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法律援助

⑴ 古典政治學什麼意思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現代社會理想的組織結構是：層級化、非人格化，依法辦事，檔案程序化管理，人員有固定任期並且按程序選拔和提升……我們驚奇地發現，這正是秦漢大黃金時代文吏組織的典型特徵。

用現代政治學的標准，我們發現：

人類政治文明史上，只是中國建立起了政治忠誠與業務能力統一的政治錄用制度——社會功勛制！

人類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國充分發展了部門監督之外的人與人監督形式——全民監督！

人類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國通過平等勞動和自由通婚實現了超越種族邊界的龐大文明有機體——血與土地的統一！

看看美國《聯邦法典》對中國社會功勛制的蹩腳抄襲吧！（Merit system principle）看看西方三權分立的國家是如何被大企業、銀行、政府官員組成的corporatocracy（有人不甚恰切地譯作「公司王國」）綁架的吧！看看美國無法跨過邊境的民主人權標准吧（駐伊拉克的美軍只能在森嚴的軍營中小心翼翼地實踐民主自由，伊拉克人民還遠遠談不上民主自由）！此時此刻，我們能夠對綿延數千載，長期占據世界政治中心的華夏文明視而不見嗎？

中國古典政治學的理論基礎可以總結為六個字：道生法、法生德；中國古典政治學的兩大支柱是社會功勛制和全民監督體系；中國古典政治學的終極目標是通過平等勞動和自由通婚，建立一個血與土地統一的人類有機體。茲分述如下：

1. 道生法、法生德

為了顯示中國古典政治學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我們在論述過程中以下面三本中國古典政治學經典作為基礎：《逸周書》、《黃帝四經》、《周禮》。

中國人的世界觀是自然主義的。我們的先人認為，是自然秩序衍生了社會法律，法律是道德的基礎。主張順應天道、自然，以法立德，以德固法，進而實現社會的和諧平衡發展。

《黃帝四經》以「道生法」開篇：「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這段話是說，作為宇宙本原的道產生了各項法度，法就像繩墨辨明曲直一樣決定著事物的成敗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項法度就不可違犯，法度一旦設立便不可廢弛。所以說如果能夠以繩墨法度自正，然後就可以識天下萬物之理而不會迷惑。

「法生德」可以解釋為所有法律都是為教導百姓，去掉淫惡的行為，清除壞的習俗，使他們能夠行善。（《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原文：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導]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之於為善[也]）《商君書·說民第五》所謂：「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

《黃帝四經》的作者認為，只有按照法律制度理政，不隨主觀願望役使民眾，才會實現「天地之德」——上兼愛，民親上。《黃帝四經·君正》：法度是至為公正的。以法度來治理國家，而不能任意妄為。創製法度，不能變化不一。依法辦事，公正無私，賞罰分明便能取信於民，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省去煩瑣的政事，有節度地徵收賦斂，不侵佔百姓的農時，國家的政治才能安定。君主如果沒有像父母一樣的嚴威慈愛，就不能使子民有效地為之效力。君主若具備了待民如子的德行，便是德如天地一樣廣大。

在政策層面，周初每一種道德原則都是用法律來支撐的。《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條：用實行於鄉中的八種刑罰糾察萬民，一是針對不孝的刑罰，二是針對不和睦九族的刑罰，三是針對不親愛姻戚的刑罰，四是針對不友愛兄弟的刑罰，五是針對不信任朋友的刑罰，六是針對不救濟貧困的刑罰，七是針對製造謠言的刑罰，八是針對暴亂之民的刑罰。

至秦，有關「法生德」的法律已經十分完善。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代法律竹簡。其中《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明確規定，每個人都有法律義務互相幫助。上面說，凡鄰里遇盜請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論罪；凡有盜賊在大道上殺傷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內未出手援助，罰戰甲兩件。

從唐至清，由於中國法典和中華政治文明的儒家化，「法生德」逐步蛻變為對道德行為的褒獎，法律對道德的支撐力越來越弱——在以法治國，以德治國的清談思辯中，國人已經失去了對「法生德」治國原則的基本記憶。

『法生德 』客觀上要求採取重其輕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商鞅學派兩千多年前就從理論上論證了西方奉行的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的弱點，指出那樣的刑事政策只會使社會混亂、國家削弱。《商君書·說民第五》：使用刑罰，對民眾犯的輕罪施行重的刑罰，那麼輕微的犯罪就不會發生，嚴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現了。這就叫國家安定的時候去治理。使用刑罰，犯重罪的重罰，犯輕罪的輕罰，那麼輕微的犯罪不能制止，嚴重的犯罪就更無法制止了，這就叫在民眾亂的時候去治理。所以輕罪重罰，那麼刑罰能除掉而事情也能辦成，國家就會強大；使用刑罰有重有輕，那麼刑罰雖然用了，犯罪的事卻仍然發生，國家也會被削弱。

2. 社會功勛制和全民監督體系

中國古典政治學的兩大支柱是社會功勛制和全民監督體系。發端於春秋，成熟於戰國時代的社會功勛制打破了貴族與庶民的界線，降爵繼承製度逐步完善起來，它使獲社會功勛者的後人如果不努力為社會作貢獻，很快會失去爵位成了平民。人類文明史上不朽的豐碑，政治忠誠與業務能力統一的政治錄用制度——社會功勛制建立了起來！

不是按照資本和意識形態，而是按照對社會貢獻的大小分配社會資源成為秦漢政治的基本特徵。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卜憲群先生對這種新制度作了詳細的研究，他認為社會功勛制對中國早期行政文官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主要表現在，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國以功授官予爵」； 第二，「庶人之有爵祿」； 第三，「不官無爵」。

東西方文明的影響常常是陰差陽錯。最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儒化後花瓶樣脆弱的中國，自十九世紀西方學習中國科舉制度建立公務員制度後，西方竟也聲稱自己實行的是功勛制（Merit system，也譯作考績制），如果我們將文末附錄中的西方版功勛制與中國大黃金時代的功勛制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西方政治文明的弱點。

首先，西方政治是以科舉制為藍本，所以它也繼承了科舉制的缺點，即以知識記誦作為政治錄用中業務能力的表現，而中國社會功勛制的政治錄用標準是軍功和事功，這樣的標准客觀上實現了業務能力與政治忠誠的統一。西方政治中不是這樣，他們將業務能力和政治忠誠標准分開，建立了兩套系統，一個是政務官系統，仍按照海盜式分贓的原則（Spoils system）組織，成員與政黨的進退同步。另一個是事務官系統，它的錄用原則是功勛制（Merit system）。這種二元配置違背了現代政治學的標准，因為政治錄用尋求的是德（政治忠誠）與才（業務能力）在個體上的統一，而不是整個社會分為一個政治忠誠合格系統和業務能力合格系統。

其次，中國的社會功勛制打破了身份界線，將每一個人（除世襲的最高領袖之外）置於完全平等的地位。西方現代政治學不是這樣，在政務官的選擇上是以資本作為基礎，誰錢多誰就可以對國家權力進行分贓。西方學者的研究發現，除了占選民總數的3%和10%會根據某種政治信仰或觀點而做出理性的政治選擇，絕大多數選民直接受到資本作支撐的宣傳輿論的控制。以美國為例，二次世界大戰後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美國進行了10次大選，其中報紙支持率最高的候選人竟有8次最終當選。剩下的兩次，一次是1960年大選時，美國正處於一場嚴重經濟危機之中，這對已任8年副總統尼克松十分不利，而肯尼迪利用社會的求變心理取勝。另一次是1976年大選前，總統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被迫下台，共和黨聲名狼藉，總統的寶座最後讓給了民主黨。

最後，盡管西方為了保障文官中立行政和考績制的運行建立了許多機構，除了聯邦人事管理局，還有功績制保護委員會、聯邦勞工關系局和聯邦僵局處理小組等等；根據美國《聯邦法典》標題5第2301部B節功績制原則（9），公務員有權力舉報違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但這些都沒有逃出部門監督的范疇，西方從來沒有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監督體制保障政治的廉潔和高效率。現在西方政治學者擔心，膨脹的文官力量會不會帶來官僚主義的泛濫——那是中國科舉制的惡夢。

早期來華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這個異教徒社會也能過上快樂生活大惑不解，沒有上帝作為法律契約來源和監督者，有秩序的生活怎能在世上實現？答案是，中國人發展了比西方部門監督更完美的政治工具——全民監督，即人與人之間的監督。

全民監督體系的理論核心是法律歸責中的連帶責任，自清末沈家本修法第一次確立責任自負原則後，這一中華民族偉大的政治創造被當作中華法系落後的象徵，數千年來儒家孜孜以求的人治親親原則通過西化知識分子的手完成了——盡管西化知識分子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法治社會，然而事與願違，法律引入了，法治卻不能在中華大地上生根。

上個世紀後半葉的考古發現使《秦律》和《漢律》在消失一千多年後重現國人面前，這時我們才知道，秦漢律哪裡是什麼暴法，連帶責任哪裡是什麼濫殺無辜，秦漢律中充凝聚著高度發達的理性法治精神！

中國的監督體系發端很早。西周全民監督體系至少在庶民中已經建立起來，當是主要是為互助並承擔連帶責任（相保）。《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條說，（大司徒）令五家組成一比，使他們互相擔保。五比組成一閭，使他們[有事]可以互相託付。四閭組成一族，使他們有喪葬事互相幫助。五族組成一黨，使他們[有災荒]互相救助。五黨組成一州，使他們互相周濟。五州組成一鄉，使他們[對鄉中的賢者]以賓客之禮相待。

作為研究社會制度史的專家，南宋馬端臨清楚地意識到秦繼承西周的連帶責任原則和全民監督體系，就如同今天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出於「政治正確」將西方的垃圾都稱為現代一樣，馬端臨出於儒家的「政治正確」對西周大加贊賞，卻對秦的同一制度大加鞭笞。《文獻通考·職役考》認為秦朝的連帶責任原則和全民監督體系使百姓成為暴戾小人，他說：「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秦人何辜！商鞅變法只是將連帶責任原則和全民監督體系細化並應用到了行政官員，通過「周官相監」實現了「刑無等級」。

政治社會生活中，秦人應用檔案程序化管理，實現了公私個人、行政官員和法官之間的制衡，核心是通過全民監督達到人民自治，君主虛位無為而治。《商君書》的作者詳述了檔案程序化的具體操作流程，中國長時期內沒有律師制度，但「主法令之吏」使打官司的成本幾乎降至零，效率顯然更高。《商君書·定分第二十六》：眾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詢問法令的具體內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須根據他們的問題明確答復他們。而且要制一個長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寫明年、月、日、時間、所問法令的內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訴，等到他們犯了罪，正是他們所詢問的那一條，那就按他們所詢問的那條罪狀來懲罰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詢問時，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給詢問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則小心將右片裝入木匣，藏在一個屋子中，用法令長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後當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辦事。

商鞅學派已經完成了連帶責任原則和全民監督體系的理論化。《商君書》的作者指出，今天西方社會那種部門監督體系並不能保障監督的順利實施，因為這一制度無法保證實行監督的部門工作人員本身不以私枉法，那隻不過是最低級的監督形態。上面說：「現在治國的人，依靠官多吏眾，官吏下又設輔佐和監察人員。設立輔佐和監察人員是為了禁止官員們謀私利。但輔佐和監察人員也想謀私利，那麼怎麼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輔佐和監察人員治理國家的是暫時的。通曉治國方法的國君不會這樣。分開他們的權勢，使謀私之道有障礙，所以他的勢力難以隱瞞私利之時，即使像盜跖那樣凶惡的人也不敢做壞事。」

儒家親親原則、西方責任自負原則將中華法系的連帶責任原則和全民監督體系屏蔽掉，其災難性結果不僅是政治社會上的，還有經濟方面的，特別是在金融領域。幾千年來，中國長期以信用貸款為主要放款方式，但隨著西方銀行抵押放款方式的引入，農村金融體系近乎崩潰，1998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始將所屬縣市分支機構撤並調整後剩下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很難有效完成農村融資功能，因為農民不可能以山羊作抵押取得貸款。就是在城市，中小企業的信用瓶頸也很難突破，中小企業籌資難的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直到近年來，連帶責任原則才重新回到農村小額貸款和城鎮中小企業融資之中，但國人似乎永遠無法突破西方文明限定的「緊箍咒」，大體還在試點——一個失去靈魂的民族除了不斷摸著石頭過河之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三千多年前，周初的信用制度就以連帶責任為基礎，當百姓需要資金支持時，借貸者的基層官員必須承擔連帶責任，基層官員和借貸者要一起去當時的金融機構泉府辦理相關手續。《周禮·地官司徒第二·泉府》條：凡賒取錢物的，為祭祀而賒取不超過十天歸還，為喪事而賒取不超過三個月歸還。凡民有貸取錢物的，就同他的主管官一起辨別錢物而授給他，按照國家規定的稅率來收取利息；另據《逸周書》，周文王時代中國特色的信貸制度就建立了起來。《逸周書·文酌解第四》說文王的基本政策就包括「貸官以屬」，即借貸官府連屬百姓；公元前1123年，周人遇大荒，政府放鬆銀根，也是以基層官員作為擔保——布散公家的錢幣，鄉正作借貸的擔保。

筆者不反對學習西方的銀行制度，但不能將中國傳統的東西全都放棄。事實上西方現代銀行進入中國後，除了北京的錢庄被八國聯軍強盜洗劫一空之外，在上海等地，長期進行信用貸款的錢庄並沒有衰落，相反繁榮了起來，解放後錢庄的關閉政治原因多於經濟原因；二十一世紀，佔中國人口60%以上的農民不能沒有信貸支持啊！佔全國企業總數的極大多數的中小企業不能沒有信貸支持啊！說是中國人天生缺乏信用，世界上沒有比這更荒唐的論調了。三千年了，我們主要實行信用貸款，明明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講信用的民族！其背後的制度支撐就是連帶責任原則！

3. 血與土地統一的人類有機體

先是西方外交家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體系大惑不解。中國既然在十九世紀以前的東亞世界體系中獨大，為什麼沒有成為宗主國？於是他們斷定，原因是中國人將自己的宗法體系延伸到了國際事務方面，所以中國人會以兄弟的邏輯對等自己邊緣的小國。這一中國式處交邏輯的基礎是道德力量，不是武裝暴力。

當代中國學者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就在《萬古江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6月）一書中注意到，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而中國文化具有兼容性和普世特點，文化認同足以維系共同體的延續不散。而羅馬人只有上層懂拉丁文，一般不識字的百姓仍用其故有語言，不同的文字不能形成有利於整體認同的教化力量；東西方其他不同還包括，中國以小農為中心的經濟體可以擴張，難以裂解，而羅馬以城市為中心龐大經濟體一旦破裂，容易各自為政，形成相對獨立的地方經濟體。

許倬雲學貫中西，觀察歷史寬廣細膩，這是許多研究者所不及的。所欠缺的事，他仍然是從事件到事件，沒有看到中國獨特文明發展形態有其政治理論上的支撐，這就是的血與土地統一的政策，通過平等勞動和自由通婚實現超越種族邊界的文明有機體——一種不是以暴力掠奪為基礎的人類文明新範式。

只要看看今天美國人在伊拉克仍以羅馬軍團的邏輯行事——以高高在上的警察身份掠奪資源，通過駐軍維持這一掠奪——你就會感到我們有必要以一種新的形式實現地球村的合作與繁榮，它的基礎不再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暴力與掠奪邏輯，而是平等勞動和自由通婚，通過血與土的大融合建立統一的人類有機體。

《逸周書》從實戰角度論述了統一天下的原則。在《武稱》中，作者提到在戰爭中就要赦免被俘的敵人，並照顧當地百姓的生活，《逸周書·武稱解第六》：「赦免被俘的兵眾，諒解他的過錯，撫慰他的百姓，盛滿他的糧袋，是武事的『間』。」戰爭勝利後，除了解除敵國的防禦力量，更要用平等的原則對待戰敗的敵國百姓，禁止搶掠。《逸周書·武稱解第六》：「戰勝了敵人，舉令旗發號令，要官吏禁止搶劫，不得侵凌強暴民眾；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減損，各自安定親屬，民眾自然歸服。是武事的『撫』。普天下歸服以後。止息戰爭興辦文教，平掉險阻的工事，毀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從，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

緊接著，《逸周書》詳細論述了用行政手段，「文德」安定勝國的方法，明確反對用武力手段接管戰敗國。民事政策包含內容很廣，從行政一直到教育，核心是平等勞動、自由通婚，沒有制度化的掠奪，更沒有任何形式的奴隸制。《逸周書·允文解第七》：「想要安定並鞏固勝利，要用文德作為綱紀。安民告示到處張貼、懸掛。收繳武器，發放財物，不要讓百姓隨意遷徙。文官武將接續原有職務，沿用所有小吏。官府所有財物，全都用來賑賜窮士，救濟貧窮病弱，做到徭役與土地均衡。讓大夫恢復其命服，以消除他們的憂傷與羞辱。使孤兒寡母無所求，眾人因收獲豐厚而皆大歡喜。尋訪所有的外戚，記下他們的住處。選擇同姓同氏者，立為各氏族的宗子。年十五以上作為服役的標准，成年男女都得以婚配。以光明誠實進行教育，百姓如同得到父母。用寬和辦法治理百姓，誰能不順從？順從而無有悔恨，還會安守本分而供養君王。君王英明就會作教誡，在這時候還要進行武教。這樣，死了的也想再生，活著的想再任舊職。百姓知道不被拋棄，就會珍惜家居不遠離。做到上下和協，就沒有攻不下的敵人。達官貴人手執玉器，住在他們的殿宇。老百姓人人耕種，老幼無有欺詐。不違背他們的心意，國內通行無阻。民眾盼望我軍，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從而包有四海。」

到《黃帝四經》，血與土地的政策已經作了理論化的闡述。《黃帝四經》的作者主張兼並他國一定要慎重，對於那些當罪當亡的國家要解除他的武裝，但不可隨意掠奪，要作到「兼之而勿擅」；在中國古典政治學中，國際法和國內法沒有明顯的界限，正義原則永遠是超越國界的。《黃帝四經·國次 》：「在誅禁理當治罪理當滅亡的國家時，必須一鼓作氣，使其成為廢墟。兼並了其他國家但不能獨自佔有，因為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績……兼並他國後，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據其宮室，享用其鍾鼓音樂，貪取其資財，霸佔其子女，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敗之道，必然導致國家危殆而最終滅亡。所以說，只有聖人在治國用兵時能夠合於天道。天地間的道理概括起來不過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覬覦其他，那麼就難免有禍殃之危了。所以聖人的征伐之道是，兼並他國後，要拆毀它的城郭，焚毀它的鍾鼓，均分它的資財，散居其子女後代，分割其土地賞賜有賢能之人，總之不能獨自佔有，因為這功績是天道促成的。這樣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後方能沒有患禍。」

《黃帝四經·君正》將治理統一天下的政策也理論化了，政策包括全民監督體系的建立：「執政的第一年應遵從百姓的風俗，第二年選拔有德能的人授與官職，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時候就可以發號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來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會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揮百姓從戎出征了。第一年遵從百姓的風俗習慣，可以掌握他們是非善惡、好惡取捨的標準是什麼。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會努力爭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賦稅征斂，百姓就會生活富足。第四年發號施令，百姓都會敬畏服從。第五年用法律來治理，百姓就不敢有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會懂得刑罰律令而不敢觸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敵國，便能戰勝強大的對手。第一年遵從百姓的風俗是為了是順應民心。第二年選拔有德能的人為官吏是通過施愛於民以激勵其奮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廢除山澤之禁及關口市場的征稅。第四年要想有效地發號令，就要以什伍連坐的方式將人們組織起來，並挑選人才去管理他們，使賢與不賢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罰，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觸犯刑罰。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並戰勝強敵，這是因為百姓會出死效力。」

老子認為天下各國的大一統是自然過程，反對以霸權主義的方式一平天下，要大國「守雌、居下」，他將中國古典政治學血與土地統一的原則形象地哲理化了。《道德經·第六十一章》：「大國要象居於江河的下流一樣，處於雌柔的位置，這是天下交匯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虛靜戰勝雄強，就是因為它安靜而處於下面的緣故。所以大國用謙下的態度對待小國，就可以取得小國的歸附；小國用謙下的態度對待大國，也才能取得大國的容納。所以，或者大國以謙下的態度取得小國的歸附，或者小國以謙下的態度取得大國的容納。所以大國取得小國的歸附，不過是要養育更多的人民，小國取得大國的容納不過是要讓大國管理更多的人。這樣大國小國都各自滿足了願望，大國尤其應當以謙下為宜。」

當看到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澳大利亞政府用從土著人那裡偷走孩子的辦法進行民族同化時，你會為中國古典政治學的高度文明所驚嘆。如果我們把中華文明比作一個高度進化了的多細胞生物，那麼西方文明仍處於單細胞生命階段，它依靠不斷地分裂來持續生命，這些單細胞本身永遠無法融合成為一個更為復雜的整體，民族國家似乎是它發展的極限。西方文明的這種特性早就被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威廉·弗格森所闡述，作為一個研究希臘化歷史的專家，威廉·弗格森在上個世紀初出版的《希臘帝國主義》一書前言中這樣寫道：「我的論點是：希臘城邦是一個有著獨特內在構造的單細胞有機體，除非進行再分割，否則無法發展，它們可以無限地復制同類，但這些細胞，無論新舊，都無法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似乎已經使西方文明突破了城邦的厚牆，但卻無法穿越民族之牆。現代民族國家在西方興起並開始向世界范圍內擴張的時候，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並進行資源的掠奪，對原住民進行種族滅絕或種族隔離成為一種常態。直到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美國人還在加固它與墨西哥邊境上的圍牆——整個西方世界都對來自貧窮國家的大規模移民充滿了本能的恐懼——平等勞動在他們的文明中是不可想像的，盡管西方國家天天將平等博愛叫得響徹雲霄，似乎連上帝都會聽見！

許多人都知道1994年盧安達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殘酷而野蠻的種族屠殺，100天之內有50萬圖西族人被殺，占圖西族總人口的75%。很少有人知道，這兩個本來是一體的族群竟然是西方文明按照自己的科學標准「創造」出來的。比利時人到這里殖民以前，胡圖族和圖西族說著同樣的語言、平等勞動、自由通婚。但1933年，比利時人通過測量鼻子的長寬度、眼睛的顏色和頭蓋骨周長來給每個人確定了種族，並發給一張身份標識卡。比利時人還支持鼻子窄長的圖西族作為「優等民族」對胡圖族進行統治，這成為後來種族屠殺的禍根！

今天，西方人也要在中國實行同樣的「文明」。在中國人自己按蘇聯教科書的標准在國內劃分了不同種族特徵的56個民族後，西方人開始宣稱中國政府向西部移民的作法違反了「人權」——這里，文明與野蠻的概念已經嚴重地錯位了！

讓我們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偉大與輝煌吧！中國的政治制度哪裡是什麼封建專制、傳統落後！盡管中華原文明儒化後變得內向保守，但從秦將關中十萬戶移民巴蜀到明清兩朝在西南的改土歸流（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行政官員代替自治權很大的地方土司），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通過平等勞動和自由通婚融合了巴人、羌人、諸多草原民族和世界是最難同化的猶太人，將華夏文明遠播四方，直到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將這一文明進程攔腰截斷——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中華文明涵化天下的偉力！血與土地的統一，建立人類有機體，是華夏族萬古不滅的理想。在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讓我們將這一古老夢想重新點燃！

——她將照亮一個沒有政治霸權和經濟掠奪的新世界！！

⑵ 關於法治的名句

1、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孟子
2、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
3、法不阿貴，繩不繞曲。——韓非子
4、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管子
5、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沈家本
6、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 ——列寧
7、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林肯
8、我們成為法律的奴隸，是為了能夠保有自由。 ——西塞羅
9、你所說的話不一定正確，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伏爾泰
10、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亞里士多德
11、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為人誠實，不損害他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查士丁尼
12、人無信不立， 國無法不安。
13、普法是國家安康的基石 守法是為人處事的根本。
14、誠信塑造美麗人生 法治鑄就平安中國。
15、法律的保護比個人的保護更有力。
16、好的習慣比好的法律更有價值。
17、任何權力都不得位於法律之上。
18、保護惡就是侵害善。
19、法律不會強迫一個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20、 好人因為愛好美德而憎恨犯罪，壞人因為恐懼刑罰而憎恨犯罪。
21、以身試法者愚 ,以法維權者智。
22、絆人的樁不在高，違法的事不在小。
23、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個人就是整個國家。——孟德斯鳩
25、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幣，一面寫著平等，一面寫著自由，這枚金幣叫人權。——盧梭
26、法無授權不得為，法無禁止不得罰。
27、與其責罵罪惡，不如伸張正義。——英國作家丁尼生
28、不知事實可以作為借口，但不知法卻不能開脫（罪責）。
29、法律決非一成不變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風浪而起變化一樣，法律也因情況和
時運而變化。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7頁
30、有損害即有賠償。
31、天平的一邊放上自由，另一邊放上守法，它才能平衡。
32、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英]波洛克
33、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雄偉的大夏，庇護著我們大家；它的每一塊磚石都壘在另一塊
磚石上。高爾斯華綏
34、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35、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
36、法，治國安邦之利器。

⑶ 中國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法律援助機構

我國以經濟困難的訴訟當事人為援助對象的狹義法律援助萌芽始於1992年。1992年5月，武漢大學成立了「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該中心的成立，揭開了我國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國第一個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廣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掛牌成立，標志著我國正式開始探索實施法律援助制度，揭開了中國法制文明史上嶄新的一頁。2003年《法律援助條例》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訴訟法》第34條的規定，首次在法律上確認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師法》第41條的規定進一步確認了法律援助制度。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召開，十六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了法律援助。「（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拓展和規范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條例》於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實施。其中第五條 直轄市、設區的市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確定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機構。

法律援助機構各級逐步建立。http://wenku..com/view/45024fedb8f67c1cfad6b8ea.html

⑷ 古代的酷刑都有哪些這些酷刑都是誰給加上去的求大神幫助

凌遲 中國古代各種殘酷的刑罰中，最慘無人道的莫過於凌遲。凌遲，原來寫作「陵遲」，本意指山丘的緩延的斜坡。荀子說：「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車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為有平緩的斜坡，車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頂。後世將陵遲用作刑罰的名稱，僅取它的緩慢之義，即是說以很慢的速度把人處死。而要體現這種「慢」的意圖，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盡，才剖腹斷首，使犯人畢命。所以，凌遲也叫臠割、剮、寸磔等，所謂「千刀萬剮」指的就是凌遲。 凌遲之刑一直延續到清末。戊戌變法後，清廷受內外各種矛盾的沖擊，不得不順應潮流對傳統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緒三十一年（1905）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請刪除凌遲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將凌遲和梟首、戮屍等法「永遠刪除，俱改斬決」。從此，凌遲非人的酷刑才從法典中消失，被斬首代替了。 車裂 明清小說寫到某人慘死時，愛用這樣的一句套語：管教他「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中彭越。」李存孝是唐末晉王李克用的義子，原名安敬思，因受李存信讒害被迫反叛，李克用把他擒獲，帶到太原，「車裂於市」。彭越是漢初開國功臣，劉邦採納呂後意見，以謀反罪把他車裂處死，並滅其宗族1。一提及車裂之刑，令人談虎色變，足見這是古代的一種極其殘酷的刑罰。 所謂車裂，就是把人的頭和四肢分別綁在五輛車上，套上馬匹，分別向不同的方向拉，這樣把人的身體硬撕裂為五塊，所以名為車裂。有時，執行這種刑罰時不用車，而直接用五條牛或馬來拉，所以車裂俗稱五牛分屍或五馬分屍。 斬首 斬首是古代執行死刑的手段之一。先秦時的死刑有車裂、斬、殺等名目，但那時的斬不是斬首，而是斬腰。執行時，囚犯的身體伏在「椹質」上，劊子手用巨斧砍斷其腰（參見本書《腰斬》）。所以，「斬」字用「車」作部首，是取和車裂同樣將人處死的意思，偏旁為「斤」，即斧斤的斤，指行刑時用斧不用刀。秦以前也有人把割頭處死的做法，那叫「殺」。秦以後，逐漸把「斬」引申為廣義的殺，殺頭的刑罰便叫做斬首。 斬首的地點和執行其他死刑一樣，一般都在市朝。從春秋時起大多如此。凡將王公大臣或名士大夫斬首，就在朝門外，如北宋時在汴京（今開封）五朝門，明清時在北京午門；凡將普通死囚斬首，就在街市進行，這即是《禮記·王制》篇所說的「刑人於市，興眾棄之」的意思。對某一城市來說，行刑的地點有時是固定的，有時是不固定的。清代北京斬人，常在菜市口。有據傳說，清代蘇州斬人常在五故天亮時，在平時較繁華的街道上執行。市民得知要在這街上殺人，都事先出錢賄賂劊子手，如果誰家不出錢或出錢教少，劊 腰斬 小說、戲曲描寫的包公故事中，包公把罪人處死用的是虎頭銅鍘，施行時罪人被平放於張開的鍘口下面，從腰間鍘為兩段。如包公下陳州鍘了四國舅，在開封府鍘了駙馬陳世美、後來又鍘了親侄兒包勉等等。這些故事當然只是根據傳說編撰的，事實無考，但這種鍘人的做法卻是自古就有的，即古代死刑的處死方式之一——腰斬。 剝皮 剝皮，這兩個字一聽就叫人毛骨悚然，其殘酷程度並不亞於凌遲。這種刑罰不在官方規定的死刑處死方式之列。但在歷史上確實被多次使用過，並見諸史籍記載。 炮烙 商代末年，紂王的寵妃妲己心性狠毒，脾氣乖戾，平時很少發笑。紂王為了討她的歡心，想了許多辦法，但妲己臉上難得有一絲笑容。有一天，紂王看見一隻螞蟻爬到了燒熱的銅鬥上，細小的蟻足被烙傷，不能繼續爬行，只是在那裡翻滾、掙扎，覺得很有趣，心想，如果人被火烙，那種痛苦掙扎的狼狽相一定更好看。於是，紂王就讓人用銅製成方格，下面煨上炭火，把銅格子燒得通紅，讓有罪的囚犯赤著雙腳在上面行走，囚犯痛得慘叫不已，有的人就從格子上掉下來，落入火中被燒死。妲己看到這種情景，果然高興得咧嘴大笑。紂王大喜，以後經常用銅格子烙人逗妲己發笑，許多人被烙傷或致死。 剖腹 商代末年的紂王確實稱得上暴君之最了，他不僅首創炮烙、烹人等非人的刑罰，而且首開對大臣剖腹取心的先例。當時著名朝臣王子比干見紂王無道，覺得作為臣子應該盡到輔佐君主的責任，就直言進諫，這下子可觸怒了紂王，他對比干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個孔竅，你的心是不是這樣？」於是，就命令武士們擒住比干，剖開肚子，取出心臟察看是否有竅。1《尚書·泰誓》篇說「剖賢人之心」，《莊子·盜跖》篇說「比干剖心」，《莊子·胠篋》篇說「龍逢斬，比干剖」，《荀子·正論》篇說「刳比干」，都是指的這件事。紂王還將孕婦活活剖開肚子，取出胎兒，觀看是男是女。這些行為，實在令人發指。 抽腸 據說，鷹、雕、鷲等猛禽在啄食獸類時，最先下口的地方是眼睛。它們用尖利的喙把獸的眼睛啄瞎，獸失去視力便無法有效地進行反抗。之後，猛禽們就在獸的肛門處下口，三兩下就、啄出大腸頭，把腸子唏里咕嚕拖出來。獸類被抽了腸子，更無力反抗，猛禽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飽食其肉。 射殺 弓箭是古代戰爭中常用的武器。如果在非戰爭時用箭射的方法把人處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殘忍的酷刑。 沉河 戰國時期，魏國魏文侯在位時（公元前446～公元前396）時，鄴地（今河北省臨漳縣一帶）的三老、廷掾勾結女巫，聚斂百姓錢財，假言說是為河伯娶親，每年挑選民家女沉入漳河。西門豹任鄴令以後，識破了女巫們的陰謀，將計就計，把女巫和三老投入河中。這個膾炙人口的「西門豹喬送河伯婦」的故事，說明了這樣的事實，戰國時已經有把人沉入河中的做法。三老、廷掾和女巫耍弄欺騙手段，借機漁利，竟使無辜少女慘遭毒手。西門豹運用智慧和權力，以毒攻毒，為當地百姓除了大害。 縊 今天，人們對絞刑是比較熟悉的。在世界近代史上，不少革命者被推上了絞架，英勇就義。這種絞刑並不是近代的產物，它在中國古代具有悠久的歷史。 《左傳·哀公二年》有「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的話，杜預註解說：「絞，所以縊人物。」即是說，絞的本意指一件東西，當是繩或帶等索類物品，可以把人縊死。在這之前，人們早已把自縊作為一種自殺的方式，如晉獻公時，太子申生受驪姬迫害，於公元前656年十二月自縊於新城（今曲沃）1。把縊死作為懲治人的刑罰，今世學者一般認為它始於《左傳·哀公二年》的那條記載。 鴆毒 古代，用毒葯致死人命是謀害人或懲罰人的重要手段，而常用的毒殺手段是鴆毒。 黥面 黥面就是墨刑，周代五刑的第一種。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臉上或身體的其他部位刺字，然後塗上墨或別的顏料，使所刺的字成為永久性的記號。同劓、宮、刖、殺相比，黥面顯然是最輕微的。但是，這種刑罰也要傷及皮肉甚至筋骨，而且施加於身體的明顯部位，無法掩飾，不僅給人造成肉體的痛苦，同時使人蒙受巨大的精神羞辱。因此，本書也把它列為酷刑之一。 截舌 相傳在西晉永嘉年間，有一位天竺（今印度）的和尚來到中國，他會表演斷舌的把戲。表演之前先張開嘴伸出舌頭讓客人們看，然後用一把刀割斷舌頭，鮮血流淌，淋到地上，他把半截舌頭放在盤子里，傳示眾人，大家驚嘆不止。過了一會，他把舌頭含在口中，梢停片刻又伸舌讓人們看，那舌頭長得好好的，和原來完全一樣。又據說唐文宗開成年間，趙地（今河北）有個和尚頗有名氣，朝廷三次下詔召見他，他都不肯赴京，文宗一怒之下命令把這和尚割下舌頭，扔到火里燒成灰燼。和尚就製作一個金舌頭放在口裡，每天像往常一樣念經不止。於是，人們都稱他為金舌和尚。

⑸ 戴鴻慈的人物貢獻

憲政
戴鴻慈對憲政的考察，包括了對各國議院的參觀和考察、對地方自治的考察及與各國一些專家交談。日記中提到各國議院有十一處之多，基本上到每一個國家都有對該國議院的考察，當然也正突出戴鴻慈此行的目的和使命，是為「考政大臣」之一。
考察團主要考察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議院，戴鴻慈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記載：一、議院的結構組成。他了解了各國議院大多分上下議院，美國「上議院議紳由各省選舉……每省兩人……任期六年……下院議紳由地方選舉。」 ，上議院以副總統為議長，主要「關於議法者為多」，而下議院則自選議長，主要「關於籌款者為多」。二、議員資格、人數、任職年限、選舉辦法。各國對譯員的選舉資格和選舉辦法都有規定，鴻慈對此也進行了考察。三、議院辦事規程等。經過考察，戴鴻慈發現各國都有自己的方法和規則，但基本原則是維持權力的制衡，將立法、行政、司法分開，即「三權分立」，他認為這樣的方法是最好的，所謂「歐洲各國，政制相維，其法至善」 。但戴鴻慈在此只是大致記述了自己考察到的各國議院之制，並說「他書具詳，姑述其略以備檢」，「他書」即指考察團回國後所上的奏摺和由戴鴻慈和端方等主持編寫的關於各國議院制度的書，下文將有提及。
經濟
經濟考察方面內容就更廣泛了，在日記中主要有對銀行和財政的考察、對各國工業和工廠的考察等。戴鴻慈出洋時正任戶部右侍郎，在考察途中才擢為禮部尚書，戶部乃朝廷的「錢袋子」以及掌戶籍的管理等工作，戴鴻慈非常注意此方面也理所當然，所以當時有些記載說「戴大臣則往會見銀行家，專考察財政」 。
鴻慈大致從銀行主要設施、辦事原理、保密措施等方面來進行考察。在日本時對橫濱的正金銀行每一層的結構、設施在日記中都有記載，甚至對員工辦事效率的監督辦法都有提到。在銀行內的第二層，可以憑闌臨觀員工工作情況，「孰勤孰惰，舉無所逃」，他很受啟發，認為「凡衙署辦事之法，悉當用此為課吏之良法，不特銀行而已」 ，即是說其他衙署都可以採用這樣的方法來監督員工，以保證工作效率。戴鴻慈還考察了許多銀行，都非常仔細，並時不時的加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以備回國能有所采擇。
在美國時戴鴻慈約請某大學經濟方面的教授精琦來談財政大要，並將所得大致歸為六個方面，即「一曰先定平色之輕重；二曰各省宜分設各局，以便轉換而平價直，且勿用各省名目；三曰按人民消費之程度，而定鑄用之多寡；四曰宜先定鎊價，以免虧損；五曰宜仿各國定金為本位；六曰宜借款鑄金元，以紙幣輔之」 ，戴鴻慈把這些信息都記下來，都是為回國後的實際發展來作準備的。
工業
至於對工業的考察，無論在哪個國家，戴鴻慈等都參觀和考察了很多工廠和公司。在各國工廠中，戴鴻慈主要從一個工廠的以下方面來考察：一、規模及設施；二、工作的流程；三、工人情況以及福利和後勤服務工作等。為了能更好的說明和比較，戴鴻慈還列了詳細的表格，如將美國東部的紡織廠、織布公司等進行列表比較；對一些比較大、世界文明的公司更是記述詳細，希望能了解國外大公司之所以興盛的原因，以便回國後為本國大工廠的建立提供寶貴的經驗。
教育
在普通教育方面，他們在各國參觀了一些中小學堂。戴鴻慈認為「德國教育行政，燦乎大備，專門之程度既高，普及之教思尤廣，故在歐洲即有學界管領之稱。」 所以他對德國的教育比較注意，率團參觀了德國許多學校。通過考察，他認識到：「考之東西洋各國之學制……普通尤為各國所注重。普通雲者，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今中國振興學務，固宜注重普通之學。」 可見，普通教育是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素養，戴鴻慈把對普通教育的考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
他們對高等教育的考察主要是對美國、德國、英國等的大學的考察，像對普通教育那樣，從學生和老師的人數、學校設施及是否有女學等方面來考察。在日記中，戴鴻慈對這些方面的記載都比較詳細，可見他的確悉心考察。在專門教育方面，主要是對各國的工藝學堂、手藝學堂、農學院、電學院、化學院、水師學堂以及軍校等地方進行參觀考察，並以美國和德國為重點，力圖能從國外先進之國學習到現代專門教育的發展和管理經驗。
從以上看來，戴鴻慈領銜的考察團主要考察內容與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分不開的。當時中國的教育現代化剛剛起步，雖然知道「強富始基歸諸學術」，而且「比年以來，明詔興學，天下向風」，但是「辦法既多參差，宗旨未能一貫，宏規未定，流弊日滋」， 所以必須對各國的教育普及情況、學校開設情況以及要興辦學校所需的經費、教員數、所教的科目都要有所了解。
司法
戴鴻慈對司法的考察，主要是對國外的裁判所和警察局及監獄等方面的考察。裁判所即現在的法庭。在德國，戴鴻慈參觀考察了普魯士的裁判所，主要從內部設置、操作原理、對罪犯的前科記錄的方法等方面來考察。特別是第三個方面，戴鴻慈感到外國的編制和記錄「井井有條不紊，洵可法也」，雖然案犯所犯前科已事隔多年，但只要一查這些案卷，「有無積案，一查立辨」，所以鴻慈認為這樣做可以效仿，回國後也要學習。但作為當時戶部副長官的他馬上又意識到，中國的戶籍很亂，要建立這種累犯的檔案「非先編戶口，歲列統計」不能編寫，所以他認為「戶口不清，萬事無從下手，寧獨檢案一事而已耶？」 因此，整理戶籍、建立合理的戶籍制度成為首當其沖的事情。
在警察局參觀時，他看到國外用指紋法來定案，之後他還參觀了注冊所，看到這里的戶籍非常詳細，而且戶籍管理政策也比較嚴密，鴻慈在此又看到了整理戶籍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們回國不久，清政府即著手開始對戶口的清查。
戴鴻慈等還對美、德、法等國的監獄進行了考察，主要是這幾個方面：一、監獄所耗費用。每參觀一處監獄，鴻慈都會細心的記下所需費用，以備回國參考。二、監獄的設備和環境。戴鴻慈看到，每個監獄都有高牆將獄囚隔離，各個監獄根據規模分成不同數量的監室，且分別男女，並在監獄中央設高台以瞭望，防止獄囚逃跑，而在室中則床、桌及日用所需之物一應俱全，而且「食所亦潔凈，有牛羊肉、麵包、清水給之」，還有醫室，給獄囚以身體檢查和疾病的醫治；對比當時中國監獄里的獄囚們的生活，他們發出了「監獄非以苦痛犯人也」 的感嘆。三、監獄管理方法。對獄囚管理：基本上每個監獄都讓獄囚習藝勞動，使其掌握一些技術，以備將來出獄後能用以謀生。探監制度：使獄囚能有機會與親人見面和短暫的交流。獎懲制度：對於表現比較好的，可以據情況減刑，提早釋放，而重犯的則又將其關入監獄，束縛其自由。四、對罪犯教育方法的考察。這也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方面，戴鴻慈對此都做了詳細的考察和記錄。監獄中設有教室，「所授學科為德文、宗教、唱歌、實業及格致等，每日三小時或四小時不等」。五、對女監的考察。「戴端團」在參觀美國的監獄時，也往觀女監，戴鴻慈覺得「尤精潔，幾與客店無異矣。女犯習藝，皆課以針黹縫綴之事雲」 。也許他的記敘有點誇張，但當時中國婦女毫無社會地位，在中國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女監，與之比起來，西方的監獄里的女監自然要先進得多了。
「戴端團」考察的范圍非常廣泛，還對各國軍事的考察，以及關於劇院、博物館、消防、交通、報館等的考察、關於對旅遊資源的考察和對華僑的考察等各方面。戴鴻慈把考察情況都記到日記中，而且加上了自己的觀點，這對於回來後對這些方面的建設和開發非常有參考價值。 回京後，戴端二大臣於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連連受到召見，戴鴻慈聯合端方上呈奏摺，前後共九封，內容廣泛，主要有請求速定國是以安大計、請求設立編制局以改定官制來作為立憲的預備、倡言教育改革、請求重視軍政、照各國設立引導人民的善法、均滿漢，破除界限，以維護治安、請求編訂憲法和皇室典範等，在折中他們異口同聲「力言立憲之善」 ，尤其是戴鴻慈，當時的報刊登載有「立憲事宜最初提倡者，京官則法部尚書戴鴻慈，外官則桂府林紹年，下詔立憲先從改訂官制入手，大抵從二人之言為多」 ，可見當時戴鴻慈在京官中為眾所周知的倡言立憲者，考察回國後一直為此而努力。
除上折外，他還領銜編纂《歐美政治要義》和《列國政要》，並出版了自己此行的行程日記，即《出使九國日記》。《歐美政治要義》一書共十八章，將他們考察所見當時歐美各國的憲政情況按照清政府的需要基本都列出來了，涵蓋面很廣。《列國政要》一書分三冊，共一百三十三卷，按國家分門別類把各國大致政治情況列出，主要側重於政治方面。《出使九國日記》系光緒丙午年（1906年）十二月由農工商部工藝局印刷科印出，第一書局發。日記名為「九國」，實際上他們共到了十五個國家，日記文筆生動，除了每天的敘事，還有作者的所感和途中的風土人情的記載，是一部史學、文學、旅遊等價值都很高的作品。
戴鴻慈多次受到召見，並與其他大臣討論立憲事宜。經過一個多月的辯論、協議，清廷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發布立憲諭，宣布此時「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時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 ，並決定「從官制入手」。戴鴻慈作為「五大臣」之一，以禮部尚書而為釐定官制大臣，親自參與清末改革之中，新的官制釐定後，他成為首任法部尚書。 清末改革最後從釐定官制入手，決定要採取國外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官制改革總司核定的慶王等認為除議院掌立法、內閣各部大臣掌行政外，「司法之權則專屬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 。議定後，清政府於九月二十日頒布官制改革上諭，其中有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行政；而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司法審判。戴鴻慈由禮部尚書轉法部尚書，沈家本任大理院正卿。
清政府既要仿西方實行「司法獨立」，法部成為至重之部門，鴻慈任首任長官，一方面可見其受到重用，地位逐漸重要；另一方面則折射出他的魄力和「求新」的改革意識，因為「中國積習，大都不願為刑官」 ，而鴻慈知道自己法律方面知識有所欠缺，但他敢於擔此重任，力圖領導一個全新的部門給大家新政的形象。而且經過出洋考察的歷練，他也提高了自己的認識和知識水平，只希望竭誠為清政府的新政出力，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
首先，戴鴻慈即帶領法部清理積案，制定新法規，維護司法獨立。法部由刑部改設，一切舊的東西也都繼承下來，特別是因為清代實行秋審制度，將一些死刑案件為慎重起見而積壓，待秋後再重審，日子久了就積累了大批未清理的案件，現在法部要新政，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清理宿獄。清理這些案件，其一是要先規范審判辦法，使不再積壓更多的新案。戴鴻慈總領法部上折變通秋審緩決人犯的辦法，認為「應緩決一項與其匯核於秋讞之際，徒事紛繁」，不如「詳慎於定案之先較省周折」 ，為了不再形成新的積壓，在改革開始時即要規范制度，改革以前的辦事方法而採取更有效的方法；其二是對已經積壓的案件進行清理。戴鴻慈等曾上奏「查辦緩決二十次以上人犯減免由」 ，將這些案犯的具體事由弄清楚，按照新法該減免的予以減免，該處置的提出合理的處理方法，並要求各省也按實情努力清理積案，使改革的法部呈現新氣象。
在制訂新法規方面，內容涉及比較廣泛，據筆者搜集的資料歸納起來主要有：第一，統一章程。司法權不僅要獨立，還要統一，隨著清政府中央集權的衰落，各地方督撫權力逐漸增大，各省很多方面都自定章程，全國不統一；現在戴鴻慈執掌法部，自然希望能統一各省法律之事，所謂「臣部為執法衙門，刑章必歸畫一」，所以以他為尚書的法部重申已頒布的新章，如停止刑訊、采西方罰金定章等，試圖加強由身體肉刑向自由刑轉變的意識，以「統一法權，慎重人命起見」。第二，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賠償方面。這是比較有現代意義的方面了，清政府以前刑民不分，行政權、司法權相混，現在以戴鴻慈為尚書的法部提出這樣的章程，當然是一個進步。戴鴻慈等認為戲殺、誤殺、擅殺三項人犯，雖經現在新章改後可以從輕處理，但應該要給予受害者家屬適當的賠償，不然於「情法似未持平」，所以要求賠償、撫恤死者家屬，令各省衙門一體遵照辦理。第三，秋審辦法。秋審制度使有些案件不能及時處理以致積壓，而現在既然預備立憲，「刑法俱歷次減輕，若仍於浮文縟節不加裁勝，殊非執簡馭繁之道。」 戴鴻慈等為首的法部對此非常重視，特令承政廳及下面的審錄、制勘兩司專掌，要求現在各案要分清實緩，盡量一次審理清楚；只有確實不能暫時處理的才入秋審，並簡化秋審的手續和步驟，所謂「其繁文似不妨從略」，這樣「外可以省解勘之勞，內可以節虛糜之費」 。第四，法院編製法、法官的選拔和任用章程等方面。以前所有官員的任職和調度都歸吏部管理，現在法部既獨立掌司法行政之權，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與普通行政官吏不同」 ，屬於司法系統，而且需要一定的專門的專業知識，官制改革後，其選拔、任免、調度等權漸從吏部轉入法部。法部逐次制定了法官晉級章程、法官懲戒章程、法官補缺輪次表等，以規范其任用和獎懲。
其次，戴鴻慈為首的法部奉旨議覆臣工有關奏摺。法部初設，內外臣工言及的自然比較多，法部要逐次進行議覆，對置疑給予解釋；對建議或採納或不接受，並陳述理由。據筆者搜集到的資料來看，法部對各臣工的奏摺都非常認真的對待：一方面，對於臣工的建議採納與否給以議覆上奏。另一方面，對於臣工奏摺中的置疑極力以新的辦法章程來進行解釋，以求大家能對法部所辦之事明白和理解。
再次，戴鴻慈帶領法部改良獄政，建立模範監獄。前在各國考察時戴鴻慈等就對各國的監獄非常留心，他深刻的認識到中國獄政腐敗的現狀，在國外即悉心考察，對東西各國監獄的建築樣式、經費、管理等考察頗詳，回國後他作為法部尚書，在新政中即請改良獄政，「今日萬國監獄之協議，我國長此不變，勢必貽人口實。」而且現在進行憲政改革，必須要實行新刑律，而「監獄一端，實與新律有隱相維系之故，獄制一日不改，則新律萬不適用，而修訂法律為無效」 ，所以獄政改革首當其沖，已迫在眉睫。
戴鴻慈注入了大量心血建立模範監獄。其一是對京師模範監獄地址的選擇。其二是為京師模範監獄籌款。要建立與東西各國類似的監獄須大量投資，而法部資費不能滿足，遂請求清政府下令度支部予以援助。其三是對監獄規模和結構的規劃。中國當時的監獄條件很差，「監羈逼窄湫隘，夏則人多穢積，疫癘頻仍，冬則嚴寒裂膚，凍餒交迫，瘐斃相繼，冤苦莫伸。」 戴鴻慈等既然要改良獄政，當然要重新規劃監獄的內部構造，他上奏對模範監獄的構想，為其勾畫藍圖：監獄外有圍牆和護河，內大致分為後、中、前三區，並仿外國模式設有瞭望台、教誨室、書信室、看守室、工場、浴場、炊事室、消毒室、書籍室，閱覽室，囚人接見所、看守教誨所、病監、病室、幼年監等。其四是督促各省建立模範監獄。獄政的改革不惟京師要改，各省也要跟上改革的步伐，戴鴻慈等考慮到各省財力、獄政原來情況等的不一致，所以將尺度適度放寬，要求各省模範監獄到「宣統三年以前一律告竣」。其五是對監獄官吏的管理。以前監獄官吏腐敗，現在戴鴻慈等對此非常慎重，嚴格選拔官吏，而且在任命時，不分滿漢，一體對待，力圖去除官僚習氣，一展新風和新規。其六，頒布新章處置犯人，重申不準隨意刑訊，讓其在監獄習藝和折贖做工，力圖將對獄囚的身體肉刑逐步轉換為與東西方先進國類似的束縛人身自由的自由刑和給其感化教育和習藝的教育刑。
可見，從監獄的選址、規劃、籌款到監獄的興建，戴鴻慈都注入不少心血，而《清史稿》中說:「終日言變法,逮至國本已傷，而收效卒鮮，豈法制之咎歟？然其中有變之稍善而未竟其功者，曰監獄」 。獄政的改革成為當時改革中最有成效的方面，應該說這與戴鴻慈領導的法部分不開。

⑹ 中國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法律援助機構

從有關事實看，中國法律援助制度最早出現於清末。清政府在進行法制改革，引進西方司法制度的過程中引進了西方的法律援助制度。《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是沈家本主持擬訂的中國第一部近代性質的訴訟法草案，沈家本在說明草案內容時寫道：
「其中有為各國通例而我國亟應取法者，厥有兩端。一，宜設陪審員也……。一，宜用律師也。按律師一名代言人，日本謂之辯護士。蓋人因訟對簿公庭，惶悚之下，言詞每多失措，故用律師代理一切質問對詰覆問各事宜。各國俱以法律學堂畢業者給予文憑充補是職。若遇重大案件，則由國家撥予律師，貧民或由救助會派律師代伸權利，不取報酬，補助於公私之交，實非淺鮮。」 中國近代第一個規定法律援助制度的全國性法規，則是光緒33年11月（1907.12）頒布的《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章程》第86條關於訴訟費有如下規定：「凡訴訟費用除隨時徵收者外，其餘於本案完結宣示判詞後，綜核其數，限期徵收之。但實系無力呈繳者，准其呈請審判廳酌量減免。」
明白無誤地規定在司法中對貧窮當事人實行減免訴訟費，這是各國法律援普遍包含的一項內容。在《章程》的制定者看來，減免訟費的規定是在實行訴訟收費的情況下對貧窮當事人實行救濟的一種制度。《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是一部在當時就付諸實施的法規，它的出現說明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國已開始形成。 在清末法制改革時期，除上述《章程》外，還有3部法律草案中規定了法律援助的內容。 1.《民事訴訟律草案》。其第2編第7章以「訴訟救助」為名，對民事訴訟中的法律援助作了系統規定。其主要內容如下：①當事人若因支出訴訟費用致自己或其家族窘於生活者可向審判衙門聲請訴訟救助，審判衙門可不經言詞辯論做出訴訟救助的決定；②訴訟救助的效力包括暫免審判費、承發吏辦公費、鑒定人和證人的旅費、居住費、鑒定費，及審判衙門為受救助人指派律師並暫免酬金等；③訴訟救助於上訴亦有效力；④訴訟救助之要件欠缺或已消滅，審判衙門可依利害關系人聲請或依職權撤消救助；⑤受救助人有能力繳納訴訟費用時，審判衙門可因利害關系人的聲請命其補繳；⑥因訴訟救助暫免之審判費用可向擔負訴訟費用的相對人徵收，其餘費用可由有關人向擔負訴訟費用的相對人請求償還；⑦外國人以其本國法或有關條約允許中國人在該國享有訴訟救助權利為限，可在中國聲請訴訟救助，享有與中國人同等的權利。
2.《刑事訴訟律草案》其關於法律援助的內容規定在第2編第2章中，共有3條，規定被告案件應科二等有期徒刑以上刑者，無辯護人不得開公判，其未選任辯護人或所選辯護人不出庭者，應由審判長依職權指定辯護人；遇有被告人未滿20歲，或被告人系婦女，或被告人系聾啞，或被告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審判衙門認為應置辯護人而並未選任辯護人或所選辯護人不出庭者，審判衙門可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請求指定辯護人；辯護人由審判長就審判衙門所在地的律師或學習檢察官、學習推事中選任。
3.《民事刑事訴訟暫行章程草案》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與上述兩草案基本相同，只是內容較為簡略一些。該草案於宣統2年9月（1911.10）擬成後，送憲政編查館和法部復核，因清亡，迄未頒行。 可見在《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頒行之後，清朝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過程仍在繼續，西方國家的先進制度已陸續進入中國。

⑺ 破產免責制度的中國能否採用

中國是古代文明社會中沒有過破產立法的國家之一。1906年在卓越的法律家沈家本的努力下，仿照西方諸國制定了第一部破產法即「商部奏定破產法」。該法採用商人破產主義，並且引進了當時英國的破產免責主義，該法第66條規定：如破產人確有破產理由，則在償還債務的十分之一時就可給予免責。這與當時日本舊商法第1049條採用的非免責主義相比，可以說在立法上是一個進步。但這個法律受到了當時商部財政處的反對，翌年10月就被廢止了。由於該法具有立法科學性，因此在其被廢止後，仍然有人在司法實務中援用其規定。中華民國初期，民國政府聘請了日本法學博士松岡義正起草破產法。松岡博士參照當時日本破產法的規定，採用了一般破產主義和非免責主義，1915年完成了破產法的起草工作。該法在1926年付諸試行，由於在許多點上與中國商人的和解習慣相違背，因此在司法實務中沒有嚴格被採納。 1935年中華民國通過了新的破產法，重新採用了免責主義。根據該法第149條規定，破產人除犯詐欺破產罪而受刑之宣告者，一般在依調協或破產程序還債之後，其不能償還部分視為消減。該法的免責條件非常寬容，並且在強制和解的情況下也承認免責，被日本法學家認為是世界上少有的立法之例。根據該法草案初稿的說明和有關學者的研究，該法採用免責主義的理由可歸納為：債務人在破產的情況下，已經陷入不幸的地位，因此在終結破產程序之後應將其從債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允許他尋找新的生活機會；不然債權人隨時可對其財產實行強制執行，對債務人未免太苛刻，這與我國固有的和平和寬容的習慣也不相符；破產法在破產財產的范圍上已採用了膨脹主義，即對債權人的利益保護已做了相當的考慮，因此對債務人的利益也應加以考慮，不能把債務人逼入絕境。[50]但是，當破產人犯有該法第154條規定的詐欺破產罪而受刑之宣告者，則不能給予免責。但當破產人得到無罪判決或者有罪的判決被上訴法院取消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給予免責。法院作出免責決定後，債權人的請求權即視為消減，但是債權本體仍然存在，破產人在恢復資力後有償還或不償還的自由。這個當然的破產免責主義比戰後日本採用的免責主義要來得徹底得多。
中國的破產制度只對企業或公司適用，對個人債務者尚無破產之規定。中國正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對以市場經濟為前提的破產法特別是個人破產問題的研究已不再是脫離實際的空談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向，必然會從企業的私有化中產生出較高的失敗率，實行破產免責主義可以在非常不透明的經濟情勢下，當開始新的實業、冒必要的經濟風險時，鼓勵個人或者個人的經濟組織堅持理想和信心；實行債務人更生或破產免責制度，也可以給法院提供在新的市場環境中援助有生存機會的實業家的柔軟性標准；並且，至少在新的市場經濟沒有完全確立的時期，外國的投資家會來華尋求較大的親密度，在新的制度下體驗商業成功的方法，破產免責乃至更生的規定也許會在興奮外國投資家的神經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⑻ 為什麼都「凌遲處死」了，還要「斬首示眾」求大神幫助

凌遲 凌遲也稱陵遲，即民間所說的「千刀萬剮」。陵遲原來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於死刑名稱，則是指處死人時將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遲刑最早出現在五代時期，正式定為刑名是在遼代，此後，金、元、明、清都規定為法定刑，是最殘忍的一種死刑。 這種刑法主要用於處罰那些十惡中的一些犯罪，如謀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時期，如果打罵父母或公婆、兒子殺父親、妻子殺丈夫，也是觸犯倫理道德的重罪，要處凌遲刑。但後來為了鎮壓農民反抗，對於不按時交納賦稅的也要處以凌遲刑，這在明太祖時期尤為突出。 凌遲刑的處刑方式很殘忍，一般記述是說將人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而歷代行刑方法也有區別，一般是切八刀，先切頭面，然後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後梟首。但實際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幾類。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雙眉，三、四刀切雙肩，五、六刀切雙乳，七、八刀切雙手和兩肘間，九、十刀切去兩肘和兩肩之間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兩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兩腿肚，十五刀刺心臟，十六刀切頭，十七、十八刀切雙手，十九、二十刀切兩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雙腳，二十三、二十刀四切兩腿。 實際執行時，還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惡多端的太監劉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到公元１９０５年的光緒年間，凌遲刑被廢除。 開始時，劊子手會巧妙地一刀剜去犯人的喉結，以免他喊叫。然後迅速地出血包紮傷口，最先動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須只有指甲蓋大小。殺一個成年人必須要施3357刀，刀刀須見血掉肉，要用大白瓷盤將其貼在上面供觀眾鑒賞，並要得到贊賞，如果犯人在規定刀數前死去，劊子手將被觀眾嗤之以鼻，並有可能丟掉飯碗。 中國古代各種殘酷的刑罰中，最慘無人道的莫過於凌遲。凌遲，原來寫作「陵遲」，本意指山丘的緩延的斜坡。荀子說：「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車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為有平緩的斜坡，車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頂。後世將陵遲用作刑罰的名稱，僅取它的緩慢之義，即是說以很慢的速度把人處死。而要體現這種「慢」的意圖，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盡，才剖腹斷首，使犯人畢命。所以，凌遲也叫臠割、剮、寸磔等，所謂「千刀萬剮」指的就是凌遲。 元代執行凌遲，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夠駭人聽聞的了，明代執行凌遲時零割的刀數更遠遠超過前代。明世有兩次著名的凌遲處死案例，刀數有明確的記載，一是正德年間的宦官劉瑾，一是崇禎時進士鄭鄤。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寸磔」條雲：「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劉瑾四千二百刀，鄭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銘日記亦言之。」這里記劉瑾被剮的刀數可能是誤傳，實際上劉瑾被剮三千三百五十七刀。這樣大的數目，實在驚人。民間婦女罵人時常說「你這個挨千刀的」，看來古代凌遲時將人割千刀以上並非虛詞。 先說劉瑾。正德五年（1510），劉瑾以謀反罪被判死刑，聖旨特批，將他「凌遲三日」，然後還要銼屍梟首。執行十的情景，當時參與監刑的張文麟有詳細的記述： 是日，予同年陝西司主事胡遠該監斬，錯愕，告於上述劉先生璟曰：「我如何當得？」劉回言：「我叫本科幫你。」予因應之。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則血從此出，想應是矣。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凌遲數足，銼屍，免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銼屍，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逆賊之報亦慘矣。 劉瑾把持朝政時，殘害忠良，作惡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場固然使人解恨，但從他受刑的過程來看，凌遲這種刑罰不能不說它確實慘無人道。 再看鄭鄤。若說劉瑾被凌遲是罪有應得，而鄭鄤受如此酷刑卻使人感到惋惜。鄭鄤是常州橫林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及第，他的文才與聲望曾名噪一時。崇幀初年，由於朝廷內部黨派之爭引起政治糾紛，鄭鄤也被卷了進去，他被人告發說犯有「杖母」和「奸妹」兩項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後由崇禎皇帝朱由檢親自批示，予以凌遲處死。 關於鄭鄤一案的詳細背景與是非曲直，這里不作具體考述，我們只講他受刑的大致經過。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聖旨下達讓當日執行，有司官員立即下令傳齊有關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當時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側甘石橋下四牌樓（後世簡稱西四牌樓，即今北京西四），處決死囚常在這里進行。按平常的慣例，斬首在西牌樓下，凌遲在東牌樓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夥人役在東牌樓旁邊搭起一座棚子，裡面供監斬官等人在此就座，棚子前面豎起一根上邊有分叉的粗木桿。不一會，行刑的劊子手們也提前來到，他們每人帶一隻小筐，筐里放著鐵鉤和利刃。劊子手們取出鐵鉤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鋒利。辰、巳時分，監斬官帶校尉、人役等押著鄭鄤來到刑場。鄭鄤被暫時停放在南牌樓下，他坐在一隻大籮筐里，沒有戴頭巾也沒有穿鞋襪，正在向一名書童絮絮不休地屬咐家中後事。這時，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把周圍的道路、空場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頂上都爬滿了人。有位吏役說，西城察院的官長還未到，必須稍停片刻，正說著，那位官長由隨從前呼後擁，分開密集的人群向這里來了。就位之後，他高聲宣讀聖旨，由於周圍人聲嘈雜，他都念些什麼，人們聽不清楚，只聽他最後的一句是：「照律應剮三千六百刀。」劊子手齊聲附和，聲如雷震，圍觀的群眾莫不心驚膽顫，兩腿發抖。只聽得三聲炮響，之後開始行刑。人群更加騷動起來，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長脖子，想看看劊子手怎樣剮人。但由於近處的人圍得密不透風，稍遠一些就看不見行刑的場面。過了好大一會兒，只見那有分叉的粗木桿上垂了一條繩子，有人在木桿後面拉動繩子，繩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東西，鮮血淋漓，原來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桿最高處。這說明犯人的肉已被割盡，開始剖腹取五臟了。又過了一會，木桿上的繩子放下來，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顆人頭，這說明鄭鄤已被砍了腦袋，懸掛示眾。接著，又把鄭鄤的軀體也掛了起來，使他的胸貼著木桿，背朝著眾人，大家看見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條一縷的，卻沒有割掉，千百條密麻叢集，就像刺蝟似的。這時，凌遲之刑宣告結束，有兩名校尉手舞紅旗，騎著快馬同東飛馳，他們是去宮中把剮的刀數向皇帝報告。後來，有劊子手把鄭鄤的屍體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條條的出售，據說人們買這些人肉是作為配製瘡疥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遲之刑。統治者對農民起義的首領一旦捕獲，總是要凌遲處死。如太平天國北伐軍失敗，將領林鳳翔、李開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遲示眾。捻軍首領張洛行、賴文光兵敗被俘，也受了凌遲之刑。太平天國的著名領袖石達開在大渡河兵敗，向四川總督駱秉章投誠，但沒有受到寬大處理，清廷傳旨將石達開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處決，駱秉章這個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竟殘忍地對石達開等使用了凌遲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駱秉章率領清兵把石達開和宰輔曾仕和、中丞黃再忠等綁赴刑場。石、曾二人分別被面對面縛在兩個十字木椿上。執行凌遲時，劊子手先對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過，慘叫狂呼，石達開斥責他說：「為什麼不能忍受此須臾時間？」曾仕和這才緊咬牙關，不再叫喊。石達開受刑時，被割一百多刀，他從始至終默然無聲。石達開的凜然正氣和堅強意志使清軍官兵感到震驚，四川布政使劉蓉說他「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句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實丑類之最悍者。」 凌遲之刑一直延續到清末。戊戌變法後，清廷受內外各種矛盾的沖擊，不得不順應潮流對傳統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緒三十一年（1905）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請刪除凌遲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將凌遲和梟首、戮屍等法「永遠刪除，俱改斬決」。從此，凌遲非人的酷刑才從法典中消失，被斬首代替了。

希望採納

⑼ 緬懷革命先烈資料

1、劉胡蘭烈士

於1932年出生於山西汶水縣，雲周西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劉胡蘭從小就受到革命教育。她最先學會的幾個字是「，共產黨萬歲」。她用心參加抗戰工作，還組織了婦女參戰隊，為黨，為人民做了超多工作。

1946年7月盤踞在汶水的閻匪軍狗急跳牆，風狂反撲，襲擊了雲周西鄉村。劉胡蘭同志不幸被捕，在敵人面前，她英勇頑強，堅貞不屈。她跨過了戰友的遺體，踏著烈士的血跡從容來到軋刀前，振臂高呼，「鄉親們，敵人的末日不遠了，新中國就要誕生了，中國共產黨萬歲。」

劉胡蘭同志犧牲時，年僅15歲。劉胡蘭同志犧牲後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劉胡蘭烈士親筆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高度贊揚了劉胡蘭同志偉大而光榮的一生，她沒有死，她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2、黃繼光烈士

黃繼光烈士1930年出生在四川省中江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50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

1951年20歲的黃繼光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上甘嶺戰役中，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敵人的射口，用自己寶貴的生命為部隊開辟了道路，黃繼光同志崇高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3、劉伯承

受黨的委託，為配合北伐戰爭，他與楊闡公一齊組織了滬州、順義起義。叛變革命，國共合作破裂之後，劉伯承從四川東下，奉黨的指示，到南昌將一齊組織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之後，劉伯承等人潛往香港，1927年冬轉到上海。

在上海躲避期間，正遭通緝的劉伯承被染上惡習的兒子告發，幾遭逮捕。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劉伯承到蘇聯學習，躲過了追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