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法律援助機構設置有待完善

①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包括哪些內容

一、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內容如下：

1、將「適應社會發展」作為本區域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

2、放寬法律援助經濟困難標准，降低法律援助門檻，使法律援助覆蓋人群逐步拓展至低收入群體，惠及更多困難群眾」。

3、擴大法律援助事項范圍：規定農村「五保」對象、社會福利機構中由政府供養的人員、無固定生活來源的重度殘疾人、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員、領取設區的市、縣(市)總工會發放的特困證的職工、依靠撫恤金生活的人員及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人員，申請法律援助的，對事項范圍不再作具體限制。

4、方便申請人開具經濟狀況證明。結合工作實際，明確村(居)民委員會、工作單位也可以為申請出具經濟狀況證明。

5、建立律師值班制度。對加強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方面重點提出了要「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設立法律援助律師值班工作室」。

6、開展法律援助律師參與申訴案件代理試點。

7、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義：

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客觀要求，是健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實際步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法律措施，其意義主要包括一下幾個方面：

1、法律援助制度體現了國家對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有利於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

2、法律援助制度為訴訟當事人提供平等的司法保障，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

3、法律援助制度有利於健全和完善律師法律制度。

4、法律援助制度有利於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保障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

② 誰給點「創新與完善法律援助工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改善民生的思考」 關於著方面的論文 感謝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理論建設是基礎。黨的十六大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在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法律援助工作得到迅速發展，在維護困難群眾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這與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提供的支持作用是分不開的。

司法部高度重視組織開展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和調查研究工作。2006年12月，司法部《關於法律援助事業「十一五」時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強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和調查研究工作，不斷探索出適合國情社情民情的法律援助工作機制和模式，進一步增強工作的預見性、科學性和前瞻性。2008年12月，司法部在落實國務院批準的司法部「三定」方案決策中明確將組織開展法律援助理論研究作為司法部監督管理全國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項重要職責。

近年來，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法律援助系統堅持通過理論創新實現實踐創新，立足國情，借鑒國外境外先進經驗，緊緊圍繞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積極開展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和調查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較高質量和價值的科研成果。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先後完成了國外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研究、法律援助立法、法律援助管理、法律援助籌資方式、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農民工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管理、我國三級法律援助機構設置和兩級經費保障機制問題、社會組織參與法律援助、法律援助體制改革等多個部級和涉外項目課題的研究工作，堅持每年舉辦一次全國性法律援助理論研討會，組織撰寫和編譯出版了一系列法律援助專著和譯著，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理論研究成果，為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創立和完善提供了理論支持，為我國法律援助理論體系的構建和法律援助政策制定提供了參考，為各地法律援助工作者開闊視野、拓展思路、提高認識水平和工作能力提供了幫助，對於推動中外法律援助的交流與合作、豐富世界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論寶庫也起到了積極作用。一個體系完備、內容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援助理論體系已經基本形成。

當前，我國正處於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任務依然艱巨繁重，法律援助工作既面臨難得機遇，也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我國法律援助制度日益完善，機構日益健全，隊伍不斷壯大，經費保障能力不斷增強，覆蓋面不斷擴大，社會影響力不斷提高，為法律援助事業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和條件。另一方面，在總體上解決了規模發展的問題之後，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體制機制和工作方法更好地適應服務困難群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大力加強法律援助工作體系建設、不斷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能力和水平，已經成為推動法律援助事業進一步發展的內在和必然要求。因此，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在推動法律援助事業發展中，既要繼續解決發展的問題，也要把解決建設的問題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註重法律援助工作體系的建設。按照法律援助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法律援助工作體系建設主要包括經費保障體系、機構隊伍體系、規章制度體系、組織實施體系、案件質量管理體系和理論體系等方面的工作建設。推進法律援助工作體系建設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加強這些方面的工作建設，努力形成理念先進、制度科學、運行規范、保障有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援助制度，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援助。顯然，在推進法律援助工作體系建設中，法律援助理論研究體系建設地位重要、作用明顯。做好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進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理論體系，為推動法律援助事業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論支撐和智力支持，對於推進法律援助工作體系建設，更好地發揮法律援助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中的職能作用，更好地維護困難群眾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包括法律援助基礎理論研究、應用對策研究和比較研究，涉及法律援助組織實施和監督管理各個方面的內容。法律援助理論研究的成果直接為建立、發展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服務，為法律援助決策、政策制定和立法以及執行提供理論參考，具有很強的實際應用性，屬於應用法學理論研究范疇。它既是司法行政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法律援助工作體系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法律援助機構一定要從推進法律援助工作體系建設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援助制度的高度，切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推進法律援助理論工作獲得新發展。

做好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必須始終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堅持正確方向，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始終做到黨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律在心中、正義在心中，確保法律援助理論研究真正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真正體現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援助制度的實際需要。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理論從實踐中來，又用於指導實踐，在實踐中不斷經歷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不斷深化對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律性認識，使我們關於法律援助工作的理論更加完備，使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做好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必須服從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正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法律援助工作擔負著服務困難群眾、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職責。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是法律援助工作改革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法律援助工作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重要原則。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是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牢固樹立大局觀念和服務意識，始終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把理論研究工作放到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謀劃，把服務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作為理論研究工作的目標方向，把為實現黨和國家重大工作任務提供智力支持作為理論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使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始終從大局出發，做到高起點、大視野，最終形成有實際價值的研究成果。要切實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援助制度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立足我國基本國情，深入研究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理論、制度框架和主要功能，研究法律援助的歷史淵源和本質特徵，研究國外境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制度設計、運行機制和發展趨勢，研究借鑒國外境外法律援助制度中有益的做法，使法律援助制度更加適應我國國情，更加體現時代特徵，更加符合我國民主法治建設實際，更加反映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要切實加強法律援助工作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服務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從服務科學發展和推動自身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圍繞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機制、提高服務科學發展水平，深入研究法律援助工作如何進一步牢固樹立以人為本、服務為民理念，如何不斷改進和創新服務方式手段、提升服務效果，深入研究法律援助的政府責任、法律援助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法律援助業務用房和辦案設施建設標准、經費保障機制、基層法律援助資源整合、法律援助隊伍建設等影響和制約法律援助事業發展的突出問題，努力形成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價值的研究成果，為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服務科學發展的能力和水平提供理論支持。要切實加強法律援助工作促進民生問題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緊緊圍繞法律援助工作服務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緊緊圍繞貫徹落實第五次全國法律援助工作會議精神、推動落實「三個納入」要求，緊緊圍繞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認真總結法律援助工作在促進民生問題解決方面取得的成功經驗，深入研究法律援助工作促進民生問題解決的重點領域、途徑方法和工作機制，深入研究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案件質量管理和評估措施，進一步增強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的實踐性、針對性和前瞻性，促進法律援助工作為解決民生問題服務的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要切實加強法律援助工作應用對策研究。堅持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善於從法律援助工作實踐中提煉課題，用理論研究成果推進實際工作，不斷提高理論研究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深入研究辦理刑事、民事與行政訴訟法律援助案件、辦理非訴訟法律援助案件、開展法律援助專線咨詢工作的特點與規律，深入總結各地在實踐中創造的好經驗、好做法，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法律援助工作發揮職能作用的新方法、新途徑，不斷推出有質量、有特色、有水平的研究成果，為法律援助科學決策提供理論支持，促進法律援助工作又好又快發展。

做好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必須進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機制。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是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的重要保障，必須高度重視，深入推進。要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法律援助機構要從繁榮理論研究和推動法律援助工作改革發展的高度，充分認識做好新形勢下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實把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擺上重要工作日程，精心組織，加強領導。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法律援助機構的領導同志，要帶頭開展理論研究，經常過問研究工作，幫助解決理論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工作機制。在組織動員法律援助系統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做好理論研究的同時，要採取切實措施，充分調動廣大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積極性，引導和吸收一些法學專家和學者都來參與法律援助理論研究，不斷壯大法律援助理論研究力量，活躍法律援助理論研究氣氛。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法律援助機構要根據自身工作實際，自覺組織開展理論研究，完善工作機制，促進法律援助理論研究深入發展。要高度重視理論研究成果的轉化和應用。既要緊密結合法律援助業務工作進行理性思考和理論研究，把理論研究作為業務工作的理論支撐，更要善於利用理論研究成果推動實際工作，通過實際工作檢驗理論研

③ 論述：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建立已經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實施中出現了在宣傳、經費、援助案件結構、配合協調機制、人才等方面的問題。本文就此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在現有條件下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稱法律救助，其具體含義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及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它作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行為，在一國的司法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在過去的十幾年發揮了良好的社會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和相關因素的制約，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輕」現象嚴重，影響著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規定明確，指定辯護制度渠道通暢。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審判機關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會有法律援助機構的響應。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個人的名義申請，且刑事被告有國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檢、法三機關的執法程序和紀律要求為保證。而民事權益被侵害的弱勢群體，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難，如果沒有法律援助就難以有有效途徑主動向其提供保護，因此，他們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這種嚴重的「刑重民輕」現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置簡單，人才缺乏。因為經費和重視程度等種種原因，縣市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很多沒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機構的人員絕大多數是採用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形式配備，這些人員很多不具備系統專業的法律知識和素養，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而且類型多樣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而且，我國律師等法律服務人員分布極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弱勢群體集中的貧困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分布很少。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難。
（三）經費緊張而且沒有保障機制。當前的法律援助經費十分緊張，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法律援助經費短缺更為嚴重。個別縣市甚至將法律援助機構設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完全背離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條例》雖然規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但是，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按時撥付的為數不多，更不用說按實際需求撥付和隨經濟發展遞增了。法律援助機構很多都是年年申請打報告，然後是結果未知的等待。實際工作中要麼拖欠法律援助辦案補貼，要麼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機關和勞動、社會保障等相關部門缺乏對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機制。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雖然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機關採取第一次強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獲得法律幫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實際中僅限於出庭辯護。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這一重要的階段被人為省略了。偵察機關、檢查機關沒有與法律援助機構聯系的意識和機制，法律也無具體規定。很多關鍵證據的取得需要勞動和社會保障、工商、醫療衛生、鑒定等部門的支持，這些部門要麼不作為，要麼相關費用高昂，同樣缺乏與法律援助相對應的制度。
(五)宣傳工作不到位。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關部門因為對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積極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傳工作和受眾脫節，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政府以及財政等相關部門對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階段，對於其社會作用、具體工作開展情況和條件、社會需求規模、經費開支和人員配置以及和相關部門的工作協調基本不知情。也就談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幫助，導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機關一家支撐。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明確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條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數量，緩解刑事援助案件嚴重擠占民事援助經費的現象。各地應盡快明確《法律援助條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圍」、「經濟困難的標准」等授權規定事項，明示並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請范圍、條件和程序。應當逐步建立起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與法律援助機構的聯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員的執業環境，幫助和支持他們完成援助任務。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機構應會同人民法院、鑒定機構、仲裁機構等部門，制定出全部認可和統一的法律援助審批文書。工商、衛生等職能部門也應當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給予法律援助機構支持和幫助，建立經常性的聯系協調機制，從而真正暢通整個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頓落實基層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建立律師業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間和各地域之間的人才共享機制。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立、經費撥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責任機制應監督落實。在法律援助機構人員無法滿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過律師協會或司法行政機關直接協調，利用和律師業之間的人才共享，緩解目前法律援助機構的人才瓶頸。同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從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中選任人才充實到法律援助機構中，逐步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缺乏的狀況。再者，法律援助機構應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員共享機制，建立較大區域范圍內的律師庫或法律援助人才庫並使之聯網，區域內的各法律援助機構都可以在未完成當年援助任務的律師或法律援助人員中選派人員進行援助，以實現區域內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政府投入與行業奉獻、社會贊助相結合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首先應爭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爭取中央和省級財政撥付法律援助專項經費，用於扶持貧困地區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對每個案件辦案補助標准與實際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證律師等援助人員工作的無償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響力，號召各種社會力量進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組織，按各地實際需要解決一定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
（四）加強對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讓社會各界和弱勢群體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結合當前以人為本和倡導社會公正的執政理念，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宣傳，讓他們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重大支持，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同時，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要深入基層。最後，宣傳還要有意識地為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助打下基礎。
法律援助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會各種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斷完善和發展，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維護其合法權益，讓法律公正更廣泛地得到體現，為中國的法治化進程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④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的問題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與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間的矛盾較突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有眾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別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和普法宣傳的深入，廣大群眾尤其是社會特殊群體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特別是援助案件范圍擴大後，須援助案件數急劇上升。以工傷和勞動合同糾紛為例，2010年羅庄區仲裁委辦理293件，今年辦理188件，上述案件中，根據上級文件規定，凡是農民工的都屬於法律援助案件，每年就有15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於列入區財政辦案補貼經費較少，能夠用於法律援助的資源有限，受到人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僅限於刑事指定辯護案件以及經濟特別困難的當事人尋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許多依法可以獲得法律援助的事項，我們還無力顧及。
（二）是法律援助隊伍人員編制不足、專職律師缺乏。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依託基層司法所設立的，人員由司法所人員兼任。目前我區各基層司法所佔編人員僅1個，既要負責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負責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這無疑增加其工作負擔，影響工作效率。其次，專職律師缺乏，目前羅庄區法律援助中心在崗的只有一名專職法律援助律師。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不高。由於經費的制約，該區訴訟案件辦案補貼發放辦法是2006年制定的，訴訟案件每件補貼500元。2012年制定了非訴調解案件補貼辦法，每件補貼50元，有時連律師支出的交通費都難以沖抵，導致律師辦案熱情低。有些承辦人員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過場，准備不認真細致，直接影響案件質量；有的法律援助承辦單位將援助案件大多交由年輕律師和實習律師辦理，缺乏資深律師必要的指導，辦案質量不高。
（四）是經濟困難證明缺乏完善的制度。1、雖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但公民如何證明自己達到經濟困難標准，現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實踐中的做法是要求公民提供鄉鎮或者街道政府蓋章確認的經濟困難證明。申請人到鄉鎮街道出具證明較為困難，一是街道未必配合；二是街道未必了解情況，也不願出具。2、對於申請人提供的經濟困難證明是否屬實，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力和財力幾乎無法向有關機關、單位查證。
(五)是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銜接機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不完善。1、在《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十八條做出了救助應援助，援助應救助的規定，但相互之間的銜接缺乏具體的制度。2、刑事法律援助與法院的配合，在《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二條做出了規定，但目前與公安、檢察尚無明確有效的配合機制。
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不但要向人民群眾宣傳，還要向領導幹部宣傳，讓他們真正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國不可或缺的事業，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事業納入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從人員編制和經費保障等方面保障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提高辦案質量方面。應建立資深律師優先辦案制度，根據律師專業優勢，建立資深律師名錄，根據案件分類，優先指派相關專業的資深律師承辦。因縣區律師人數較少，專業面較窄，對有些專業案件指派律師可打破地域限制。
（三）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1、建立最低經費保障標准。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一項社會事業，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主要由政府財政負擔，納入同級財政預算時，應當根據當地人口，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最低經費保障標准。2、積極開辟多元化資金保障機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但如何接受、由誰接受捐助卻沒有明確。可參照慈善基金和光彩基金的模式，在市、縣（區）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會，依法募集社會的捐助。也可在慈善基金中設立法律援助專項基金，通過慈善基金會接受社會捐助，並明確政法系統的捐助列入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用於法律援助事業。
（四）建立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只是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因此，應在全省或全市范圍內制定統一的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我們的做法是讓村居、鄉鎮街道司法所、民政所參與出具經濟困難證明，並由司法所代為向申請人單位或村居核實。這樣不但了解情況，也方便申請人。
探索建立困難群眾申請法律援助免審查經濟困難制度。應與民政部門聯系，建立困難群眾資料庫，將城鎮低保、農村低保等群眾納入，凡是困難群眾資料庫中的，申請法律援助均免審查經濟狀況。這樣方便群眾，無需申請人再到村居、鄉鎮街道開經濟困難證明。
（五）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的銜接應由司法行政機關與法院聯合出台具體規定，就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轉司法救助程序、公函樣式和負責部門作出具體規定。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我們的做法是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派代理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直接與申請人簽訂協議，安排律師代理訴訟。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應由政法委牽頭盡快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我們與法院的做法是由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定辯護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指派律師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⑤ 誰有關於農村法律方面的畢業論文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由於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並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於「法治」，並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於法，倫理至上、情大於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宗法制度在兩重意義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k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於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於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於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於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於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聖：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牆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後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牆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後不得不強令拆除圍牆，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並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大於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徵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後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餘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幹部大量流失，後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餘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於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甦，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後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並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許可權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鬥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鬥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後，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並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並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幹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於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准，往往達成協議後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於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後，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盪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後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於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 ，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後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後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於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於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於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於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於為那些由於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縱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並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於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後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於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於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願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於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現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於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於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於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後，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於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於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於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

⑥ 農村法律援助

只要條件符合，農村的也可以到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法律援助。。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四、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五、對於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具有一定年限刑事辯護執業經歷的律師擔任辯護人。
對於未成年人案件，應當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律師擔任辯護人。

⑦ 簡述加強農村法制建設的措施

一是以維護農村社會穩定作為工作主線,充分發揮綜治、司法、信訪等部門的協同作用，通過狠抓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強化細化社區矯正、安置幫教及刑滿釋放重點對象的管理，建立並落實了群防群治責任制。

二是以「法務網格工程」為依託，完善市、縣、鄉鎮(街道)、村(社區)、網格「五級」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全面建立法律援助綠色通道，統籌城鄉法律服務資源，建立結構合理、服務優質、運轉高效的法律服務體系，推動法律服務更好的惠及群眾，保證群眾在遇到法律問題和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及時有效的法律幫助。

三是按照「人員本土化、隊伍專職化、職能多元化、管理規范化」的要求，為及時有效的掌握村民民意、化解矛盾糾紛、管理交通和消防安全等工作，積極推進了「一村一警務主力」工作，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

⑧ 如何構建我國的法律援助體系

這是一個很復雜得問題，我想你這是論文題目吧。
構建法律援助體系，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問題：制度、人員和資金。

制度就不用說了，目前我國法律中也零散地提到了法律援助的問題，散見於刑法、訴訟法、民法等多個部門法中，並沒有一個單獨的有關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規。若想構建一個完善的法律援助體系，必須形成這樣的一部門法律，而且其規格不能太低，至少也是行政法規級別的，例如由司法部頒布。

人員。法律援助體系最核心的內容應當是人員，必須有足夠數量的律師。目前來說，律師主要分布於發達地區或二、三級城市，農村的律師數量極少，而農村的糾紛歷來就是最復雜的，這就要求承擔農村法律援助的律師其知識結構必須非常完善。此外，在城市中也存在法律援助的必要情況，例如流動人口和農民工的法律援助。但，限於我國的情況，主動承擔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數量並不是非常多，所以，在人員方面應當加強。

資金。法律援助的對象通常都是貧困人口，缺少法律知識、缺少必要的費用（例如請律師的費用、訴訟費用等），而律師作為一個人，在進行援助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吃、住、行的問題，如果完全由律師自己掏腰包，恐怕沒有律師願意干，如果完全由當事人掏腰包，這就又失去了援助的含義。所以，資金方面應當是國家進行支持。可這又涉及另外一個問題：資金的運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何保證？

我能想到的就這么多，其實……這個問題是相當復雜得。

⑨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⑩ 當前基層法律援助存在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問題：
宣傳力度不夠。群眾對法律援助的知曉程度還不是很高，還有不少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困難群眾因為不知道法律援助而沒有從這一惠民工程中受益。
服務水平不高。由於受司法工作人員少，業務能力限制，法律援助工作與人民群眾的需求還有一定的差距，法律援助服務能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經費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離不開經費保障，但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經費不足。

幾點建議:
加大法律援助宣傳力度。廣泛深入宣傳法律援助制度，積極拓寬宣傳渠道，不斷創新宣傳形式，增強宣傳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讓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貧弱群眾了解並運用法律援助的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斷增強法律援助實效。
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設。按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完善鎮鄉街法律援助工作站相關設備，方便困難群眾就地申請法律援助。
突出法律援助工作重點。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重點加強對弱勢群體和困難群眾的法律援助，切實解決基層困難群眾打官司難的問題。根據特定困難群體的特定需求，組織開展對農民工、殘疾人、未成年人等群體的專項服務活動，總結經驗，提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和社會效果。
強化保障措施。健全完善政府對法律援助的經費保障機制，加大對法律援助的資金投入，把法律援助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逐步建立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捐助為輔的資金保障機制，保證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