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師制度

⑴ 日本律師制度的律師制度的確立

1876年2月，日本公布了《代言人規則》（甲第一號）。1880年5月，又對該規則進行了修改。1882年的《治罪法》，首次確立了行政辯護制度。1903年2月，日本頒布了《律師法》，該法雖然取代了《代言人規則》，但卻將規則中的基本精神承續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吸收英美的立法經驗，改革了司法制度，於1949年頒布了新的《律師法》。該法幾經修改，是日本現行律師制度的法律基礎。
日本1949年頒布的《律師法》，經前後幾次修改後，目前共十一章92條。對律師的使命、資格、權利和義務、組織、罰則等作了全面的系統的規定。

⑵ 裘索是誰是哪裡的干過什麼

裘 索（上海）
裘索律師，博士生，畢業於復旦大學法律系經濟法專業、獲法學學士學位。後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民商法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1988年，參加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合格，由司法行政官員轉為專職律師。1989年，被推薦參加司法部舉辦的房地產法律與實務研修。後赴日本留學，1998年10月19日，獲日本法務大臣認可，取得日本國外國法事務律師資格，注冊於日本律師聯合會和東京第二律師協會(注冊號：00241)。現任東京第二律師協會國際委員會委員。 赴日留學之前，裘索女士辦理了大量的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案件，並為當時的國營企業、醫院、拍賣行等顧問單位提供了訴訟與非訴訟的法律服務。在日獲碩士學位後，受聘於東京都城山綜合律師事務所，並任聯合國犯罪預防基金會（本部東京）的長期顧問。 2000年10月12日，第8次"聯合國亞洲犯罪預防基金會世界大會"在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在來自世界69個國家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家參加的會議中，裘索律師擔任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抒檳同志的翻譯；2001年5月，裘索律師被推選為聯合國亞洲犯罪預防基金會的代表，出席了在維也納聯合國會議中心舉行的聯合國犯罪預防刑事司法第十屆世界大會。在日供職期間，裘索律師為日本企業提供了廣泛地中國法的法律服務。 在日本供職期間，裘索律師除了為日本企業提供了廣泛的法律服務外，還積極從事並成功推動了中日法律實務和法學理論的交流，2000年被投票選舉為在日中國律師聯合會副會長，並在中日報刊上發表中日法律實務及律師制度方面的論文二十餘篇，其專著《日本國律師制度》和《日本國檢察制度》是中國首次全面地、系統地向國人介紹日本律師制度和檢察制度的著作，也被稱為近年來此類著作中最好寫作之一。合著《赴日經商法律實務》（副主編），《海外投資實務》（編輯委員）。 2002年4月起，裘索律師將工作重心由東京轉到了故鄉上海，擔任了多家東京證券交易所一部上市企業及其現地法人等多家日資企業的法律顧問，裘索律師客戶包括：日本著名綜合商社、跨國生產商、大型建設公司、大型航海商社、大型精密機械商等。裘索律師精於中日兩國的法律和語言，在日本留學、工作以及在美國紐約的生活經歷使得她受到了東西方兩種文化的熏陶，對東西方法律文化的理解頗為深刻。從事律師工作以來，得到了日本律師和法學界的廣泛贊揚，受到日本企業、客戶的一致好評。其無論在法學理論還是實務操作上都達到了一定的水準。

⑶ 為什麼中國律師很少佩戴律師徽章,但是日劇里日本的律師一定會

不能混淆影視劇和現實，戲劇化當然會更加繁瑣，但實際情況並不一定是這樣的。

國內的法庭，除非是有特殊案件需要向社會公開審理的，否則法官也是不需要穿法袍、拿法槌的。如果真要上電視，他們就需要更多的儀式化。

中國律師

中國律師創刊於1988年，月刊，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主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主辦的國家級期刊，是中國國內以律師為核心的法律期刊 。

中國律師主要報道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法律，傳播律師工作信息介紹律師工作經驗，研究律師業務和律師制度建設，研究和介紹可供中國借鑒的中國國外律師制度和律師業務 。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中國律師

⑷ 日本客戶對於律師的要求，與中國客戶對律師的要求，有哪些不同

日本律師組織及律師工作機構。日本律師實行自治，其律師組織在律師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師組織分為兩種：日本律師聯合會（簡稱「日律聯」）和律師會。日本律師聯合會（也稱日本辯護士聯合會）是全國性律師組織。其使命是保護律師品格，謀求律師改善和進步，對律師和律師會進行監督指導和業務聯系。日本律師聯合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11人，理事71人，監事5人。這些人以選舉產生。會長任期2年，其餘是義務職，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聯」設8個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懲戒委員會；綱紀委員會；人權擁護委員會；司法修習委員會；司法制度調查委員會；律師推薦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律聯」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審查律師資格，監督律師行為、懲戒違法律師、監督律師會的工作。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是日常性的；第二，對立法、司法的改善進行調查研究。1972年日本有一決議規定：今後有關司法制度法規的改正、修訂，要經「日律聯」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後，才向國會提出；第三，從事維護人權的活動。

律師會是日本的地方性組織，其使命與「日律聯」相同。律師會是法人組織，按照律師法規定，它在每一地區裁判所轄區設立，目前除東京有三個律師會外，律師會的成員是本轄區內所有的律師。小的律師會僅有十幾名。律師會必須制訂會則，向「日律聯」登記，接受「日律聯」的指導和監督。律師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若幹人。另外設資格審查委員會、懲罰委員會、綱紀委員會等等專門組織。律師會在日本律師系統中起承下啟下的作用，日常是審查律師資格，指導律師開展業務，對律師活動實行直接的監督。

日本律師的工作機構是「法律事務所」。日本的律師屬自由職業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務所是個人的。個人法律事務所的名稱都是法律事務所前冠以律師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務所、鳩山法律事務所。這些事務所有的有專門辦公地點，也有的就設在律師家裡。除單個人辦的法律事務所外，還有數人合夥的法律事務所。合夥法律事務所力量大，競爭力強，便於律師業務水平的提高，頗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幾年，這種法律事務所增長很快。律師除個人開辦或者合夥開辦法律事務所外，也有受僱傭在法律事務所工作的。這些律師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間鍛煉成熟，為以後單獨開辦法律事務所打下基礎。

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大場景中，律師制度的發生和發展，不過是其中不那麼起眼的一幕。但是，正如一滴露珠可以折射整個太陽的光輝一樣，律師制度的歷史，也生動展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跌宕起伏。

中國的律師制度是清末修律運動中效仿西方典章制度的產物，其後雖經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有所發展（尤其是在立法上），但從根本上說，將其歸結為一種現代標識最為適宜。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律師制度見之於中國社會，其形式意義遠多於實質意義。在近代西方，律師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體現，而司法民主又是在整個社會倡導民權、以民權作為各種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礎的結果。中國社會始建律師制度之時，自由平等之風未行，專制特權之制仍在，作為法律改良的一部分而引進律師制度的直接動因，乃是為了消除列強的治外法權以重整國家治權。因此，如果說與民眾權利結合的律師制度是民主精神的一種外化的話，那麼從國家治權出發的律師制度則是一種有待於民主精神滋潤的現代標識。其二，律師制度所內含的自由平等精神，與中國固有的以宗法等級為基調的法律文化傳統是異質的，而在形式上，律師卻極易被混同於為社會所不屑、從而不可能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正當性的「訟師」、「訟棍」一類，由此而使律師制度面臨雙重危險：一是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二是喪失現代精神而發生蛻變。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建立「新的律師制度」的嘗試。新律師制度以當時的蘇聯為效仿對象，其主要特點是把律師納入國家公職范圍，統一領導，統一工作。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眾多的律師成為「右派」，律師制度旋即夭折。

1979年，律師制度恢復重建。此後，隨著中國社會不斷改革開放而出現的新一輪的現代化運動，隨著在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目標模式上不斷明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取向，律師業也表現出持續而強勁的發展勢頭。在數量規模上，律師事務所和從業人數大幅上升。迄今為止，中國的律師事務所已從1979年的79家發展到1萬余家，從業人數從1979年的212人壯大到約11萬人。自1994年至2002年實行統一司法考試之前，每年報考律師的人數都在10萬人以上，通過人數都超過1萬人。如此規模和發展速度的律師業，加之既存的數量更為龐大的其他法律服務組織和服務人員（據統計我國從事法律服務者大約有1100多萬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東方社會來說，無疑反映了一種無聲息卻劃時代的社會巨變。

在質的方面，由於中國律師制度的改革和律師業的發展，律師已實現了由原先單純的「國家法律工作者」向「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的轉變，其執業形式是通過合夥和合作等途徑設立的自律性律師事務所；作為國家事業單位的法律顧問處或律師事務所實際上已呈消亡之勢。律師管理體制也開始實現由司法行政機關單純的行政管理向司法行政管理與律師協會行業管理相結合的模式轉變，並將最終過渡到「司法行政機關宏觀管理下的律師協會行業管理體制」。

中國律師制度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背景下所呈現出的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可以說是在更高層次上發生的一種超越本土法律文化傳統——從而使這種傳統不得不再次回歸於一種潛在狀態——的運動。這種運動以律師業回歸社會並在社會中形成與其職業使命和專業化要求相適應的自治自律機制為基本內容，因此它在總體上表現為一個完整的社會化過程。具體則可以將其概括為前後相繼、互相依存的兩部分內容：一是在與國家（相對於民間）的關繫上發生的以律師業逐漸脫離對國家經費和編制的依賴為主要特徵的中介化運動；二是在與社會（包含國家和民間）的關繫上發生的以形成律師業自治自律的機制為目的的行業化運動。對於這種勢必重塑中國律師制度和律師業的社會化進程，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予以積極的回應。

第一，世界各國盡管國情不同，但要建立現代的民主法治社會，就應該了解和重視這種社會在制度構造上的規律性和合理性。現代律師業作為現代法治社會的一種基本構件，其基本屬性就是中介化和行業化。中介化是相對於把律師業納入國家公職范圍或作為「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而言的。律師業中介化的必要性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肯定：一方面，律師業是專門從事法律服務的職業，而按照現代法治社會中國家和社會的二元構造，國家沒有必要也很難把提供一切法律服務作為自己的職責；另一方面，現代社會是在尊奉民權的基礎上構築的法治社會，從民權保護和滿足社會需要的角度看，一個不屬於國家公權（特別是行政權力）系統而且有權專門從事法律活動的獨立的律師業，更適宜於監督和對抗公權的濫用，也更能有效地防止私權自身因濫用而變質和喪失。從「國家工作人員」到「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的轉變，反映出我們從更加貼近律師的固有屬性來認識律師；也反映出政治制度對律師需求內容的重大變化。

律師業的行業化是分散運作的律師業為加強職業內部的聯系和交流、形成一種整體的力量以強化自身對社會的交涉力和影響力而表現出的一種自我整合過程。所不同的是，由於律師的職業活動在復雜的現代法治社會中的高度專業化，以及律師對當事人、對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會所應負的責任，使得律師業在自身的組織和管理上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自律性。這也可以視為社會與律師業之間所達成的一種「交易」，即社會承認律師業自治自律的「特權」，以便律師業能實現其職業使命，造福於社會。從國家行政管理到不斷增多的自治自律的變化，使中國的律師更加貼近民間社會，成為媒合國家和民間社會的中介，成為促進民間社會自我整合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中國律師業的中介化和行業化，意味著在廣泛的社會結構范圍內、而非原先的國家權力結構范圍內重塑律師制度和律師業，因而不僅需要各種階段性設計，而且還要有一種系統的構想。當中國律師業最終從國家公職范圍中脫離出來，從而徹底割斷與國家權力相連的「臍帶」後，失去國家權力背景或依託的這一職業能獲得足夠的資源去實現自己維護民權、促進法治和實現社會正義的職業使命嗎？中國律師業能在現有狀況的基礎上取得行業化的較理想狀態嗎？社會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重塑律師制度和律師業，需要與其密切相關的一些環境因素有什麼對應的變化呢？這些方面的問題都是應該通盤考慮的。從許多現代發達國家的情況看，律師制度自始就是其制度構架的一個有機部分，律師業通過與周圍社會環境的長期磨合，已轉化為一種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並包含律師業在各方面活動的現實合理性的職業傳統。相比之下，中國律師制度和律師業的重塑，有著歷史傳統方面的諸多障礙。因此，改革和發展中國的律師制度和律師業，首先必須從立法上對律師業作出與其職業使命相適合的定位，並提供充分必要的保障；同時，還要考慮律師業發展的現狀及其自我拓展的能力。在這里，單純的法律眼光顯然是不夠的，還要有一種廣泛的社會視野。

⑸ 律師職業的特徵

職業特點就是工抄作壓力非常大，而且收
入沒有保障，除非你做到非常高的級別,
要不別想出人頭地啊，而且這行是人越
老越值錢
對素質要求，就是不要分清是非黑白，永
遠記住，你只為你的當事人說話，而不論
他是對是錯，所以你沒必要正直..

⑹ 比較政治制度問題 世界上律師和律師制度最發達的國家是

美國

⑺ 中日美律師制度的對比

美國的律師制度

美國的法律制度是「雙軌制」，即聯邦法和州法共存，再加上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所以美國沒有統一的律師法。有關律師制度的法規，散見於憲法、判例法以及律師協會制訂的《律師守則》中。

根據律師的任職情況，有人將美國的律師分為三種：政府機關僱傭的律師，企業公司僱傭的律師和開辦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掛牌律師」）。前兩種律師是政府或企業公司的雇員，他們僅僅處理本政府機關、本公司企業的法律事務，並不接受社會上當事人的委託。後者是在社會上執行律師職務，為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服務，領取營業執照，所以又稱「掛牌律師」。

由於法律專業越分越細，近幾十年來，美國出現了一些專門研究某門法律、專門辦理某類案件的律師，律師分工的傾向越來越明顯。目前，美國已出現了一批專利律師、合同律師、稅法律師等等專業律師。

美國律師的活動范圍和業務是很廣泛的。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有律師活動。律師的業務從早期的刑事辯護發展到兼任法律顧問、提供咨詢、代理訴訟、辦理非訴訟法律事務等。

在美國，律師的社會地位很高，是人們所嚮往和崇敬的職業。這種崇高的社會地位取決於以下幾點原因：第一，美國是遵守判例法的國家，法律非常復雜，人們要處理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種問題，就要得到律師的幫助，否則寸步難行。除個人外，一些政府機關、企業、社會團體作出重大決策，即使不是由律師親自作出，也往往要在慎重地考慮他們的意見後才作出決策的。第二，律師的經濟收入較高。第三，律師資格是向上晉升的階梯。迄今為止，美國有23位總統出身於律師，國會中有60%以上的議員曾執行過律師職務，法官、檢察官一般都由具有律師資格的人擔任。

由於律師的社會地位較高，取得律師資格的條件是很嚴格的，雖然各州的具體規定不同，但大致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必須是成年人；第二，經過品行調查證明沒有劣跡者；第三，必須通過州的律師資格考試。在美國，律師資格考試是由各州最高法院任命的主考人組成的考試委員會負責主持，主考人一般是本州具有權威的法官或律師，應考者必須是美國法學院畢業，具有法學學士學位。孝試內容包括聯邦法律和州法律。考試通過後，由考試委員會發給律師資格證書。在一個州取得律師資格，並不等於可以在其它州從事律師職業。如要在另一州從事律師工作，還需要通過另一州的律師資格考試。

美國律師開業有三種形式。其一是個人開業。其二是聯合經營事務所。其三，合夥經營律師事務所。

美國的律師組織是律師協會，聯邦有聯邦的律師協會，州有州的律師協會，縣有縣的律師協會。聯邦和州的律師協會沒有隸屬關系。律師協會的任務一是制定《律師守則》，對律師進行道德和紀律教育；二組織律師進修和研究法律；三是對社會進行律師宣傳教育。它還監督律師執行《律師守則》，受理公民對律師的控告。律師協會沒有權力對律師直接作出懲戒、停止執業或開除律師資格的處分，這些權力由州法院行使。

日本的律師制度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無律師制度。明治五年，日本以法蘭西為藍本制定了司法職務制度。根據這個制度，日本出現了「代書人」和「代言人」，開辟了代理人參與民事訴訟的道路。1876年2月，日本公布了《代言人規則》（甲第一號）。1880年5月，又對該規則進行了修改。1882年的《治罪法》，首次確立了行政辯護制度。1903年2月，日本頒布了《律師法》，該法雖然取代了《代言人規則》，但卻將規則中的基本精神承續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吸收英美的立法經驗，改革了司法制度，於1949年頒布了新的《律師法》。該法幾經修改，是日本現行律師制度的法律基礎。
日本1949年頒布的《律師法》，經前後幾次修改後，目前共十一章92條。對律師的使命、資格、權利和義務、組織、罰則等作了全面的系統的規定。現將其主要內容作一簡要介紹。
律師的使命及職務。日本律師法第一條規定律師的使命有兩個，其一是擁護基本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其二是在誠實執行職務的基礎上，努力維持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二次大戰以來，日本律師界為完成上述使命做出了許多工作。首先，他們發起組織了「人權擁護大會」。至目前為止，該會已召開20多次大會。其次，日本律師界還對公害、葯害事件極為敏感，對這些危害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取得了一些勝利。再次，在改善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律師出作了大量工作，例如關於少年的立法，因為律師界的反對，使得嚴厲處置少年犯罪案件的立法意圖未能實現。律師的這些行動，頗受日本國民擁護。
律師法規定的律師職務主要有：參與訴訟案件，為公民、機關團體代理訴訟，為刑事被告人進行辯護；在非訴訟案件中為社會提供法律幫助；充任稅務代辦人等。
律師的資格。日本律師法關於律師資格的規定有三種：
（1）規定了正常情況下的律師資格，即一般律師資格，這個資格是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
（2）規定了一般律師資格的例外情況：在職的最高裁判所審判官；在職的大學、專修科和學院的法學教授、副教授；取得司法進修生資格後，在簡易裁判所任5年以上的在職審判官、檢查官、裁判所調查官、裁判所事務官、法務事務官、司法研修所和裁判所書記官、研修所或法學完全研究所教官、眾議院或參議院法制局參事及內閣法制局參事官，這些人員不經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即可取得律師資格。因為日本「司法進修生」是指普通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通過國家的考試而取得的資格，司法進修生的學習多是業務實踐。故上述人員雖然不經過「司法進修」學習實踐終結，但由於其已在實際部門工作了五年，相當於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
（3）規定了律師資格的排除條件。按日本律師法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能取得律師資格；曾被判處監禁以上刑罰者；受彈劾裁判所罷免的審判官、被除名的律師，被停止業務的辯理士、稅理士；被注銷的會計士或被免職的公務員，自受處分之日未滿3年的；被宣告無財產管理能力的人；破產而未復權之人。
日本律師組織及律師工作機構。日本律師實行自治，其律師組織在律師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師組織分為兩種：日本律師聯合會（簡稱「日律聯」）和律師會。日本律師聯合會（也稱日本辯護士聯合會）是全國性律師組織。其使命是保護律師品格，謀求律師改善和進步，對律師和律師會進行監督指導和業務聯系。日本律師聯合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11人，理事71人，監事5人。這些人以選舉產生。會長任期2年，其餘是義務職，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聯」設8個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懲戒委員會；綱紀委員會；人權擁護委員會；司法修習委員會；司法制度調查委員會；律師推薦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律聯」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審查律師資格，監督律師行為、懲戒違法律師、監督律師會的工作。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是日常性的；第二，對立法、司法的改善進行調查研究。1972年日本有一決議規定：今後有關司法制度法規的改正、修訂，要經「日律聯」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後，才向國會提出；第三，從事維護人權的活動。
律師會是日本的地方性組織，其使命與「日律聯」相同。律師會是法人組織，按照律師法規定，它在每一地區裁判所轄區設立，目前除東京有三個律師會外，律師會的成員是本轄區內所有的律師。小的律師會僅有十幾名。律師會必須制訂會則，向「日律聯」登記，接受「日律聯」的指導和監督。律師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若幹人。另外設資格審查委員會、懲罰委員會、綱紀委員會等等專門組織。律師會在日本律師系統中起承下啟下的作用，日常是審查律師資格，指導律師開展業務，對律師活動實行直接的監督。
日本律師的工作機構是「法律事務所」。日本的律師屬自由職業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務所是個人的。個人法律事務所的名稱都是法律事務所前冠以律師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務所、鳩山法律事務所。這些事務所有的有專門辦公地點，也有的就設在律師家裡。除單個人辦的法律事務所外，還有數人合夥的法律事務所。合夥法律事務所力量大，競爭力強，便於律師業務水平的提高，頗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幾年，這種法律事務所增長很快。律師除個人開辦或者合夥開辦法律事務所外，也有受僱傭在法律事務所工作的。這些律師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間鍛煉成熟，為以後單獨開辦法律事務所打下基礎。

中國律師制度產生和發展
在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中國沒有律師制度，一直實行封建專制。在司法制度方面，行政權與司法權不分，刑事與民事不分，從君王到縣令都有審判權；他們既是中央或地方的行政長官、又是中央或地方的公安局長、檢察院的檢察長、法院的院長。對任何案件的當事人，不管是原告還是被告，都實行糾問式審判，辦案搞刑訊逼供，由審判官任意裁判，既不允許被告人、原告人辯護，也不允許他人為其代理。
19世紀中葉，隨著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社會日益走向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化，外國律師開始在中國出現，他們先是在「租界」的法庭執行職務，而後在中國法院擔任辯護人或代理人。在國外法律文化的強大沖擊下，變法圖強的呼聲日益高漲，腐朽、閉關的清政府為求自保，開始變法修律，具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最後還是從國外引進了包括律師和律師制度在內的資產階級的司法制度。
1910年清朝政府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仿效日本的同類法典，曾規定允許律師參加辯護和代理，這是中國法律史上第一個對律師參與訴訟問題作出規定的法典。但此法未及公布，清王朝就垮台了。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臨時政府，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律師制度，曾起草了《律師法草案》，准備仿效英、美、德、日等國，考核選拔律師，但因臨時政府很快被迫解散而沒來得及頒布和實生。
袁世凱竊國後，1912年9月，北洋軍閥曾制定了《律師暫行章程》和《律師登記暫行章程》，這兩個章程，雖條文不多（前一具38條，後一個僅7條），但卻對律師制度的主要問題作了規定。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律師制度的成文立法，是舊中國實行律師制度的開端。章程頒布後，中國的律師職業慢慢興起。1922年，上海成立了律師公會，這是舊中國早期的一個律師組織。至北洋軍閥政府垮台，全國約有3000人從事律師業務，但他們多集中於上海、南京、武漢、天津等大城市。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由於政治黑暗，刑、民訴訟草菅人命，律師活動受到很大限制。律師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如南京、上海等地，偏僻的縣城難找到一名律師，在廣大農村，幾乎沒有律師的活動。當時的律師是自由職業者，多是個人開業，亦有幾個人合辦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規模很小。律師的主要業務是辦理刑事、民事案件，也可受聘擔任法律顧問。律師個人接受委託，收費歸個人所有。律師中的大多數人則以賺錢為目的，誰給錢就給誰辦事，誰給的錢多，就替誰賣力，為了牟取私利，律師挑詞架訟，製造糾紛，敲詐勒索當事人。 舊中國的司法制度（其中包括律師制度）具有濃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發育不全，律師所能起到的作用很小；由於他們絕大多數人出身封建官僚、地主階級家庭，受到的是封建主義的教育，因此，他們往往站在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為其服務，是為維護當時的法律實施、為封建買辦服務的。雖然當時也有極少數律師有正義感，同情勞動人民、支持進步事業，反對當局的專橫殘暴統治、台施洋、沈鈞儒、史良等著名進步律師，但他們常常遭對迫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司法制度中，就規定了「被告有辯護權」。各革命根據地民主政權的司法機關審理刑事案件，允許被告人委託辯護人為其辯護。
在抗日戰爭時期，各抗日根據地的司法機關，對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十分重視，雖然由於戰爭環境的限制，沒有設立專職律師，但在審判上准許被告人委託他的親屬，或有法律知識的人，出庭為他辯護。人民團體等單位，對其所屬成員的訴訟，也可以派人員出庭幫助辯護。
解放戰爭時期，有些司法機關允許被告人自己或他的代表辯護或提出反證。
中國共產黨歷來十分重視辯護制度，注意尊重和保護人民的各項權利。革命根據地的辯護制度為建國後律師制度的確立提供了一定的經驗，作了很好的准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律師制度是在批判和摒棄舊律師制度的基礎上，經歷了創建、取消、恢復與發展幾個時期，順應了國家法制的需要而逐步發展起來的。
鑒於舊律師充滿剝削階級、國民黨反動派的法律觀念，非法活動猖厥，訟棍包攬詞訟，欺詐鑰財，擾亂法院審判的正常活動，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發出了《關於取締黑那是及訟棍事件的通報》，該通報指出；作為舊司法制度組成部分的舊律師制度已經廢止，「若舊律師仍有非法活動，對於法院威信及人民利益均有危害，應予以取締。」接著1952年在全國范圍內又開展了司法改革運動。這樣，舊的律師制度不僅從法律上被否定了，也從社會上被徹底清除了。我國開始著手組建新型的那是隊伍。
1953年起，我國進入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新時期，這就相應地要求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健全的人民律師制度。
從1954年至1957年，我國律師制度有了較大的發展。到1957年底，我國已有19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律師協會或籌備委員會，設立了820個法律顧問處，有專職律師572人，兼職律師350人。律師機構建立以後，接待了大量的群眾來訪，承辦了大量的刑事辯護和民事代理案件。據司法部對上海、北京等10個省、市、自治區59個法律顧問處承辦的1204件刑事案件的調查分析，經過律師辯護，改變性質和否定部分犯罪事實的500件，其中法院宣告無罪的63件，免予刑事處分的49件。又據上海市的調查，經過律師辯護的案件，絕大多數的被告都表示服判，提出上訴或申訴的很少。可見律師制度對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保障法律的正確實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7年開始的反右整風運動，由於左傾主義思想的影響，擴大化的反右斗爭把新中國的律師制度扼殺在搖籃里。《律師暫行條例》（草案）被打入冷宮，一批律師被指責成「喪失立場、」「敵我不分」、「為犯罪分子鳴冤叫屈、開脫罪責」、一大批忠於黨和人民、忠於社會主義法律，剛剛熟悉業務的律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他倖免的律師也無法從事律師工作。1959年，各地的律師機構全部撤消，律師制度被徹底破壞。從此，我國出現了20多年沒有律師的空白時期，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上的一大失誤。
1978年3月5日，五屆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恢復了刑事辯護制度，從此，我國的律師制度迅速發展起來。1979年，黑龍江呼蘭縣等地，開始試行選題辯護。廣州市為辦理海外涉外案件，曾設立了法律代辦處。4月，上海市重建律師組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成立了專門小組，對50年代草擬的《律師暫行條例》（草案）進行修改。
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發出了《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明確宣布恢復律師制度。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5次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它是新中國第一部關於律師制度的立法。
《條例》頒布以後，我國的律師隊伍迅速發展，律師業務不斷拓展。律師不僅刑事被告人辯護，而且接受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民的委託,擔任法律顧問及各種訴訟案件、非訴訟事件當事人的代理人。
1996年5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律師法》。《律師法》是我國律師發展的里程碑。《律師法》的出台，對於完善我國律師制度，保障律師依法執業，規范律師的行為，進一步發揮律師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維護社會的穩定，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隨著律師的職能作用日益增強，廣大律師不僅在維護國家法律正確實施和社會穩定，促進民主法制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通過法律顧問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各級政府依法決策和依法行政，推動了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開展。同時，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廣大律師大力開拓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關的業務領域，積極承辦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的法律事務，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廣大律師在促進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和經濟貿易的發展中，依法維護了國家、集體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執法的慣性，加上我國的律師隊伍畢竟年輕，缺乏從業經驗，執法觀念還不適應，面對社會上存在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不良影響，抵抗能力差，出現了一些道德失范，不遵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現象。有的律師缺乏應有的責任心，不認真履行職責，在辦理法律事務中敷衍塞責，應付當事人，甚至出現收錢不服務，或者亂收費、私自收費或收費不入帳；有的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心有餘悸；有的未能自覺抵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他們的親屬和來自其他方面的引誘、腐蝕，同時也有少數律師拉攏辦案人員辦「關系案」，個別律師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這些問題雖然只發生在少數律師身上，但影響很壞，危害很大。它嚴重破壞了律師辦的聲譽，損害了律師隊伍的整體形象，干擾了律師工作改革的順利進行。為了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律師法的規定，努力建設高素質的律師隊伍，糾正在少數律師身上存在的問題，提高律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司法部於1996年9月26日制定並發布了《關於嚴格執行〈律師法〉，進一步加強律師隊伍建設的決定》，提出了我國律師隊伍建設總的指導思想、基本任務、工作重點、基本要求和具體措施。《決定》提出了加強律師隊伍建設的基本思路和總體要求；根據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按照《律師法》的規定，進一步強化管理，提高律師隊伍的政治素質、職業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業務精湛、道德高尚、紀律嚴明、作風過硬，具有良好社會形象的那是隊伍。
我們相信，隨著《律師法》的實施，我國民主法制的進展，我國律師隊伍建設一定能夠得到進一步加強，一定能夠造就一支高素質的、讓黨和人民放心的律師隊伍，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律師制度將得到進一步完善。

⑻ 律師的各國制度

西方國家
在反封建斗爭中，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J·洛克·伏爾泰（1694～1778）和D·狄德羅(1713～1784)等人，提出用辯論式訴訟代替糾問式訴訟。英國平均主義派領袖J·李爾本（約1614～1657）在《人民約法》一書中明確主張被告人應有權辯護或請別人協助辯護。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相繼規定了律師制度。英國的律師制度分為兩類：
1．訟務律師（barrister），受Bar Council管理。
2．事務律師（solicitor），受Law Society管理。
兩者的資格取得、訓練、執業范圍以及所受到的管制均有所不同。傳統上兩者能夠處理的事務范圍涇渭分明，只有訟務律師可以代表當事人出庭，事務律師僅能向客戶提供法律意見。但由於法律事務的日趨復雜，兩者處理的事務時常所重疊，再加上此種區分方式造成對當事人的不便以及費用，自1980年代起，對於英國律師制度的改革呼聲逐漸出現。
1787年《美國憲法修正案》第6條規定,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有權由律師協助其辯護。
1808年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系統地規定了辯論原則和律師制度，其後,律師重新組成了團體，法庭上的辯護全由律師壟斷。日本在明治初期頒布了《代言人規則》，規定代言人是以干預他人糾紛、進行訴訟和談判為職業的人，這是日本最早的律師。
隨著法律關系的日趨復雜，資本主義國家律師的業務范圍日益廣泛，如充當民事代理人，為刑事被告人辯護，擔任機關、團體、企業的法律顧問，代當事人書立遺囑、辦理財產的轉讓、締結契約、設立公司以及處理銀行信貸、社會保險和國際貿易方面的法律事務等。律師分工越來越專門化，而且作各種分類，例如法國律師分為辯護人和代理人；英國律師分為初級律師（或譯訴狀律師）和高級律師（或譯出庭律師）。要成為英國律師，需要經歷3個階段，即pupillage/training contract(大律師見習)，vocational stage(職業階段),academic stage(學究階段)。詳細的資料以及統計均可在Bar Council以及Law Society找到。
資本主義國家律師多系私人開業，單獨或合夥設立律師事務所，收取高額酬金。他們大都組成律師協會，維護本行業的利益。有些國家還把當過律師作為充任法官和檢察官的一個條件。有的國家設有「公設辯護人」，一般附屬於法院，領取固定薪金，為無力延請或不願延請律師的被告人辯護。日本對無力延請律師的被告人，由法院指定律師為其辯護，稱「國選辯護人」。有的國家則設立法律補助制度，由法院根據情況，給予資力不足的當事人以一定的補助費，以便其延請律師。此外，有的國家還出現義務律師，由律師組織或慈善團體資助，輪流到看守所會見被羈押人，為他們提供法律意見，協助其聯系律師，提出申請等。
蘇聯和東歐國家
1980年蘇聯制定了適用於全國的《蘇聯律師法(草案)》，對律師的職能、組織和活動方式作了具體規定。之前蘇聯憲法和法律已經規定了律師制度。在50年代初，莫斯科有一千名以上的律師，在列寧格勒，則有八百多名律師。律師定性為國家法律工作者。1954年，蘇聯法律專家魯涅夫應邀來華訪問講學，他的講稿迅速被編輯成冊，其中一種由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編印，出版時間為1954年8月，書名為《關於蘇聯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蘇聯法學專家魯涅夫講》，對蘇聯的公證制度和律師制度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
南斯拉夫設有公設律師，作為社會政治共同體的一個機構進行活動，獨立地履行職責，採取適當的措施和通過法律救助途徑來保護社會政治共同體的財產權利和利益。此外，還有社會自治律師，職責是維護勞動者的自治權利和保護社會財產。社會自治律師不在司法體系以內，不代表任何社會政治共同體，而是作為一個社會機構，代表整個社會履行職責。
解放前中國
在封建制時期長期沒有建立律師制度。清末1910年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中初次提到律師；後來在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及國民黨政府的立法中，都有關於律師和辯護制度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在人民政府明令取締舊中國律師制度、解散舊律師組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型的人民律師制度。根據1954年憲法關於「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規定，1954～1956年在一些大、中城市成立了律師協會和法律顧問處，初步開展了律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其後一度中斷，1979年起逐步恢復。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對新的律師制度作了系統、詳盡的規定。根據暫行條例規定,律師是國家的法律工作者，其任務是對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民提供法律幫助，以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國家、集體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1996年5月1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並於2001年12月29日和2007年10月28日兩次修訂。律師法規定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託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
據介紹，目前，全國執業律師人數已超過29.7萬人，律師事務所達到2.4萬多家，與四年前相比增幅分別達38%和20%。全國有黨員律師8.6萬名，3名律師擔任黨的十八大代表。全國共有1445名律師擔任各級人大代表，4033名律師擔任各級政協委員，其中有27名律師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四年來，全國律師共辦理訴訟案件1000多萬件，辦理非訴訟案件300多萬件，為50餘萬家政府和企業事業單位擔任法律顧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54萬多件，提供公益法律服務近1000萬件次，全行業業務收入達2000多億元。

⑼ 日本律師制度的律師的資格

日本律師法關於律師資格的規定有三種：
（1）規定了正常情況下的律師資格，即一般律師資格，這個資格是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
（2）規定了一般律師資格的例外情況：在職的最高裁判所審判官；在職的大學、專修科和學院的法學教授、副教授；取得司法進修生資格後，在簡易裁判所任5年以上的在職審判官、檢察官、裁判所調查官、裁判所事務官、法務事務官、司法研修所和裁判所書記官、研修所或法學完全研究所教官、眾議院或參議院法制局參事及內閣法制局參事官，這些人員不經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即可取得律師資格。因為日本「司法進修生」是指普通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通過國家的考試而取得的資格，司法進修生的學習多是業務實踐。故上述人員雖然不經過「司法進修」學習實踐終結，但由於其已在實際部門工作了五年，相當於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
（3）規定了律師資格的排除條件。按日本律師法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能取得律師資格；曾被判處監禁以上刑罰者；受彈劾裁判所罷免的審判官、被除名的律師，被停止業務的辯理士、稅理士；被注銷的會計士或被免職的公務員，自受處分之日未滿3年的；被宣告無財產管理能力的人；破產而未復權之人。

⑽ 國選律師是啥

國選律師是日本的律師制度，應該是類似於公派律師的性質，這個題目目前我正在研究，但還沒開始，所以目前只知道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