！當然也有更聰明的，在經過一個案件，明白了在這個低端市場中訴訟是怎麼回事之後，乾脆就在法院周圍轉來轉去，先是給來打官司的人搭訕，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然後告訴需要法律服務的人某某法官是他的熟人，他可以擺平這個案件。一來二去，他倒是久病成醫，搖身一變，也成了「獨立代理人」了。
二、中端市場
第二個服務市場是中端市場。這一市場主要是針對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著大量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它們所形成的法律服務市場與其他類型法律服務市場相比，有其明顯的區別。
根據統計，我國中小企業已超過800萬家，占我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以筆者所在的地區為例，本市是全國第三大小商品批發市場，專業批發市場有45個，每個企業平均擁有攤位3000餘個，平均擁有有限責任公司200餘家，這簡直是一個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汪洋大海。從生產領域看，僅蘭山區一個義堂鎮，從事裝飾用膠合板生產的小型企業就達4600餘家。
雖然這些企業規模並不很大，但其內部法律事務並不因其規模小而減少。相反，「中小企業也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特別是與大企業相比，在獲得資金、技術、人才和信息、包括中介服務等方面遇到的困難更大，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 恰恰由於這些企業的困難，導致這些企業在發展中更容易產生這樣那樣的問題，更應該得到更多的法律服務，成為最需要法律服務的一個階層。
但實際上，市場主體的多樣化，並沒有帶來律師業務的大發展，市場經濟的繁榮，並沒有帶來律師服務市場的繁榮。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從接受法律服務的市場主體方面看，普遍存在對法律服務的茫然。
我國的市場經濟尚處於無序狀態，我國的法治體系尚不完備，市場經濟離成熟的法治化環境還有一段距離。在全社會對法治的作用還處於努力理解、力求推進的狀態下，一般市場經濟主體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存在相當程度的茫然性。中小企業的管理層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法律服務的必要性，但看不到這種服務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內在聯系，找不到服務與需求之間的結合點。在一般經營者的心目中，知道律師的服務很重要，但是具體到自己的公司企業，究竟何處需要法律服務又不甚了解。人們還只是從表面上承認法律服務的作用，但並不了解如何去實現這種作用，有時候甚至還認為律師的意見會束縛手腳而持排斥、規避態度，直至鑄成大錯後才追悔莫及。這種茫然也往往使提供服務的律師陷入被動地位。這也是此類法律服務市場不成熟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
在這種狀態下，律師的任務顯得任重而道遠。一方面，律師肩負著為廣大中小企業解決法律困惑，處理經營中發生的種種問題。另一方面，律師還肩負著喚醒、開發、引導中小企業法律意識的重任。在律師們看來，這種任務所帶來的可能是出力不討好：一方面律師們為中小企業缺乏律師指導而憂心忡忡，另一方面卻又背著律師屬於高收費、高報酬的黑鍋。
其次，從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來看，存在被動應付的消極性法律服務的狀態。
我國社會公眾的法律意識相對淡漠和對法律服務方式缺乏了解的現狀，導致人們尋求法律服務時往往處於一種消極求助的被動狀態。也就是，人們只知道滅火，而不知道預防。形成這種局面的具體原因大概有四個方面：一是人們還看不到法律問題與社會生活聯系的普遍性，因此只有當問題暴露時才開始尋求法律服務，這種現象在各種經營活動中反映尤其明顯。二是人們尚未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維方式，往往習慣於用行政手段和利用人際關系代替法律手段，受到挫折後再回過頭來轉向法律途徑。三是人們往往把復雜的法律問題簡單化，認識不到專業化法律服務的必要性。自以為經過普法後一般的法律問題也可以自行解決。四是由於人們對法律服務的內容與方式缺乏了解，往往把訴訟方式當成解決法律問題的唯一手段而不是最後手段，因而嚴重地忽視了非訴訟法律服務的重要性。而正是由於非訴訟法律服務的嚴重缺失，致使一系列本可以防範的法律問題不得已被推向了訴訟階段，從而又不得已被動地求助於法律服務。
這樣做的後果是，一方面如汪洋大海般的中小企業在遇到法律問題時，並不知道這屬於法律問題，應當由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另一方面很多律師在抱怨社會公眾的法律意識不強，沒有給律師服務提供充足的天地。如何實現法律服務需求的意識覺醒，如何加強律師宣傳自己法律服務價值的自覺性與系統性，以實現法律服務需求與法律服務的對接，是所有律師，尤其是中小城市執業律師急需考慮的首要課題。
在這個市場中，單兵作戰已顯得十分單薄，團隊的合作成為提供滿意服務的保障。既保持律師事務所的靈活，又開發與滿足中小企業的法律服務需求，成為中小城市律師服務業的當務之急。
三、高端市場
第三個法律服務市場是高端市場，這個市場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一些規模比較大的集團企業、股份公司。其特點是：
（一）法律服務需求的必然性
在這個層次的市場上，市場主體的法律服務需求不但是一種自覺，同時還具有一種必然性。眾多的集團企業、股份企業，在其組成過程中，從報批、籌建，到規范運作，各個部門、各個機關都在給這個層次上的企業灌輸一種觀念：你的企業、你的發展，一定離不開法律，離不開律師，律師對你的企業的壯大與輝煌不可或缺。尤為重要的是，在企業改制、股票發行上市過程中，都有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把律師法律意見書作為上報審批的必備材料，把律師對董事會等會議的見證作為信息批露的必經程序。這也就使得任何一個改制企業、上市企業在其資產運營、企業運轉等方面離不開專業的律師服務。
（二）法律服務需求的綜合性
在這個市場上，市場經濟主體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即服務者必須具有在訴訟與非訴訟的各個領域提供全方位服務的綜合能力。這種綜合服務能力應當體現在兩個不同階段：一是在企業運營過程中提供綜合的服務，即通過全方位的論證、咨詢、參謀、分析、判斷、把關，幫助企業防患於未然，消除隱患；二是在事後救濟中能夠全面迅速地應對各種法律問題。
（三）中小城市律師事務所一般無緣高端市場律師業務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服務意識的片面的高度覺醒，以及對法律服務質量的高要求，反倒不利於中小城市律師法律服務。在意識到法律服務的重要性，而自己的重大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懸於律師意見一線的時候，我們的企業家們突然意識到：原來法律這么重要，原來律師對我的事業膨脹有這么大的作用，我一定不惜代價，聘請最好的律師，讓他們為我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務。在這時候，對中小城市的律師們來說，並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因為對其利益的重大影響，大型企業在請律師的問題上又有著各種各樣的考慮，本地的律師，他們又開始信不過了。於是，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目的只有一個，請一個全國最好的律師。
結果就是，在一個中小城市，請來的是北京、上海等某某大所的知名律師。盡管他們可能資深閱廣，能力超群，而且不乏做過成功案例。但由於路途遙遠不說，他們對當地資源的認識，對當地法制環境的感知，對本地各種人脈資源的拓展和利用，均顯得並不十分得心應手，而律師服務費反倒多出當地的五倍、十倍甚至幾十倍，再加上由於市場環境的不成熟而出現的違規操作與法律隱患、由於法治環境的不完善形成的法律約束與保護的相對缺失、由於法律服務的缺乏與滯後，使得諸多法律隱患難以消除一並爆發，而形成滅頂之災。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對律師的普遍抱怨。對外地大律師的抱怨，逐漸又強化為對本地律師的不屑一顧：連大城市的律師服務都有這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中小城市的律師能怎麼樣？而事實上，在股票發行、公司上市、國有企業出售等領域，中小城市律師事務所也培養了大量的合格的人才。不考慮業務特點、服務水平，不考慮從事服務的便利與快捷，不考慮對當地人文、法制環境的感知與認識，一味地追求大城市的律師事務所提供法律服務，並不是一種成熟、理智的市場行為。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服務市場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律師法律服務在中小城市呈現一個多元化的趨勢。
在低端市場，人數少、規模小的律師事務所，致力於低端法律服務市場的法律服務，成本較低，所需知識與技巧並不苛刻，服務對象的法律服務需求也並不復雜，反倒更容易滿足市場的法律需要。比如為一個輕傷的自訴案件，標的額一般不會超過十萬元或五萬元，請一位收費低廉、認真負責的律師，倒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這時，如果要求律師事務所的專業化、規模化，無疑會增加客戶的成本。在低端市場永遠不會消失的判斷下，發展低端市場的服務主體，完善操作規程，指導律師們對客戶事務的理解與從容，反倒顯得比一味要求發展成規模所、大所要更能提高律師提供服務的水平，更能刺激客戶對法律服務的信任與依賴。
在中端市場，採取適當措施，提高律師的專業化水平、綜合性能力，提高自身素質，增加律師法律服務的附加值，盡可能全面、系統的滿足中小企業的法律服務需求。同時，增強律師之間的合作，開發、喚醒市場主體的法律意識，讓廣大的中小企業的經營者管理者認識到，律師是「完成法律事務的助手，是解決法律問題的專家」。在每一艘中小企業的航船上，都飄揚著律師法律服務的旗幟，在每一個中小企業的管理活動中，都活躍著律師的身影，是我們永遠的追求目標。
在高端市場，我們仍然要高舉律師事務所規模化、專業化的大旗，通過政府的重視與推介，使中小城市律師事務所提供高層次的法律服務成為可能；或者通過中小城市律師事務所與大城市律師事務所的聯合與合作，運用自己各自的優勢，為客戶提供盡可能完善、周到的法律服務。
那麼在這樣的理念指引下，最終形成的市場狀況是：大所、小所、中等所各盡其責，各得其利，把市場經濟的各個層次主體的需求，均予以開發與滿足，整個法律服務市場呈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和諧局面。倘如此，則律師幸甚，社會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