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收費標准

㈠ 基層法律服務所怎樣報稅

地稅申報的稅金有：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個人所得稅、印花稅、房內產稅、土地使用容稅、車船使用稅。
（1）每月7號前，申報個人所得稅。
（2）每月15號前，申報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費附加。
（3）印花稅，年底時申報一次（全年的）。
（4）房產稅、土地使用稅，每年4月15號前、10月15號前申報。但是，各地稅務要求不一樣，按照單位主管稅務局要求的期限進行申報。
（5）車船使用稅，每年4月份申報繳納。各地稅務要求也不一樣，按照單位主管稅務局要求的期限進行申報。
（6）如果沒有發生稅金，也要按時進行零申報。
（7）納稅申報方式：網上申報和上門申報。如果網上申報，直接登陸當地地稅局網站，進入納稅申報系統，輸入稅務代碼、密碼後進行申報就行了。如果是上門申報，填寫納稅申報表，報送主管稅務局就行了。

國稅申報的稅金主要有：增值稅、所得稅。
（1）每月15號前申報增值稅。
（2）每季度末下月的15號前申報所得稅。
（3）國稅納稅申報比較復雜，需要安裝網上納稅申報系統，一般國稅都要對申報單位進行培訓的。

㈡ 司法部關於基於基層法律服務所統一收費規定

屬於當地司法局的事情，司法部不予處理。

㈢ 基層法律服務所參與調解要不要收費

一、先學一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
這個解釋已於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院審委會第1636次會議通過，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其中第八十八條規定的關於訴訟代理人部分，引起了全國所有基層法律工作者強烈不滿。具體的條款內容如下：
第八十八條：訴訟代理人除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提交授權委託書外，還應當按照下列規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關材料：
（一）律師應當提交律師執業證、律師事務所證明材料；
（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提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介紹信以及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
（三）當事人的近親屬應當提交身份證件和與委託人有近親屬關系的證明材料；
（四）當事人的工作人員應當提交身份證件和與當事人有合法勞動人事關系的證明材料；
（五）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推薦的公民應當提交身份證件、推薦材料和當事人屬於該社區、單位的證明材料；
（六）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應當提交身份證件和符合本解釋第八十七條規定條件的證明材料。
二、爭議的焦點是：第八十八條第2款規定：（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提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介紹信以及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
主要是：提交「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這個規定是既不合理不合情又是錯誤的。主要有幾個理由：
1、〈解釋〉超越職權。
根據《立法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一) 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 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理范圍依法應有人大常委會做出「具體含義」的法律解釋，最高法才有權力依據其做出適用的司法解釋。
2、違背客觀規律。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早已於2000年與政府部門實行脫鉤，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早已同為法律服務市場主體。已明確了統一的規制，成為了「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的機構，在合夥制的運轉下，在法律服務市場公平競爭中，正在推動法律服務行業步入健康有序的發展軌道中。
3、、違反聽證程序。
該司法解釋出台前，未召開聽證會，也無一人法律工作者發表意見，僅憑專家拍腦袋閉門造車，程序不合法。
4、關於出具「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的疑問。
（1）本轄區不明確。
（2）本轄區的證明，由哪個部門出具。
（3）本轄區不出具時，怎麼辦？如有一個外地人，在我社區租賃房屋居住一年以上，既未在公安局機關辦理暫住證，更不可能在本轄區登記注冊。故，若委託法工代理，因本轄區對此人不熟悉不了解拒絕出具是可能存在的。
（4）沒有強制性規定，本轄區必須出具證明材料。
（5）公民代理與律師代理、法工代理都是有專業素能差異的。若出具證明材料的話，與公民代理無異。
5、將基層法律工作者一棍子全打倒了。
法律工作者，由20世紀80年代由鄉鎮法律工作者發展而來，事實上，法工與律師及其他法律服務人都是推進依法治國的並不可缺少的有生力量。
因此，法律工作者們強烈建議修改該條款，具體改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除代理刑事、涉外外）應當提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材料。

㈣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開展業務應當遵循哪些要求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
第五章執業權利和義務

第三十二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持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介紹信、當事人的委託書和《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經有關單位或者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調查、收集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證據材料；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查閱有關的案卷或者庭審材料。
第三十三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對堅持非法要求、故意隱瞞重大事實、提供虛假證據或者嚴重違反委託合同約定義務的當事人，可以拒絕為其代理或者解除委託關系。
第三十四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執業中發現本地區政府機關、村民(居民)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在執行法律、法規和規章方面存在問題的，可以向其提出法律建議。
第三十五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應聘執業期間，有權獲得執業所需的工作條件，有權參加政治學習和業務培訓，有權參與所務民主管理，有權獲得勞動報酬和享受保險、福利待遇。
第三十六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對侵犯其執業權利的行為，可以請求司法行政機關、有關司法機關或者基層法律服務行業協會組織依法予以保障。
第三十七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應當遵守法律、法規和規章，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格依法辦事，自覺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
第三十八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盡職盡責，努力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接受當事人和社會的監督。
第三十九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遵守由基層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的規定。
第四十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依照有關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
第四十一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遵守司法、仲裁和行政執法活動的有關制度，尊重司法、仲裁和行政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使職權。
曾擔任法官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離任後二年內不得擔任原任職法院審理的訴訟案件的代理人。
第四十二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尊重同行和其他法律服務工作人員，同業互助，公平競爭，共同提高執業水平。
第四十三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
第四十四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愛崗敬業、堅持原則、誠實守信、舉止文明、廉潔自律，自覺維護執業聲譽和社會形象。
第四十五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勤奮學習，加強職業修養，積極參加司法行政機關組織的業務培訓和進修，不斷提高專業水平和服務技能。

㈤ 法院是如何收取律師費的

被告方律師費用的計算方法：‍
可按照訴訟標的額的比例收費，這原被告都是一樣的；風險代理，被告方可與律師約定按照判決數額與原告訴訟標的額之間差額的百分比收費。

部分律師收費也採用如下計算：
一、辦理民事案件
1.不涉及財產關系的：1000元-10000元/件。
2.涉及財產關系的除每件固定收取500元的收案費外，按照涉及爭議的財產標的額分段計算。
二、辦理行政案件
1.不涉及財產關系的：1000元—5000元/件；
2.涉及財產關系的：按照民事案件中涉及財產關系的收費標准執行。
三、辦理國家賠償案件：1000元—10000元/件。
四、辦理刑事案件
1.偵查階段：1000元—5000元/件；
2.審查起訴階段：2000元—10000元/件；
3.審判階段：
（1）一審案件：5000元—20000元/件；
（2）二審案件：
①未辦理一審而辦理二審的，按一審標准收取；
②辦理過一審而又辦理二審的，按一審收取的數額減半收取；
4.刑事自訴代理及刑事案件被害人代理：
（1）不涉及財產關系的：2000元—10000元/件；
（2）涉及財產關系的：除按照不涉及財產關系的計件標准收費外，還應按照民事案件中涉及財產關系的收費標准執行。
五、代理各類訴訟案件的申訴
1.未辦理過一審、二審的：2000—10000元/件；
2.辦理過一審、二審的減半收取。
六、辦理重大、復雜、疑難案件
各類重大、復雜、疑難案件訴訟代理律師服務費，與委託人協商確定後可在標准最高限之上收取，但最高不得超過標准最高限的十倍（風險代理除外）。
七、計時收費
計時收費可適用所有法律事務。收費標准為：100—3000元/小時。
八、協商收費
實行政府指導價以外的所有法律服務實行協商收費，由律師事務所與委託人協商確定收費標准，實行協商收費應當自願協商、公平合理、誠實守信。

㈥ 基層法律服務所規范經費做會計分錄怎麼寫

法律法規社會民生科學教育健康生活體育"其它與獲得職工提供的服

㈦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哪啊

1、「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哪啊？」：法律服務所由當地司法局主管，一般是設內到鄉鎮和城市的容各區。
2、「它一般開在什麼地方」：一般會設到鄉鎮（或區）的政府所在地附近。
3、「門口掛什麼招牌啊」：當然是XXX區法律服務所的牌子了。
4、如果想知道具體哪一區的法律服務所的地址，可以撥打當地司法局的電話詢問。
5、提醒一聲：法律服務所的服務人員並不都是有律師資格的，業務水平可能不如正式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專業，需要您自己注意。

㈧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