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坤律師

㈠ 打架斗毆罪，怎麼處理！

人數多，另外涉及賠償問題復雜，最好委託律師參與處理

㈡ 黑龍江大學法學院的其他

2011年9月23日上午9時，慶祝黑龍江大學法學院建院30周年大會在校音樂廳隆重舉行。黑龍江大學校黨委書記楊震、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董開軍、《法學研究》雜志社主編張廣興、《中國法學》雜志社副主編李仕春、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中華、楊春雷、北京市檢察院一分院副檢察長張文志 、黑龍江省法學會副會長徐偉、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盛美軍、哈爾濱市法學會會長陸文君、黑龍江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秘書長楊濤、綏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杜吉國、哈爾濱市司法局局長張麗欣、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吳蘊欣、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步延勝、哈爾濱市公安局副局長李國剛、哈爾濱市司法局副局長邵曉春、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宮立新、大慶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於大海、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林區分院反貪局局長劉坤、哈爾濱市法學會副會長、副秘書長熊濱、牡丹江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張劍秋、牡丹江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反貪局局長崔珣、黑龍江省法學研究所所長王元慶、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院長於世忠、東北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趙大利、吉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建華、蘇州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胡亞球、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利民、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蔡道通、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馬洪、東北林業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耀先、東北農業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學平、哈爾濱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秦亞東、哈爾濱商業大學法學院院長王福友、大慶師范學院法律系主任丁啟明、孟繁旭律師事務所主任孟繁旭、遠東集團律師事務所主任劉文義、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尚立娜、天津商業大學法學院系主任沃雲、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副院長張恩學，以及法學院的全體師生、校友代表和社會各界嘉賓600餘人出席慶祝大會。會議由法學院黨委書記賀軼文教授主持。
法學院院長於逸生教授作重要講話。他回顧了法學院所走過的三十年風雨歷程，評價了法學院在黑龍江省以及中國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了法學院三十年艱苦奮斗所取得的光輝成就，並對建院之初的各位老前輩、法學院全體師生、學生家長、廣大校友、全國各地的兄弟法律院系、其他組織、機構和個人，尤其是司法實踐部門和律師實務領域對法學院的發展壯大所給予的關注、支持、信任和幫助表達了感激之情。他高瞻遠矚，冷靜大氣，在建院三十年的重要時刻，面對中國社會轉型和法學教育的發展現狀，對法學院的存在價值和歷史定位作出正確評估，對現實作出了嚴苛審視，對未來進行了深長思索，總結了法學院再創輝煌尚需解決的問題，以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對法學院的未來進行了規劃，展現了一位法學教育家的厚重學養和豪邁氣魄，體現了人民教師的道義與堅守，使此次盛典成為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盛會，賦予了此次盛典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
退休教師代表吳方正教授對在校生、校友和後輩給予了諄諄教誨。他回顧了建院之初的艱苦歲月和苦中作樂並耐人尋味的生活，他高度評價了法學院這十年天翻地覆的變化。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後學之士要堂堂正正做人，乾乾凈凈做事，做好身體保健，保持良好心態。
教師代表董玉庭教授談到2000年來法學院工作後的深刻體會，他非常珍惜和熱愛法學院這個集體，對學生寄予深切期望，他代表法學院全體教師表達了今後將繼續堅持、努力、奮斗、傳承的決心。
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董開軍代表廣大校友作了題為「感恩的心」的發言，他用平實的語言、真摯的情感表達了對母校深深的眷戀和感激之情，通過對點滴生活、學習過往的回憶刻畫了一段令人動容的生活場景。他的發言將在座校友的思緒都帶回了大學時代，很多人眼裡都閃著淚光。他們留戀那時老師的關愛、同窗的情誼和課上課下的青春時光。他們決心繼續努力工作，以更多更好的業績回饋母校。
吉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建華教授、東北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趙大利教授、哈爾濱市檢察院宮立新副檢察長分別代表兄弟法律院系和司法實務部門致辭，他們借法學院30華誕之際向法學院全體師生和廣大校友表達了真摯的祝賀，並對法學院30年發展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希望進一步加強聯系和交流合作，共同為中國尤其是東北的法治發展做貢獻。
最後，黑龍江大學校黨委書記楊震教授作重要講話，他代表黑龍江大學全體黨政領導向法學院全體師生和廣大校友表達了衷心的祝賀，並向參加慶祝活動的嘉賓、朋友表示熱烈歡迎。他簡要回顧了黑龍江大學70年的發展歷程，對法學院為學校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認可，對法學院30年發展建設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他希望法學院能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認真總結過去、繼往開來，繼續秉承大學法學院的使命與責任，致力於推進法治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力所能及的推動國家富強民主文明的進程。
還有部分校友即興自由發言，他們真情實感，感懷大學生活和青春時光，表達了對母校深切而樸素的熱愛，對恩師的感念與崇敬，對同學友誼的珍視與回味。 黑龍江大學法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於2009年9月經國家人事部批准成立。已有12位博士後進站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研究方向涉及民商法學、憲法行政法學、刑法學、法學理論等專業領域；博士後研究人員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北方法學》等國內重要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在法律出版社等國家重要出版社出版學術專著5部。
黑龍江大學法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設在法學院，法學院現有法學、治安學二個本科專業，民商法學、行政法學、法學理論、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經濟法學、獲刑法學、法律史學碩士學位授予權，法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權。2009年設立法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011年獲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
法學專業現有專任教師66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6人；教師中有博士36人，在讀博士11人。教師中有中國法學會各專業研究會副會長、常務理事8人，有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1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人選1人，全國優秀教師1人，其中楊震、馬長山、王妍為省級重點學科帶頭人，孫光妍、王歌雅為省級精品課主講教師，楊震、於逸生、馬長山、董玉庭、董惠江、錢福臣、孫光妍、王歌雅等教授在全國法學界有重要影響。
法學專業教師重視科學研究。2006年以來，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國家級重要刊物發表論文18篇，其中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等期刊轉載或論點摘編20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轉載18篇。教師承擔校級以上科研項目81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項目7項，教育部項目10項，司法部項目6項，省社科基金項目23項，廳級項目21項，教師獲校級以上科研獎勵45項，其中省社科一等獎4項,二等獎10項,三等獎11項,黑龍江省高校文化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7項,二等獎27項,三等獎9項。
合作導師：楊震、於逸生、董玉庭、王歌雅、馬長山、董惠江、錢福臣
在站博士後情況：為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等院校畢業後在我校任教的教師，亦有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哈爾濱商業大學等院校教師。

㈢ 名人成長故事，最好300字左右

林肯的行嗎？可能會有點多。
1809年2月12日，亞伯拉罕·林肯出生在一個農民的家庭。小時候，家裡很窮，他沒機會上學，每天跟著父親在西部荒原上開墾、勞動。他自己說：「我一生中進學校的時候，加在一起總共不到一年。」但林肯勤奮好學，一有機會就向別人請教。沒錢買紙、筆，他放牛、砍柴、挖地時懷里也總揣著一本書，休息的時候，一邊啃著粗硬冰涼的麵包，一邊津津有味地看書。晚上，他在小油類下常讀書讀到深夜。
長大後，林肯離開家鄉獨自一人外出謀生。他什麼活兒都干，打過短工，當過水手、店員、鄉村郵遞員、土地測量員，還干過伐木、劈木頭的重力氣活兒。不管幹什麼，他都非常認真負責，誠實而且守信用。
他十幾歲時當過村了里雜貨店的店員。有一次，一個顧客多付了幾分錢，他為了退這幾分錢跑了十幾里路。還有一次，他發現少給了顧客二兩茶葉，就跑了幾里路把茶葉送到那人家中。他誠實、好學、謙虛，每到一處，都受到周圍人的喜愛。
1834年，25歲的林肯當選為伊利諾斯州議員，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過考試當上了律師。
當律師以後，由於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當地很有聲望。很多人都來找他幫著打官司。但是他為了當事人辯護有一個條件，就是當事人必須是正義的一方。許多窮人沒有錢付給他勞務費，但是只要告訴林肯：「我是正義的，請你幫我討回公道。」林肯就會免費為他辯護。
一次，一個很有錢的人請林肯為他辯護。林肯聽了那個客戶的陳述，發現那個人是在誣陷好人，於是就說：「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辯護，因為您的行為是非正義的。」
那個人說：「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請您幫我打這場不正義的官司，只要我勝訴，您要多少酬勞都可以。」
林肯嚴肅地說：「只要使用一點點法庭辯護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勝訴，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當我站在法官面前講話的時候，我會對自己說：『林肯，你在撒謊。』謊話只有在丟掉良心的時候，才能大聲地說出口。我不能丟掉良心，也不可能講出謊話。所以，請您另請高明，我沒有能力為您效勞。」
那個人聽了，什麼也沒說，默默地離開了林肯的辦公室。

㈣ 只有一篇名人的成長故事300字以上，急！

1、晉代的祖逖是個胸懷坦盪、具有遠大抱負的人。可他小時候卻是個不愛讀書的淘氣孩子。進入青年時代，他意識到自己知識的貧乏，深感不讀書無以報效國家，於是就發奮讀起書來。他廣泛閱讀書籍，認真學習歷史，從中汲取了豐富的知識，學問大有長進。他曾幾次進出京都洛陽，接觸過他的人都說，祖逖是個能輔佐帝王治理國家的人才。祖逖24歲的時候，曾有人推薦他去做官，他沒有答應，仍然不懈地努力讀書。 後來，祖逖和幼時的好友劉琨一志擔任司州主簿。他與劉琨感情深厚，不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還有著共同的遠大理想：建功立業，復興晉國，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 一次，半夜裡祖逖在睡夢中聽到公雞的鳴叫聲，他一腳把劉琨踢醒，對他說：「你聽見雞叫了嗎？」劉坤說:」半夜聽見雞叫不吉利。」我偏不這樣想，咱們乾脆以後聽見雞叫就起床練劍如何？」劉琨欣然同意。於是他們每天雞叫後就起床練劍，劍光飛舞，劍聲鏗鏘。春去冬來，寒來暑往，從不間斷。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長期的刻苦學習和訓練，他們終於成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寫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帶兵打勝仗。祖逖被封為鎮西將軍，實現了他報效國家的願望；劉琨做了征北中郎將，兼管並、冀、幽三州的軍事，也充分發揮了他的文才武略。

2、1809年2月12日，亞伯拉罕·林肯出生在一個農民的家庭。小時候，家裡很窮，他沒機會上學，每天跟著父親在西部荒原上開墾、勞動。他自己說：「我一生中進學校的時候，加在一起總共不到一年。」但林肯勤奮好學，一有機會就向別人請教。沒錢買紙、筆，他放牛、砍柴、挖地時懷里也總揣著一本書，休息的時候，一邊啃著粗硬冰涼的麵包，一邊津津有味地看書。晚上，他在小油類下常讀書讀到深夜。
長大後，林肯離開家鄉獨自一人外出謀生。他什麼活兒都干，打過短工，當過水手、店員、鄉村郵遞員、土地測量員，還干過伐木、劈木頭的重力氣活兒。不管幹什麼，他都非常認真負責，誠實而且守信用。
他十幾歲時當過村了里雜貨店的店員。有一次，一個顧客多付了幾分錢，他為了退這幾分錢跑了十幾里路。還有一次，他發現少給了顧客二兩茶葉，就跑了幾里路把茶葉送到那人家中。他誠實、好學、謙虛，每到一處，都受到周圍人的喜愛。
1834年，25歲的林肯當選為伊利諾斯州議員，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過考試當上了律師。
當律師以後，由於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當地很有聲望。很多人都來找他幫著打官司。但是他為了當事人辯護有一個條件，就是當事人必須是正義的一方。許多窮人沒有錢付給他勞務費，但是只要告訴林肯：「我是正義的，請你幫我討回公道。」林肯就會免費為他辯護。
一次，一個很有錢的人請林肯為他辯護。林肯聽了那個客戶的陳述，發現那個人是在誣陷好人，於是就說：「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辯護，因為您的行為是非正義的。」
那個人說：「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請您幫我打這場不正義的官司，只要我勝訴，您要多少酬勞都可以。」
林肯嚴肅地說：「只要使用一點點法庭辯護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勝訴，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當我站在法官面前講話的時候，我會對自己說：『林肯，你在撒謊。』謊話只有在丟掉良心的時候，才能大聲地說出口。我不能丟掉良心，也不可能講出謊話。所以，請您另請高明，我沒有能力為您效勞。」
那個人聽了，什麼也沒說，默默地離開了林肯的辦公室。

一個中國一個外國，意味深遠，發人深思，希望可以符合你的要求，也希望你天天向上，happy every day！！！採納我吧！！！day day up 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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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靖江法院查封職業高利貸劉坤房子車子，而法院拒不執行還設套，到處上訴無果怎麼辦太黑了，我61歲老婦

既然查封了，那麼可以拍賣等。設套有些含糊不清。多催一下。

㈥ 員工借大額款項不還企業可以解除嗎

員工因履行工作職責向公司借款是很常見的一種行為，但偶爾會發生員工借款後不履行工作職責且擅自離職不償還的情形，此時，公司應如何追索借款？是以勞動爭議提起仲裁，還是按民間借貸糾紛向法院提起訴訟？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
基本案情
北京A公司為擴大經營規模擬開設一家分店，選派員工郭某擔任該分店的門店經理並籌備分店開業事宜。2016年8月1日，郭某按照A公司的借款流程，向A公司申請借支5萬元，在其內部簽報單上填寫的借支用途為營銷費用，並填寫了《借款單》，由區域經理、會計主管人員等人審批通過後，A餐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向郭某支付了5萬元借款。郭某擔任門店經理不到一個月，因其他事情與公司發生糾紛後擅自離職且未歸還借款，A公司多次與郭某協商要求返還借款未果，欲通過訴訟途徑解決問題，但不知道該案是以勞動爭議提起勞動仲裁，還是以民間借貸糾紛起訴。
法律解析
弄清楚郭某向A公司借款的法律性質是本案的關鍵所在，即郭某向公司借款是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還是上下級這種不平等主體之間內部的勞動關系。我們把前者發生的借款稱為民間借貸，後者發生的借貸稱為借支。
一、民間借貸與借支的區別
民間借貸是指借款人不通過金融機構，在公民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法人、其他組織之間進行的一種借貸活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借支是指公司內部因履職行為發生的借貸，不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而應由公司內部的財務制度來處理，基於公司與員工之間的管理與被管理，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產生。
二者最主要的區別在於：
1. 民間借貸是借款人為自己個人利益，借的款項用於個人目的的民事行為，而借支是為履行工作職責而為的行為，其用途為工作用途。
2. 民間借貸適用的是合同法、民法通則等關於借款的規定，借支則適用的勞動法及公司內部財務制度規范。
3. 在借貸關系中的出借人收回的是一定數額的款項，而借支關系中的公司收回的是發票等報銷憑證。
4. 借貸關系中出借人與借款人達成借貸合意，借款人就能獲得借款，而借支的借款人一般遵守公司內部的財務簽批流程才能拿到款項。
二、本案郭某借款的法律性質
根據上述民間借貸與借支的區別可知，郭某借款屬於借支行為，理由為：
1. 郭某借款用途為分店營銷費用，並非個人利益用款。
2. 郭某借款時按照公司內部財務制度進行借款申請，並經過借款簽報流程獲得借款。
3. 郭某借款如果用於營銷，則可以提供開展營銷活動支出的發票等通過公司報銷流程核銷借支款項。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給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關於職工執行公務在單位借款長期掛賬發生糾紛法院是否受理問題的答復》，該答復指出：
劉坤受單位委派，從單位預支15000元處理一起交通事故是職務行為，其與單位之間不存在平等主體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人民法院不應作為民事案件受理。劉坤在受託事項完成後，因未及時報銷沖賬與單位發生糾紛，應由單位按其內部財會制度處理。
筆者認為，本案糾紛是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產生的糾紛。郭某與A公司的地位屬於管理與被管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屬於不平等的法律關系，應當屬於勞動爭議的范疇，適用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的特殊要求，A公司應向當地勞動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
三、企業實操提示
為降低員工借支後離職不還的風險，我們建議企業在其制定的借款及報銷管理制度中對借款使用報銷時間設置合理的期限，如果員工超過規定的期限不來報銷，則公司可以從其每月應發工資中扣除不超過月工資20%的款項作為借款還款。
作者簡介：孟曉娟律師，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民商法專業碩士,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會會員，一直專注於勞動法領域的研究與實踐，在審查和起草勞動合同、競業限制和保密協議、員工手冊、代理勞動爭議、裁員等方面擁有經驗。

㈦ 怎麼評估企業價值

企業價值評估資料搜集目錄
1．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及稅務登記證、組織機構代碼證、經營許可證、國有企業產權登記證等；
2．企業簡況、企業成立背景、法定代表人簡介及經營團隊主要成員簡介、組織機構圖、股權結構圖；
3．企業章程、涉及企業產權關系的法律文件；
4．企業資產重組方案、企業購並、合資、合作協議書（意向書）等可能涉及企業產權（股權）關系變動的法律文件；
5．企業提供的經濟擔保、債務抵押等涉及重大債權、債務關系的法律文件；
6．企業年度、半年度工作總結；
7．與企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政府部門文件；
8．企業近五年（含評估基準日）財務年度報表以及財務年度分析報告，生產經營產品統計資料；
9．企業現有的生產設施及供銷網路概況，各分支機構的生產經營情況簡介；
10．企業產品質量標准，商標證書、專利證書及技術成果鑒定證書等；
11．企業未來五年發展規劃；
12．企業未來五年收益預測（C表）以及預測說明；
13．企業歷年無形資產投入統計資料（包括廣告、參展等費用）；主要客戶名單、主要竟爭對手名單；
14．企業生產經營模式（包括經營優勢及主要風險）；
15．新聞媒體，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售後服務的相關報道和評價等信息資料；
16．企業榮譽證書、法定代表人榮譽證書；
17．企業形象宣傳、策劃等相關資料；
18．企業現有技術研發情況簡介及技術創新計劃；
19所有長期投資的章程，被投資單位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基準日及前三年的會計報表；
20．其它企業認為應提供的資料；
21．企業承諾書；.
22、企業非經營性資產清查材料；

企業價值評估方法

對目標企業價值的合理評估是在企業並購和外來投資過程中經常遇到的非常重要的問題之一。適當的評估方法是企業價值准確評估的前提。本文將聚焦企業價值評估的核心方法，分別從方法的基本原理、適用范圍以及局限性等方面給予分析和總結。
一、企業價值評估方法體系
企業價值評估是一項綜合性的資產、權益評估，是對特定目的下企業整體價值、股東全部權益價值或部分權益價值進行分析、估算的過程。目前國際上通行的評估方法主要分為收益法、成本法和市場法三大類。
收益法通過將被評估企業預期收益資本化或折現至某特定日期以確定評估對象價值。其理論基礎是經濟學原理中的貼現理論，即一項資產的價值是利用它所能獲取的未來收益的現值，其折現率反映了投資該項資產並獲得收益的風險的回報率。收益法的主要方法包括貼現現金流量法（DCF）、內部收益率法（IRR）、CAPM模型和EVA估價法等。

成本法是在目標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基礎上，通過合理評估企業各項資產價值和負債從而確定評估對象價值。理論基礎在於任何一個理性人對某項資產的支付價格將不會高於重置或者購買相同用途替代品的價格。主要方法為重置成本（成本加和）法。
市場法是將評估對象與可參考企業或者在市場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業、股東權益、證券等權益性資產進行對比以確定評估對象價值。其應用前提是假設在一個完全市場上相似的資產一定會有相似的價格。市場法中常用的方法是參考企業比較法、並購案例比較法和市盈率法。

圖1 企業價值評估方法體系
收益法和成本法著眼於企業自身發展狀況。不同的是收益法關注企業的盈利潛力，考慮未來收入的時間價值，是立足現在、放眼未來的方法，因此對於處於成長期或成熟期並具有穩定持久收益的企業較適合採用收益法。成本法則是切實考慮企業現有資產負債，是對企業目前價值的真實評估，所以在涉及一個僅進行投資或僅擁有不動產的控股企業，以及所評估的企業的評估前提為非持續經營時，適宜用成本法進行評估。
市場法區別於收益法和成本法，將評估重點從企業本身轉移至行業，完成了評估方法由內及外的轉變。市場法較之其他兩種方法更為簡便和易於理解。其本質在於尋求合適標桿進行橫向比較，在目標企業屬於發展潛力型同時未來收益又無法確定的情況下，市場法的應用優勢凸顯。
二、企業價值評估核心方法
1、注重貨幣時間價值的貼現現金流量法（DCF）
企業資產創造的現金流量也稱自由現金流，它們是在一段時期內由以資產為基礎的營業活動或投資活動創造的。但是未來時期的現金流是具有時間價值的，在考慮遠期現金流入和流出的時候，需要將其潛在的時間價值剔除，因此要採用適當的貼現率進行折現。

圖2 DCF法現金流量示意圖如圖2所示，如果以t0為項目的起始日期，則該項目的貼現現金流量為 。
因此，DCF方法的關鍵在於未來現金流和貼現率的確定。所以該方法的應用前提是企業的持續經營和未來現金流的可預測性。DCF法的局限性在於只能估算已經公開的投資機會和現有業務未來的增長所能產生的現金流的價值，沒有考慮在不確定性環境下的各種投資機會，而這種投資機會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企業的價值。
2、假定收益為零的內部收益率法（IRR）
內部收益率就是使企業投資凈現值為零的那個貼現率。它具有DCF法的一部分特徵，實務中最為經常被用來代替DCF法。它的基本原理是試圖找出一個數值概括出企業投資的特性。內部收益率本身不受資本市場利息率的影響，完全取決於企業的現金流量，反映了企業內部所固有的特性。
但是內部收益率法只能告訴投資者被評估企業值不值得投資，卻並不知道值得多少錢投資。而且內部收益率法在面對投資型企業和融資型企業時其判定法則正好相反：對於投資型企業，當內部收益率大於貼現率時，企業適合投資；當內部收益率小於貼現率時，企業不值得投資；融資型企業則不然。
一般而言，對於企業的投資或者並購，投資方不僅想知道目標企業值不值得投資，更希望了解目標企業的整體價值。而內部收益率法對於後者卻無法滿足，因此，該方法更多的應用於單個項目投資。
3、完全市場下風險資產價值評估的CAPM模型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對風險資產(如股票)進行估價。但股票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購進股票後獲得收益的風險程度。其性質類似於風險投資，二者都是將未來收益按照風險報酬率進行折現。因此CAPM模型在對股票估價的同時也可以用來決定風險投資項目的貼現率。
在一般經濟均衡的框架下，假定所有投資者都以收益和風險為自變數的效用函數來決策，可以推導出CAPM模型的具體形式：
，
看似復雜的公式背後其實蘊藏的是很簡單的道理。資產的期望收益率取決於無風險收益率、市場組合收益率還有相關系數的大小。其中無風險收益率講的是投資於最安全資產比如存款或者購買國債時的收益率；市場組合收益率是市場上所有證券品種加權後的平均收益率，代表的是市場的平均收益水平；相關系數表示的是投資者所購買的資產跟市場整體水平之間的關聯性大小。所以，該方法的本質在於研究單項資產跟市場整體之間的相關性。
CAPM模型的推導和應用是有嚴格的前提的，對市場和投資者等都有苛刻的規定。在中國證券市場有待繼續完善的前提下，CAPM模型的應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其核心思想卻值得借鑒和推廣。
4、加入資本機會成本的EVA評估法
EVA（Economic Value Added）是近年來在國外比較流行的用於評價企業經營管理狀況和管理績效的重要指標，將EVA的核心思想引入價值評估領域，可以用於評估企業價值。
在基於EVA的企業價值評估方法中，企業價值等於投資資本加上未來年份EVA的現值，即：企業價值 = 投資資本 + 預期EVA的現值。
根據斯騰?斯特的解釋，EVA是指企業資本收益與資本機會成本之間的差額。即：
EVA=稅後營業凈利潤-資本總成本=投資資本×（投資資本回報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
EVA評估法不僅考慮到企業的資本盈利能力，同時深入洞察企業資本應用的機會成本。通過將機會成本納入該體系而考察企業管理者從優選擇項目的能力。但是，對企業機會成本的把握成為該方法的重點和難點。
5、符合「1+1=2」規律的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將被評估企業視為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體，在對各項資產清查核實的基礎上，逐一對各項可確指資產進行評估，並確認企業是否存在商譽或經濟性損耗，將各單項可確認資產評估值加總後再加上企業的商譽或減去經濟性損耗，就可以得到企業價值的評估值。即：企業整體資產價值=∑單項可確指資產評估值+商譽（或-經濟性損耗）。
重置成本法最基本的原理類似於等式「1+1=2」，認為企業價值就是各個單項資產的簡單加總。因此該方法的一個重大缺陷是忽略了不同資產之間的協同效應和規模效應。也就是說在企業經營的過程中，往往是「1+1〉2」，企業的整體價值是要大於單項資產評估值的加總的。
6、注重行業標桿的參考企業比較法和並購案例比較法
參考企業比較法和並購案例比較法通過對比與被評估企業處於同一或類似行業和地位的標桿對象，獲取其財務和經營數據進行分析，乘以適當的價值比率或經濟指標，從而得出評估對象價值。
但是在現實中，很難找到一個跟被評估企業具有相同風險和相同結構的標桿對象，因此，參考企業比較法和並購案例比較法一般都會按照多重維度對企業價值表現的不同方面進行拆分，並根據每一部分與整體價值的相關性強弱確定權重。即被評估企業價值=（a×被評估企業維度1/標桿企業維度1+b×被評估企業維度2/標桿企業維度2+…）×標桿企業價值。
7、上市公司市值評估的市盈率乘數法
市盈率乘數法是專門針對上市公司價值評估的。被評估企業股票價格=同類型公司平均市盈率×被評估企業股票每股收益。
運用市盈率乘數法評估企業價值，需要有一個較為完善發達的證券交易市場，還要有行業部門齊全且足夠數量的上市公司。由於我國證券市場距離完全市場還有一定距離，同時國內上市公司在股權設置和結構等方面又有較大差異，現階段來講，市盈率乘數法僅作為企業價值評估的輔助體系，暫時不適合作為獨立方法對企業進行整體價值評估。但是在國外市場上，該方法的應用較為成熟。

㈧ 法律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寫作

中華法系的終結和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尋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揚棄中國法律傳統，全盤引進西方國家立法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單從形式上看，毫無疑問，這次中國有史以來開天闢地第一次的大規模法律移植活動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體、源遠流長的中華法系在國家法的層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為中心的西方現代意義的法律體系，中國法制乃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轉型。沈家本也因此而獲得了後世的持久贊譽和推崇，被譽為「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著名學者楊鴻烈稱其為「有清一代最偉大的法律專家」，「中國法系全在他手裡承前啟後，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然而，無論從主事者的初衷還是最終的結局看，改革的結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僅未能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劇了晚清政局的動盪。而如果對這場改革賦予更多現代意義的解讀，把它視為中國百年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視為中國法制現代化開端的話，那麼，其得失的評價將會變得十分的復雜和困難，而現有的流行的結論總給人以失之於簡單和膚淺之感。眾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歐風美雨催化下發生的，原非中國自身社會發展的自然訴求，復被用作擺脫內外困境、實現政治功利目標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長的父母蔭庇下的早產兒，難以保證其心智健全、肢體完好。由於它超越了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階段，失之空闊而缺乏適用性，從而使法制的現代化建築於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而無法得到持久的支撐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後天的乏力，直接導致法制移植和建構過程中非制度層面意識、精神因素的缺失，從而在本土化過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這一切都可以從清末改革那裡找到其淵藪：正是由於這一改革與生俱來的缺陷和失誤，註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國法制現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並不曾因清室覆滅而化為烏有，從形式到內容，它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民國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為基礎，其後，中國法制建設在多次狂風暴雨的社會變革間歇艱難前行，經歷了取法日德，到以俄為師，而後兼采英美的近百年發展道路，這一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清末法律移植運動的延續。因而，它的成與敗、得與失無不濫觴於清末修律。從更廣闊的范圍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現代化運動是整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縮影和重要方面，它與政治、經濟的現代化息息相關、不可分離。重新審視近一百年前發生的這場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鈍和發展流變，無疑是法律史上一項饒有趣味的課題，且對未來的法治現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一

與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運動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運動根源於西方先進文明的沖擊。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經濟、政治、文化解體和制度性危機，救亡圖存是當時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而變法修律則是清廷再三權衡猶豫之後作出回應的重大舉措。盡管如此，如果簡單以沖擊———回應模式描述清末修律與外來因素的互動關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內在的必然性，也無法解釋在其整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現象。歸根結底，改革還是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仍然不能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的制約，因為我們從修律的指導思想以及具體方案的選擇這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上，發現的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傳統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跡。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觀論》，向清政府提出學西人器物長技、整頓財政、加強外交三項建議。總理衙門認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然究系局外議論，且亦非急切能辦之事」而予擱置。後英駐華公使參贊威妥瑪(Thomas•F•Wade)著《新認略論》並照會清總理衙門，其中言及「借法興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張，有所作為。總署認為其意似在借故尋釁，欲有事於中國，遂將該文並赫德氏前文發交各省督撫，「勿論成見」，詳慎籌劃。各省督撫反應不一，如左宗棠即認為此不過是英人慾借變法控制中國內政外交以取得在華優勢地位，雖出於惟利是圖之心，但於我有利無害，不妨採行之。江西巡撫劉坤一更借題發揮，主張改革科舉。他們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實權的洋務大員的觀點。事實上，英人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清廷順應世界大勢，修法制律以促進和保護其在華商業利益，但由於英人建議未涉及具體措施，流於空泛，故而在清廷內部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也可見中國此時尚抱著天朝上國的虛驕之心，對西政認識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雖然有地方實力派推動的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多限於制船造炮，未遑顧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層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議設立新法，整頓舊基。總署回復「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強盛，如時事大局情形無礙……亦甚願意」。可見，清廷在制度變革上態度曖昧，一方面對傳統盲目自信，對改革心存疑懼；同時又迫於世界時勢，懾於列強淫威，不得不虛與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時事大局」所迫，萬難有所變易。[2](P4)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國際局勢趨於平靜，出現了較長時間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務派主持的自強運動亦成績斐然，中國甚至擁有了近代化的海陸軍。正當清廷陶醉在「同光中興」的幻夢中時，日本已經率先邁入了現代化的門檻。日本於19世紀50年代由美國人柏利率先叩開國門，此後列強紛紛跟進，訂立商約，通商貿易，了無滯礙。日本也自覺自願，以全盤西化為救亡自強之方，不料倏忽數十年間，卓然崛起於東方，竟與列強分庭抗禮。中日甲午一戰，清廷強大的北洋水師竟傾覆於一旦，於是朝野震動，而停留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也因之而宣告失敗。敗於日本的奇恥大辱讓有識之士警醒，於是乎輿論也為之一變，皆言變法方可強國，守制足以喪邦。中國之積貧積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級審判廳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淵源，其後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為藍本，學者多將其作為解釋和適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資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這個結論漸成輿論界的共識。日本成功的經驗成為了維新人士吁請變法的借口，這對清廷後來決意改弦更張、變法改制不乏推動作用。

治外法權的喪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導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認可了領事裁判權，爾後列強紛紛援例並不斷擴大其范圍。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權的喪失，無論如何也是一件顏面失盡的事情，故其設法收回權利之心尚存。當時輿論大凡涉及修律之事，無不以之為托詞。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後成功收回治外法權的先例，無疑給清廷以巨大的觸動。1902年中英條約就這樣寫道：「中國深欲整頓中國律例，以期與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明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3]列強的承諾是個誘餌，對當時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難不為之動心。

毫無疑問，上述兩大因素對促成修律意義不菲。但對清廷而言，任何的恥辱都無法抵銷對政權安危的憂慮，如何維持統治乃是他們的頭等大事，一切變革如果危及政權本身，都將不可能得到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的提出，乃是最終決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為洋務派後期的首領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在晚清政壇上的影響舉足輕重，其「中體西用」的思想充分體現在他撰寫的《勸學篇》中。在這篇以「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為宗旨的文章里，張之洞將法制劃歸為「用」的范疇。「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4]法制與器械、工藝等量齊觀，這與中國傳統社會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論不謀而合。於是，在「中體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變革漸被視為一件無關宏旨的事情，一種與歷朝歷代的變法相類似的措施而已。《勸學篇》在當時曾名噪一時，影響極大。清光緒皇帝覽後，認為「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變法改制，無不畏手畏腳，虛應輿論，惟修律一事放開了手腳，動了真章，這與張之洞的上述言論大有干係。

二

除張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務派首領對推動修律也不乏積極的貢獻。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一批漢族地方官僚得以進入統治集團上層，並形成地方的實權勢力。典型者如曾國藩，清廷曾授權其直接統轄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中央「不加遙制」。他們編練團練(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掌握了私人武裝，並由於他們在鎮壓農民革命、籌辦洋務和對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現，他們在清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也隨之提升，影響力不斷擴張。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鴻章為督辦政務大臣，地方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亦著遙為參預」。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練的實際經驗、注重實效、力主變法的實權人物。他們對現實體制存有憂慮、對清朝宗室貴族獨攬中央大權不滿，因此積極主張變法自強，謀求國家富強以挽救危局，鞏固和擴張自身勢力。同時，在洋務運動發展過程中，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企業的創辦(如江南造船廠、漢陽鐵廠等近代著名企業)，與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階級接近，實際充當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們的變法呼聲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他們的開明態度使他們區別於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時，在與清廷的密切關系和堅持中體西用的溫和路線上，他們又有別於主張激進改革的維新派。庚子事變後，頑固派被清算，地方實力派成為清廷的依靠，得以對中央人事任免和內外決策施加影響。這正是變法改制的最佳時機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籌辦新政折中，詳細闡述了在行政、軍事、法律、教育諸方面進行改革的構想，而清廷也試圖通過改弦更張，推行改革，樹立求新求變的形象，內安輿情，外示好於列強，同時以改革為借口，重新進行權力配置，加強中央集權，實現軍令、政令的統一。

誠如前文所述，在鎮壓農民運動過程中，地方督撫乘機坐大，獨攬地方大權，對中央決策施加影響，以至中央對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勢已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東南諸省督撫對清廷的宣戰上諭陽奉陰違，置身戰事之外，乃有東南互保之議，雖然此為西太後議和留下餘地，但也增長了清廷對地方勢力的疑慮，只是迫於內外形勢，未敢有所舉動。所以，作為清廷而言，試圖通過此次新政，不著痕跡地重樹權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隱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頒布《法院編製法》的上諭中雲：「……以前部院許可權不清之處，即著遵照此次奏定名節切實劃分……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即不準違法干涉。」[6]於此已見端倪。職是之故，實力派的變法主張得到了在內外交迫下急於尋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認為「事多可行，即當遵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行」，[7]並責成二人「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數員到京，聽候簡派，開館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聯名保奏，揭開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經奉旨修律，便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中去，幾年之內，進展神速，不僅率先廢除了舊律中不合於現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時間內頒布或編訂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計有：1906年奏進《刑事民事訴訟法》(未通過)，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頒行)、《法院編製法》(1909年頒布)和《違警律》(1908年頒行)，1908年編訂《大清現行刑律》(修改後於1910年頒行)和《商律》(次年奏進)，1909年頒布《國籍條例》和《禁煙條例》，1910年奏進《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商部編訂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進《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編訂之日起，新舊兩派之間的斗爭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訂訴訟法過程中，即發生了法理派和禮教派的激烈論爭。地方督撫反對訴訟法頒布的重要原因是訴訟法一旦頒布，則必然帶來司法機構的相應改革和調整，有可能觸及實權人物的既得利益，從而削弱他們手中的權力。沈家本首先選擇制訂訴訟法作為「改變舊律、修訂新法的第一著」，這首先是出於訴訟法本為中國傳統舊律所無，且不涉及實體利益，阻力較少的考慮。同時也與沈家本認為中國刑獄冤濫，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約，遂使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關。他認為欲變舊律，「尤以刑法為切要」，而欲變刑法，須先從程序入手，「查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律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訴訟法激起了地方督撫的強烈反對，其中以張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張於草案奏進的次年即上《復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折》，認為：該草案「襲西俗財產之制，壞中國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聖賢修齊之教」。他認為新法應當與中國國情民俗相適應，量為變通。而且以中國目前情勢，自司法官以至律師、陪審員、證人等，皆缺乏專門道德，只會使「訟師奸謀得其嘗試」，「到堂陪審者，非干預訴訟之劣紳，即橫行鄉曲之訟棍」，如不顧中國實際，則新法只能變為具文，無補於事。[8]應當承認，盡管帶有保守的偏見和利益的爭奪，但張氏言論也確實擊中了修律的要害，即過分注重引進外國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國情，在當時的中國，這樣一部「時髦」的法律與依然故我的社會現實之間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礎，這也決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終結局。近人楊元濟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時，即認為「溯自前清變法之初，醉心歐化，步武東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襲德日，於我國固有之民事習慣考證不詳，十餘年來不能施行適用。」這種說法在奏進《破產法》時達到了印證，當時戶部與代表民間新興經濟勢力的滬京錢商即在破產財產的分配次序上發生爭議，致使新法廢止。再如1908年志田鉀太郎擬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於農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襲日德商法，不合國情為由而未能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對派的意見是對的，因為「中國名教」與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襲皮毛」的抄襲條文，其後果不幸被反對派所言中。這也是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悲劇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間，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體參與了修律的全過程，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詣、對中國政治現狀的深刻體察和兼收並蓄、變法救國的胸懷使他得以擔負這一歷史賦予的重任，並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是短暫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時，沈家本個人的知識背景和素養不足以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法律變革運動的領袖他對西方法律的誤讀和認識的局限也直接影響了這場法律變革的氣質和命運。

1902年，沈家本與曾留學英倫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為修律大臣，這種傳統加西學的組合本身就具有象徵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張之洞等人鼎力保舉的結果，但也確實是眾望所歸的不二人選，在眾多或激進或保守而不切實際的人中，他溫和而不偏激，務實而不虛誇。更重要的是，他是這一領域無可爭辯的專家，他對中國刑律造詣精深，在清統治集團中聲譽早著。他一方面具備了中國傳統律學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痛感國家貧弱、民族衰微之餘，能清醒認識到西方富強之源，主張「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國制度，觀其會通，庶幾采擷精華，稍有補於當世。」[9]他以日本為例，闡述變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後，採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10]他的學習西方是立於富國強兵的愛國主義願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場上，他主張變革，同情維新派，對維新失敗感到「慘矣哉，痛哉」，並總結經驗教訓在欲速則不達，中國數千年之積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傾向於漸進、溫和的改革。他還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與新的異質文明的對接點，甚至認為中西法律之間形異而實同，即都貫穿著「仁」。他從仁這個溝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點入手，辯白變法並非以新法亂政，西法的要旨皆可為中國舊學所涵攝，「各國法律之精義，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圍。」[11]他鼓吹在中國實行法治，認為當今之世，「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12]實行法治實是中國富強之根本。遺憾的是，盡管他認識到西方的法治原與中國法家不同，「申韓之學，以刻核為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而「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經初步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他與當時許多主張變法維新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法治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面和靜態觀察的層面，不能從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認識和理解法治，從而就不能意識到法治與中國名教的沖突和對抗，進而也無法看清他領導的修律運動的死穴之所在。

作為身處新舊交替時代的歷史人物，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張兼收並蓄各國良法的同時，他又強調「舊不俱廢，新亦當參，當能使新律融會貫通，一無扦格」，「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於世？」[14]這里沈家本強調變法應適於中國國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於世」固然值得贊同，但是何者當廢，何者當參，沈氏既沒有給出一個標准，也沒有作出成功的實踐。深厚的儒學修養和常年治獄的經歷，使他保有對中國舊的法律傳統的偏好和留戀，從而未能徹底擺脫傳統思想的桎梏。這種進步性與局限性的並存，使其所主持的變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預期，在許多方面帶有時代的先進性，同時又帶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誤，在與傳統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遠。同時，作為一個務實的和懷有忠君觀念的舊官僚，他深知能否獲得清廷的支持是變法成敗的關鍵，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趨，與之保持一致，而在實際修律過程中，往往屈從於守舊勢力，不得不違心地做出這樣那樣的讓步，變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時，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劇。盡管這可歸咎於其個人認識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則總歸是由其所處的客觀現實環境所決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個很方便的參照系是日本。鑒於日本近代法制變革的相對成功，我們不能不正視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近代以來，日本與中國面臨的挑戰一樣，變法圖強的起點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維新一蹴而就，法律現代化之路看起來較中國平坦得多？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數十年間跨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當得益於日本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優勢，進而歸結為海洋性國家與大陸性國家氣質和經驗迥異使然。這種說法固有所據，但似乎忽略了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一決定性因素。其實，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順利，首先得益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條件的相對成熟，也得益於日本在移植外來文明的時候成功地對自身土壤進行了改造。傳統日本雖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但其具體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卻又具有自身的特點而區別於中國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禮俗社會。早在明治維新前夕，日本的社會結構發生一系列巨大變化：國內組織已高度商業化，各大名為保證物質供應而實行的「樂市」和「樂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國性的商品流通和供應格局並造成了體系間的緊張關系。商業城市大量涌現，出現了強大的商人和商業組織，如販賣農作物的「藏元」、「諸仲間」(商會)、「問屋」(批發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了巨大發展並日益滲入農村，加速了小農經濟的破產和解體。作為舊經濟體制支柱的武士階層也發生質變。在政治方面，日本長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權(天皇名義下的幕藩體制)，導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權得以發展，從而維新只需對既成事實給予承認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進、雷厲風行，實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組織加諸新經濟結構長期的演化，而並不僅僅是少數人的卓越才幹或是獻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跡。相較而言，傳統中國雖經受西方文明浸潤，但其為時既短，廣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數大城市(如上海、廣州等)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卻仍維持著千百年來的舊習。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等各個領域，均不曾發生深刻的變化，以支撐起脫胎換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國欠缺的是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啟蒙運動，不曾經歷類似於日本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國的「自由民權運動」。也許，全民性的啟蒙對一個國家政治法律的真正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將清末修律納入整個國家現代化的視野之中來考察，應該能夠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其一，統治者的動機與目的，是制約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清末修律是內外交迫之下統治者所做出的一種姿態，以作為挽回人心或是實踐私利的應急性策略措施，並無真心貫徹的誠意。民族主義激情、個人野心和偏見摻雜其中，使得這場改革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顯而易見，在這場由上層和少數知識精英一手包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進型改革中，法律僅被視為一種器物，一種治理工具，這樣建立起來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礎和生命力，也難以獲得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同時，對變法動機的懷疑和法律工具主義的傳統也導致民眾對法律本身的正當性的質疑。其二，變法超越了時代的進程。法律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和現實生活的確認和宣示，它是向後看的，具有滯後性。而變法修律機械照搬西方制度，試圖模仿西方數百年來動態演化的靜態結果，以泰西資本主義之良法，移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實寓有以法制推進經濟、政治改革，塑造現代化社會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會急劇變化的轉型期，大規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縛了手腳，也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穩定性，進而危及對法制信仰的培育和養成。其三，變法失之倉促，在變法時機的選擇和具體操作上操之過急，「數百年之舊說，千萬人之陋習，雖極愚謬，積久成是」(楊深秀語)，決非一朝一夕所能輕易改變。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之眾，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慮、通盤籌劃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專注於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風習，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視系統和配套改革，僅僅滿足於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能相互交換的局面」(黃仁宇語)，在銳意革新的同時不可避免對於傳統社會價值體系的留戀和回歸。改革作為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雖有仿行立憲、官制改革相輔，但缺乏內在聯系和呼應，雖各有成績但無法在整體上溝通，中間頗多窒礙難行之處，或不合於國情，或拘泥於舊法，難收實效。以上三端，決定了變法乃至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已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現代化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主要任務和現實需求的情況下，(依照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中國現代化的實現，當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擾，在今天依然擺在國人面前。今之學者，對百年前的這場改革雖評價不一，但對主持這一千年變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們卻不能不抱有某種超越時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著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雲：「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國或社會，……乃極為艱巨的工作。任何人間才子，盡管博學多能，亦不能僅靠理性與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項工作中，必須集中眾人的判斷，以經驗為先導，靠時間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實驗中，不能超越發生的錯誤，須由實踐中感到不便時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種廣闊的歷史眼界和對吾國吾人的真切關懷，那麼對於吾輩學人而言，欲「踵武前賢，繼續沈氏事業，實現法治於中國」[15]，恐怕也將是一種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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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二一)[M].

[6]劉偉.清末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王霞.地方督撫與

清末法制變革[J]，人文雜志，2001，(4).

[7]清實錄•光緒朝[M].

[8]李政.中國近代民事訴訟法探源[J].法律科學，2000，(6).

[9]寄簃文存六•政治類典序[M].

[10]寄簃文存•歷代刑法考•新譯法規大全序[M].

[11]寄簃文存•刪除律例內重法折[M].

[12]寄簃文存•歷代刑法考•重刻明律序[M].

[13]寄簃文存•歷代刑法考•法學名著序[M].

[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辭稿序[M].

[15]梁治平.憲政譯叢(總序)[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㈨ 趙萬一的學術成就

1.《民法學教程》（教材。參編）1987年9月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 。
2.《企業破產法論》（專著。與顧培東、張衛平合著）1988年10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3.《訴訟法大辭典》（工具書。合著）1989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破產法教程》（法學統編教材。參編）1990年6月法律出版社出版。
5.《中國民法學》（教材。參編）1990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6.《如何用法律保護自己》（主編）1991年5月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7.《國家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適度分離研究》（國家教委課題。專著。合著）1991年6月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8.《證券法的理論與實務》（獨著。專著）1991年6月雲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總字數為23.2萬字。
9.《中國房產法的理論與實務》（主編。專著）1992年5月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
10.《中國農村經濟法制研究》（專著。合著。國家社科基金「七。五」重點規劃課題）1992年11月重慶出版社出版。
11.《走向21世紀的中國法學》（專著。合著）1993年4月重慶出版社出版。
12.《商法原理》（教材。合著）1993年4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13. 《香港法要論》（主編。專著）1994年12月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
14.《證券交易法教程》（法學統編教材。參編）1995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
15.《破產法教程》（法學統編教材。參編）1995年10月法律出版社出版。
16.《中國競爭保護法律制度研究》（獨著。專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20.8萬字。
17.《證券法學》（副主編）廣東經濟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18．《競爭法》（「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經濟法系列。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審。參編並統稿。）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9.《民法原理》（司法部成人高等法學教育通用教材，副主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20.《中國民法學教程》（教材。參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21.《法學大辭典》（國家「七五」「八五」出版規劃項目），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擔任辭書副主編、民商法學分卷主編，撰寫約30萬字。
22.《商法學》（主編。司法部法學統編教材）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23.《證券法學》（主編。司法部法學統編教材）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24.《商法學》（副主編。高等政法院校法學主幹課程教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25．《精編法學辭典》（編委）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26．《證券法學》（主編），西南政法大學成人教育系列教材，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27．《商法學》（主編。全國重點政法院校系列教材）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28．《競爭法》（高等學校法學教材。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審。參編）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29．《商法學》（主編。教育部全國高等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審定教材）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30．《商法基本問題研究》（獨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字數34萬字。
31．《商法學》（主編。司法部法學統編教材）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32．《商法學學習指導》（合著。教育部全國高等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審定教材輔導資料）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33．《中國民法學》（教材、參編），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34．《商法》（主編。21世紀高等院校法學系列基礎教材.必修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
35．《現代法治理念與中國法律制度》（專著。合著）重慶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36．《民法的倫理分析》（專著、獨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29萬3千字。該書為西南政法大學建校50周年而推出的「西南政法大學學子學術文庫」之一種。中國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在台灣出版了繁體字本。
37．《商法學》（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該書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之「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材」之一種。
38．《商法案例》（主編。21世紀高等院校法學系列基礎教材.案例教學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39. 《公司治理法律問題研究》（專著、主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撰寫兩章5.2萬字。
40．《公司法：國際經驗與理論架構》（論文集、主編）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41．《商法》（合著，教材）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教學用書。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42．《淡薄明志——我的成長歷程》載於《山之魂海之韻——山東大學校友創業風采錄》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43．《商法課程隨堂測試》（主編）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44．《證券法學》（主編）現代法學教材，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45．《獨立設置的政法院校綜合改革問題研究與實踐》（合著），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版。
46.《商法學》（主編）（高等學校法學核心課程教材系列）法律出版社2006年8月版。 1.《論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與金平等合寫）《法學研究》1985年第1期。
2.《論所有權的權能》《法學季刊》1985年第2期。
3．《英國普通法上的留置權》《外國法學研究》1985年第3期。
4.《重慶市股份公司的現狀與趨勢》《經濟體制改革探索》1986年第1期。
5.《試論社會集資的法律調整》《中國法制報》1986年2月3日。
6.《經濟體制改革與農村家庭職能的發展變化》《中國社會科學未定稿》1986年第6期。
7.《建立適合我們經濟發展的新型法律觀》《法學季刊》1986年第4期。
8.《民法與社會進步》《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6年第4期。
9.《區分收益權與受益權沒有必要》《政治與法律》1986年第5期。
10. 《論委託經營權》（全文約20000字。載於佟柔教授主編的《論國家所有權》一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
11.《我國民法中應確立物權制度》《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
12.《政治體制改革芻議》《探索》1987年第2期。
13.《人民調解制度與中國傳統文化》《法律學習與研究》1987年第3期。
14.《試論技術引進的法律調整》《當代經濟》1989年第2期。
15.《民事訴訟時效制度初探》《河北法學》1987年第5期。
16.《法律手段在經濟運行綜合機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與法律》1987年第6期。
17.《淺析破產法實施的文化—心理環境》《學習與探索》1988年第6期。
18.《對我國民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全文約2萬字）《四川法學》1989年第3期。
19.《無價證券透視》《中國社會科學未定稿》1989年第6期。
20．《<證券法>：讓股市有法可依》《西南經濟日報》1998年12月29日第1版。
21．《聚焦市場經濟中熱點法律問題》《重慶商報》1999年6月13日第2版。
22．《「法」緣解人生--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專家趙萬一教授訪談》《中外交流》1999年第6期。
23．《法制之路任重道遠》《廣西日報。法制周刊》2000年9月20第5版。
24．《設立中公司的法律責任應如何承擔》《人民法院報》2002年9月6日。
25．《經濟法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研究》《現代法學》2002年第4期。約18500字。(該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12期作為首篇文章全文轉載。)
26．《中國商事信用法律制度基本問題研究》（合著）《中國商法年刊》（第二卷）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27．《契約自由與公序良俗》（合著）《現代法學》2003年第3期）約18770字。(該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民商法學》2003年第9期全文轉載。)
28.《對民法意思自治原則的倫理分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約17000字。
29．《論民法的倫理性價值》《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約14000字。
30．《論民商法價值取向的差異及其對我國民商立法的影響》《法學論壇》2003年第6期。約20000字。
31．《關於完善我國公司法的幾個基本問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32．《公司治理與投資者利益保護》載王保樹主編《21世紀商法論壇—投資者利益保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約29000字。
33．《公司內部監督機制的法律完善問題研究》（合著）《現代法學》2003年民商法學專刊。
34．《關於目前中國商法研究的幾個問題》日本廣島修道大學《修道法學》第26卷第2號。2004年2月27日發行。約27600字。
35．《對獨立董事制度功能的重新思考》（合著）《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第159-166頁）。17000字。
36．《論公司經營權及其行使》《西南法律評論》2004年卷第一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第1-18頁）。約2萬字。
37．《公司資本制度研究——從商法價值取向的視角進行解讀、評判和重構》（合著）《中國商法年刊》（第3卷），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38．《民法公平原則的倫理分析》《重慶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39．《財產權制度存在的基礎》（劉坤 趙萬一）《現代法學》2004年第5期第133-141頁。約22500字。（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民商法學》2005 年第2期（第58—67頁）全文轉載。
40．《商主體法律制度研究》（趙萬一 葉艷）《河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民商法學》2005年第3期（第74-80頁）全文轉載。
41．《論有限公司出資轉讓的條件》《法學論壇》2004年第5期。
42．《關於完善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法經濟學分析》《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43．《論公司收購中控股股東的誠信義務》《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44．《中國大陸公司法完善問題的理論思考》（台灣）《全國律師》2004年11月號（第32-47頁）。約12000字。
45. 《股東表決權的限制與排除》《法制日報》2005年3月3日第9版<理論專刊.法學前沿>。1600字。
46．《公司取得自由股份制度法律問題研究》《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113-118）。約1100字。
47．《論民法的商法化與商法的民法化——兼談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法學論壇》2005年第4期（28-33頁） 約11100字。
48．《醫療倫理範式的現實選擇》）《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19-22頁）約6000字。
49．《美國法的排擠式公司合並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7期（44-50頁）約1300字。
50．《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及其法律規制》《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第17-23頁）。約1100字。
51．《借款擔保中擔保人的連帶責任應如何承擔》《法制日報》理論版《法律人專刊》2005年10月19日第9版。
52．《物權法對國家所有權的有效保護》《法制日報》「法學前沿．實務」2005年12月8日第10版。約3000字。
53.《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辯證思考》《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05年第7期，第21卷。第502—503頁。
54．《「轉制」的關鍵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當代黨員》2005年第11期。第48頁。
55．《論公司的司法解散》《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第23—28頁。
56．《論我國反壟斷法的價值目標界定及制度架構》（合著）《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8—112頁。
57.《從民法與憲法關系的角度談我國民法典制訂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構》《中國法學》2006年第1期第117—127頁。約2萬字。
58．《有限公司股權繼承法律問題研究》（合著）《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第51-58頁。約11500字。（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經濟法學 勞動法學》2006年第六期第37—43頁全文轉載。）
59．《論我國法律碩士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6年第3期第41—45頁。約6800字。
60．《民法與現代文明》《法制日報》2006。4。13（11）之文化隨筆。約2000字。
61．《反壟斷法中的合並控製法律問題研究》（合著）《廣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第184—189頁。
62．《冷靜而理性地看待物權法中的爭議》《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三期第21-26頁。
63．《我國商業銀行破產法律制度構建的反思》（合著）《現代法學》2006年第3期第83—90頁。（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6年第8期第32—39頁全文轉載。）
64．《證券市場的「新老劃斷」—專家談<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辦法>》《法制日報》2006年5月22日第3版。
65．《我國民事主體結構的重構》（合著）《法學家》2006年第2期第86-92頁。
66．《我國反壟斷法的立法價值目標界定及制度架構》游勸榮主編《反壟斷法比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71-79頁。
67《法律制度的完善與創新：中國資本市場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保障》（合著）。載於高晉康 談李榮主編的《開放條件下的中國金融法制建設》，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18——134頁。
68.《對完善我國短線交易歸入制度的法律思考》（合著）《法學論壇》2006年第5期，第67—72頁。
69．《公司經理權的界定及其在我國的法律完善》（合著）《商業經濟與管理》（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科核心CASS、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全國百強社科學報）2006年第9期第68—73頁。
70．《法律為什麼會受到非議》《法學家茶座》第1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第12-16頁。
71．《未成年人不宜作為公司股東》《法制日報》（周末）「公司法務」2006年12月31日第10版。
72．《論國家所有權在物權法中的特殊地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第99—106頁。（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民商法學》2007年第4期第21-28頁全部文轉載）。
73．《公司捐贈法律問題研究》（合著）《公司法評論》2006年第3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74．《從煙花爆竹的禁改限談法律對民俗的尊重》《法制日報》2007。2。27（第三版）2100字。
75．《物權法是對公民財產權的有效保障》《法制日報》2007。3。21（3）
76．《法科學生應具備的基本知識》《法制日報》2007。4。1（13）
77．《公司捐贈法律問題研究》（合著）《公安法治研究——貴州警官職業學院》2007年第1期第23-29頁。
78．《從公權與私權關系的角度解讀國家徵收徵用制度》（合著）《華東政法學院學報》（全國百強社科學報，CSSCI來源期刊）2007年第2期第10-23頁。 （已完成課題）
1.《中國農村經濟法制研究》國家社科基金「七五」重點規劃項目；
2.《國家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適度分離問題研究》國家教委「七五「規劃課題；
3．《中國競爭保護立法問題研究》（已獨立完成）國家青年社科基金項目。
（正在進行的課題）
1．獨立設置的政法院校綜合改革問題研究（國家教育部規劃課題）；
2．證券交易中的民事責任問題研究（課題主持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批准號：02BFX010；項目類別：一般項目）。2002年立項。

㈩ 如何避開「無理由退房」陷阱

「無理由退房」，真退還是噱頭？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房企自春節起近一個月的線下銷售基本停滯。於是，房企紛紛啟動線上營銷模式，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在樓市的「無理由退房」，也成為眾多房企加碼線上營銷的「撒手鐧」。
「無理由退房」看上去無比美好，但購房者買到手的房子真的能「無理由」退貨嗎？「無理由退房」只是退定金還是可以退已付房款？在實際買房過程中，購房者真的可以做到「無理由退房」嗎？
「真退」還是「噱頭」
春節後興起的這一波「無理由退房」舉措，其實也是房企在疫情之下的無奈之舉。
疫情沖擊下，樓市銷售幾乎降至冰點。克而瑞監測的27個重點城市2月整體成交僅240萬平方米，同比下滑77%，創下有史以來最大跌幅，武漢、寧波等城市2月樓市甚至為零成交。
從企業層面來看，2月份大多數房企的銷售額同比出現大幅下滑。如首創置業合約銷售金額同比約下降89%，新城控股合同銷售金額同比減少56.55%，碧桂園權益合同銷售金額同比減少49.97%，保利發展簽約金額同比下降39.94%，融創中國合同銷售金額同比下降33.17%。
而疫情之下，對現金流要求極高的房地產企業，為了賣房可謂使出了渾身解數，除了火速推出線上售樓和直播賣房，「無理由退房」舉措也極為吸睛。
如陽光城明確自2月6日起至3月31日止，在草簽並支付規定首付比例之後，對指定房源可以享受無理由退房；新城控股規定2月1日至28日在「小新e房」線上認購，60天內可無條件退房。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自年後復工以來，融創中國、美的置業、禹州地產、時代中國、花樣年、大悅城、碧桂園等房企紛紛推出了類似的「無理由退房」措施，期限從30天到180天不等。
那麼，房企推出的「無理由退房」是真退還是噱頭？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近日調查發現，有些房企推出「無理由退房」舉措，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往往只是在玩文字游戲，其中還有著眾多套路。
「退房」只限退定金
「我給您發一下我們樓盤的資料吧，現在都是在線看房，您要是覺得合適就交1000塊錢定下來，我們現在是無理由退房。」這是《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近日在手機上收到的鄭州某樓盤銷售人員推送的信息。
不過，當記者詢問什麼是「無理由退房」時，這位銷售人員表示：「就是把您的1000塊錢（定金）退給您。」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很多樓盤項目都承諾「無理由退房」，但表示僅僅是「退定金」。至於簽訂合同之後，則直接表示「無法退房」。
「您需要繳納5萬元的認籌金，在規定的時間內交齊房款就可以了，您選擇退房的話我們可以把認籌金全額退還。」 北京朗廷灣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簽訂了購房合同，交了房款之後就不能退了。」
北京喜悅學府項目的置業顧問告訴記者，目前該樓盤定金需要30萬元，該定金能夠以「無理由退房」的名義退還。不過他同時透露：「我們現在能0元鎖定房源，只要您提交相應的客戶資料。」
也就是說，該樓盤甚至省掉了別家幾千元的訂房金。該置業顧問透漏，目前每天選擇0元訂房的客戶有10人左右。
在回答能夠退還購房款時，他選擇了迴避：「如果你覺得咱們項目符合要求，您再交房款。如果您不滿意，那您也沒必要折騰。」
北京的多位中介人員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目前購買新房幾乎都是只能退定金，一旦簽了合同則無法退還。」
3位「退房」者的遭遇
事實上，「無理由退房」並非新鮮事物，早在1995年SOHO現代城便首先提出了「無理由退房」。到了2001年，潘石屹的無理由退房政策變為「年息10%的無理由退房」，也就是說，這其中包含了退款的時間成本。
上述朗廷灣的銷售人員也告訴記者，定金可以退。「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那麼，如果購房者簽訂了購房合同後希望退房怎麼辦？記者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相比退定金而言，這是一個漫長且勞神的過程。
「我的購房首付款在開發商那裡已經有將近9個月了，到底什麼時候能完成退款，我也不清楚。」 去年在北京石景山買房的謝凱對記者說。
2019年6月，謝凱支付了房屋首付款，但是因為網簽的原因，一直到當年12月才拿到銀行貸款。不過因為其他原因，謝凱決定退房，該樓盤開發商也答應退款。不過從今年1月才開始申請走退款流程。
目前，謝凱的購房首付款仍然杳無音信。「我已經准備起訴開發商了。」
而劉坤則是交了25萬元的認購金之後便後悔了，但他並未簽訂購房合同。去年劉坤繳納完認購金後，他所購樓盤的開發商便開始大規模打折。「我認購的房子一下子虧了6萬元左右，作為一個普通百姓，這可是我們家半年的收入呀。」
當劉坤向開發商提出退房要求後，得到的答復是，需要再繳納25萬元後才能將之前的認購金退回。
而王洋在退房時，則遭遇了被扣違約金的經歷。購房之前，開發商給王洋的承諾是可以退全款，但他真正申請退房後。「我被告知需要走3~6個月的流程。」
兩個月後，王洋接到了開發商「扣除12萬元違約金」的要求。發商的解釋是，因為他的貸款銀行沒有通過，導致沒有及時繳納剩餘款項。「之前開發商明明承諾的是，如果貸款被拒可以退全款的。」
「無理由退房」陷阱咋避免
那麼在購房過程中，購房者如何避免掉入「無理由退房」的陷阱？
北京雲亭律師事務所張奇律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無理由退房』作為房地產企業向購房者發出購房要約時附加的一項條件，屬於購房合同的一部分，只要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法院一般會認定合法有效，對雙方均有法律上的約束力。」
張奇表示，「無理由退房」往往是附加一定條件的，而房地產企業在宣傳時僅僅強調可以「無理由退房」，但是卻不向消費者示明「無理由退房」的條件。因此，往往陷入「購房者『無理由退房』無需承擔任何違約責任，但又以購房者存在其他違約行為而拒絕購房者『無理由退房』」的矛盾中。
因此，張奇建議，購房者在繳納認購金、簽訂『無理由退房』協議時，應全面了解退房的要求及其所附加的條件。」
「此外，購房者所繳納的認購金，在『無理由退房』協議上多表述為『定金』。按照法律規定，在協議對『定金』無特殊說明的情況下，如果因購房者原因最終交易未達成的，購房者無權要求退還定金。所以，消費者在繳納認購金時，一定要明確認購金的性質。」張奇補充道。（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謝凱、劉坤、王洋均為化名）