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法律援助
我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政府依據《法律援助條例》設立法律援助機構對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當事人，為其指派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司法制度。我國司法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對於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行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或免交。這兩種制度均是國家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實現法律所賦予的權利而建立的一種司法保障制度。
一、二者的主要區別：
1、產生的社會背景不同。
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不斷健全完善是法律援助制度產生的社會基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完善，提出了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客觀要求；審判方式的改革是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現實需要；律師制度的不斷深化改革，是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契機。司法救濟制度的產生是伴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進度而隨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實施的主體不同。
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是各級政府依據《法律援助條例》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而司法救助的實施主體是人民法院。
3、實施的具體內容不同。
司法救助僅是訴訟立案許可的程序性行為。而法律援助是對弱勢群體的救助是全過程的幫助、支持。無論是訴前大量調查取證，還是訴訟進行的舉證、質證等抗辯行為，都是要讓弱勢群體實現權益的最終兌現，這些都離不開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努力。
4、援助對象范圍不同。
司法救助的對象和范圍僅限於民事、行政案件經濟確有困難的原告當事人。而法律援助對象不但包括上述案件原告當事人，而且包括經濟確已困難的民事被告當事人，同時，還包括刑事案件在偵查、起訴、審判階段中確因困難無錢請律師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法定應為其指定辯護的被告人。另一方面，在各類非訴訟領域、公證事項中的經濟困難者因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均可申請法律援助。
5、執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不同。
司法救助的依據是《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有關訴訟收費的規定，以及《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屬程序方面的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而法律援助執行依據是《法律援助條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及地方人大的和各級政府規章，以及司法部行業主管部門規章。因此，法律援助執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不但有程序法上的規定，而且有實體法的依據，不但有國家立法規范，而且有地方立法規范保障，不但有行業部門規章，而且有地方政府規章，其依據更全面更詳細。
6、援助隊伍數量和機構網路不同。
司法救助因為是立案收費減、免、緩審查許可，無須投入人力、物力，因此，司法救助沒有亦不需要有專職機構和專職隊伍，只是告知法院立案室（庭）照章執行司法援助的規定即可。而法律援助不但有國家至省、市、縣、及一些鄉鎮的專職援助隊伍和機構，而且有廣大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社區，以及工會、青年團、婦聯、殘聯等社團組織法律援助分支機構的人員參與，同時還有高等院校社團法律援助組織自願參與。法律援助覆蓋面廣，機構網路延伸到社會各個方面。
二、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1、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未能達到互免審查。
我國《法律援助條例》第五條規定，法律援助機構負責受理、審查法律援助申請、指派或安排人員為符合本條例規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而司法救助的審批權在受訴法院。200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於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明確規定當事人以法律援助機構給予法律援助的決定為依據，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審查其是否符合經濟困難標准，應當直接做出給予司法救助的決定。
人民法院依據法律援助機構給予法律援助的決定，准許受援的當事人司法救助的請求的，應當先行對當事人作出緩交訴訟費用的決定，待案件審結後再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訴訟費用的負擔。這個規定建立了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互免審查機制。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受地方財政體制限制，法院的通常做法是為援助對象緩交訴訟費用，大部分當事人得到了法律援助，卻因交不起訴訟費而無法進入訴訟程序，使法律援助陷入尷尬的境地。
2、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的范圍不能滿足當事人的需要。
從受案范圍來看，法律援助受案范圍比司法救助的范圍廣得多。根據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法律援助的范圍不僅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還包括非訴訟案件，例如因勞動
報酬、工傷賠償引起的仲裁糾紛，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規定》，法院實施司法救助的范圍僅限於民事糾紛和一小部分行政案件。根據《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規定訴訟費用除包括案件受理費外，還包括勘驗、鑒定、公告、翻譯費，採取訴訟保全措施的申請費和申請執行費用等。實踐中，法院對當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請，只對受理費緩交、減交、免交申請進行審批，而對其它訴訟費用申請，因這些費用並非由法院收取，因此也無法實施司法救助。通過近幾年來的工作實踐，大部分需要援助的對象是因為突發性事件，使家庭陷入經濟困難而需援助，如工傷，交通事故、醫療事故賠償等，當事人在承擔了高昂的醫療費用情況下，往往已無力承擔律師費、訴訟費及傷殘鑒定費用，使這一矛盾更加突出。
三、解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實施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建議：
1、建議將法律援助制度與司法救助制度合二為一（包括勞動仲裁），制定全國統一的司法救助法。
2、明確政府是實施司法救助的責任主體。
3、建議將司法救助的范圍重新做出科學的規定。
4、建立司法救助經費保障機制，保障司法救助事業不斷發展。
Ⅱ 社區法律援助是指什麼
社區法律援助一般指的是，負責指導、協調、監督並組織實施社區法律援助工作，實現法律對社會的管理功能，擴大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覆蓋面，緩和社會矛盾。
擔負社區內法制宣傳和法律咨詢服務，解答法律問題，依法維護居民合法權益。負責調處、處理各類民間糾紛；審查或代理受援的民事、經濟糾紛、自訴案件；受理社區群眾來信、來訪接待服務。
(2)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法律援助擴展閱讀：
社區法律援助具體實踐：
向社區居民宣傳法治理念、講解法律知識，為群眾提供法律服務、法律援助。
解答了居民關心的電信詐騙、撫養與贍養、繼承等法律問題，為廣大居民解讀相關法律知識，提供公益法律咨詢服務。
通過一一解答，進一步提高了廣大群眾對法律援助的知曉率，進一步增強了群眾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法制觀念。社區工作人員也會為居民送去了法律宣傳知識手冊，進一步提升居民的法治意識。
法律援助歷程：
法律援助是國家建立的保障經濟困難公民和特殊案件當事人獲得必要的法律咨詢、代理、刑事辯護等無償法律服務，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具有很強的公益性，是一項重要的民生工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法律援助制度建設、法律援助工作實施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由於起步較晚，我國法律援助還有許多需要完善之處。
從制度本身看，我國法律援助規范體系包括法律援助條例、律師法、刑事訴訟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援助條例，其制定實施讓整個法律援助工作得以規范化。但是，這一條例屬於行政法規，效力位階較低，還不能充分發揮引領和規范作用。
從援助力度看，地域不平衡問題比較突出，經濟較發達地區法律援助力量較強，而經濟較落後地區法律援助力量相對薄弱。從援助人員角度看，律師等相關人員參與法律援助的積極性還有待提高。
目前，法律援助案件經費增長較慢，多數地區按照統一標准補貼，沒有充分考慮案件的實際情況，有時甚至會出現法律援助人員自己貼錢的現象，影響了法律援助人員的積極性。解決這些問題，讓法律援助更加有力有效，需要進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相關體制機制。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法律援助進社區 便民服務暖人心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治理之道：讓法律援助更有力
Ⅲ 什麼是法律援助建立這一制度的意義是什麼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
特殊案件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應當獲得法律援助。
下列情況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一)普通
一、請求國家賠償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
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
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
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
七、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八、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九、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十、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十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二）刑事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
法律援助是一項扶助貧弱、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社會公益事業，也是我國實踐依法治國方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黨中央、國務院對法律援助工作十分重視，國家「十五」計劃綱要將「建立法律援助體系」確定為「十五」社會發展目標，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積極開展法律援助」，並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法律援助條例》的頒布實施和「為實現公平和正義 法律援助在中國」大型公益活動的開展，標志著我國法律援助工作在廣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拓展和突破。
在當前的中國，仍然還有一批由於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狀態而難以像正常人那樣化解社會問題造成的壓力，陷入困境，處於不利社會地位的人群或階層，這也就是所謂的弱勢群體。作為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過向這些缺乏能力、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使他們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護。法律援助制度是人類法制文明和法律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國家經濟、社會文明進步和法治觀念增強的結果。用法律的手段幫助人民群眾解決訴訟難的問題，是當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大背景下的必然選擇，是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一、法律援助的重要戰略意義
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實現「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保障人權等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戰略意義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法律援助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黨的十六大「積極開展法律援助」要求的具體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胡錦濤總書記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實現人民的願望、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關心群眾生活、代表群眾利益落實到解決具體問題上，特別是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疾苦，為困難群眾謀利，為他們解決好沒有錢請律師、打官司難的問題。開展法律援助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誠心誠意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心繫群眾利益，關心群眾疾苦，努力排憂解難，合乎民意，順乎民心。
第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國得以實現的有力保證。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得到了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的認可和憲法的確認。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主權意味著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的主人。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只有人民的權利得到了保障，黨的合法執政地位才能得以確認，依法執政才能得以實行。法律援助行為以憲法和法律為武器，對黨和政府的行為舉措進行監督，對立法、執法、司法和普法教育提供直接或間接的幫助，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保證了依法治國的順利實現。
第三，法律援助有助於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核心，這是對我黨執政規律的本質認識。我們黨來自於人民、植根於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我們黨是在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共同戰斗中誕生、發展、壯大、成熟起來的。黨離不開人民，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源泉所在。只有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我們黨才能始終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才能從人民群眾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不斷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
弱勢群體是人民群眾的組成部分，而且就我國目前情況來看，弱勢群體已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分布廣泛的群體。主要是由孤、寡、殘疾、下崗、失業、農村失地、失保等人員構成。他們在維權、經濟收入、個人能力等方面都處於弱勢，共同特點就是貧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關注弱勢群體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關心和幫助弱勢群體，化解弱勢群體的困難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要保證有牢固的執政地位就必須從執政的角度化解弱勢群體的困難。
法律援助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弱勢群體。它是使黨能夠聽到弱勢群體的呼聲、保持上下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弱勢群體普遍存在不公平感、利益喪失感等心理反應，所以應該本著緩解社會心理沖突、協調不同群體間的利益關系、促進社會整合的原則，建立健全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廣開與人民群眾溝通的渠道，使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對社會問題、改革開放、利益分配等事項的建議、要求、批評等，能直接與政府有關部門對話和溝通，使他們的利益訴求得到有效表達，使他們的聲音能夠出現在政策制定者的耳畔，從而在政策制定上能夠充分考慮到他們的利益要求。通過健全的利益表達機制，可以把人們的心理和行為調控在適當的水平，逐步減少和消除人們的不安全心理，使弱勢群體的困難和壓力得到緩解和疏導，促進社會發展和公眾心態不斷成熟，社會穩定系數得到有效提高。
第四，法律援助有利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決定》明確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公平和正義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化，從全體人民利益一致，轉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著不同群體的利益要求，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在這樣的背景下，必須充分運用法律手段，協調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之間的矛盾沖突，維護合法權益，打擊不法行為，倡導社會正義，營造社會公平。
二、當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
獲得法律援助是公民的權利，實施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盡管目前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然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和不足，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問題症結所在，探討問題解決辦法。
第一，經費嚴重短缺。
據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統計，我國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過70萬件，而實際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經費嚴重短缺。據統計，2003年全國各地法律援助財政撥款僅為1.52億元，人均法律援助經費不過一角錢，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例如，福建省至今仍有20個縣市區的法律援助機構未收到過一分錢的專項資金。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機構因經費緊缺，只能抬高援助對象的「門檻」，使得不少符合援助條件的群眾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法律援助。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連必要的交通、住宿補貼也給不了，還要支付各類調查費用，直接加重了律師辦案的負擔，影響了律師辦案的積極性，有些援助機構的專職律師辭職去了律師事務所，更別說吸引高素質法律人才辦理法律援助案件了。
第二，人員遠遠不足。
法律援助制度需要有大量的律師參與，但現在律師人數遠遠不夠。目前，我國僅有律師12萬多人，而美國加州的執業律師就有13萬多人，且美國律師職業人數的增長率比人口的增長速度要快5倍多；我國律師與全國人口的比例是萬分之零點九五，低於泰國、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加上律師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執業，與援助需求呈反向分布，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需矛盾。例如，浙江省麗水市共有113名律師，即使全部履職，按最高規定每人每年辦理3件法律援助案件計算，全市一年也只能辦理339件，但該市通過對殘疾人、低保戶等最需要援助的人數進行估算，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達1萬多件，也就是說，絕大部分案件得不到援助。
第三，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還不夠大。
法律援助工作應當明確一個主導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資源，盡可能使更多的困難群眾能夠獲得法律援助。滿足困難群眾法律援助需求的程度高低，受制於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特別是與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關系較大。《條例》對涉及民事和行政訴訟的事項只規定了一個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圍，同時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對《條例》規定以外的事項作出補充規定。另外，《條例》還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經濟困難標准。也就是說，各省級地方執行的法律援助范圍不得小於《條例》規定的范圍，一些經濟條件好，援助資源豐富的地方，可以在《條例》規定的基礎上，擴大法律援助范圍，科學地制定經濟困難標准，盡可能降低門檻，使更多的公民成為法律援助對象，並做到凡是符合規定條件的困難公民，都能獲得法律援助。但目前，這種標准仍然較高，令諸多公民難以獲得「通行證」。
第四，縣級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前景甚憂。
現已成立法律援助機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還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縣級地方設立機構雖然基本完成，但由於經費不足或者根本沒有經費，使得法律援助工作開展得十分有限。這個問題集中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一些省份，而我國貧困人口的分布主要在縣級地方尤其是廣大農村。因此，如何有效地開展縣級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最大限度地滿足縣級地方貧困者及其他特殊群體的法律援助需求，成為法律援助工作深入開展的難點。
第五，現在的法律援助主要還局限在訴訟領域，即幫人打官司。
一般僅僅將維護經濟貧困者的權益作為工作的重點，但對消費者利益保護、環境保護等公益訴訟關注不夠，甚至完全不將其作為法律援助的對象。
三、切實採取措施，將法律援助工作推向深入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黨和政府的共同責任，必須以法治、平等、公正為基本價值取向，不斷解決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現的困難和問題，大膽探索，勇於創新，採取措施，狠抓落實，推動法律援助工作不斷發展深入。
一是要建章立制，規范程序，夯實法律援助基石。要在總結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礎上，將那些好的辦法、好的工作程序，以規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以規范和指導法律援助工作的實踐。
二是要明確任務，落實責任，充分發揮法律援助機構的職能作用。在組織實施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因地制宜，合理組織本機構人員、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和其他合法的志願者參與辦案。同時在滿足社會法律援助需求的同時，不斷積累經驗，促進法律援助案件辦理向專業化方向發展。要根據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特點，規定他們應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的內容和方式，組織、引導他們在民事法律事項中，開展與其工作領域和業務能力相適應的法律援助。
三是要構築網路，理順關系，擴大法律援助的覆蓋面。各級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機關應當按照《條例》規定的原則和精神，採取切實措施，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參與法律援助的積極性，鼓勵和支持他們以自身資源積極投身到法律援助事業中來，壯大法律援助的工作力量，不斷擴大法律援助的覆蓋面，更廣泛地滿足貧困群眾的法律援助需求。要積極探索與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社會團體參與法律援助的組織形式和方式，引導他們規范開展工作。
四是在爭取各級政府保障經費的同時，要加強宣傳，爭取社會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國務院頒布的《法律援助條例》是我們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依據，政府有關部門應當認真執行，把法律援助當作政府的責任真正地承擔起來。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開展好法律援助工作，對於解決社會矛盾，促進司法公正和正義，維護社會的平衡與穩定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特別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法律援助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律援助條例》第六條對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質量作了明確規定，「律師應當依照律師法和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律師協會和司法行政部門的監督。」並且《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擅自終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給予警告、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給予1個月以上3個月以下停止執業的處罰。」但是，這並不表明法律援助中途不能停止。《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的，法律援助機構經審查核實的，應當終止該項法律援助：（一）受援人的經濟收入狀況發生變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二）案件終止審理或者已被撤銷的；（三）受援人又自行委託律師或者其他代理人的；（四）受援人要求終止法律援助的。
Ⅳ 隆重舉行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有什麼重要意義
召開這個會議，是對改革開放政策的一種認可，對於四十年的奮斗，我們確實是變得更加強大了。
召開這個會議，可以對這四十年的經歷進行總結，吸取教訓，為繼續前行，取得更大的成績樹立信心，積累力量。
Ⅳ 改革開放的成就
1、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社會活力爆發的最根本源泉是來自於被承認並喚醒了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從食物生產供應到就業住房，人從計劃經濟制度下被動的「口」，變成了市場經濟時代能動的「手」。
計劃經濟時代的各種票據取消了、農村人口進城打工的限製取消了、國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廢除了，而糧食蔬菜供應增加了、就業問題解決了、收入大幅度增加了。
2、改革開放40年，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關於黨的建設、關於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每一個問題的展開和推進，都始終貫穿著實踐檢驗真理的原則。
在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深化中，在將實踐成果系統化、理論化的進程中，在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的齊頭並進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使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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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必經之路：
1、國家的現狀需要改變
「文化大革命」給國家留下了嚴重的局面：生產力發展緩慢，人民溫飽沒有解決，科技教育落後等。這種局面不改變不行。怎樣改變？答案只有一個：改革。
2、中國需要第二次革命
新中國成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新中國成立以後模仿蘇聯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嚴重阻礙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中國需要第二次革命，解放生產力。
3、社會主義制度需要自我完善和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都需要根據經濟發展的要求，適時地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使社會主義制度充滿生機和活力。
4、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有新思路
新思路就是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推進文化體制改革。
Ⅵ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政治領域人物事跡
孔繁森
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宣讀了獲得改革先鋒稱號人員名單，黨員領導幹部的楷模孔繁森在列。
孔繁森，男，漢族，中共黨員，1944年7月出生，1994年11月去世，山東聊城人。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委原書記、政協原主席。1979年開始，他兩次進藏工作，勤政為民，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民族團結。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援藏工作結束後，被任命為阿里地委書記。為了摸清情況，探索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路子，跑遍了全地區106個鄉中的98個，行程8萬多公里，與藏族群眾結下了深厚友誼，被稱為「新時期的雷鋒」「90年代的焦裕祿」。他的英雄事跡和崇高精神，激勵和影響著廣大中華兒女投身改革開放事業，自發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難、最艱苦的地方去幹事創業。榮獲「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稱號，被追授「模範共產黨員、優秀領導幹部」稱號。
Ⅶ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告訴我們什麼是關系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告訴我們制度是關系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
在21世紀，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能靠統籌安排的優勢較快的實現經濟增長，基本目標是讓人民生活能普遍富裕。但是，政治制度發展與經濟制度發展的不平衡也導致社會矛盾不能妥善解決，尚未在經濟，政治，公民素養等方面齊頭並進地發展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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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新中國60年，是經濟建設碩果累累的60年。中國不僅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還創造性地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起來。
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既注重發揮市場的作用，又注重加強宏觀調控，為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證。經過60年奮斗，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30萬億元，一大批重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居世界首位，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
當國際金融危機迎面襲來，中國的果斷決策和政策效應，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許多外國政治家、學者認為，「包括『制度優勢』在內的『中國特色』已成為中國信心的有力支撐。」
Ⅷ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什麼
一、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
一般認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優方案是控制社會，就是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到盡可能高的有序狀態，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社會預設的各種調解、仲裁和司法機制來解決；而對於後者中的群體，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今社會，各種矛盾解決機制的設計無不打上經濟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為社會公正底線的司法機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現為法院訴訟費和律師服務費及鑒定費用的收取等。無疑，對於大部分弱勢群體而言，附帶有各種經濟成本的司法機制遙不可及，法律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猶如空中樓閣，在受到侵害時除了逆來順受，只能在狀告無門時採取法外手段私力解決。這類矛盾引發的各種沖突，必將嚴重地危害社會治安，成為許多犯罪現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預設成本，只要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實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將社會矛盾的解決導入法律途徑，恢復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利於將此類當事人引導到採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並由此增強法律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執行力，促進社會貧弱階層對法律的理解及親合。我國每年處理的數十萬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糾紛得以合法方式解決；特別是許多群體性矛盾的法律調解和疏導，如由房屋拆遷、勞動糾紛、爭奪土地和水資源引發的集體上訪、局部區域緊張等，對穩定地區社會治安、恢復公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極有好處。美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麥卡恩在《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中熱情地寫道，「窮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樣享受司法體制的保護，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國②。」二是扶貧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貧功能表現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前者指通過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師費，不至於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經濟利益的糾紛和訴訟中，可以通過法律援助實現法律賦予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改善經濟狀況。後者主要是指通過向廣大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達到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和消除，實現一個和平安寧的有利於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強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場理論中，犯罪侵害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弱點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為實施犯罪的條件。犯罪分子之所以會選擇這類群體作為犯罪對象無外乎兩點，一是犯罪易於得手；二是得手後這類群體的回擊能力弱。當法律援助成為貧弱者的一項法定權利後，弱勢群體對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強，對犯罪者侵害弱勢群體的意圖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應。
二、保障訴訟權利，彰顯法律親和
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害人往往有強大的國家公訴機關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勢社會群體一樣，他們也成為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關注的對象。而且，由於刑事訴訟關乎憲法賦予當事人基本的憲政權利④，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構建本國的正當刑事程序，保障弱勢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與國家公訴機關進行一場對其而言極為重要的訴訟。各國紛紛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為貧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代理和辯護。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面臨的風險比在民事或行政訴訟中面臨的風險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結果涉及到關繫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家刑罰權的最終發動與否。刑事訴訟一旦出現錯誤，將會給被告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刑法的適用和刑罰權的發動具有雙重屬性，「保護社會權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刑法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個人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社會兩受其害 ⑤。」對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罰制裁方式與刑事訴訟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發點被認為是「保護社會」；刑事訴訟側重於「保護個人」。從抽象的理論上講，保護社會和保護個人是可以統一的，但是由於某些具體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加上為錢辯護的律師神通廣大，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保護有錢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懲罰（所有的）犯罪以保護社會」的功能產生了偏向懲罰無錢的犯罪。於是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產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長了社會動亂因素，這同社會保護的目的正好相反⑥。為了保障貧弱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無須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⑦。不少國家還將刑事法律援助擴展到所有可能被剝奪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貧困被告人對於法律的認同與親和。我們不妨對刑事被告人作一個分類透視：第一種為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情況。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雖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經歷的無故追究將使他對法律和司法產生某種不信任感，這對於他本人、法律、社會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體現司法平等和人權保障理念的諸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於司法權威的確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對所有人包括貧弱者、甚至由於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視同仁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告人被判決有罪的情況。由於法律援助律師進行了有效的減輕罪責的辯護，使其罰當其罪，既保護了他的合法權益，又有助於他認識法律的意義，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教育其改過自新打下基礎。可見，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鑒別意義也不可忽視。
強調親和性與感化力。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潛在主體是一切可能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社會成員。程序人權反映的不僅是實際上已經進入訴訟程序的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成員相對於國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親和性與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價值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嚴打處分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國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過多地側重於懲罰，側重於威懾的一般預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為欠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張君、李澤軍重大殺人搶劫案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兩地法律援助機構分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援助制度為該案中的十幾位被告指派了辯護律師，以維護他們的正當的訴訟權利。主犯張君在自白中承認，通過對80年代
被處以勞動教養和這次被捕、受審的兩次經歷相比較，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法制的進步。盡管他罪大惡極而被處以死刑，他仍然在監禁和審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
三、引發雙邊合力，促進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進了監獄從單純執行消極回顧機制的懲罰職能向積極的前瞻性的矯正和預防職能轉變。李斯特提出的「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可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的思想得到各國普遍認同和貫徹，追求減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預防再犯成為監獄行刑的首要目的。為達到矯正犯罪人的主觀構成和人身危險性，把犯罪人改造成為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國在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獄政管理等各個環節推行人道性原則、教育性原則和個別化原則 ⑧；在保持刑罰懲罰和剝奪功能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實行人道性原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有利於調動犯罪人改過自新的積極性，有利於行刑目的的實現。西方的近代刑法學家們把資產階級人性的本質屬性說成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方面。現代的刑法、刑罰理論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極為突出的演變，認為人道主義的頂點是把壞人改造為好人，把惡性轉變為循規向善的人⑨。一般認為，堅持人道性原則，首先要處理好罪犯權利保障問題。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因觸犯刑律而被剝奪或限制了某些權利；但是，作為普通公民，他們仍然享有與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樣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選舉權、宗教信仰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權、批評建議權、獲得賠償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合法財產權、著作權、繼承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如果這些權利未被依法剝奪，罪犯仍然享有這些權利。此外，我國《監獄法》還規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會見權、從事適當的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的權利、重大立功表現者的減刑權、勞動中致傷致殘人員依法獲得補償金和撫恤金的權利等數十項與行刑相關的權利。當然，罪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對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的最低權利保障和基礎條件。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指出：給犯人權利的重大意義在於使犯人在行刑過程中處於相對的主動地位，以利調動矯正的積極性。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雙邊（國家行刑當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礎，雙方享有權利並認真履行義務的過程就是雙邊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刑罰功能實現的過程。侵犯犯人的權利實質是阻撓國家刑罰目的的實現⑩。應該看到，在獄中服刑的罪犯的權利帶有不完整性。罪犯處於監禁條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剝奪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權利時不得不受到前者帶來的相應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與人身自由相密切聯系的那些權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充分、完全和徹底，建立監獄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為保障犯人獄內獄外基本權益、實現國家刑罰目的的時代要求。
四、發揮法律援助職能作用，提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國創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時間還不長，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認同。為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我國正在進行較大規模的司法改革行動。「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權保障因素」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司法改革成功的標志不是國家權力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總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關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確立並加強法律援助的應有地位，這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規劃中，納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變革時代，各種利益格局發生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和犯罪現象不斷出現。我國犯罪預防的綜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犯罪預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綜合治理模式在觀念上重「打防」，輕「教育」，輕「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權利的維護」，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現至少說明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問題。犯罪問題嚴重，單靠嚴打或刑事司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要求與之相配套的犯罪預防政策的設計體現人權保障的思想。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兩者不可偏廢，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識地納入和加強法律援助及類似諸制度，將有利於提升這一模式的現代品格，有利於特殊預防，有利於標本兼治。
三是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圍。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在預防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當前要有意識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圍向刑法的前後兩端——犯罪的社會預防和服刑人、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兩個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