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無為
Ⅰ 討論一篇「論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論文
簡論農民工權益的法律保護
所謂農民工權益,是指暫時或長期離開農村土地到城鎮從事非農業生產而身份或戶籍仍是農民的勞動者,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社會等基本權利及其依法獲得的利益。農民工權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被憲法確認並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這是作為公民所不可缺少的權利。二是農民工作為城鎮非農產業的勞動者,還應享有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有關勞動者的權益。因此,以公民基本權利和勞動者的勞動權為核心,是農民工權益保障的根本出發點。
一、農民工權益受損原因的法學分析
當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農民工權益保障受損和缺失的現象,其原因大體有以下幾方面。
1、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給。第一,缺少保護的基點和制度支撐。導致農民工權益的法益缺位、權利受損、救濟不暢,表面上是現行法律政策的問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作為限制公民流動的戶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沒有法律保障下的遷徙自由,使農民工成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農民工即便進入城鎮,其擇居權、就業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等也存在諸多限制。第二,法律條文的制定過於原則,缺乏可操作性。由於《勞動法》規定的過於原則給執法帶來很大的困難,也使勞動法的許多規定難以落到實處。有關違反《勞動法》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偏輕,對違法行為懲處不夠嚴厲,使《勞動法》在許多嚴重違法行為面前顯得執行不力。第三,從法律體繫上來看,目前尚未形成種類齊全、層次分明、結構嚴謹和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由於與《勞動法》配套的法律法規的欠缺,涉及到勞動關系運行的重要領域尚無相關的法律法規予以明確規范,導致勞動者權利受損後尋求救濟困難重重。
2、無為的行政執法手段。首先,執法體系的城市主位傾向使一些城市將農民工僅僅當作勞動力,而不是城市社會的一員,個別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政策,對農民工流動、進城就業實行限制。近幾年,情況雖有好轉,但在一些地區和某些環節仍然存在問題。其次,在執法過程中,一些行政機關存在「行政不作為」問題,即當出現侵犯農民工權益問題時,往往盡不到依法查處的職責,更少有事先預警機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為也在侵犯著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3、阻滯的司法救濟渠道。司法保護是農民工權益實現的最後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國農民工權益的司法保護卻存在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保障功能。其一,勞動爭議「先裁後審」的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爭議處理的需要。其二,勞動爭議案件屬民事案件范疇,適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原則,而農民工大多數文化素質不高,取證、質證能力有限,使農民工無法舉證或舉證無力。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4、缺位的工會維權組織。農民工權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農民工權益代表主體缺失。農民工由於缺少一個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為自己爭取並維護自身權益的組織,使得農民工權益保護中話語權較小。目前我國各類企業的工會只有少數農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數農民工並未被發展入會。正因為缺乏有效的組織,農民工在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往往各謀其策,各行其是,一盤散沙,難以形成維權合力。
二、農民工權益法律保護路徑選擇與機制完善
第一方面:立法保護——加快制度創新。
首先要改革戶籍制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體系。當前,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已成為農民進城的一道門檻,戶籍世襲制度不僅限制了農民自由遷徙的權利,也使農民失去了平等就業的機會和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因此,要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打破城鄉壁壘,使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體系。要將農民就業納入整個社會就業體系通盤考慮,有關部門要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如以居住地登記制度或身份證管理制度替代戶籍管理制度,把進城農民的職業培訓、子女教育、勞動保障、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務納入正常的財政預算等,清理針對農民在城鎮就業、上學、醫療等方面的歧視性政策等,讓農民逐步融入城市。
其次是構建完善的勞動法律體系。現行《勞動法》對農民工權益的一些規定相當籠統與原則,可操作性不強,從而給有些用人單位留下可乘之機。解決的途徑就是在具體的勞動立法中加以細化。其中如下幾方面迫切需要解決:一是盡快制定《反就業歧視法》,明確禁止包括勞動力城鄉歧視在內的一切與能力無關的就業差別待遇,保證農民工平等的就業權。二是加快制定《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法》,強化農民工利益的形式保障和手段保障。三是抓緊制定《工資支付條例》,建立企業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四是盡早制定《社會保障法》,將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納入城市社會保障的范疇。
第二方面:執法保護——制約行政權力。
要確立對政府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或者不行使公權力的行為造成的後果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制度。我國法律對行政權力制約的乏力,造成一些人濫用行政權力,行政工作人員侵犯農民工權益而得不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因此必須明確監督主體的職責和許可權,建立嚴格而科學的執法監督機制。
要加強勞動監察部門在人力、物力、財力、技術等方面的配備和支持,加強勞動處罰力度。勞動行政部門執法不力是導致農民工權益問題不斷的重要因素。所以,應加大勞動執法力度,明確勞動部門的責任並賦予其強制執行權。
第三方面:司法保護——確立司法特護制度。
設立勞動法院或勞動法庭專事勞動審判。借鑒國外勞動爭議司法機構的做法,設立由專業法官和兼職法官組成的特別勞動法院或勞動法庭,按照特殊的勞動訴訟程序處理勞動爭議案件。勞動法律關系有其明顯的特殊性,勞動關系不同於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民事關系,勞動關系雙方是管理與被管理、僱傭與被僱傭的關系,因此,用民事程序解決勞動爭議並不恰當。建立專門勞動法院或勞動法庭有利於提高法院處理案件的專門化程度。同時加快案件審理的節奏,縮短案件審理周期,逐步建立相關案件的快速裁判機制。
規定較為特殊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與民事、行政訴訟程序不同,勞動爭議訴訟程序有其特殊性,因此,應在現有的訴訟制度基礎上制定特殊的規則。第一,改變現有的「先仲裁,後訴訟」的制度,建立類似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審」制度,以便節約成本,提高解決勞動爭議的效率。第二,擴大勞動爭議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范圍,加重在各種資源上均占優勢的用人單位舉證責任。第三,在訴訟費用的承擔上,以法定方式明確規定農民工勞動爭議案件一律緩交案件受理費、申請執行費,改由判決時由敗訴方一並承擔。盡量降低農民工獲得司法救濟的門檻,從而降低訴訟成本,使農民工能夠切實、方便、快捷、經濟地獲取公正的司法保護。
搭建法律援助通道。解決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援助,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承擔。第一,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要成立專門的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給農民工更多的事前法律援助。第二,政府要為農民工維權提供財力保障。第三,建立公益基金等民間慈善團體。通過廣泛的社會捐助,解決法律援助資金不足問題。第四,各類法律援助機構應當簡化手續,及時受理農民工的申請,支持農民工權益的司法救濟行為。
第四方面:組織保護——完善維權組織。
在農民工權益保護中,必須增加農民工的自治組織和博弈能力。首先是工會保護,由於工會是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合法組織機構,而農民工屬於半工半農的身份,也由於他們的權益受損主要發生在工作場所,可以試行將農民工的權益保護納入工會組織的保護之下。同時修訂現行《工會法》,使工會真正成為農民工的代言人。其次是建立專門的農民工協會,從而實現農民工享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及其強有力的組織保證體。農民工協會主要由當地政府撥款,用人單位在農民工的工資中按比例上交一部分經費,建立一個類似於消費者協會的民間組織,專門負責對本地區的農民工被侵權事件的咨詢和調解。
Ⅱ 發現前夫離婚時隱瞞收入少承擔撫養費
可以起訴要求增加撫養費,
你可以到當地的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請求法律援助,也可以到當地律師所委託律師辦理
獄警的工資很容易調查,你可以申請法院調查取證
Ⅲ 農民權益受到傷害該去哪裡維權
當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農民工權益保障受損和缺失的現象,其原因大體有以下幾方面。
1、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給。第一,缺少保護的基點和制度支撐。導致農民工權益的法益缺位、權利受損、救濟不暢,表面上是現行法律政策的問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作為限制公民流動的戶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沒有法律保障下的遷徙自由,使農民工成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農民工即便進入城鎮,其擇居權、就業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等也存在諸多限制。第二,法律條文的制定過於原則,缺乏可操作性。由於《勞動法》規定的過於原則給執法帶來很大的困難,也使勞動法的許多規定難以落到實處。有關違反《勞動法》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偏輕,對違法行為懲處不夠嚴厲,使《勞動法》在許多嚴重違法行為面前顯得執行不力。第三,從法律體繫上來看,目前尚未形成種類齊全、層次分明、結構嚴謹和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由於與《勞動法》配套的法律法規的欠缺,涉及到勞動關系運行的重要領域尚無相關的法律法規予以明確規范,導致勞動者權利受損後尋求救濟困難重重。
2、無為的行政執法手段。首先,執法體系的城市主位傾向使一些城市將農民工僅僅當作勞動力,而不是城市社會的一員,個別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政策,對農民工流動、進城就業實行限制。近幾年,情況雖有好轉,但在一些地區和某些環節仍然存在問題。其次,在執法過程中,一些行政機關存在「行政不作為」問題,即當出現侵犯農民工權益問題時,往往盡不到依法查處的職責,更少有事先預警機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為也在侵犯著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3、阻滯的司法救濟渠道。司法保護是農民工權益實現的最後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國農民工權益的司法保護卻存在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保障功能。其一,勞動爭議「先裁後審」的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爭議處理的需要。其二,勞動爭議案件屬民事案件范疇,適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原則,而農民工大多數文化素質不高,取證、質證能力有限,使農民工無法舉證或舉證無力。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4、缺位的工會維權組織。農民工權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農民工權益代表主體缺失。農民工由於缺少一個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為自己爭取並維護自身權益的組織,使得農民工權益保護中話語權較小。目前我國各類企業的工會只有少數農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數農民工並未被發展入會。正因為缺乏有效的組織,農民工在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往往各謀其策,各行其是,一盤散沙,難以形成維權合力。
Ⅳ 五為指什麼意思
你說的是「無為」、還是「五維」呢?無為是無為指中國先秦時期道家思想術語。「無為」的態度用於政治的政策方針,政府無為,百姓自治;最後是事無事,為無為。無為、不爭,是老子對君王的告誡,指君主不與民爭。
五維是指傳統物理學的空間概念,就是立體三維空間。自從愛因斯坦相對論問世以來,空間和時間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愛因斯坦相對論認為,空間和時間可以相互轉化,時間是空間的另一種方式,因而傳統的三維空間加上一維時間,成了四維空間。根據系統論,任何系統都是有層次的。這個層次不僅是傳統物理三維空間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層面,而且狹義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質。它雖然只有通過人的抽象思維來把握,然而卻是外界事物的客觀存在。同時,這種不同層次的本質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成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成為人們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維空間。因此,四維空間還應加上層次一維
Ⅳ 中國法律工作者飽和了嗎
中國十三億人口十三萬律師,正好萬分之一,律師在中國還是稀缺資源,律師業有很大的生存發展空間。未來十到二十年是中國律師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萬分之一?可現在卻讓很多律師感覺市場飽和,這是為什麼呢?」「美國有150萬律師,只3億人口。沒有人說律師飽和了。這又是為什麼呢?」這確實是兩個很現實又很尖銳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的律師業飽和是一個假象;律師沒有事情做是特定時期的暫時現象。許多律師特別是青年律師沒有業務做,是有很多不正常的原因的。是中國還是「權力秩序型社會」而不是「法律秩序型社會」這一歷史階段造成的。如果粗略分析一下,我覺得大致有如下一些原因。
一是中國律師的根本性功能,由於政治環境的因素尚沒有真正發揮、真正為人們(包括官方)所認識。這從大量優秀律師退出刑辯、退出訴訟可以看出來。凡是成功的大牌中國律師,法庭上,特別是刑事法庭上,都已經見不到他們的身影。而人類設計律師制度的根本動因,是在公權力面前為弱勢被告設置一個懂法律的專業代言人,保護他、幫助他、防止出現公權力的專橫和失誤。刑辯的艱難、行政訴訟的艱難、律師干預重大社會事件的被非議和被限制,是中國律師基本功能受到矮化的例證。因此中國律師的「社會正義維護者」的功能特徵,被弱化了。律師成了「經濟動物」,最主要的一大塊業務沒有能夠得到發揮。
二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制環境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最有效的手段還不是法律。法律起不到真正的最高、最後評判者的作用。「強勢政府、弱勢法院」還是中國現階段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徵。而法院如果沒有權威,律師則基本上就是沒有用的。因為律師的功能只能通過公正、超脫、獨立、依法的司法審判體現出來。中國現階段的許多問題,如股市、樓市、匯市、投放、稅制,都是行政權在起作用。法制的穩定的標桿作用還沒有發揮。「權力人」取代了「法律人」的社會經濟調控功能,當下中國「公務員熱」遠遠超過「律師熱」。律師對中國宏觀經濟領域所起的作用,還只是做個文案、當個秘書的功能,即所謂的能夠賺大錢的「非訴律師」、「上市律師」、「項目律師」。司法的重大判決影響國家經濟運行的現象基本沒有。這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律師業功能的發揮。
三是中國社會依法辦事的意識還沒有完全形成。雖然全民普法已經20多年了,中國社會的法律信仰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百姓相信權力、相信上訪、相信哀求、相信清官的傳統中華法系觀念,還是根深蒂固的。中國社會權力實際上的無所不在,也在強化這種社會意識。百姓用一二年時間找法院訴訟解決不了的問題,總理一句話別人就會在第二天把錢送上門來。法院判了四五次已經定案的案件,一個領導的批示就能夠完全重新來過。這些現象使中國百姓有事不是去找律師解釋規則(法律),而是去找權力(一級一級找,直到找到他們認為能夠滿足自己訴求的「清官」)。在中國,不用說百姓家庭請律師是極難待見的,一些數億的大民企,合同談判中如果帶律師到場,就會被視為對對方的「不信任」、「找茬」。十三億中國人,至少有90%的人是希望這一輩子都不要同律師打交道的。這是我們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國民性的最大區別。這樣的環境必然會產生律師的「假性飽和」。
四是中國法律服務業的畸型消費問題。中國的十三萬律師,都集中在都市圈。北京一個市就有一萬八,上海、深圳、廣州加上其他的省級中心城市,集中了中國70%以上的律師,而且都是最優秀的律師。在中國廣袤的鄉村,八九億農民不知律師為何物,也請不起律師。「法律工作者」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還有其暫時的生命力,就是因為他們填補著這一塊空白。有的偏遠地區縣四五年考不出一個國家司法資格者。因此,中國的律師人均佔有數,目前而言還是不能把鄉村人口算上的。這些鄉村農民的吃飯需求、教育需求、醫療需求、住房需求,現在已經列入國家高層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但「法律需求」則還沒有列入視線。法律下鄉,本質上還限於作秀的層面。因為國家沒有準備這一塊錢,要自我謀生的律師都法律援助、長期免費服務也過於天真,百姓也還沒有到這種需求層次。由於中國律師的執業許可證是全國通用,律師往大城市集中、爭擠有限的發達地區、發達人群市場,就是必然的趨勢。這種現象加劇了市場需求不足、律師「飽和」假象。
第五,就是律師的自我「營銷」問題。中國的律師業究竟定位在「法律人」、「商人」、「中介服務者」、「政治參與者」、「自由職業者」、「企業經營者」,目前還莫衷一是。但有一點,中國律師的謀生特徵,已經是沒有一分國家投入,相反要向國家交很重的稅的自謀職業者。撇開所有的政治特徵、法律特徵不說,律師確實就有一個「營銷」問題。因為他要賺錢養活自己,在中國的現階段,光講政治、法治、道義責任,而一年做不到十萬元的律師,不可能被人視為一個成功的律師。這確實是一個矛盾。我們一方面鄙視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不講道德的律師,另一方面我們又在以金錢上的成敗論英雄。對於許多律師,特別是剛踏進律師這個行業的青年律師,不知道如何養成自己、宣傳自己、推銷自己,確實已經是一個大問題。我一直不大贊成用「律師營銷」這個詞,可能同我的「律師社會責任」情結有關,但我完全贊成對律師如何拓展自己的業務問題進行系列的研究和輔導。因為這確實是一門學問,不可能無師自通。對於青年律師而言,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Ⅵ 刑法有什麼原則和什麼原則根據什麼原則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負有什麼證明被告人有
有以下基本原則: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這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有權為自己辯護。自審查起訴階段開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審判階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規定的相關條件的,法院應當指定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2、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6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根據這一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從而有效地行使辯護權。
3、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人民法院在審判程序中,應當及時告知未委託辯護人的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被告人進行辯護。在法庭審判中,人民法院應當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依法辯護行為不受干擾。當然,這一規定對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同樣適用,這兩個機關也都有義務保障被告人獲得辯護。
二、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
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在刑事訴訟中,確定被告人有罪的權利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在刑事訴訟中,審判權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審判權包括定罪權與量刑權。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權確定某人有罪和判處刑罰的機關。在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審查起訴程序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可以對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訴和提起公訴,但它們對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認定,只會帶來訴訟程序意義上的效果,而不是終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決,才是國家對被告人有罪結論的權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依法作出。在刑事訴訟中要確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須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經過開庭審理查明事實,以法律為依據作出有罪的判決,並且將其公開宣告。未經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這一原則的精神:廢除了人民檢察院原來曾長期擁有的以免予起訴為名義的定罪權,使定罪權由法院專門行使;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律稱為「犯罪嫌疑人」,而從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後,則改稱為「被告人」;檢察機關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有權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合議庭經過開庭審理,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刑事訴訟法有利於被告的基本原則使得被告在法院判決之前是無罪的,也就是說在法院的審理過程中,如果案件中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犯罪行為,法院應判決被告無罪。這使得被告的權利得以保障,同時,被告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有權為自己辯護,法院也應保證被告的辯護權。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Ⅶ 世界上還有雷鋒那樣得人嗎
記當代雷鋒式的平民律師趙玉中
有這樣一位律師,與大部分律師不同的是,他只為弱者打官司。他比別的律師忙得多,但他並未因此而成為富翁,仍然過著清貧的生活。他就是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趙玉中。1999年組建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以來,七年時間里,趙玉中先後接訪萬餘人次,成功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500多件。他用真情和愛心踐行著一個法援律師的朴實情懷,幫助了無數的困難群眾脫離苦海,用最大的熱忱溫暖著一顆顆幾近冰冷的心。專為窮人免費打官司
今年47歲的趙玉中,1989年轉業到巢湖市司法局,面對全新的工作,本就愛學習的他通過自學,三年獲得法律本科文憑,接著又一口氣考取律師資格。趙玉中回憶,最終讓他選擇走上法援道路,是源於一位老農的跪求。
1996年8月的一天,一位老農突然闖進趙玉中的辦公室撲通一聲就跪了下來:「求求你,幫幫我吧!」
趙玉中趕忙將老人扶起,一問才知道,老人的兒子在巢湖一個礦山打工,炸山點炮的時候被炸掉手臂,老闆不聞不問,不得已告上法院。眼看就要開庭,但因為付不起律師費,沒有一位律師願意接下案子,老人情急之下跑到了司法局,見人就跪。
這時有人提醒他:「你不是剛剛取得律師資格嗎?你不就可以幫他代理案子嗎?」趙玉中受到啟發,毅然接下了案子。
案子勝了,沒高興幾天,趙玉中又陷入了苦苦的思索:「可不可以像其他城市一樣在巢湖成立一個專為窮人免費打官司的法律援助機構呢?」趙玉中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局領導,「很苦啊!你行嗎?」局領導問。「我行!」趙玉中斬釘截鐵地說。
就這樣,1999年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了。「趙主任呈辭,法官也落淚」
肥東婦女方誌香,2005年與丈夫拿出積蓄又借款30萬,買了一輛大貨車跑長途。但當年7月,雇來的司機駕駛不當,車子行駛在廬江縣境內時一頭撞上高速路邊的護欄,還在睡夢中的丈夫當場死亡,駕駛員倖免於難。事後經交警核查,司機負有責任,但司機聲稱沒錢不肯賠償。方誌香抱著最後一絲希望找到趙玉中。當時由於情緒激動,方誌香的嘴巴雖然一張一合,但就是說不出話來,趙玉中立刻倒了一杯熱水遞到方誌香的手中,安慰她慢慢說。方誌香再也控制不住了,撲通一聲跪在趙玉中的腳下,將憋在心中幾個月的苦水全倒了出來。聽完敘述,趙玉中對她說:「你太可憐了,我幫定了,你放心吧」!
庭審時,雖然法官再三規勸,但駕駛員仍然不肯賠償。這時,趙玉中站了起來,他對駕駛員說:「方誌香是個農村婦女,她還有兩個孩子,她的歲數也不小了,她死了丈夫,以後只能守著幾畝薄田過日子了。你是個男人,還很年輕,出去打工還能掙到錢,方誌香是個農村婦女,她出去打工都沒人要,你知道嗎?丈夫死後她差點也跟著去了,做人要講點良心!」短短的幾句話,道出了方誌香悲慘的現狀和殘酷的未來,當庭法官和庭上的許多人都潸然淚下,而令人意外的是一直頂牛的被告駕駛員也抹起了眼淚,接下來的庭審很順利,駕駛員終於點頭答應給予方誌香賠償。「他是唯一讓我慚愧的人」
趙玉中援助的人中有很多都是殘疾人,對於殘疾人,趙玉中更是傾注更多的關愛和精力為他們維權。曾在巢湖市殘聯工作的趙婭萍告訴記者:「趙主任,他是唯一讓我感到慚愧的人!」
2001年,無為縣一位名叫秦政友的殘疾人給趙玉中打電話請求援助,他在江蘇打工,從樓上摔下致殘無人管。趙玉中立刻來到秦政友的家。一進門難聞的腥臭氣味撲面而來,滿地都是帶膿血的衛生紙,失去雙腿的秦政友躺在床上,渾身潰爛的褥瘡,屋內空氣讓人窒息。但趙玉中仍然耐心地坐在床前詳細地向秦政友詢問情況,得知秦政友的妻子已離他而去,丟下一個女兒,只能靠年邁的父母種田來養活,那時的秦政友已經有了死的打算,給趙玉中去電話是最後的一絲希望。
目睹這一切,趙玉中無法平靜。由於事發於1997年,當時經調解對方已作了五萬多元的一次性賠償,早已過了上訴時效,翻案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但趙玉中還是自費到了秦政友打工的無錫馬山鎮,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說給馬山鎮的領導聽,感動了當地領導,同意趙玉中提出的有關條件,給了3.2萬元的人道主義補償,終於將秦政友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獲得賠償之後秦政友想做點小生意,就找到殘聯的趙婭萍咨詢,趙婭萍耐心地幫他進行了咨詢,並聯系了有關單位,隨後讓他自己進一步去洽談,但秦政友卻要求趙婭萍幫他談,趙婭萍覺得殘疾人不應當有依賴思想,於是就說:「你自己能說話的,何必讓我來傳話呢?」「殘聯不是殘疾人的娘家嗎?我看你還沒有法援中心的趙主任親切。」一句話,讓趙婭萍感到深深的慚愧。「我是註定要愧對家人」
趙玉中的義舉讓無數的受助群眾感激不盡,然而在收獲無數感激的同時,對家人的愧疚也一次次湧上他的心頭。
趙玉中自從幹上法援事業,七年來沒有陪妻女去過一次公園、逛過一次街。七年來,同樓的很多社會律師都富裕起來,相繼搬離了這棟舊樓,看著妻子和女兒在不到70平米的蝸居中堅守,趙玉中心中就感到一陣陣地酸楚,他曾對妻子承諾:「等我干滿三十年,培養出了法援後繼者,我就提前退休,當一名社會律師,掙一大筆錢買一個大房子給你!」當去年工齡整整達到三十年時,趙玉中仍然奔波在為當事人維權的路上,「我是註定要食言了。」趙玉中說。2004年元旦剛過,趙玉中當時只有16歲的女兒就病倒了,一查才知道是心臟出了毛病,心裡內疚不已的趙玉中趕緊和妻子將女兒送到了南京,將手術的日子定了下來。誰知,就在即將手術的前兩天,趙玉中代理的一個案子就要開庭,開庭的日子與孩子手術的時間是同一天,對方將全部的希望寄託在趙玉中的身上,萬難之下,趙玉中一狠心與妻子商量要將孩子的手術提前。
提前意味著要拿孩子的生命冒風險,因為醫院只能安排醫生在做完其他手術後加班為孩子動手術,稍有分心就會危及孩子的性命。
趙玉中決定一搏。
所幸手術非常成功,趙玉中馬上與妻女告別,堅強的女兒微笑著與他揮手,但趙玉中剛走出病房,就聽見女兒小聲的哽咽。沒容多想,趙玉中就一邊流著淚一邊出了醫院,直奔法院。把黨的溫暖傳給大家
隨著幫助的群眾越來越多,趙玉中受到的贊譽也與日俱增,小小的辦公室,群眾送來的錦旗掛滿了四周的牆壁,而被趙玉中謝絕的錦旗他自己也記不清有多少,但每當有人向他報以感謝時,他總是微笑地擺擺手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將黨和政府的溫暖傳遞給了你,要感謝就感謝我們的黨和政府吧!」
趙玉中的義舉在感動社會的同時,也在無形之中影響著周圍的人,很多社會律師主動找到趙玉中,希望能免費為求助者提供法律援助,「大家已經意識到了法律援助的意義,已有越來越多的法律工作者加入我們的法律援助隊伍」,為此,趙玉中甚感欣慰。讓趙玉中感到欣慰的不止於此,七年來,趙玉中雖然每天都在為當事人奔波、忙碌,但只要接到曾經的當事人的一通電話或者祝福,他就感覺很滿足,「這時候我覺得最幸福,當事人沒忘了我,再苦再累我也覺得值,即使有一天我倒在了法援崗位上,我也心甘情願了!」趙玉中真誠地說。
Ⅷ 無為法律授助司法局地址
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是司法局下屬的一個部門,是政府機構,是國家撥款設立的,專門為需要律師服務但經濟困難無力聘請律師的弱勢群體及其法律規定必須有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而自己又沒有聘請律師的特定人員(如刑事案件中: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2928
Ⅸ 請求法律援助
你可以申請破產,但絕無為你負擔債務的可能。
Ⅹ 求曹建明檢察長在全國檢察長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曹建明檢察長在全國檢察長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2011年檢察工作主要任務
2011年檢察工作的總體思路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精神,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對檢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深化三項重點工作為著力點,以「三個強化」為總體要求,以深化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為動力,以加強檢察機關黨的建設和隊伍建設為保證,全面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不斷提高檢察工作科學發展水平,更好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維護人民群眾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實現「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良好開局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更加註重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依法保障和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要緊緊圍繞中央關於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推進發展現代農業、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進一步改善民生等重大決策部署,進一步加強、完善和落實服務大局的措施,充分發揮打擊、監督、教育、預防、保護等職能作用,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一要依法嚴厲打擊走私、偷稅騙稅、操縱股市、非法集資、非法買賣土地等嚴重經濟犯罪,繼續推進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深化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國土資源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和相關預防職務犯罪專項工作。
二要依法打擊侵害農民權益、危害農業發展、影響農村穩定的犯罪活動,繼續加大查辦涉農職務犯罪力度,突出查辦支農惠農資金管理使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以及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中的職務犯罪。
三要依法打擊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以及嚴重破壞生態、浪費資源的犯罪,嚴肅查辦危害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特別是生態修復工程、防災減災體系建設背後的職務犯罪。
四要切實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深入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積極參與對產品製造集中地、商品集散地、侵犯知識產權案件高發地的重點整治,突出打擊新聞出版、文化娛樂、高新技術和農業領域侵犯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和植物新品種權的犯罪。
二、更加註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著力深化三項重點工作
進一步把三項重點工作擺在突出位置,克服個別檢察機關、檢察人員存在的無關論、等同論、替代論、無為論思想,堅持立足檢察職能,繼續在各項檢察工作中深化、細化、實化措施,注意總結推廣帶方向性的經驗,研究解決帶普遍性的問題,著力建立健全檢察機關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科學有效工作機制。
一要建立健全群眾訴求表達機制。暢通群眾控告申訴渠道,深入開展文明接待活動,繼續推行12309舉報電話、民生服務熱線,積極探索建立綜合性受理接待中心、查詢服務窗口,完善巡迴接訪、下訪巡訪、聯合接訪、檢察長接待日和閱批群眾來信等制度。完善公開聽證、心理咨詢等措施,探索建立涉檢信訪終結機制,引導群眾依法理性表達訴求。
二要建立健全執法辦案風險評估預警機制。對辦理的重大復雜案件、熱點敏感案件、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群體性事件所涉案件等,在擬作出是否立案、批捕、起訴、抗訴和撤案等決定的每個環節,認真評估可能存在的不穩定因素,明確提出意見,科學制定預案,有效防止因執法不當激化矛盾或引發新的矛盾。
三要建立健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工作機制。推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品行調查、分案起訴、回訪幫教等制度,探索對未成年的初犯、偶犯免除前科報告義務制度,建立對罪行輕微的老年人犯罪依法從寬處理機制,完善、規范輕微犯罪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和刑事和解機制,提高運用法律政策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水平。
四要建立健全社會矛盾化解機制。建立健全檢調對接工作機制,對符合條件的民事申訴案件、輕微刑事案件,依託人民調解組織先行調解,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糾紛;建立不批捕、不起訴說理機制,依法釋疑解惑,加強心理疏導,防止和減少涉檢信訪發生;推動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機制,規范救助范圍、標准和程序,協調有關部門對生活確有困難的刑事被害人提供資金救助、民政救濟、社會保障、法律援助等。
五要建立健全涉檢輿情匯集、分析和應對機制。完善與新聞宣傳部門溝通機制、網上輿情監測研判預警機制、輿論引導應對機制和新聞發布等機制,加強輿情收集研判,規范輿情處置程序,高度重視、及時核查涉檢輿情反映的問題,對反映屬實的堅決依法嚴肅處理,對反映不實的客觀平和說明情況,對傳播謠言、惡意攻擊的及時澄清和有力回擊。規范和改進檢察工作新聞宣傳和案件報道工作,提高檢察宣傳輿論引導水平。
六要建立健全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機制。積極參與平安建設,充分發揮打擊和預防犯罪等職能作用,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強化刑罰執行監督和社區矯正監督,加強對服刑在教人員特別是監外執行罪犯、刑滿釋放人員等特殊人群的幫教管理。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法律咨詢等工作。要立足檢察職能不斷拓寬工作領域,針對執法辦案中發現的社會管理問題,及時提出消除隱患、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強化管理的檢察建議,協同有關方面共同推進社會管理創新。
三、更加註重群眾工作,切實維護人民群眾權益
一要牢固樹立群眾觀點。深入開展群眾觀點再教育,引導檢察人員擺正與群眾的關系,真正明確「為誰掌權、為誰執法、為誰服務」的根本問題,深入查找和剖析檢察人員群眾觀念淡薄的各種表現,堅決糾正解決對群眾訴求置若罔聞、敷衍塞責,與群眾打交道高高在上、頤指氣使,冷硬橫推、吃拿卡要,耍特權、逞威風,甚至以權謀私、違法辦案等突出問題。
二要著力保障民生,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繼續突出打擊嚴重侵害群眾利益、影響群眾安全感的刑事犯罪,嚴肅查辦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葯衛生、住房保障、征地拆遷、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民生領域的職務犯罪,依法監督糾正群眾反映強烈的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問題。
三要提高群眾工作能力。有計劃地安排年輕幹部和業務骨幹到基層一線、信訪部門和地方黨政部門掛職,加強群眾工作的實踐鍛煉,提高掌握群眾心理、使用群眾語言、疏導群眾情緒、處理群眾訴求等能力。檢察教育培訓也要增加提高群眾工作能力的內容。
四要不斷探索新形勢下專群結合的新途徑新機制。建立健全民意收集、研究和轉化機制,完善落實人民監督員、特約檢察員、專家咨詢委員等制度,把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作為檢察工作決策的重要依據,轉化為檢察工作整改的重要內容。
四、更加註重促進反腐倡廉建設,加大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力度
一要突出辦案重點。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以權謀私、失職瀆職犯罪案件,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中的職務犯罪案件,重大責任事故和群體性事件涉及的職務犯罪案件,發生在基層政權組織和重點崗位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的犯罪案件,地方換屆選舉中的破壞選舉、買官賣官犯罪案件,以案謀私、貪贓枉法和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等案件,繼續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打擊力度。
二要加強和改進瀆職侵權檢察工作。全面落實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瀆職侵權檢察工作報告的意見和高檢院《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加強與紀檢監察、行政執法和其他司法機關的協作配合,推動瀆職侵權檢察工作再上一個新台階。
三要在加大辦案力度的同時,更加註重辦案質量和效果,更加註重堅持理性平和文明規范執法。正確處理打擊與保護、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執法辦案與服務大局等關系,正確把握政策策略,注重改進執法方式方法,努力實現法律效果與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
四要進一步加強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繼續推進偵查工作與預防工作的緊密銜接。加強預防宣傳和警示教育,深入開展預防工程建設領域職務犯罪專項工作,組織開展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展覽巡展工作,落實預防職務犯罪年度報告制度,增強預防職務犯罪綜合效應。加強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實現查詢系統全國聯網,促進從源頭上遏制和減少職務犯罪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