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司法法律服務民營企業懇談會

Ⅰ 江蘇東銀江北新區律師事務所孫寧律師怎麼樣

摘要 孫寧律師團隊由數名具有扎實理論知識、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廣泛社會影響力的高素質法學專業人才隊伍組成。目前，團隊成員多畢業於國內知名法律院校，專業知識強。同時，孫寧律師團隊成員多有在司法部門、國家機關、大型企業、科研機構工作的背景和經驗，對中國當前的法治環境有充分的理解，善於將精深的法學專業知識與實用的運作技巧相結合，能夠為客戶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孫寧律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員，江蘇省律師協會會員，蘇州市律師協會會員，現為江蘇卓岳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從事律師工作以來，辦理過多起公司糾紛、經濟合同糾紛、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刑事辯護及交通事故等各類案件。孫律師有豐富的訴訟技巧和庭審經驗，辦案嚴謹，以維護客戶合法權益為宗旨，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孫律師目前受聘擔任多家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的常年法律顧問。孫寧律師成功代理過大量復雜、疑難訴訟及非訴案件，贏得了當事人的信任和尊重。在服務客戶方面獲得了令客戶滿意的結果及良好的社會影響。孫律師竭誠為大家提供各類法律咨詢，如需委託可與孫律師聯系

Ⅱ 全國法院座談會屬於什麼性質法律

這個座談會屬於法院系統內部討論會，可能為某個法律問題做研討（比如出台司法解釋），會議本身及其會議紀要沒有法律上的效力

Ⅲ 我要普法宣傳的資料

可以參考一下
12月3日，無錫司法局組織文藝團體，在二泉法治廣場進行法制文藝表演。歌曲演唱、滑稽戲表演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節目，讓群眾在娛樂中接受法制宣傳教育。

圖為無錫市滑稽劇團的演員在表演防詐騙題材小品《婚托》鄧煊 陳瑜攝

服務三農 關注民生

開展主題鮮明法治實踐活動

「服務三農、關注民生」是江蘇各地關注的重點。南京、徐州等地廣泛開展「關注三農、服務發展」的調查和法律咨詢等法治實踐活動，工作人員深入農村和城區內農民工聚集地，宣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土地承包經營、土地流轉、民主管理等涉及「三農」的法律法規，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掌握和了解涉及「三農」的熱點問題和當前農民工最迫切的法律需求，有針對性地制定解決方案。無錫市全力開展法律服務新農村系列活動，組建服務新農村律師志願團、開設新農村法律服務網站、選聘百名法律村官、組織百場法治文藝匯演進鄉村、開展千村法律服務結對和千名公務員送法進村等活動。全市有700多個村與法律服務機構結對，80%的家庭收到法律服務便民卡。宜興市編印的30萬冊法律常識讀本免費發放到全市農戶家裡。連雲港市組織相關部門重點針對清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加強勞動法宣傳。興化市政法部門和金融單位針對民間借貸引發的民事糾紛日益增多的情況，聯合開展送法下鄉活動，舉辦民間借貸法律法規專題講座，現場發放民間借貸法律法規宣傳資料，接受群眾咨詢。姜堰市的262個村民法制學校成為農村法制宣傳的有效平台。

內容廣泛 形式新穎

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精彩紛呈

「12·4」全省法制宣傳日期間，江蘇省進一步加大對重點普法對象宣傳教育工作力度，省委宣傳部、省級機關工委、省法制宣傳教育協調指導辦公室、省司法廳聯手組織開展省級機關「萬人學法競賽」活動。常州、蘇州、連雲港、淮安、揚州、鎮江、宿遷等市也分別組織開展了領導幹部和公務員法律知識考試。

省級機關組織實施了「2008年省級機關廳局級領導幹部法制講座」，泰州市委中心組舉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知識講座；鹽城市舉辦「依法行政，優化環境，向社會承諾，請人民監督———領導幹部學法用法大型電視訪談活動」。鎮江市實施「普法駐村、入廠、進校園工程」行動，「農民普法宣講團」、「職工普法宣講團」、「青少年普法宣講團」、「司法行政機關法律服務團」深入農村、企業、學校，開展「法制巡迴報告」等活動。鹽城市組織開展全市10萬農戶法律知識競賽活動，全面實施全市公務員「法律知多少家家到」活動。淮安市全市政法機關駐村「平安與法治建設指導員」赴全市1607個村開展法制宣講活動。常州市舉辦以「法治文化鑄和諧」為主題的推進「法律六進」，普及法治文化的宣傳活動。南京市相關部門在白下區聯合召開了「全市青少年法制教育觀摩會」，交流推廣青少年法制教育典型經驗做法。南通市開展「百千萬」廣場宣傳咨詢。市、縣、鄉三級聯動，組織以「共創和諧、服務民生、推進科學發展」為主題的全市法制宣傳、法律咨詢活動，組織千組咨詢人員開展為萬人送法。連雲港市贛榆縣開展了「四個一」活動：開展一次以「學法用法，依法行政，提升效能」為主題的全縣公務員學法用法演講比賽；開展一次以農村法律法規政策為內容的法律知識考試；舉辦一期法治文化座談會；開展一次深入企業送法活動。揚州市邗江區開展了涉農法律知識競賽、青少年法制書畫大賽、法制燈謎、法治文藝進鄉村授旗儀式等活動。儀征市在盛成法治文化廣場舉行了為法制志願者頒發聘書、為「民主法治村(社區)」授牌儀式，現場開展有獎法律知識問答，場面十分火爆。

廣泛發動 條塊結合

掀起全社會普法教育新高潮

在開展普法教育活動中，江蘇各級各地大力協調、積極配合，形成了條塊結合、上下聯動的工作局面。省法制新聞協會聯合省市各行業協會、新聞媒體、質檢機構，舉辦2008年度江蘇「依法質量維權環省行」活動，省、市42家行業協會領導和在寧知名企業負責人參加了出征儀式。12月4日，在蘇州市開展了「依法質量維權環省行」現場活動，執法部門、行業協會現場接受用戶投訴舉報，質檢機構現場免費檢測咨詢服務，品牌企業現場免費維修服務，開展誠信宣傳。南京市司法局與市廣播電視部門協調，組織開展了法治動漫創作作品展播月活動，在地鐵、公交的移動媒體上進行集中播放。蘇州市和移動公司聯合嘗試開辦了「掌上法律學院」，以動態簡訊、法制漫畫、法律知識講解、案例釋疑等形式，向移動用戶宣傳法律知識。泰州市在泰州日報社網路平台上開展了法制宣傳「網路對話」，與網友面對面交流。並利用移動通信信息平台向廣大手機用戶群發「12·4」法制宣傳標語，與市委宣傳部聯合製作宣傳短片，在樓宇電視上不間斷的播放「12·4」法制宣傳日宣傳標語。當天，還開通了泰州普法網。

灌南：打造「三位一體」新平台

在灌南縣，「要學法，找司法；要懂法，進廣場；要用法，走長廊！」成為市民休閑時的口頭禪。「12·4」法制宣傳日前後，縣司法局精心打造廣場———街道———社(居)「三位一體」法制宣傳活動，形式新穎、好戲連台。

坐落在灌南縣中心的英雄廣場是居民休閑聚集地，縣司法局投入10多萬元新建了5萬平方米的灌南縣法治文化廣場。廣場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為廣場環形走道的法制宣傳長廊，共製作了26個52面的法治宣傳牌；第二個層次為相對固定的標志牌、燈箱，主要內容為貼近群眾生產生活的各種法律原則、法律條文、法律名言警句等；第三個層次是開展部門法治文藝會演、法律咨詢、法律講座等公益活動。

縣司法局聯合縣委宣傳部和縣文化局，將縣城區的廣場文化活動排出12場演出序列表，分別由縣建設局、財政局、教育局等12個部門承辦，各部門獨立舉辦不少於100分鍾的、適合廣場表演的法制宣傳內容的節目對群眾演出。縣共青團、婦聯、關工委、司法等部門聯合組織青年志願者開展免費送法送資料活動、組織老年演出隊開展小型法制文藝演出、組織律師和法律工作者開展法律咨詢。

灌南悅來集美食一條街號稱「蘇北的美食城」，是來灌南投資客商餐飲休閑的集散地。灌南司法局瞄準這一特殊區域，創新載體，開展法治一條街建設活動。投入30多萬元購置法治宣傳電子大屏幕，每天播放法治宣傳片、標語和法治小品、漫畫等，使人們在餐飲休閑氛圍中接受法律法規教育。在街道門面製作法制宣傳公益欄、設立法治宣傳牆，將居民關注的熱點法律問題以問答等形式刊登上牆，一季度更換一次，做到期期有新內容、期期有新看點。縣司法局還開通局長熱線和QQ視頻對話，定期或不定期與群眾進行學法用法互動交流活動。同時開展了「文明經營店、守法經營戶、無假貨攤位、誠實守信點」創建活動。

普法志願者「送法進社區」、培育法治示範村是灌南縣普法又一新平台。縣司法局以開展「送法進社區」主題活動為契機，組織300多名法制宣傳員和志願者進村入居把法制宣傳教育服務辦進居民家門口，向居民、外來人員發放自編的法律宣傳小冊子和漫畫等資料，現場開展法律知識有獎竟答，法律咨詢等便民服務，深受居民歡迎。 祝家奎

吳江：法制宣傳活動精彩紛呈

今年12月4日是第8個全國法制宣傳日，江蘇省各地、各部門圍繞「弘揚法治精神，服務科學發展」主題，開展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

從11月中旬開始，吳江市在全市范圍內以鎮、區和各職能部門聯動的形式，組織開展了系列法制宣傳活動。

12月4日上午，鱸鄉二村社區人潮湧動，懸掛在社區廣場上空的「律師進社區，法律伴我行」廣告橫幅格外矚目。來自市司法局、市機關有關部門、松陵鎮、市法律援助中心、公證處、律師事務所的法制宣傳隊伍和南郵吳江學院的20多名法制宣傳志願者參加了此次活動，面向居民開展法律咨詢，發放法制宣傳資料。平望鎮司法所在新世紀文化廣場影劇院舉辦的「五五」普法法律知識競賽也熱鬧非凡，平望鎮機關等6個隊參加了競賽。

12月4日下午，「2008年吳江市法制文藝匯演」在繁華的市中心城中廣場拉開序幕。10個鎮(區)以第五屆「十鎮聯動」文藝巡演為基礎，結合「12·4」法制宣傳日活動，將工作中遇到的典型事例作為原型集體創作了11個法制文藝作品，由當地群眾和外來務工者組成的演員陣容，通過小品、戲曲、歌舞等形式藝術地展現了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中學法用法的場景。市法制藝術團自編自導的大型法制歌舞《和諧中國》，以其巧妙的唱詞、新穎的舞蹈將法制文藝匯演推向了高潮。

吳江市司法局局長卜兆勇介紹，這次市司法局採取4大舉措推進「12·4」法制宣傳。一是開展「法制月月講」。藉助市圖書館「垂虹講壇」平台，邀請專家、學者開堂授課，向市民宣講法律知識和法治理念；二是舉行法制教育基地揭牌儀式。在鞏固原有法制教育基地的基礎上，從普法宣傳經費中撥款7萬元籌建新的市級法制教育基地，為全市中小學生開展法律實踐活動開辟新場所；三是舉辦殘疾人法制講座。聯合市殘聯，在全市開展了殘聯幹部、殘疾人代表及有關人士法制輪訓活動，全市共舉辦了23場，市司法局副局長桂其榮9次赴基層解讀新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近兩千餘名殘聯幹部和殘疾人聽取了講座；四是加強「一報兩台」法制宣傳。《吳江日報》刊出法制宣傳專版、專欄；吳江電視台「法治吳江」欄目製作了「12·4」法制宣傳特別節目；吳江人民廣播電台連續播出法制新聞30多條。「12·4」當天，市司法局還聯手吳江電信部門開展了全市法制宣傳簡訊免費發送活動。全市萬名電信手機用戶都收到了法制宣傳簡訊。吳木圭 蔣曉梅 沈芸

啟東：創新形式突出重點對象

啟東市以「法律六進」活動為抓手，突出重點對象的普法宣傳，創新形式，建立網路，新招疊出。針對領導幹部、全市行政執法人員、機關公務員這3個層面的不同要求，分類實施，「三考並舉」，以考促學。對市委管理的幹部和人大任免的幹部統一進行任職資格法律知識考試，全市159名正科職領導幹部均通過考試；對行政執法人員進行執法資格法律知識考試，1628名應考對象有1563人通過考試，65人因未通過考試而被暫停行政執法資格；對全市3002名機關公務員每月進行一次法律知識自學考試，成績記入個人學習檔案，學習程度和水平與年終考核直接掛鉤。目前，「您不依法、法不依您」成了該市許多領導幹部和公務員的座右銘。

述學評學考學制度推進公職人員學法用法。

一是建立個人述學制。要求所有參學對象在一定時間和范圍內詳細匯報個人的學習情況。包括對學習的認識和態度、計劃與進度、心得與體會，學習制度執行情況，參加黨(干)校培訓和業余自學情況，聯系實際指導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問題、努力方向；二是建立單位評學制。在個人述學的基礎上，由各單位定期對個人學習活動展開評點評比，並設立「優秀」、「良好」、「合格」、「較差」4個檔次；三是建立考學制。由市考學組定期和不定期對全市各單位的學習情況、學習成效進行考核評價，考核結果作為機關工作人員「兩先一優」評比和文明單位、黨建工作先進、五星機關評選的重要依據。

啟東市全面啟動普法輔導員培訓工程，從上到下構建「三級」普法網路機制。市司法局聘請50名法律工作者，成立了市普法講師團，深入機關、鎮村、社區、學校、企事業單位和各農民法制學校，開展以憲法為主，包括刑法、婚姻法在內的56部法律法規的巡迴宣講活動，先後舉行了200多場次，受教育者達兩萬多人次。各鎮鄉經過層層推薦，將一批掌握一定法律知識，且有較高文化水平和語言表達能力的普法骨幹推薦為農民法制學校的老師。各村又推選出300多戶了解法律、威望較高、群眾信任的農戶為「法制文化戶」。實施農村普法「百、千、萬」工程，即：50名普法講師落實百場法制宣講任務；百名鎮(鄉)普法輔導員，每人在農民法制學校上好10節課，落實1000節法制課任務；300多戶「法制文化戶」，每戶培養10家「法律明白戶」，以每戶3口計算使全市擁有近萬名「法律明白人」。

市司法局聯合勞動局、總工會、安監局等十多個部門，重點選取了39家企業作為法治企業試點單位，通過引導企業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健全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工學法規范；為企業職工編寫維權實用手冊；定期開展法律法規知識宣講、法律咨詢；結合「勞動保障誠信示範(合格)企業」創建，全面構建規范有序、公正合理的新型勞資關系；建立健全法律顧問制度，提高企業法治化管理水平，防範法律風險等5大舉措，不斷促進企業和諧發展、平安發展。據統計，今年以來，各涉企部門先後印製6萬多本的宣傳文本和熱點解讀，組織500多家企業，共2.3萬人進行勞動合同法的培訓，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企業組建了40個職工維權工作站，到企業開辦法律咨詢60多場次，解答法律咨詢1000多件。

面對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欠缺的現狀，啟東市依託現有家長學校陣地與師資力量，動員學校老師、社會熱心人士、普法志願者、巾幗志願者、「五老」(老幹部、老戰士、老教師、老專家、老模範)擔當留守兒童的「代理家長」；利用假期，組織返鄉家長與留守兒童共同參加社區義務勞動，上街宣傳交通法規、擔當環保小衛士等法治實踐活動，關心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據了解，該市已在全市48所中小學開設「臨時家長」培訓班76期，聘請代理家長3216名，組織開展各類法治實踐活動209次，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許瑞華 陸允如 芮海敏

泰州：法制宣傳採用網路對話

12月3日，泰州市司法局和泰州日報聯合推出了「12·4」全國法制宣傳日網路對話。參與對話的有泰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高紀明，以及公、檢、法、司等政法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對話圍繞「五五」普法規劃，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促進法治泰州、平安泰州建設話題與網民朋友進行交流。

高紀明在回答法治泰州工作最重要的環節和縮小泰州與省內的其他城市相比的法治水平時說，建設法治泰州就是要堅持立黨為公，做到依法執政；堅持公正高效，做到依法行政；堅持司法為民，做到公正執法；堅持以人為本，做到依法管理；堅持誠實守信，做到依法經營；堅持學法用法，做到依法辦事。說到底，就是要提高全社會的法律素養，形成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嚴格依法辦事的社會氛圍。

近年來，泰州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很大進展，有的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國有一定的影響。如基層執法評議工作、民主懇談會、律師參與信訪等做法都富有創新，成效明顯。泰州市領導班子認識到，今後必須進一步把法治建設擺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進泰州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法治化，著力推進依法行政，大力加強法治政府建設；著力促進司法公正，努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著力加強法制宣傳，積極營造濃厚的法治建設氛圍；更加註重民生問題，讓法治建設成果惠及於民，努力建設一個法制健全、政治穩定、百姓安寧、社會和諧的法治泰州。

Ⅳ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Ⅳ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Ⅵ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否代理轄區外當事人案件

1、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代理當事人一方住所在本轄區內的案件，在這類案件中，可以作為本轄區當事人的代理人，也可以作為非本轄區當事人的代理人。
2、民事案件中，雙方當事人住所都不在本轄區內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得代理。
《最高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八十八條訴訟代理人除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提交授權委託書外，還應當按照下列規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關材料：
（一）律師應當提交律師執業證、律師事務所證明材料；
（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提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介紹信以及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
（三）當事人的近親屬應當提交身份證件和與委託人有近親屬關系的證明材料；
（四）當事人的工作人員應當提交身份證件和與當事人有合法勞動人事關系的證明材料；
（五）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推薦的公民應當提交身份證件、推薦材料和當事人屬於該社區、單位的證明材料；
（六）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應當提交身份證件和符合本解釋第八十七條規定條件的證明材料。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江蘇省司法廳：
你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
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

Ⅶ 司法部關於法律工作者是否到別的菅轄代理案子的規定

《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

(1991年9月20日司法部令第19號發布)

第二十四內條 鄉鎮法律工作者受託代理的容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下列條 件：
（一）委託人必須是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二）有明確的對方當事人，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
（三）本案屬於人民法院管轄范圍；
（四）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

雙方當事人都不在本轄區，不得代理案件。

Ⅷ 江蘇省司法廳的直屬事業單位

指導、檢查全省執行法律援助法律、法規和政策工作；規劃全省法律援助事業發展布局內；承擔全省法律容援助機構和法律援助人員的監督管理工作；指導、監督全省法律援助隊伍和法律援助專項經費的管理、使用；指導全省社會組織和法律志願者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監督、管理全省法律援助基金會；組織指導全省法律援助業務培訓、宣傳和對外交流協作；協調全省法律援助機構案件受理爭議；組織辦理在全省有重大影響的法律援助案件和全省公益性法律援助事項。
主任：張 玫 貫徹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政策，擬定全省「148」法律服務工作中長期規劃、年度計劃並監督實施；指導全省「148」 法律服務工作的隊伍建設、裝備建設和業務培訓；會辦和處理「148」分流的重大、疑難案件和事項。
主任：張 玫

Ⅸ 最高人民法院座談會紀要的法律效力

這種會議紀要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最高院發布的公文中只有司法解釋才具有法律效力。
較早的時候確實有會議紀要作為司法解釋來適用的情況，如8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法院減刑、假釋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便是作為司法解釋使用的。但97年後，最高院出台了「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對司法解釋進行了規范，會議紀要便不得再作為司法解釋了。
根據這個規定，司法解釋有以下幾個特點：
1、必須經最高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並由最高院以公告的形式在《人民法院報》上公開發布。
2、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對某一類案件或某一問題的如何適用法律作出的規定，稱為「解釋」；第二種是對審判工作提出的規范和意見，稱為「規定」；第三種是對各高院及解放軍軍事法院就具體問題請示所作的答復，稱為「批復」。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形式。
3、司法解釋必須在首部寫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次會議通過」的字樣。
4、司法解釋可以在司法文書中援引的，包括判決書，但在格式上需先引用適用的法律條款，再引用適用的司法解釋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