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歡律師團
1. 於歡刺殺辱母者時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2016年4月14日，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10多人的催債隊伍多次騷擾蘇銀霞的工廠，辱罵、毆打蘇銀霞。案發前一天，吳學佔在蘇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其還錢。當日下午，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但並沒有得到幫助 。
催債的手段升級，蘇銀霞和兒子於歡，連同一名職工，被帶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債人員圍堵並控制了他們三人。其間，催債人員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話語辱罵蘇銀霞，並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他母親嘴上，甚至故意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
催債人員杜志浩甚至脫下褲子，露出下體，侮辱蘇銀霞，令於歡瀕臨崩潰。外面路過的工人看到這一幕，讓於歡的姑媽於秀榮報警。
警察接警後到接待室，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看到警察要離開，報警的於秀榮拉住一名女警，並試圖攔住警車。「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一條。」於秀榮在後來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被催債人員控制的於歡看到警察要走，情緒崩潰，站起來試圖沖到屋外喚回警察，被催債人員攔住。混亂中，於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時就醫導致失血性休剋死亡，另兩人重傷，一人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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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的觀點看，於歡刺殺催債人的確觸犯了法律。畢竟在現代社會，用暴力剝奪他人生命屬於政治不正確的行為。然而，於歡這種「政治不正確」，卻被社會大眾高度認同。因為在大眾潛意識里，除了「政治正確」，還有一種「自然正確」。
從本質上而言，於歡的行為屬於血親復仇。自原始社會以來，人類以血緣為紐帶形成一個又一個的氏族。對於所有氏族成員來說，他們彼此之間不僅是共同生活、戰斗的夥伴，同時也是血脈相連的親人。
所以某一氏族成員受外敵侵害時，其他氏族成員都有義務為他復仇。所以從原始時期起，為血親復仇便成了一種天然的「正確」，並且這種「正確」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進入文明社會後，雖然國家機器初具雛形，法律剛剛被建立，然而血親復仇在某種程度上仍被國家和社會所默許。在極為重視家庭倫理的中國，血親復仇更是被高度認同。
子夏曾問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簡單翻譯過來就是，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必須要和仇人干到底。
在這種復仇精神的感召下，使得中國血親復仇的案例數不勝數。對於這些復仇者的行為，中國人大多持贊賞的態度。
西方法律體系逐漸取代中華傳統法律。失去了宗法體制、儒家思想保護的血親復仇，從此時起才真正變得「政治上不正確」。但即便如此，作為「自然正確」的血親復仇卻仍然保持有強大的慣性，並且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2. 於歡案發布新的審判結果。如果你是於歡，案件發生時你會怎麼做呢
3月25日，南方周末的一篇報道《刺死辱母者》，刷爆了整個輿論場。
截至目前，微博話題#刺死辱母者#閱讀量已超過6億。
除了官方的及時回應之外，兩天之內，各大媒體也表現出了應有的風范。以澎湃新聞、人民日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為首的媒體，反應迅速、追蹤及時，短時間內拿出角度各異的采訪、報道、評論，集體發聲。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事實信息較為模糊，各家新聞媒體紛紛展開實地采訪，補充了最初報道中未呈現的大量信息。
與自媒體的評論文章相比，各大媒體的評論更顯理性，無論是對「於歡是否無罪」的探討，還是「情理與法律孰輕孰重」的深思，都帶著這個時代堅韌的印記。
一樁舊事，一篇長文，轟動了整個中國。
辱母，殺人，正義……這些標簽成為了社會化情緒的聚焦點，放大了輿論的影響烈度。究其根源，還是在於公眾對潛在風險的恐慌擔憂，對公權力和程序正義現狀的極度失望。
在「刺死辱母者」這起案件中，我們既要看到一些記者深刻的調查能力，也要看到社會化情緒在輿論的裹挾之下如何變異。
在我們把「輿論」當做一種伸張正義的力量時，也要保證其理性和規范，別讓你的發聲裹挾著過多的社會化情緒。一件議程的處理，還是需要社會理性共識的凝聚。
3. 「聊城於歡案」案件經過是怎樣的
2016年4月13日，吳學佔在蘇銀霞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其還錢。當日下午，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但並沒有得到幫助。2016年4月14日，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10多人催債隊伍多次騷擾女企業家蘇銀霞的工廠，辱罵、毆打蘇銀霞。蘇銀霞的兒子於歡目睹其母受辱，從工廠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時就醫導致失血性休剋死亡，另外兩人重傷，一人輕傷。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原告人杜洪章、許喜靈、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於歡不服一審判決，分別提出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7年3月24日立案受理。
2017年5月27日，該案二審公開開庭審理。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採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報庭審相關信息。2017年6月23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於歡屬防衛過當，構成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有期徒刑5年。
2018年1月6日，於歡故意傷害案入選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2018年1月18日，於歡案二審主審法官、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吳靖在北京表示，通過二審開庭審理，最大限度地還原整個案件的事實情節，並在此基礎上通盤考慮天理、國法、人情，最終依法作出裁判。 2月1日，案件入選「2017年推動法治進程十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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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辱母殺人案」當事人於歡減刑出獄
11月18日上午11時多，26歲的山東「辱母殺人案」當事人於歡獲減刑提前出獄。
這個消息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於歡家人打電話告訴我，他昨天通過減刑出獄了，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也很突然。」於歡案的代理律師殷清利稱。
但他有過預感。前幾天，監獄部門給於歡母親打電話，說讓給於歡准備幾件衣服。「一般來說，監獄是不允許（服刑人員）穿自己的衣服的，（所以）我當時就想可能減刑要下來。」殷清利告訴記者。
「回來的第一件事，我擁抱了我的母親」。於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媽媽之前也會見過我，但這次終於摸到了媽媽，那種真實感特別強烈。」
4. 於歡案會不會被寫入中國歷史
山東於歡案二審今日（2017年5月27日）開庭審理。
於歡案在輿論傳播有一個更為大眾熟知的名字——山東「辱母案」。2016年4月14日，山東源大工貿負責人蘇銀霞及其子於歡，被11名催債人限制，並受到侮辱，於歡刺死1人，一審被判無期。今年3月末，這個本來歸於沉寂的案子被南周報道《刺死辱母者》重新剝繭抽絲：「母親」蘇銀霞被催債人侮辱的細節曝光、兒子於歡激憤護母的隱藏性情節呈現、報警這一正常救濟手段失效的事實浮出水面，「刺死辱母者」的悲情瞬間引發了千萬網民的共情。
和之前備受矚目的呼格案與聶樹斌案相比，山東於歡案性質不同，且屬於正在正常走司法程序的案件，但其在社會功能上卻有諸多相似。此次二審之前，此案已經引發了包括法學學者、律師、媒體人在內的多個層級的社會討論，延伸出包括正當防衛認定、法律與倫理關系、民營企業生存等多個子命題，並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公眾自發形成的「陪審團」。某種意義上講，對於此案該如何判決的部分共識已經在法庭之外形成，而此次二審亦是在司法層面完成對輿論議題的討論。
在面向歷史的向度上，於歡案二審要回答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解決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的落差。於歡一審被判無期而引起滔滔民意，源於刺死辱母者在倫理情境中的合理性與所謂法律專業主義的思路的沖突，源於樸素倫理與判決對「何為正義的」產生了不同敘述。這樣大規模的輿論反彈是一種提醒：法律的誕生，就是對自然正義和人類價值的系統化和制度化；法治的推進，不是紙上規則的落地，而是自然正義和價值訴求落地。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和矯正，使司法正義符合人類自然法的初衷，這種法治動態應由於歡案這類案例呈現。
於歡案二審另一個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合理吸納民意以保持司法的公正向度。如前所述，在由微博、微信、公眾號、論壇等組成的網路輿論空間里，公眾正在不自覺中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陪審團。在現實司法不提供此類渠道的情況下，幾乎每一個帶有深刻社會意義的案件，都要在這個虛擬的輿論場里進行討論、研判甚至復議。除於歡案之外，唐慧勞教案、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都曾經過了漫長的、持續的輿論陪審，並事實上提供了一個司法系統自我糾錯所需要的外力支撐。這個力量，不能被諸如「輿論不能幹預司法」等抽象的說辭否定和遮蔽，而應被納入中國司法實踐的獨特背景下充分考量。
法律內含著對人類文明的宏大設計，但其社會功用及效應最終因個案而形成，因對個體人尊嚴、權利、情感的確認而呈現。也可以說，每一個個案的公正就是法律的權威本身，而於歡案二審的結果、刺死辱母者的人的最終命運，將在時間帶走絕大部分宣傳性文字之後，成為觀察我們這個年代法治歷史的入口。法治史由案例寫成，試看於歡案以何種方式被寫入歷史。
5. 於歡雖然出獄，於歡家鄉的法制進步了嗎
於歡能夠出獄，已經是法制的進步了，說明更多人的權益得到了保障。事情發生在四年前，母親是當地一位企業家因為向他人借款，導致被暴力催債，催債過程中，因為不堪母親遭受毆打，當時22歲的兒子於歡拿刀刺向了毆打母親的催債人，第二年被法院宣判為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但隨即引發輿論熱烈關注，次年山東最高法院做出改判，認為於歡持刀事件，為防衛過當，最終判刑了五年。有網友評價道，這一判決彰顯了法制的進步，也贏得了一片的贊許。
這些年以來，由於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向社會的民間貸款公司借貸，導致各種暴力催債事件頻發，對借債人的權益也很難得到保護，不少人深陷高利貸之中，既不能還錢，又不能避免被其騷擾，最後就一直痛苦的忍受著。而於歡的案件，也讓人看到這種暴力催收，是不會得到法律保護的。
6. 於歡出獄祭拜爺爺奶奶，當時轟動一時的案件，具體有何細節
曾經轟動一時的山東“於歡案”主角於歡經過減刑提前出獄，出獄之後他祭拜了他逝去的爺爺奶奶。這起案件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力，已經進入了當年最高法最高檢的十大案件當中。
的確，在那麼一個狀態下，被11個人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且遭受到了侮辱和毆打，不管是在精神上還是身體上他都遭受到了打擊。這種打擊激起了於歡的憤怒，他才失手將人殺死。但是他並沒有主觀傷人的惡意，所以對於歡判處防衛過當罪應該是恰當的。現在於歡已經經過減刑提前出獄，那麼我們也希望於歡能夠更好地融入社會更好的工作。遇到事情的時候一定要遵守法律的規定。同時也給其他的一些黑惡勢力打敲響了警鍾。不要隨便欺負別人。
7. 你對山東聊城於歡事件怎麼看，有沒有不服的，來說說
於歡應該無罪釋放，法院稱於歡當時的人身自由雖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這一理由難以說服人。
所謂防衛的緊迫性，法律用語為「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理論上稱「防衛正當時」，因為這時才存在實施防衛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開始或者已經結束而進行所謂的防衛，就成立「事先防衛」和「事後防衛」，屬於「於防衛不適時」，不具有正當性。
而本案中，法院既然認定於歡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違法犯罪行為，該行為是典型的持續犯，從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開始到解除這種限制為止，整個期間都屬於「不法侵害正在進行」。
難道對這種正在實施的違法犯罪不能採取防衛措施與其斗爭，而只能束手就擒？那種認為只有生命健康權受到緊迫威脅才能進行防衛的說法，混淆了一般正當防衛和特殊防衛的概念，不當縮小了一般正當防衛的范圍。
特殊防衛，是指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即「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該條規定在理論上又稱無過當防衛，意思是防衛措施再重，哪怕導致防衛對象死亡也不為過。本案中被告人於歡當時確實未面臨「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而他不能採取「無過當防衛」的措施，否則要承擔防衛過當的責任。因此，於歡的辯護律師認為於歡的行為成立防衛過當，理由是成立的；而法院不支持的理由難以服人，不法侵害人是否使用工具侵害，法律更沒有作為限制防衛的條件。
尤其是本案中的被害人還採取極端手段嚴重侮辱被告人母親，肆意挑釁被告人於歡的心理承受極限，而報警之公力救濟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親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狀況，防衛的正當性就更不存問題（只是致人重傷死亡過當了）。
期待山東高級法院二審作出更好、更符合國情和實際的判決。
8. 「辱母殺人」案件的細節是什麼
事情很簡單：2016年4月14日，一位22歲的男子於歡，在母親蘇銀霞和自己被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侮辱後，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傷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債人的領頭者。除了辱罵，他還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蘇銀霞的臉上。他還脫下褲子，當著於歡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蘇銀霞臉上蹭……
路過的工人看到了這一幕，選擇報警，警察來到後說「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隨即離開。看到警察離開，情緒激動的於歡站起來往外沖，被杜志浩等人攔下。暴力上演，一死三傷。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輿論
輿論的嘩然，估計是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想到的。
「雖然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說這些話不合適，但是我還是想說：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餘辜，他已經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說於歡為民除害也不為過！法官在判案時，除了堅持法律之外，也應當注意防止判決與大多數人心中的底線正義相違背。本案中的母子實在令人同情，法律不應如此冰冷！」
寫下這話的，是某大學法學院一位教授。他的觀點，代表了網上的眾多輿論。
不少人看完新聞後的第一反應，也是「只能去殺人」。相比這種無奈的表達，一名網民在讀完新聞後，寫下了這樣的文章——《當他的雞雞蹭到你母親臉上時，你會不會怒起殺凶？》。
這是一種很容易想像的同理心，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子，在被催債人員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親被極端方式猥褻侮辱，而警方又沒有干預制止就離開時，是什麼樣的心情？如果你身處其中，手頭碰巧有把水果刀，你會怎麼做？
群情激昂的背後，透露的不止是對於歡個人生死的掛懷，也是大眾情緒的一種焦慮和不安。因為沒有公權力的保護，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遭遇於歡一樣的屈辱。
「我想過，如果我是於歡，當法律不能保護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極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況下，我會如同他一樣，甚至會更堅決，捅死那些狗日的，絕不寬恕。」一名網友寫下了這樣直白的話，並得到了數以萬計的點贊。
法院的判決，更是觸怒了網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頭對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來的，沒有母親……」更多人則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讓人民感到安全，那麼這法律就是用來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傷害，還是正當防衛，是本案最大的法律爭議。
法院認為，於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鑒於被害人存在過錯，且於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為何不認定正當防衛，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於歡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是法律上的專門表達，理論上稱「防衛正當時」，通俗解釋就是「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因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時，才存在實施防衛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開始或者已經結束而進行所謂的防衛，就成立「事先防衛」和「事後防衛」，屬於「於防衛不適時」，不具有正當性。
面對法院的判決，有學者發現了一個吊詭的細節，法院既然認定於歡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違法犯罪行為，該行為是典型的持續犯，從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開始到解除這種限制為止，整個期間都屬於「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這相當於承認了正當防衛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某種程度上也屬情理之中。一方面，於歡的行為造成了一死三傷，存在法律上認定的社會危害性，且影響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為，沒有造成於歡和蘇銀霞的人身危險，即沒有「防衛的緊迫性」。
不過，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服眾。
在大眾的認知中，這種不法傷害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們限制了於歡和母親的人身自由，辱罵，抽耳光，向他們播放黃色錄像，用男性生殖器當著兒子的肆意凌辱母親。這不但是對生命健康權的剝奪，更是對人格尊嚴的挑釁。
於是，民眾支持於歡拿起水果刀，特別是在警察介入無果後……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閃而過，看似微不足道，卻成為重要轉折點，成為壓死於歡的「最後一根稻草」。
監控顯示，22時13分，一輛警車抵達非法拘禁現場——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民警下車進入辦公樓。
多名現場人員證實，民警進入接待室後，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
4分鍾後，部分人員送民警走出辦公樓，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於歡的姑姑於秀榮拉住一名女警，並試圖攔住警車。她回憶說，「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一條。我站在車前說，他娘倆要死了咋辦，你們要走就把我軋死。」
對此，警方給的說法是，他們是詢問情況後到院內進一步了解情況。（但未解釋，為何屋裡關著人，他們要先到院里了解情況）
無論如何，警察的出現，並沒有解除於歡母子被有黑社會性質的催債團伙非法拘禁的事實。實際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縱的嫌疑，這也成為輿論和專家認定警方不作為的重要依據。
警察的毫無作為，讓杜志浩們看上去肆無忌憚，原來連警察也奈何不了他們。或許，正是這個草率至極的處置行為，讓於歡陷入絕望，也更加氣憤。
案件顯示，於歡殺人的時機，恰恰是在經受了母親的奇恥大辱、警察丟下一句話離開之後的幾分鍾內。無疑，警察的過錯，或者警察的過失，成為了殺人導火線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討債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違法的，警察不聞不問，也就是瀆職，檢察院應當立即立案。
上訴
於歡已提出上訴。其上訴代理人、律師殷清利表示，已經在2月24日，趕在上訴期的最後一天提起上訴。
上訴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團伙令人發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後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於歡的被迫還擊至少屬於防衛過當。同時，於歡聽從民警要求交出刀具並歸案、在訊問中如實供述等行為，應當認定為自首。
代理律師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贊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實是成立的，一審法院已經確認。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執法方式，並沒有達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於歡及其母親的人身危險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尋求救濟無望的被告人情緒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為」的正當防衛要求，只不過「超過必要限度」。
實際上，一審判決的確有值得商榷之處。蘇銀霞被催債，是因為陷入了高利貸陷阱。她向杜志浩的僱傭者吳學占借款1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還款184萬元，並將一套140平米價值70萬的房子抵債，最後17萬欠款，實在還不起了。從法律上來說，10%的月息已超出國家規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吳學占從蘇銀霞手裡獲取的絕大部分本息，屬於嚴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國傳統的情理社會，精神侮辱帶來的「防衛的緊迫性」，其實不亞於生命健康權。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徑是突破人倫底線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質之惡劣，超出絕大多數人的想像，嚴重挑戰了公眾的道德認知。畢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母親。
再次，長期以來大眾對警方表現的失望，一並裹挾到了本案中。當於歡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時，他們內心是期待警方幫助他們脫困的，哪怕是暫時的。但是，警察既沒有帶走杜志浩們調查，又沒有將於歡母子解困，其處置缺陷和實際後果，與於歡殺人間是否構成因果聯系，一審法院選擇性地忽略了。
最後，就「正當防衛」的立法精神來看，目的是要鼓勵公民採取必要措施與不法侵害作斗爭，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從而彌補公力救濟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實踐中，將「防衛的緊迫性」標準定義過高的話，很容易消解公民對抗違法行為的勇氣，這與正當防衛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
更何況，這是一個自我的防衛，也是一個為母親的防衛。
安提戈捏說，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
未來
二審怎麼判？我們不便揣測。
因為，審判獨立的原則，無論如何都值得尊重。
一種觀點認為，在民意洶涌的輿論壓力下，二審極有可能改判。說不定，此刻相關法院就在加班加點，研究案件事實與法律適用。
我們不贊同輿論干預司法。但是當刑事個案生成為社會公共事件時，它所帶來的討論，無疑具有啟發民智的意義，甚至關乎我們對法治未來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一天里，有關於歡刺殺辱母者的上億條評論，是國人對法治高度關切的一個生動注腳。
面對22歲的於歡，以及本案中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可能存在的落差，我們只想說，司法，不僅關乎紙面規則的落地，還關乎規則背後的價值訴求，更關乎人心所向，倫理人情。
否則，於歡承擔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帶來的羞辱。蔡斐/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法學博士
山東辱母案事發細節
「於歡媽媽被那些人侮辱時，我看到了。他刺殺那些人，我沒看見。因為我當時正在門口阻攔正准備離開的警察……」3月25日，在接受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電話采訪時，於歡的姑媽於秀榮說。
於歡，山東聊城人，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山東聊城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從該案一審判決書中看到，於歡持刀故意傷害四人，致一人送醫不治死亡，兩人重傷，一人輕傷。受害的四位系向其母親討債的人。這四人在討債過程中，存在侮辱、打罵其母親和於歡本人的行為。
該案經南方周末報道後，立即引發公眾對聊城中院一審判決的討論。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注意到，其中最大爭點系「於歡行為是否屬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姑媽回憶
目睹侮辱媽媽 於歡「拳頭一直攥得緊緊的」
2016年4月14日，於歡母親蘇銀霞公司內。催款人趙榮榮又一次來催款。那麼，那天到底發生過什麼？
2017年3月25日，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對話於歡姑媽於秀榮。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你看到過於歡媽媽被侮辱那一幕嗎？
於秀榮：我清楚，我就在窗外，他們在屋裡頭，在接待室。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你看到了什麼啊？
於秀榮：我一直和於歡、於歡的媽媽在公司，是他們在放黃色錄像，還隔著窗戶喊還錢呢，還不來錢去賣去，賣一次一百塊錢，只喊蘇銀霞還錢，好象有一個叫趙溶溶（音）的女的。下午吃了晚飯以後，另一個證人曾二小（音），在接待室侮辱他媽媽，他一會兒脫褲子、弄他的生殖器，我在窗外看著的，因為他們不讓進去，一個人老是攔著不讓我進。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於歡看到自己媽媽被侮辱是怎麼樣一種表情？
於秀榮：當然是氣忿了，老攥著拳，但是他也不能反抗，他媽媽都坐著，那邊的人是站著，他就在沙發上坐著呢。
他兩個是西邊沙發坐一個，東邊沙發坐一個，有個人直接就脫了褲子，對著他媽媽。這個時候，有人往外跑，告訴我老公抓緊去報案、打110，這一次跟往前的不一樣。我老公打110，我打110，打不出去，我老公就急著跑，跑了50米以外打出去的。屋裡的人聽說打110了，他就問我不是一直在窗外看著嗎，他就問是你打的110嗎？我說不是，他伸手就把我的手機奪過去了。看了看手機不是我打的，因為我打沒打出去，不是我打的 他把我手機摔了，把我踹了一腳。
於秀榮：警察來了他們就直接進接待室了。進了接待室我一看警察來了，我以為和往前一樣說說，他們就不再鬧了，我和我老公就回去了，就出去了。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於歡最後的行為你看到了嗎？
於秀榮：就是這個時間我沒看到，但是我跟110在交涉呢。就是我老公打了110以後，110進屋了我們就回來了，我沒想到出事，我見110要回去了，我就攔了110的車，我就在110的前頭截住他的車，我說你們不能走，你們走就把我壓死吧，如果你們走了十幾個人就侮辱她兩個，她兩個要是出了人命怎麼辦？
就這個時候我抓一個110的女的一下，她把胳膊甩了我，別告訴我，告訴我干什麼你，說了我一頓。然後有一個司機已經上了車了，下面這一個人就說下來吧，去看看去。我和他們110一塊兒進大廳。走到大廳台階，這個時候有個人就出來了，往外出來，就聽著說「開車開車，小子來精神了，撓了我了。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撓了我了就是刺到我了是吧？
於秀榮：對。然後出了大廳門口叫車。他開著車自己就走了，有人要替他開車，他說不用，他自己開車走的。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於歡刺殺一幕，實際上就是在警察准備離開時？
於秀榮：對、對。110進了接待室時候。110進去以後，於歡與他媽媽他們兩個都坐著，沒有反抗的能力，但是110一來，他兩個都站起來了，站起來一看110要走，他兩個就急著往外沖，要跟著110出去。但是這時候那些人就把他們堵在屋裡，截住他，然後就把於歡按到沙發上揍了一頓。
引發爭議的暴力催債
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
於歡，今年22歲，母親蘇銀霞，因經營工廠資金周轉困難而向某地產公司老闆吳學占借款，前後累計借款135萬元，約定月息10%。此後陸續歸還現金184萬，以及一套價值70萬的房屋抵債，還剩大約17萬餘款實在沒有資金歸還。因此，蘇銀霞遭受到暴力催債。
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10多人的催債隊伍多次騷擾蘇銀霞的工廠，辱罵、毆打。案發前一天，吳學佔在她的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然後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還錢。當日下午，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但並沒有得到幫助。
第二天，催債的手段升級，蘇銀霞和兒子於歡被帶到公司接待室，連同一名職工，11名催債人員圍堵並控制著他們三人。其間，催債人員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話語辱罵蘇銀霞，並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他母親嘴上；甚至故意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催債人員杜志浩甚至脫下褲子，侮辱蘇銀霞，令於歡瀕臨崩潰。外面路過的工人看到這一幕，才讓報警人於秀榮報警。
警察接警後到接待室，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看到警察要離開，報警的於秀榮拉住一名女警，並試圖攔住警車。「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一條」於秀榮在後來接受記者采訪說。被催債人員控制的於歡看到警察要走，已經情緒崩潰的於歡站起來試圖往外沖，喚回警察，被催債人員攔住。混亂中，於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剋死亡，另兩人重傷，一人輕傷。
判決書沒提及的細節
放黃色錄像、將煙灰彈胸口等
此前曾有媒體采訪目擊者時提及，催債人員對於歡的母親蘇銀霞的侮辱行為，不僅僅包括脫褲子，脫於歡的鞋來堵嘴等，還有如放黃色錄像，以及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等行為。
3月25日，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從於歡代理律師處獲得一審判決書。在這份判決書中， 關於催債人員對蘇銀霞的侮辱行為，如放黃色錄像，以及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等證人證言證據， 確實並未能得到體現。
按照我國法律，當證據被提出後，均需記錄在案，只用「採信」及「不予採信」予以區別，這種沒有記錄在案的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
3月25日，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嘗試與聊城市冠縣公安局工業園區派出所取得聯系，求證為何判決書提及證據與證人所提供的證據不符，但電話並未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